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姚宏越：《收获》三十年

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４日，《收获》创刊，这是一本７０万字、３２０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１元４角。《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 《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在《收获》的５1年历史上，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１９６０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１９６４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了上海作协,每册定价七角。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再次复刊。

复刊之初，《收获》刊发的作品展现几代作家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得年代，以个人勇气直面现实，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对人性觉醒的探索，在理想和现实间选择的两难，如《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而从1980年代中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产生了新美学思潮，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收获》在1987合1988年连续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日渐成为中国文坛主力，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新景观。1979年复刊至今的《收获》，见证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30年新时期文学的兴衰成败，中国当代文学面貌上的脱胎换骨，并在很多时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甚至发表的作品打破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思想禁锢，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无不是从《收获》中走出来，收获自己的文学天地。

当记者回访近30位当代知名的作家时，他们中很多人都由衷地感谢《收获》，当他们聊起年轻时代在《收获》上发表的那些作品时，清晰的回忆拼接起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新时期的文学史。

1979年
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不是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而是从1978年算起，“因为就文学的‘复苏’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陈思和语）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形成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1979年10月，中国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出对文化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不久“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84年的全国作代会则明确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但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并没有一夜小时，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等等，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探索都回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甚至不乏有重拾“批斗”的声音。但和改革开放路线不可阻挡一样，作家们的文学探索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在读者拥护声中，翻开新的篇章，这也使1980年代初的文学生机勃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渐渐恢复活力。
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也许预示着命运多舛的中国即将走出了政治运动的黑夜，又迎来了新的早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而成。选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作为《收获》复刊号重量级作品，也许是续上1957年《收获》创刊那年的血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即是在那一年的《收获》杂志上刊登。不过，正如《收获》之后20年间走在“停复刊”之间，三部曲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从1957年在《收获》发表，1958年出版之后，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近20余年时间。《上海的早晨》的经历，只是中国文学和作家的一个缩影。
从维熙在文革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墙下的白玉兰》在《收获》第二期刊发，“大墙文学”不胫而走。小说约6万字，描绘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监狱里与“四人帮” 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说出了一句没有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政治思想届。那时杂志复刊不久，刊登《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期从开印时万册飙升到后来的几十万册。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时，“正是我结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 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小说在1979年第2期《收获》杂志刊出后，《新华月报》第6期给予转载；1980年上影《电影创作》第6期，把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剧本被评为当年上影优秀的电影剧本。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来的各种麻烦，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放绿灯。“让我最为惊愕的是，当年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一千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位知名文学杂志编辑还给《收获》写信，称我是跟苏联解冻文学时的爱伦堡一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维熙向早报记者回忆起三十年前的这部曾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作品，作家手上的一份材料还记录着当年他所服役的劳改单位，专门为他这部“大墙文学”小说所开的会议，“1980年1月26日，我所服役的劳改单位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专门为《大墙下的红玉兰》召开。他们除了上书中央称我为‘从犯’外，还在一份材料上写到——从犯所在劳改农场，现有犯人七百多人，现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不认罪了。——言外之意，劳改犯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或者广播收听到了《大墙下的白玉兰》后，开始反抗改造了。劳改单位工作人员进而公开对‘拨乱反正’政策提出了质疑。”“我曾对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已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从维熙回忆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已刚刚确立，但几十年极“左”思想还不愿在历史巨变中退位。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虽再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从维熙说。
不过在从维熙看来，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必然，“即使我没有写，受难的知识分子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作家也向早报记者承认，如果没有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徹，“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我真有可能再进大墙。”
从维熙手头保存着一份发黄的1979年第2期《收获》，封面上贴着一条胶带，而这期对作家极具纪念意义的刊物是一位热心读者冷痛割爱转给他的。“前两年我去深圳，深圳金威酒业老板陈鹏飞请我签名留念；但当他听说我自己已丢失这本刊物，他最后还是割爱送给了我。”
从《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30年来从维熙大部分重要作品也都在收获发表，比如1981年发表的《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1982年《远去的白帆》，“ 《远去的白帆》最早是给另一份知名文学刊物的，但编辑看了之后让我修改那些逼真地残酷描写，还对我说：不要在坟堆里掏黄金了。但对我而言，那段历史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能遗忘的。”根据从维熙的回忆，正好1981年底，巴金从法国参加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活动，途经北京，“巴老女儿从我这里拿走了手稿给他父亲，巴老不顾疲劳连夜看完，然后很快就在上海排版了。
复刊后第一期《收获》还收入了刘心武的《等待权利》。1978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班主任》后的刘心武，成为当时文学青年的偶像，小说与卢新华的《伤痕》一起成为“伤痕文学”的发轫。复刊号的《收获》约来刘心武也自有其道理。小说名出现“权利”一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权利”为何物已经很多年，小说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国人对“权利”意识的一次启蒙。
