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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对黑格尔都有所了解。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大哲学家，也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各位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有一个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便是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他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最杰出的代表。或者也可以说他是西方传统哲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意味着他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分水岭，他之前的西方哲学都属于西方传统哲学，从他之后，一直到现在，就属于西方现当代哲学。 哲学是讲什么的?恩格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哲学就是讲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讲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比如，人是思维者，是一个主体，所有外界的事物都是客体，都是对象，都是存在。哲学就是讲主体怎么去认识客体的规律，把握客体总的概 念，最后去征服客体。打个比方说，我去认识自然，我对自然的某个东西得到一个总的概念，得到一个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这时我就可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客体)为我( 主体)所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人的主体认识过程去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上面的这套思维方式，就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但在2 000多年前 的古希腊，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古希腊。早期哲学还没有把人和自然分成为主体和客体，那时二者是混为一谈的。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就有了一个转变，即转变成为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 式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经过1 000多年的酝酿和发展，到西方文艺复 兴 时期，就演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文艺复兴后，以笛卡尔的哲学为标志，形成了“主体客体，思维存在”这种思维方式。 把人作为主体，把外界作为客体的思维方式，在欧洲是经过中世纪觉醒，宗教神学思想统治结束以后才确立起来的。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康德、谢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展到黑格尔，他就把以上提到的思维方式系统化、完备化了。在黑格尔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西方哲学的发展，一方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有马克思哲学以外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而西方当代哲学对“主体和客体”的思维方式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我所要介绍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也主要是讲古典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明白黑格尔的哲学，才有可能明白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进展，否则你就很难了解西方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主体和客体”思维方式的最主要代表作。黑格尔哲学体系是非常庞大的，其《精神现象学》是他早期的第一部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它虽不是黑格尔的最后成熟的著作，但是他整个思想的诞生地。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源泉就在这本书里。这本书以后的黑格尔哲学著作分为三大部分：一个叫做《逻辑学》；一个叫做《自然哲学》；一个叫做《精神哲学》。这三大部分就是黑格尔完全成熟了的哲学体系的代表作。 《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按黑格尔的讲法，按照主体客体来考虑问题，人对客体的认识往往都是先认识个别的东西，然后再慢慢从个别的东西中抽取一个普遍的东西来形成一个概念。譬如说，我一开始看到桌子、椅子，这些都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人具有这种认识，并且这种认识(我们常说的感性认识)是非常零碎的。你如没有认识到什么叫桌子，什么叫椅子，这是因为桌子、椅子的规律性和概念你没有把握住。当认识再进一步，我们认识到桌子或椅子一定有很多共同的特性。不管颜色是怎样的，形状是怎样的，我们都叫它桌子。这也就是说，我们抓住了桌子的普遍规律和概念。我们平常的认识都是这样，从零碎的感性认识开始，一步一步发展，最后抓住规律性和普遍性。对于科学，不管你是自然 科学家、生物学家，还是物理学家，你所抓的普遍规律总是某个范围里的普遍规律。生物学家 研究的就是生物现象，抓的是生物学范围内的普遍规律；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物理现象也是 在有限范围内的。然而黑格尔认为，哲学家要抓的不仅是物理现象、自然现象等某一个领域内的普遍规律和本质概念，而是要抓世界万物的普遍性。所以对于哲学家，他们所要抓的便是一个最大概念。社会这个最大概念也就是无所不包的宇宙整体的一个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主体)去认识万物(客体)，就是要认识客体最大概念，这也是哲学最高目的。这个“ 最大概念”有一个专门名字叫“绝对概念”，正式的名字叫“绝对理念”。有关“绝对理念 ”的知识叫做“绝对知识”或“哲学知识”，它和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有区别的。可是，黑格尔有时把他的哲学称为“科学”，而这个“科学”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讲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哲学是真正意义上唯一的“科学”(这个“科学”是以把握“绝对概念”或“绝对理念 ”为主要目的的)。 但是，我们人(主体)并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抓住“绝对知识”的，是要从小范围、零碎的事物开始认识，再逐渐扩大，逐渐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所以要把握“绝对知识”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光是一个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还是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要达到绝对概念，就得通过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可以说“绝对概念”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人的认识要从最低的认识开始，就像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经过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最后才达到那个最高点(“绝对概念”的境界)。 今天我讲的《精神现象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梯子，就是经过漫长的梯子，从最低级的认识发展到最高级的认识，抓住了“绝对概念”。“梯子”这个词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使用的一个词。他说：“我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人们从最低级的认识抓住绝对概念的梯子 。 ”现在把这个“梯子”拿出来，就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因此，我所要介绍的便是这 样一个“梯子”。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梯子。 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分为六大部分，这六大部分是一个从低级认识向高级认识，最后到 “绝对概念”认识的逐步上升的过程。这六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叫做意识；第二部分叫做自我意识；第三部分叫做理性；第四部分叫做精神；第五部分叫做宗教；第六部分叫做绝对 知识。 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这本书的序言 在西方哲学界里一直被认为是经典名篇。它把黑格尔以后几十年整个思想发展的内容都包括在其中，所以， 这个序言不仅仅是《精神现象学》这本书的序言，还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导论。我在这里就说说这个序言的基本思想，只要掌握了序言里的基本思想，也就能大概地了解到黑格 尔哲学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第一点，序言的基本思想是讲真理，即所谓哲学，如果更具体点，便是他所用的“科学”这 个词。“真理”、“科学”是一个系统、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平常对于一个简单事实的判断。恩格斯也说过，把一个正确判断叫作真理，等于是对一个很小的简单事实用了一个很大的名词。真理是讲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性，是大范围的大概念。这个意义上的真理一定是 通过一个漫长过程得来的，是有过程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很美妙、很深刻的格言，便说是真理，这话其实不错。但按黑格尔的讲法，如果真理只归于一句话，哪怕是有非常深刻的道理，然而你却不了解这句话的得来过程，那么你就没有抓住真理。你所听到的格言，无非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所以黑格尔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道理时，都要讲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便是它的一个核心思想。举一个黑格尔讲过的有名例子，他说：“真理就好像是出自一位老人口中的一句格言。”就拿我们常用 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来说吧，这句话就是一个真理。但是这句话出自一个小孩子之口 和出自一位老人之口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出自一个小孩之口，小孩没有真正经历“失败是成功之母”得来的过程，因而这句话对小孩来讲是很抽象的、很空洞的。但是如果出自一位老人之口，那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这位老人经过了人生无数次的浪涛，而得出“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结论，它是有内容的，他是经过一个过程而得来的。为此，黑格尔在哲学中总是强调：不要只讲一些抽象的、空洞的结论，而要注重这个结论得来的过程。另一方面，真理也不只是一个开端(如上面提到的小孩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一个抽象的、 空洞的开端)，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真理的内容是在小孩慢慢长大，经历过浪涛后才得到的。黑格尔在这个序言中讲了很多，真理既不在结论也不在开端，而在于过程。开端总是不完备的，这是他的一个有名的思想。他说：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端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曲折，各种毛病，人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开端、责备开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去挑刺。但他又进一步指出，开端会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间逐步完善。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要盖一栋房子，工程师画了一幅图，他的脑海中对全部的概念很清楚，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建筑的完成，这只是一个开端。开端不等于整个过程。我觉得黑格尔的这个例子很充分地说明了真理必须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得来的。这就不能凭灵感去抓住概念，因为这样抓住的概念是抽象的、空洞的，给人的感觉是无中生有。我们的目的很显然，即抓住绝对概念。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的事，必须经过一步一步地爬，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举例会说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位老人的那句格言，但是这位老人是经过从小孩成长为大人，经过多次失败或成功的经历，才最后得出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理的。 另外黑格尔强调真理的获得不能靠一点简单的聪明，不能靠一点简单的直观，他反对凭灵感抓住真理。他的这个思想是针对当时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当时浪漫主义思潮就是主张凭灵感一下子抓住真理。因此他的老同学谢林就成为了他的靶子。后来这一对好朋友就因为哲学 思想的分歧，很少见面了。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句话，刚才说真理是系统的、完整的，它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系统的、科学的。