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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电影的三个阶段,即编剧、拍摄和剪接,小津认为剪接最不重要。他认为,在理论上,一俟剧本写好,电影即告完成。一如带着蓝图的建筑师,带着工作设计图的木匠,以及所有国家的主流电影导演一样,小津认为最后这一个阶段,近乎一项技巧性的事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在写对白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勾画电影拍摄时的场景。到场景写出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这个场景将会占据银幕多少时间。 小津因此引人注目地迥异于那些认为剪接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导演。人们因此可以预料得到,小津在剪接的时候,完全没有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向我们描述的那种剪接的快乐。对于他俩来说,正如对其他许多导演,包括黑泽明和市川昆来说,剪接阶段是电影被创造出来的阶段,先前存在的故事情节只是他们充满生机的手下一堆没有生命的赛璐珞胶片。不管这种主张是否妥当,小津不可能、也不愿自己利用剪接的创造性潜力。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剪接作为一种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剪接者主观评价的机会。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剪接,给导演提供最好的和最后的诠释素材的机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小津不想诠释,他只想呈现。因此顺理成章地,对于小津来说,只存在一种剪接方式,就是照着剧本来。他小心翼翼而又不偏不倚地遵循剧本的观念剪接,因为他的电影的感染力,取决于他先前有意识地算计好的效果,主要是那些与形式和节奏有关的效果。他是如此严格地恪守自己的规则,我们对最后完成的影片因而获得一种必然如此的感受。 由于小津电影的形式几乎和其他部分一样具有不变性,我们可以通过电影本身的形式来着手探讨这个电影形式。它经常是循环式(环形)的:尽管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电影却往往结束于它开始的地方。早在《东京合唱》中,小津对这种形式的偏好已经显而易见。影片的开场场景是在校园,学生们唱着校歌,最后一位学生懒洋洋地出现;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学生们的重聚,校歌再一次响起,最后那位学生(现已是成年人)同样姗姗来迟。还有许多后期电影的例子:人们会注意到,《浮草》和《浮草物语》开始和结束于旅行,《父亲在世时》和《彼岸花》开始和结束于火车上。《独生子》、《长屋绅士录》、《晚春》等,则结束于开场时出现的同一间房子里。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东京物语》。电影开场的时候,祖父母收拾行李准备旅行,邻家妇人出现在窗口;她说的话也是电影中最初的对白中的一句:“你家的孩子在东京应该等急了吧。”电影的结尾,祖母已经过世,祖父坐在同样的房间里;同样的一位邻家妇人再一次出现在窗口,并且说出了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你一定会很寂寞吧。”电影的循环形式,几乎永恒不变地引发一份全面的、最终的、完整的情感。人生循环往复,我们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但却是怀着一种与前不同的感觉。给我们展示这种差别,是电影的目的,它还使我们从中体验到的情感清晰起来。然而,话又说回来,小津常常并不满足于只是结束这个循环。毋宁说,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螺旋式的循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往往又开始一个可以说是类似的新故事。例如,在《彼岸花》的结尾,第二个故事(京都女孩想要出嫁)被提起,并延续了一两个场景;在《早安》中,家庭主妇的吵架平息了,却在片中的倒数第二个场景再度爆发,等等。与此同时,新故事,也即我们刚刚看了开头的故事,它的发展很明显地和我们刚刚看过的故事相类似。这暗示了这个螺旋是一种顺序有变、但其他方面却不变的模型。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只有很少几种情境,而这个情境重复和呼应着另一个情境;我们感觉到,这些情境都是原型情境(这种描述当然不会出于小津之口),而这些原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仪式。它们部分地成了人类境况的隐喻。当然,这些只是感受,而这些感受当然是一些尚未成形的意念。小津电影的现实主义、自然性和自发性,使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强烈地留意到这类感受,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而且有助于创造出小津世界那静态和无时间性的感受。 如果说小津的电影本身常常是以循环形式呈现的话,那么,每个场景的镜头先后顺序几乎也永远如是。它们通常只由三类镜头组成,这也是初期电影的三种经典式的镜头:(一)远景,它用于表现孤独,因为它具有隔离气息;或者用于表现幽默,因为它的隔离而使得一切可以理解;或者用于表现美学上的美感,因为它隔离得足够远,让我们得以综览全局;(二)中景,这是小津电影的标准单位,这是“事件”单位,大多数的动作(例如对白)在此发生;(三)特写,用于突出一些时刻,它可能带对白,也可能没有对白,它出现的频率,少于其他两种景别的镜头,而且不容许本身进一步发展成为“大”特写。 在小津的场景里,每一种景别的镜头都有其立足之地,而场景的顺序通常是(一)—(二)—(三)—(二)—(一)。也就是说,摄影机一开始拍的是很远的位置,然后慢慢移近,随后退回到它原先的位置。这些进行过以后,一个场景也就完成了,我们随即进入下一个场景。以音乐的术语来说,这种形式类似于a—b—a的曲式,属于简单的两拍子形式。这是一种最为直接同时也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体验,也许是因为(在电影中和在音乐中都一样),它具有明确的可理解性,同样也可能因为——尽管更属于形而上的层次——其循环结构。毕竟,这种循环形式,是一种具有和人类心灵相宜的平衡的、持续的、几何学的形式。小津电影中的这些场景,像文章中的段落(在此意义上,他的电影没有章节),而在这些段落中,景别镜头就成了句子。我们之所以对小津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的结尾,以及每个像段落似的场景的结尾感到满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循环的形式预示了它的回旋(return)。回旋的观念,一如循环的观念,具有情感上的冲击力。还是以音乐作比方才显得最为恰当。莫扎特是应用回旋方面的大师,他以快板奏鸣曲或回旋曲的形式完成其回旋时,因其主旋律具有令人惊奇的新颖性,而表现出一种令听众耳目一新的惊奇效果。首先,在回旋中,我们回到曲子的主调(home key),这总能带给听众一种愉悦的情感;其次,我们带着双重的满足感回到主调(正如《丘庇特交响曲》的终曲所呈现的),这是因为愉悦地回归到熟悉之处,而这种熟悉之处又充满了新奇之美。莫扎特和小津在形式上的类似是清晰的,因为其效果同样极少拘泥于形式;拘泥于形式的情形,发生于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电影或是巴赫儿子所作的一些音乐中。在小津的电影中,我们按照故事的指示、按照对各种模型的理解,同时按照严格的视觉逻辑,而被引入到循环中。对于真正的艺术,亦即技巧被隐藏的艺术而言,小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使形式的设计表现得天衣无缝。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小津的电影结构,是按照电影自身建立的条件而建立的,具有它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每一个景别镜头的使用,都有其明确的原因;抽去任何一个镜头,你看到的将是不同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电影。小津的连贯性逻辑,在此意义上来说是极端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小津引入一个场景的方式,然后再看看他将我们从一个场景带到另一个场景的手法。 从《东京合唱》开始,小津的电影就永远不变地以定场镜头(placing shots,确定故事发生场所的镜头)开始。这些镜头大致地符合以(一)—(二)—(三)的模式呈现的每一个场景的镜头顺序,其效果是直接将观众引导到第一个场景发生的场所。下面是一些例子: 《独生子》:悬挂着的吊灯的特写,时钟敲响的声音;可看到另一盏吊灯的门口,经过的行人,另一声时钟敲响的声音;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母亲工作的工厂名;工厂的内景,母亲正在工作,故事开始。 《户田家兄妹》:沿着户田家院墙的街道;植物(万年青)和鸟(九宫鸟)的静态照,随后我们知道它们属于父亲所有;庭院的草坪,架在三脚架上准备拍全家福的照相机;家的内景,家庭成员,故事开始。 《风中的母鸡》:油气罐;另一个角度拍的另一个油气罐;然后又是一个油气罐,旁边是一条路和一幢房子;房子的内景,在房子里的母亲,故事开始。 《晚春》:北镰仓的火车站,月台、栅栏和信号;铁路钟声;另一个车站景观,更近,寺庙的石阶,菊花;寺庙的屋子;寺庙里面,正在举行的茶道,故事开始。 《麦秋》:海,在海滩上的一只狗;从一扇悬挂着鸟笼的窗子望出去的北镰仓山景;走廊,音乐盒发出的响声;正在喂鸟的父亲,故事开始。《早春》:一幅大广告牌,一小排的房子;另一个角度,火车的鸣笛声;另一个角度,火车来临时的铁轨;房子内景,一对睡在床上的夫妇,故事开始。 《早安》:住宅新区的景观,晒衣杆,高压电线;更近的角度,房子,小巷;更远的角度,走路上学的小学生们,故事开始。 《秋日和》:东京塔;从更远地方看去的东京塔;寺庙的庭院,蝉鸣声;寺庙的内景,有一个人进来,故事开始。 《秋刀鱼之味》:横滨的一家工厂,白色和红色的烟囱;从一个窗口看出去的相同的风景;空空荡荡的走廊;片中的一个人物坐在桌子前面,故事开始。 这些引导性的场景,具有很多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们让观众将注意力从一般性场景转到具体的场所,确保观众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物的自然延伸是什么。像这类不断重复的场景,也不时刷新我们的眼光。然而,从上述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小津的手法,并没有形式化到他所坚持永远不变的(一)—(二)—(三)模型的地步。我们随意地在这三种景别镜头中或远或近地游走,因为小津关切的是,我们获得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因此他的手法可以说是“印象派”手法。我们看到他的人物日常所看到的,我们对这些景观的反应,将会和剧中人的反应如出一辙,我们透过这些来理解剧中人。 小津在此所暗示的是总让西方人大吃一惊的一个假定:一个人的环境决定了这个人;他的环境型塑了他的性格,或者将这些环境导致的他所作出的选择进行归总,其总和就构成了他的性格。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假定是:除非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物的周围环境,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他。因此,小津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引出人物的周围环境,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它就会确保我们不会茫无头绪。 这里有小津特别留意于此的一些非凡例子。《晚春》中的乘火车场景,《茶泡饭之味》中穿梭于东京的出租车场景,《早春》中的地下铁场景,《东京物语》中的巴士观光场景——它们全都如实地描绘;也就是说,我们沿着这些路线确认了其行程,场景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拍摄的。《早春》中的徒步远足场景始于湘南海边,背景为江之岛。随后我们看到了远足旅行者们沿着海滨前行,他们的旅途以他们在各种各样古怪但不出名的岩石前逗留而被打上了标记,这些岩石只有熟悉那一带海岸线的人才叫得出名字,但它们却与徒步旅行者们的行程相对应,该在何地出现,就在何地出现。《晚春》中搭乘火车的场景更是使人印象深刻。火车站线路从北镰仓、大船、户冢、横滨一路行进,终点站为东京。场景如下: 北镰仓车站,人们在候车。 火车开远,将要进入隧道。 火车内景,它正从隧道中开出来。 火车内景,父亲和女儿都站着。 从车窗看去的景色,北镰仓和大船沿线的风景。 女儿站着。 坐下的父亲为女儿让座。 她笑着拒绝了父亲的让座。 火车到了大船。 火车内景,可以看到途经的大船观音寺纪念碑。 父亲和女儿都坐着,都在读书。 她望向窗外,火车到了户冢郊外。 他们在交谈的几个场景。 火车内景,经过户冢站。 火车,经过横滨—保土谷郊外。 横滨,火车从视线中消失。 东京银座的服部啤酒公司的建筑大楼,在这不变的标志前火车的音乐停止。 如此按时间顺序拍摄旅行行程,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件事,然而它可不简单。人物的动作和对白必须与流动的背景同步,必须留意到每个阶段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必须按顺序先后表现出来,以传达出旅行的那种真实感。旅程可能被缩短了(实际上从北镰仓到东京需要花一个小时,横滨到东京约占一半时间,这些都没有在三分钟长的场景里表现出来),但精髓已经表现在那儿了。大多数导演不认为这种按顺序先后拍摄有多重要。他们通常会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时间拍下各种场景,而后通过剪接将它们组接在一起。这种组合方式,通常不会有好的效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旅行,由相应的不可能的人物在进行。当这类按先后顺序拍下的场景出现在西方人所拍的电影中,例如《法国贩毒网》《法国贩毒网》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而到70年代方兴未艾的“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是一部反映缉毒内容的影片,导演为威廉?弗里德金,影片被影评人誉为开创新式警匪动作片之先河的作品。——译者中著名的走过曼哈顿商业区的场景,它无不受到广泛的赞扬。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小津这样拍的时候,可以说是罕见的出于对视觉真实性的关切。他这样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中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人物,那么他们必须活在一个可信的环境里。然而,小津之所以拍定场镜头和场景,还有一个原因。在两个场景之间使用的话,它们形成了一种转场,这种用法将在下文讨论;作为一个场景的一部分使用,或自身就作为一个场景使用,它们常常具有将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以及评说电影的主题这两种功能。 《早春》的开场,由约50个镜头构成(参见本书第二章所示的剧照),首先,正如前面说过的,引介了主角家庭的周边环境,观众进入了他们的家,看到主角与其妻子醒过来了。他最后起床走向窗口,我们看到了他所看的景色:通往车站的道路。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显示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们涌向城市上班的镜头。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候地铁,主角就在他们之中,并随着他们到了东京站。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车站大楼的高耸的外观。这是从办公室窗口望到的,这个窗口就是主角办公室的窗口;他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和另一个同事聊天。这个场景以一个时钟的镜头结束;钟面的指针显示刚刚过9点,正是工作时间的开始。 这个开场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使我们从人物生活的一个点(家)移到另一个点(办公室),它是以极为细致和符合逻辑的方式表现的。在时间上,从他7点起床起,我们知道大约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而且还告诉我们,这是他日复一日的例行之事,以此向我们指出了他的生活结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小津向我们展示,这就是所有白领工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我们看到他们,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赶路上班。我们看到的只是构成他们生活的千分之一的重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所有人的人生。小津通过这种简洁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早晨两个小时间的场景,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非常规或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小津成功地在电影的一开场,就点出了他的其中一个主题;如此一种无聊和乏味的人生。 具有同样的效果,但更为精妙的场景是《东京物语》终场前数分钟的场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剧照)。此处小津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故事本身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必须暗示一种同一性或日常性的感受,一种此类事情自然发生并常常存在于人生中的感受。在其妻子死后,孤独的祖父告诉二儿媳,她应当忘掉自己的儿子,也即她已过世的丈夫,改嫁他人。她掩面哭泣。小津将镜头切到了学校的教室,此时传出学生唱歌的声音。在空空的走廊的定场镜头之后,我们看到了小女儿所执教的学校。她望向窗外,我们看到她所看到的景象:一列火车离开了她与老父所在的尾道。下一个镜头不是火车的内景,而是孤独父亲的镜头。然后,在下一个镜头里,我们看到了火车在前进。至此,我们才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直视前方的镜头。这之后是一个尾道港的镜头,和电影开场的场景非常类似。镜头的顺序和其相关的长度,暗示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内容。如果小津只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的话,镜头的先后顺序必然会很不同:我们会看到小女儿望向窗外,看到了火车,随后我们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然后又回到小女儿的镜头,诸如此类。然而,在这个场景中,小津插入了父亲和尾道港口的镜头。这个场景里有四个“对象”,而不是两个,场景的其余部分围绕这四个“对象”而展现。呈现了港口的镜头之后,我们才回到站在窗口的女儿的镜头;随后又切到了父亲和邻居妇人谈话的场景,这个场景紧接着父亲独自一人的三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远于前两个镜头,最后又是两个港口的镜头,第二个镜头较前一个远,同样地,它们非常类似于电影的开场镜头。换言之,我们只看到女儿在窗口的两个镜头,一个二儿媳在火车上的(长)镜头,而这只是电影里表面所讲述的故事,这也是按照想象存在戏剧性的地方。至少两倍以上的镜头使用于描绘非戏剧性的场景,例如父亲独坐空房仿佛要坐到死为止的场景,港口的场景,它可以视为父亲场景的延伸,然而这个场景在电影中与故事本身无关。若换其他导演来拍这样的电影,他很可能也会拍一个孤独男人(老父)的镜头,只不过,我认为,只有小津本人才会拒绝拍摄一个二儿媳最终走向更幸福的未来这样的安慰性终场镜头。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小津不但不相信这种安慰,或者任何更幸福的未来,他也拒绝对主题妥协,小津的描绘在逻辑上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崩坏的家庭的最后幸存者身上。 通过在电影结束前先结束戏剧(二儿媳),通过将镜头转到父亲的世界,通过向我们呈现迄今为止我们已然熟悉了的港口镜头,它就像乐章的尾章的结束和弦,最后,通过描绘城市、海、山岭的大背景,他向我们暗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很平常,许久之前已经发生过,而且以后也将会一次次持续不断地发生下去,这就是世界的面目。这个家庭的解体,这个世界的倏忽无常,这种人生的幻灭——这就是《东京物语》的主题,而这也是小津在最后的场景中描绘的内容。 小津的“空镜头”或曰非戏剧性镜头,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引导、收场、定场、评说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其他许多的功能。这些镜头最常用的功能是转场功能。在小津的电影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变总是直接而简洁,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正如一部电影的开场对环境的描绘常常由三个静止的空镜头来表现,因而环境的改变,也通常由两个镜头表现出来。第一个镜头向我们展示我们刚刚逗留的某个场所的外景;第二个镜头是我们将要去的某个场所的外景。在小津的电影中,总是充满这种成双成对的转场镜头,如一一列举,不但浪费本书篇幅,而且意义不大,因为读者在观看几乎是任何一部小津的作品时,一眼即可见出这样的容易理解的镜头。然而,这成双成对的场景,却不是导演惟一采用的转场手法。在小津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多次使用“时间推移”(time lapse)的手法来过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有一个持续了仅仅三四秒的黎明场景,我们看到了黑夜让位于白天的景象,阳光遍洒于一切静物包括窗户之上;在《独生子》中,他使用了同样的效果来表现同样的场景,即黎明破晓的情景;在《心血来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五秒钟的日出镜头,阳光在父亲挂在墙上的衣服的静物画面中逐渐消逝。他同样使用一些道具来作为转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我们看到警察背着手把玩手套,这是一个特写;在接着的特写中,同样的手套,被猛地摔在警察总局的桌子上。在同一部电影中,我们还看到另一个特写,表现男主角在系他的鞋带,随后切到他妻子的鞋子的特写镜头,此时他的妻子正躺在床上,为他的事而忧心忡忡。这种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的切换手法,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通用的电影语汇的一部分,小津后来“放弃”了。他保留了这种切换手法的逻辑,但不再以导演或观众的主观镜头(特写)的手法来表现,代之以人物的主观镜头来表现,即他做过什么或他看到什么,以之作为转场。 这类手法当中,最为直接的转场发生于《早春》中。男主角的妻子和他吵过一架之后,早早离开了家门。她沿着道路行走,经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门前。这位朋友正在院子外为狗舍粉刷,他抬头看到了她,便向她打了声招呼。他进了屋子,其妻望了出来,留意到邻居刚刚从门外经过。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眼光就逗留在这对新出现的夫妇身上,不再去追踪那位恼怒的妻子了。这个简单的、稳妥的手法,简洁地让我们从一个场景跳到下一个场景。同样的效果,可以用简单的跳接做到,这种手法更为常见。在《宗方姐妹》中,我们得知父亲将死于癌症;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垂下了她的头;父亲在家中,明显表现得很健康的样子,正和妹妹谈话。这种联系很自然地让我们快速地从一个场景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安》中,小孩子们在谈论放屁的本能。