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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投了篇稿件，关于最新科技消息：维基百科可以访问了。维基模式在国外有很多争议，在国内一方面应用不是很广泛，一方面大家很相信广告，也就不太讨论。demo反对维基百科的滥用民主自由广告词，也反对web2.0。原稿地址：http://humanities.cn/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33 此处文章已经由作者修改过。

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

《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他整形后肤色比黑白混血的奥巴马白一点，比奥巴马大三岁，却早出道三十年。这早出道的整整三十年，决定麦可杰克逊从高峰跌落谷底，既精彩又危险的一生。 创作天分始於童年 猝死，或许对与我同年的杰克逊是最好的结局。持续不了的高潮人生提早结束；庞大的天文五亿美元债务就此勾销；最后一场音乐演唱会也不用再举行了。他太早经历盛况，以致长大不了，也活不下去。杰克逊无预警死亡，固然颤栗了许多随著他音乐长大的人们；但这几年，他不是被控「狎童」，就是被迫出售梦幻庄园；2003年起已无新音乐作品。往事既不堪回首，人生又何必持续下去？ 杰克逊最著名的作品回想起来都像他的人生回忆录，《危险之旅》（Dangerous）、《早逝》（Gone Too Soon），《黑或白》（Black or White），《战栗》（Thriller），《跳舞机》（Dancing Machine）……。其中《黑或白》，开创了MTV史上观看次数最多的音乐影视带，片长10分钟。故事中一个小孩与父亲对抗，爸爸喝斥孩子「把音量关小一点」，小孩子干脆拿了巨大的音箱，客厅一放，音量调最大；巨大的音波把父亲一轰冲上天，冲破屋顶、穿越天空，最终落地非洲。杰克逊玩耍他的美籍非洲裔背景，把90年代初期刚冒出芽的「Interculturalism」（跨文化）玩到极致。美国音乐史上，每次总有一些不幸，黑人音乐才出头。Armstrong原只是为黑人送葬时的吹奏手；艾灵顿公爵是大萧条后小罗斯福新政的意外结果。 杰克逊天才般的音乐背景，来自於他不幸的童年。他们一家兄弟姊妹共9人，加父母11人，只住一厅二房。父亲从小打骂，不过10岁不到，兄弟5人组成的「Jackson 5」已在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唱。1969年他才11岁，已是父亲的最大摇钱树，签约摩城唱片公司；1978年杰克逊20岁，王牌音乐制作人昆西琼斯帮杰克逊打造《墙外》、《战栗》与《飙》。从此没有童年的杰克逊进入了巨星生涯，他24岁已成「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唱片歌手」、「超越猫王」、「专辑连37周冠军」、「史上最伟大的黑人歌手」。不幸的童年挡不住他的音乐天才，集作曲、作词、MV制作、舞蹈、演唱、乐器演奏於一身；他把黑人的蓝调与白人的摇滚、男性的高亢与女性的柔美、成人的嗓音与婴儿般牙牙语音融合在一块儿。舞蹈动作猥亵，双脚却如月球漫步般优雅迷人，他像一只美国黑白熔炉、新旧世代交替中诞生的怪物，瞬间征服了全美国；10年后美国人终究容不下一个怪物，开始遗弃他、贬抑他。 灵魂始终孤独受伤 最终，上帝救走了他。杰克逊的死，我最想听到奥巴马的吊言。他比奥巴马更像黑人社区的小孩，没有完整的教育，没有呵护的家庭。打骂之间也就相依为命，人生纵使出现奇遇，也难以为继。奥巴马在杰克逊出道后三十年，才登上美国政坛核心；这三十年间美国黑人当选过纽约市长、洛杉矶市长、路易斯安纳州长……最终总统。 我从杰克逊的身上看到一个不幸的黑人小孩；无论多么成名，灵魂始终孤独受伤。愿他在上帝的怀里，终得安息。

本报告拟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用一些已经发表的数据，去看待美国力量变化问题，而不直接讨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更不把"美国是否衰落"作为一个主观偏好的选项。

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

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死讯传出的时候，贾樟柯正在上海忙着拍纪录片《上海传奇》。他既不上网，也没看报，并不知道杰克逊死了，直到看到高晓松发来的短信：“迈克尔·杰克逊已于2009年6月25日下午在洛杉矶去世。这个人的去世让我感觉到，或许我们都老了。”

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 "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并于1795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Horen )上。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

我们在前言后附了李锐与格非的对话，记者给这段对话加上了一个从对话中截取的句子作为标题：“拒绝对农村诗意化的描写”。这个对话谈的是创作问题，李锐反对喝茉莉花茶的文人摇着扇子写出的歌颂太平的世外桃源田园诗，他支持悯农，要写“锄禾日当午”、“路有冻死骨”。但他也承认，一个诗人同时可以写出优美的田园诗，也可以写出尖锐的悯农诗。 格非强调关注真正的农村现实，不要只用悲悯的态度居高临下地看待所谓“底层”。应该说，李锐和格非力图拒绝的，不是所有的田园诗本身，而是那些从高高在上、疏离农村的角度，或者从歌功颂德以牟取私利之动机出发而写的或者幼稚、或者阿谀的虚假田园诗。--Humanities.cn (我们增加了一个便于记忆的首页别名：http://wen.org.cn)

