-
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
当前大部分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均设想我们只能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种维持全球秩序的策略之间作出抉择。
-
美国法学界从90年代以来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法学流派:法律与文学。它主张强调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他们当中激进人士更主张,将法律实践本事当做一种文学活动,将控辩双方活动当做一种叙事或修辞。
-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
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大。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环境文化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是文明转型的更高起点。
-
职场小说并非完全是舶来品,1990年代以来最早的雏形是官场小说。
-
2007年5月,六卷本《读书精选》出版不久,我们试图联络《读书》的两位主编,请他们回顾《读书》杂志十余年来的成绩、不足和持续不断的争议,但因汪晖先生出国,采访被搁置。等我们重新拾起这个计划,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一场热闹———上周,北京某报刊发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激起了围绕《读书》的又一轮争议和对峙。
在这次采访中,汪晖先生既对我们原来的采访计划做出了回应,也谈及了《读书》的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参与讨论它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总拿一些陈旧的说辞,针对一本作为载体的刊物炒来炒去。
遗憾的是,因黄平先生不在北京,我们同时采访《读书》两位主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