黑格尔所谓的“科学”就是要用概念来表达，而不是用一些形象的东西来表达。他说真理是科学的系统，实际上就意味着真理必须用概念表达出来，它是一个概念的全体。从这第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黑格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的思想，大家也能 了解一点。 第二点，真理或绝对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这个对立面的统一，归结起来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黑格尔认为真理不是单纯的东西，它总是一分为二的。统一的东西总要分裂为正面和反面，正面和反面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但正面必须克服反面的外在性。真理就是要克服与我作对的东西，使得与我作对的东西最终归属于我。这便是正、反、对立面的统一。如果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去说明，那就是真理必须是克服否定的那一面，克服对立的那一面，使得它服从于我，统一于我，也就是使它统一在以我为主体里面。他反对把真理看成是纯之又纯，一片光明，只有正面而没有反面的东西。他强调真理是一个过程，具体来讲就是克服对立面，使这个对立面服从于我最后达到对立面统一的过程。这个对立统一用一个形象的圆圈表示，即从正面开始，经过反面，最后克服这个对立的反面，回到“我”这个主体。谢林强调“绝对”是一个无差别的东西，黑格尔在批判谢林时说：“这种认为真理或认为绝对就是一个单纯的A=A的思想，看上去是一片光明，实际上则是一片黑暗，就像是黑夜观牛一切皆黑一样。”所以黑格尔反对这种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一个唯一的、单纯的东西的思想。在这个序言中，他还强调了真正要达到最真实的东西，就必 须忍受对立面对主体所产生的苦难。他还指出一个真正的强者是要忍受否定物，忍受这个否定物对我起的否定作用，然后去克服它，最后回到自我。这样的人才真正是一个强人。中国有一句老话“荷出淤泥而不染”，我们看到的池塘里生长着很好的荷花，有哪一个池塘里面 没有淤泥?如果池里没有淤泥，只是非常清的水，荷花能够长得出来吗?荷花虽然是从淤泥中长出来的，但是它很漂亮。所以真正高洁的东西是经过了苦难以后并且忍受了苦难、克服了苦 难而得来的。同理，一个人要高洁也必须忍受痛苦，说一个从没挨过钱财的人是廉洁的，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必须是大量的金钱经过他的手，但他经受住了金钱的强大的诱惑而带来的痛苦，最后他没贪污浪费，这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才真正是廉洁的。 黑格尔的圆圈式思想在认识上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人们的任何认识实际上都是圆圈式的，是从开端开始，经过远处的一个间接的东西(有正面，也有反面)，又再回过头来认识，这样就会对原来的正面的东西了解得深刻了。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读一本书，这本书是第一次接触，开始时读导论，懂了一些，但是书里的深刻内容还没有体会出来，这只是开端。然后不妨先“间接”一下，走到它的另一面去，即把书后面的内容一页页地读；整个书读完后， 再又回过头去读导论，这就经过了一个圆圈，最后就容易把这本书读懂了。所以，黑格尔认为深刻的认识都是由直接到间接，然后再回到直接，这样得到的东西当然是深刻的了。 第三点，他强调“实体就是主体”，这就是有名的主客统一的思想。“实体”还是没有精神性的东西，因为黑格尔认为这个认识的正面是主体，在没有认识客体的时候，主体是空洞的。比如说，一个人不读书，不看报，不和他人接触，那么这个人脑袋里是空洞的。这个时候，主体性或精神性是很贫乏的，是没有经过发展的，这个主体实际上是个实体，这个实体的精神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真正要把精神性发挥出来，就要走到对立面。对立统一的过程归根结蒂就是主体克服客体，和客体接触，用客体充实实体的精神性。充实后，原来的实体才真正变成了主体。所谓“实体就是主体”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一个漫长 的，同外界、同对立面接触，发挥，忍受，然后再回过头来的圆圈式的过程，最终得到精神性的富有。只有这样，主体才越来越具有精神性。最高的“绝对”(爬梯子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高的主体。黑格尔认为这个梯子是盘旋式的：第一步从主体到客体；第二步，小范围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第三步是大范围的主客再统一。这样经过不断地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不断地盘旋上升，形成了一个大的螺旋式的圈，最终达到目的——“绝对”。 第四点，黑格尔不是把真理和错误简单隔绝，而是认为真理和错误是统一的。他有一句名言 ，“ 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要害怕错误，顾虑犯错误，畏惧犯错误，这本身就是错误”，就是强调人们不要把真理同错误截然分开，而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就好比中国的太极图，阳中附阴，阴中抱阳，二者结合、统一起来便构成了美观的太极图。 上面的四点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再探讨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第一大阶段，叫做意识阶段。黑格尔又把意识这个阶段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感性确定性阶段；第二阶段叫知觉阶段；第三阶段叫知性阶段。 感性确定性是人的意识最基本的一步。在这一步，人的意识几乎跟禽兽差不多，即人们还只具动物水平的那种意识。这个时候，人只能意识到某个东西“是”或者“存在”，但至于是什么东西，却不能说出来。这个很容易体会到，人在婴儿时，有东西在他眼前晃一下，他眨了眨眼，表明他意识到一个东西的存在，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眨眼的。如果把这个意识再降低些，降低到“它是”，用一个公式表达为“X是……”。“是”就是“有”的意思，即有这么一个“X”存在，至于“X”是什么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黑格尔所说的“最低阶段” 也就指的是这个阶段。“X”是唯一的，我意识到的“X”和你意识到的“X”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的“X”就是我看到的这个“X”，你意识到的则是那一个“X”，这时“X”的意 味对我和你是不同的。 到了第二个阶段，人们便能说出“X”是什么了。这就叫知觉阶段。特点是：人们可以把上面的那个公式中的省略号所要表达的内容填充出来。比如，“X”是冷的，“X”是白的，“ X”是软的，等等。这里面的“冷”、“白”、“软”这一些词便是“X”所具有的性质。到了这一步，人的意识已经达到了普遍性了。开始时，光是说“X是……”但不知道“X”到底是什么，这个“X”就是唯一的个体。到后来，我们说“X”是白的，这个“白”便具有普遍性了。也就是说，凡是“X是……”中用来表达“……”的词都是有普遍性的，所以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个体东西后面的谓词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样人的意识就将个体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了。人的意识就是由个体的东西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普遍的，知觉阶段便是人能够抓住事物的普遍性。我们能够说出上面公式中的省略号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抓住了“X ”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中文往往翻译成为“共相”。“共相”就是“普遍性”。但是知觉阶段的“普遍性”还是非常有限的东西的普遍性，如果要认识科学的规律性，则要进一步扩大了，认识则又进了一步，这便是意识的第三阶段。 意识的第三阶段是知性阶段。这个阶段人们能掌握到事物的规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把事物的本质看做在人的意识以外。换句话说，事物的规律性都在主体以外。黑格尔认为外在的 东西 (客体)的本质实际上是和人(主体)的思想一致的。他强调主客统一就是要人们从外在的东西 (客体)，一直分析到这个东西的本质、规律性即所谓的“共相”。 人的意识要更进一步，就必须认识到自我，这便是《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的第二大阶段。 第二大阶段叫做自我意识。这时人的意识由“我与物的关系”进到“我与人的关系”了。这个大阶段又可分为五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叫欲望，这时人们只知道以自己为主体，否定对方(客体)。原始社会便是这样，只是知道自己所在的部落，把其他的部落看成是敌人，不承认别人的存在，经常去杀死别人。到了奴隶社会，一些奴隶主发现，如果把奴隶全都杀死，便没有为他服务的对象，这时奴隶主本人就觉得空洞了，于是便不再杀死奴隶。这就 是第二个小阶段，叫不完全否定对方。奴隶主不肯劳动，但又想要物质享受，这样奴隶主和物 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奴隶联系起来。奴隶在劳动过程中制造了工具，便成为物的主人。奴隶主就非得依赖奴隶了。在这里，黑格尔看到了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人 ，离开了劳动，人就不能实现自己，不能真正成为主人。黑格尔的主奴思想是很有名的。第三个小阶段叫斯多葛主义。不管外物怎样，只要思想上认为是自由的，便是自由的，这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句诗表达的意思相近。第四个小阶段叫怀疑主义。这个阶段人对现实生活、现实世界是完全否定的，认为人过着这种否定现实的生活是自由的。第五个小阶段叫苦恼的意识。这相当于中世纪宗教思想中的默祷、祈祷。上文的后面的三种意识是第二种“主奴思想”的具体表现。 但是如果把这个第二个阶段按精神哲学的阶段划分，则可分为欲望、主奴关系、普遍的自我意识。前面两个阶段已大概地讲了，这里，我着重讲一下普遍的自我意识。普遍的自我意识的特点是：主客相互承认，互为主体。黑格尔这个阶段的思想已经包含了现当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现当代哲学思想强调的是相互承认。这个思想有一个翻译的专门名词，叫“主体间性 ”或“互主体性”或“主体际性”。古典式的哲学思想强调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 的统一，当代哲学强调“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nter”就是“internet”一词中的前缀。 到了第三个大阶段，叫理性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肯定自己就是对方，对方就是自己。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就是“实在即自我，自我即实在”。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实践活动 去认识自然的规律，使得主体和客体、自己和实在结合为一体。“理性”就是前面讲到的意识 和自我意识这两个大阶段的对抗和统一。这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则又进一步了。理性又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个叫观察的理性；第二个叫实践的理性；第三个叫自在自为的世界的个体性。 观察的理性主要是讲人对科学的考察，对自然的认识。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的静观，即人只是静观世界，只做科学的考察，但没有去实践，因而人还是得不到自由的。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实践理性阶段。实践就是要使得对方为我所用。人要深入到世界里面去，改造世界。黑格尔在这里讲的是人类的一些社会性的活动，在社会性的活动里面，个人和集体初步地融为一体。这个时候，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是为了别人，别人也是为了我。用他原话讲就是“人在社会活动里，在实践中，达到了一种‘我做事是为了他人，他人做事是为了我’的认识”。别人对我而言是客，我对别人而言是主，这也是一种主客统一。这种统一是以人从事社会活动为前提的。理性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自在自为的世界的个体性。“自在自为”，说得通俗点就是最真实的。“自在自为的实在的”就是最真实实在的，就是最真实的个体性。意思是通过观察自然、社会活动的实践，人就和自然社会融合 为一体。上面提到的“个体性”就是指个人和集体融合为一体的意识。到了这一步，人的意识，便超出了前面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了。前面的这三个阶段都是讲个人意识发展过程，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尽管前面也讲了一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世纪，似乎是在讲社会历史，但黑格尔在讲这三个阶段的时候，都是把历史的事实作为个人意识发展的历史来讲的。前面的这三个阶段所讲的相当于后来的《精神哲学》这本书的 第一大部分——主观精神。所谓“主观精神”就是讲个人的意识的发展过程。个人的意识发展到最高点那便是“自在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到了这个最高点，人和社会便融为一体。 第四个大阶段叫精神。这相当于《精神哲学》里的第二大部分——客观精神。“客观精神” 指的不是个人意识，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历史。这个大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叫伦理；第二阶段叫教养；第三阶段叫道德。伦理这一阶段相当于古希腊这个历史阶段，教养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道德相当于康德的思想 。 第一个小阶段即伦理阶段。黑格尔认为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个人和集体是融合在一起的，是打成一片的。黑格尔是很欣赏古希腊共和国的，他把希腊社会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家园，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他提出的“伦理”就是讲伦理社会，个人和集成融成一片，没有分化，用他自己的专门名词讲，就是“一个没有异化的、和谐的、无纷争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个人 和集体间绝对没有矛盾。