巧合的是，复刊后第二期《收获》上，还刊发了另外一篇“权利”小说——女作家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长期极左路线折磨着人的精神和肉体，包括对人们对美好爱情权利的剥夺。1969年，张抗抗从南方杭州插队到黑龙江的农场，8年的农场生活异常艰苦，“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张抗抗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爱）。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小说的灵感是我和一个女同学一起在哈尔滨看电影的时候跳出的念头。1978年，当时我还是哈尔滨艺术学校读书的学生，我在一间琴房里很快写下了这个小说。小说提出了一个‘权利’问题，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张抗抗对早报记者说。人还远在黑龙江的张抗抗在1979年初将手稿最初给了《上海文学》，“当时《上海文学主编》是茹志娟，不过她建议我把小说给《收获》，也确实在《收获》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回忆与《收获》20年的友谊，张抗抗说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编辑孔柔“用密密麻麻的小楷毛笔写的一封封修改意见信，从上海到哈尔滨。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作家的写作指导过程，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修改往来过程对作家就像是一个‘写作班’。”张抗抗说。
那一年的《收获》第二期还发表了冯骥才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作为刘心武的追随者，冯骥才的这部中篇小说是“伤痕文学”中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铺花的歧路》是我在1978年夏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栋小楼里面写的，当时像我这样的不少文学青年都在那栋楼里去写作，大家交点钱就管吃管住，比如叶辛也在那里待过。” 冯骥才对早报记者说。自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激励了包括冯骥才在内的一大批年轻作家，他们感觉到一个解冻破冰时代的来临，“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必须突破思想禁锢，必须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在身上，那种责任感是从个人良知、内心发散出来的。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深受激励，决定写像这样的一种小说。”
《铺花的歧路》原来的名字叫《创伤》，写好后就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出版社内部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给我的定性是‘反对文革’，那个时候党对文革还没有最终定性。我还记得，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韦君宜建议让我和其他两位作者一起在北京开个研讨会，轮到我发言的时候，茅盾走了进来。茅盾当时对这部小说当场肯定的，他支持这部小说，但也提了一点意见。但就算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没有下决心是否出版。”在漫长的争论中，卢新华《伤痕》发表了，“《创伤》跟这个名字有点接近，所以我改成了《铺花的歧路》。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文革中的红卫兵们，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走上歧路。”冯骥才对早报记者说。
正在这个时候，《收获》编辑李小林打电话过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巴老的女儿。然后我就把小说书稿寄到了上海，她还把小说给巴金看了，他也支持这个小说。然后在那一年，《收获》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和《啊》。”
不过，冯骥才说，就对他个人而言，《收获》在复刊年上发表的两个作品中，《啊》的分量更重，“它揭露了文革的残酷，文学性也更强。冯牧看了以后对我说，他一晚就看完了，看得浑身发冷。不过，他后来在会议上还是委婉地说：要是有个正面人物就好了。”“后来，首届全国中篇小说评比上，《啊》拿了二等奖。后来我得知，评委们本来是要给一等奖的，但怕领导们看了这个小说不高兴，出于保护作品和作家考虑，我的名字出现在二等奖中间位置，用他们的话说‘获奖，但要藏起来。’但在发奖仪式上，冯牧他们还是让我代表获奖作家发言。”
那一年在《收获》上最风光的“年轻”作家无疑是身在贵州乡下的上海人叶辛，他的知青文学发轫长篇《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那年第五、六期全文刊载。小说带来的新鲜之处在于以爱情为主线，着意描绘几种类型知识青年的性格、理想和命运，刻划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反当时比较流行的“控诉”文体，但其中对农村的浪漫主义描写后来也被人所怀疑。谈起这部小说在《收获》上的发表，叶辛对早报记者回忆道，“1979年初我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他们总编辑韦君宜谈稿子，他当时正在看刚刚复刊的《收获》，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收获》复刊了。而我已经在1978年底我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久，叶辛从北京回到贵州乡下，然后把稿子寄给熟识的上海文艺出版的编辑，“那位编辑一直看好我的作品，就把这部手稿又推荐到了《收获》编辑肖岱那里。”不过用肖岱地话说：“全国文学爱好者都知道《收获》复刊了，自发来稿非常多，文学的小道上挤满了人，所以稿子要按先后排队看。”手稿拿到《收获》是三月份，“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在贵州乡下收到了杂志社寄过来的便签，大致意思是审稿完毕，准备在第五、六期上发表，特此告知，上面还有一个红公章。过了几天，我到贵阳出差，那里的同志订阅了《收获》，我就从那里才看到，自己的小说在上面发表了。”叶辛对早报记者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不过叶辛更重磅的小说《蹉跎岁月》很快又在《收获》上发表了。“1979年底，我到上海探亲，那个时候刚刚写完《蹉跎岁月》，乘这个机会带着手稿到《收获》杂志社去。”“在探亲的几个月里，我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杂志社，一方面和编辑聊怎么修改稿子，一方面取热情读者看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后寄给我的信，每次总有十多封。”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刚刚在1979年底刊载，所以《蹉跎岁月》将安排在1980年下半年才发表。“小说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编辑说，小说要到年底再发所以好好再想。正好，那年还要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同去的上海作家还有王安忆。四、五月份的时候，编辑开始催我，有一天早上我在散步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我觉得‘蹉跎’这个词跟这部小说特别贴切，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上海告诉他们小说名字我取《蹉跎岁月》，我在电话中听到编辑们马上就拍板了这个名字。”
让叶辛始料未及的是，《蹉跎岁月》在《收获》刊发期间，创下了杂志发行量之最，“刊登《蹉跎岁月》上半部分时，《收获》印了50多万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时，《收获》发行了110万份，这是《收获》发行最高峰。” 《蹉跎岁月》掀起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高潮。
“我常常对学生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我带入了文学界，《蹉跎岁月》则让全国读者都认识了我。” 叶辛说。
成名于知青文学的叶辛，30多年来其最深入人心的作品依然是那些描写知青的故事，每每签售会，一批批他的知青“战友”总是忠实的排在签售队伍中。
成名于文革期间的女作家谌容一度被认为是“浩然式”的作家，她那部发表于1975年的《万年青》同浩然的《艳阳天》一样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还被四人帮当作阶级斗争路线的工作。“不过我认为《万年青》描写了一批中间人士，所以一度不能被出版。”文革结束，下放北京郊区的谌容的回到城里，在中学教授俄语。不同于，一大批文革中红的发紫作家在新时期销声匿迹，谌容并没有放弃写作， “因为我在文革中问心无愧，我在1978年写了《永远是春天》。”《永远是春天》描写了饱受磨难、意志坚强的的老干部韩腊梅，标志着摆脱“极左”路线，重新回到文坛，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但真正给谌容巨大成功的是《人到中年》，小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那一期的《收获》更成为当时最紧俏的阅读物，“后来刘心武开玩笑对我说，《收获》一期的价格是1元，‘人到中年’这个小说名每个字的价格是2角5分。”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一方面，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超负荷地工作。对于小说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谌容对早报记者说“这是因为，《人到中年》可能是新中国以来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 谌容说：“有的同志把陆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颗星星，说她在我们的生活中静悄悄地放着光芒。我同意这个比喻。我认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灿烂的夜空。他们不求闻达，只把自己的血与力献出来，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多难的祖国。” 通过塑造这个人物形象，谌容向全社会发出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强烈呼声。陆文婷的命运和遭际折射出此类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社会矛盾，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解决这些矛盾的迫切愿望，而这又正是对全面改革的呼唤。“我最早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抗战期间我随国民党法官的父亲避难于四川农村，后来又下放农村多年，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后来谢了《人到中年》等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也跟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有关。”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写《人到中年》时，由于各种原因，谌容“失业”在家，“写《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时，我都没有工作，借了很多钱，《永远是春天》发表后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后才开始还债。可以说，我是那个时候真正的‘专业作家’。”
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成为1980年初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电影在1982年就拍好了，但电影要到1年后才能上映。” 谌容说，“审这部电影时，我陪着中央领导胡乔木一起审，他建议我修改下结尾部分，但我拒绝了。”

