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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叙述时间与"人物场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

商伟:叙述时间与"人物场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

吴敬梓题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

原载《文学遗产》2014第五期,此为修改稿
《儒林外史》的独创性之一,体现在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中权威说书者的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相互对话的"人物场域"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作者简介: 商伟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95年获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学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执狄百瑞东亚文明教席,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杰出教授奖(2007-2010)。研究领域以元明清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为主,旁涉明清时代的书史、印刷文化,以及思想史和文化史。

原提要:《儒林外史》的独创性之一,体现在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中权威说书者的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相互对话的"人物场域"(character zone)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也由此直接塑造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形态。本文从《儒林外史》叙述时间内部的不一致处着手,说明这类问题无法归咎于任何假想的伪作者,而只可能出在吴敬梓的笔下,与他小说的写作方式与写作过程有直接的关系。此外,由于时间的不一致通常出自人物对话,破解《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之谜,也为我们理解《儒林外史》的叙述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简而言之,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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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大致以明代为背景,起于元末明初,止于万历四十四年。除去开卷的"楔子"和五十六回的"幽榜",小说的正文部分共写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六朝,历时一百一十余年。细读原文,不难看到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二回至第五十五回中,基本上逐年记事,几次大的时间跨度出现在第七回(八年),第二十五回(十年),以及第五十四回和第五十五回之间(二十年)。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纪历》一文中,曾对小说的叙述时间做过细致的复原和推算,尽显其细针密线,前后勾连照应的苦心孤诣,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失误和疏漏,其中纪年"似有失误"、"不合"、"不妥"或"时间概念不甚清楚"、"不够确切"、"似无着落",一共有十九处,散见全书不同部分,而尤以后半部分居多[①]。如果认真梳理,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类似的错误,详见下文。除去缺乏明确说明或交待不甚清晰的个别情况,可以暂不考虑,需要认真对待的个例,至少也有十余处。那么,《儒林外史》为什么会在叙述时间上出现不一致或不统一的情况?这些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又有什么意义?

纪年失误自然会引起伪作的嫌疑,这也是许多学者通常想到的答案,但显然未必只有伪作者才出错。历数章回名篇,作者本人出错的例子又何尝少见?更何况《儒林外史》中叙述时间失去照应之处,零星散见,遍布全书,而以后半部为甚。将它们全部归咎于同一位蹩脚的伪作者,并把这些"窜入"的章节从小说的"原作"中一劳永逸地剔除干净,听上去干脆利落,真正付诸实施,却不免拖泥带水:可想而知,经过这一番手术,整部小说就如同是一座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或者变成了一件百衲衣,处处可见"伪作者"勉强拼缀的笨拙针脚。严格说来,以小说叙述时间讹误为依据来确认《儒林外史》的作者身份和版本真伪,迄今为止仍然只是一个引人遐想的话题而已,既得不到现存版本的支持,也找不出伪作者的明确证据[②]

实际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叙述纪年上失去照应,往往正是因为他尝试了新的写作实验。例如,他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依赖小说的当代人物原型及其生平时间,由此导致了与小说叙述纪年之间发生牴牾或混淆。换句话说,吴敬梓将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纳入了小说叙述的时间框架,因此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彼此不相吻合或前后失去一致性。这样看来,所谓时间讹误恰好绽露了《儒林外史》的内部隙漏(fissur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洞察它的生成过程,相互冲突的构成要素,多重时间维度,及其叙述的外在动力和开放性结构。重要的是,一旦打开思路,并暂时搁置小说的作者和版本问题,我们便可能从叙述时间的"症候"中,去诊断《儒林外史》叙述时间的复杂构成及其历史成因。

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中,指出了以下四点[③]:其一,《儒林外史》的写作始于1735年前后,至1748和1750年间脱稿,但并未全部完稿,此后仍不断修改增补。其二,小说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开头至二十五回,作于1736年2月之前(其中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于吴敬梓扬州之行后返回南京的两个月内)。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写于1736至1739年之间。第三十六回以下的部分,由作者在逝世之前陆续完成[④]。其三,《儒林外史》的这几个写作阶段也同时标志着小说取材上的重要改变:尽管整部小说从来没有放弃虚构手法,但显然可见,第一回至第二十五回往往取材于历史轶事和社会传闻,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五回则转向作者自身,并以身边的朋友和熟人为题材,第三十六回之后,继续从作者自身经历和亲友生平汲取素材,同时也穿插进一些历史琐记和社会传闻。其四,《儒林外史》的时间错误每每出现在"虚构"与"实录"转换配合的过程当中,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而变得愈加频繁。

