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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汪晖:在对话中追寻
    文学 2009/02/19 | 阅读: 2293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序言。
  2. 杨念群: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
    宗教 医卫 2008/09/06 | 阅读: 2293
    西医传教士的角色多元性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可以引申出诸多"现代性"问题: 如西医传教士的宗教与科学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产生裂变与紧张, 宗教权威如何在近代语境中通过医学改造转型为一种世俗控制能力, 这种现代意义的监控又如何为本土文化所兼容.
  3. 欧树军:财产认证与国家税收
    政治 经济 2011/08/15 | 阅读: 2292
    为什么税收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服从,在发展中国家一度遭遇偷、漏、逃、骗税现象困扰;为什么富人在发达国家能够有效"被征税",而发展中国家却经常做不到;为什么减退税在发达国家能成为政策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善于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4. 柄谷行人: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文学 2011/03/12 | 阅读: 2292
    访问者:关井光男围绕英文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及《重新思考》关井:《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美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在发行二十三年之后的现在,再次被重版。也就是说,这本书作为长期畅销作品,不断地获得新的读者,被继续阅读。而与此同时,同时期的文艺评论作品早已经不住读者的批判的眼光,连评论家本人都被人忘的一干二净,更不用提作品的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书被重版,被人继续阅读,是因为这部著作成为跨时代的“古典”。先不谈这个了,这部著作的某些部分至今在日本仍不能被理解。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同时也是很滑稽的是,在这本书发行后的十年间,在现代文学研究者之中流传着一种已经成为常识的说法,那就是这部著作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产生这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愚蠢的只是单纯的将这部书作为文艺评论来阅读,也可以说是文艺评论家的牢骚似的评论。不论哪一种都是毫无根据的找碴儿,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不足以成为问题的。我敢于提出这点,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不是依据十多年来公认的问题机制来写的。这么说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点是:由外国翻译的,收录了柄谷先生的作品的《柄谷行人集》将在明年一月由岩波书店发行出版。这其中也收录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发行刷新了海外的日本研究,1996年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了《柄谷行人研讨会》。这是由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作品。在日本也是如此。因此,我才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认识其意义。这个重大的意义指的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起源”这个词,超出了它原有的意义,而这些原有的意义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家中十分流行的,并甚至以此作为问题的机制,据此编撰了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题的论文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丝毫不见这种问题的机制。而那种流行的说法提及的“起源”,仅仅只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就与提出的问题机制完全没有关系。另一点是:柄谷先生自己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发行后,91年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评论空间》),92年写了《〈日本精神分析〉》(《评论空间》),进行了自我回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呢。读了这两篇论文,可以领会到他们继承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展开的问题机制,并且以全新的视点继续论述。而且,这两篇论文写作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的91年至92年。并且现在,现代文学也将迎来她的终结。在这样的时候来读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站在“终结”的位置上来思考“起源”。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对于“起源”的思考是一种颠倒过来的考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展示的是现代创造的“日本、现代、文学”实现的基础以及其“历史”的各种条件。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对于在现代文学产生的同时退下历史舞台的文学的反思索。这一点虽然没有在书中明确地写明,但是确实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我想让我们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开始谈起吧。柄谷:《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是在1980年的夏天发行的,所以写这本书是在七十年代末的几年。十年之后又重新阅读。虽说重新阅读是为了温故知新,但是在那个时候重新阅读却是不得不这么做。