其中一位说他父亲很厉害,是这方面的专家。镜头切到了父亲坐在椅子上读报的情景,过了一会他温和地放了一个屁。在《秋刀鱼之味》的第一本中,有一个川崎棒球场的球赛场景,镜头随后切到了银座的一家餐馆,人们通过电视在看同一场球赛。在《麦秋》中,家庭成员在看电视上的歌舞伎表演,我们看到他们颇为享受的样子。镜头随之切到了朋友家中的一个房间,两个女孩子通过收音机在收听同一个节目。由于我们体验到的,是剧中人正在体验的内容,这种转场因此既符合逻辑,又很自然。这种效果,是以随心所欲选取的道具(一双鞋子或诸如此类物事)作为过场的手法所不可能达到的。而且,更常见的是,小津不但以人物所看到的事物作为转场,他也以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作为过场手法。在《东京暮色》的第二本中,时钟敲击报时,兄妹俩正在鳗鱼店,镜头随后切到了作为新环境的火车站的大钟,时钟上显示刚过1点。经常是,在场景的结尾中,时间的表现单独占据了银幕,空镜头被延长,小津通过这种方式,提示我们准备转场。在《淑女忘记了什么?》中,我们等待着时钟敲响三下,然后才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春》中,纪子已经离开了朋友的家,然而我们留在后面看着并听到老爷钟报完3点45分的时间——一段相当冗长、使人想起英国大笨钟的场景。在《宗方姐妹》中,我们被迫看着咖啡店Bar Accacia的招牌闪了5秒钟(闪一次1秒钟,我们看到闪了三次,熄灭了两次,一共是5秒),才进入到下一个场景。在《麦秋》中,一家人离家出门,我们留在后面听到钟声敲响了十下。在《秋日和》中,葬礼已经开始了,我们却还留在房里听鼓敲了两下。我们可以将这些转场称之为不确定转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场景将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清楚,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因此顺理成章地期待着事情的发生。当然,这些场景在许多导演的作品中也颇为常见。作为转场,对于小津的表现意图来说,它们显得特别有效,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而只是为了邀请我们进入下一个场景的缘故。 这种不确定转场的其他功能,正如小津电影中的许多空镜头一样,是在逻辑上表明一段时间变迁的可信,这段时间,是从上一个场景,到人物会从事某种活动的下一个场景之前,所需要的一段时间。然而任何这类空镜头所呈现的电影时间,永远不可能是对人物实际上从某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的复制,但这段电影时间,已经足够让我们产生期待,在几秒钟的空镜头之后,我们期待下一个场景有新的东西出现。 这或许可以解释小津电影中的另外一些无法说明白的场景。小津最著名的场景,除了空镜头外,是《晚春》中的纪子与一位年轻男子在湘南海滩骑自行车的场景中出现的巨大的软饮料广告牌。纪子和年轻男人已经有过一场谈话;镜头切到了一个软饮料广告牌,它持续了很长时间,随后再切到他俩骑着自行车沿海滨驶去的镜头。小津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从高速路到海滨,而他在这个时间间隔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大广告牌。这种建构手法,在其他导演的作品中并不知晓,但却经常被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在分镜头方面犯了错误,无法连接起来,不过却很侥幸地发现有足够的“空”胶片片段可以拿来填补,以此而挽救这个分镜头。而在小津的电影中,这类场景已经早早写好在剧本中了。这个广告牌是必需的,而绝非心血来潮补拍进去的,因为只要它实际上在那儿,人物的存在就有了根基。它同样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存在。一直到电影生涯的终结,小津也使用道具作为转场手段。《东京之女》有一个场景,表现的是哥哥发现姐姐去卖身,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房中的茶壶镜头,随后镜头直接切到妓院里的洗手盆。水(可以想象为具有清洁或去垢功能)因此成了一个转场的手段,尽管它的效果,在小津掉转场景让它再回到了哥哥身边的时候,大大打了折扣。同一部影片,弟弟的女友和其姐玩耍的时候,被叫去听电话。姐姐单独呆在房间里,她向四周环视,看到墙上的钟,我们随后看到了钟的特写,随后切到了整面墙的钟的特写。它表明女友是在一个钟表店里接电话,随后这个场景又掉转回到原先的房间。由于它的设计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得那么形式主义,因而削弱了这个手法的效果,何况,在这个个案中,转场的作用非常薄弱。观众马上会认为,打电话到钟表店只是拿时钟作为转场的一个非常勉强的借口。类似的转场手法在《独生子》就使用得比较成功,它让我们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穿梭。在这部电影中,作为焦点的是一位熟睡中的婴儿。我们看到婴儿睡着了,随后是一个学校的长镜头,随后又回到婴儿睡着的镜头。这种效果非常醒目有效,因为婴儿在整部电影中一直没醒过;他一直就是那样睡着。 在另一些时候,同样的手法,小津用得更为审慎和简洁。在《户田家兄妹》中,有一个漂亮而充满逻辑性的转场,就完全由道具来构成。影片中,全家人都在担心生病的父亲,他们坐在座垫上,类似一组静物,这时我们听到了钟表的滴答声。镜头随后切到许多帽子上,帽子一一摆放在座垫上(表明这是一个很多人出席的正式场合),鼓敲击的声音取代了原先的钟声,这意味着:父亲过世了,这是为他举行的葬礼。在《父亲在世时》中,悲剧的发生,是由一系列的五个镜头来表现的(其中四个巧妙地构成了转场),它在银幕上只有短短的10秒:男孩们奔出湖边的寄宿旅馆;他们沿着码头跑;一片遍布墓碑和墓石的小树林;一艘被翻转的船;葬礼的场景。我们并未看到孩子们被淹死的场景。我们首先看到的反而是一片墓地,随后才是他们被淹死地点的船,随后,几乎在我们还未搞清楚事实之前,是一个葬礼的长景镜头,我们对在这10秒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了了解,这一切全都以一种省略然而却具有逻辑性的表现手法体现于这个镜头里,同时使我们的感受得到深化。 道具作为转场的手法,在《浮草物语》中有更加细腻的表现。我们看到巡回戏班班主的儿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在全片中成了转场轴心。第一个转场发生于男孩遇到后来他有可能会与之结婚的女孩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和女孩谈话;女孩微笑着离开了;自行车放在家中的车棚里;随后是男孩和他母亲在一起的场景。第二个转场由一个他在家中的场景构成;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自行车的一个镜头;随后是女孩和男孩(没骑车)走在铁轨旁边的镜头。第三个转场出现在男孩和女孩私奔的时候:自行车像以前一样放在家里,男孩的书桌前空无一人;随后是他的母亲担忧不已的镜头。在电影的尾场,自行车最后一次露面:这个交通工具出现在另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阴暗,有点像贮藏室;接着是空房子的镜头;随后是车站的镜头,随后是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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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只是象征性的,实际上并不能减少任何温室气体排放,更有可能造成问题。专业人员指出,对电网来说,用电量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和回升会造成问题,反而增加碳排放。如果大量点蜡烛的话,情况更糟糕。澳大利亚如果改用节能灯比举行地球一小时将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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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奥古斯丁与自由教育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论教师》(De Magistro)②是一篇早期对话,除了近来引起一些关心语言和符号问题的哲学家的兴趣以外.在现代一向不大被人注意。③在其晚年的《修正》一书(Retractationes 1.12)中,奥古斯丁对这部作品的讨论非常简短:“在那时,我写了一本题为《 论教师》 的书,在这本书中,经过辩论和探究确立了如下观点: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教师能够教给人以知识,正如福音所言:‘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就是基督’… … ”《修正》 对这篇早期对话的讨论没有提到任何修正, 考虑到奥古斯丁本人对早期著作的严厉态度,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惊讶.恐怕不会只出于一个父亲对早夭的爱子的感情。④ 从《修正》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所谓“成熟的”奥古斯丁的角度来看,或许《论教师》 这篇早期对话.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 ,包含了进人奥古斯丁整个思想的人手点。但为什么一篇探讨教师和教育的对话会选择父与子作为对话者呢?《忏悔录》 提供了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线索。这本书的第9卷以死亡与再生为主题,在这一卷叙述他的受洗时,奥古斯丁提到了这篇对话。他首先谈到的是他的私生子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论教师》中奥古斯丁的对话者:“除了我们以外.我们还加上了阿德奥达图斯这个孩子.因我的罪,在肉体上是我的儿子。是你很好地塑造了他。他15岁.他的才华胜过许多受人尊重的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doctos)。我向你告白 , 这是你的恩赐.我的主,万物的造物主,具有大能赋护我们的畸形以好的形(formare nostra deformia):因为对于这个孩子.除了我的罪,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而除你之外也无人启发我们培养他有关你的学问,所以我向你告白,这是你的恩赐”(Confessiones, 9.6.14,cf.4.2.2)⑤。值得一提的是,第9卷的核心场景是奥古斯丁母亲去世前一天母子两人在Ostia谈话时的神秘体验(9.l0.23-26)。这次谈话的双方,一方是受过良好教育(Doctus)的儿子.而另一方则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母亲,但她却“在心中的学校中接受内在的教师”(Magistro intimo in schola pectoris)的教导。在《忏悔录》中,第9 卷的这个场景几乎最接近奥古斯丁所寻求的幸福生活。而此前,他尽管通过对柏拉图派书籍的阅读完成了理智意义的上升(7.17.23),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自已的困惑。皈依(第8 卷)和洗礼(第9卷)构成了第7 卷失败的努力和第9卷“神秘体验”之间的关键差别。耶稣基督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论教师》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奥古斯丁的“忏悔”,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不能在古代哲学的典籍中找到。古代异教哲学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仍然不能向我们指明通向永久幸福的道路。而相反,对知识的自然欲望中包含了危险的诱惑(所谓“好奇”,Curiositas,1.10 .16 ),⑥往往会带来了不虔敬的骄傲(impiam superbiam, 5.3.4),名为思想和知识,其实不过是虚幻和好奇的欲望(vana et curiosa cupiditas, l0.35.54 ) ,而要接近幸福,就必须战胜这种诱惑。不过,克服“眼的欲求”,并不是不看。奥古斯丁的“智慧”,不是来自希伯莱式的倾听,而仍然首先和主要是希腊式的“看”,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光照下(参见10.35.54 )。奥古斯丁并不像德尔图良一样,认为反对“好奇”,就意味着信就足够了。奥古斯r丁在《 忏悔录》 中描述的对自已灵魂和上帝的探索,不只是信仰,也是对信仰的理解。⑦ 如果这种智慧或理解,也是一种“思”( Cogitatio )的话,那么它来自哪里呢?正是在这里,自由教育的问题成为理解奥古斯丁思想及其与古典世界的关系的一个关键。虽然奥古斯丁在古典的自由教育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在《忏悔录》他却没有提及任何世俗意义的教师。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皈依前,奥古斯丁本人的职业就是从事自由教育的教师。而用他自已的话说,他的这种生活不过是在各种欲望中诱骗和被诱骗而已(4.1.1)。这种教育或者技艺只是所谓的“自由”而已(4.1.1.4.l6.30),而实际上,他不过是“贫嘴集市”上的词语贩子,从他的嘴里为学生的疯狂提供武器罢了(9.2.2)。撇开这些对修辞术的修辞贬低,实质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由教育或自由技艺并非真正的自由,反而为人的疯狂和欺骗提供工具。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回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自己童年教育的“回忆”。在这个著名的段落中(1.8.13 ),⑧奥古斯丁明确指出,他学会如何说话.并非大人们教会了他,⑨而是他自己借助上帝给他的心智教会了自己。在奥古斯丁描述的这个语言学习过程中,童年的“我”,借助这种上帝恩赐给他的内在能力,努力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好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恰恰为了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我”慢慢学会如何像别人一样使用符号。通过运用符号,我能够向我身边的那些人沟通我的意志,从而更深地踏人到人类生活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中(vitae humanae procellosam societatem altius ingressus sum) ,开始依赖父母的权威和大人的指令。在奥古斯丁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转折:符号的学习和使用,尽管和所有学习一样,并非是别人教会的,但我学习符号,却是通过自已的努力,为了建立自身意志的支配,从而踏入到社会之中,建立了别人的权威。学习符号的过程,正是社会通过造就自我的权力而建立自身支配的过程。整个自由教育,在某种意义,不过是这个符号学习过程的延续和深化。奥古斯丁以其惯有的简练和深刻概括了自由教育的世俗动机:自从“我”的童年开始,人们就指出,我要正当地生活(recte vivere),就必须服从那些告诫我的人——必须在此世得到荣华富贵(in hoc saeculo florerem),必须在口舌的技艺上出类拔萃,从而有助于我们得到世的荣誉和虚假的财富(l.9.4)。通过服从学习支配,凭借杰出的技艺来欺骗他人(参见3.3.6),在支配中得到荣誉,在欺骗中获得财富,最终成功地欺骗自己。这样的“正当生活”就是奥古斯丁勾勒的自由教育所造就的人与社会。在自由教育造就人的过程中,对玩乐的贪爱(amore lucendi),想要赢的骄傲(superbas victoris)和好奇(curiositate),这三种构成人世不幸处境的诱惑(“肉的欲求”、“世俗野心”和“眼的欲求”) ,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l.l.16)。其中,世俗野心是最根本的动力。教育的动机就是要“此世的荣华富贵”。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自由教育”中得到培养的,是一种努力想要超过别人的欲望(例如superabar,1.9.15)。自由教育不过是“骄傲的学校”(superbiae scholam,9.4.7)。自荷马以来,荣誉就是古典教育的重要出发点。⑩如果把荣誉看作是对德性的褒奖的话(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4al ),那么古代社会围绕“德性”进行的道德教育,其自然出发点正是荣誉。与“自由教育”相对的“工匠教育”是谋生的技艺,培养人成为工具,因而它使人的灵魂卑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7b15)。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教育”即“高贵的教育”( 1338a30 )。其着眼点,最初,即使不是最终,乃是培养与城邦的政体相应的习性(ethos),城邦的政体开始是由这种习性奠立的,也需要依靠这种习性来保卫。民主的习性建立和保卫了民主的政体,寡头的习性则建立和保卫了寡头的政体,而一个更好的政体,必须源于更好的习性(l337a15—19 )。古典城邦中政治与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通过“荣誉”的纽带建立起来的,因为政治生活中对“荣誉”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目的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l095b23 , 1177b14 ); “对荣誉的追求”甚至可以看作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色诺芬,《僭主》,7.3)。11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祖国(patria)注定不在此世,在此世,他不过是一个永远漫游的陌生人(De Doctrina Chistiana, 1.4.4) ,此世也不过是他返乡途中暂时歇脚的客舍逆旅,而绝作他的“父母之邦”(patria civis, De Trinitate,11.6.10) ,那么,根源于城邦政治的自由教育,就不再必然具有任何政治意义,而这种教育所借助的“荣誉”,也从人的自然欲望变成了虚幻的“世俗野心”,成为检验人是否能够回到自己的“考验”。12因此,奥古斯丁才会对自由教育中经常出现的“骄傲”充满警惕,即使在这种自由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造为向上帝上升的工具时,他也时刻告诫他的同伴不要为了荣耀的缘故(gloriandi causa)来讨论问题(De Ordine,1.10.29)。但消除了虚幻荣耀带来的热情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即学习热情冷却成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De Ordine, 1.10.30)。这里并非简单的学习心理学的问题,而涉及自由教育在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中的根本困难。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之后,一度试图撰写一系列有关自由教育诸分支的对话(disciplinarum libros, Retractationes,l.6)。在《论秩序》(De Ordine)中,已经摆脱古典意义的自由教育的奥古斯丁, 努力想在基督教生活中为自由教育找到一个新的位置,13《论秩序》中勾勒的返回自身灵魂,向上帝上升的阶梯,在很大程度是自由教育的阶梯(2.8 .25- 2.16 .44,参见1.8.24,2.5.15)。14 然而,奥古斯丁不得不承认,能够循此阶梯上升,最终可以称为“博学”的人,即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也屈指可数。因为,这样的人需要有才华和闲暇,还要生活丰裕,到达了一定的年纪等等(2.16.44)。外在条件和自然禀赋上的诸多要求,使得通过自由教育的阶梯达到对上帝和自我灵魂的认识变得几乎遥不可及。这里,奥古斯丁对他尚不能正确拼写的母亲莫妮卡的安慰,显得多少有些无可奈何(2.17.45)。换句话说,古典自由教育之所以能够借助“世俗野心”,使一个人变得更加“高贵”,正是因为政治生活追求的“荣誉”和所谓沉思生活追求的“快乐”,具有某种类似的人性基础。15 但古典自由教育的这种自然出发点,在奥古斯丁的分析中,恰恰构成了此世最根本的诱惑,是陌生人在返回 “祖国”的途中要竭力克服的危险(De Trinitate,12.10.15)。如何克服古典自由教育的自然卓越和自然高贵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幸福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可能的问题,甚至涉及幸福生活在根本上是否可能的问题。16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如果基督徒仍然在一定程度需要保留古典意义上的自由教育,那么就必须赋予这些“埃及人的金银和衣裳”以新的用途(De Doctrina Christiana,2.40.60,《出埃及记》 3.22.11,2.12.35;参见Confessiones,7.915 )。换句话说,古典自由教育本身不再是目的,而不过是用于某个新的目的的“工具”。因此.需要重新厘清古典自由教育的人性基础。在彻底批判古典自由教育的基础的同时,奥古斯丁必须回答,在“陌生人”回到祖国的途中,他是否需要教育;如果需要,是什么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究竟属于他的“祖国”,还是他在返回祖国的路上借用他人的行李和干粮,不过是暂时用以维持生计罢了?如果说,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和一个从未学过几何学的奴隶的对话,揭示了所谓“智者的教育革命”肇始的“职业教育”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17那么,奥古斯丁,选择他的儿子作为《论教师》的对话者,就是要借助一个没有受过正规的古典自由教育的孩子,18来思考教育对于现代陌生人的意义。一、说话与教育《论教师》的开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对你来说,当我们说话时,我们希望做到什么?”面对奥古斯丁提出的这个普通的问题,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却非常奇怪,“就我现在能想到的,要么是教,要么是学”( aut docore aut discere )。对于我们来说,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而“说话”则要普遍得多。19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把教育与人最常见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说话时,我们要么是在教给人东西,要么是在从别人那里学习东西。希腊传统认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根据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这个对人的古典规定实际上意味着人是一种教育或被教育的动物。如果教育是规定人的某种根本活动,那么,这里的所谓“教育”就不仅仅限于某个特殊的制度(比如学校)。通常我们所说的“教育”,所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doctos)。只不过涉及这个更为根本的教育的一个侧面。制度化教育的问题,必须回到与人的本性,或者说人的根本困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本源意义的教育来理解。面对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 奥古斯丁的态度初看上去令人有此摸不着头脑:“我看到了你说的这此观点中的一点,并对此表示同意,显然我们想要通过说话来教(loquendo docere)。