谢林认为最高的真理就是无差别的统一，黑格尔则认为同异中间总是包含有矛盾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历史的早期，这个和谐的社会里面总是包含矛盾的。这个矛盾主要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好像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忠孝不能两全”。这个矛盾越向后是越发展的，并且最后导致了伦理社会的解体。 第二个小阶段就是教养阶段。在罗马社会，人和人之间是靠一种伦理的精神来维持的。随着 伦理社会的解体，每个人从家里独立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人。黑格尔在《精神哲学》的法哲学的那一段讲，人最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婚姻，婚姻使两个人变成 一个人。婚后，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个人就扩大了。然后便是教育子女，其最终目标是让孩子离开伦理的家庭，进入社会中去，变成了个人。伦理实体解体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法制状况。由于进入社会后，每个人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人，这样彼此间自然会出现矛盾了，因而就需要用法律来维持。法制状况是伦理社会的后期，包含在伦理社会里面，是伦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法制状况再往下发展，就发展到人精神的异化。“异化”实际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黑格尔把这个阶段叫做“教养”。他认为，人总是把自己异化成为制度，异化成为社会，这个时候，人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一个人非常孤立，是原子式的，那么这个人则是没有开化的。一个开化的、有教养的人必须把他自己融合到社会里去，或者把他的精神异化、外化到社会里面去。“外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表现”的意思，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在这里，黑格尔的一个很有名的很深刻的思想闪烁出来了，那就是“一个人要有教养，就必须把自己融合到社会中去，离开了社会，这个人便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这个阶段，黑格尔把人的思想意识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叫“高贵的意识”，一个叫“卑贱的意识”。“高贵的意识”，在封建社会里，是对王侯、官人阿谀奉承的意识。“ 卑贱的意识”则是和“高贵的意识”相反的，也就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意识。这两种意识互相斗争，并且相互转化，其结果就变成分裂的意识。这种分裂的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就兴起了“ 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反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运动，它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结果就到第三个小阶段了。 第三个小阶段就是道德。黑格尔看到了功利主义的毛病，到了第三个小阶段，他指出了道德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康德的哲学也就出现了。道德是康德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然而黑格尔 却批评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原因是康德的道德观念强调的只是“为义务而尽义务”，轻视世俗的功利。黑格尔提出人必须使道德和人的功利相结合，他反对空谈道德。功利主义不能够使主客达到真正的统一，人还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为义务而尽义务”、“轻视功利”，这是空洞地谈道德，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人要想达到真正自由，人类社会的精神意识的梯子必须 再往前迈一步。 第五大阶段叫宗教阶段。这个时候，人就要超出整个人类社会(精神阶段所讲的就是人类社会)。人们一步步地超脱，从有限到无限，从个人意识发展到和人类社会达到一片。但是光和人类社会打成一片，人仍然不能得到完全自由。人必须以无限的整体(人，个人，人类社 会) 为目标，然后超出人类社会。宗教的对象就是“绝对”，这也是宗教的最高目标。 第六大阶段叫绝对知识。“绝对知识”就是用概念的形式去把握绝对，这是人类意识的最高阶段。前面的五大阶段都还没有把握到全体的概念。到了这个阶段，人类精神主体就和最高 的全体(无所不包的整体)合而为一。这个阶段的人才是最完美、最完善的人。人通过哲学的概念去把握绝对，才会达到最完全的自由。这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最终目标。美国有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叫罗伊，他讲《精神现象学》讲到最后，到了绝对知识阶段，便认为人就是最完善的人了。他说，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和一些各种不同的对立面作斗争，到最后，到达绝对时，这个人就像一个经过无数次战场的厮杀被弄得遍体鳞伤的战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 黑格尔眼中的最完美的人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是个人意识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全部总结。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人，就必须投入到对立面，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整个宇宙中去。前面讲过，黑格尔整个思想是讲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统一，于是，西方几千年的主客统一思维方式系统化了，完善化了。 最后，简单地讲一讲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主体、客体思想的批判。现当代哲学强调把人从抽象的概念的世界拉回到人世间来。人是现实的人，人有七情六欲，人要和现实的感情相结合。现当代哲学批判主体和客体思想，是因为现当代哲学认为主客思想有两大弊病。第一弊病是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的王国，离开了人生。现当代哲学就是要把哲学和人生相结合起来。人生是有诗意的，是充满趣味的，只有将哲学和人生相结合，人生才会更加完美。第二个弊病，传统的主客思想引发人们拼命发挥主体性，去克服客体(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也带来了人类中心论)。西方现当代哲学强调不要总是盯住眼前的东西，要能 够看到事物背后的问题，把眼光放远一些(不是放到抽象的世界里，而是放到现实的没有隐藏的东西上)，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显现的和隐藏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在场的、显现的东西把不在场的、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人看的是一个广阔而又现实的世界，这样人的 心胸才是真正的开阔。（本文为作者2000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戴辉，朱俊君，胡强，未经本人审阅）编者絮语：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其中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又尤为重要。辩证思想和历史观点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的合理内核，可以说，不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就很难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倡导阅读经典，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涂又光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武汉长江大桥的地下浇注深达岩石层，教育的基础也要打在“岩石”层上。编者以为，阅读经典的意义也在此。

本索引收录戏曲、散曲和部分曲艺类研究著作（包括论文集），不收研究资料汇编、古籍整理类书籍；所收录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以来至2010年底

韩少功在上海大学演讲的记录。例句：“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80%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80%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曾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等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著作。

《儒林外史》的独创性之一，体现在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中权威说书者的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相互对话的"人物场域"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我游览了世界很多国家，在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的书店里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政治家和诚信与否的商人－－从奥巴马、基辛格到比尔－盖茨笑傲在各种书的封 面上。书店的产品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价值观"，并且完全和坚定地注重商业。很少有注重社会问题的著作，更别提重要思想家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或社会经济 制度的书籍了。我试图找出谈论"中国"的成功的书籍，并为此参观了机场的所有书店。可是，"中国"多是以有恶劣的环境问题的国家形象出现。没有一本书（英文）对中国建设可持续性社会的努力提出支持的，更别提对"社会主义中国方式"表示赞同的了。让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都柏林或墨尔本，想去书店购买描述美国或欧洲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书籍。你发现书店里面有数十甚至上百本书，但是 它们全部都从相同的角度而写，或是批判破坏和掠夺世界多数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政策，或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侵略他国或是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 政变时，导致了数千万无辜的男性、妇女和儿童死亡，或是认为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如果他们没有控制法庭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书可能 会指责在西方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多党制体系的设计方式决定，它不会真正为人民提供投票让统治阶层落选的机会。诸如此类。试想一下，如果书店里只有那些最爱批判西方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作家－－Klein、 Chomsky、Parenti，或我的书，大多数想买书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甚至震惊，他们肯定会抱怨。即使是我也会感觉不舒服，我会说："至少给我们的政治敌人们一些空间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排华人士对此毫无顾忌。他们很乐意提供一种思想和宣传路线。这种事就发生伦敦、芝加哥、纽约和其他主要的思想改革阵地，这种现象实在让人不安。英 国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我们这些在英国有著作问世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公开售卖批判英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书籍，而且在英国写成出版和发行，那么作者 和出版商都会遭到英国司法体系的追究，很可能犯有诽谤罪，面临罚款或监禁的处罚。尽管如此，这也不会被正式称为"侵犯言论自由"或是"遏制言论自由"，因为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西方阶层认为，并通过宣传手段让数十亿人相信，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民主和自由的。他们也相信并让别人坚信，中国是不民主的，不管事 实真相如何，不管中国实际上做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西方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体系吗？几世纪来，他们摧毁世界上所有试图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体系的其他文明。中国越努力，越坚持签署的协议（包括就香港签署的），越是成功，就越会被逼入绝境，逼入防守状态。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继续坚持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状态，西方就会一直排斥中国，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和其体系崩溃。只有中国领导人违背自己人民的意愿，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中国才能赢得西方的认可和掌声。之后，香港机场的图书才会放弃嘲讽，开始认真地谈论中国奇迹和中国的成功。但是， 1.4亿中国人的生活绝对远比西方宣传机构空洞虚伪的赞赏有价值多了。西方人在兜售什么？一侧是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另一侧就有对西方政治家赤裸裸的赞美，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导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失去性命。