讲述：

张贤亮
发表于1985年《收获》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在1984年创作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职业作家，获得了三次全国小说奖。我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年代，一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另外一方面文学和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多禁区需要突破。20多年的极左路线不仅是对人心理的破坏，也是摧残了中国人的生理。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的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正因为我试图冲破“性”这个文学禁区，整个80年代对这部小说有不小的非议和争论，据统计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竟然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写完这个小说之后就到美国爱荷华州参加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班去了，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发表之后，国内正好兴起了一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我的这个小说被当作批判对象之一。我在美国一点都不知道，但美联社却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我的小说受到批判为例来说中国又将进入政治运动，我由此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作品在国内的处境。当时，台湾有关当局还打电话策反我，并许诺如果我不回大陆就给我10万美金生活费。在我结束写作计划的时候，聂华苓专门给我开了一个告别宴，我当着与会近百位中外作家和记者表态，表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开放有信心。事实证明，这个改革开放中的插曲很快过去，没想到我这部小说的遭遇成了改革开放曲折前进中的一个插曲。

陆天明
1982年在《收获》上发表的《白杨深处》对我个人意义非常状态，在文革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但是很多在文革中颇为知名的作家到了新时期都找不到写作方向，退出了文坛，我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因为《白杨深处》这部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启我个人写作的新篇章。除了这部小说，当年在《十月》上海发表了我另外一部作品，这一年对我而言是脱胎换骨的一年。《白杨深处》我前后重写了6稿，小说虽然只有10万字，成稿文字达 60多万字。关于《白杨深处》发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手稿寄到《收获》杂志后，李小林找我到他家去改稿子，后来我是在他家一楼改了这个稿子，当时李小林父亲巴金就在楼上，但我没有去打搅，这也有点遗憾。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到巴老家改稿子的《收获》作者吧！
王安忆
1980年第4期的《收获》上，我发表了《广阔天地的一角》这部短篇小说，之后的第6期又发表了《新来的教练》，之后又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1980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一半的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写作，那个阶段集中写了一批作品，其中就包括《广阔天地的一角》和《新来的教练》等，这些短篇小说后来就收在了《雨，沙沙沙》这部小说集中。发表《广阔天地的一角》时候的《收获》编辑是郭卓，也是我母亲的老战友，我母亲最初为了避嫌建议我 不要在上海的杂志发，但最后她觉得确实好，忍不住还是给了郭卓。这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在1980年代初，我在《收获》上集中发了一批短篇小说，1986年后开始发中篇，后来觉得自己满意的作品就一定首选在《收获》上发表，我应该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了。
1987
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和文学路向，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杂志上。198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年的《收获》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震动当年文学界。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有文学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势力青年作家集体亮相。
事实上，“先锋作品专号”并非是先锋文学的发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同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才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开拓之作。他在1985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和《拉萨河女神》成为当时文学青年推崇的文本，后来毕飞宇在对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也说：“马原是我的老师。”不过，因为 1987年《收获》的这个专号的推出，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
“先锋作品专号”的推手是在《收获》只工作了5年的年轻编辑程永新，他这一青年作家专号的建议得到李小林和编辑部的支持。“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一代作家有所不同。”程永新后来回忆说。“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同时参加会议的马原都敏感地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零星的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游兵散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如何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形成一定的气候，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要在《收获》上做这件事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收获》做了这件事才不愧为《收获》。”程永新当年力推的这批作家后来在1990年代后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成了他20多年老朋友。
但“先锋作品专号”中的不少作品令老一辈作家头痛不已，有老作家直言：我一篇也看不懂，相关批评不断。于是，直到1988年第六期，《收获》才再次推出“ 先锋作品专号”，收入作品有《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不过，其气势明显不如第一期专号，多数作家也已经是《收获》和文坛的老面孔了。而用马原的话说，“颓态渐露”。
专号的最大得益者之一无疑是余华，在此之前他仅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过一两个短篇。先是《四月三日事件》上了专号，然后在紧接着的第六期，《一九八六》又上版了。在《四月三日事件》里，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着自己在说“四月三日”，因而以为四月三日将有一个阴谋针对自己发生。当“他”试图去弄清楚四月三日究竟有何不寻常时，他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他的问题，提防或监视着他，这使他确信他们都是“四月三日事件”的同谋者，终于在四月三日来临之际爬上一列运煤车离家出逃。这一来，作为幻觉的迫害不论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对于自我来说，它已经以出逃和无家可归的结果证实了迫害对于个人的真实存在。作为历史的寓言化，《一九八六年》以死亡叙述表现了对“文革”以及封建专制统治的久远历史作出的反省和批判。1986年，浩劫已成为历史，小镇已是春天。但是历史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相反，在这浓重的阴影下，春天的灿烂却显得如此脆弱，被人们“精心埋葬掉的那个黑夜”总是突如其来。这类充满血腥气的描写，是关于“文革”的可怖记忆伸。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作家之一，“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三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余华对早报记者说，“在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之后，1987年第6期上又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当时我的编辑是肖元敏，他认为这部小说中一些残酷的情节描写在当时不太能被接受，他希望我做些删节。肖元敏为了此事，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我做些修改，并手抄全文附上了他的修改意见。我非常感动和受宠若惊，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名无名作家，编辑对无名作者作品胡乱修改是常有的事情。”
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李小林看到之后，她就坦率的对我说，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不好，要求我修改，直到她满意了才行。她这么严厉可能她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作家，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于是，我几乎把后半部分重新写了一遍，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在余华看来，“《收获》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琼斯指数，从《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所以，肯定有爆发，有平庸。”

