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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树清:发达市场走在金融的下坡路上
    经济 2011/09/30 | 阅读: 2144
    中国究竟置身于一个怎样的国际大格局中?在大部分外汇储备"存放"于美元市场、而风雨飘摇的欧洲对中国寄予厚望的棋局下,中国应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进退之间又该如何抉择取舍?
  2. 沈卫荣: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宗教 2013/07/14 | 阅读: 2144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
  3. 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文学 书评 2009/02/20 | 阅读: 2143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评,北京大学1999年版。2008年出版英译本。
  4. 刘继明:走近陈映真
    文学 2009/01/21 | 阅读: 2143
    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5.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文学 2012/11/22 | 阅读: 2142
    1944年华西大学教授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主张,即被批驳,在回应文章中孙称闻一多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当同意他的观点,闻一多感到他“拖人下水”,特意撰文
  6.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人文 2010/06/06 | 阅读: 2142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一个歧义日渐增多的概念。当芭芭拉·埃伦赖希继续坚持着要将知识分子和职业管理阶级区别开来,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的时候(1),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却不无调侃地说:"我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我只碰到过写小说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过从事经济研究和为电子音乐作曲的人,我只碰到过教书的人和绘画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但我从未碰到过知识分子"(2)。&nbsp;1986年,我在写作《知识分子和文学》一文时(3),所依据的,正是知识分子这一"脱离肉体的思想"特征,或者说把它定义为类似于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但是,将近二十年后,在我重新回到这一命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一个新阶层已然形成,似乎在无意中,回答着我当年的某些疑惑:"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的形象吗"(5)?而这一新阶层的兴起,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现实,包括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因此,在这样的当下语境中,我更愿意从知识分子的职业-阶级属性着手,来重新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而在讨论中,我将引入古德纳等人有关"新阶级"的论述--当然,我会尽量谨慎并且保守地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但是最后,我仍将回到芭芭拉"一个无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说回到"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中,探寻在当代文学中,有无可能重建知识分子"批判的文化"。&nbsp;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如何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nbsp;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考察中,任何人都会直观地感觉到,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乃至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6)尽管毛泽东在1941年仍然慷慨地将知识分子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但还是隐含了知识分子日后的危险命运。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阶级出身将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归宿,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人民"经常被处理成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就谈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7)因此,随着"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变化,知识分子终将难以摆脱作为"大众"的异己的他者形象。南帆在对上述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正确地指出:1949年以后,大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的,正是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而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8)。因此,作为革命的"他者"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就很难摆脱其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身体上被反复清洗的命运。&nbsp;这样,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1976年以后,在对革命话语的清理过程中,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做的,是将自己匆忙地定义为"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这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取整个社会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苦难的控诉中,摆脱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当这种"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正式进入文学书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当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苦难"的反复书写乃至不断的复制过程中,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集体记忆"常常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特定的阶层范围,在书写乃至接受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叙述效果。正是在这种类似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知识分子的个人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根据何言宏的研究,在1977-1980年间,"文化领导权系统对于'伤痕'、'反思'小说话语激励的力度较为强劲",1978、1979、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占比例分别为72%、72%和63%,第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中为66.67%,而在1977-1980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更高达80%(9)。显然,当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其最早的合法性依据正是来自于这种"苦难"的倾诉和转喻,并使自身的苦难记忆在类似于"民族志"的文学书写中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当然,这种书写同时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态度,这就是:他们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复杂的当代历史处理成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或者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受难史。&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或者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仍然存在,有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显得非常残酷--顾骧的《晚年周扬》为我们多少披露了其中的一角(10)。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知识分子话语仍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阻击,甚至政治手段的压迫。而那种传统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也会时不时地一再浮现,以迫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他者"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它的早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仍然是尴尬的,甚或是危险的。这种状况,不久,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了。"(11)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证明,知识分子就此获得了它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主体地位,而以后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片和风细雨。但是不管怎么说,起码在理论上,作为一个阶层,正如南帆所说:"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之后,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隐性的二元结构终于丧失了理论依据。"(12)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层面上,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人民"这个概念的内部,并实际承担了社会的"代表-领导"的责任,在短短二十年内,促使并帮助当代中国完成了向个体社会的成功转型。&nbsp;然而,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文学叙事,开始非常隐蔽地提供了另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只是,在这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继续扮演"他者"的角色。&nbsp;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曾经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今天重新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会发现它在人物关系、身份命名乃至情节设置上,与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乃至错置却是更为根本性的。如果说,劳伦斯在作品中对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极尽讽刺、挖苦、抨击、批判之能事,并直接导致出他对自然的生命力的崇拜;那么,古华恰恰相反,他所追求的,正是劳伦斯所要反思、批评甚至唾弃的。现代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追求,知识直接与真理挂钩,专业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暗喻为人的美好的未来。现代性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重新激荡起强烈的回声。&nbsp;实际上,在整个的二十世纪,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仍然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进步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控制中,才划定出前现代/现代、愚昧/文明等等的界限。也正是在这种划定中,一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被重新提出,只是,在这一结构中,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了主体性的位置,而"愚昧"的大众则成为现代文明的"他者"。如果说,下层人民与德行的完美结合,曾经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人民与德行的分离,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nbsp;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被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文学的普遍主题(13),而隐藏在这一主题背后的,则是对现代化的热情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共同体想象。正是在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掩护下,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缝隙,被悄悄缝合。事实上,即使在《爬满青藤的木屋》这样的作品中,"愚昧"也并不仅仅指向大众,而是和更广阔的区域联系在一起,甚至暗喻着专制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是阻碍新的共同体想象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知识分子与大众所构成的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并不会浮现在叙事表层,相反的是,强大的共同体想象使得这种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多的"普遍赞同",也就是说,它由此而确定了自己在共同体内部的普遍意义。显然,这种想象来自于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反思乃至激烈的对抗,从而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的思想背景,并生产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的话语文化"。&nbsp;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批判的话语文化"主要由这样一些语词构成:人性、异化、人道主义、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的诉求和全面解放,等等。其中,尤其在文学领域,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相当程度上集中在对审查制度的否定中,这一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地下出版物的兴起可以看出。这当然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有关,正如古德纳所说:"新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仅仅依赖于他们能不断地接近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依赖于保障他们出版及言论自由权的制度。对这些权利的损害,即审查制度,是新阶级努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由于新阶级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由交流,因此,反对审查制度是该阶级长期团结起来的主要斗争之一。"(14)如果我们把"审查制度"这个概念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而将它转换为一种隐喻的修辞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出:1949年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对人的规训,包括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规训,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审查制度"。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明确的表述应该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完全来自于或者仅仅来自于人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动力,在表层的叙述中,倒是人对个人权利的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就像在那一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到处可见对"禁锢"、"束缚"这类语词的激烈批判一样。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它的早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爱情领域,比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显然,经过这样的修辞转换,对国家"审查制度"的反抗,相应使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赞同,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在个性、自由、解放等等的话语叙事中,与其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正好一致。&nbsp;显然,在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中,专制主义开始成为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最大障碍之一,即使直接以技术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仍然会赢得整个社会的热烈赞同。因为,一旦技术知识分子的"技术兴趣受到压制,他们也会加入与官僚机构中的上司的斗争。......它是一个潜在的颠覆现状的因素。即使站在他们自身有限的工具理性的立场上,技术知识分子也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缺少理性。虽然他们的理性存在着缺陷,但它们认为自己优于官僚上司的理性,事实正是这样"(15)。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知识开始从权力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并优于权力。不仅满足了"颠覆现状"(专制主义)的社会的普遍心态,更满足了追求现代化的共同体想象,而知识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起码,也是必要的条件之一。&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烙印,而在相应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中,知识分子话语也随即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并开始争夺实际上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在这一"普遍赞同"中,我们多多少少仍然能够辨析出知识分子自身的"职业-阶级"属性。2.公共幸福的承诺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nbsp;对现代化的社会共同体想象,生产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无论是王蒙的《春之声》,还是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的意象。的确,当"火车"成为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时,便会产生出极为强烈的隐喻功能。我们会因为飞驰的列车而产生出一种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晕旋的感觉"--对速度(技术)的迷恋和追崇,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这也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设问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16)在现代性的"表述"的过程当中,叙事者显然不会注意"路基"或者"铁轨"--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nbsp;"列车"将把我们带向"别处",目的地充满诱惑,同时也是我们命定的必然的"归宿",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项神圣的"任务"。不仅仅是如此,"列车"还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每个人都会相应产生出对这一空间的迫切的占有感。可是,谁能搭上这列现代化的火车呢?&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它的早期,这个问题很可能还未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无论是"官方叙述",还是"权威说法",给出的,都是一种有关"明天"的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搭上这辆现代化的列车,并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种焦虑,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尚未蔓延到整个社会。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在这种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中,就不存有任何的缝隙或者裂痕。或许,我们能够从王蒙的《春之声》中,解读出某些蛛丝马迹。&nbsp;《春之声》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文本,亦因为如此,二十年后,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民族寓言",而在不同的解读当中,可能会生长出相当复杂的意义(17)。&nbsp;《春之声》曾经被视之为王蒙"意识流"写作的一个经典性文本,的确,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漫无规则,甚至杂乱无章,不同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均在"此时此地"的叙述中竞相出现。这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规则的粗暴破坏,在当时,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确,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起码在形式上,启动了小说意识的革命。