一位常在西方讲师最近对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相。他们受到职业生涯、研究经费、出版合同等的限制。为中国说话就如同职业自杀，没有人会资助你的工作，你会失去与主流出版公司、媒体和学术界的联系。另一方面，那些给中国泼脏水的人却赚得满盆满钵。就是这么简单。西方发起了一场思想战争，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正直接或间接地为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服务，就如同冷战期间他们对苏联做的事，目的是将苏联击垮。最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有趣并令 人振奋的是，除了菲律宾，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深刻反思，他们都很尊重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书店现在都会选择推荐中国文化的书，而不是促进反华宣传。日本纪伊国屋书店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的分店也明显地避开了反中国出版物。亚洲正在注视着中国，他们都在从这个伟大的邻居身上吸取养分。只 有在看过无数本书的封面，读过数千篇文章，在中国游览过多次，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才会了解世界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谁是真的朋友，谁是敌人。同时，中国 应该更积极地阐释自己的体系和目标，应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以民为本的国家，建立富有而平衡，规模庞大但安享和平，不主动欺侮世界他国的国家。应该给思想家和读者们不同的选择。知识和思想的斗争是艰难的，但是也是激动人心和可喜的。我诚挚地向中国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将中国的重要书籍译成英文，在国 外开自己的书店，在书店里面出售阐释中国成功和希望的书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目标和设想的未来。为什么不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买这样的书籍。中国的社会主义非常成功而且重要，它让数百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世界来说都迫切需要。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西方残酷且愚蠢的入侵。这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按照西方的方式看待和描述中国，成为大国毫无意义。让亲中国的书籍创造更多多样性吧，让它们充斥外国的书店，就如同西方说的－－ "让他们竞争"。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196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归化的美国公民。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 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 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 （Western Terror： From Potosi to 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 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董菁译

导致当下我国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诉讼成本过低。法院目前采纳的诸多审判管理具体措施，固然有保证司法公正和便民利民的追求和效果，客观上也有刺激诉讼消费的作用，因此很难真正缓解“案多人少”，并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规定任何外国人控制的，存在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交易将被视为"受管辖的交易"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2010年5月，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美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司令部。

自民党1955年建党，曾成功领导日本实现了战后复兴并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1993年到1994年下野10个月外，自民党54年来基本掌控着政权。这次众议院选举前夕，各类民调数据都显示自民党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民主党。为什么？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

新疆地区的屯田始于汉代，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曾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为更好地发展经济，保卫边疆，党中央决定于1954年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表于《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3期）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

可怕、残暴的"9·11"已经十年了，这一天改变了世界。这次恐怖袭击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是毫无疑问的。 "9·11"对西方和中亚的余波持续至今：阿富汗至今半死不活；伊拉克已经被搞得面目全非；巴基斯坦处于灾难边缘。2011年5月1日，经过精心策划，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暗杀。最直接后果首先在巴基斯坦显现。在当时，充斥了太多关于华盛顿对巴基斯坦恼火的争论，指责后者没有尽力搞掉拉登。但这些讨论却很少提到巴基斯坦人对美国擅自进入巴境内，进行政治暗杀行动，同样非常愤怒。这种强烈的反美情绪在巴基斯坦不断被激化。 今年2月，英国军事史学家阿纳托尔·利文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正，认为阿富汗问题正在使"巴基斯坦不稳定并更为激进，美国包括整个世界也正面临地缘灾难的风险，而这又使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放到社会层面，阿纳托尔·利文又写到，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对阿富汗塔利班持同情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塔利班，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是在抵抗联军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一行为具有合法性。"这就像塔利班在1980年代抵抗苏军占领一样。 这些复杂的情绪当然为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所觉察，他们对美国的压力非常愤慨--美国要求他们和华盛顿站在一起抵抗塔利班。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更多痛苦，美军无人驾驶机的空袭频率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就急剧上升。此外，美国还命令巴基斯坦军队将华盛顿燃起的战火带到巴国的部落中间；而即便是在英国统治期间，这个国家大致上都保持了独善其身。 军方是巴基斯坦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军方支持美国的军事情动可能会"激怒军方的某些势力，" 阿纳托尔·利文说，一旦造成巴军方内部分裂， "巴基斯坦会迅速崩溃，这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潜在的最大灾难时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怎么办？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里根政府遗留的遗产，里根政府假装他们不知道亚齐·哈克这个独裁者所作的一切，但他是华盛顿喜欢的人，也就是在他手下，巴基斯坦开始发展核武器，和沙特有牵连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也出现了。 阿纳托尔·利文总结说，"美国和英国士兵在阿富汗抛洒热血，最终的结果是，对美国和英国来来说，这个世界更加危险了。"华盛顿当然明白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最终将动摇巴基斯坦，并可能使它更为激进。 根据维基揭秘公开的文件，美国驻巴大使安妮·帕特森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但她也警告，美方的行动会"承担动摇巴基斯坦政权稳定的风险，疏离军方和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巴基斯坦政府更大危机。"安妮·帕特森写到，最大的可能是，"巴基斯坦政府内部会有人偷偷摸摸地走私出去足以制造一枚核武器的核原料。"走私的最大可能性是在运输途中。 许多分析师认为，在这场针对美国的战争中，本·拉登是最大的赢家。今年5月，埃里克·马格里斯在《美国保守派》杂志撰文，"（本·拉登）一再宣称，把美军从穆斯林世界赶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美国卷入一系列规模不大但耗费高昂的小型战争冲突中，最终导致美国的破产。"目前情况看，在"9·11"之后，一系列迹象表明，华盛顿真的中了本·拉登的圈套。 美国中情局前猎杀本拉登特工小组负责人迈克尔·舒尔从1996年起就开始追踪本·拉登，他在2004年写了一本书叫《皇帝的傲慢》，他说："本·拉登一直很明确的告诉美国，他为什么要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他就是要彻底改变美国和西方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他成功了。迈克尔·舒尔还说："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政策完全激化了伊斯兰世界，而这也是本·拉登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努力做的事情，他成功了。" 过去十年，惨剧不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西方对9·11的反应还有其他选择吗？ 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区域，本·拉登因其恐怖活动被宣判有罪，这是很有有价值的地方。他死了之后，本·拉登的影响迅速褪去。相比阿拉伯之春，他影响力就已经黯然失色了。所以《纽约时报》中东特派记者吉勒斯·凯佩尔在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写到："本·拉登早已死去。" 在伊斯兰圣战运动中，本·拉登毫无疑问是个受到崇敬的符号，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及他对基地组织的重要性。 石剑峰 译

我认为有必要保留“西学”、“中学”的提法。

昭和初期十年间，通常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及其崩溃、转向来讲述的。真正看到这个意义上的转向问题或抵抗问题的，毋宁说是昭和十年代。昭和初期重要的"转向"，可以说是从"大正的东西"的转向。虽说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所发生的，却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

中日关系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侵华日军毒气事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领土争端问题等等。中日关系是一个高度敏感、极端容易情绪化的话题。但我一直主张，中日关系应当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对象，应当理性对待，不能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骂“汉奸”、“卖国贼”。 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与“日本文化节”的“文化”含义有所不同，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我把非经济、非政治、非军事的因素，统称为“文化”因素。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在中日关系中有什么影响。看看我的研究视野能否使我们对中日关系提供一种理性的认识。今天谈四个问题。 一，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观 责任观 “名” 与“利”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很多问题都从这里来。我们说，日本人对战争不反省，不道歉。确切地说，不是日本人没有道歉，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就有“日本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样的话。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如田中角荣、春山富市、小泉纯一郎等，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表示过抱歉，马立诚说日本曾经向中国道过21次歉，我没有调查过，如果这是指日本的政治家在各种场合说过的致歉的话，这可能是真的，但他们的道歉我们不满意，主要是对下属两方面的事实不满。 第一，对战争道歉的力度不足，诚意不够。日本政治家多数情况下是在国会议员的质询时乃至逼迫下说出来的。从田中角荣开始用“迷惑”到后来不得不使用“损害”一词，最近小泉首相在他不顾中国和韩国极力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后不得不做出的平息愤怒之举，可以说表态都是吞吞吐吐,不够彻底。中国人无法理解，对于那场给中国人带来那么大灾难的战争，日本什么不能真诚地向被害者谢罪？中国政府连战争赔偿都明确放弃了，难道还换不了一句痛快真诚的话？所以确切地说，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是日本道不道歉的问题，而是日本以怎样的方式道歉、道歉是否真诚的问题。 第二，日本国内不断发生的否认历史的事件。