专号上最大牌的作家是马原，实际上早在1985年，马原就已经在《收获》上开始发表作品，《西海的无帆船》刊登于1985年的第五期上。“《西海的无帆船》是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想要在《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求太高了。在发表《西海的无帆船》之前，我已经给《收获》寄过稿子，不过都被退回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西海的无帆船》写于1984年，那时的马原还是位在**工作的记者。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他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许多人模仿和小说实验的起点。与他同时莫言则在表达自己的感觉方式方面显示其先锋性。1982年，马原来到**工作，“在我来到**后写的第一期小说中，大多具有强烈印象式的风格，但随着我在**的慢慢了解，第二期的小说开始关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西海的无帆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有很多无人区，无人区里生存的困难特别适合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西海的无帆船》，坦率的讲，小说里有我个人经历的成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
而发表在专号上的《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人经常开玩笑说1987年是‘马原年’，因为除了《收获》，那年我还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重要作品。1987年是我写作状态最好，作品写的最多、发的最多的一年，但当时文学上的繁荣，在我个人看来已经透出了一点颓势，我的个人写作也出现了颓势，这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得到了印证，而我在1989年之后写作基本上就中断了。也正因为如此，李小林大姐好几次都鼓励我再次写作，她常常说：‘别人不写我不管，但马原你不写我要管。读者那么喜欢你的作品，我们那么喜欢你，你说不写就不写了？’”
先锋的马原在创作了让他近乎虚脱的《上下都很平坦》之后，最早走上“平坦”之路，然后慢慢不再写作。

苏童的小说富有精致细腻的文字魅力，对心理的展示神秘、传神、微妙，充满想象力。苏童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青石与河流》，刊登在1986年的第五期上，“在这个杂志上发作品是很难的事情，当时文学小兄弟、小姐妹们都特别羡慕我。”苏童对早报记者说，“《青石与河流》是得到了好朋友黄小初的推荐，他把小说推荐给了程永新同学，第二年，程永新就向我约稿了，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程永新约到的稿就是后来发表在“专号”上的《1934年的逃亡》，虽然这部小说上了著名的“先锋号”，但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他却说，这部小说只是“ 仿寻根”小说，“《青石与河流》和《1934年的逃亡》都是我当时对社会思潮——特别是寻根思潮的回应，我把这两部小说看作是自己‘仿寻根’小说。《青石与河流》里面没有我个人的经验，都是我个人阅读的想象，而《1934年的逃亡》里面的家庭史有一点我母亲那边家族的影子。但是，这两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之后，我马上自觉意识到，要摆脱这样一种模仿的写作状态，急于希望脱身，寻找自己的写作状态。”然后就有了1987年底发表在《收获》上的《罂粟之家》，它虽然还是家庭史的写作，但小说的文体和视角都是非常独特的，“摆脱了寻根文学对我的束缚”，后来评论界也把它当作“先锋文学的早期文本”。
“先锋号”上还刊登了孙甘露的实验文体《信使之函》，写这部小说时，他还在邮局工作。“当时，能看到的杂志不多，但却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一个《信使》中文版，我每期都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来看。我在邮局工作，对‘信’当然有敏感性，之后却成了小说的一个灵感所在，通过‘信’观察这个世界。”孙甘露对早报记者说。在先锋作家里，孙甘露在语言的实验上走得最极端，他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尤其是小说语言的诗化。华美，纯净，意想不到的搭配。
孙甘露还回忆，1986年上海作协在茹志娟主持下开了青年作家创作讲习班，他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程永新，“程永新后来主动向我约稿。当时文坛的情况是，年轻作家不满传统的文学叙事，大家零星的也写了一些所谓与众不同的小说，但《收获》对此很敏感，然后有意识的组织一批年轻作家作品，集中在‘专号’上推出。我们这批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读者对‘小说’形态的看法，在当时对文坛的震动非常大。”孙甘露说。
“先锋作家”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非则很遗憾的错过了“先锋号”，在1987年第六期上，他推出了代表作《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格非的小说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但跟马原不同，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线圈式的迷宫，不同的人的理解和诠释会截然不同
谈起这部成名之作，格非对早报记者说，“1986年的时候《,追忆乌攸先生》发表了，我觉得可以写点其它东西，然后我就决定写第二篇小说 ,也就是《迷舟》。当时那个感觉也特别的好，每天晚上大概四五点钟 ,我和女友就约好到华师大文史楼前面的大草坪见面。每天我们在固定的地点——棵树边上 ,拿报纸垫着 ,坐在那里聊要写什么 ,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要写一个警卫员 ,一定要把他隐藏得很深 ,任何人都察觉不到这个人会杀死他的旅长。”“我想到这个想法以后就很兴奋 ,于是我们就商量怎么写。我就是要写命运的偶然性、不可捉摸 ,因为我当时对这个题材已经很着迷了 ,在我看来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可能去把握的。当时我对中国历史也作了一些研究 ,感想特别地多 ,于是就想写这个来暗示历史 ,暗示命运。当时我给她讲了这个故事以后 ,她也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很好。然后我们就讨论要把这个故事放到哪个年代。我不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形象 ,需要的是一个中立的人物 ,于是我就想到北伐 ,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点儿北伐方面的书。《迷舟》很快就写完了。写《迷舟》的时候 ,我同样感觉特别好 ,特别激动 ,好像在你眼前铺展开来的一切都是新的。”
写完《迷舟》以后，格非就拿给好朋友吴洪森看，当时他和《上海文学》的关系特别好 ,他带着稿子去找周介人——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上海文学》把稿子退回来，“周介人因为是吴的朋友 ,所以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说实话 ,我当时很激动 ,不是很悲伤 ,因为我觉得主编居然给我写退稿信,而且写得很长,指出我小说的不足，说我的这篇小说是通俗小说,所以不能在《上海文学》发表。吴洪森知道以后非常生气, 他让我把小说给《收获》,当时我想《上海文学》都不发，《收获》怎么可能发呢?于是我第二天又跑到作家协会去了 ,我跟李洱两个人。”
“《收获》的编辑程永新让我把稿子放下 ，我们也就走了。回到学校我就想 ,肯定没戏了。过了几个月 ,我实在等不及了 ,就想这个小说要是不发那我就拿回来好了。于是我就给程永新打电话，冷冷地说，‘请你们把稿子给我寄回来吧。’他说‘: 寄什么寄 ? 早就给你发了。’”格非说，手稿上贴了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图，当时《收获》居然觉得这图很重要,把图也印上去了。　