可是,在这种貌似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思路其实非常明晰:北平、法兰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山村、自由市场、包产到组......"意识流"在此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只是,将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组织进一个明确的观念之中--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宏大叙事",只是,它经由"内心叙事"的形式表露出来。&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内心叙事其实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日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文学书写中的叙述表现。显然,写作者发现,只有经由这种内心叙事,观念才能绕开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性的缠绕,从而获得叙述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则保证了这种理念的客观性、真实性乃至普遍性,起码,他们自己这样认为。&nbsp;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理念观照中,国家、地域、阶级等等之间的差异被悄悄抹平,人物的背景显得相当模糊,所谓的"个体性"(普遍的个体性)在这样的叙述中才真正的凸现。也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闷罐子"列车开始成为"公共空间"的隐喻,所有的人,无论阶级,不分种族,统统搭上了这辆开往"春天"的"现代化"列车。而与此不相协调的,显然是那个"大骨架的女列车员"--传统权力制度的象征。&nbsp;可是,那个"学外语"的妇女呢?难道她与这列"闷罐子车"就显得那么协调?因为这个"妇女"的出现,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戛然而止,"现代性"从观念中走出,而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且成为"春天"的象征(18)。正是在这里,一种政治无意识开始悄然介入,"知识"被推向前台,人物的身份背景被重新规范乃至肯定,"普遍性"在最后的叙述中实际上趋于解体,而被"普遍性"曾经抹平的"差异性"也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nbsp;我们显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是否还同时伴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对新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性"就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想象,而是隐含了包括财富占有等等复杂意味的内涵。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它被浪漫主义压抑得极为隐蔽。正是这个"学外语"的妇女的出现,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或者干脆挑明了说,是--知识。"文化资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次无意识流露,恰好表明了知识分子在对现代化的憧憬中所隐含的权力-财富的占有欲望,起码,也是其中无意识的一面。&nbsp;的确如此,所有的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最后都必将转化为经济革命,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所有的革命,其最后的指向,都必然包含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重新占有。而随着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默许乃至公开鼓励,"专业主义"这一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也开始非常隐晦而曲折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书写。&nbsp;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中,"能人"形象开始慢慢出现,比如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黄秀川,等等。"能人"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的是对"能力"的肯定,而在其背后,显然正隐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意即: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应以个人能力为依据,而非其他。尽管王润滋在"能力"和"德行"之间徘徊,《鲁班的子孙》也相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意见最后还是统一在"农村的经济变革对农村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一场多么深刻广泛的历史性变动","在现实的经济规律面前,这些传统的高尚的激情又是多么的脆弱","现实决不因为......'良心'而改变自己的轨道,现实毕竟比......'良心'更有实力"。(19)并因此而获得了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nbsp;在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推崇并以此作为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惟一合法性依据时,其中隐含的可能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正如古德纳所说:"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也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集体意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术语。尽管专业主义不是一种对旧阶级的公开批判,它却是新阶级一种心照不宣的声明:它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都优于旧阶级,暗示后者缺乏技术本领,并被贪污受贿的商业动机所驱使。专业主义不动声色地把新阶级奉为公正、权威典范,以其专业技能和对社会的奉献、关心而进行操作。专业主义以新阶级的合法性为其核心主张,暗中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似乎正好回应了古德纳的这一阐述。正是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中,知识分子"发现"了农民中的"能人",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故事,而在叙述中间同时实现或满足着自身的期许、想象甚或要求。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想象,具有极为强烈的革命意义,它实际要求的,正是一个"以分配公正为特别原则的社会体系",因此,它"可能会反对其他的社会系统以及他们不同的特权制度。......就旧阶级关心的特权来说,新阶级准备实行平等主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专业主义的另外一面,"然而,新阶级在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寻求特殊的行会优势--政治权力和收入--时却是反平等主义的"(20)。&nbsp;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同样是改革题材,这种"能人"形象却很少在"工人"中间出现。在这类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工人"更多地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他们的命运也常常有待被裁决--邓刚的《阵痛》为工人的"下岗"提供了最早的"牺牲"理由:他们是也必然是"新社会"分娩前的"阵痛",在所谓的"客观规律"的解释中,工人的命运被强行赋予一种神圣的政治性意义。显然,在专业化的科层制管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实际上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二十年后,人们更有理由质询:知识分子真的有意于"建立一种不论文化资本,人人都平等的社会秩序"(21)吗?&nbsp;在某种意义上,从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的个体性质,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一个自我期许的"隐喻",并进入文学性文本。只是,它隐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收入的要求"。&nbsp;这种"隐瞒"显然并不能持续太久,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并没有自己在内,反而,在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双重阻碍下,知识分子很快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知识分子一度呈现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到了后来,就明显的"优势受阻",知识和收入难成比例,社会地位也岌岌可危(22)。因此,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舆论的中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商业化的批判当中,多多少少含有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在内。这时候,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扮演"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收入要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一时,相当经典地概括了那一时期"脑体倒挂"的社会现象,也经典地表达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意识开始逐渐形成。&nbsp;3."知本家"概念的出现和新阶层的形成&nbsp;知识分子的这种愤懑、抱怨、不满、抗议,似乎并没有持续过久。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乃至最后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被确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性转移,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向上流动的优势。显然,"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使得"就业谋职已出现了体力型--技能型--智能型的发展趋势,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将取代传统的'劳动生产力率'。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职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化"(23),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知识分子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nbsp;由于"剩余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实际上的剥离,"资本"不再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概念,相反,"知识资本"或者"文化资本"开始正式进入人们的讨论范畴,在这一讨论中,"资源/资本"被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知识在没有转化前只能是资源,只有转化成资本,直接创造出生产力才有经济价值。"(24)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先占有了知识资源,才有可能使其转化成知识资本。因此,社会学家非常正确地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拟定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标准(25)。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实际上出现了三种新的资本形式: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对这三种资本的实际占有,也正构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集团。正如一位网络作者所言:"资本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生活的中心,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都严格的按照'多资多得、少资少得、无资不得'的标准进行,政治权力为其提供了现实的安全保证,知识分子们的诸多辩护也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知识、资本与权力......使一个新出现的权势阶层成为社会体系的中心,外围则是简单劳动者与大批的无权势者。"(26)而在2000年到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的名单中,IT业等新兴产业的精英都牢牢地占居其中(27)。&nbsp;IT业等新兴产业不仅仅是知识经济的朝阳产业,它的财富的快速积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崛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仅仅是资金,对人才市场的反应、知识资源等等都开始成为新的竞争焦点。因此,它同时又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期许或者自我期待的一个隐喻,所谓"知本家"的概念正是产生在这一行业之中。&nbsp;这个概念最早也许来自于一本叫《知本家风暴》的读物,但是媒体迅速对这个概念作出了反应:所谓"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知本家'不仅仅指IT业,但IT业是'知本家'最集中、表现最明显的领域"(28)。这个概念显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知本家"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二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将被推向舞台中心。这一概念多少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是他们仍然顽强地把自己的想象赋予这个词汇,而且逐渐地将它意识形态化。&nbsp;在一篇介绍有关"知本家"生活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号称CEO官邸的万泉新新家园,至少有几十位高新技术企业界总经理级人物,......沉淀与积累出一个独特的知本家阶层,拥有高学历,有闯荡天下创下的成功业绩,凭借知识创造获得了财富,过着独特的高尚生活。如果可以套用的话,......崛起的这个阶层,应该属于保罗·福塞尔著名的《格调》中的上层阶级,一个富有而看得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是高尚、富有而又有品位的:"这是构筑......知本家高尚生活的典型家居园景:距离上足以保持私秘性,多个不同功能的房间,地下一层与独自使用的车库相连,房子外面有单独的院子,那里有供孩子游戏的空间。踩着弯曲小径上看似漫不经心摆放的碎石,可以找到摆在尽头的烧烤架。房间里,有设备精良的家庭影院设备,硬木地板,大理石廊道,黄铜门把手,永远开放的鲜花。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生病时,会到接待外国人的小型医院,那里的挂号费是四百元以上,接受无微不至的全程国际标准照顾。'这才是我对生活质量的真正要求',一位CEO承认。他们还过着非常正规与保守的家庭生活。'工作与社会交往中经历了这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平静地看待生活,最本质的情感才是我最需要的'。当今社会上极大的道德宽容度,对他们来说根本没什么意义。接受的高等教育与生存工作环境,保证了他们始终能在较高的道德底线之上行事。他们大多数人从不吸烟,不喝酒,不去宣泄气息的酒吧。"(29)&nbsp;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知本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叙述毫无意义--而在于对他们的生活的"描写",正是经由这些叙述,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新意识形态渐渐浮出水面。或者说,是一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何为的话语模式,正是这种解释模式把知识分子引向了它的新阶级定义。&nbsp;详细解释"知本家"的概念内涵,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做的主要工作,比如说,它是否已经进入了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范畴,或者说文化资本、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在这种新的格局中是否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相互对抗又相互纠缠的关系(在一些网络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标题,比如,"资本家打败知本家",或者,"'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等等)(30),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留给社会学家更为合适。我在此关心的,更多的是它作为一个符号,以及由这个符号生产出来的种种意义。&nbsp;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知本家"这个词汇来概括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知本家"还是一个海市蜃楼,闪着耀眼的光芒,又可望而不可及,精英永远只是少数。但是由这个词汇所生产出来的意义指向,比如:富有、高尚、品位、资本、阶层等等,难道不正符合了知识分子在当下语境中的自我期许?而在这种自我期许中,知识和资本之间尖锐的对抗事实上已被消解。&nbsp;一些简单的数据,仍能说明知识分子即使在整体上无法进入"知本家"阶层,在当下社会中,也已经实际上成为中等收入的群体,或者,按照芭芭拉的说法,一个职业管理阶级。&nbsp;一份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据分析,从学历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92元。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收入较高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靠资金而非劳动取得高效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12元"(31)。而这状况仍有上升趋势,2003年对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就业的2400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硕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871元,比2002年高出459元;本科毕业生的月薪酬为2703元,比2002年高出333元;博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347元,比2002年高出543元(32)。如果把农村人口计算在内,即使在2003年,中国仍有"一半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33)。而另一份更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学家1999年对深圳、合肥、汉川三地的社会各阶层的个人月收入的调查表明,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10个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排在第四位,显然,社会学家突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并不是空穴来风(34)。&nbsp;随着国家对高学历的重视,知识分子亦开始获得政府各个部门所提供的大量工作职位,如果再加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原有行业,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公务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屡次加薪,更使这一群体成为当下中国事实上的"中产阶级"。&nbsp;专业主义只有在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新阶层之后,才可能转化为这个阶层的公共意识形态。当知识得以成为资本,并开始生产利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知识的态度的根本性转折:"知识就是力量"同时更隐含着"知识就是财富"的意识形态含义。正是在"利润"的控制和驱使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除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逐渐向社会中心靠拢,并参与到如萨义德所说的"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的媒体生产,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上的控制力量;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被重新体制化的过程。&nbsp;这种体制化实际上是在"产业化"的口号掩护下悄悄进行的,"公司"的形式开始向教育和文化的各个门类肆无忌惮的侵略和蔓延。而在这一重新体制化的过程中,学院知识分子实际从事的,更多的只是一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这一点南帆在他的《素描:学院知识分子》一文中有过精彩的叙述。这种无节制的知识生产,使得人们在任何一种学院"理论"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它的背后是否有资本和利润的支持。&nbsp;近年来,我们一直存有某种乐观的甚至天真的想法,以为"市场"是一个非体制化的自由空间。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市场"通过"公司"这一形式建构了一个更加严格的"体制",整个社会事实上已被公司化。而这一体制化的特征就是,所有的知识生产,都围绕着"利润"这个核心概念。仅仅以媒体这一行业而言,他们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在生产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控制并组织我们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生产,正在资本-利润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并源源不绝地进行着。即使"自由撰稿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体制内写作,"为市场写作"和"为政治写作"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是一种位置的"颠倒"而已。&nbsp;显然,"资本-利润"的介入,使得技术主义倾向明显压倒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所谓的"专业岗位"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积极向公众事物发言的场域,而是变成了一个生产"利润"的小作坊。在这个小小的作坊中,知识分子"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专业人员"(35)。