战后50多年来，不断有大臣和国会议员等政府和执政党要人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试图淡化或删除涉及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右翼学者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集会等。日本高官关于战争屡屡“失言”，屡受中国和亚州国家的批评，受批评后就收回，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失言”——这似乎成日本外交的一个特点。假如围绕一个问题屡屡失言，那就不是“失言”而是“真言”，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两方面的事实合起来使中国人得出结论：日本并没有对侵略中国的事实真正反省。在中国人看来，承认侵略事实并真正道歉是两国交往中日本应遵守的道德底线，中国人对日本的所有不满可以说都是源自这种对日本没有遵守这条道德底线的判断。 日本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深刻反省历史问题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及其罪行进行认真的清算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当局在后期放弃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惩治，致使日本一些原来的战争势力重返政坛，有的甚至当了阁僚和首相。现在不少日本政客，就是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世袭议员”。这些人对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充满了错误认识。战败后处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虽然制定了“和平宪法”，但在当年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日本又受制于《日美安全条约》，日本与曾经被它侵略过的中国再次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因此，日本从没对它从19世纪末“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的侵略行动进行过彻底清算。 除此之外，从文化的角度看，我觉得与下述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日本人缺乏历史感。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有详细的历史记录， “以史为鉴”；中国把历史看成责任，历史记录一个人，并不因为一个人的死而结束，好的要名垂青史，坏的要遗臭万年，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有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认识当前事情的倾向。对中国人来说历史虽为过去发生之事但对今天有借鉴意义。中国人的家谱都追溯到遥远过去的祖先。中国过去皇帝治理国家主要是借鉴历史经验。例如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历史学家就查阅历史，说什么朝代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结果怎样等等。在中国人看来，的确是不懂得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也无从谈将来。中国人说到历史，是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确实、非常庄重的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国这样，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历史中通常还包括神话、故事和传说这一事实就是日本人对历史的遥远感和不确实感的一个证明。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特别是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从历史上看,日本这个民族像是一个灵敏的雷达，敏锐地跟踪世界，社会变化快，但是没有厚重感。 第二，日本人缺乏责任感。对历史的感觉是同对个人行为的责任的看法相联系的。中国人常说：“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论。”这句话的含义是，一个人行为的意义不仅限于当时的情景而有超越时间、超越情境的意义。个人是站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并一直延续到将来，这种认识得出的逻辑结果是较强调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这种看法有时候达到极端的地步：做了坏事并不能因为死亡而有所减轻，后人们也不会因为当时的情境就原谅他。在我们的语境中的“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看法的表现。甚至有死后被鞭尸的极端例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人自杀了，我们说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让两千多年前的老头子为粮食没有“上纲”负责。这种价值取向会使中国人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同时也应承认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一种较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而日本人对个人行为的判断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而较少与“历史”相联系。日本人喜欢说：“当时是那样教育的，所以就那样做了。”这句话的含义是：个人是沒有责任的，负责任的不是个人而是当时的情境。日本语中有一个词叫“禊ぎ” (misogi)，原意是：身上有罪或者有污秽时，或者在进行重要的神事之前，在河里洗涤罪恶或污秽。现在也这样解释∶一个人贪污、违反选举法或者受贿，只要进行“禊ぎ”，就能得到原谅。其含义类似中国的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许多日本人对战争所犯的罪行也是抱有一种尽快忘掉、尽快让水冲走的想法。这种对历史的感觉自然不会使日本人有过重的历史包袱，但也使人因此而缺少历史感，而缺乏历史感也是缺少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总是把“すみません”或“ごめんなさい”挂在嘴上。日本人抱怨中国人不会道歉。中的飞机火车晚点，不说道歉的话，中国的官员也不会说道歉。但是，日本喜欢说“对不起”并不说明他们有责任感。中国人不轻易道歉是因为中国人趋于认为道歉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没有判明或者没有完全判明谁应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不轻易道歉。而当中国人发出“对不起”这个信息时，个人感觉到的责任感要比日本人发出“すみません”或“ごめんなさい”时强烈得多。日本人一般容易向人道歉，但道歉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与其说是行为者责任的区分，不如说是该行为造成的眼下人际关系“事态”的严重性。是一种“事态优先”型的考虑方式,即不管责任在谁，已造成了眼下“客人对服务不满” 这一严重“事态”，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先道歉再说。把责任的区分放在次要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说道歉这一行为是个人感情的表达，道歉的意图与其说是为了承担责任，不如说是使与对方的关系不受伤害。日本人喜欢道歉，但又是“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是集体承担”的一种文化。这二者看起来矛盾实际是相互联系的。有重大事情，找不到真正的承担责任者，如果有明显了谁的责任，责任者通常采用自杀的方式自我了断。其他人也就不再追究。 在这种行为模式下，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道歉与责任相分离，自己即便不是责任者也要道歉，这就是道无谓的歉；另一方面，即便责任在自己，如果没有造成眼下人际关系的严重“事态”，也不真正道歉。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告们一致否定自己的战争责任。在天皇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责任，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可以说整个日本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负责任的体系。可以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就是处于一种不鼓励个人独立面对困难、不鼓励独立承担责任的体制之中。 这一点同日本人的特殊的民性有关。人们常常把日本与德国比较。认为德国人人认罪好。日本人社会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体不是独立的，个人是融合在集团中的。有了成绩是大家的，有责任也是大家的。没有“原罪”感，没有忏悔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是罪感觉文化，日本是耻辱感觉。罪感觉来自内心深处，耻感来自情境，来自周围人的评价。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弱，容易“跟风”容易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推着走，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个人由于缺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而趋于逃避责任。这是日本身上的毛病。 我们在批评日本人对历史认识问题时候，一定要批评到点子上，抓住他们身上的要害，批到痛处。譬如，我们现在我们总是说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我认为这就没有说到点子上。日本可能又想复活军国主义的人，但是绝对不多，即便是想复活军国主义，业不是过去的的那种军国主义。还有，我们常说，战争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民众没有责任。这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对战争的认识不仅仅是右翼势力的事情，在民众认识的深层有基础。那个时候日本的一般民众也是支持战争的，许多人是自觉自愿为战争服务、为军国主义献身，可以说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种狂热的战争漩涡。民众怎么没有责任呢？他们的短处或者痛处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上述相互联系的两点。日本人缺乏历史感觉，缺乏对过去行为的反思。日本有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东西，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难以让人信赖的。没有责任感应当更多地强调日本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民众没有责任。潜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我”是一个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和批判的自我，那些不愿意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在逃避对“民族自我”作理性的审视。反省需要有历史感和明确的是非标准，需要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反省是对自我的再评价，是检讨自己行为。否定错误不等于否定自我，真正的反省与否定自我是不一样的。只有肯定自我才有真正的反省，才有对战争的谢罪，而缺乏反省的谢罪是缺乏诚意的，因而也没有意义。反省历史是痛苦的，需要勇气和自信，所以没有真正的反省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第三， 从中国方面看，在处理战争赔偿问题上中国人的失误。中国在谢罪与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将二者分开的做法，即只要谢罪不要赔偿。中国人与人交往上的重“名”轻“得”、重“义”轻“利” 。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我放弃战争赔款，宽恕了你，你向我真诚道歉、“痛改前非”就可以了。从良心上说，在今后的交往中你肯定会记住我的宽宏大量，并给以还报。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重义轻利”的交往模式的反映，也是中国人常用的处理人际关系时重视“人情”做法。对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做法，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人可能认为，放弃赔款，显示了大国的宽容和气度，但这却放弃了对事情判断的原则，也放弃了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与中国解决人际关系的传统方法是有联系的。你侵略了我，我对你“以德报怨”，做到“仁至义尽”，不要你赔偿，只要真诚的道歉就行了。显示了我泱泱大国的风度。这是把一件可以量化、通过法律操作来绝的事情推到了人情的领域，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道歉这种方式是很难操作的，怎样道歉？在什么场合道歉？以什么方式道歉？怎样才算真诚？不真诚道歉又怎么样？等等，这些都很难有个尺度。中国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大，不要求赔偿而只要求道歉，那么，我们会有很高的道义上的期待，对于对方的道德要求很高。一方面，日本的道歉不能令中国满意，使我们感情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日本则对中国不满：自己已经道歉了，为何中国还要时时提及历史问题。而且这也使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很难胜诉。齐齐哈尔日本遗弃毒剂伤人事件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并且取得了对中国受害者有利的结果，但最终判定追究的不是战争责任，而是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因为日本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也就放弃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这也体现了日本尽量绕开战争这个问题。