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由于在进行《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英语翻译。最初提议翻译是在1983年,那时匆忙的答应了,可是就这样拿去翻译是不行的。所以为了易于外国读者理解我提出修改原书。但是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于是我就放在了一旁,可是突然听说翻译还在进行。为此我感到很为难,只能开始重新修改。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但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翻译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被告知不用修改了。最后,我和他们达成妥协:加了一章内容,添加了注解,并且还加上了很长的后记。虽然如此,但是毕竟不是我的本意。总是想重写。在那个时期,我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时候,他给了我与以前不同的感觉。那个时期也是受到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的影响,我开始思考nation的问题,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与nation创立有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是构成nation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言文一致”与“风景”也是其中的一环。我在写《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还没有提起国家主义的问题。不过,我发现这本书彻头彻尾是一本考察nation问题的书。通常来说,当人们说人与文学和国家主义有关系的时候,总是提起在内容上表达国家主义的文学。这是由于不具有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文学是以nation作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文学的形式本身就是国家主义的话,其内容是否是国家主义就没有的关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自身写的就是《nation的起源》。在它出版十年之后,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本书写的是别的主题。这是原先考虑日本的现代文学时,我认为能与明治时代的言文一致和风景的启发匹敌的是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不如这么说吧,我脑子里时常想的是明治时期的事件不过是在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上的加重了一层。因此在《重新思考》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就是《日本精神分析》了。但是,从那时至今也已经过去十年了,回头重读这本书,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想。这次,我托岩波书店出版《定本》,再次进行了思考的是:“起源”这一东西,一定与某一“终结”相伴。至少,如果没有某种终结的实感的话,就不会有“起源”这个想法了。实际上,这本书写于1970年代的后半期,正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出现的时候。那时我正在报纸上做文艺时评的工作。这些被收录在《反文学论》(沟谈社学术文库)一书中。因此,我经常思考的是,那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现代文学的终止”的开始。促使我写这本《起源》的正是因为它正在结束。现代文学的特性是“内部性”。我对这点的理解是在一个相反的角度上得到的,也就是那个时期,反对这种“内部性”的作品大量涌现。但是,如果当时是现代文学的终结的话,那么我认为从中有可能诞生某种全新的东西。我在想的是虽说是广义上的现代,但是一些排斥狭义上的现代内部性的形态,如文艺复兴之类的,很有可能复辟。我是从夏目漱石身上发现这种可能性的。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写的就是一种漱石论。但是,近几年,我渐渐不这么想了。所谓的从“现代文学的终结”中诞生某种新的事物,是没有的。终结就是终结。与其说是作者不在了,不如说是读者不在了。当然,有点空洞。“现代文学的终结”在日本是件极大的事儿,所以对此的思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却并不很想做。这是因为,在思考过去事情的时候,即使不是很直接,也会觉得这么做对于现在或者将来是有意义的。不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可能是在重复以前的工作了。可能有人因为是工作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却不行。如果做得话,今后的心情就可能会发生变化了。但是,目前不写。因此,关于岩波版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我已经决定不再重写,仅仅只加注注释而已。这样的思想内容与以前比起来,我的态度有了关键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变得像学者了。例如,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最近的体验是,我实际上从工作中得到了启发,但是为了隐瞒得到启发这件事情,我会搬出西洋的作品来。我很清楚这种手法。例如,我要是写《儿童的发现》的话,我的结构框架可能会参照菲力浦·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就是我说我在模仿他的原因。可是至今,我没有读过阿利斯。是因为生气才没有读过。虽然我觉得读比较好。这并不仅限于文学。我从哲学老师那儿听说,学者是这样一种人:我从关于笛卡尔会使康德德描写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在论文中我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而是找到一个和我的想法相近的外国人,并且引用之。他们想这么做比较好吧。我的书是用英语出版的,所以我认为引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外国比较方便。以日本人的身份在西方工作,模仿西方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只有以外国作为研究对象,结果仍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进行的事情吧。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令人遗憾地人们。