&nbsp;正是在这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过程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应的薪资回报,尽管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财富资本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冲突乃至尖锐的对抗,但是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依赖程度的提高和实际上获取的较多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这个阶层的保守主义倾向。一份来自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显示,各阶层在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上,专业技术人员的满意态度占到81.8%,而在各阶层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上,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完全合理或有点合理的,则占到67%(36)。&nbsp;对现状的认可,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同时还是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不需要任何的数据支持,仅凭我们的直观观察,我们就能准确地指出,知识分子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消费构成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标示。这样,消费就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含义。也就是说,为了永久地留在某个阶层,就必须同时维持相应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取阶级的身份认同。因此,"赚钱-消费"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是在"实践"某种意识形态。这样,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认可,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含义,因为正是这一秩序为它提供了消费的可能性,也同时为它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nbsp;专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之后,实际上要求社会的,是一种"按知识分配"的分配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对抗特权社会的斗争中,常常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形式出现,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那么,随着语境的转换,它又可能是反平等主义的--这就是"成功人士"的意识形态背景。因此,在一份问卷调查中,把比尔·盖茨作为心目中最成功人士的认可度在60%以上,而作为职业劳动者楷模的徐虎等人的被认可度却不足10%(37)。如果这些冰冷的数据尚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有一篇文章却把我们带进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篇题为《作文》的散文中,作者写她念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要交一篇作文,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外公外婆》,"我说这作文好写啊,你就写外婆吧。外婆每天早上起来为我们买早点,白天在家搞卫生,傍晚还要到学校去接你,晚上又烧一桌丰盛的菜,你说她为我们家做的贡献大不大?......外婆做这么多的事,说明她不仅勤劳,而且能干。这种精神是最值得小朋友学习的",可是,第二天当儿子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时,"就有同学开始摇头",为什么呢?原来同学们说"不应该写外婆而应该写外公的,因为外公是高级工程师。外婆虽说每天做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范畴,是请个保姆就能够替代的。现在请个保姆花几百元就够了,这样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些家务事的价值并不高。而外公则不同了,他是智力型人物。别看外公不干家务事,但他会写论文。外公一篇论文的稿费,请两个保姆都有多。并且外公还是个专家,外出讲课时老是被人请在主席台上就坐,很受人尊敬的。因此,这作文写外公比写外婆有意义的多"(38)。&nbsp;古德纳如下的论述也许是重要的:"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认为社会的问题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用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加以解决。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使公共领域非政治化,并且部分地因为它这样做了,它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使现状合法化,这是由于自主技术过程的意识形态使新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失去了合法性"(39)。&nbsp;当其他阶级,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依据的时候,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便会相应地出现在文学叙述之中,而这,就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nbsp;4.冷漠如何成为了一种美学征兆&nbsp;今天,在与国家"审查制度"的对抗当中,强调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仍然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可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当知识分子的言说转换为或者局限在"一己之私利"的时候,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阶级争取得来的言说权利就会相应地变得暧昧起来,甚至毫无意义。&nbsp;当然不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经沦为知识分子"一己之私利"的言说,这样,未免过于武断,而且也与事实不合。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的确放在那里,所谓的"纯文学"日渐保守,日益成为"个人"的抒情与表现,而这种抒情的代价,则是忽略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法性。&nbsp;实际上,在今天,"阶级"概念的重新复活,使得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弱势阶层身上,"三农"问题、城市贫困人群问题、民工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提出,同时激活了整个的思想界。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问题--那样,就太低估了这一"提出"的意义,正是这样的问题提出,才可能使我们重新直面现实,重新复活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重新认识到平等、公正、民主的重要性,才可能对"市场"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可是,当"底层"开始进入文学批评视野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安、不满、抵制、对抗、调侃甚或嘲弄。&nbsp;的确,在"底层"--包括同类问题上难免有人作秀,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批评甚或抵制这一问题的全部理由。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批评却是,将其归之为"新左派/老左派"的政治范畴,从而达到把这一问题驱逐出文学批评视野的目的。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尖锐化的今天,......因各种既得利益而延宕权力体制改革,既滋长大面积的结构性腐败,又漠视弱势阶层疾苦,压制不同诉求"的社会现实,只是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而已(40)。因此,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实际看到的,只能是一种也许可以名之为"冷漠"的美学征兆。&nbsp;在所谓的"私人化写作"中,可以较早地发现这种"冷漠"的美学征兆--"人民的故事"不再进入书写者的视野,整个世界"内化"或者说"缩小"为个人的情感生活,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实际上被无形消解,随之建立的,则是一种和生活的过于"甜蜜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槟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冷漠"的美学征兆的分析。在《风景之发现》中,柄谷行人尖锐地指出,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国文学"中,"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41)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私人化写作"的文学文本中,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酒吧、别墅、白领公寓甚或香车美人,也正是在中国的弱势阶层的贫困生活成了叙述的"禁言之物"之后,才得以在文学文本中作为一种"风景"而被"发现"。换言之,"大众"在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开始成为异己的他者,并受到写作者的"冷淡",才导致了所谓"私人化写作"的产生甚而流行。一个尖锐的质询是,同样是"女性",为什么"下岗女工"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的"女性文学"的书写范畴,为什么呢?所谓"身体写作"也将面临同样尖锐的质询: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被大火烧死的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的女工们的"身体"却得不到文学的书写,难道这些女工的身体就不是"身体"(42)?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对"性别"或者"身体"的抽象的阐述中,"阶级差别"实际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还有更加真实或者更加残酷的生活的一面,现实中的差异性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或者后退一步,我们的确无权苛求具体的写作者,无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直面生活。问题只在于,这些个别的写作,经过某种文学批评的观念化处理,转而形成了对文学的普遍化要求,它要求文学的正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再涉足。&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向内转"的文学口号,在当时,不仅帮助文学确立了形式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深入到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它留下的隐患是:可能同时割裂了人和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内/外"的人为设置提供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人的主体性从各种社会联系中被抽象出来甚而被肆意夸大,并为文学逃离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理论遁词。&nbsp;在"向内转"的理论阐述中,所制造出来的,很可能就是相当于槟谷行人意义上的"内面的人",但是槟谷行人从来不承认有所谓先验的、抽象的、纯粹的、普遍的"内面的人",相反,所谓"内面的人"(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就像槟谷行人反复强调的那样,明治时期,只有当北海道成为日本"强制性同化而开拓出来的新的殖民场所"的时候,才可能作为"风景"而被日本现代文学"发现"。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向内转"口号的提出,也可以说正是当时的现代性精英文化在文学中的折射,而且与整个国家向个体社会的制度转型紧密相连。这种制度转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而逐渐地变为制度确立,就像我曾分析过的那样,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渐成雏形,这种"内面的人"或者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了某种阶级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的"内在化",并不可能使文学进入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相反,它本身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个部分。&nbsp;所以,"因政治的挫折而逃回到内面=文学"(43),这一行动模式所隐含的,只能是一种自我欺瞒。事实上是,"非政治化"的结果,是默许甚或纵容了某种不义政治的横行,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文学本身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的生产场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nbsp;在各种各样的理论遁词面前--审美、纯粹、精神、自我意识、主体性,等等,我实际上更欣赏王朔的坦率和坦诚。王朔毫不掩饰自己对"成功"的向往,他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44),可是王朔当时尚不清楚的是,他无法预知知识分子的未来,"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所以他们要保住尊严,惟一固守着的就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45)。然而,当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时候,王朔将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如果说,王朔当年尚有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的企图,那么,在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作为中产阶级而在写作。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在今天,某种程度上已经转换为自身的阶层性。&nbsp;在今天,我们都已经看到,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所带来的文学结果。可是问题还在于,这种"冷漠"同时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传统的断裂,这种传统就是班达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46)这一传统正是知识分子的命脉所在,甚至浸透到了家庭之中,就像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忆她的经历时所说:"我来自一个带有劳动阶级知识分子烙印的家庭:家庭成员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阅读广泛而且热衷于激烈讨论",正是这种批判精神的传统延续,使得她从来不认为"劳动分工以及随之出现的专业知识技术的分配是公正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47)。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我们认定的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真的因为"新阶级"的出现已经消亡,还是另有所指?&nbsp;5.重建批判的文化&nbsp;实际上,我更愿意把这个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新阶层"称之为"智识阶级"--这个语词曾经被鲁迅经常使用--以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在西方,在"新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芭芭拉·埃伦赖西就说:"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与新阶级即职业管理阶级(或者我可略为婉转地称其为职业中产阶级)混为一谈。在左派讨论职业管理阶级或新阶级时,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没有区分'知识分子'与人数比其更庞大的阶级。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也有这个缺点,否则这将是一本十分深刻的书。职业管理阶级中存在着一部分人,根据该词的任何一种意义,他们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同时,与之相反,也有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中",因此,在检讨了"所有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左派或自由派对新阶级的评价都'过于乐观'"的原因之后,芭芭拉·埃伦赖西更愿意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48)。显然,在这里,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到了传统的班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或者像萨义德所主张的那样:"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被遗忘或者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威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法这些标准的行为"。以此防止"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49)。&nbsp;对于文学来说,专业知识是必须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极易混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区别。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根本无法等同于其他一些知识领域--比如,电子、医学、生物、制造,等等--它本身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就像萨义德所言:"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50)这就是公共与个人之间的辩证法。&nbsp;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轻易地否定"新阶级"这个概念,坦率而言,我们大都厕身于这个阶层。因此,所谓的"抗拒意识",同时也指向我们自身,指向我们的阶层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超越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重新代表人类的良心,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nbsp;这就是一种批判的知识分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从而得以对抗新阶级的专业主义倾向。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会上的演讲:"我们这些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是惟一等同于较古老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阶层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延续不断的传统;我们的座右铭也是位高则任重;还有,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只代表种种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阶级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们不滥用导致堕落腐败的权力,我们应有自己的阶级意识。"(51)1907年,威廉·詹姆斯还不可能预见到新阶级的出现,但是他有关"传统"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正是通过教育、写作、出版、言说等等途径的传播,才形成了知识分子"延续不断的传统"。&nbsp;作家艾伟最近在《承担与勇气》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写作这行当和其他行业没有两样,作家也就是一个码字匠,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说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是作家的生命需要。等等。......这种说法,作家的专业性得到了强调,但忽略了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即对这个社会承担的一面。当然,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值得讨论的。但如果面对这个时代,这一代作家整体性缺席,整体性失语,那一定是有问题的。"(52)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艾伟对"小事"的拒斥("小事崇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恰恰可能是由"小事"构成的,但是我同意他的"承担"一说--也许,"承担"一词的具体指向很可能各不相同。正是在"承担"这一语词的激励下,文学才有可能重新向"人民的故事"开放。而在这一故事中,我们不应该再将人和种种复杂的社会联系机械地割裂,不应该再拒绝对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问题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留下的正是这样的隐患。正如米尔斯所说:"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也就像萨义德解释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53)。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或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组织我们的全部生活。&nbsp;2003年11月7日&nbsp;注释:&nbsp;(1)芭芭拉·埃伦赖希:《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nbsp;(2)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nbsp;(3)(5)蔡翔:《知识分子和文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nbsp;(4)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nbsp;(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nbsp;(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nbsp;(8)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nbsp;(9)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nbsp;(10)顾骧:《晚年周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25)〖ZW)&nbsp;(1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nbsp;(12)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nbsp;(13)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4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nbsp;(14)(15)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65页、67页。