如果能换一种方式，不放弃战争赔款，具体导赔款的数目、时间、期限都可以谈判商量；以赔款完结作为一种历史问题的了结，操作起来就会容易的多。 战后的日本对战争只是表示遗憾，没有经济赔偿，没有对责任的明确承担，放弃经济上索赔带来的不承担道义责任的后果可能是中国决策者们当初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当加害者没有真诚道歉而不断冲破道德底线的时候，自然引起中国人强烈愤怒和批评，而中国充满感情的批评又极易被人利用。日本存在着以“反打历史牌”为借口的力量，他们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质上引开而转到批评者的态度上来，这使中国的批评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反感，从而使受害者失去了在道义上的优势。我们习惯于把一个法律问题道义化了，又习惯于让道义上的优势变成激情的肆意发泄。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既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也得不到那些对我们犯下罪行的人的尊重。 杀人偿命、损坏财产赔偿，这是世界通行的解决纠纷的规则。这方，中国人的做法事特殊的。赔偿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战争性质的问题，是对事情的一个“说法”。这里请允许举出两个事例来说明这个世界通用的规则。一个例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他自称是为了“解放”科威特人民，但至今伊拉克还在为自己的行为受惩罚，战争的性质不说自明。 另一个是美籍日裔向美国政府索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曾将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地带的日裔送进集中营。战后有人提出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违宪，日裔美国人开展了让美国政府谢罪并赔偿损失的运动。美国国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进行了数年的调查工作提出报告，最后美国立法，向日裔谢罪，并向每个活着的被收容者赔偿两万美元（总额为10多亿美元）。在调查期间，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违宪，只要谢罪就可以了，经济上不必赔偿，因为日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许多日本人也接受这种看法。但推进运动的日裔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违反了交通规则，把人家的车撞了，并不是光说声“对不起”就算完了，不仅要道歉，还要进行赔偿，罚款，使其不再犯第二次。 中国既然宣布放弃了赔偿，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干生气，没有办法。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一方面，应该尽可能让日本理解我们作为受害者的感情。中国并不是对战争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们放弃了战争赔款，是中国“仁爱”文化传统的体现，是以德报怨的体现。作为受害者，要得到日本的真诚道歉，是一个很低的、最起码的要求。并不是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把柄抓住日本不放，日本如果能够借鉴德国的做法，在一个更适当的场合，正式的，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向中国人道歉，或者以书面方式，法律的方式，郑重地道歉，历史问题便会就此了结。这对日本是有利的，对日本重新获得中国的理解和信任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也要做好了断历史问题的准备。要认识到，我们有很大的道义上的优势，但没有太大的实际上制约日本人行为的手段。日本以一种我们满意地方式道歉，就算了结了。再严重的伤害，再大的事情，也有了断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也不会纠缠不清的。彻底了结中日历史问题方法是双方都应采取一种更为清楚的态度。日本以立法或公开声明的方式正式谢罪并给以民间索赔以一定赔偿，这对日本人来说虽然严厉，却是彻底了断过去战争恶梦的办法，会赢得中国人的信赖。在日本这样做了以后，中国也以书面的形式重申放弃战争赔款并声明今后不再要求道歉。对中国人来说这样做就不再被日本人右翼势力利用，说中国对日本是“道歉外交”、“历史说教”而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这会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南京大屠杀问题： 数字感觉 和平观 这个问题与历史问题有联系。东史郎日记，以及西方人的日记，都证明了屠杀的存在。围绕这个问题，一些政府官员出来否认屠杀。一些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谎言，新编教科书也试图否认，这引起我们难以接受的。我们气氛，但是又显得没有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引起我们理性地思考。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30万”这个数字。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借口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30万这个数字不准确。也有想将数字化为乌有的所谓学者。他们在“纯学术”的名义下，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感情用事，数字靠不住。并通过所谓“考据订正”、“数量统计”，来达到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有许多人认为，数字有问题，但事件是事实。应当说，这些人是在利用数字不准确为借口来否定大屠杀。中国当时没有详细的人口档案，被杀害者的数字只能是估计。抓住中国没有精确记录这一点来否认事实。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打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人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土兵。 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土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30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撝两駭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在这里，过去的感情记忆作为战后战争责任这一现在进行时态的问题正将被历史化。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日本人来说，这个数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杀虚幻化、进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架空化之绝好的事实材料。再回到前面那个比喻上来吧。让感情记忆承担历史内容，意味着不是把两米高这个数值视为史实问题，而是把两米高这一感情记忆，即现在形态的事实历史化。拘泥于30万这个数值的所谓科学态度，不仅将感情记忆从历史中抹杀掉，而且是一种把事件非历史化的共谋行为。 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分析：他们的这种论调为什么会有市场？中国是明显的受害者，而受害者的感情为什么无法得到昔日加害者的理解？但是，在数字问题上，是不是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呢？我认为是有的。除了右翼势力的利用这一政治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因素。中日对数字的感觉是不同的。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人可能会说，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人被屠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日本人以小节来否定大是大非问题，实在可气。作为受害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完全应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感情上说，大屠杀的确并不意味着30万这个具体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但必须明白，仅仅停留在民族感情的层面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确需要“切断民族感情的恶性循环”。笔者并不认为数字是不重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量化，也没有办法从法律的角度操作。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说越愤怒越好，还要多做些实际工作；不是把受害者的数字说得越大越好，而是越准确越好。被强奸的少女不能永远停留在“恐惧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上，还要冷静下来，回忆更多的细节，为惩治作恶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有精于计算、非常认真、重视细节有时到了忽略原则的程度等特点。他们可能认为“细节”比“原则”还重要。所以一些右翼势力利用中国没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花名册之类的细节怀疑数字的准确性，并进而否定这一事件也并非不可想象之举。日本人对待自己受害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们对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都登记造册，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每年有年老故去的，还追加造册，举行存放仪式。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经过国际审判定了案的，但应当承认，对于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不可能在举证方面都做得很充分，还有大量的调查需要做。“东京审判”以后，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又获得了大量的确凿证据，但应当承认，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里面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例如，由于当时中国缺乏详细的户籍档案，要精确统计南京大屠杀被害者数字是困难的，但在主管上，无论是政府和民间，对此问题的重视还不够。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举出犹太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后，犹太人并没有只停留在感情的谴责上，他们的政府和民间合力，对被害犹太人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把能够搞清的每个被害犹太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了，并对死难者的后裔进行照顾。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大屠杀牺牲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哪里来的？是犹太人花大力气调查得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坚持追究加害者个人的法律责任，在世界各地寻找在逃的当年参加屠杀的纳粹分子。一些纳粹头子在隐匿了几十年后仍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当然，中国和日本、德国情况不一样，不能简单而论，但他们的做法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没有比照的意义。笔者想，假如我们也树一块遇害者纪念碑，我们能记录下多少被屠杀同胞的名字呢？假如说我们的数字有两个，一个是估计数字（可看作是“感情数值”），还有一个是通过调查得来的、有名、有姓、有证据、登记造册的数字（“史实数值”），这后一个数字即便大大少于前一个数字，也足于说明问题。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的调查统计的工作，现在仍可以做，尽管现在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毕竟还活着一些见证人，他们还记得被害的亲属。倘若这些人都死了，调查起来更加困难。不仅如此，还不要放弃对具体的加害者个人追究法律责任。一个人参加了屠杀，即不能因为他道了歉就成了英雄，或者为了“友好”就一笔勾销所犯罪行。有政府的声音，还有类似日本“遗族会”那样的强有力的民间组织。对遇害者的调查，对加害者的追究以及对事件的看法，并不因中日关系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些，中国在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会更有利有力，也会更能争取一般日本民众。 中国人对数字的态度：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介绍：国民党杀害共产党的数目有几个版本。“10万以上”，“20万”。中国历史上对战争死亡数字记录，精确到万：史记：率卒二万渡河”、“夜坑秦军20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死亡数字的几个版本：3000万。应当是研究的对象。我们也应当改变我们的做事方式。 第二，如何看待被屠杀的生命：从一种普遍的观点、更为慈悲的观点看待生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必须善待生命。南京大屠杀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的耻辱。在如何看待被屠杀的生命方面，我们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譬如，在故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哪里出了重大事故或灾难，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是不让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数，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数，流行病死亡人数，过去是没有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后来才有的。