同样没有赶上“先锋号”的还有莫言。1985年，第五期《收获》发表了莫言的《球状闪电》，“《球状闪电》是我1984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写的，写完后给了同学崔京生，他跟《收获》有点关系，趁着1985年初春节探亲的机会带到了杂志社，没想到在1985年第5期上就发表了，我记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二条位置。”莫言对早报记者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幻想常常和写实成分交叉并进，混合交融，使作品具有一种亦幻亦真，朦胧迷离的特色，如《球状闪电》。从《球状闪电》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后来被称之为“先锋”的作家们是如此的深受拉美文学的影响，比如在〈球状闪电〉中，鸟老头大把大把地吃墙上的蜗牛及腐土里的红蚯蚓的情节，就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丽贝卡吃蚯蚓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中，莫言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是1987年的《红蝗》，“《红蝗》写的过于渲染了，当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稍微节制点，当时没有那么做，有点遗憾。”在《红蝗》中，莫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丑的上面，一种对丑的堆砌。他恨不得把所有被人们认为是丑的东西在这里都写到，诸如屎尿、尸体、污垢、伤口、死亡等。
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之多，“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莫言说。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观念的时候说道，“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更远，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富有新意的作品来，就要看他‘超越’故乡的能力。”所以顾彬也说，“莫言盖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
讲述：
叶兆言
中篇小说《五月的黄昏》写于1985年，当时我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写完之后最先托朋友给了《花城》杂志，我以为已经发了，所以也没有在意。但1年后，稿子退了回来，我只好再转给《收获》，然后在1987年出版，那个时候我也从南大毕业了。要知道，当时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要发表作品时非常困难的，手头积压了一批作品，只要能发表就行。
张炜
1985年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你好！本林同志》，小说是在1984年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还正在创作《古船》。写《你好！本林同志》的时候，我还是济南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常常下班写小说写到凌晨一两点钟，然后7点半到机关打扫卫生，1984年底我才正式专业写作。
写《你好！本林同志》的那个年代，现在回忆起来依然非常清晰，一直认为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更生气勃勃，环境比较单纯，人也更健康、有力。就我个人而言，那几年是我个人写作状态最好的一段，创造力也更强。《你好！本林同志》是我发表在《收获》上的第一部小说，小说是回忆童年的故事，现在读来还非常感动真挚，小说中童年的画面现在是没有了。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写作，与后来的体验式写作很不一样。
除了《你好！本林同志》，后来还在《收获》上发表了《九月寓言》，这部小说《当代》本来已经定稿了，这个时候，他们一位老编辑听说来了一部重要作品，他要看看，然后他提出要把“忆苦”这一段删除了，觉得写得太悲惨了。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就打电话给《收获》李小林，最后小说是在那里完整发表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九月寓言》是我最看重的作品。

进入1990年代的《收获》杂志，依旧时刻保持敏锐，时刻注重观念的更新，但同1990年代文学形成强烈互文性的是，《收获》上的作品或者说1990年后的文学，已经不再承受1978年以来持续10多年的社会功能，也无法再用某个概念去简单概括某些文学创作，陈思和教授称之为“无名”特征，1980年代文学思潮线形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潮流、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文学价值和写作更加多元。通俗与纯文学、市场与主旋律、实验与流行，他们各自泾渭分明的找到自己的赞助人和读者，国家意志、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形态各司其责人，也正因此文学构成相对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而其中,市场是所有作家开始直接考虑的问题。在1980年代文学大潮的获益者，他们比后来者领先一步树立其在读者中的位置，因而在市场中卡住先位，但他们中更多人的作品在市场兴起文学阅读下落的1990年代及其之后，只能体制内维持既有的声望和生存条件。而一大批年轻作家，少数人依然遁寻着1980年代（其实只是相隔数年而已）的成才之路：写作——文学刊物——出版——获奖——成功成功。但更多作家已经意识到市场对文学不可阻挡的冲击，有现任率先离开体制，在写作手法、文字、题材等发面革新，写出读者愿意看的故事。而这个势头到了2000年之后，已经成为主流，不过出版更多成为作家和出版商共谋的生意，没有太多作家能真正不受出版商、读者口味的影响。
此外，1990年代以来作家的社会历史观非常相近，却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他们的体验，建构个人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从而，使新时期作家从习惯性的宏大叙事中走了出来。但吊诡的是，文学多元发展，卸掉社会启蒙和宣泄的包袱，作家声望下滑生存状态各异，有人称之为“文学衰弱”，也有人说只是恢复“文学常态 ”，争论持续至今。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们其实并没有失去文学创造力，但关心文学的人确实已经不多。
1998年5月份，文坛新锐作家朱文等“以民间的方式”向全国多个城市的作家发放《断裂:一份问卷》，形式被设计为“一个作家向另一个作家提问”，13个问题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中有没有文学偶像，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否有其权威性，《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是否能够真实地体现目前中国文学状况和进程等。问卷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叛逆、彻底否定现存文学秩序的姿态。这样一种彻底背叛文学体制“断裂”，也许是整个文坛1990年代以来陈思和教授所说的那种“无名”的写照。在碎片划的世界中，作家站在不同立场上写作，或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或极端构建个人世界，或只是服务于消费主义……陌生、混乱的“无名”，毕竟使文学走出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发出独立的声音，也包括反叛的声音。
受益于1980年代的作家，有的江郎才尽，有的作品依然一部部出版，也有一大批作家在这个年代突围而出。

