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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国有企业该寿终正寝时了吗?——和陈志武先生商榷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文《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本来我已经不想再就所谓的“郎顾之争”发表意见了。在搜狐举行的“8·28”会议上,在新浪“9·28”三人对话中,道理我都已经讲明白了。看了一些主流学者的观点,觉得他们基本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值得在学理上去反驳。最近,一位朋友建议我看一下陈志武先生的《我们需要国营,还是需要“还产于民”》,他认为这是主流派最讲理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反驳。我看完以后,觉得陈先生此文的确比较讲理,许多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陈先生在根本上误读了历史,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果陈先生果然讲理,我愿意提出来与他商榷。

一、取消国企是解决腐败的妙方吗?

陈先生的文风不错,坦率又通俗。他承认“国退民进”中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更进一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腐败问题:“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执法机构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国退民进”是系统性腐败的结果。但是,陈先生应该承认,有了“国退民进”政策,系统性腐败将变得更加系统,更加严重。就像水库大坝出现了管涌。怎么办呢?有人建议说,既然出现了管涌,干脆就把大坝炸了吧。炸了之后,当然是洪水泛滥,原来只有局部村庄受淹,现在干脆连武汉、南京都被洪水洗劫了。显然,陈先生的思路就是如此:“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的办法就越应该是让‘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什么是腐败的物质基础,是公共权力。没有公共权力,都是私人权力了,即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了,腐败就没有物质基础了。什么是管涌的物质基础呢?是大坝,没有大坝了,自然就没有管涌了。洪水奔流,这是最自然的状态。大坝,则是违反自然状态的东西。

显然,按照陈先生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的、系统腐败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违反自然状态的大坝。国有企业的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到处在“管涌”,但是,也不要忘记了,迄今为止,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最多、自主技术程度最高的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交纳利税最多、利税负担最重的企业也仍然是国有企业,容纳职工人数最多的还是国有企业,提供着武器弹药、支撑着国防建设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把这些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裁员、避税、停止自主技术的研发(因为需要较长期的投入,风险太大),那么,中国恰恰可能会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更低端,税收更无法保证,社会稳定将无法保证,陈先生希望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壮大的中产阶级都会变得更加缥缈。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这道大坝下是住着人的。

然而,的确,有公共权力就有腐败,正像有“大坝”就可能有“管涌”,正如有生命就有疾病。现在,陈先生以医生的面目出现了,要来医治腐败了,他的办法是取消公共权力,就像医生治病的办法是把病人杀死,就像治理“管涌”的官员把大坝炸了一样。这种办法固然是最彻底的、最可靠的、一劳永逸的,但却是最不可取的。

二、中国是否可以不要国有企业?

如果当初不搞国有企业,“不建大坝”,自然就可以没有腐败。陈先生就是这样想的:“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的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一百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作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陈先生应该知道,与单细胞生命相比,人类是后来才出现的。单细胞生命每一个都独立、平等、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花自己的钱”,是自古细胞最自然的谋生方式。后来不断演变,单个细胞成为植物或动物的一部分,功能分化了。动物神经细胞自己不制造能量,而是靠血液系统供给能量,却要指挥全身的其他细胞。照陈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人体这个“后来物”也违反自然?原始社会刀耕火种,饮山泉,食野果,自食其力,最自然不过了。现代社会里的陈先生靠着上下两张嘴皮子,就能够有人送来吃的,送来喝的,是不是也是“后来物”,也是违反自然?19世纪美国的分销系统是由无数个小的批发、零售商通过吵吵嚷嚷的市场机制完成交易,每一个交易者都花自己的钱,到了20世纪末,沃尔玛一家的零售额占美国市场零售额1/3,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采购和计划销售的网络,其计划的规模、范围和品种比原来中国的国家粮食局、国家煤炭局更加庞大,完全违背了“花自己的钱最心疼”原则,也是一道违反“自然状态”的大坝,同样构成了“腐败的物质基础”,怎么就可以发展壮大?