但我们如何通过说话来学(discere)呢? ” (1.1.7-8)在奥古斯丁看来,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其实包含了不止一个观点,而他看到和赞同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即我们确实想要通过说话来教;但“我们想要通过说话来学”却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我们通常认为,教育包含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教与学。教育就是“教师交给学生某此东西”。因此,教育需要探讨的不过是(1)哪此人才是真正的教师;(2)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学习到东西;或者对许多人更重要的是(3)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教和可以学的,如何“教学”。对(l)和(2)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对(3)的回答。不过,我们通常都假定.教师教的东西自然也是学生学的东西,教育的成功取决于这个传授过程的成功,取决于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的一致性。根据这样一种“机械”模式,所谓“教育”就是“传授”, “拿到”就是“学会”,而“拥有”就是“知道”。简言之,教育就是“灌输”。20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等于意见的说服。21当“教”与“学”之间发生了偏差,教育就意味着失败。22在这样的理解中,教师急于让自己的声音成为学生的声音,l而好的学生就是教师的“回声”。苏格拉底属于最伟大的教师之列,但我们都多少遗憾地感到他的教育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成功。因为苏格拉底没有“回声”。23阿尔希比亚德的经历好像证明了,即使对于最伟大的哲学家来说,哲学的教育也不仅潜在上是危险的,而且在效果也往往是失败的。24而在柏拉图的对话那里,我们似乎也不过一次次见证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的失败。苏格拉底不仅未能说服对他充满敌意的城邦,未能赢得智者的帮助, 甚至在那些崇敬他热爱他并力图捍卫他的事业的学生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苏格拉底成功地实现了教学“传递”。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对话之所以构成西方思想不断折返的“起点”,就在于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教育在根本上是失败的:那此在阅读对话私淑苏格拉底的学生也从来没有成功地“拿到”,更不用说“拥有”,苏格拉底的教诲。我们的“学”从来不能与苏格拉底的“教”一致。《美诺篇》中美诺的感觉形象地表达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给普通人,或者更准确说,那此知识分子和职业教育者,带来的挫败感:“苏格拉底.在我遇到你之前,我就听说你总是既让自己困惑,也让别人困惑,而现在,在我看来,你就在施魔法,给我灌了迷药,就是让我被你迷倒,结果我变得充满了困惑( aporias )。 如果允许我说句笑话,在我看来,无论在形上还是其他方面,你处处都像海里著名的电鱼,谁要是靠近它,碰了它,就会立即变得浑身麻痹,做不出声。而现在你似乎就对我产生了这种效果,我的灵魂和舌头都麻痹无声,我不能回答你”(79c-80a,参见《 泰阿泰德篇》119a)奥古斯丁对“教”与“学”的分辨,钊对的正是这种对“教育”的教条态度。所谓“教条”,不过是通过“教”传达的某种“教诲”(doctrina), 其实是一种“学说”,即能够从别人那里学来。因为我的占有,从而能够再次教给别人的道理。但奥古斯丁却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说的所有话,即使当我们问问题时,也总是在试图教给别人东西,试图说服别人,试图让别人服从我们的意志,而不是在“学”东西。在这里,奥古斯丁的质疑秉承的正是古典自由教育的精神。25 但“教”与“学”的分离,提出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话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学”呢?如果说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是将“教育”置于人性的根源的话,那么,奥古斯丁的态度则几乎否定了“教育”的可能胜。如果“教”与“学”是分离的,“教育”不就不仅注定是失败的,而且成为一种本质上不可能的活动吗?二、符号的游戏:“教”的困境尽管借助一段对“祈祷”的讨论引入了上帝的教诲问题,但奥古斯丁并没有因此直接讨论“教”与“学”的关系,而是转向了一段有关“符号”问题的漫长“插话”。这部分似乎离题的讨论,占了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奥古斯丁自己也承认,“经过这么多的周折,在这里很难说你和我努力要达到什么(目标)? ”似乎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怀疑,奥古斯丁接着说,“也许你会认为我们不过是在用一些孩子气的探究来进行游戏(ludere)而使心智偏离严肃的事情,或者我们探寻的不过是一些结果微不足道或平平常常的东西,或者,如果你猜想这番讨论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结果,你也想要直截了当地知道它是什么,或至少直截了当地听到它”。奥古斯丁接下来的话表明这些并非单纯的修辞:“虽然我想要你相信,在这次谈话中,我并没有进行一些毫无念义的游戏(vilia ludicra)。不过,我们也许确实是在游戏(ludamus)。但这件事本身却不应该被视为是孩子气的,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件事的好处微不足道或是平平常常( 7.20.5-15)。奥古斯丁的这番“周折”探究的热点是“符号”问题:是否我们可以不用符号来“教诲”。这段讨论并没有任何“直截了当”的结论。初看上去,它更像是西塞罗笔下经常出现的辩证法练习。关于“符号”和“教育”的讨论,大概正如奥古斯丁承认的那样,“也许确实是在游戏”, 但这个“符号”的“游戏”,“却不是为了游戏的缘故,而是为了锻炼心智的力量和敏锐,而借此我们不仅能够担负,而且能够热爱幸福生活所在的那个地方的热和光”( 7.20.20ff.参见Soliloquia, 2.19. 31)。对奥古斯丁这段对话中有关符号问题的“插话”,我们不能只关心奥古斯丁自已给出的结论。实际上,奥古斯丁在《论教师》中面临的“符号游戏”的困境,与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考虑的问题非常类似。(274c,275b)如果所有的“教诲”都无法脱离符号的话,那么,所有的教诲都必定是一种“游戏”( “我们也许确实是在游戏”) ,而不是“教诲”试图指向的“事情本身”。但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游戏”不是为了游戏本身,甚至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智“偏离”事情本身呢?难道奥古斯丁提供的,不同样是“智慧的意见”, 而非“真理”,是导致遗忘的“毒药”,而非“记忆的良药”吗?对“教育”中“符号游戏”的重视,表明奥古斯丁非常清楚,教育不得不面对这种人性的“软弱”。而且奥古斯丁发现,这种“软弱”恰恰是符号教育真正的基础。在对圣经《创世纪》(2.5—6)的注释中,奥古斯丁指出,最初,人的“灵魂”(圣经经文所谓“野地里的草木”和“田间的菜蔬)是从驻留在自身最内在的真理(de intimis suis manante veritate)那里得到滋润的。在那时,上帝可以直接对它的理智说话,而无需求助外在的言词。( loquens in intellectum eius: ut non extrinsecus verba exciperet. 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2.4.5)。但因为骄傲的罪,人的灵魂只能在地上劳作奔忙,而不再能从内在的泉源(fonte intimo)中得到水的浇灌。所以,人的灵魂若要生长,就需要真理的雨水,这雨水只能来自云。所谓云,根据奥古斯丁,就是出自人言的教诲 (doctrinam de humanis verbis,2.5.6)。而对于在地上劳作奔忙的人来说,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骄傲乃是此世不可克服的诱惑(Confessiones,10.36.59)。因此,在奥古斯丁这里,作为“符号游戏”的“教育”.不是“娱乐”,而是“适于我们软弱脚步的台阶”( 7.20.16)。陌生人要从遥远的异乡回家(de longinquo redire),就必须经过适于人性的道路(De Trinitate,4.1.1)。通向幸福生活的漫长路程,经历的是“符号”, 而非符号指称的事情本身。符号的游戏正是使陌生人成为陌生人的教育。陌生人的教育首先要通过“符号的游戏”来磨砺我们的“心智”,从而使它“不仅能够担负,而且能够热爱幸福生活所在的那个地方的热与光”。为了回家真正能够看到,而且一旦看到,能信守看到的东西,陌生人在返回祖国的航程(navigationem ad patriam,De Doctrina Christiana,1.10.10)中必须做好准备。因为幸福生活所在的地方是“软弱”的人所不能担负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软弱”的人要逃避的,他们因为习惯,更喜欢冷和昏暗的地方。对于这此人来说,让他们不能看光的眼睛马上接触光,是危险的。因此,要锻炼他们。而锻炼就是向他们展现那此不是靠自已的光而是借助别的光照亮的东西。对于那些最渴求智慧,看但却不清楚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正是最好的老师要做的,是好的教育的职责所在(Soliloquia,1.6.12,1.13.23)。不过,好的“教育”为热爱智慧的人提供的最重要的准备,是培养他们的爱,让他们能够“热爱”“热和光”。只有这样,“符号的游戏”才不是娱乐的“诗歌”,更不是“孩子气”的。在这里,奥古斯丁为自由教育规定了新的方向。要理解奥古斯丁有关符号游戏的讨论对于他的教育思想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回到自由教育的古典表述。根据亚里士多德,“工匠教育”之所以不自由,不仅在于它使心智(dianoia)卑下,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的心智不安闲、烦忙(ascholos)(《政治学》, 1337b14-5)。自由教育设置读写、体育、音乐乃至绘画的原则,在于自然本身不仅寻求能够正确地做事(ascholein orthos),更要能美好地安闲(scholazein kalos)。做事(烦忙)和不做事(安闲)之别,不仅是教育的区分原则,更是整个城邦立法的根本考虑,因为就人而言,无论最好的人,还是最好的政体,都涉及于安闲有关的德性,就公就私而言,这都是人的目的,奴隶才没有不做事的安闲(《政治学》 1334a5,a11以下)。亚里士多德甚至称这一点为万物的原则,而安闲比起烦忙更应该成为人追求的目标(1337b33-5 )。安闲与烦忙的根本差别,在于烦忙的人关心的恰恰不是他手边忙着做的东西,而是不在眼前,他此刻无缘享受的东西;但对于安闲的人来说,他眼前的快乐就是目的本身(1138a4 —6)。因此,自由教育之所以在根本上和人最高的自然有关,正在于这种学习以其本身的快乐为目的,这种接近神的快乐,能够成全他的本性(《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5 章以及第6 卷第14 章,《形而上学》 l048b18以下),而那些为了别的目的进行的学习,不过是人迫不得已谋求生计的结果,因此在根本上属于“工匠教育”。音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重要部分,它既非人不得不学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教育.自由而美好(1138a9-32)。但在奥古斯丁看来,音乐的意义在于的用处:悦耳的音乐可以通过耳朵的愉悦在软弱的心灵中激发虔敬的情感。然而根据奥古斯丁自己的忏悔,即使在他版依后,当他听到美妙的音乐,打动他的也经常是歌咏的音符,而非歌中咏唱的“事情”(me amplius cantus quam res, quae canitur, moveat)。当人们安享音乐本身的优美时.音乐也就就成了导致人犯罪的诱惑(Confessiones,10.33.50 )。26 只有当人们不再把自由教育本身看作是生活的目的,自由教育才能像“埃及人的衣裳”一样,派上新的用场。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符号游戏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用的教育,而它之所以有用,又在于它必然指向自身之外。符号与事情的根本差别,就在于符号,哪怕是作为游戏的符号,也只是有所利用的工具,而非安享的快乐。一旦我们耽乐于符号游戏本身,安享那些我们本来应该利用的东西,贪欲把持了人心,诱惑战胜了我们自已,我们就不再希望尽快结束我们在异乡的旅程,而反而安于做个陌生人,享受这种“倒错的甜蜜”( De Doctirna Christiana,1.2.2-4.4)。相反.根据奥古斯丁赋予这种教育的用途,符号的游戏即使令我们感到愉悦,以至于我们愿意不无快乐地在其中歇息,我们也应该清楚,它和此世的所有东西一样,绝非我们的目的地,而是永远指向别的地方(De Trinitate,11.6.10)。换句话说,符号游戏并非娱乐,但更不是人生本身的目的。教育,如果指的是对人眼睛的训练,使它能够自已看到光,那么,教育,无沦多么自由,都不是自由本身。教育只是陌生人回家的道路,而不是他安身的家。不过.这仍然不能回答阿德奥达图斯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或者说让他听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三、从符号到事情本身:教育作为唤醒让我们重新回到《 论教师》的开头。在那里,奥古斯丁就已经提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符号的游戏”了。当阿德奥达图斯质疑他的父亲.指出有些时候我们说话井不是为了“教”给别人东西时,奥,奥古斯丁回答说:“但我认为有一种‘教’是通过‘唤醒’(commemorationem)进行的,而且是非常重大的一种。正如在我们的讨论中事情本身将要表明的。但是,如果你并不认为当我们回忆时我们是在学习,也不认为在提醒的人也就是在‘教’,我现在不会反对你,我提出两个说话的理由:是为了教或是为了提醒。”(l.1.20-25)表面上,奥古斯丁对阿德奥达图斯的回答似乎不能解消后者的疑虑,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究竟“教”与“提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提醒”到底是一种“教”,还是一种和“教”并列的说话活动呢?奥古斯丁此时对阿德奥达图斯所做的判断(“如果你并不认为当我们回忆时我们是在学习,也不认为在提醒的人也就是在‘教’”)表明,“教”和”提醒”之间关系的含糊,与我们尚不能清楚地区分“教”与“学”的实质有关。换句话说.能够清楚地“看到”教与学的差别,也会理解:“提醒”就是“教”,从而使说话的两个理由重新变成一个。对“教”的进一步澄清是《 论教师》 中的“符号的游戏”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教”与“提醒”的关系逐渐揭示了奥古斯丁式“教诲”的实质。根据奥古斯丁的论述,当我们和人说话时,同时发生了两个过程:“声音触及我们的耳朵从而我们能够感受,而它被付诸记忆从而我们能够知道”(5。12。48—9)。“知道”不同于“感受”,因为“知道”通过记忆与“事情本身”联系在了一起。这里的两个过程涉及了 “词语”(verbum)与“名字”(nomen)的区分。“词语”是指声音对耳朵的触及,而“名字”则指示“心智的回忆”( animi commemoratlonem)。“名字”总是“事情的名字”。囚此,说话之所以是一种教诲,就在于“词语”作为“名字”27指向了“事情本身”。但“符号”永远只是符号,而非“事情本身”,说话作为教育,永远只是“唤醒”我们对于事情本身的记忆,而不是“事情本身”。奥古斯丁对符号与事情关系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理解符号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把“它”理解为对“事情”的指称,而不是“声音”本身:“听到符号,注意力针对的是被指称的事情”( auditis signis ad res significatas feratur intention,8.24.150)。因此,在“说话”的两个过程中,我们自然地从直接感受到的东西(sensibilia), 指向了不能直接感觉,但却可以理解的东西(intellegibilia)。我们能够知道任何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把感觉的东西只当作感觉的东西来看待,而是让它们把我们带向我们要理解的东西。而且,任何对符号的理解,必然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事情的符号,从而对符号的知识,引向努力知道事情本身的爱(De Trinitate,11.1.2)。从人的习俗建立的语言制度,迈向(自然,或更准确地说,神)“给定”的事情(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5.38-27.41)。因此,这种符号作为符号的双重意涵,不仅仅在知识的意义上必然指向事情本身,而且它还同时推动我们的欲望去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符号。奥古斯丁的符号理论,揭示了他后来称为“爱的知识”(amata notitia, De Trinitate, 9.10.15)的根本特性:一个东西我们越是知道,但又没有充分知道,我们的心灵就越是想要知道剩下的东西(Quo igitur amplius notum est, sed non plene notum est, eo cupit animus de illo nosse quod reliquum est. De Trinitate, 11.1.2)。符号教育对人的培养,不只是让人拥有对某些东西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培植因为这些符号知识而“想要”(cupit)对事情本身知道更多的“欲求”。培养从“人的习俗”指向“事情本身”的渴望。教育的礼物,首先不是知识,而是对知识的爱,对自身无知的认识。符号知识的实质是对人的残缺的理解。陌生人在回到自己的祖国之前,他注定不能享有事情本身的幸福,而只能生活在符号知识构成的“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中,靠云降的雨水来滋润。所以,奥古斯丁在《论教师》第二部分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对“被指称的事情”的知识高于事情的符号(9.28.114)。这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教诲”的两面性。一方面,没有任何“教”能够脱离“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永远无法摆脱“符号的游戏”蕴含的各种根本限制。正如“符号”永远不能变成“事情本身”一样,作为“教”的“教育”只是通向“幸福生活”的一种准备。“教诲”永远不能成为“直截了当”的,因为它不是“热与光”本身。但另一方面,“符号的游戏”能够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孩子气的“娱乐”,是因为符号自然地指向符号之外,指向超出符号的“事情本身”。而且只有当我们真正知道“事情本身”,我们才真正学会了那些符号,而不是相反。(10.3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才说“教之胜过说的程度犹如说胜过词语。因此,教诲远远胜过词语”(9.26.59-61)。“教诲”或者说“教条”(Doctrina),并非“符号游戏”所记住的“词语”的汇编,而是对“事情本身”的提示(admonitio)。在这个意义上,最伟大的“教条”,就是那些最能体现“教诲”特征的“符号”,不是死的词语,而是唤醒记忆,带来困惑,甚至催生痛苦的“动作”,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电击”。面对“符号的游戏”,往往存在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危险。一种危险是误把“教条”的“词语”当作是“事情本身”,将教育仅仅当作这种“词语”的传授,这种危险通常被称为“教条主义”;而另一种危险则认为任何教诲都注定无法到达“事情本身”,因此所有的教育努力不过是在“符号”内部的游戏,教育唯一的希望也只不过是要清楚对“词语”的迷信。但因为“词语”除了自身的游戏没有任何可以折返的东西,破除“词语”的游戏最终不过导致一种对“游戏”本身的迷恋,这种危险通常被称为“怀疑主义”。从奥古斯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两种危险根源于同样一个错误,它们不仅错误地理解了“教诲”的性质,更致命的是,它们都误以为“教诲”本身就是“教育”的全部,而忘了对于教育来说,“学”才是更根本的目标。不能从教诲的符号游戏转向事情本身的知识,在奥古斯丁看来,暴露了人性根深蒂固的软弱。而“教育”与“骄傲”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弱点的体现:人想要在符号的知识方面显得更博学一些(doctiores videri volunt), 而符号的知识又很难避免自满(De Dotrina Christiana, 2.13.20),因为,符号正是骄傲的产物(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 2.5.6)。所以,任何教育,永远也摆脱不了骄傲,即使是对谦卑的教导,也可以带来虚荣(参见 Confessiones, 10.38.63)。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在自由教育的“疯狂”与“欺骗”中发现人性根源,正是陌生人的“自然”处境。然而,恰恰是这种基于人的自然的自由教育,提示人们,在符号之外仍然有某种东西,它是符号成为符号的根基,正如对在此世无法到达的祖国的爱是陌生人成为陌生人的根基一样。然而,如何从符号到达符号指向的真理呢?难道这不正是古典自由教育的目的吗?四、学的“光”《 论教师》的最后一部分是对“学”的讨论,这部分讨论的核心是一个与第一部分的命题几乎针锋相对的命题:“没有什么事情是通过它的符号学到的”(nihil……quod per sua signa discatur.10.33.115)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奥古斯丁在第一部分讨论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教”的困境现在变成了“学”的困境:“当一个符号传授给我时,如果它发现我对这个符号所指的事情无知的话.它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但如果我不是无知的,我又能通过符号学会什么东西呢?”( 1 0.33.115—7 )在《论教师》中,“学”的困境实际上是唤醒式的教育始终面临的问题。如果教育只是唤醒,那么任何在教育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必然以某种方式已经在那里了。学习不是意见“传授”或“灌输”中的“得到”,而是“自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学习,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知识问题,最终必定超越感官的知觉和意见的传递,而指向某种真理的自我呈现。但这里,学习面临着双重困境,如果要学的东西已经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来寻找呢?而如果我们要去找的话,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呢?难道真理的探寻不是必定要回到意见,或者说,有关事情的判断知识吗?柏拉图对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回忆”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灵魂不朽和形的理论。柏拉图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通过普罗提诺等所谓柏拉图的解释者,对奥古斯丁的早期作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点自Pierre Courcelle 的经典研究28 以来,已经是奥古斯丁学界的共识。但究竞奥古斯丁的思想是已经基督教化了的柏拉图(Endre Ivanka),或者“在基督教中真正完成的柏拉图主义”(Goulven Madec),还是相反,不过是“受了洗的古典思想”(John Rist),抑或新约精神与柏拉图思想传统的某种失败的综合,一种直至宗教改革才被路德所纠正的错误(Anders Nygren),甚至像Prosper Alfaric在1918年所说的,青年奥古斯丁的所谓“皈依”, 与其说是皈依了基督教,不如说是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以至于在奥古斯丁那里,很难说基督教在理智内容有多少超出新柏拉图主义的地方(Stephen Menn)。