韩东
南京韩东在1980年代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诗人，写小说的经历最早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其小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而“作家韩东”的称呼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了。
有不少人都认为，韩东在1990年代以后，能够结束其文学摸索、迷茫的阶段，在文坛上树立一定的地位，和《收获》上发表的一系列小说息息相关。但是，作家和杂志的关系后来顿生龌龊，相互之间有些不“敬”之语。程永新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有一段访谈，他讲到：“再比如我们可以说说韩东、朱文，为什么我们后来跟他们疏远了？快十年了，我一直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他们在90年代后期，纠集一批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搞了个 ‘断裂’，为了表示对现状不满，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他们骂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应该骂《收获》，。就像莫言说的那样，他们反对的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所反对的。这是我很多年里，第一次正面谈这件事。那时的韩东和朱文从社会底层拱出来，内心比较压抑，对此我能够理解。其实说穿了，他俩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有名。他们俩喜欢来事，却又缺乏搞运动的素质，像是发育不良的侏儒。……韩东都不可以骂《收获》，因为《收获》是孵育你韩东长大的母亲。”不过对于这段历史，韩东显然不太愿意多讲，他只是对早报记者说，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是在《作家》杂志上，后来又给香港《今天》写小说，“他们稿费给的是美元”，而在《收获》上发表小说已经是1991年是《同窗共读》。
但不可否认的是，写作上在1990年代成长韩东、朱文、李冯等一些作家后来被评论家寄予厚望，戴上了“新生代”作家的称号，以区别于1980年代出名的余华、苏童他们。“有人认为我们的写作充满‘欲望’，‘在城市游走’等等，这些都是批评家们的事情，我们没有自我解释、定位。”韩东对早报记者说。
1992年之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逐渐断奶的文学体制被推向市场。无论是《收获》发表那么多小说，还是后来的“断裂”，在韩东看来他在整个1990年代最有意义的选择是1993年，“那年我从单位辞职，和体制说再见，我可能是最早进入市场的作家之一。”“文学在1990年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市场化。留在体制内的作家还在用陈旧的写作模式给自己写作，但他们其实已经没有读者了。而像我们这批最早走向市场的作家，通过市场艰难生存，但有人能活下来，但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没有迎合市场。而骂市场最多的人，恰恰是那些留在体制内，依靠体制供血的作家，这是他们的本能反应。”韩东说。不过就像中国的改革一样，在韩东看来文学界也存在着“市场与权力的共谋。体制红人一定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而在市场上成功的作家不一定能被体制接纳。”

阎连科
整个1990年代，通过《收获》走向文坛的作家中，阎连科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位。
“我虽然从1991年才开始在《收获》上发小说，但整个1990年代，我是在《收获》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阎连科对早报记者说.
在1991年第一期《收获》上发表《乡间故事》之前，阎连科在《北京文学》等杂志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小说，“但我个人写作的改变、个人化的作品都可以在《收获》上找到。整个1990年代，在《收获》上发表的个人系列作品，见证了我个人写作的转变。我个人在文学艺术上的创新，只有《收获》能完全理解。”比如，发表在《收获》上第一篇小说《乡间故事》，阎连科认为，小说在叙事内容和文字的改变已经有所端倪，“到了1992年《收获》上的《寻找土地》，完成了我个人写作的一个完全转变。” 在《寻找土地》里，一个小战士在部队死了，部队把他送回家乡去埋。他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接过婚，乡亲们给他配了一个冥婚，隆重地安葬了他。阎连科用死去小战士的亡灵来讲了这个故事，“阴阳两界，穿插叙事，能长能短，我尝到了甜头。”阎连科说。
发表在《收获》上的系列作品中，阎连科说，《耙耧天歌》是对其最为重要的一部，“耙耧”是理解阎连科小说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有一个故事是，就对我个人写作而言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耙耧天歌》，我一开始自认为非常满意，我就给了北京的一个文学杂志，但杂志社所有的编辑均表示，小说为什么要这样写？结果，我只好把稿子给了《收获》，然后很快就发表了。我想，收获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写？”阎连科说。
不过，阎连科的长篇小说直到2003年才在《收获》上发表，《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因各种原因都被其他杂志抢走，“所以写《受活》的时候，我一直对外界说我没有写，其实是给《收获》留着，还他们个人情。”阎连科说。《受活》是阎连科的巅峰之作，挑战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受活”这个词,阎连科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 小说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者为另类。从内容到写作，《首活》都是在对传统文学模式，或者说是对现实主义主流文学的公然正面的“反抗”。也确实，进入1990年代曾经占据中国写作主流的现实主义，往往成了“反腐写作”、“官场写作”、“身体写作”的极端。阎连科在《受活》后记中所写:“今天的‘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从今天的情况说来，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至少说，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

周梅森
周梅森第一部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是《喧嚣的旷野》，那是1985年的第三期，周梅森对早报记者说，“从我20年间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个人写作的变化，1985年的《喧嚣的旷野》、1989年的《大捷》等第一个创作时期的小说，主要以民国历史传奇故事为主，”但真正给周梅森巨大声誉的作品是《人间正道》之后的当代改革题材小说，“《人间正道》不是在《收获》上发表的，但后来的《中国制造》、《国家公诉》和《我主沉浮》都是在《收获》上连载刊发。”
谈起自己和《收获》最有意思的渊源居然是那部没有在《收获》上发表的《人间正道》，小说被拍成电视剧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后来李小林告诉我，他父亲巴老特别喜欢这部电视剧，住在杭州王庄的时候，他每天都要求女儿晚上录下来第二天他看。不过巴老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太好，电视剧很多内容，老人没有反应过来就一晃而过了，那时巴老还不知道电视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后来我知道此事，通过杭州新华书店把书寄了过去。”周梅森说。
后来李小林就向周梅森约当代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但在我眼里，《收获》是一本十分注重文学性的刊物，我的感觉是当代改革题材小说和杂志的气质不符合，但李小林对我说：‘我们只发好作品，改革题材也要有人写’。”周梅森说。
写了将近十年的当代改革题材小说，周梅森的切身体会是，“改革开放中，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家对生活的关心不够。”“改革本身的成就很大，但问题很多。”