陈先生可能不知道,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实际上恰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美国企业以安德鲁·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摩根的J·P·摩根公司为代表,出现了一个重大趋势,即以庞大的一体化的内部计划网络取代吵吵嚷嚷的市场交易网络,以垄断取代竞争,以支薪经理取代小业主的一场革命。钱德勒称这场革命为以“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的管理革命,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经理式的资本主义,消灭了“花自己钱”的小企业、小商店。这场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1875年卡内基的一体化钢铁企业刚刚出现时,钢材的价格是每吨100美元,到1900年,钢材价格下降到每吨12美元,而与此同时卡内基还有巨大的利润可赚,成了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决定性地改变了竞争对手的命运,也改变了竞争对手的想象。面对着美国日益庞大的一体化企业,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企业感到呼吸困难,不得不靠国家力量加快一体化进程。英国、法国受自由市场的理念影响过深,动作迟缓,被甩到后面去了;德国、日本则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包袱,在短短30、40年间成为新兴工业强国。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如既往强调国家计划的介入。日本通产省官员奉行的绝不是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而是哈密尔顿和李斯特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公正地说,越是后发的国家,越是在自由竞争中成为被统治和榨取的弱者,越需要靠国家力量来发展。所以,在德国和日本之后,苏联的发展就是靠全面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虽然今天苏联瓦解了,经济衰落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苏联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以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技术和军事强国。新中国的前30年,虽然物质消费水平提高速度不快,但工业和技术的进展却极其迅速,是中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时期。这30年,正如陈先生读大学、硕士、博士期间,生活清苦,但是为博士毕业后赚取高工资奠定了基础一样,奠定了中国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船舶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的基础。假设这30年是中国无数小业主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自由竞争,中国今天恐怕连给跨国公司打工的资格都没有,就像非洲缺乏打工资格一样:没有大规模的受良好教育的熟练技工,没有配套的生产、运输和能源设施,社会动荡不安,无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私有化浪潮说明了什么?

不错,里根、撒切尔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私有化革命,从80年代起,一场私有化浪潮席卷欧美,也席卷了苏联和东欧。正是鉴于这个潮流,陈先生批评朗咸平,认为朗先生所谓“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是“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结论似是而非。”

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再次同意陈先生的批评。但是,陈先生不要忘记,放到历史的纵切面上,80年代的这场私有化浪潮也只是一个小片断,以“小片断”嘲笑“横切面”,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凭什么相信这场私有化浪潮真是“历史的终结”呢?为什么不会在这个私有化浪潮的尽头出现另一场“国有化浪潮”呢?当年,苏联带起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国有化浪潮,影响所及,连美国、英国都不能例外,学术界的主流舆论以为“自由企业制度”宣告终结。何曾想,半个世纪以后,西风压倒东风,自由企业制度独领风骚呢?同样,以历史的尺度看,再过半个世纪,这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陈先生真能逆料吗?

人类的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物极必反的。在历史的直线观上,我看陈先生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并无什么区别,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罗贯中先生虽然生在古代,也不是搞制度经济学的,但在历史观上比陈先生却深刻多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恐怕很可能,眼下这场私有化浪潮越猛烈、越彻底,未来的国有化革命也就会越迅速、越壮阔。君不见,近有韩国,远有委内瑞拉、巴西等,在这些经历了彻底私有化的国家,民众一贫如洗,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正在酝酿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吗?

为什么历史常常会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剥削压迫没有节制,因为有太多的像陈先生这样的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不懂得节制。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必然意味着放任自由的两极分化。当然,也是因为中外的老板们都有人性的弱点,都太贪婪。陈先生的言论鼓励老板们放纵,维护的是老板们的短期利益,老板当然欢迎。我这种言论要求老板懂得可持续剥削的道理,维护的是老板们的长远利益,但有多少老板听得进去呢?