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实,但是并没有成功。不知不觉地,我不用做详尽的调查也能凭借直觉得到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以前,我没有做过证实这些想法的工作。所以,现在想来,这是不行的。虽说如此,最近我还是戒了烟,调查的毅力和勇气都有了,所以现在我打算要一个一个调查并确定。这多少变得有点学者样了。柄谷行人的变化和八年关井:使柄谷先生的工作姿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中,禁烟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不戒烟的话,就无法在图书馆查资料了。令人惊讶的是,一边涉猎文献资料,一边产生了重要的想法。这不是可以轻易模仿的事情。没有比空洞无想法的学问更无聊的了,但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很难。依照大概的题目调查直到结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想法倒是其次的了。如果从事先驱性的工作的话,就会遭遇这样一个事实:抹杀了想法的独创性,创造出了自己的先驱者。这是因为连想法都没有就调查直到结束。依存于谁的想法,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想法虽然看上去相同但确实不同的。借鉴自日本先驱性工作的想法,却抹煞这点,参照外国的文献进行构思,这是认为这样的话地位比较高的缘故。发现了“起源”的话,就会精通于发现类似的事物。从柄谷先生的“儿童的发现”中得到的启发,却借鉴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种行为没有认清学问的根本,是沦落为黑市商人之辈的所为。因为原本柄谷先生的问题机制也与阿利斯的完全不同。在日本进行先驱性的工作困难的原因是:没有辨别这种先驱性的外部裁判员。从柄谷先生的工作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却隐瞒其工作的先驱性,这么做是很大的判断失误。这是算不上学问的基础的伦理问题。这样的认识措施在日本社会是没有的。但是,这种混账态度在岩波版《柄谷行人集》出版阶段,应该不得不变化。因为这部著作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叫做柄谷行人的日本人在海外的智慧斗争的纪录。这样的著作集能够成功出版,一定是在海外进行过积极的智慧斗争。否则时不可能的。我想这一定有什么契机。如果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们成为契机的事情么?柄谷:《国文学》曾在1989年10月发行过《柄谷行人特辑》。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对于我而言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个是,开始发行《批评空间》。去年终刊了,但还是要继续出版的。编辑是要和他人协作共同工作的,因此与此前的工作不一样。大概,不仅仅是编辑,自己的工作方面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比如,我编辑中上健次的全集,每年都召开专题讨论会。还有,我已经参加过四次日韩作家会议了。以前我很不擅长这样的事情,并且很讨厌,因此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个变化是从90年开始,我做为客座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定期授课。虽然之前我也去别的大学讲课,但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有了经常去海外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想起来大概是在1983年我从美国回国的时候,读到了吉本隆明对高桥源一郎的访谈中对我的嘲讽之言。因为他们的言辞很过分,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说:“没有什么必要说是为了好好的工作才到国外去,对方来的时候,估计是狠狠的拍马屁了,哇哈哈。”但是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如果自己不出去的话,对方就不回来。即使来的话,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动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的。禅呀,东方哲学的联系的评价之类的。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设定在国际范围。用英语或是数学的语言发表的。我们在根本上也应以同样的态度工作。进一步来说,人在外国,与在日本念书时不同的。例如,我在海外的时候,强烈的感到了那儿的真实感。如果回到日本的话,日本的真实感很强。为什么呢,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一方强烈的话,另一方就变弱。比如,最近半年都在日本,仅仅这样,就觉得国外的事情像梦像谎话。如果再呆久一些的话,就会变成要员的往事了。但要是去美国的话,一定会有种深深后悔愧疚的感觉:“啊,在日本浪费的好多时间啊,没有在外做有用的工作,就等同于不存在。就是这样翻翻覆覆。因此,定期的有义务的去外国,这样的状态对我而言很好。因为事先约好的,即使感到厌烦了也必须去。其实,移动对于我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很想撒手不干,静静的安定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90年代以后的生活方式对我自己而言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生活方式。关井:我想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标志是《跨越性批判》,但是它的开始我并不认为是90年。88年出版《季刊思潮》,然后就是《批评空间》,所以我认为是80年代末期。但这是错觉啊。去美国教学这事儿,也是从80年开始就在耶鲁大学授课,也是90年代之前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柄谷:我确实是1983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了。但那时以研究员的身份。定期授课是从90年开始的。那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1月,海湾战争开始了。我是为了召开反对中上健次和田中康夫的反对集会,然后就开始了《评论空间》。从此,十多年,每年出席四次杂志的座谈会,而且,每年我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国外,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同时,我还在连载《探究二》。因此,与此前相比较,我变得非常的实践化。还发起了NAM运动。