李洱是又一位在1990年代从《收获》走出来的作家，1993年，他在《收获》发表了个人代表作《导师死了》。从《导师死了》开始,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叙述就成了李洱小说的一道奇特风景。在李洱小说里,“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种十分暖昧的存在,它日益消融于世俗的生活场景之中,其作为“精英”或“启蒙者 ”的叙事特征已经丧失殆尽，作家并由此延伸了一个“死了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从徐迟《歌德巴赫猜想》、谌容《人到中年》等作品中，新时期初文学里知识分子往往被正面颂扬，作家为几十年来知识分子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呐喊。但到了李洱那里，知识分子被打回了常人原形，宣判“导师死了”亦即“知识分子死了”。李洱试图将知识分子的日常性还原，但在之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写作中，这个群体被压抑、扭曲、平庸的形态被夸张、放大、调侃。在不少作家看来，知识分子的堕落是我们这个社会事实上远离1980年代社会启蒙的象征，时值今日作家对这一题材依然乐此不疲，比如新近出版的阎连科《风雅颂》、邱华栋《教授》等。
在李洱的回忆中，作家和《收获》的渊源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1980年代中，他经常来华东师大，他跟格非来往很多，我又跟格非是朋友，就这样认识了。格非的成名作《迷舟》，就是我陪着格非送到《收获》杂志社的。在发表《导师死了》之前，我写过两个中篇，第一篇很快被格非和程永新否决了，第二篇格非觉得还行，程永新也觉得不错，但程永新又说，这篇小说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了，但在《收获》上发表还欠些火候。我也没有往别的刊物投。我当时很少投稿，因为投出去反正没有回音。我曾经开玩笑，说别人的鸽子放出去以后，还可以飞回来，我的鸽子放出去以后再也没有音讯了。”李洱对早报记者说。
1993年写《导师死了》的时候，李洱已经分配回河南，乘到上海去的机会把这篇小说捎给格非看。巧合的是，当年李洱陪着格非把他的代表作《迷舟》送到《收获》，而李洱的代表作《导师死了》却由格非把它转给了《收获》的程永新。“程永新看完以后，说有点意思，提了一些意见，让我改。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供我参考，就是王安忆的父亲烧菜，放盐的时候放成了洗衣粉，泡沫乱飞，让他感到很奇怪。” 李洱向早报记者回忆到。
在李洱看来，在当时，《导师死了》这篇小说在其他任何一家刊物都不会发表的，因为它跟当时的文学思潮有些间离。“当时的先锋小说主要是写什么历史颓败啊，而新写实小说主要是写什么油盐酱醋等等。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困境，那时还很少有人去写。这篇小说在《收获》发表之后，很快有了一些反响，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学选本选了它，也有一些评论。最早对它发表评论的，是陈晓明。我记得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我曾经给一些批评家看过，我从他们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他们对这篇小说不以为然。又过了很多年，还是那些批评家，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我的小说集中看到了一篇小说叫《导师死了》，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篇小说，怎么很少有人提起？”

讲述：
毕飞宇：
直到1993年，我才在《收获》发表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架纸飞机飞行》，第二年又发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说《叙事》，长篇小说则要到2005年的《平原》。我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不多，因为我总觉得他们的要求比较高，哈哈。
迟子建
1989年在《收获》上发表短篇小说《遥度相思》时，我还是鲁迅文学院的学生。写完《遥度相思》后，我把手稿寄到《收获》，编辑再用手写的修改意见寄回给我。之前我已经在《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的缘故，对于在《收获》上第一次发表小说并没有许多作家有的那种惊喜感，但《收获》对任何一位文学青年来说，都有它崇高性。