奥古斯丁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不仅是近一百年来奥古斯丁研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或许也是意义最重大的问题,是理解现代思想与其古典传统之间关系的关健环节。《论教师》这部早期对话,通过奥古斯丁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的检讨,给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问题的入手点。根据奥古斯丁,词语之所以能够促使我们学到东西,就在于词语具有力量唤醒我们去“看”事情本身。只有“看”才是学习(“除非他自已看到说的东西,他才是在学习,而这时他不是从词语中学习,而是从事情本身和感知中学习”。 12.39.14-5)。“所以,从词语那里,我们只能学会词语,或者更恰当地说,只能学会词语的声响和噪音”, “只有对事情本身的知识才能真正成全词语的知识”(rebus ergo cognitis verborum quoque cognitio perficitur. 11.36.8-9)。但在根本上,词语仍然只是“唤醒”,而非“学习”: “如果我们知道,那么它是提醒而非学习;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就甚至不是提醒(Commemorari),虽然也许我们会被提示去进行探究(ad quaerendum admoneri)”(11.36.16-8)外面的不过在提示,只有里面的才能教导”( foris admonet, intus docet. De Librio Arbitrio,11.14.38),29奥古斯丁的这句话,精炼地指出了自由教育的意义,那就是“唤醒”或者“提示”:“那些受过良好自由教育的博学之士(qui bene disciplinis liberalibus eruditi)就是这样,在学习中,他们让那些无疑因遗忘而掩埋在自身之中的东西(in se oblivione)重见天日,或者说,他们以某种方式重新挖掘了它们;而且,尽管真理的光芒已经在这些自由技艺中闪烁,直至他们最终完满地直观到(intueantur)真理的整个面容(totam faciem veritatis),他们绝不会满足,也不会就此止步”(Soliloquia,2.20.35)。《独白》中的这段话值得我们仔细考察。因为,正是在“理性”所说的这段话中,奥古斯丁与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联系和断裂,才以非常明晰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段话的前半句,精确概括了基于“回忆”的自由教育的基本观点:自由教育指向的真理,不是由任何别人“传递”给自己的意见,也不是从外面“拿到”的感知,而是早已在自己那里(in se)只不过因为自己的遗忘(oblivione), 才被掩埋起来,无法看见。真理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彻底遗忘真理,以至于即使当我们看到,也不知道。我们既非彻底遗忘(omni modo……oblivio 或validissima oblivione, Soliloquia,2.19.34),也非完全记住,而是处于记忆和遗忘的中间状态。因此,我们需要某种柏拉图所谓的“灵魂的转向”(《理想国》,518c),听从“理性”的呼喊:“背向你自己的昏暗,返回你自身”(Avertere ab umbra tua, revetere in te, Soliloquia, 2.19.33;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称为“从黑暗转向光”)。自由教育的意义,在奥古斯丁的笔下,就在于将人从对真理的遗忘中唤醒,重新返回自身,面向真理。然而尽管真理的“光芒”已经在自由教育中闪现,自由教育却并非真理自身的光,不过像在镜中的反射一样,我们看到的最多不过是真理的背面,而在我们最终面对面看到真理之前,我们的“学”不应该止步于真理的反光。对遗忘的克服,将我们带向对真理的回忆,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回忆,我们才能面对真理的光。奥古斯丁似乎自然地从柏拉图的“回忆”过渡到了“真理的光”(lux veritatis)或“作为光照的真理”(veritas lucens)。然而,日后奥古斯丁在《修正》中明确反对的正是这一段(1.4.4)。在他看来,美诺的奴隶之所以能被苏格拉底“唤醒”,知道了他从未被教过的几何知识,并非因为他“此(生)前”已经知道或者说学过这些东西,30而是因为他借以看见不变真理的“永恒理性之光”(lumen rationis aeternae)此时此刻就呈现在他那里(peaesens)。人心的构造,就在于它能够在一种与有形的光不同,自成一类的光中(in quadam luce sui generic incorporea)看到真理(De Trinitate,12. 15.24)。正如《论教师》所指出的,我们用来“理解”(intellegimus)“词语”的“事情本身的知识”来自于“内在于我们心智自身中主导性的真理”(intus ipsi menti praesidentem……veritatem,11.38.45)。这个真理,也就是“真正的教师” ,是“基督”(参见De Beata Vita,3.34;Soliloquia, 1.1.2)。这也正是这篇对话被称为《论教师》 的原因。换句话说,让我们能够看到真理的,是“内在的真理之光”(interiore luce veritatis, 12.40.31)。凭借这光,所谓“内在的人”被照亮,从向能安享幸福。不过,尽管被照亮的东西或许也可以称为“(光)亮的”,但只有照亮“内在人”的光,才是真的光(In Johannis evangelium tractatus,2.6,参见De Genesi ad Litteram,12.31.59)。与真的光相比,自由教育只是灯,或者烛火。不过,最初将“光照”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柏拉图。在著名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图告诫我们,不要轻信那些宣称教授所谓柏拉图学说的哲学书,因为哲学与其他“学问”不同,他从来不是可以言说的,而是来自围绕事情本身(求知的人)进行的许多交往,然后突然间,它就像火花溅起的光,闪现在灵魂中,靠它自己来教养自己(341c-d) 31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理解奥古斯丁思想的关键:“内在的真理之光”,对于成熟的奥古斯丁来说,是否能“靠它自己来教养自己”呢?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的真理,作为光的真理,奥古斯丁祈祷时称为“ 理智之光的父,我们的唤醒和光照的父(pater intellegibilis lucis, pater evigilationis atque illuminationis nostrae, Soliloquia, 1.1.2), 是否也像柏拉图及其后继者认为的那样,来自我们自己呢? 32基督成为内在的教师,已经向我们提示了奥古斯丁思想的方向。奥古斯丁的“光照”必须摆脱柏拉图的“回忆”前提,自由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对(不朽)灵魂的照看,而是对陌生自我现在的的专注。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的“记忆”与其说是对过去的追忆,不如说是将散布在现在的那些破碎的自我碎片重新“收集”起来。对现在的记忆,就是回忆自己(Meminerit sui, De Trinitate, 14.11.14),借此,让自己遭遇自己(mihi et ipse occurro, Confessiones,10.8.14)让自己的心智呈现在自己面前(sibi praesto est, De Trnitate, 14.4.7,14.11.14)。对于奥古斯丁来说,这是“思”最根本的含义(Confessiones,10.11.18)。33 正是在这里,自我需要一个与所有教师都不同的新教师。在柏拉图那里,自由教育中的人文学习是兼具记忆与遗忘两种相反功效的“药”,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对真理的回忆;而在奥古斯丁这里,自由教育在从词语的符号到达记忆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不过开始了一段觐见“真正的教师”的新旅程。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笔下的自由教育,不仅不是目的,更准确地说,甚至并非通往目的的大路,而不过是将我们带向大路的小道,而且是经常容易令人迷失的岔路。34然而这里,我们不是再次回到了教育问题的开端吗?只不过世俗的教师变成了进入这个世界,但却不被这个世界接纳的新“教师”。在什么意义上,奥古斯丁称“基督”为教师时,这是内在于我们的教师,而且只有当我们能够识别这个内在的“教师”,我们才能被称为“在内在的意义上士真理的学生" (intus est discipulus veritatis, 13.41.5)呢? 奥古斯丁的《论教师》在讨论“学”的问题时,对话变成了独白。但这种“独白”,真的是自我和自我的对话吗?难道柏拉图不己经把“思”(dianoia)看作是“灵魂内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智者篇》,263e)吗? 奥古斯丁的全部努力难道不是再次回到了柏拉图的起点吗?五、内在人:没有本性的陌生人在《论教师》的教育中“内在人”(homo interior)是一个关键的意象。没有内在人,我们就不可能“在内在的意义上是真理的学生”。奥古斯丁称“内在人”为“理性灵魂的隐秘部分”(ipsis rationalis animae secretis, 1.2.17) , 是在“心智的内室”(mentis penetralia, 1.2.13),或“在心智的圣庙心灵的寝室中”(in templo mentis et in cubilibus cordis, 1.2.55)。只有通过“内在人”, 奥古斯丁的“教育”才能从“符号的游戏”最终指向“事情本身”。如果说,柏拉图的对话时灵魂相对于城邦的上升和下降的话,那么在奥古斯这里,从低到高的上升意味着从外在的人迈向内在的人(ab inferioribus ad superiora ascendentes, vel ab exterioribus ad interiora ingredients, De trinitate,14.3.5),而内在的就是高的(interiora ac superiora. De trinitate, 12.10.15)然而,所谓“内在人”的学说,其源头正是柏拉图。在讨论僭主问题的《理想国》第9卷中,苏格拉底第一次提到了“人里面的人”这个会所发(589a)。在苏格拉底用言语塑造的一个灵魂“形象”中,“里面的人”(理智),必须与“狮子”(意气)结盟,对抗最大的“多头怪兽”(欲望)。这个“形象”揭示了有关正义的教育的一个重要意图:赞美正义的人借助快乐、名声和好处来战胜危险的欲望。在柏拉图之后,和柏拉图作品中许多主题的命运一样,“人里面的人”逐渐变成一个“精神性”的概念,35 成为人的内在生活的代表。很可能是通过所谓“新柏拉图主义”或诺斯替派,保罗接过了这个希腊概念,将它纳入到自己的神学中,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36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传上帝的人有宝贝放在瓦器中,因为“那说光从黑暗中出来的神,已经让光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现在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4.6)。这个“宝贝”,心中的“光照”,对上帝荣耀的“知识”(gnosis),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力(dynamis,4.7)。有了上帝给的“光照”,“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4.16)37尽管人们经常将保罗的“内在人“和柏拉图“人里面的人”联系在一起,38 但一个初步的考察至少提示我们注意几点非常重要的差异。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保罗在“内在人”和“外在人”之间所做的区分,并不等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在“灵魂”和“身体”(人外面的那个壳,588e)之间所做的古典区分。39 相反,在保罗这里,“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冲突恰恰是在我们身体上生与死,灵与肉的对抗,肉体同样可以是属灵的。40其次,在柏拉图的笔下,“人里面的人”,尽管与人里面的“多头怪兽”相比,不是最大的,但正如所有德性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力”(429b,430b,433b,443b), 知识或意见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力(447b)。虽然,最终在洞穴神话中,“善的形”也赋予看见的人以力(508e),但到达善这个光源的过程,并不像在保罗那里,完全取决于神。在柏拉图的言语城邦里,“人里面的人”与力结合的真正困难(这也是其必须与“狮子”结盟的原因)在于政治的(权)力与知识的力在本性上的内在差异(参见473d),而不是人的无力与上帝的大能之间无限的距离。正是在这里,保罗决定性地改造了来自柏拉图著作中的“内在人”主题。在柏拉图那里,“人里面的人”涉及的是城邦的政治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中人更高的可能性;而在保罗这里,这个问题变成了传教过程中人无法摆脱的此世困境,人身上新与旧的挣扎,生与死的交战。(参见《罗马书》7.22)。正是在保罗的直接影响下,奥古斯丁将城郑的政治“心理学”问题彻底转变为自我灵魂的临床“心理学”(例如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83.51),并在此基础上,赋予自由教育以新的意义。在奥古斯丁笔下,人是一个巨大的深渊(grande profundum,Confessiones, 4.14.22)。41 而人能否知道自己,仅靠自由教育的灵魂转向并不够,因为人并不知道他自己,即使人里面的灵也是如此,只有上帝才真正知道“我”(10.5.7)。对于“认识你自己”这条希腊箴言,奥古斯丁的回答初看上去与古典的理解没什么差别(De Trinitate, 10.5.7):42人心“应该思考它自己,按照它的本性活着,也就是说,它应该按照它的本性(在秩序中)得到安置,在它应该服从的下面,在他应该主宰的上面”。但人心的真正处境却是在“欲望”的作用下忘了自己(oblita)。然而,这种自我遗忘却仿佛像是古典的自我提升:“当它在神—更卓越的自然—那里看到了某些内在的美,它本应该停留在那儿,安享它们,但它却想要自已也要如此,不是凭借他来像他,反而凭借自己是他所是(non ex illo similis illius,sed ex se ipsa esse quod ille est);这样,它就背离了他,慢慢下滑,自己以为自已变得越来越多,而实际上,却变得越来越少”。换句话说,“认识你自已”,在奥古斯丁这里,并非简单地回到自我,更不是单纯凭借自已灵魂或理智上升,“尽人的本性之可能成就不朽”。43这样的努力,在奥古斯丁看来,之所以没有使自己上升,从而成全越来越多的人性.反而下滑的越来越少,就在于上帝比我更内在。这里,奥古斯丁比保罗又进了一步,不仅内在人的日日更新需要借助上帝的力,而且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人的根基:上帝比我最内在的部分更内在(interior intimo meo, Confessiones,3.6.11)。人要成就自己的本性,恰恰不是和自己在一起,而是和上帝在一起。因为“上帝在里面,而我却在外面”(intus eras et ego foris),“你(指上帝)和我在一起,而我却没有和你在一起”(mecum eras,et tecum non eram, 10.27.38)。所以,人要成就的,不是在任何人的自然给定的可能中凭借己力接近神,分享神,甚至在某种意义接纳不朽,从而成为真正的自我。因为,何谓我的自然?它不过是变化多端,形形色色、完全不可量度的生活”(varia, multimoda vita et inmensa vehementer, l0.17.26)。换句话说,人的自然在根本上处于破碎散乱的状态,44 “我”根本无法把握我自己的全部或者说整体(nec ego ipse capio totum,10.8.15)。 这样,遵循古典理想,按照自然生活,不仅不能尽心成性,而日且会将人带向彻底的贫乏(2.l0.l8)。45 异教哲学家最终因为骄傲而必然失败。所以,人心的巨大深渊,在上帝的眼中一清二楚(l0.1.2 ),而我却无从入手,要认识自我,按照我的本性生活,就必须了解我的“自然”。柏拉图一派书籍可以提示奥古斯丁返回自我(7.10. 16),但“自我”却并非我的“家”。听从保罗的教诲,奥古斯丁发现,要了解我的“自然”,建立“自然”的“整体”, 唯一的途径是努力“回到”超自然的上帝,努力以其全体和上帝结合在一起(inhaesero tibi ex omni me, l0.28.39)。悖谬地说,只有通过上帝的超自然,人的自然才能得到真正充分的呈现;而这种人的自然的充分呈现,并非人的本性的自我成全,在人性容许的最高可能性中的“自足”, 而是自我内在的陌生性更深的显现。因此,在最终的幸福到来之前,人只不过是一个在旅途中的陌生人(Enarrationes in Psalmos,72.34,V.28),似乎因偶然的际遇串联在一起的一堆生活碎片,除上帝之外(Confessiones, 10.40.65 ),没有任何自然的量度能够将人的历史结合成一个整全的秩序。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造就我们本性的真正源头,作为自由教育方向的“内在人”不过是一座桥梁,桥梁的尽头不是在自然秩序中具有内在位置的自然自我,而是上帝。46正是基于“内在人”与人的自然关系的脱节,我们才能理解《论教师》这部对话在结构和风格上的特征。和奥古斯丁的许多其他对话一样,这部对话也自然地从“对话”变成了“独白”。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对话是构成城邦的不同层次的意见的哲学考察,对话的戏剧性建立在城邦不同层次意见之间的必然冲突中,建立在对意见的哲学考察中意见与这种“考察”自然的对立上。但在奥古斯丁的对话中,对话者并非城邦中的不同声音,而是出现在一个人自身中的不同声音。47 在严格意义上,“对话”几乎与“独白“难以区分,或者这种对话必须以“独白”的方式,以排斥其他人的方式进行,意见的喧嚣和情绪的撕扯,反而妨碍“我”回到“自身”,以平静和合适的方式来探寻“自我”的真理:“在孤独中指明那些日常生活经历所造成的意见的烙印(De Ordine,1.1.3);而“这些事情要求纯粹的孤独”(Solitudinem meram, Soliloquia,1.1.1,特别参见2.7.14对苏格拉底式“问答”的批评)。因此,在奥古斯丁这里,人自身而非城邦,才是对话真正发生的场所;对话不是在对城邦意见的考察中哲学在光与昏暗之间穿梭,而是构成一个人的不同声音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的悲剧,而是信仰的喜剧。对话的焦点是人的意志与软弱,理性与暗昧,自由与受缚。并最终,是作为陌生人的自我,其身上固有的“自然”和“去自然”的力量之间深刻的挣扎与对抗。在某种意义上,奥古斯丁的对话最后必然进入到人心在孤独中的“内在思考与言说”(interius cogitando et loquendo, Confessiones,9.10.24)。然而,这种必须通过“我”返回“自身”,从而发生在“自我”身上的“对话”,却并非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自身自问自答的对话,48 而是从自我指向了上帝。希波的主教,最终找到了“告白”(confessio)这种比对话更贴切的文体形式,绝非偶然。49 “告白”,并非教导(5.1.1),它是忏悔(confessio peccatti)和赞美(confessio laudis), 也就是对“我”的自然困境的自省和对真正根基的探寻,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是陌生人面对自己的“自然”与“上帝”的“对话”,是在独白深处的对话。50 只有在一个孤独个体的这种“告白”式的“对话”的基础上,一个新的社会才是可能的(10.43.70)。如果说古典自由教育的内在宗旨,是通过教育成全人的本性,尽善尽美地实现人的自然,那么奥古斯丁的教育,恰恰通过人向自身的折返,在最大限度上克服了人的本性。而没有自然本性的陌生人,正是整个现代教育不得不而对的根本困境。苏格拉底决定性地影响这个概念后来的发展,赋予这个观念以哲学乃至政治意涵(参考柏拉图的《阿尔希比亚德上篇》,特别是124b,《斐利布斯篇》19c,《查米迪斯篇》164d—165b,《普罗泰格拉篇》343b,《法篇》923a等和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7.2.20—25)。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看来,所谓“认识你自己”,首先就在于知道自己无知的,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所谓知识实际上不过是意见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你自己”意味着对城邦中各种“意见”的考察。因此,“认识你自己”不是孤独的“自省”,或者“漫步遐思”, 而是“考察自己和他人”(《 苏格拉底的申辩》28e,特别参见阿里斯托芬《云》842)。而且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眼中的“认识你自己”绝非简单的“非政治”态度,相反,是一种更成熟的政治生活的前提:“更努力地关注你自己;l而且不要不关心城邦,如果你有能力因为你的缘故使它变得更好些”(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Ⅲ.ⅶ.8—9,参见Ⅳ.ⅱ.23-30)。将“自我照看”,或者更准确地说,“照看自己的灵魂”作为“认识自己”的主要方式,在苏格拉底这里,固然构成了对城邦的政治生活的深刻挑战,但这种挑战本身却并不是非政治式的逃避或隐遁,而蕴含对城邦政治的意义、基础和限度的严肃思考。苏格拉底与智者的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苏格拉底的“自我照看”首先关注的乃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雅典城邦的人(《苏格拉底的申辩》,30a) 。也就是说,任何对自我的认识,首先从人自然降生、受教育和生活的现实城邦开始。自我照看是对处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灵魂的“关注”。而对自我灵魂的认识,正如《理理国》中讨论正义问题的“方法”所揭示,不得不从对城邦的认识开始(368d以下),并最终触及城邦政体及相应的灵魂类型的考察。而这种“自我照看”,最终涉及的也不只是私人的好,同样还有公共的好(《苏格拉底的申辩》,30b)。将“认识你自己”理解为认识自己身上接近神性的部分,很可能是在希腊化时期(城邦政治的瓦解阶段)形成的,比较晚出的看法。而对柏拉图作品的解释无疑在这一新观念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一新的看法几乎彻底颠倒了这条箴言的源初意涵:这条最初厘定人与神的根本分别的疆界,竟变成了引导人寻找自己与神共通之处的上升阶梯(Hans Dieter Betz,Hellenismus und Urchristentum,Tubingen,1990,pp.92—111;比较Plutarch,De Eapud Delphos,394C和Cicero,Tusculanae disputations,Ⅰ.52,Ⅴ.70)在这方面。福柯和查尔斯.泰勒都没有充分重视古典“自我照看”观念的政治意涵。而泰勒把柏拉图的所谓“自我”学说看作是奥古斯丁以“彻底反身性“(radical reflexivity)为代表的“内在性”(inwardness)观念的“史前史”,对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理解均流于肤浅,从而完全不能把握古典世界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米尔班克虽然意识到了泰勒对西方精神史考察的弱点,但他认为,奥古斯丁使用“内在性”的词汇根本不是深化了柏拉图式的内在性,而毋宁说是对后者的颠倒,这不仅误解了柏拉图(正如泰勒自己承认的,柏拉图并不使用“内在”“外在”的语汇来描述泰勒式的“内在性”),更重要的是,并没有理解奥古斯丁的“社会理论”是在建立“新人”,即解构了人的自然关系的陌生人的基础上,而“内在人“的重构恰恰是这种“陌生人”教育的关键。晚近Wavne Hankey等人捍卫泰勒立场的反批评尽管触及了米尔班克等所谓“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以及整个“后现代神学”某些弱点,但并没有对我们理解奥古斯丁和现代性提供更多的帮助。