有时候有数字，但是根据需要，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政治因素意外，还与我们没有从一种普遍的、慈悲的立场看待死者的思维方式有关。对死者的评价太容易受情境的影响，也太容易变化。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的911事件，有人说是应该。日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是太庙，是祭祀本朝列祖列宗的地方。北京西城区过去的女三中，原来是历代帝王庙，用来祭祀前朝帝王。如今帝王家庙不值得祭祀了，那么死国难者呢？特别是近代抗战阵亡将士呢？原来国民党政府曾修了一座抗战空军烈士陵园，专葬战死的飞行员。结果该墓地文化革命中被砸。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没有一个烈士的名字可供凭吊，碑下没有一具烈士遗骸代享祭祀。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似乎更不当一回事情。最近中国开始重视数字问题。萨斯、重大事故等死亡人数做到公开、准确。这不仅为研究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提供了重要数据，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一种对生命的重视、对死者负责的精神。不仅这件事情，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中等重大事件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应有详细的记录。我们当然要强调“大是大非”问题，但也不能忽视“细节”问题，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正是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从上个星期才开始，南京大屠杀机关对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但免费开放后情况令人辛酸。据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3月1日免费向社会开放以来，参观群众每天多达1.5万人次，这是平时参观人数的十几倍之多。然而，随着参观者的增加，不文明的现象也多了起来，致使纪念馆承受之撏磾不得不令人担忧。与以前相比，原本干净整洁的广场上卫生很糟糕，一些观众竟然还边走边嗑起了瓜子，地上的痰迹、烟头、纸屑令人触目惊心。还有不少参观者在馆内打闹嬉笑，接打手机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据悉，近几天参观者过多，为了保护纪念馆内参观者的安全，维护参观的秩序，几天前，纪念馆无奈之下还向110求助，20个民警赶到现场维护秩序。 我们自己就不尊重自己，怎么让别人尊重我们？ 70年代以前中国教科书中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出于反美、反蒋的需要。因为提南京大屠杀就要提国民党的抗战。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纪念馆等，我们把这些地方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想依此来激起我们的爱国心，我们常常会想起什么呢？当作让国人警醒、激起爱国热情、振兴中华的教材，“落后就挨打”的证据，这样写当然可以理解，但我常常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更为普遍、更为慈悲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呢？即从珍惜生命、反对暴力的立场来考虑。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强大，强调振兴中华，不是要复仇，不是要以暴易暴，但别人是否能理解我们呢？我们的这种做法是用民族主义的方式反对民族主义。我们用我们的爱国主义反对日本的爱国主义，用我们的民族主义，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但是要知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很难把握的东西，极容易出现危险倾向，六十多年前的悲剧为何会发生的？是正是当时日本一种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在起作用。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对中国的暴行就是在爱国主义的狂潮中出现的。现在网络上出现了种种非常极端的言论，如：水均益的撊绻腥税研∪毡久鸬簦强隙ㄊ侵泄褡逵⑿蹟，发动一次摱┐笸郎睌等纳粹式言论，都是声称是爱国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大屠杀不仅是对中国人的犯罪，也是对人类的犯罪。把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看作是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要防止这样的人类惨剧重演。那么能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和平教育”、变成“反对战争和暴力教育”、“珍惜生命教育”呢（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了与我类似的建议：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辟为“国际和平中心”，但遭到群攻）。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会在世界上有更多共同的话语，能够获得更多的同情。 三、靖国神社问题：“慰灵观”善恶观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中心部，明治2年（1869）为纪念戊辰战争（推翻德川幕府的内战）中亡者而建。神社中供奉着从1853年美国军人贝里率军舰来日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死亡的人，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多名战犯。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中曾根率领内阁成员于1985年8月15日进行了参拜，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是个例外。围绕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摩擦。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方的反对，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次引起中国、韩国等战争受害国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一度陷入困难境地。 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主要理由是“日本人的感情”、“慰灵方法各国不同”、“甲级战犯都已经受到了惩罚，没有必要对死人还要加以区别。”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可能觉得这种看法很有道理：“是呀，靖国神社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 250万官兵，对死者要有宽恕之心。 那么，这里满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各国的慰灵方式有没有不同？日本人的慰灵方式怎样的？如何看待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慰灵方式？ 慰灵方式即悼念死者的方式，文化的不同，世界各地当然有不同的慰灵方式。西方基督教徒的慰灵方式不同于印度教徒，北美印第安人的方式不同于中国的摩梭人。与我们中国人对死者得态度相比较，日本人的慰灵方式有怎样的特点呢？对死者较宽容。所谓日本的神社，其实里面没有神，是祭祀死人的地方。在一般日本人看来，人一死都应当作“神”来对待。不先区分神社供奉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得正义还是非正义。日本慰灵观所反映的是，人们行为和思想依据的不是道义上的、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善”或“恶”。这确实是日本人慰灵方式的特点。这一点同中国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看法明显不同。例子：杭州的岳飞庙与秦烩像。也与西方人不同：例子：美国的动画片，魔鬼与天使，世界分为善恶两个对立的世界。日本的动画片不是这样，常常是：所谓恶人，也有不得不干坏事情的理由。 那么，怎样看待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呢？应指出几点： 第一，强调参拜靖国神社与参拜其他神社不同。日本的神社是宗教团体，以国家首脑的身份参拜神社违背了日本“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更为重要的是，靖国神社原是国家的神社，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战后靖国神社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神社中供奉着战犯。首先有必要弄清靖国神社的性质。战前它是国家级的神社，是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地方，是军国主义日本象征。靖国神社的本意在于纪念为日本国死去的人,鼓舞为日本国而战的人的士气。当时上战场的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们在靖国神社会面”。可见它的本质是“勤皇忠死”的愚人枷锁。靖国神社自建成后，像日本的一个“家元”组织一样，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历史传承，有主题，有道德，有弟子（遗族会）。靖国神社与战前日本一脉相承。战后，日本没有取缔这个神社，它只是由一个国家神社变为一般宗教法人，但它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的内部一点也没有触动。从神社自身的主张根本看不出战后日本社会的实际变化。日本似乎仍停留在战前，像是战前的一块社会化石。对右翼来说这里仍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靖国神社里的展览，只展示了战争的一面，而隐瞒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一面。这里陈列的东西过去原封不动，称中国为支那，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为战争翻案。这里供奉着包括战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在中国罪恶累累。供奉的理由是：B,C级战犯是冤枉的，A级战犯并不是出于为国家带来不幸而发动战争的，而是出于无奈。他们没有责任，只不过抽签抽到他们头上了。对于在中国干了怎样的坏事，战争给对方国带来了怎样灾难，这些人一点也没有考虑。 不仅没有考虑战争受害国，也没有考虑军国主义日本对民众生命的践踏。神社里展览着“神风特功队”的年轻人大幅照片以及他们上战场前写给家人的书信、遗物等，对他们为国捐躯的勇敢精神大加赞扬，却一点看不到对它们年轻生命的惋惜以及对使他们丧失宝贵生命的军国主义的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对被侵略国是残忍的，对本国国民也是残忍的，所以右翼势力对靖国神社的态度不仅是对战争受害国的伤害，也是对日本人生命的轻视（对生命的轻视是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日本竞还有这样的地方，令人既惊讶又感到可怕。 日本有成千上万个神社，首相若是参拜其他神社，虽然也存在“政教部分”而会遭到国内的批评，别的国家的人不会说什么，但靖国神社不同。江洋大盗流氓恶棍敬拜，那确实是日本自己的事，别的国家什么也不会说什么。但里面供奉的人物在别的国家土地上干了坏事，在国外杀了人，这就不只是日本内政问题，就不能不让受害者说话了。据我们所知，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傲慢到指责日本高官参拜所有神社的地步。说到“感情”问题，当然需要尊重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民的确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对于唯一经受原子弹爆炸死伤的日本人民也是应表示惋惜和同情的。如果中国人以“当时日本拒绝投降”、“当时广岛是军事要地”以及以“尽快结束战争可以减少更多战争受害国人民的牺牲”为由而对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伤的日本人民不表示惋惜和同情，日本人该如何感想呢？ 第二，强调作为一国之相的参拜与一般民众的参拜不同。如前所述，日本人的慰灵方式确实有其特点，但以此为首相的参拜行为辩解有问题了。一般日本人在神社中合十、默想，可以说绝大多数心中默念的不是“东条英机永垂不朽”或“复活军国主义”之类，更多的是“希望我母亲的病早日痊愈”、“希望来年能考上早稻田大学”、或者“希望明年我能成为田中君的妻子”等等。现在的日本靖国神社不是国家神社，去社会的所有人并不都是参拜的。不要认为所有去靖国神社的人都是复活军国主义。当年作家刘再赴访问日本被处理，一个原因是去了靖国神社。姜文去过靖国神社，网上很多人骂他，这是误解。靖国神社平时也有许多参拜者，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到这里观光的。靖国神社位于东京的中心，距离皇居近，又有悠久的历史，旅行社常把它作为一个景点放在旅游日程中，对于来东京的外地日本人来说，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有这项日程，把它当作一处历史建筑和观光地，到那里去看看也没什么。应当说许多人对这里并没有什么亲切感，把这里作为信仰、敬拜的地方、进而缅怀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的人更少。例如在2001年1月8日成人节，笔者在就在这里看到许多身着撜裥鋽的妙龄女孩和一对对情侣，他们并不知道这里供奉着战犯。上年纪、知道内情的人一般不去那里。去靖国神社的人并不都是去参拜的。与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不同。 但政治家参拜神社与一般日本人来神社的意义不同，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代表了国家。作为日本首相的小泉、中曾根等人参拜神社与一个小姑娘来这里的意义决不是一样的。可以肯定地说，小泉首相站在神社的祭拜大殿前垂首合十的时候心中想的绝不是什么“但愿来年身体健康”或者“希望明年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之类。 第三，强调每年的8月15日参拜与平时的参拜（如新年的“初旨”）不同。到神社合十的确是日本人的习惯，其目的、意义则因时而异：元月1日，主妇为全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而祈祷；成人节女孩子为早日与心上人共同生活而许愿等等。