上述观点中的第二点,未必完全可靠,我在下文还会说到,但其余几点大体近于实情,最后一点尤其具有解释力。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吴敬梓刻意用"真人"去附会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假事",在不同部分之间穿针引线,建立关联,或以正面叙述和后来者回顾议论等方式来处理早先出现的人物,结果往往弄错:由于小说的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了任何个人的生命长度,无意间便有了马纯上年近百岁还在忙于科举考试,汤镇台的"乃兄"汤奉活到了一百多岁才告老还乡这样的荒谬情节[⑤]。而汤奉既然如此高龄,汤镇台又能年轻到哪里去呢?可是他竟然还出任总兵一职,并且亲自带兵打仗。另外,王惠在小说的第二回首次亮相,后来由于郭孝子寻父的情节需要,又以父亲的角色而重现,直到第三十八回去世为止。《儒林外史》在王惠复出的最后两回中,连连出错:王惠出场时已"三十多岁",到三十八回,至少七十三年过去了。于是,百岁老人的奇迹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在王惠身上重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小说第十七回提到"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过杭州。范进在第三回进学之前就自称五十四岁,至此又过了三十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却仍在通政任上,与上面几个例子犯了同样的毛病。

需要说明的是,吴敬梓本人并没有如此这般地介绍小说人物的生平和年纪,百岁高龄是从小说内部推算出来的,而这正暗示了问题的性质与成因。在作者看来,马纯上和汤镇台的故事或许来得十分自然,因为他们的生活原型分别出自他所熟识的冯粹中和杨凯[⑥]。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时候,冯、杨二人都还健在,他心目中的马纯上和汤镇台不过就是他们那个年纪,或者相去不会太远。于是,吴敬梓孜孜不倦地追踪他们的新闻,并在小说中随时加以补充更新。也就是说,他笔下的人物直接受制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并与其保持一致。尽管在处理小说的纪年框架时,吴敬梓仍然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逐年计算,但偶尔也有例外,致使这个纪年框架游离于小说人物叙述之外,甚至与人物的叙述时间相互冲突,分道扬镳。

经过几代学者的积累,《儒林外史》的人物本事研究早已形成了一个卓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不过,我们仍然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如何描述原型素材与小说虚构的关系,其间的尺度究竟该怎样来把握?其二是相对而言,我们通常忽视了人物原型的生平时间如何对小说的叙述时间产生影响,也就是对时间问题缺少自觉的关注。实际上,即便根据原型写成的人物形象包含了想像虚构的成分,小说中有关他们的叙述却往往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密不可分。因此,我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原型"这个概念,而不是假定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存在着百分之百的对应关系。如下文所述,吴敬梓有时不过是借用了原型人物的一份生平年表而已。

一、小说叙述时间问题与人物原型生平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写安庆府正堂向鼎途经南京,见到鲍文卿说:"自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谈凤梁将此事系于《儒林外史》纪历第六十一年,而将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在安东县与向鼎道别推至十几年前。于是,在这两回之间制造了一个十余年的时间断层,在《儒林外史》中实属罕见。谈凤梁又指出:

第一,向鼎道:"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转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第四十九年鲍文卿离安东县后又两年,四川任职六年,前后仅九年左右。第二,鲍文卿介绍鲍廷玺,"他今年十七岁"。第五十三年已是十八岁,此时当为二十六岁。第三,鲍文卿安东县见向鼎后,作品描写其经历,似只三四年。这种矛盾现象,当有产生原因,待考。

鲍廷玺的年龄,的确还有待查考,但真正的难点出在第三个问题上:为什么向鼎说自从安东一别,已十有余年,而小说描写鲍文卿与向鼎别后的经历,读起来却似乎只有三、四年之久?如果以鲍文卿为主线来判断小说的叙述时间,向鼎自述的十余年究竟从何而来,又该怎样安顿?