四、私营化的成绩如何?
陈先生以一份“28个国家在1990-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民营化以后,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对此,我完全可以深信不疑。问题在于,这28个国家是否包括前苏联地区15个国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各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衰退幅度可以高达50%以上。如果说这些国家的民营化也提高了效益,我表示深刻怀疑。陈先生学过统计学,知道统计样本的选取不仅仅与数量有关,还与样本分布的典型性有关。在一个健康人群中选取样本,来统计发病率;和在医院里选取样本,统计发病率,尽管样本数量都可以足够大,但统计结果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放在世界范围来看,85个企业的民营化统计还是一个小样本,其意义与一个案例一样,也是一个“瞎子阿炳的故事”。陈先生就没有想到吗?

这个问题还可以作更进一步分析。朗咸平先生告诉我们,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前,先成为该企业的董事长,用各种会计手法调低利率,以便低价收购。一旦收购完成,还用会计手法调高利润,高价出手。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去对比这种民营化前后的企业效益数据,有价值吗?陈先生是不是需要告诉我们,这85次民营化运作的对比数据都没有遭到类似顾雏军手法的调整呢?否则,这种数据还能相信吗?

当然,即使统计数据不可信,我还是相信,完全可以找出若干案例来,其民营化以后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但是,同样也可以找出一些案例来,说明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效率反而降低,甚至基本的生产秩序都遭到破坏,比如英国铁路的私营化。案例不说明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陈先生。但是,如果案例不说明问题,完整、全面、真实、能够剔除环境影响的民营化效益的统计数据还没有,那么陈先生究竟是以什么为根据,相信民营化的效益就是高呢?

我推测,真正支撑陈先生的民营化信念的,恐怕就是那条“黄金定律”:花自己的钱最心痛。然而,这又的确不能解释源自美国的管理革命,不能解释当前的这个经理资本主义世界。

在90年代的中国,人们恰恰普遍感受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极大地降低了效率。道理是很简单的,国有企业是干部和工人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某些人想把国有企业民营化到自己的名下,不能不编造种种理由、勾结国家机器与广大干部和工人相对抗。对抗发生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企业的效益就下降了。企业领导大偷,车间主任中偷,班组长工人小偷。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需要统计数据,那么查一下统计年鉴可以发现,中国在1965年时,国有企业的百元资金利润率高达22元。而到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这个数据下降到1%-3%。如果改革开放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民营化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恰恰导致了效率的下降。

我推测,陈先生大体上会同意这种分析,因为他承认:“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会说,民营化过程结束以后,即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了以后,产权明晰了以后,企业效率就会提高了。但是,不要忘记,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个企业的产权如果是偷来的、抢来的,那么企业主就既不会珍惜,甚至也不会经营。因为这种企业主最擅长的不是经营,而是运用各种政治资源偷、骗、抢。一旦得手,他很可能会继续运用这种手法,骗股民,骗政府,骗银行、骗工人,等到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此人就“人间蒸发”,到瑞士或某个什么地方当寓公去了。这种故事我们还见得少吗?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不是比那份谁也不知其来历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更能说明问题吗?

还有,效益究竟怎么衡量?我们现在见到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差不多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裁员,买断工龄,取消档案工资,如此,企业的效益固然有可能提高,企业主的个人收益固然可以提高,但是,以社会整体来衡量呢?一边是利润率提高1%,另一边是大量发放社会保障金。一边是在职员工过劳死,另一边是失业工人无事生非。一边是企业主的宝马奔驰山间别墅,另一边是大量工人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人们早知道市场经济就是这样配置资源的,如果市场经济如此蔑视穷人的生命,恐怕人们很难欢呼市场化的改革。

五、怎样搞好国有企业?
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如此严重的腐败,不是“一根正在化掉的冰棍”,也就不会形成“国退民进”的舆论,不会让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形成切实有效地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这场辩论也就没有必要了。

国有企业到底能不能搞好?我认为完全可能。

陈先生也许以为,这是在说大话。陈先生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个或几个数量级,对权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正因为连股市发展都这么难,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营经济在哪个国家都搞不好就不奇怪了。因此,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营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会太高。”