新年参拜神社的习惯，这在日语中叫“初詣”。所谓的神社，其实里面并没有神明，而是供奉着死者。大年三十晚上，上神社烧香许愿，祈祷新年安康。多数日本人不信真正的神明，遇到困难，可以向任何对象祈祷，一般日本人进神社的和我们进寺庙十分类似。至于是靖国神社还是其他别的什么神社，这要根据神社的位置、自己对神社灵验程度的判断等因素决定。神社在日本的历史较短，并没有在日本人生活中有很深的根。战前国家政府推行国家神道，把神社变成军国主义的地方。现在普通日本人没有国家神道这样的信仰。这些人虽然在神社里合十，但没有膜拜什么神明的意思，应当说这些人大部分也是怀着祈祷和平的心情来到这里的。有的中国人把靖国神社比做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把在靖国神社中合十看作是在英雄纪念碑前的默哀，其实这是误解。 那么,在８月15日这个特殊日子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什么呢？每年的8月15日前后，靖国神社内外便出现一番特殊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能够体会军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 有人评论说，政治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选票。的确，日本的“遗族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手中掌握的选票举足轻重。但事情还不单单如此。战前，国家利用神社和神道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凝聚民众，增强日本人的自信心。目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政治丑闻不断，民众自信心下降，一些老道的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清醒地认识到靖国神社对于凝聚国民的作用，试图通过参拜活动恢复日本人的自信心和独自性，但必须指出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不合时宜的道路。 日本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要照顾左邻右舍，顾及邻居的感情。本来，有怎样的慰灵观完全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他人无权干涉，但当在慰籍的对象中出现在他国干过坏事、并被国际法庭判定有罪的人时，情况就不同了。这种慰灵观也很容易被那些试图为历史上侵略行为辩护的右翼势力所利用。 解决办法。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将靖国神社中的战犯与其他人分开可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不能要求日本把靖国神社全部拆掉，日本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是，无论什么东西，不管是好是坏都保存下来。据报道，在日本，反对小泉前往参拜的政界人士已经建议建造另一座新的战争阵亡者纪念碑或者类似“国家公墓”的地方，这实际上是以“变通的办法”解决官方人士参拜有争议的靖国神社的问题。如果建成，中日之间的这个“死结”可望得到解决。但这种建议受到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遗族会的反对。另外，从文化上看，我们不能指望日本人像我们对待秦烩那样，对待东条英机等战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影响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清醒地认识。 四、珠海买春事件和西北大学日本师生集体辱华事件：性文化传统 去年9月18日，发生了日本团体珠海买春事件。对中方责任人依法进行了审判。中国公安部已经通缉珠海买春几个涉案人员。10月29日晚，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举行第三届外语文化节演出。一名日本外教和三名日本留学生有极为下流的舞蹈表演动作。从10月30日中午开始，西北大学上千名学生在学校留学生楼前举行示威，其中有几百人上街YX。中国外交部也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交涉。而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日情绪地反映。因为在日本国内，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情。 这两次事件的确存在政治背景。这是最近中日之间关系紧张、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圆满结果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从文化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两件事情？ 首先，应当承认，中日性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日本不像中国，礼教的影响深远。日本国内“风俗业”发达，占到GDP比例的％，和国防支出的比例一样。政府的管理并不很严格，主要是罚款的惩罚方式，并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因为日本文化对性比较宽松。中国法律中组织卖淫罪最高刑罚是死刑，这是一中国较为严格的性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而这在日本人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对此类事情是罚款。 但是不能以性文化传统的差异为借口替日本的行为辩解。如果是在日本国内，不牵涉第三国，那么确实无可指责；但牵涉到第三国，就不仅仅是文化差异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你不是在你国内，你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嫖娼在中国违法，你可以认为这种法律太严格，但是你必须遵守。在公开场合表演与性有关的舞蹈，违背中国人的习惯，是“有伤风化”，你可以认为这种习惯太保守，但你必须尊重。不能以国内文化来解释自己在外国受到的指责。这是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中国按照法律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应受到指责。日本常常有一些以“买春”为目的组织的旅行团，到韩国、东南亚国家买春，这经常受到这些国家妇女组织的谴责。也不能以性文化传统的差异来辩解。 与此相关的还有慰安妇问题，有的日本人也用“性文化传统不同”来解释这个问题。说传统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慰安妇是被迫的，是日本人的“集体强奸”，是性犯罪问题。 所以这几个问题虽然都有与文化差异有关，但是不能用文化差异来混淆他们的性质。 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这两件事情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严重。中国有人认为，在“国耻日”（9·18）集体买春，是对中的侮辱，西安大学发生的事也被认为是“集体辱华事件”。两件事情都带上了政治意义。我认为这两个事件属于日本人遵守中国法律和习俗方面的问题。珠海集体买春时间，倒霉蛋遇到的了“918”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作为历史的受害者，容易将一些中日之间发生的事情同历史、同民族感情联系起来，但我个人认为，这两间事情是涉及性道德、法律以及习俗的问题，看不出有政治的或者民族的因素在里面。 日本人有许多面孔。日本人在非正式的场合是非常随便的，上班的时候西装革履，不苟言笑，彬彬有礼。但下班后常常离开办公桌到了酒桌，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判若两人。酒酣耳热之后，议论的话题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三句话不来必说到女人，也不管是否有女同事在场。单位新来的那位还没结婚的女秘书是不是处女，哪个“斯纳库”（酒巴）的小姐漂亮迷人，哪个酒馆的老板娘韵味十足之类的话经常充斥耳际。望着那一张张醉眼惺松的脸，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把他们与平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形像联系起来。日本人也将这种行为方式带到海外。常常做出违反当地法律和习俗的事情。几年前，一个日本歌星在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上，公开脱裤子，露出屁股，结果被当地人打了一顿。中国有句话叫“入乡随俗”，“入乡问俗”，日本人在这方面是要注意的。

本文选择以1946-1949年的《天风》作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以《天风》最具有争议，在与现实的结合方面又最具代表性，而其创办人吴耀宗亦是中国激进基督徒的代表人物。这个刊物在战乱中诞生，1949年以后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再次提到顾颉刚，批评其日记补写失实。

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

我于昭和十年（公元1935年）九月一日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我爸爸叫小泽开作，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他在长春当过牙科医生。可是随着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他停止了行医，以一个协和会创立委员的身份迁移到了沈阳。后来听说他给我--他的第三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摘取了当时和我们家有着深交的板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取了个"征尔"的名字。我出生后的第二年，由于爸爸有作为新民会创立委员到北京去工作，我们家也就搬到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们才回到东京。因此，我在进小学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是在立川度过的。我目睹了当时频繁的飞机轰炸和那机枪扫射的可怕情景。随着战争的失败，尽管爸爸也陷入了经济的困境，然而对我们这些孩子一向所爱好的东西，却一直还让我们继续学下去。战后又经过了几年，他才重操旧业，又去当牙科医生。我开始向丰增升老师学习钢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家处于战后最艰难的阶段。尽管如此，父母亲为了我的学习，从来也不曾让我的手离开过钢琴，如今回想起来真使我感激万分。 我那有着象樱花的名字一样可爱的妈妈，是一个基督教徒。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让我们唱弥撒曲。我妈妈不仅会唱各种弥撒曲，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叫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唱合唱。那时唱的似乎就是弥撒曲十一号，那是一支精练、漂亮的曲子。我家有兄弟四人，可以组成男声四重唱。一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我们还经常聚在一起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对我来说，和弥撒曲的《城之音》合唱团开始的。我最初的指挥生涯也就是从指挥这个合唱团开始的。这个合唱团不仅唱过弥撒曲，还唱过不少黑人的灵歌和其它歌曲，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从我开始正式学指挥后，我就更加全力以赴地去指挥我们这些伙伴们组成的合唱团了。这次回到日本，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去和那些有着十年来历史的合唱团的伙伴们在一起唱唱歌，指挥指挥，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从我进了成城学院中学起，就开始跟丰增升老师学钢琴，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巴赫的作品。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玩橄榄球，常常弄的裤子上、鞋子上尽是泥巴，就那样去上课，因此往往把椅子、琴键弄脏。至今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一个很淘气的学生。最使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正当我在专心致志地弹着老师的钢琴的时候，鼻涕淌了下来，随后老师掏出手帕默默地把琴键擦净，而我却照样一直弹着我的钢琴......。 拿玩橄榄球来说，曾有过这么一件小事儿。因为我正在学弹钢琴，不得不留心保护自己的手指，家里人也劝我尽量不要去玩橄榄球，可是每当我看到伙伴们雄赳赳地玩着橄榄球跑上运动场的时候，就再也坐不住了。有一次，我背着妈妈参加了成城、成蹊、学习院、武藏四校的定期循环赛，把脸、手、胳膊弄得到处是伤，一回到家，就被妈妈发现了。我说："撞到柱子上去了。"这样，才巧妙的躲过了一场责骂。可是过后不久，这就成了我们家中的笑柄，因为不管撞到多么粗糙不平的大柱子上，也不会把脸、手、胳膊都撞伤啊！ 我就这样，一边贪玩一边不断地去上钢琴课。后来之所以产生了当指挥的念头，是由于有一次我在日比谷公会堂观看了纳尼德•克劳维茨自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又在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号《皇帝》钢琴协奏曲的演出而引起的。 当我从成城中学毕业的该进高校的时候，我就进了当时为专门进行音乐教育而创办的桐朋学院高校音乐系。在那里，我才开始向斋藤秀雄老师学习指挥，作为一个指挥的起点，我就是从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开始的。 不久，我又进短期大学学习。在昭和三十三年（公元1958年）桐朋学院毕业之前，桐朋学院的管弦乐队想去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展览会青少年音乐比赛，我想带一个管弦乐队去，那时才知道这是要花费很多钱的事情，因此没有去成，对此我感到万分遗憾！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尽管带一个管弦乐队去很难实现，而我个人将来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到欧洲去一趟。我认为要想搞外国音乐，就必需了解产生那个音乐的土壤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虽然像我这样的年轻小伙子不可能有很多钱，但是只要我能搞到一点钱，我就可以骑着摩托车，一边宣传一边筹划经费，我想总还是可以筹划得出来吧！关于我骑摩托车去旅行的计划，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