&nbsp;(16)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nbsp;(17)全面解读这篇作品显然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亦只是择其一点而言。&nbsp;(18)在我主持的讨论班上,不少同学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吸纳了其中部分意见。&nbsp;(19)雷达:《〈鲁班的子孙〉的沉思》,《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转引自《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第36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nbsp;(20)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23、24页。&nbsp;(21)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53页。&nbsp;(22)比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十二类行业中,一直在倒数第一位至第三位之间徘徊,而到了2002年,全国高校、中学、小学教师月平均工资分别由1995年的538元、452元、415元提高到1754元、1064元、908元。&nbsp;&nbsp;王黎、沈路涛《让教师成为最受羡慕的职业:教师法颁布10周年》,新华网,2003-09-11,http://www.k12.com.cn/newspool/24502.html。&nbsp;(23)(24) 孟庆伟:《知识性就业的战略和对策》,《文汇报》2003-10-29。&nbsp;(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nbsp;(26)泪眼看人:《劳动与资本: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折》,www:zuopai.com。&nbsp;(27)参见《富豪榜来了一群科技新贵》,《新闻晨报》2003-10-31。&nbsp;(28)米阿仑:《米阿仑眼中的"知本家"》,&nbsp;www.people.com.cn/183/8135/8137/20020515/729262。&nbsp;(29)《富有而看得见的阶层; 知本家告诉你别样人生》,《北京晨报》2001-11-22,www.china.com.cn.chinese/2001/Nov/78802.htm</A>。&nbsp;(30)《资本家打败知本家》,&nbsp;www.linlins.com/NewMoon/3/2001-01-21-23-24-21,html,《中新观察:"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www.chinanews.com/n/2003-09-13/26/346079.html&nbsp;(31)《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知本家"成老大》,《中国信息报》2001-01-10,&nbsp;www.stats.gov.cn/tjfx/ztfx/jjgsr/200205300063.htm&nbsp;(32)《复旦今年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 平均薪酬增加逾一成》,《文汇报》2003-10-30。&nbsp;(33)《中国贫富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 拟对高消费征税》,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3-03-20,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pfcj/wen/x02.htm</A>。&nbsp;(3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7页。&nbsp;(35)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nbsp;(3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0、42页。&nbsp;(37)《学生欣赏怎样的成功人士》,《文汇报》2003-4-29。《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2-25。&nbsp;(41)槟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nbsp;(42)参见《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社会学家谭深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女工所遗下的百余封书信的调查分析。&nbsp;(4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34页。&nbsp;(44)王朔:《王朔访谈录》,《联合报》1993-5-30。&nbsp;(45)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nbsp;(4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3页。&nbsp;(47)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5页。&nbsp;(48)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第175页、202页。&nbsp;(49)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第16页。&nbsp;(50)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nbsp;(51)引自安德鲁·罗斯《信仰捍卫者与新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01页。&nbsp;(52)艾伟:《承担与勇气》,《文学报》2003-10-30。&nbsp;(5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4页。&nbsp;
  7. 中美安全认知项目:美国民众深度忧虑中国经济实力--对华政策:美国民众和专家意见不一
    政治 2012/12/18 | 阅读: 2142
    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皮尤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SCPA)共同完成的"中美安全认知项目"调研报告。
  8. 周文翰:蔡国强对话比尔堡
    艺术 建筑 2009/07/07 | 阅读: 2141
    2009年3月17日,蔡国强来到欧洲另外一个航海强国西班牙的著名港口城市毕尔堡,那个远远驶来的东方人的身影,现在已经成为毕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盛大回顾展的主角。这是他的全球回顾展在纽约、北京之后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的展览。
  9. 石向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
    人文 2010/05/24 | 阅读: 2141
    思想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奥地利著名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虽然一生从未来过中国,但是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却于他的生前到达了中国,在身后仍然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和文学。考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入过程和之后的境遇,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和复杂,这对于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入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在其名声鼎盛时期传入中国。1914年5月,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刊登了《梦之研究》一文,指出“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Sigmund Freud”,并对《梦的解析》做了介绍。  1919年,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汪敬熙在《新潮》第2卷第4期撰文介绍了1919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六位心理学家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的大辩论。接着在《新潮》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的文章,肯定了精神分析治疗战时精神病的经验,指出了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的重大影响。  1920年,《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发表《论精神分析》,介绍弗洛伊德与布雷尔(Josef Breuer,1842-1925)共同研究的安娜 O的病例和“谈话疗法”,介绍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精神分析学说特有的概念,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人格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  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对福鲁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做了高度的评价。 1933年,他出版了《变态心理学》,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心理逻辑。  潘光旦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开始关注儿童的性欲理论。根据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他对明末女子冯小青做了精神分析评论,于1924年发表《冯小青考》,后来又出书《冯小青之分析》。  章士钊1923年从欧洲回国后,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详尽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理论,还为《精神分析引论》中文版拟名《解心术》,全文翻译了《弗洛伊德自传》,并与弗洛伊德通过信。  高觉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 卷。他还在《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中学生》等刊物上,撰文介绍精神分析学说。30年代,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上面介绍的从欧洲直接传入,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虽然这些学者也察觉到了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以客观的态度加以介绍,这条渠道基本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另一条渠道是经日本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文艺人士,在向国内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时,偏重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的指导价值,这条渠道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1920年,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生命底文学》,阐述了他基于精神分析的文学观点,“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1921年,他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将精神分析的观点用于文艺批评,指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  1921年,罗迪先翻译了日本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由学术研究会出版,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厨川白村是日本的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对精神分析的介绍是有所取舍和经过改造的,这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完整性和深刻性。  1922年12月,仲云翻译了日本松村武雄的《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在《文学周报》连载。之后,仲云又翻译和介绍了《文艺思潮论》《病的性欲与文艺》《文艺与性欲》等,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  1924年,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另一部著作《苦闷的象征》出版,这部书鲁迅只用了20天就翻译完毕,立即付印。鲁迅之所以这么看重厨川白村的著作,是因为他感到厨川白村说出了他自己的创作心态——“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在译完《苦闷的象征》之后三天,鲁迅又开始翻译厨川白村《走出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1925年,鲁迅撰写了《寡妇主义》一文,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揭露封建社会正人君子的虚伪外衣。  1927年,郁达夫出版了《文学概说》,书中提出“‘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 这个观点,显然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1934年,他在《戏剧论》中指出,在种种情欲中,直接动摇我们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生命最危险而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一些文学家,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创作文学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传播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比如,鲁迅的小说《不周山》《高老夫子》《肥皂》中就有不少对无意识性心理的描绘,郭沫若的小说《残春》运用精神分析的思想构思创作了曲折起伏的情节,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了性的苦闷,曹禺的《雷雨》隐晦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亦称恋母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使用了一些具有精神分析象征意味的象征物,穆时英的《公墓》描述了恋母情结和自恋情结冲突,等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由于其独特的本能理论和性欲理论,惊世骇俗,在欧美引起轰动。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期间,禁止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焚烧弗洛伊德的书籍,弗洛伊德为逃避迫害而迁居伦敦。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要平静得多,基本上只限于知识界,既未引起轰动,也未遭受迫害。然而,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弗洛伊德作为现代西方心理学大师的形象开始在中国学人中间逐渐深入人心了。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境遇  弗洛伊德是以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成名的,成名之后,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广泛影响到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更为巨大,许多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分析和创作的灵感源泉,带有精神分析痕迹的文艺作品直到今天仍然一直绵绵不绝。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境遇受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很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就是由中国的文学家从日本介绍到中国的。这些文学家中有不少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名人,有他们的宣传和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作为西方的一种新思想受到人们的关注。当时,中国出版了一些弗洛伊德的著作,发表了不少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出现了一批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创作的文艺作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是很受重视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兴起,左翼文学开始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和影响受到了压制。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把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注意都吸引到民族危亡和国家的命运上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冷落。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理论基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长时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视为伪科学,在医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领域,除了作为批判的对象外,弗洛伊德不再被人们提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推进,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撰文介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8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再度在大陆陆续出版,《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少女杜拉的故事》(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再版)、《梦的解析》(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了书店的畅销书,弗洛伊德的著作甚至以不同的书名由不同的出版社重复出版。一时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有一些洛阳纸贵的味道,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很快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许多匆匆购买了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快发现,阅读和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实在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的问题影响不到自己的生活。于是,不少人把弗洛伊德的书束之高阁。他们知道弗洛伊德的名字,却不真正懂得他的理论。这样,几年后,弗洛伊德热开始逐渐降温,人们开始习惯以平常之心来对待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  目前,中国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主要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是文学领域。弗洛伊德和许多人都想不到的是,弗洛伊德主要贡献于和成名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而影响最大和对其研究最多的却是文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家,不一定每个人仔细阅读过和真正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然而在时代文学氛围的感染下,作家们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概念和术语,受其影响,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子。现在我们上网搜索一下,在当代中国研究和论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和著作,绝大部分产生于文学领域。  第二个是心理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大、心理压力也在加大,社会中的各种心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对心理问题的预防、咨询和治疗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重要的心理治疗理论,得到有关心理学工作者重视,重新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当代的主流心理学是实证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科学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以研究程序、假设、方法控制、定量分析等来评价研究的水平和科学性。站在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立场上审视弗洛伊德及其理论,自然会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出疑问,许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立场的心理学学者拒绝研究精神分析。因此,虽然弗洛伊德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但是现在却很少有心理学学者去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学领域远没有在文学领域那样受到重视。  第三个是性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性学研究开始起步。弗洛伊德的著作、概念、观点被作为重要的性学资料加以研究和传播,一些性学专家也经常以谈论弗洛伊德来显示知识渊博。虽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大量讨论性的问题,但是要真正科学地说明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性学的意义,中国的性学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上述三个领域之外,近年来,医学界在中国大陆举办过几期“中德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哲学界2007年在南京召开了“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法国领军人物)精神文化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
  10. 张历君:历史与剧场:论瞿秋白笔下的「滑稽剧」和「死鬼」意象
    历史 文学 2008/09/05 | 阅读: 2141
    解读瞿秋白临终告白《多余的话》的一个方式。