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忽视了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关键点:即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人的“社会性”,不是自然铁序在人的灵魂中的体现甚至实现,而人的灵魂丧失自然根基的结果。古典世界为自然寻求根基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自然秩序的瓦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才既是柏拉图的继承人,也是他的颠覆者。【注释】 [1] En genera ne substituez jamais le signe a la chose que quand il vous est impossible de la montrer. Car le signe absorbe l’ attention de l’ enfant, et lui fait oublier la chose representee.( J.J.Rousseau, Emile, Livre Ⅲ, O.C.Ⅲ.131).[2] 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and the Teacher. Peter King tr.(Hackett, 1995). 拉丁原文参考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Vol.29(ed.K.D.Daur,1970). 此书的有关情况,参见G.Madec为发文译本撰写的导言(BA 6.3rd edition. 1976)[3] 不过,这部对话在中世纪影响非常大,尤其参见Thomas Aquinas, quaestiones disputatatae de veritate. Qu.Ⅺ;Bonaventure.“Christ Our One Teacher”. In Robert Pasnau.ed.The Cambridge Translation of Medieval Philosophical Texts. Cambridge,2002, Vol.3.79-92。参见Madec上引文31-38页;Josef Owens,“Faith,Ideas,Illumination, and Experience”.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1982,140-159.[4] 《论教师》是《修正》一书中奥古斯丁唯一没有加以修正的著作,参见Douglas Kries为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Eerdmans,1999)撰写的词条(De Magistro,pp.519-520)[5] Adeodatus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礼物或神的恩赐”。他和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一起出现在奥古斯丁早期另一部重要的对话《论幸福生活》中(De Beata Vita,1.6)。莫妮卡在那部对话中的角色有些类似《论教师》中的阿德奥达图斯,不过作用更积极些(参见De Beata Vita,2.10,1,27)。[6] 借用《约翰一书》的说法(1 John, 2.16),奥古斯丁也称之为“眼的欲求”(concupiscentia oculorum, Confessiones,10.35.54)。事实上,《忏悔录》第10卷第35章可以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有关所有人都想要知道的本性(第一卷第一章)的一个批评。有关奥古斯丁思想中“好奇”的重要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著名讨论(《存在与时间》,第36节)。不过,或许与海德格尔的论述有些不同,不是“好奇”,而是对“好奇”这种“诱惑”的克服(continentia), 才在更根本意义上,构成了“陌生人”(Aufenthaltslosigkeit… uberall und nirgends, S.173)的前提。而在“陌生人”对“好奇”的克服背后,孕育了非常根本的变化:对于人的世界来说,“自然”的知识不再涉及真正的奥秘。由此,古代世界在“自然”知识与人的幸福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逐渐趋于瓦解。因此,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好奇”的批判恰恰为现代人“重新”肯定“好奇”扫清了道路。有关这个问题,参见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1985, pp.308ff;“Light as a Metaphor for Truth”, in D.M.Levin ed.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 pp.34-36。“好奇”在《论教师》中只出现过一次,后学出于偶然,是和“愚蠢”联系在一起的(stulte curiosus, 14.45.3)[7] 奥古斯丁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尽我可能,引导我的注意力,放在信的这一规矩上,然后尽你(即上帝)使我所能,探寻你,并渴望在理智上看到我已经信的”(Ad hanc regulam fidei dirigens intentionem meam. Quantum potui, quantum me posse fecisti, quaesivi te. Et desideravi intellectu videre quod credidi, De Trinitate, 15.28.5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教师》引用了《以赛亚书》(7.9)中“信以致知”的说法(11.37.32ff)。信仰尽管是有用的,但仍然不是最终的。这一点正是“奥古斯丁”与多少带有唯信倾向的莫妮卡的根本区别(参见Ragnar Holte, “Monica, the Philosopher”, Augustinus, Vol39,1994,293-316)。“信仰”与“理解”的关系,关系到奥古斯丁论教育的核心问题:“教”的用处与“学”的可能。[8]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开篇(几乎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用了这个段落,从而开始从一个彻底“社会”的角度对传统语言理论的哲学治疗。参见M.F.Burnyeat 于1987年在剑桥亚里士多德协会所做的就职演讲,“Wittgenstein and Augustine De Magistr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LⅪ,1-24。不过,这里更重要的问题,并非在多大程度上奥古斯丁预见甚至直接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对符号的理解,而是这种符号理论在奥古斯丁有关自我和社会的思想中的位置。奥古斯丁有关符号或语言的理论必须联系他关心的根本问题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参见G.Madec, Saint Augustin et la philosophie, Paris,1996,p.55)。而如果我们将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的教诲》中区别“符号”与“事情”的原则贯彻到底,那么除了上帝以外,一切东西在最终都只能看做是应该是使用的符号,而非安享幸福生活的事情本身(De Doctrina Chistiana,1.2.2-1.4.4,22.20-21)。这样,现代人置身的“世界”就必然是一个“抽象社会”,而彻底建立在“用”(uti)的基础上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理论正式回应奥古斯丁这一洞察力的结果。[9] 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即使在学习一门外语(即希腊语)时,他也并不是被职业教师教诲的(non a docentibus, 1.14.23)[10]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rk Culture, Oxford, 1945, Vol.1.chap.1.[11] 正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政治任务习性(ethos)的核心正是热爱荣誉(philotimia),喜好名声(philodoxia)和热衷统治(philoarchia)是绝大多数传主政治生活真正的推动力(例如Themistocles,18)。即使在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强调“节制”的政治教育中,热爱荣誉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Lycurgus, 25.2)。[12] 奥古斯丁对“荣誉”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检讨,参见De Civitate Dei, 5.13.[13] 奥古斯丁在《修正》(1.3.2)中批评了自己在《论秩序》对自由教育的这一强调。[14] 事实上,无论是否借助了Varro还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奥古斯丁的这部对话都在确立日后影响西方教育史一千多年的人文教育课程的基本架构方面占据了枢纽性的地位。参见 Henri Marrou, 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 1983, PartieⅡ; Ilsestraut Hadot, Arts liberaux et philosophie dans la pensee antique, Paris,2005,pp.101-136.[15] 参见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2.13,97b16-21)论“灵魂伟大”(megalopsuchia)的两种方式,分别是以阿尔西比亚德和苏格拉底为代表。这两种“灵魂伟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追求“自足”(autarkes), 不愿意为考虑别人而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125a1-13)。[16] 自由教育与奥古斯丁的“新”社会在精神上的内在冲突,鲜明地体现在奥古斯丁本人的经历中。在最初接触圣经时,仍然受古典精神支配的奥古斯丁认为,圣经的风格卑下,根本无法和西塞罗相比(Confessiones, 3.5.9, 对比他后来对圣经的看法,6.5.8)。事实上,《圣经》“初接触时卑下,越深入,越觉崇高,以致笼罩在神秘中”(Incessu humilem, successu excelsam, et velatam mysteriis)。正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这种难以把握的“内在深度”(interiora)正是现代自我的特征。有关圣经与现代世界的“风格”,参见奥尔巴赫的经典分析:Erich Auerbach, Mimesis, Princeton, 1953。特别是66页以下对奥古斯丁风格的分析。[17] Herri 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 1956, Chap.5.[18] 《论教师》中的阿德奥达图斯与《忏悔录》中的母亲莫妮卡,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却“学会”了真正的东西;而相反,奥古斯丁的父亲,推崇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教育,只关心他的儿子是否口舌便给,而不在乎他的心灵是否遭到了荒弃(Confessiones,2.3.5)。奥古斯丁的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教育理想,以及两种对幸福生活得不同理解。而希波的主教并不把自己看做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doctus, De Civitate Dei, 3.1.1)。[19] Henri 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1956, Chap.5.[20] 柏拉图,《理想国》518b-c, 《美诺篇》93b, 《优希德谟篇》287a。特别参见《泰阿泰德篇》(198b)的讨论,“灌输”的意象出现在《会饮篇》(175d-e)中。[21]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201a-b。[22] 参见《高尔吉亚篇》453d-e。对“教”与“学”一致性的迷信,在柏拉图笔下,似乎始终是智者的一个特点。参见《优希德谟篇》276a-277c, 特别是《美诺篇》70a, 96c。[23] 苏格拉底自己倒是曾经不无讽刺地说,我知道的这些不过都是那个聪明的普洛迪克的“回声”。见柏拉图《阿克西奥库斯篇》(Axiochus), 366c。[24] Plutarch, 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ute,328c[25] 在这个问题上,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传统的影响。柏拉图的对话包含了对“教”的深刻怀疑。不过,正如我们会逐渐发现的,如果对比奥古斯丁的论述与柏拉图的对话(例如《泰阿泰德篇》149e-151d,《斐多篇》和《美诺篇》),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细微但非常重要的差别。奥古斯丁并没有直接读到柏拉图的作品,他大概是通过西塞罗了解到《美诺篇》中奴隶的故事(De Trinitate, 12.15.24)。参见Pierre Courcelle, Late Latin Writers and Their Greek Sources, Havard, 1969, 171。[26]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自由教育的态度,显然比他在早期著作《论音乐》中要严厉得多。但即使在《论音乐》这本带有浓厚“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书中,奥古斯丁也告诫那些全身心投入世俗人文教育的人,要提防其中包含的巨大错误,避免落入各种陷阱,知道哪里才是最安稳的幸福所在(De Musica, 6.1.1)[27] 奥古斯丁在二者之间建立的等价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者指出,奥古斯丁几乎是第一个真正通过“符号”来理解“语言”的人,这一转向在根本上削弱了古典语言理论的自然基础(即使试图从“符号”角度理解“语言”的亚里士多德,也仍然从自然相似的角度考虑符号与事情的关系。对比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16a和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5.38)。但语言的“符号转向”,并非像米尔班克认为的那样,首先是“社会转向”,而正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是通过在“符号”与“事情”的区分基础上建立的“外在人”与“内在人”的关系,将人的所有社会关系重建在去自然的陌生人的基础上。参见Robert Markus, “Saint Augustine on Signs”, Phronesis 2(1957), 60-83; Umberto 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1984, pp.33-42; John Milbank, The World Made Strange, Blackwell, 1997, pp.88-92。[28] Recherches sur les Confessions de saint Augustin, Paris,1950.[29] 在论教师的结尾,阿德奥达图斯最后的总结表明他清楚地把握了“提示”与“学习”的这一根本区别:“在你的词语的提示下,我学会了,词语不过就是提示人们去学…….”(didici admonitione verborum tuorum, nihil aliud verbis quam admoneri hominem ut discat. 13.16.34—5)30 这正是《斐多篇》中科贝从“学习作为回忆”推到“灵魂的前世”,甚至“灵魂不朽”的关键(72e-73a)。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柏拉图有关“灵魂不朽”的讨论,这个问题都和“学”的问题有着根本的关联。科贝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可能导致一个危险,似乎灵魂记住了自由教育所包含的全部技艺,而所谓“学”变成了对“教”的回忆。这样,美诺的奴隶与美诺这个博闻强记的“学者”的唯一区别不过是“前世”与“今生”而已。奥古斯丁曾一度有过类似的表述(De Quantitate Animae, 20.34)。者或许是他后来反对他所理解的柏拉图的“回忆说”的一个原因(Retractationes, 1.8.2)? 但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有些地方,奥古斯丁似乎意识到,柏拉图的“回忆”并不指向“过去”,而是永恒(Epistulae, 7.2)[31] 奥古斯丁对“光照”思想的早期表述(例如Contra Academicos, 3.17.37), 在许多方面,正是以柏拉图的思想为前提,尤其是基于柏拉图的“回忆”说。[32] 根据普罗提诺的教诲,灵魂必须经过训练后获得新的习惯,返回自身,看到真正的美:而当灵魂洗去了所有的杂质,真正变得纯净的时候,“自己完全就成了真正的光”。这时,灵魂就完成了上升,不再需要任何向导了。在普罗提诺看来,想要看到神,首先必须像神一样(《九章集》1.6.9)。自从Paul Henry以来,学者一般认为,奥古斯丁读过普罗提诺的这篇论文(1.6,“论美”),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灵魂上升问题上,奥古斯丁与普罗提诺乃至整个古代传统之间的根本差异。参见Eugene Teselle, Augustine The Theologian, New York, 1970, pp.43ff;Peter King, “Augustine’s Encounter with Neoplatonism”, The Modern Schoolmen, Vol.82(2005).p.214。[33] 当然,奥古斯丁的作品仍然保留了许多对记忆的传统理解,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许多表述也和他重新界定记忆的努力分不开(尤见Confessiones,1.1.1: praesenti memoria praeteritos……)。正如吉尔松所指出的,在这里,“柏拉图有关过去的记忆让位于奥古斯丁有关现在的记忆”,见Etienne Gilson, 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Saint Augustin, Paris, 1929, p.100。[34] 这大概是奥古斯丁有关“自由教育”的成熟立场。奥古斯丁最终认为,自由教育远远没有阅读和理解圣经重要。而正如他在《论基督教教诲》中指出的,前者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和如何为后者服务。在这方面,Schaublin对《论基督教教诲》的研究多少矫正了H.Marrou和I.Hadot的偏颇,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矫枉过正的论述。参见Christoph Schaublin, “De doctrina Christiana:A Classic of Western Culture?”, in Duane Arnold and Pamela Bright ed. De doctrina Christiana: A Classic of Western Culture, Notre Dame, 1995,esp. p.53,55。[35] 在诺斯替派经书中,《理想国》的这一段落,脱离了全书的整体架构,独立成章,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在道德上更趋严格(特别是对“欲望”的态度)的教诲。参见James Robinson ed.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Haper & Row, 1977,Ⅵ.5, pp.290-291。[36] 我们这里忽略了柏拉图和保罗(以及中间的菲洛)字面上的细微差异。参见Theo.K.Heckl的博士论文:Der Innere Mensch: Die paulinische Verarbeitung eines platonicshcen Motivs. J.C.B.Mohr, 1993; Walter Burkert, “Towards Plato and Paul: the ‘Inner’ Human Being”, In Ancient and Modern Perspective on the Bible and Cuture: Essays in Honor of Hans Dieter Betz, ed. By Adela Yarbro Collins, Atlanta, 1998,80。[37] 参见Hans Dieter Betz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The Concept of the ‘Inner Human Being’ in the Anthropology of Paul, New Testament Studies 46(2000), pp.317-341, 特别是第329-334页。[38] 例如James Adam在为《理想国》所做的经典注疏(Cambridge,1929)中,就在此处提及了保罗《罗马书》有关“内在人”的段落,而他引用的Geoge Herbert 的“高贵诗句”,和玄学派诗人的许多作品一样,是基督教精神与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混合。而这种“混合”,无论对理解柏拉图,还是奥古斯丁,有时都不无危险。[39] 在教父时期,开始将“内在人”等同为灵魂或心智。这种做法本身显然有柏拉图传统,特别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参见G.R.Evans, Getting It Wrong, Brill,1998, 第12页以下。[40] 参见Betz上引文327页以下。这个问题涉及了奥古斯丁后来拒绝柏拉图“回忆说”一个最重要的动机。但在奥古斯丁有关“内在人”的论述中,柏拉图传统的影响仍然非常强,特别是他倾向于像新柏拉图主义一样将“感官的外在之物”等同于“外在人”,参见Confessiones, 10.6.9, De Trinitate, 12.1.1, 不过参见De Civitate Dei 14.5对这一点的批评,在奥古斯丁这里,就“内在人”的问题而言,柏拉图传统,乃至整个古代思想的“弱点”,必须通过对“意志”问题的考察才能最终得以克服。[41] 因此,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柏拉图或许会认为,奥古斯丁迈向“内在人”的路程,既是从洞穴向太阳的上升,同时也不妨看作是外面向洞穴深处的下降。因为,对“内在人”的把握,需要“收集”那些甚至自己也无法进入的自我的碎片。[42] “认识你自己”,作为希腊思想的重要主题,最初具有浓厚的宗教意涵。在前苏格拉底文本中,这条箴言通常被用来告诫人们要认识到人不是神,必然会朽坏。换句话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要人克服“骄狂”(hybris), “不敬的孩子”。这个观念构成了希腊悲剧的核心动机,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309)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参见Pierre Courcelle,Connais-toi toi-meme:de Socrate a Saint Bernard, Paris,1974,pp.12—13)。[43] 柏拉图,《蒂迈欧篇》90c;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b27:“尽人之可能成就不朽”。[44] 这一主题贯穿了《忏悔录》全书(例如1.3.3,2.1.1), 在讨论所谓“时间”问题的第11卷达到了顶峰。[45] 这里对奥古斯丁的解释,受到Jean Luc Marion 教授的许多启发,参见他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任John Nuveen 宗教和神学教授职位的就职演讲。“Mihi magna quaestio factus sum: The Privilege of Unknowing”, 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85(2005),特别是5-7页。