上次的《国文学》的特辑名叫做《柄谷行人  斗争着的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是预测未来的评价吧,这之前没有做什么“斗争”之类的吧。(笑)关井:这次特辑的题目象征的是,与日本的言论空间作斗争的柄谷先生的评论的言语。如果将现在所说的斗争付诸实践的话,那么说当时还没开始“斗争”,是确实如此的。与现实开始斗争是在包括了表明反战态度的九十年代,借助《评论空间》的活动,发起NAM的活动。而展开这一理念的是《跨越性批判》。预示这种斗争着的评论的方向的是89年的《国文学》特辑,真是令人高兴。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的评论家,任何的斗争都没有做过。依存于外国的新出版书籍,或只是单纯的口头斗争,抵制现实。这与进入一个难以工作的时代也是有关的。社会要求向着个方向发展。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有将海外纳入市也范围的高质量的斗争方式。我认为《评论空间》这本杂志就具备。柄谷:《评论空间》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给年青人自由工作的机会。另一个是介绍外国的工作。这多亏了共同编辑者浅草彰,我认为水平很高。不仅仅是单纯的介绍外国的工作。对于介绍的人,我们都有很好的私交,而且他们也是一样,即使没有读过,也十分了解《Critical Space》。在读的懂日语的人之中有这样的人。例如,今年春天在UCLA时,我听说那儿的一位意大利日本学教授(美术)向别的美国人解释《评论空间》。据说他每期必读,通过《评论空间》了解美国和欧洲有什么重要的事。不是为了研究日本。而且他说这本杂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大概就是那么说的。今后要超越《评论空间》估计很难了吧。关井:确实是这样啊。包括人才、工作人员在内的,像《评论空间》那么高水平的杂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编辑被日本之外的人普遍阅读的杂志,现在已经是非常不成熟了哟。1930年代,北园克谓曾发行过名叫《L’ESRITNOUVEAU》的国际性诗刊,并在法国发行,但它对了解欧洲并没有帮助。去年有一本从表面上模仿《评论空间》的做法的杂志出版。《评论空间》制作的水品,要是做不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就做不出来。如今必须考虑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明确。平民主义横行,盘腿坐在大众的欲望之上,在这样的现状中,通过杂志这一媒介,营造接受智慧上的刺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难了。从“评论”到“批判”的转变柄谷:89年的《国文学》特辑以《斗争着的评论》为题,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评论这个词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评论”,我认为它本身的意思渐渐得在变化着。一般而言,就是文艺评论。89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同时,也包含着康德式的批判的意义。以前,我曾在《国文学》写过散文,曾把康德的“批判”一词译为日语中的“评论”。大正时代,西田几多郎曾写过《康德的评论哲学》。在此基础上,我就以“评论=批判”的两重含义来思考。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好好的阅读过康德的作品。进入90年代之后,我认真地研读了康德。92年时开始了《探究三》的连载。这之后就是《跨越性批判》的康德论了。那时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但是,开始研究康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文学评论的念头了。一个是,现代思想之类的东西十分流行。但本质上就是评论,甚至我想说还是文学评论。还有就是,我想说虽然可以说文学的地位正在下降,但文学评论仍具有重大意义。在美国叫做理论,虽然我自己也属于理论家,但我觉得只要单纯的“评论”就好了。因为在我的理论中,文学是有基础的。但实质上,就时机而言里文学还很遥远。关井:夏目漱石把刚刚说的理论译为哲理,现在虽然翻译成理论,但据说理论这一概念是代替哲学的概念。我关注这一概念,想要指出的的是,理查德・罗迪在《哲学的脱构筑》中提到的“理论”是伴随着哲学的衰亡,始于19世纪的“新混杂流派的著述法”,这种著述法指的是跨领域给各个领域带来影响的著述。柄谷先生的工作以及对漱石、安吾的关心而引发兴趣,这个概念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智慧”这一词汇所象征的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一种现状,即用各式的方法使各式的饱含过时的理论,没有限定形式,失去普遍性的意志。反映在表示这样的哲学的复兴的事物上。例如,柄谷先生的《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以及《作为隐喻的建筑》、《探究》等的工作,当然都能看到当时在实践理论。事实上,《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超越了文学,给了包括建筑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人们带来了影响。文艺评论像这样跨领域,给众多领域带去重大影响的先例是没有的。小林秀雄写的《近代绘画》也并没有在现代绘画界带来巨大影响。这是因为小林秀雄不过是个鉴赏家。但是《跨越性批判》一书,与其说是理论,我认为说是哲学更准确。这个特辑被命名为《柄谷行人的哲学、跨越性批判》,就是这个原因。柄谷:刚刚说的“理论”是用美国的文脉区分的。说哲学的话,分析哲学的意义很强。与此相对的,法国派的哲学文学性很强。但是这同狭义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因此,不是狭义的哲学也不是狭义的文学评论,这样的工作才能被叫做理论吧。但是,在日本把其成为评论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将法国怕的哲学,传统的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吸收过来了的缘故。罗迪以及德利塔都是专业的哲学家。他们将哲学用称为脱构造的形式,形容其接近文学。或者是文学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因此,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相反地,我倒是渐渐的开始从事哲学性质的工作。在此之前我也从事着哲学性的工作,但是自己真实的感到自己是在研究哲学,是开始了康德的研究之后。在那之前研究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克尔恺郭尔、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都是哲学的异端。在研究那样的异端的是后,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和研究文学是一样的。