  11. 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
    历史 2011/01/19 | 阅读: 2140
    &nbsp;今云南、广西两省区,是历史上西南边疆范围的主体部分。[1]1949年以来,众多研究者对上述地区的边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取得粲然可观的成绩。根据研究发展的大体轨迹,以及迄今面世的相关阶段性总结,[2]同时为了叙述便利,本文将1949年以来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分为前40年、之后的10年和近10年三个阶段。现就这三个阶段研究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今后发展的建议及展望,做简要叙述,望识者不吝指教。  一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初步形成并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时期。1949年以前对西南边疆史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大致仍是零散及不连贯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尤其是受到对少数民族大规模调研活动的推动,西南边疆史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慰问边疆的少数民族。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重点在边疆各省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大规模识别调查结束(相关工作延续至1979年)。1956年后约用3年的时间,在组织调研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组织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边疆各省区是重点调查的地区。上述调查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于国家民委主编的五套丛书,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自治地方简况以及综合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此次调查是中央政府正式组织,邀请众多的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参加,同时大量吸收各级干部和大学生参加的一次广泛调查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与调研之深入,前所未有,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调查的较高水平。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虽受到“文革”的干扰,但主要内容仍通过五套丛书和相关论著得以发表,为中央政府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所重视并经常引用。但是,此次调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调查的主旨是为政府划分民族与制定民族政策服务,调查的重点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与阶级关系,边疆问题未受到重视,也不是调查的重点。此外,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也组织过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研,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了对六江流域的调研,云南大学组织了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调研。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为中心,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方面:西南少数民族的源流、群体及其重要活动,包括西南少数民族起源问题,较重要的著作有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3];对氐羌、百越与西南夷等的研究,值得重视的著作有马长寿《氐与羌》、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方国瑜《彝族史稿》、江应?《傣族史》、郭大烈《纳西族史》等。[4]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是1949年后新开辟的领域。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不同时期诸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分期等问题,探讨最多的是彝族、傣族与壮族。因受人类社会必经6个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人们就古代或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的社会,是属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也长盛不衰。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古代民族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有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策。一般认为秦汉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三国中以蜀的治策最成功而吴最失败,两晋的民族治策在蜀汉的基础上倒退了;唐前期的民族治策应予肯定,但后期的做法与前期差距甚大。对宋朝于大理国的治策看法不一,大致有两种看法:宋封大理国主为大理国王,继续与云南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严重影响了两者的关系。对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研究者大都持肯定的意见。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也是讨论的热点。前半期重点探讨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建置时间、实行原因与历史地位,后半期较关注各省区、各民族土官土司制度推行的情形,以及改土归流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评价。关于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意见:统治者欲显示国势之盛,土司制度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统治者欲在边疆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土司制度并无同一的经济基础。对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致有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代、清初,和历代的羁縻制、土官制与土司制大同小异两种见解。对土官土司制度的评价,也有应彻底否定、基本上肯定以及前后期的地位作用不同等观点。关于改土归流众说纷纭,改流的原因、如何评价清廷使用武力及改流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热议的问题还有西南边疆诸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研究较多的问题,还有以宗教、文学、艺术、文字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探讨较多的民族是壮族、傣族、白族和彝族。以少数民族史为中心的探讨,除以上较为兴盛的领域外,关注较多的还有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如侬智高、杜文秀、赛典赤·赡思丁、奢香、张秀眉等;还有少数民族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如明代广西瑶民起义,清代云南杜文秀及李文学起义,清代苗民大起义等一些研究者关注分布于云南、广西和与之毗连的境外地区的跨境民族,主要探讨跨境民族的涵义,以及西南跨境民族的种类、分布及其经济文化等问题。以边疆史为对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上世纪7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等承担了西南边疆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画出秦至清历代王朝边疆的政区,而且标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辖地,汇集包括历史地名、古代通道、重要城镇和族群分布等诸多信息,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作,还有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等。[5]  二  1990年至1999年,为西南边疆史研究前40年之后的10年。这一时期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已大致摆脱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包括边疆史地在内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研究较集中的问题有:西南部疆域的变迁与历代设治。尤中先后出版《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前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文字说明的基础上写成,阐述了清代西南边疆变迁的过程;后者具体探讨汉至清历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形。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与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也研究了云南的疆域与设治问题。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与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叙述了历史时期广西疆域的变化与历代的设治。张荣芳等《南越国史》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与设治。谭其骧等也撰文探讨隋南宁州总管府与唐剑南道管辖范围等问题。[6]这一时期研究者主要关注政区设置、疆域演变等问题,对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边疆各地以及边疆内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等则注意不多。历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研究了古代各个时期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并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治边思想、古代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等问题。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阐述了清朝的边疆政策。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研究了我国历代的边防与边疆经营问题。横向研究的有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与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上述著作均以不同的篇幅,探讨了有关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问题。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叙述了1950年至1992年云南边疆进行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情形。谢本书等《云南近代史》,叙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云南历史发展的过程。[7]另外,有多篇论文探讨了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设治与经营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探讨,关于古代的较多而近现代的较少;对各朝代治边政策与民族治策的研究较多,对长时段范围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以及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思想的关注则较少。较深入地研究了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表明我国学者已摆脱讳言中国与邻国历史纷争的桎梏。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是我国学者的一致意见,但国外研究者仍有不同看法。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阐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就这一问题撰文的还有黄惠?、贺圣达等人。贺圣达的《缅甸史》与《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申旭《老挝史》和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云南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历史关系。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探讨了云南与中南半岛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了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关系。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修订版,增加了古代云南与东南亚关系的内容。[8]关于近代西南边界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钮钟勋、张振?、吕一燃、余绳武、张植荣、谢本书、秦和平等撰文,阐述了中缅边界的历史沿革、中缅两国的边界交涉与相关谈判等问题。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叙述清代中、越两国的边界交涉与边界变动的情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汇编古代至近代与中越边界有关的中外史料,并撰写简要内容说明。类似的资料集还有《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汇编(第一册)》。中法战争与中越边界问题有密切联系。刘庆、黄振南、罗素珍等撰文,叙述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对策、中法战争对中越边界的影响等问题。尤中、李国强研究了中老边界的形成过程。为捍卫祖国领土,云南各民族进行了坚决斗争。于乃仁等《马嘉理事件始末》阐述了相关的史实。[9]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的陆地边界问题,近年已通过划界得以解决。今后研究的重点,应是历史疆域的形成和演变,以及边界的形成及对边界谈判的总结等问题。西南边疆开发史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疆域史与政治史、制度史、政区沿革史等有较多的联系,主要体现了政治关系的话,边疆开发史则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资源、经济和人口等问题的联系更为密切。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边疆开发的研究还不多,之后此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经营边疆的措施,以及农业、矿冶业、交通业、畜牧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边疆各民族在边疆开发过程中的贡献等。相关著作主要有李?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蓝勇《南方丝绸之路》与《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夏光辅等《云南科学技术史稿》、张荣芳等《南越国史》、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等。[10]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今后还应深入研究以下问题:对西南边疆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开发的过程,资源开发类型的多样性与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西南边疆经济开发的特点及其规律,矿冶业、交通业等经济部门在经济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开发与西南部疆域形成、巩固之间的关系,多类型经济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联系等。探讨较多的领域还有:历代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仍受重视,这一时期的探讨,已不限于就内容、意义和影响等做一般性讨论,除较有深度的总体研究外,还出现就其在各地区的施行与结合具体问题研讨的趋势。还有文章探讨近代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问题。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与荆德新《杜文秀起义》,探讨了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11]蛮夷治策是治边政策的一个部分,应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联系更多的因素考察,但这一时期似乎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另外,对土官土司制度的深远影响及其文化形态,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尤中《云南民族史》和《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阐述了古代云南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族与本地民族的关系。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与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从人口史的角度,研究了包括西南边疆在内古代各地的人口问题。钱宗范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探讨广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宗法制度。[12]但对外来移民与西南本地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以及对近现代民族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研究,经历了从华北、东南至西南以及从汉人社区向边疆少数民族的转变,一些研究涉及少数民族史方面的问题。[13]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继续深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西南跨境民族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察,同时注重跨境民族的现状与现实影响,对跨境民族的界定也提出新的看法。较有分量的著作,有金春子等《中国跨界民族》与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朱德普《泐史研究》探讨了傣族与境外相关民族的关系。[14]封建王朝施行羁縻治策的范围,涵盖了疆域内外较大的地域,对上述地区的民族似可称为“古代边疆民族”。跨境民族则是现代的概念。对涵盖现今跨境民族的古代边疆民族,也应做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回顾与总结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必要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著作,如马大正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均涉及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15]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待拓展。  三  2000年至2009年,西南边疆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抑或新方法及新视角的应用,均有明显进步。对西南边疆史整体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马大正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研究秦汉至清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占有一定比例;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以100万字篇幅,阐述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今滇、桂、黔、川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演变的历史,包括各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等内容。[16]后书作者所撰8篇纵论,叙述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与治策等重大问题。该书重视发掘及诠释相关史料并积极吸收前人成果,注意微观研究与宏观探讨相结合,大致能反映学术界目前研究的水平。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改变了过去研究相对零散、总体探讨薄弱的情形,促进人们从全国的视野和中长历史时段的视角审视边疆历史。另一方面,这两部著作读后仍使人感到意犹味尽,表明对该领域的探讨尚有较大空间。对跨境民族的研究获得长足进步。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与黄兴球《老挝族群论》,深入探讨中国与越南、老挝相连地区的跨境民族。和以往研究不同,上述探讨不仅较深入,着重叙述邻国跨境民族的情形,还阐述越南、老挝对跨境民族的政策,甚至对邻国跨境民族做过调研。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与《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系统梳理中外相关史料,对云南与中南半岛及印度阿萨姆地区古代民族的来源与流变做新的解释。余定邦《中缅关系史》是我国研究中缅历史关系的首部著作。[17]对清代及近现代西南边疆史和开发史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较有分量的著作,有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陈征平《云南工业史》、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与刘树生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吴小凤《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弥补了广西开发史的薄弱环节。[18]在1999年主编《云南宗教史》的基础上,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系列专史》。《云南宗教系列专史》包括已出版的《云南天主教史》、《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道教史》与《云南基督教史》,[19]《云南佛教史》、《云南原始宗教史》将于近期推出。以上著作阐述较有影响宗教在云南地区传播的情形,有填补学术空缺的意义。西南边疆的人口史与移民史有新的成绩。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与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详细阐述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人口问题。