我以为,这是陈先生全部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段落,道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浪潮的实质性动力。但是,陈先生没有指出这个段落是有前提的,或者陈先生认为这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即人是自私的。在“人是自私的”前提下,组织规模越大,腐败就越严重,制度成本就越高,制度约束就越困难。陈先生承认,即使在制度完善的美国,仍然有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一类的丑闻。但是,陈先生不一定愿意承认的是,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只是时运不济、操作过于大胆而已。活跃在美国制度高层的人,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破坏、损害着这个制度,流行于中国的“潜规则”,实际上是流行于世界各国的“潜规则”。“潜规则”在时刻损害着“明规则”,即陈先生所倾心的“制度”。也就是说,按照陈先生的逻辑,不但要国有企业民营化,而且要政府服务民营化,比如监狱外包,海关外包,警察外包,军队外包,税收外包。最理想的是没有政府。因为外包还可能产生外包权力的垄断。只有警察竞争、军队竞争,才能真正消除垄断,消除腐败。而且二个独立的警察系统还不够,至少得有三家以上,才能形成实质性的警察服务竞争化。今后,如果你在美国遭抢劫了,同时要向三个当地警察局报案,看谁的破案速度快。伊拉克有问题了,要派三支独立的、没有协同关系的军队去,看谁能先拿下萨达姆。

所以,如果将“人是自私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运转,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建立,甚至连两个人的家庭都无法建立。正是在“人是自私的”的舆论支配下,国家意识在瓦解,企业意识在瓦解,家庭意识也在瓦解,社会在向“原子化的自私”方向发展。那么,人究竟是自私的,还是被舆论引导自私的呢?

这是我和陈先生观点的最大差别所在。我认为,如果动物的本性是自私的话,人的本性恰恰是无私。人性由两部分组织,一部分是人与动物的共同性,另一部分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性。究竟是人与动物的共同性是人性呢?还是差异是人性?如果共同性是人性,那么人和植物也有共同性:生命;人和石头也有共同性:物质。如果有人说人是石头,你可别以为他在骂你,他只不过是从“人是动物”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人性应该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人能够思考,能够为了长远利益克制眼前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克制局部利益,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身利益,能够不是像猪一样吃饱了混天黑,还要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人性,使社会组织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极端自私,虽然也很少有人能够极端无私。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介于两者之间,其自私和无私的程度常常与一个人的经历与眼界有关,与周围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有关。陈先生批评郎咸平只取了个历史的横切面,在制度与人性关系上,实际上陈先生只懂得制度,不懂得人性,因而同样犯了片面性的错误,误解了现实。这也难怪,西方学科细分化的结果,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是谁改变了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是谁使“人性自私论”成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谁这样做了,谁就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国有企业。相反,谁如果能使雷锋式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谁就能够建立起强大高效低成本的国有企业。

陈先生可能会说,那只是空想。我们都经历过要求“人皆为尧舜”的时代,怎么样呢?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私多了。但是,陈先生也许不会否认,如果说“人皆为尧舜”的确比较困难的话,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心胸博大、天下为公,总还是有可能的吧?万分之一,在中国意味着13万人,足以囊括局以上干部还有余。事实上,我们还并不需要这13万人真成为尧舜,因为国家还会给他们一份比普通人更好的薪水,社会将因为他们的尽心竭力而给他们以自豪与光荣。最起码的,公众有权利要求他们不成为有便宜就占、有权力就寻租的经济人。然而,在“人是自私的”舆论教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成了尧舜,而是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成为腐败分子。

因此,只要从上至下以身作则改变政治和舆论环境,使国有企业成为“化掉的冰棍”的酷暑盛夏就能够变成让冰棍增重增厚的寒冬腊月,使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施展拳脚,研发核心技术,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当然,也许这样的前景不是陈先生所期望的。如果这样,那我们就没必要商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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