向鼎的原型为商盘(1701-1767),何泽翰引证甚详[⑦]。商盘,字苍羽,号宝意。蒋士铨为他作传曰:

己酉(1729)举京兆,明年登第,廷对列二甲,以知县用。次日,特旨改庶常,习国书,散馆,授编修。今上(清帝弘历)元年(1736),公三十五岁,叠充八旗馆国史馆纂修官,进经史讲义。(上)录以禄养,陈情乞外任,得广西新宁州牧。上以其亲老,改授镇江郡丞。词臣受恩逾格,前所未有也。即而权海州牧及南昌令,南康守,调太平郡丞。甲子(1744),以督造战舰,居吴门二载。丁外忧去,甲戌(1754)擢梧州太守,公年五十有四矣。[⑧]

回过头来看向鼎的仕途生涯,小说第二十三回写他接任安东知县,第二十四回断牛布衣妻告牛浦郎杀夫冒名案,却因此案而被上司参处,幸得鲍文卿向崔按察求情而得免。到第二十五回向鼎再次出场,已是十二年之后,时任安庆府正堂。据他自述,在此之前,他已在四川做了一任知州,此后又"转了个二府"。商盘历任的官职与向鼎并没有一一对应,但他在十余年间频繁调任,在南昌任上,又险些因为流言而丢官[⑨]。此外,在1744年调任吴门之前,还曾"调太平郡丞",即"转了个二府",这些都与向鼎相似。可见,吴敬梓写到向鼎时,心里想的大概正是商盘的官场生涯。他在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五回关于向鼎的叙述中,缩写了商盘截止于1744年的十余年间的仕途坎坷,也因此造成了向鼎的自述与小说有关鲍文卿的叙述在时间上不相对称的尴尬情形。也就是说,他在写到向鼎自述时,受到了商盘的生平纪年的干扰,忘记了自己在叙写鲍文卿时所遵循的那个时间表。否则,吴敬梓的叙述就未必会出现时间上不相一致的情形。仅就小说的情节而言,这个问题其实不难避免,甚至几近多余,因为作者根本就不必把向鼎的这一段仕途生涯写得如此之长,更没必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周折。

或许可以想见,吴敬梓写到小说的二十五回时,也正在1744年之后不久。他将刚刚发生在商盘那里的事件,改头换面,移到了向鼎这个人物身上,并在小说叙述中衍生出了这一段无从安置的剩余时间[⑩]

《儒林外史》在第四十一回中又一次在时间上出了问题:"四月尽间",杜少卿泛舟秦淮,偶遇表叔庄濯江,庄绍光向他介绍杜少卿曰:"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 可是,如果仔细追踪《儒林外史》的叙述,就不难发现,杜少卿移居南京至此已有十五年之久了,"八九年"之说大误。可问题在于,杜少卿并非别人,而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化身。那么,小说何以会在作者的自传部分出现如此严重的纰漏?除去伪作,还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吗?

庄濯江这一人物部分采自程梦星(1678-1755)。程梦星,字午桥,号洴江,1712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716年,以母丧归扬州,不复出。在小说中,庄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而程梦星也正是吴敬梓的表叔。甚至连庄濯江对杜少卿说"我四十年前与尊大人终日相聚",也颇符合程梦星的身世[11]。在涉及自己家族成员的长幼关系时,吴敬梓每每恭敬有加,事出有据,也极少出错。吴敬梓于1740年4、5月间出游扬州,然后转道回故乡全椒。他在扬州期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被盐商诬告而革职远戍,友人高凤翰等为其送行,并亲自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吴敬梓躬逢其事,在图的右下端题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题字绫圈上还有郑燮、李葂和程梦星等人的二十余首题诗[12]。根据现存记载,这是吴敬梓第一次与程梦星相见。小说中写庄绍光向庄濯江介绍杜少卿说"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或出自与程梦星初次见面时友人的介绍语,因为时至1740年的春天,吴敬梓迁居南京已七年有余。也就是说,吴敬梓写杜少卿与表叔庄濯江在秦淮河上相遇,心里想的却是他本人与庄濯江的原型人物,也就是他自己的表叔程梦星在扬州的首次相会。这或许正是他出错的原因。

在《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第四十九回中,武书说道:"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就都当作新闻。"这个"四五年前"与小说内部的叙述时间不合。早在第三十四回,迟衡山就对杜少卿说起这部《诗说》:"前日承见赐《诗说》,极其佩服。"第三十五回又写庄绍光隐居玄武湖,"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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