Marion教授演讲的题目,“我成了我的大问题”(Confessiones 10.33.50, 4.4.9), 也是海德格尔解释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0卷的关键(参见Martin Heidegger,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us Life, Bloomington, 2004, p.130,184),并构成了理解他自己的“此在”分析的决定性线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理解不过是用概念阐述了奥古斯丁的这句话(J.Crondin, “Heidegger und Augustin, Zur hermeneutischen Wahrheit”, E. Richter( Hrsg),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pp.166-168; Klaus Kienzler, “Augustinus und Heidegger: Confessiones Ⅹ”, in Frederich Van Fleteren ed. Marti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s of Saint Augustine, Lewiston, 2005, pp.51-53)。 这一主题显然也深刻地影响了阿伦特对奥古斯丁的理解:它既是阿伦特博士论文《爱与奥古斯丁》分析的起点,也是他晚年《心灵的生活》“意志”一卷中讨论所谓“内在人的发现”问题的重要主题。参见 Hannah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Chicago, 1996, pp.13,24-25; The Life of the Mind, Harvest Book, 1977, Vol.Ⅱ.p.53。[46] “……..如果我们的自然来自我们自己(natura nostra esset a nobis),我们自己实际上就应该能产生我们的智慧,而无需操心通过教诲,也就是说,不用从别处学,来把握这种智慧;而我们的爱,也就只要从我们自己出发,回到自身,就足以让我们生活幸福,而无须分享有别的善。但现在,正是因为我们的自然有了上帝作为造作者才能存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有智慧,无疑需要以他为师(doctorem), 而他为了让我们可能会幸福,慷慨地赐予我们以内在的甜蜜(De Civitate Dei,11.25)。[47] 例如《独白》,“理性”和“我”,一个问,一个答,仿佛是两个,虽然实际上只有一个(Retractationes,1.1.1)[48] 《泰阿泰德篇》190a, 《智者篇》263e, 《斐莱布斯篇》38c-e。参见Monique Dixsaut, Platon et la question de la pensee, Paris, 2000, ch.1。不过这是否是柏拉图对“思”(dianoia)的最终理解,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49] 《论教师》开篇(1.1.39-49)阿德奥达图斯提到的“祈祷”已经预见了这一方向。[50] 巴尔塔萨敏锐地捕捉到了奥古斯丁与希腊思想的这一关键区别:“《忏悔录》中的对话要素,并不能取消《独白》中的独白要素,后者有其自身的道理:不可能将思简单地还原为对话,原因正在于,上帝不是思这一个体行为的一个有限的对话同伴,而是它的本体论基础(interior intimo meo)”。参见Hans Von Balthasar, The Glory of the Lord, Vol.Ⅱ, New York, 1985, p.110。(原载《思想与社会》第七辑 《教育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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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最有名也最持续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士大夫。这里转一篇03年为《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写的序言。余英时最近的获奖,跟他03/04年左右在广西师大和三联书店都出版了好几本文集应该也是有关的。--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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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威利斯《学做工》(Learn to Labour)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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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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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作为文学研究者,柄谷行人能够娴熟引用文艺评论、精神分析和哲学、历史、经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一直令不少学界中人折服。虽然他的学术志业是文学批评,但他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解却超出一般学人,他的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即使他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以一种康德式共同体构想诠释马克思,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今日之面对金融海啸,他一直坚守着这种立场,且为此著书立说。柄谷行人早已在《迈向世界共同体》中探讨"国家"、"资本"、"国族"的问题,而《伦理21》更可被视为在伦理学上的延伸,全书以康德伦理观的核心概念"自由"为主调,但柄谷行人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他们的论述亦旨于响应日本自身的问题。柄谷的第一本著作《意识与自然》就讨论当代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而夏目漱石不单是作家,也是响应西方思想的日本知识份子。在《伦理21》书中,作者讨论康德伦理观的同时,亦多番引用夏目漱石的文章,也许夏目漱石的小说写作和理论探索开启了日本在现代框架下的思考。然而当代日本社会在伦理方面仍未脱离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世间"意识。本书开篇引用了许多新闻,如连合赤军成员被捕后,其父亲以公开谢罪甚至自杀作为家庭责任的响应,而强奸冲绳少女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母亲则为儿子辩护。作者从韩国友人的意见中得知,这种混淆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观念并非东亚国家共有的"价值",而是日本社会独有的。作者说,这种称为"世间"的"群落共同体"观念源于村社中共同工作的农民,他们对群体工作中的同伴既感到模糊的亲近,另一方面又毫无真正感情可言。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日本人很容易以共同体的集体责任观来理解军事国家命令,却难以接受基于最高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康德式个体自由。康德的伦理学及道德形而上学核心为处理自由的问题,在康德以前的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对一切事情都有严格的限定,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实在有限,只能限定于对认识一切事情因果关系的意志,而康德的自由观则为了响应斯宾诺莎的讨论,在斯宾诺莎的框架下寻回人的自由,指出"最高命令"即每个人以实现自由为义务,康德的"自由"亦意味着每个人认识到本身在道德上行使"自由意志"的位置,道德也此而建立。柄谷行人也认为,康德的"自由"必然独立于"自然",这种最高命令面对"自然"与"社会"时也难免有冲突。 柄谷继而讨论康德的"责任",提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责任,虽然现实往往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事件的"肇因",我们才能负"责任"。从几则家长为儿子罪行负责的事例中看出,家长的响应和公众的要求并不符合这种责任观。康德希望个人能认真检验自身和他人的责任,所以作者或多或少认同夏目漱石对罪犯被判死刑的想法,即希望在现实中"毫无隐瞒、毫无遗漏地描述所有真实",这也说明作为孤立个体的日本小说家,为何希冀借着文学创作来检验个人心路历程,追究责任谁属的问题。对于责任和自由的讨论不免联系到公、私领域的问题,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一直缺乏道德形而上观念,明治维新不过将忠于社会等级的伦理概念演变为国家主义的伦理观,而这助长了"为国而生,为国而死"的军国主义思想,夏目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认为国人不得不"勉强接受低级不堪的(国家)道德",所以他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主义"。夏目漱石这种"个人主义"或许是不进取的,因为他没有打算重建国家道德,柄谷行人也一样,他的伦理观并不为了重建国家共同体而建构的。在他的诠释中,康德的"义务-自由"或许仅比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给予多一点的"自由",至于这种自由如何与"群治"连结,则端赖于人人共有的、被称作"自由"的道德义务。康德本人并不看重政治、法律、国家或所有建制,只看重全人类"最终"会建基于自由及共同情感实现普世共同体,这令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作者就在第五章讨论这一问题,陈述康德的"世界公民"构想如何颠覆了公、私领域,这种颠覆来自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文中指出为公众目的而使用自己的理性时,无论怎样都必须捍卫自由,而为私人目的使用理性时,在妨碍启蒙的情况下,必须限制自身自由,这恐怕是康德以"自律"规限自身及对抗"他律"的最佳声明了。而日本学界讨论"公共领域"时经常论及的哈贝马斯和汉纳·阿伦特,其"公共领域"观点虽亦源自康德,但都未了解康德对公、私领域的颠覆,还有他们未处理康德哲学中的"他者"问题,这也许是全书较引起争议的讨论了。柄谷行人不厌其烦地讨论"他者",但他也忽略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对于为何人类需要"国家"的思考。康德的人类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愿景,康德最终当然希望"共同道德"能够全面取代"法律",但国家和法律代表着当下的人类活动,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这种理念不独为柄谷行人所有,革命宗师马克思亦作如是观。柄谷行人的理念属于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与晚年恩格斯主张的议会式社会民主,或列宁坚持早期恩格斯的暴力革命信条,亦大大不同。在第十二章,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Association理论,而这已经超越了一般伦理范畴的问题。然而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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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历史
201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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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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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教授哈佛大学演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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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政治衰败其实是说,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有时是一家政府机构——已出现机能障碍。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思维僵化;地位稳固的政治行为方对改革和再平衡起到了阻碍作用,而他们的实力在不断壮大……附American Interest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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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这次没有一味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是集中火力狠批日本(应当还有美国)"企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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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民族主义有多个层次,对民族主义也有多种理解。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我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1]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惟将各个事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国内,最早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是新闻界。早在晚清,学术界已注意到非洲(主要是埃及和北非地区)遭帝国主义瓜分的事实。[2]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摩洛哥事件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有过报道。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缺乏基本了解,对非洲的认识主要基于翻译。中国学者介绍与研究非洲民族主义始于1950年代后期。[3]重点是围绕非洲(或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这一主题,大部分是介绍现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并先后出版了几本编著的关于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通俗读物。[4]为数不多的学术杂志对非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或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其中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世界史教研组集中研究北非和中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先后在《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6]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政治时势和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第二,主要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介绍。第三,受政治局势的影响,缺乏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始。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人民早期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反抗运动,如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7]第二,非洲人民在一战与二战以后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泛非运动)。这些论文有的是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8]有的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如尼日利亚、加纳、阿尔及利亚、苏丹、南非、埃及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9]第三,对非洲各国民族英雄或民族主义领袖的介绍。很明显,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所拓展,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和资料的局限,大多数带有介绍性质和明显的宣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对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对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介绍。[10]
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在1980年代进一步拓展。第一,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包括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和对非洲民族主义有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第二,有的研究开始涉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具体课题。[11]第三,一些专著和简史著作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从国别史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源两个方面探讨了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关系。[12]第四,对一些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有关的资料进行了选译和介绍。[13]《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上、下卷,1980)虽是内部编译出版,但此书第一次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基本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1986年由中央党校翻译出版的《非洲的政党》也为研究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199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份量的专著均涉及了非洲民族主义或与此有关的专题。由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是我国学者研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分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1970年代葡属非洲和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1992)对纳赛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宁骚的《民族与国家》(1995)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对一般性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南非的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近代卷》(1995)和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的《非洲通史•现代卷》(1995)的有关章节分别阐述了非洲反殖斗争和一战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1990年代后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有关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1995)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集中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泛非主义与非统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泛非会议的决议、宣言、章程等重要文献,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资料。杨灏城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1997)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个案研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论据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面的成功尝试,而且对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此外,其他成果也相继出版,如李继东在《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中对非洲民族主义独立后遭受的挫折进行了研究;刘鸿武在《黑非洲文化研究》(1997)中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及当代非洲国家创建统一国民文化的实践;徐济明、谈世中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从宏观角度对非洲国家独立来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梳理,重点剖析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