杨德昌凭《一一》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祖籍广东梅县，生于上海。1970年赴美留学，获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学位。1974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1982年编导了影片《指望》，该片突破台湾70年代巨片主义，开创了专拍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被称为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与侯孝贤并称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角。主要作品《一一》（2000）、《麻将》（1996）、《独立时代》（199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光阴的故事》（1983）、《海滩的一天》（1983）

在纪念小林多喜二的论文中，林ｻﾝ写道：「衷心希望多喜二的任一篇作品都能发出光，使得旁徨无依，昏头转向的日本国民，即多喜二拼着一身刮，护卫下来的被虐的一团，学着仰望天际一丝光！想着多喜二告诉他们的，那丝光是解放的曙光，而毅然前行不辍！」

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蒋的阵营，不下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尤特里女士可谓对蒋极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国最后的机会》一书中对清党一事也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

编者按：如同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做事"、"搞政绩"的冲动，各种经济政治制度创新层出不穷；而各种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地方政治中也得到了更为直接的表现，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长期以来，囿于教条的规则主义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诸多道德化的地方政治观察。其结果要么一味否定，试图把一切推倒重来；要么陷入盲目的乐观，任由翻滚细浪没过脖颈而一无所知。某种程度上，中国地方体制是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的同一来源。地方政治的一体两面性，也正是此组专题文章的共识结论。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县一级，不在省，也不在乡。对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双方而言，与省市大城市和中央政府相比，政治问题在地方是紧要，而且迫切的。很显然，这些发生在局部、小地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政治问题的体现。与改革前相比，在特殊的政绩考核与财税体制安排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强大的发展经济的动力支配下，其面貌、性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经济的重要动力。"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不明言的首要任务。如同周飞舟指出的，地方政府的全面"公司化"，是理解地方体制"魔戒"效应的关键。借助旧体制的威权能力，政府庞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资本机制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独特的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李永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号称中央集权的体制为何能够容忍地方层面的自作主张？上下"合谋"之间是否还有某种隐蔽的制度安排？毋庸讳言，高层政治与地方政治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仝志辉就考察了改革以来部门利益如何从轻微病症变成挥之不去的内在病灶，纵横交错的营利性部门走出地方舞台，俘获了整个中国政治体。黄宗智先生将改革形成的地方分权体制和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这已成为西方学者解释中国改革活力的一种共识。晚近以来，地方政府的高度集权，地方政府与资本力量更为密切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已沉淀为地方官员与企业家联姻的既得利益团体。在原有的官僚化弊端之上，毛时期通过群众运动维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不断弱化，"谋利化"的官僚主义已逐渐丧失改革初期的活力。近年来地方群体性事件的频繁爆发，不啻是此种状态的全面反映。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治也凸显越来越虚弱、涣散的趋势，公共职能的缺失，政治整合的孱弱，在地方表现尤为突出。陈柏峰指出，基层政治，在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在一个没有制度化，也难以制度化的灰色空间中展开博弈的过程。在越来越迈向现代的地方社会中，基层缺少一个能够有效与民众打交道的现代政权体系。这种分裂的现象突出反映了中国政治的问题所在。黄宗智指出，此种特殊的地方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无疑是中国政治最为现实、也最为前沿的问题。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往往也是解决问题最可能的突破口。秋风认为需要克服延续至今的郡县制弊病，培育现时代的新士绅群体，"建镇为市，市县分流"，其目标在于重新激活传统市镇的自治精神。王利则认为，需要通过平衡的利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倚以安顿良性的社会秩序。探讨这些问题，比单纯从概念上想象中国的未来政治，或许更为切实，也更有意义。同时，我们也深知，地方的改革经验往往会成为全国改革的推动力，这是中国改革中的常态。这是一个仍然处于"转型"之中的不断学习的体制。因此，总结地方经验对于中国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封面选题：七品政治重新发现政治空间：改革中的地方——国家体制──黄宗智先生访谈录 本刊记者 余盛峰中国地方治理的上下“合谋” 李永刚部门利益与地方政治 仝志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双重效应 周飞舟“刁民”与“青皮手”：灰色空间里的政治生活 陈柏峰告别郡县制——重构基层政治单位 秋风地方政治的“三重门” 王利在民间非营利事业：美国社会的稳定器 ──对美国非盈利事业的观察及思考 杨平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汶川的进退持守 谭深 罗琳 沈红观察·文化剧团体制改革的背景、目标与路径 傅谨焦点气候变化的政治后果 保罗•赫尔曼 格雷戈里•特雷弗顿笔谈：民族问题编者按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与族群认同 吴增定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吴飞文化多样性与民族融合 张健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 陈明宪法与军火——民族问题与缅甸的立宪之路 高杨历史观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世界观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 王献华书评心灵结构异同的背后——读钱国红《走近“西洋”和“东洋”》 刘苏里谁来挑战龙应台？ 燕舞随笔什么是幸福经典重温国家政治与州政治——再读《联邦党人文集》 林国荣

所以归根结蒂，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信与忘/马尿、理性与译经》）。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不仅为这一代人未来的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普遍主义确实需要辩护，但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的能力、潜力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