新世纪以来
所谓新世纪，也仅仅过了8年，因为太近，没有人能对这文学瞬间进行价值判断。不少人都说“一个文学时代已经过去”，但这并不代表作家不再写作、不再写出好的作品、不再有年轻作家出现。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新世纪以来短暂的8年，“标签化”可能是其中一个。
“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网络作家”、“80后作家”……标签不断被生产，可能是为了身份界定的方便，而更多则是市场炒作的需要。当文学早已经不是整个社会亢奋的焦点的时候，只有这些概念些许能提起读者的一点兴奋。但这并不代表，被标签遮蔽的作家仅仅是市场、书商的木偶。也正因为标签只是一个很快会被贴上打折价格的符号，他们很多人在成名之后还是急于摸去“标签”，用文字证明自己的实力。有实力、具有创新性的“标签”作家也没有被《收获》冷落，先是新世纪第一期上棉棉的《糖》，然后是小资文学教母、网络文学红人安妮宝贝，还有1980后代表张悦然……一批年轻、另类的作家先后被《收获》接纳，当然非议不断，不过1980年代余华们登场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年轻作家依然依靠着《收获》这样的文学期刊获取一定知名度，然后希冀打动出版商。
在一次次高潮退去之后，《收获》或者中国文学，还在尝试寻找焦点。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期《收获》让它的忠实读者们瞠目结舌，一个陌生、暧昧的笔名棉棉和她的《糖》成了小说的主打，这部后来被誉为“身体写作”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各界攻击《收获》堕落的靶子，不过2000年第一期的《收获》也成了那些年销量最高的一期。在文学杂志上一炮而红之后，出版商隔开数月就开印小说单行本，成为当年最畅销、最被关注的小说之一，虽然小说出版四个月后就被要求不准再版。《糖》的出现预示并继而引发了整个2000年文坛的新旧交替的震荡。
《糖》如何进入《收获》的发言，在当年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程永新最早看到这个手稿，然后他拿掉了别人的稿子，这一行为后来引起了别人不满。”棉棉对早报记者说，“有人对《糖》在《收获》这样一个文学性很强的经典刊物上发表很愤慨，但我认为这篇小说当然适合在《收获》上发表，因为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它和杂志的文学品位是吻合的。”末了，棉棉向早报记者补充说，“我的写作从来都是文学创作。”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的一篇对话中，程永新也谈起了《糖》的故事，“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是书商，想要出版她的作品。而我则只是在网上浏览了一点她的东西。我的朋友跟我说写得很好，让我一定要看一下。看完之后，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说服李小林，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看了以后，她也觉得不错。……但我们觉得，《糖》这个作品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在里面的。而且她不等同于那些书商和媒体炒作的所谓的美女作家。我觉得这部作品有可取之处，虽然这部作品不尽完美。它所选取的角度，描写人物的角度，我觉得其他作家很难写出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因此当时我们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啦，把这个稿子发表。” 程永新说。
但《糖》中大胆的“身体”描写还是令有关人士不安，“四个月后，小不再被允许出售，我想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我觉得，《糖》是一部好作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作品，但它来的太早了、太超前了，许多内容的写法是前所未有的，人们还无法接受。所以，当小说走入社会后，它完全失控了，超出了作者和出版社的控制，这是意料之外的。”棉棉说。
棉棉曾几次谈到出版对于“个人化写作”彻底性的削弱，“我的写作非常个人化，但我不彻底”。她与媒体和杂志、出版社的关系总是一边痛骂一边合作。这种矛盾的姿态被很多人认为是“作秀”。
《糖》为《收获》带来了销量，单行本一度畅销几个月，“但我没有赚到钱，当时我是中国最穷的作家，感觉我被抛弃了。幸好小说后来在法、德出版，赚了外国人的钱在国内花。”棉棉、卫慧等其他作家，他们在新世纪还开启了另一个记录，那就是中国当代作品被西方读者接受，在西方评论界和读者中获得的肯定远远过国内。“《糖》在法、德畅销养活了我，他们觉得小说写了人共同的生命困境，在生命思索上和他们的思考相近，在阅读中他们不再关注这是否是中国作家的写作。 ”“当然，书能在西方出版，还是得了中国标签的便宜。”棉棉说。

2000年文学界的另一盛事便是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网络成了滋生众多异彩纷呈的大众文学作品的最佳摇篮，，最出名的莫过于安妮宝贝。《收获》也很快接纳了这批作家，2001年，安妮宝贝的中篇小说《四月邂逅小至》在《收获》上发表，发表网络作家小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2006年，成名有几年的80后代表作家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在《收获》上发表。有人说，主流文坛要招安不安分的80后作家，有人说张悦然要告别“80后”枷锁，但也不一定能融进主流文学界。
回忆2年前在《收获》上发表《誓鸟》的情形，张悦然对早报记者说：“当时曾一度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负面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成熟的作家怎么能在《收获》上发作品呢？我们这些80后与杂志的气质不符。但《收获》还是发表了这部作品，这让我很钦佩。这两年，《收获》还是很有勇气发表不少年轻甚至不知名年轻作家的作品，比如路内、孔亚雷等。《收获》几十年的品格就是创新，追求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但当时的一些评论，似乎比《收获》更有偏见。”
事实上，正如张悦然所说，“像我们这批年轻作家已经不需要文学期刊这样一个平台来发表作品了，他们直接跟市场对接。”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确实能获得另外一种肯定，那隐隐约约的体制或者主流。

讲述：
麦家：
我直到2005年才开始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先是那年第二期上的《一生世》，接着是《密码》，这个时候我在文坛已经比较出名了。《一生世》的写作我特别用功，我给自己一个条件，就是用一个短篇表现一个人的一生，我个人觉得这个小说写得非常考究。可能别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给《收获》投稿，但是他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收到的是一篇篇退稿信，但我不气馁，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打动了《收获》的心。这也证明我其实是个非常笨的作家，我给《收获》的投稿过程，也是我个人写作忍受寂寞的漫长过程的见证。


不能不说的余秋雨和《文化苦旅》
余秋雨和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1987年李小林受到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老同学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说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获》开散文专栏《文化苦旅》，发表的第一篇是《阳关雪》。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程永新回忆说：“当时，余秋雨还担任着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面对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们是老同学，余秋雨也不好发脾气。到后来，我们觉得他越写越好了，用行话说，他写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写得比较紧，不洒脱，不放松。到后来则达到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这么两三年写下来以后，读者反映也越来越好。”在与《收获》长达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继开设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但《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文学畅销书。
“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代名词，他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然后是数不尽的争议。

王朔与《收获》
程永新谈《收获》上的王朔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编辑的，经常会自觉地翻阅其他杂志，当时随便翻到《当代》上的一篇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很好看，作者很会讲故事。要说这个小说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觉得当时中国具备这种叙事魅力的作家其实不多。所以我就通过《当代》给他写信，向他约稿。我觉得叙述魅力是一种天赋，虽然通过培训也能将这种技能发挥出来，但更多的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天赋。我现在记不清他是否当时就给我回信，我现在正在编一本书，其中有作家的书信来往，我看了一下，王朔当时跟我的信件来往还是很多的。《顽主》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寄给我的，我记得，我们是探讨过这个小说的，个别的地方请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们的合作没有大的问题，只有个别的细微变动，比如某些句子的调整。只是当初的题目叫《五花肉》，俗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它跟小说不贴。所以请他再想想。……我们希望他再起一个名字。后来他起了三个名字，我们选中了《顽主》。小说描写的几个人物十分诙谐，幽默，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语言方式很合适。一个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阅读的欲望。
王朔谈《收获》
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在《收获》发表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