研究历代移民的著作,则有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与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20]近10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系统总结1989—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情形,其中西南边疆部分长达6万余字,详细介绍近10年研究的基本情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探讨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沿革。方慧主编《云南法制史》,阐述了云南历代的法律制度及其管理。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将中国古代分为4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西南地区所占篇幅较大。[21]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几个特点,是西南边疆领域备受研究者重视,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明显增强,除学术专著增多外,还发表了较多数量的研究论文。2000年,云南大学成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随后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是开展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与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该中心在全国范围组织研究与交流,至2005年换届时共主办重要会议11届,其中国际会议3届;出版专兼职研究人员著作69部,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该中心还与本省的一些地州以及西南、中南五省区的高校合作,建立了21处调研工作站,初步建成全国性的学术平台。2008年,云南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在云南大学历史学科下设中国边疆学博士生培养方向,已招生两届共8人。迄今云南大学涵盖西南边疆史的博士生、硕士生培养单位,计有中国边疆学、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学、民族政治、民族社会学、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等10余个专业。2007年,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历史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南边疆史创新性研究”启动,下设边疆学理论、云南边疆民族史、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三个研究方向;经过数年建设,将在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贡献。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与广西社科院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近年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社科院均设壮学研究中心,前者还设立瑶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的壮学研究中心与瑶学研究中心是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南社科院等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2008年,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重点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其招标课题仅限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申报。该项目的启动,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年7月,第16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昆明召开,会议的主会场设在云南大学。届时有来自全球的4000余名学者参会,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主题进行广泛研讨。大会所设150个专题,有一些与中国西南边疆有关。该会议的召开,将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近1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西南边疆史的论文,其他刊物也注意刊载此类稿件。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后,自2001年连续出版《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迄今出版6辑。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3辑《民族学报》的基础上, 2006年云南民族大学恢复《民族学报》,现已出版第7辑,从2009年起一年将推出两辑。2003年广西民族大学壮学中心出版《中国壮学》,迄今出版3辑。自2003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主办了3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会议,出版了3辑会议论文集。上述几种文集中,有一些论文探讨西南边疆史方面的问题。2008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辟“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迄今发表北京、云南等地学者的论文约20篇,产生了较大反响,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京等地与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合作研究,近10年也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与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合作,先后建立两处中国边疆历史与社会研究工作站,并开展多次联合调研。2006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昆明联合召开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会议紧扣疆域理论这一主题,围绕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历史上的疆域观与治边思想、藩属与宗藩的关系、边疆的治理与开发与边疆学科建设等展开讨论。近10年来,西南边疆的研究呈现繁荣的景象。但也应指出,相关成果中有不少研究的是民族学或现状方面的问题,即便是探讨西南边疆史的论著,有较高水平的仅占较小的比例。随着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一批学者陆续退休,人才断层的现象将渐趋突出。此外,如何规划并组织研究的力量,不与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也是应予重视的问题。  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南边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总结:一是以下一些观点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地和边疆结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共同构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内地与边疆的各民族均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边疆地区发展演变的历史,与中国整体史及中国内地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差异;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边疆民族种类及文化上表现出多样性等原因,西南边疆历史层次丰富的程度以及所研究问题复杂的程度均较突出,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大的探讨空间。二是不少学者长期执着探索西南边疆史,深入研究了诸多的领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研究的重点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注重其社会状况的调查,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渊源、历史活动、社会形态、民族治策及古代民族关系等方面。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亮点。之后10年间的探索,在继续研究民族关系、跨境民族等的同时,重视探讨西南边疆的疆域史、政区史、治理史、边界史与开发史等内容。这一时期的两个特点,是研究者的思想逐步解放和研究领域的明显扩大。近10年学术界的探讨,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尤其是注意采用新视角与新方法,注重研究西南边疆历史的整体性以及重大、深层方面的问题,并重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等。三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多学科合作的可喜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关注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主要是有关高校的历史系和一些民族工作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尤其是中国边疆史地中心迅速崛起并成为研究重镇,云南、广西的社科院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近10余年来,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与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分别建立相关的多个研究所或中心,并积极发展西南边疆史相关的专业,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也积极探讨与西南边疆史有关的问题,现已实现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诞生了中国边疆学边缘学科。四是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近二三十年获准的国家级、省部级资助项目中,均有相当比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项目。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十分重视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资助课题等途径加以扶持。2008年启动的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进行总体规划,分步骤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广西等省区的研究,并把诸多相关学科凝聚在西南边疆史周围,实施这一项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今后数年将进一步显现。五是推出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西南边疆30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其中以对壮族、白族、彝族、傣族等人数较多民族的探讨居多。相关研究较集中的领域,有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历代边疆治策、跨境民族等。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尤以疆域变迁史、政区沿革史、边界史、交通史、开发史、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60年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且解决了不少素有争议的问题,并深入过去未曾涉及的一些领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60年的大部分时段,研究主要关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不少研究者的学术视角与探讨方法较为陈旧。导致研究的领域相对狭小,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也较慢。就西南边疆史研究今后的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继续发掘和整理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近10年来,学术界披露了不少有关西南边疆史的新资料,表明这一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在云南等边疆省份组织过相当规模的调研,形成一些调研报告与治理方案。目前虽有论著介绍上述调研及相关资料保存的情形,但对资料的正式整理尚未进行。19世纪,一些西方人在云南和广西探险考察,撰写了调查报告和见闻录。目前虽出版了其中的一些著作,但分藏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图书馆的不少材料(包括手稿)仍亟待整理。在古代史方面,除常见的正史与专门史籍外,云、桂两省区的地方志、文集和手稿中也汇集了不少宝贵资料。保存至今明清的云南省志有10种,各地府州县志近1000种,但标点出版的仅10余种。相关文集亦有上百种,迄今出版的仅数种。地方志与相关文集等包含诏令、奏疏与施政记录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边疆事务、邦交关系、财政经济、民族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很高的史料利用价值。拓展研究领域,提倡深度研究。西南边疆相关的民族史、政区沿革史、治理史与开发史,是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领域仍可扩展,如在边疆民族史方面,还可研究西南边疆的社会史、人口史、文化与传统史、民族观念史、族群演变史等;在政区沿革史方面,可探讨疆域形成史、地名史、政区制度史、城镇史、地缘政治史、历史地理信息数字化问题等;研究西南边疆治理史,可扩展至治边思想史、边疆治策史、治边实践史、治边制度史与治边经验探讨等;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还可探讨经济类型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境内外共同开发史、经济格局变迁史、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史、开发个案史等。对探讨过的问题,提倡进行深度拓展的研究。如近期有研究者认为,元代土官制度的内容、结构与施行范围,与前代的羁縻之制有较大差异;元朝在南部边疆全面推行这一制度,开创了封建王朝施行蛮夷治策南北有别的时期;元朝在南部边疆推行土官制度,在北部草原等地继续实行万户制度,有其种族观、治边观、行事特点等方面的原因。[22]倘此说成立,对元朝治边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土官土司制度有无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及统治者的观念、行事习惯等对治边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均可做新的思考与辨析。采用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相对全国史及大部分断代史而言,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不多,史料亦较缺乏。在这一领域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可以扩大选题的范围,解决某些方面史料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便于从多维的视角审视,更准确地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笔者认为,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较适用于西南边疆史的研究。[23]以上三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较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时段的分析比较,同时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关联。显然,上述研究方法对探讨复杂多样的西南边疆史有明显的优势。另外,研究专门史的学者,多注重某一方面的系统发掘和深入剖析,关注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复杂联系,并擅长进行贯通时段的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及资源利用的关系,注意借鉴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两个学科采用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均值得我们借鉴。重视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与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此前西南边疆史领域的研究,以较小区域、较短时段以及细小问题一类的选题居多。笔者认为,鉴于前期研究已有必要的积累,同时中国现实迫切需要探索复杂问题、深层问题方面的成果,所以今后应加强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研究,积极探讨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这方面的选题有如: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以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疆域发展理论,西南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西南边疆历史上的热点及敏感问题,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史,中央与地方政府治边关系史,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西南边疆居民观念变迁史,西南边疆治边研究史,西南部边界沿革与谈判史,西南边疆与邻邦关系史,西南边疆历代地方性知识等。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提倡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学者,积极关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迈上新台阶,也为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例如:人类学的宗旨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强调研究中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重视探讨研究对象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过程。相比较而言,历史学家主要是根据史料复原史实,而较少关注深藏其内的文化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若引入人类学方法,相关探讨将由表及里,有助于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因与深层关联。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以及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问题。社会学家关注重大社会问题,选题注重提出和解决问题,并重视收集和分析事实的治学特点,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者有启示作用。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近年热衷探讨的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等问题,给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者以有益启发。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萌生的地缘政治学分支,为剖析历史上与地缘有关的西南边疆政治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可以说,上述建议言及的一些内容,已有同仁身体力行,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如王明珂应用历史人类学等方法,成功探讨羌族等边疆民族的历史活动,以及这些边疆民族与汉族和封建王朝的互动关系。[24]近年类似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表明已形成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笔者充分相信,在大家的辛勤劳动与共同努力下,可以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将更趋繁荣,而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作者方铁, 1949年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nbsp;[1]根据大部分人的意见,历史上的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的西南部,研究古代的某些时段,还包括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区。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阐述对云南、广西两省区的研究,少量内容亦涉及与之毗连的地区。[2]参见方铁的以下论著:《40年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情况综述(上、下)》,分别载《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3、4期;《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哲学社科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云南边疆学的现状与展望》,《云南省哲学社科学科现状与建设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江应?:《傣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大烈:《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5]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6]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谭其骧:《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7]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谢本书等:《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9]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于乃仁等:《马嘉理事件始末》,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10]李?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夏光辅等:《云南科学技术史稿》,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科出版1990年版。[11]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修订本;荆德新:《杜文秀起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2]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钱宗范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3]彭文斌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14]金春子等:《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朱德普:《泐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马大正等:《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6]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7]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黄兴球:《老挝族群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18]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刘树生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吴小凤:《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19]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鼎寅等:《云南天主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姚继德等:《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萧霁虹等:《云南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肖耀辉等:《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多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21]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方慧主编:《云南法制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版;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2]参见方铁:《论元朝的土官制度》,《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90华诞庆祝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23]参见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24]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郭绍敏:重新审视清末宪改:国家建设视野和政治科学范式