张宏明的《多维度视野中的非洲政治政治发展》(1999)就非洲的“部族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对非洲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陆庭恩、刘静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1999)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产生及其在一战、二战及独立后的几个阶段的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以加纳东部省为个案,探讨了农村各社会阶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并就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一些关于非洲政治领袖的传记从不同方面记述了这些民族主义斗士的生平。[14]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5]最新出版的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2000)收入了“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内容,综合了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位论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颇有份量,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的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2000)等。
(二)
早从1950年代后期始,国外学者即开始进行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托马斯•霍季金的精典著作《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变化入手,从城市化、新的社会成份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根源。[16]他的另一篇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社会精英具有双重合法身份——前殖民社会的继承者和大众意志的代言人。[17]他于1961年又发表了《非洲的政党》,不仅对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的政党情况进行了概览,还对一些现象(为什么一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盛行?非洲政党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非洲独立国家存在的两种政党即群众政党和精英政党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这一时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相关问题的国别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的有霍特的《苏丹的马赫迪国家》(1958);科尔曼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1958);阿赫麦德的《埃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1960);苏联学者达什克维奇的《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1960);D. A.罗的《乌干达的政党,1949-1962》(1962);基博姆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1963);阿普特的《处于过渡中的加纳》(1963);佐尔伯格的《象牙海岸的一党制政府》(1964);勒文的《喀麦隆:从托管到独立》(1964);奥斯汀的《加纳政治,1946-1960》(1964);克劳福德•杨的《刚果的政治:非殖民化与独立》(1965);基尔森的《对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塞拉利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1966);巴雷特和恩贾玛的《来自内部的茅茅》(1966);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起义,1896-7》(1967);尼科尔编的《阿非利堪纳斯•霍顿: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黎明》(1969)。这些著作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背景、发展及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结论。
除霍季金的早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整个大陆或非洲的某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思潮进行概括。例如伊曼纽艾尔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0);罗伯特•罗特伯格的《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罗伯特•朱赖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1967);马丁•克莱因的《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与帝国主义》(1968);亨利•威尔逊的《西非民族主义的根源》(1969);科尔曼和罗特伯格主编的《热带非洲的政党与民族一体化》(1964)等。弗朗兹•法农的四部著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18]
科尔曼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金钱经济(即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因素有城市化、社会性移动和西方教育;在宗教和心理上,主要有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和对受西方教育者的忽略;在政治上,对传统权威的否定、“民族”象征的逐渐形成等。[19]克劳福德•杨提出了民族主义发展的五阶段论:初始抵抗、千禧年抗议运动,城市骚乱与暴力,前政治现代协会和政党。[20]T.O.兰格对中、东非的研究揭示了初始抵抗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联系。[21]在第一届国际非洲历史学家大会上,来自莫斯科大学的A.B.戴维逊第一次提出了民众反抗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重建民众反抗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非洲人民的过去。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构成了“非洲人民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2]
津巴布韦学者西索尔的《非洲民族主义》(1959)是非洲学者中最早论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非洲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非洲人民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殖民侵略的反抗、殖民统治下的反抗(包括城市里的反抗)、具有要求自治这一明确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戴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揭示了非洲近代商人在与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时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希贝尔的博士论文对代表独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拉西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艾利夫关于马及马及起义的长篇论文揭示了非洲的早期反抗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扎西尔•库莱西对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和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非洲知识分子已在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武器对西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23]
到1970年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却不断深入。有的是对早期民族主义者或某一次运动的研究,如阿严德拉的《神圣的约翰逊》(1970)和西拉•马克斯的《犹豫不决的起义:1906-08年的纳塔尔骚乱》(1970);有的是对某一国家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探讨,如约翰逊的《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崛起》(1971);贝希尔的《苏丹的革命和民族主义》(1974);艾扎克曼的《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1976)和约瑟夫的《喀麦隆的激进民族主义》(1977);有的是对某地区武装反抗殖民侵略的个案分析,如克劳德主编的《西非的抵抗:对殖民占领的军事反应》(1971)。有的著作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反抗、政治和社会演变和民族一体化的综合研究,如罗特伯格和马兹鲁伊主编的《黑非洲的反抗与权力》(1971);马科维兹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1977);马兹鲁伊的《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知识精英》(1978);科恩和米德尔顿的《从部落到民族》(1970);斯莫克和班兹-恩吉尔的《非洲寻求民族一体化》(1979)。关于南非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如沃尔什的《南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1952》(1971)和格哈特探讨黑人政治的《南非的黑人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演进》(1978)。还有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著作,如斯塔尔茨的《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政治,1934-1948》(1974);莫迪的《阿非利卡王国的兴起:权力、种族隔离制与世俗宗教》(1975);吉里奥米和托瓦特的《阿非利卡人的政治思想》(1978)等。
民族独立呼唤文化的复兴。在19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4]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1955年;次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开始发行。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的称呼出现较早,但这一学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则是在1970年。当时,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南非学者在《非洲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历史系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们在批评文章中认为,达尔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25]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非洲民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非洲自己培养的学者已经出现,他们的博士论文系列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其中以美国西北大学与人文出版社联合发行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影响最大。这一丛书以出版非洲学者博士论文为主,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的专著有十多种。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扬德拉的精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库柏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阿肯托耶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和阿坦达的《新奥约帝国》。由奥罗伦索拉主编的《非洲的文化次民族主义政治》(1972)是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分别论及了尼日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刚果(金)、肯尼亚等国存在的民族问题。
1980年代,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族体问题和南部非洲的研究。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仍在进行。学者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地方民族的不同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罗斯奇尔德和奥罗伦索拉合著的《国家与族体的要求:非洲的政策困境》(1983);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4);本杰明•纽尔伯格的《后殖民非洲的民族自治》(1986);约翰•马卡基斯的《非洲之角的民族与阶级争斗》(1987)。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5)则是对二战以来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一部较全面的政治史。
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仍在继续,如布里奇曼的《赫雷罗人的起义》(1981)研究了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的反抗斗争;兰格的《津巴布韦的农民觉悟与游击战争》(1985)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农民反抗;大卫•兰的《枪和雨: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和神灵巫师》揭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传统宗教领袖的作用;贝纳特和邦迪在《南非农村的隐蔽斗争》(1987)研究了8例个案,批评了白人政权将黑人之间的冲突称为“部落冲突”的说法,并就农民反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的《马克斯•加维的世界:现代社会的种族和阶级》(1986)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加维这位特殊人物对非洲特别是对泛非运动的影响。韦尔主编的《部落主义的创造》(1989)对非洲国家“部落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了探讨。戴蒙德的论文对有关非洲族体性和族体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述评。[26]
国际非洲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由阿兰•艾扎克曼和琼•海主编的“非洲社会历史丛书”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不少著作与民族主义课题有关。例如J.M.彭温的《非洲工人与殖民种族主义——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人的战略与斗争,1877-1962》(1995);乔纳森•格拉斯曼的《盛宴与骚动:斯瓦西里海岸的狂欢、反抗与民众意识,1856-1888》(1995)。马多克斯和韦利弗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份量的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分为四卷(殖民征服、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和1960年代以后)出版,为研究非洲民族主义专题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7]扎奇鲁克的新著以尼日利亚为例,揭示了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先驱的非洲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8]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19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多与民主化中的民族冲突这一问题相联。有的学者探讨在民主化浪潮中日益突出的民族主义与族体认同问题。[29]在诸多关于非洲民主化的研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代表作是由哈维•格利克曼主编的《非洲的族际冲突与民主化》。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的论文集,收集了关于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索马里、贝宁、加蓬、刚果、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族际冲突的形成、类型、特点及与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就解决族际冲突提出了看法。不容置疑,非洲民主化一方面刺激了各国的族际冲突,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30]
(三)
意大利民族主义先驱马志尼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民族”指的是政治民族,这种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典型;但如果他指的是文化民族,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均属同一文化民族的情况实在太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统计,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仅有12个单一民族国家。[31]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有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32]时至今日,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个别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非洲学者奥罗伦索拉指出,“‘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这一短语可能是用来描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恰当名称,但用它来形容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适用。”[33]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和俄国非洲学专家伊斯玛基洛娃均同意非洲存在着“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除了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34]对于后一种民族主义,有的学者用“部落主义”(tribalism)来描述,而我国有的学者喜欢用“部族主义”来形容。我曾将将这种“民族主义”定义为“地方民族主义”。[35]
民族争斗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北美印第安人从未承认过外族对他们的统治;[36]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英国的爱尔兰人从未停止过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一直在通过合法手段争取自治权利;[37]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恐怖活动来达到分离的目的。巴尔干因其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多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以亚洲为例,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有的国家,长期的武装斗争成为地方民族争取分离的手段。在更多的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情况?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会引起世界的如此关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建立以前,非洲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种形式,诸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家族(lineage)和酋邦(chiefdom),氏族(clan)和部落(tribe)。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和亲缘为联系纽带。这种自古延缓至今的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既无固定界限又相互交织。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亲缘关系及其思想意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由于王国或酋邦等政治结构被破坏和谋求生存的需要,在奴隶流动(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和释奴的择地安置)过程中,亲缘关系和亲属意识成为非洲人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发了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而殖民政府对非洲民族的误解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以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隆达人(Lunda people)和洛齐人(Lozi people)为例。奴隶贸易时期,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而隆达人曾与洛齐人结成联盟以获取帮助。后来的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是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38]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在大大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布洛赫在他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著名论著中指出:正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发展起来;“对于受到因暴力氛围而滋生的许多危险威胁的个人而言,亲属集团似乎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亲缘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成分之一;其相对薄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存在封建主义。”[39]然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相反,在殖民主义时期,外来统治的异己性迫使非洲人寻求其他的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融合。殖民地的税收迫使非洲农民走上出卖劳动力的道路,而缺乏民族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和陌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以亲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所谓“部落性”(tribalism)正是亲属意识或血缘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独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40]