    法律 历史 2011/10/24 | 阅读: 2139
    一中学时代,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的感觉是,这本书的观点虽然和历史教科书差不多,但内容要丰富的多。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资政院”、“谘议局”等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新事物,它们是什么呢?当时的我还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清末十年史在大多数青年学生脑海中的印象都是模糊的,似乎那不过是清王朝坐等灭亡的几年,“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类的话语也长期支配了我们的思维。好奇心驱使我去关注这一段历史。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曾试图阅读《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只是由于学力有限,翻翻就放下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读研究生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致力于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李剑农先生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那时的我就立下志愿将“清末宪政史”作为未来学术工作的起步,这也是我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因。读博伊始,我就将自己的学术计划告诉导师闾小波教授,得到了导师的肯定和鼓励。中国立宪已百年。1906年,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的谕令,从而启动了近代中国宪政改革的历程。1908年,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1年,清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1912年初,清帝逊位;等等。对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揭示。就最近几年的情形而言,史学界的致思方向大概有三,一是关于清末官员的个案研究(如张之洞、端方与清末新政),二是对于清末新政的地方层面的考察(如清末直隶宪政改革),三是一些专题性研究(如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清末宪政研究推向更加细化的境地。但是,它们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均属于克罗齐所言的“文献史学”,普遍缺乏开阔的理论视野。那么,关于清末宪政改革,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政治学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学术贡献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分析视角,而且能帮助我们形成深刻的史识和洞见。正是在阅读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贾恩弗朗哥•波齐、戴维•赫尔德等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的过程中,以及阅读一手清末宪政史料(以及大量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我逐渐认识到清末宪政改革背后所蕴含着的“国家建设”目标,这一国家建设目标并非“挽救腐朽统治”、“寻求富强”或“救亡图存”等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正因如此,我决定以“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二我的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国家建设,那么,清末的宪政改革和国家建设能给当下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主权完整的统一民族国家,国民具有国家认同;它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法治化的理性国家;它还是国民享有参政权利的公民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清末政府正是致力于从上述三个层面加强国家建设。首先,清政府致力于民族的统合、国民的塑造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力图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清政府积极消除满汉畛域,加强对国民的教育,为消除治外法权而努力,并希望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矛头引向列强。其次,清政府致力于以效率为导向的官制改革、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试图扭转清末以来地方主义兴起的局面。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讲,上述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首届内阁出台、北洋新军收归中央、财政清理工作初见成效,等等;最后,清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认为清末统治者有着建设现代国家的雄心,是否过于拔高了他们?清末统治者难道不是非常腐朽的么?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最为忧心的还是统治阶层,毕竟,这不仅关涉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而且关涉到中国国家的未来。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政治家,都试图把握政治航船的方向。清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并非不努力,慈禧的目标即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现代国家,她希望中国能走上一条类似日本的强国之路。但是,宪政改革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只能归结为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系列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整合危机(开放政权的压力),等等。早发的欧美国家在遭遇这些危机的时候,可循序渐进的分阶段解决(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然后再进行民主分权),所以政治比较稳定,转型比较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上述危机常常同时出现,从而造成一种全面危机的局面。这种全面危机对政治家的智慧、手腕以及把握机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的是,在清末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慈禧和光绪的同时去世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局面,而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足够的权威和驾驭能力,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很快走向覆亡。图:慈禧太后 三清王朝虽然覆亡了,但它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努力、经验和教训却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审视。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历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后来之见”,即我们不应因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而否认它为现代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或者评价太低),多一点“同情式理解”是必要的。理性的学术分析不应容忍“过度的同情”或“一棍子式否定”,那样只会变成“辩护士”或道德批评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上,对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作出解释,而不轻易为任何偏见或立场所左右。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结构之中,尤其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避免外在式的肤浅分析。其次,我们必须关注清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而做出评价,而不应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将统治阶层的种种腐败和倾轧行为视为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清政府的各种改革举措,便会发现其中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最高政权对于舆论界的要求是颇为敏感的,诸如废除科举、教育改革、鼓励商会、颁布宪法大纲、法制改革等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兴阶层的呼声、愿望和利益。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果常常是相互悖离的。在主观目标上,清政府希望维续自己的统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并增强对社会领域的政治整合能力,从而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它的某些改革措施(如废科举和成立咨议局)恰恰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增加了社会领域的离心倾向(立宪派和地方绅士最终选择与清政府决裂的立场。市古宙三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士绅革命)。这反映了政府“保守”与民间“激进”两种不同政治品性和行为取向的对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清末宪政改革构成二十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就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建设成为最核心的政治主题,无论是改革抑或革命均以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追求。“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现行宪法序言)。此处的“变革”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改革道路不通,革命才作为一种替代路径兴起。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它们均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直到作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克服。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政治整合,这种全能型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对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49年后,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固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主权独立、基本上统一的国家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成为此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虽经历颇多曲折,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审视的态度,而不宜作出任何简单的评断,尤其不应该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进行表述。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在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后三十年的国家建设不可能顺利展开。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加强部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加强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社会领域的关系,仍在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中国人民不断的进行探索。
  13. 大卫·哈维、张敦福:危机传播如击鼓传花
    经济 2012/04/24 | 阅读: 2139
    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其学术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恢复和延伸"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认真地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日前,他就城市变迁的意义、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出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意义等问题,接受文汇报采访。
  14. 黄宗智: 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
    经济 2011/01/25 | 阅读: 2139
    简单总结,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它也和计划经济不同,因为它非常关键性地采用了市场的动力,不仅借以推动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借以推动重庆的社会公平。它同时具有社会主义的部分特征,也具有市场主义的部分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条可能超越左右分歧的中间道路。
  15. 蒋寅:家數·名家·大家──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
    文学 2013/03/02 | 阅读: 2138
    由思想到文學,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自成一家」的獨創性觀念及其習慣表述,並以「家數」概念為中介,在文學批評中形成大家、小家、名家等一系列品第概念。古人使用這些概念並沒有嚴格的定義,尤其是「大家」與「名家」,批評家對其分寸感的把握和對具體適用對象的聯想都有微妙的差異。本文試圖通過對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有關資料的梳理,勾勒出前人對此的看法,以揭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及其尺度。
  16. 雷蒙·威廉斯:意识形态
    人文 2009/09/17 | 阅读: 2137
    “意识形态”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但今天仍然被视作是它的专有名词。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如何,它都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学及观念的思想的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区分出三种常见的含义。
  17. 尤陈俊: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
    法律 2009/09/21 | 阅读: 2136
    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在对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展开细致分析之后,本文发现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18. 华庆昭:骆家辉当大使和19世纪英国对美国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人文 历史 2012/04/30 | 阅读: 2136
    有的问题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有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教授说中国人用不着研究写作美国史,把人家写的翻译过来不就得了。这就叫听任人家洗脑。
  19. 马克·里拉:政治神学的回归
    政治 2010/06/02 | 阅读: 2136
    2006年5月,伊朗总统内贾德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翻译并刊载在世界各大报纸上。信的主题是当代政治,而它使用的语言,则是神启的语言。在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批评与抱怨之后,内贾德作出以下预言:"自由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未能帮助实现人类的理想。今天,这两个概念都失败了。明智的人已经能够听到自由民主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粉碎和崩溃的声音......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正趋向于对全能的主和正义的信仰,而真主的意志将说服一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陈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很少有人关注这封信--这让我困惑不已。就所有西方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而言,西方人似乎还是很难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观念能在人的心灵中燃起火焰。我们已经变得极度擅长于为政治行为寻找其他的解释。我们声称我们不再相信,历史会不可避免地把一切社会引向现代的世俗生活,但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持有这种观念。西方人还明显保持了一种对现代化进程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责备像贫困或殖民主义那样的外部环境--是它们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延缓或倒退。这种显见的信念将塑造我们今天看到政治神学的方式,使我们倾向于把政治神学看作一种需要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但不需要严肃的智识参与的病理学。其反对者,甚至是在这些人身为博学的专家(他们却传播愤恨)或医生(他们在制造炸弹)的情况下,在我们看来也首先是那些失败的、非理性的社会的失败的、非理性的代表,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但让我们假设这不是对的。让我们假设,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政治神学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力量。我们如何开始理解它?每个人都会想到当代伊斯兰的案例,但这个例子往往引起如此大的愤怒并揭示如此巨大的无知以至于一想到它就会让脑子麻木。所有我们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它们在激励着糟糕的行动。所以,让我们建议一种替代性的路径,也即,再看看西方自己关于政治神学的历史和经验。 政治神学在二十世纪以前在西方的智识生活中都一直存在,而在二十世纪,这种存在找到了在圣经中寻找政治灵感的现代理性--而这,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今天我将重访这个故事,并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故事在今天政治神学的全球挑战这个问题上可能给我们什么教导的思考。 让我们从一个定义开始,我希望这个定义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可能的误解。通过政治神学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一种在神启(无论这种神启是什么)的基础上,给公共权威,以及行使权威的制度以合法性的学说。我今天的主题不是广义上的宗教实践,因为一些宗教未曾有过政治理论。而许多不具备某种单一的、支配性的政治神学的社会--像美国--却仍然进行着宗教上的实践。神学是一种智识训导(或规训):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从假设神、人和世界之间的神启关联出发,并对这种关联进行例行的探索。政治神学,正如我希望定义的那样,来自于这样的原则: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那种关联--不多,也不少。 你们知道,一千年来,西方一直从同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秘的基督教影像中获得灵感。这个上帝统治着为他所创造的宇宙,以及一个有人类栖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通过启示、内在的信念和自然的次序来对人类进行引导。但要把这个基督教的景象转移为政治学理论并不总是那么困难。根据希伯来圣经,在上帝对犹太人启示祂的律法之后,祂保持了超验的状态--通过超验这个词我想要说明的是祂既不栖居于尘世也没有抛弃尘世。希伯来的上帝是说话的,祂对人说话并任由人使他们的生活与祂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基督教的上帝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并于此同时对自身的超验进行了妥协。弥赛亚变成了肉体,就像异教徒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神。但耶稣并没有一直在尘世与我们同在,祂复活并返回上天,许诺在时间的终结处归来。根据基督教,在耶稣复活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将被持续存在的圣灵所统御。更奇怪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历史时期--在耶稣复活和归来之间--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它自身内部包含了对另一个时期的许诺,这样的时间--正如圣保罗曾经说过的那样,通过上帝的最终审判及其对正义者的救赎,"万物重新"--的无限延伸。 总之,这是一个神人关系的庄严景象。但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何种政治教益,是完全不清楚的。基督徒应该退出这个为救赎者所抛弃的,腐败的尘世么?他们应该在圣灵的激发下,用教会和国家来对尘世之城进行统治么?或者,他们应该建设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以便加速救世主的归来?整个中世纪,基督徒都被卷入这些问题无休止的争论。圣奥古斯丁所谓的"人之城"与"上帝之城"是对立的,公共的公民权与个人的虔敬是对立的,教会的权威与神秘的洞见是对立的,君主与皇帝是对立的,皇帝与教皇是对立的,教皇与教会会议也是对立的。 这里我意图暗示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深层政治问题并非偶然。它们深刻地植根于基督教其实与神学的模棱两可,这种启示与神学从未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且权威的政治学说--考虑到它不同寻常的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存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为信徒而设的,统治人类生活各方各面的神圣律法。但基督教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律法,有的,只是关于信徒与世界并因此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的无休止的争论。换言之,不是基督教政治神学的优点最终引起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而是它独特的神学缺陷,把它变成软弱、矛盾的制度。这一缺陷最终使一切政治神学遭到了智识的挑战。以最极端、最永恒不朽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挑战的思想家就是托马斯?霍布斯。 我们感到自己和霍布斯处在相似的立场之上;我们记得他关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关于"卑鄙、野蛮及短缺"的生活的;以及,当然了,那个引起问题的绝对主权的论断。但霍布斯对我们来说的新奇与重要之处不在于这些陈词滥调,也不在于他狭义上的政治理论。相反,霍布斯的新奇与重要,在于他研究政治神学的新路径--也即,非常简单,他向西方人展示了如何在思考政治的时候遗忘上帝。霍布斯没有以基督教的其实,而是以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他使之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来展开他伟大的著作《利维坦》:人类何以相信启示?他作出了一个思想家可能作出的,最具革命性的行为--他更换了主体/题,把主体/题从上帝和祂的戒律,变为人和人对上帝的信仰。换言之,霍布斯把政治神学变成了政治人类学,把上帝对人类的合法权威换成了人对自身的合法权威。从这个新的立场,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宗教信念,至少在西方,会如此经常地导致政治上的冲突与斗争。接着,他暗示我们可以控制这些冲突。 《利维坦》代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断裂,在我的著作《夭折的上帝》中,我把这次决裂称作大分离。但是,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大分离并不等同于我们常常想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政教分离)。教会和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问题,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历史都是在寻找二者分担责任的不同方式。霍布斯带来的大分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分离: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分离政治话语与神学话语。这种分离一旦实现,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也就回来了,而且直到今天,整个问题依然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在不同的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言说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具体表现为,你能在荷兰的学校里戴头巾,但在法国就不能;德国用公共基金来支付牧师的工资,西班牙则不;加拿大和英国把公共基金拨给宗教学校,这一举措在美国却没有被写入宪法。今天统一西方国家的不是它们如何分离教会与国家,而是它们凭借何种原则来分离教会与国家。我们共享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共权威的合法行使完全根据被统治者的统一,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霍布斯。 至今我讲述的那个故事每个人都很熟悉,同时它也被普遍认为是历史的胜利。但事情比这更复杂。大分离的发生并非为历史所注定,它也不是立刻就获得了成功。伴随政治神学的西方历史是极其狭隘的一段历史:在世界的一个区域(西欧),一个宗教(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碰巧引起了一场本可以避免却没有避免的政治危机并引发了宗教战争。这场灾难使欧洲思想家更倾向于接受霍布斯关于宗教心理学的异端观念,而这也非霍布斯的原初,他是从伊壁鸠鲁那里偷来这个观念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才不断被添加到霍布斯的思想体系之上(这个体系原来可不是自由主义的),同时,基督教政治的宏大传统依然活着。那种神学在西方还有很长的来生,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在欧陆才不再成其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种对大分离的全新的智识挑战。它来自于一种全新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深受哲学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即使现代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我说的是在大革命后不久,在德国兴起的"自由主义神学"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新教神学家中兴起,接着在犹太改革者中出现。这些厌恶神权政治的思想家也拒绝霍布斯的极端描述并致力于为一种智识上得到改进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将于其中扮演绝对核心的角色的政治未来而努力。 自由主义神学家问对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千五百年来整个人类文明都在崇拜一个被挂上十字架的上帝么?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基督教宗教音乐或哥特大教堂的美么?或者,为什么大流散中深受迫害的犹太人还要保持对《托拉》的忠诚?当然着更多地是对宗教人说的而不是关于霍布斯哲学人们所能想到的。 这当然是卢梭的观点,在发展一种霍布斯宗教心理学的现代的智识替代上,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在霍布斯强调无知与恐惧的同时,卢梭赞颂良知、仁慈、美德并考虑上帝的创造。人类,卢梭认为,有一种在宗教中得到表达的自然的良善。这是他一个短小的文本,《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的主题,这个文本可以在他1763年的杰作,《爱弥儿》中找到。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在遭到其基督教同伴的伪善时丧失信仰继而丧失道德指南的年轻牧师的故事。他只有在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卢梭称之为人的"内心之光"--找到一种对上帝的新信仰时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 根据卢梭,我们需要相信与上帝有关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的话。当一个问题重要的时候--而还有什么比上帝的问题更重要呢?--我们就想得到它的答案:正如萨瓦省的牧师说的那样,"心灵与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决定,尽管它自己更偏好于因误会而什么也不相信。"这没问题。宗教的根源可以是理性和道德的,甚至是高贵的需要;一旦我们看到这点,我们就会开始理性地、道德地、高贵地满足这些心理的需要。这就是萨瓦省的牧师给我们的教益。 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追随者们在欧洲大陆找到了一些愿意接受其学说的听众,尤其是德国(当然还有法国)。这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世纪,当然,这个术语还有待解释。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人们通常假设,基督教和现代政治在智识上继而在制度上的分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现代国家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不再需要在宗教学说的问题上作出决断,而基督教也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从此免于国家的干涉。但在德国却不存在这样的共识,在这里,人们假设宗教必须得到公开的鼓励而非限制,如果(人们要)它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话。当然,这样一来,宗教就必须经历理性的变革:圣经的阐述必须兼顾新近的历史发现,必须放弃对奇迹的信仰,教士的教育必须遵循现代的方向,宗教学说也必须适应于一个更柔软的年代(不再有人想要成为僧侣)。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能在公共生活中给新教主义以其合适的位置,而清教神学反过来也会承认它的政治责任并成为国家的到的根基。一旦这些改革就位,启蒙的政治和启蒙的宗教就会合二为一。 不只新教神学家相信这个幻景。直到一战,许多德国犹太思想家都分享着这种幻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德国,德国的犹太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地融入了现代的文化生活--这一发展将以灾难告终,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德国新教徒才逐渐相信改革的基督教代表了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精神。在自由主义的犹太思想家为现代启蒙信仰所吸引的时候,他们也感到他们有必要通过展示犹太教对德国社会的贡献来为犹太教正名。在德国,他们不可能诉诸于大分离的原则并简单地要求被留在一边。他们不得不争论说,犹太教和新教主义是同一种理性道德信仰的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宗教,可能共享同一种政治神学。 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德国都存在这种共识--这样一来,一眼看上去,就好像卢梭对了,而霍布斯错了。但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自由主义神学变得尴尬。使庆祝"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神学显得荒谬的不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三十年战争,无意义的伤亡,被摧毁的城镇,伤残的士兵--还有如此众多的清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渴望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并坚信,上帝之手引导着德国的历史,并因此而歌颂战争。 而且,自由主义宗教并不能为不久前见证了欧洲文明崩溃的青年男女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对于年轻的新教徒,自由主义宗教传布关于资产阶级生活的历史的乐观主义,但同时又带给他们在改变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上的悲观主义。对于年轻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传播了一种无异于基督教的伦理信息;它为全能的上帝希伯来的上帝众先知的上帝,上帝与犹太人民的的盟约以及祂给予希伯来人民的律法而感到羞愧。对于那个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和"为什么成为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年轻的德国清教徒和犹太人开始在别处寻找灵感和希望。他们想要一种基于一种全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将带来全然现代的次序。--的,更加强大的信仰。他们想要历史的救赎。当通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来获得救赎的信仰在战后消失之后,那个时代最勇敢的思想家在弥赛亚的启示中给出了希望--这个启示将再次把犹太民族或个体的基督教信仰者或德意志民族或世界无产阶级置入与神的直接联系之中。 在魏玛德国,年轻的犹太人尤其为这些通过马丁?布伯--布伯年轻时是一名天然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得到表达的观念所吸引。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正式宣布:"如果我不得不为我的人民在安逸、不生产的幸福......和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时发生的美丽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最后的努力会创造某种神圣的东西,即便只是一时,而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人的。"但布伯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魏玛时期宣布弥赛亚的希望与革命暴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无神论的犹太人激进。布洛赫特别欣赏无情的苏联领导人,他著名的宣言便是"ubi Lenin, ibi Jerusalem"--哪里有列宁,哪里就有耶路撒冷。 但新的弥赛亚精神,却在魏玛德国年轻的新教徒之间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他们为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所领导。巴特想要恢复基督教的宗教决断并拒斥福音与现代观念之间的任何妥协。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巴特勇敢地反对他;但另一些与他相关的人却选择了纳粹。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重要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戈加尔顿,他在1933年短暂地和纳粹站到了一起。在希特勒完成他对德意志国家权力的夺取之后,戈加尔顿写下了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天再次处于国家的总体断言之下,人道地说,宣告圣经的基督以及祂对我们的统治,也就再次成为可能。"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确证了霍布斯的观点:弥赛亚的神学最终使弥赛亚的政治流血。所有圣经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都启发了救赎的观念,所有这些信仰,都试图抑制器激发幻想的力量并使理性的声音沉默。在这些魏玛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遇到了那些信仰一直以来惧怕的一切:宗教的救赎变成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正名,尽管现在人们处在令人恐惧的现代的条件之下。看起来自十七世纪--这时托马斯?霍布斯正准备着手写作他的《利维坦》--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现代西方政治神学的复兴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或者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它提醒我们,这种关于上帝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不只在单个文化或宗教中出现,它也不属于过去。这是一种可为任何人实践的思维方式--只要他开始为合法化政治次序而对上帝、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政治神学是如何能够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并,甚至在面对像现代化、世俗化和民主化那样看似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时候重复自我主张的。霍布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旦恐惧的循环被打破,人类建立起在自身事务上的权威,政治神学的挑战就会消失。卢梭的观点则不大一样。他认为我们自然地为上帝的观念所吸引,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尘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彼岸关联。这种欲望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新的习惯也可被习得,但政治神学的挑战不会永远消失--只要欲望还在。对霍布斯的教益,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也许,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向卢梭学习。因此,西方人在今天遭遇真正的政治神学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困惑:我们要么假设现代化或世俗化最终会使之不复存在,要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不可理解的威胁,尽可能地用像法西斯主义那样为我们所熟悉的术语来对它进行描述。这两种回应都不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 这是一个有数百万--尤其是穆斯林--相信上帝启示了一步统治人类整体事务的人生活其中的世界。这种信仰塑造了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它也塑造了广大信徒--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西方国家(这些国家以大分离的现代原则为基础)--的态度。这里存在一到政治的裂缝,除非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政治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神学之间存在的智识裂缝,不然我们都不能开始说话。 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神学能够轻易地适应于新的时代,并甚至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一种比世俗现代性所能提供的更具吸引力的关于未来的描述。今天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博士制造一枚汽车炸弹与魏玛德国的先进思想家在圣经灵感的激发下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写作辩护词是一样地容易。当与彼岸的某物关联的渴望变得强大的时候,现代性带来的好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与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无关,更不用说阿拉伯文化了。它与政治神学的永恒力量有关。 认识到这点,世界许多大胆的穆斯林思想家现在正在推进一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他们想说的是一种更加适应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要求,对女人和小孩更友善,对其他信仰更宽容,对意见的分歧更加开放的伊斯兰。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为更强力的神学趋势所吞没--而新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圣经的信仰越是适应于现代生活,在神学基要主义者提供更加极端的希望的时候,它能够给予信徒的,在现代性中保持其信仰的理由也就越少。更糟糕的是,当一种自由主义的信仰颂扬一种单一的政治生活形式的时候,在政治制度失败的时候,它看起来也就越发的不公正。政治神学的动力也就在于此,当自由化的改革者试图与当下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激起某种反动--一种对未来救赎的***渴望。这就是过去在魏玛德国发生,当下在当代伊斯兰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但这不是唯一可选择的替代性方案。还有这些信仰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转变,那就是从内部进行的传统政治神学的更新。如果自由化人士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为宗教辩解的人的话,那么革新者(renovators)就是紧紧地站在他们信仰的内部,重新阐释政治神学以便信徒更容易与之协调而不会觉得自己不虔诚的那些人。路德和加尔文是这个意义上的革新者(他们不是改革者),而不是自由化分子。他们把基督徒召回其信仰的根源,但却是以一种使在现代世界生活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的方式来实现这点的。他们不是通过谈论宽容和进步,而是通过重写基督教政治神学的语言并要求基督徒忠诚于这种神学来实现革新的。尽管如此,更新,是有风险的。人们可能以使这种政治神学对现代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更新一种政治神学;人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更新它:保留一般认为更加纯洁的时代的习俗和观念。这些看起来就是今天穆斯林政治神学面临的两大选择。 在西方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期待信仰某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的社会会遵循我们不同寻常的道路。历史进步的幻想对我们来说却是难以舍弃的。就像神恩那样的观念--它会让世界显得更加连贯自洽。认识到我们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因为基督教神学的特性--也即,出于偶然--才发展起来的,这并不能满足更深层的欲望。这种认识也不能确保人们会认为,那些原则在现代西方内部正遭受严重的只是挑战,它也不足以让人们相信,而用潜在的政治神学来诱使人们挑战这些原则的诱惑一直存在。把现代政治思想和实践看做更大的、客观的力量--这也是某种予人慰藉的东西,因为它是我们免于理解我们面前的替代性选择并在其中作出选择的责任--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好处(即采取政治神学的立场)。它能帮助我们忘记这点,即如果西方社会--或其他的任何社会--想要受益于大分离的话,它们就必须在其限制中理解其本性与生命。
  20. 英法博物馆尴尬面对文物追索
    艺术 历史 2009/03/18 | 阅读: 2135
    在人类充满战乱的历史上,文物向来是胜者钟情的战利品。据英国学界估算,大英帝国的殖民领土扩张了111倍,它从殖民地掠夺的文物也增加了百倍;法国的历史轨迹显示,它每一个疯狂的对外用兵阶段,都是获得别国文物最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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