其次,既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均存在着民族问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这有以下原因。
第一,世界舆论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0多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发生的事都可以冠之以“非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察方法,却是现实存在。如果从各国发生的民族冲突占大陆的比例看,非洲大陆民族冲突的比例决不会比亚洲的高,更不会比北美洲高。客观地说,在非洲国家中,因民族矛盾引发政权危机的并不多。北非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南部非洲只有已成为历史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东非的少数国家曾经有过民族争斗,但不能排除大国干涉的背景;西非只有少数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第二,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有的国家出现了某一民族的独立要求(如尼日利亚伊格博族曾成立的比夫拉共和国),而另一些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民族仇杀(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政权倒台),或对周围邻邦产生连锁反应(如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夺,有军火贩卖的交易,还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有的大国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有的在进行了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后为了模糊视听,将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冲突称之为“部落冲突”。如持续二十余年的乍得冲突即是这种情况。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非洲现代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的融合,非洲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种族性。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19世纪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不是尼日利亚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尼日利亚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非对尼日利亚的忠诚,而是作为非洲人的种族意识。”[41]换言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42]这种民族建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其直接后果是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有的依靠现代组织(如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由于一些国家政权被滥用,或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加强。虽然殖民统治时期确定的人为边界是独立后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的内部因素(如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外部因素(外国势力的干涉)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国家政权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最后,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国非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43]第一,切忌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抱教条主义态度。第二,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4]第三,在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用历史方法来进行分析。第四,要充分认识我国非洲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45]以民族学为例。这是一个实证性要求极强的学科。英、法、德、美和前苏联均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由此产生了各种学派和观点。然而,我国从未有专门的民族学家就非洲各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形成的理论呢?
(此文原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认真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较有份量的如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关于清朝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主要著作和译作,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76页,表1.2。
[3]下面较为详细的介绍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4]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罗科编著:《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
[5]如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7]如彭坤元等:“苏丹人民反殖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1881年-1885年的马赫迪武装起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蒋学成:“近代南非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抗英斗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毛天佑:“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南非人民抗击殖民侵略的武装斗争”,《亚非问题研究》,1979年第1期;陈公元:“苏丹历史上的马赫迪起义”,《教学通讯》,1980年第12期;罗洪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是何时结束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丁邦英:“马及马及起义”,《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8]李庆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2辑;胡有萼:“二次大战后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年第3期;唐同明:“空前高涨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王存华:“两次世界大战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蜀岗:“关于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探讨”,《西亚非洲》,1981年第3-4期;唐大盾:“泛非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9]唐同明、向群:“论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赵建萍:“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西亚非洲》,1980年第4期;王少奎:“华夫脱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1918-1922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0]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修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11]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忠林:“本世纪初黑非洲的反殖宗教运动”,《西亚非洲》,1984年第3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有关争论及论文,参见本书第六章。
[12]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这些选译资料主要发表在《共运资料选译》上。
[14]以曼德拉为例,各种传记超过十种。较具影响的有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年。
[15]葛公尚:“非洲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非民族主义论纲之一”,《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李安山:“论新马赫迪主义与苏丹民族主义的关联”,《亚非研究》,第5辑(1995年);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16]他在大学学的是古典学和哲学,由于他负责牛津大学校外课程,与非洲交往甚多,从而对非洲产生了兴趣。
[17]Thomas Hodgkin,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William John Hanna, ed.,Independent Black Africa, Chicago, 1964, pp.235-252.原文发表于1961年。
[18]Frantz Fanon,Les Damnes de la Terre, Paris, 1961;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 Paris, 1964;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1965;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9]J.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954), pp.404-26.
[20]C. M. Young,Politics in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65, pp.281-9.研究民族主义的安东尼•史密斯后来又作了修正。Anthony D. Smith,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Sussex, 1983, pp.37-58.
[21]T.O.Ra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1968), pp.437-453; 9:4(1968), pp.631-641.
[22]A.B.Davidson,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O.Ranger, 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1968, pp.177-188.
[23]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New York, 1956;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1959(已有中译本); Al-Rahim,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Illi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8(1967), pp.495-512; Zaheer Quraishi,Liberal Nationalism in Egypt, Allahabad, 1967; 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1965;E.A. 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 London, 1966.关于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目录,参见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4]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可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25]D. Denoon & A.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 69(1970), pp.329-349.
[26]Larry Diamond, "Review article: ethnicity and ethnic Conflict,"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1(1987), pp.117-128.
[27]G. Maddox and T. K. Welliver, ed.,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frica(4 volumes), New York, 1993.
[28]Philip S. Zachernuk,Colonial Subjects: An African Intelligentsia and Atlantic Idea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9]William Miles & David Rocheford,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Saharan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1991), pp.393-403.
[30]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里只能将作者认为较重要的专著作大致介绍。
[31]E.J.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Anthropology Today, 8:1(1992), p.4.
[32]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33页。
[33]Victor A. Olorunsola, 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1972, xiv.
[34]Anthony D. 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76;[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5页。
[35]“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还可参见李安山:“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6]本人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多次参加每年7月1日在多伦多皇后公园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活动。每次都有印第安人参加这种庆典活动,他们在表演节目之前总要发表声明: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37]关于对英国爱尔兰人和加拿大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研究,可参见Katherine O'Sullivan See,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las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 Chicago, 1986.
[38]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1981," in Leroy Vail, ed.,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89, pp.372-394.
[39]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Chicago, [1940].1961, pp.142,443.
[40]关于“部落主义”与亲属血缘意识的关系,可参见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1(1975), pp.91-112; Peter Ekeh,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wo contrasting uses of tribalism in Afric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 pp.660-700.
[41]J.F.Ade Ajayi,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2(1961), pp.196-209.
[42]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8页。
[43]本人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4]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第4辑(1994),第66-86页。
[45]可参见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出版情况概析”,《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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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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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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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城社会中正在出现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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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克兰的局势的若干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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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文《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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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政治
201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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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一书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过程。作者认为,在中国体制有问题时就要讲,但同时中国体制好的地方也得讲透。有优势不去利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自废武功的局面出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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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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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斯金,设计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纽约的ground zero,最近设计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将于2011年10月14日开幕)。建筑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又怎样理解德累斯顿这个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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