但是,开始研究康德之后,回归到了哲学的正统路线上,说起来我觉得就像是走在哲学史的王道上。当然,研究的内容和之前的一样,都是异端的。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我感到好像是从正面获胜,真正的在研究独创的东西。在海外我被称为哲学家,对此总觉得有些不协调,甚至到了我曾经抗议过的程度,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恩,既然人们这么叫叶挺好的。关井:日本实在是缺乏这种认识。柄谷先生开始运用“评论”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是在90年代之后。其标志是90年代之后“批判”意义的变化。从那时开始,将“批判”的意义有意识的与文艺评论的“批判”加以区分,不再作为文艺评论中的“评论”的意义来使用。将“批判=吟味”的意义作为“批判”的意义来使用。那时已经是开始有关康德的研究的时候了。这么想的话,这就是柄谷先生的“着陆点”,有点像出发点。犹如引导向早已约好的地方的一点。柄谷:大家可能是这么看的……(笑)。一直在暗中摸索,进入90年代之后,终于写出了重新结合康德和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98年左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长久以来弄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明白了。比如,国家、NATION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三位一体的关系构造。之前,零散的事物,在被称为交换的基础形态上看来,可以明确地解释,不论怎么做,都是因为看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对他们进行扬弃。90年代的时候,关于NATION,我写了好几篇论文,现在我在从新的观点重写他们。在岩波版中,第四卷归纳了《NATION与美学》。而且,我还想把它变成我的第四本英文书。关井:那样的话,我想日本就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文脉的重要模范,这样的话,就超越了至今的日本研究的水平的,具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上的日本国家、历史、文化、经济的问题的展开。这样的认识,至今在日本是没有的。柄谷:此前将日本做为研究材料的话,这些从西方的标准看来都是被认为落后或是歪曲的,反过来,因为特别而将它们作为例外的事物来使用的。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像用于此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关井先生以前这么说过。据说读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的保加利亚人还有芬兰人说书里写的和在他们过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自己也听过希腊人那么说。韩国人和中国人就不必说了。听说墨西哥人也是的。说是在墨西哥有同这本书中出现的漱石类似的人物。但是,如前所述,怎么来看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或是怎么来看天皇制。以前,我觉得这是日本特有的事物。但是,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即使算得上少,也没有例外的例子。例如,在世界史上,有过拥有发达文明的世界帝国,他的周边,假设还有处于部族阶段的民族,他们接受文字,引入国家制度。但是,只在形式上是这样的话,以前的部落阶段存在的宗教及政治形态还是残留着。或者,他们在别的文脉中被使用。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岛国,这样的倾向就更强了吧。例如,例如,像印尼的各个岛屿民族那样,从部落阶段一下子进入到近代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样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日本的例子就起作用了。这样考虑的话,与其说日本的例子特殊,不如说在世界史各个阶段都有,这样考察的话,就有可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上进行。我想将来写,比如,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或是封建论争也很重要。对于同一个问题,沃拉斯汀与卡库卡乌德论争是中所周知的,在日本的论争,却是不知道。有的论争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很多的人全力参加,涉及到所有的领域。这并不是使用的“封建制”之类的马虎的概念,如果好好的考察的话,在世界范围内成果丰盛。不管怎么说,如果将日本作为素材的话,能写成很棒的作品。《跨越性批判》中,除了宇野弘藏之外,没有采用过一个日本的例子。下一本书《NATION与美学》中,主要是以日本作为题材的。但是,以日本作为题材时,那可是非常难写的啊。在以日本作为题材时,日本人认为外国人不会去读这些东西。而且,当意识到是给外国人读时,反而会与平时不同,写出一些偏题的,或是比较奇怪的文章。如果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就需要一定的技术,也可以说是如同呼吸般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在外国慢慢地掌握了。在这种意义上,我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了。关井:即使有机会,这种经验也不是能够轻易积累的。如果能轻易积累这种经验,那么人人都可以写了。如果没有与固有的东西所相符的底蕴,那可是想体验也无法体验的。经验的丰富,是与精神面的丰富成比例的。缺乏这种观点,只会单纯地使自己符合眼前的情况。应该站在被观察的事物的方面,符合对方的情况来处理事物。本身有疑问的人,仅仅符合对方的要求,是无法积累这种经验的。这是我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时体会到的。研究的狭隘化与日本的现状柄谷:我第一次去耶鲁大学,是在一九七五年。那时,德利达(音译)和德曼(音译)等人,谁也不知道。但是,八零年左右,他们就已经出名了。从那时起,简达(音译)研究,以及某某主义、文化某某开始流行起来了。现在,当时的风潮已经渐渐消退了。那时,美国的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会选择当时正流行的主题,我对于这种现象一直抱着疑问。因为写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之时,或许已无人问津了。所以,我想说“停手吧!”,却说不出口。反之,也不能说“你在干什么呢?”在日本,人们还继续追逐着这种流行。因为连博士学位这种制度都导入了日本,情况好像更加严重了。关井: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的学校制度是有责任的。因为学校敏感地、毫无防备地引进了流行于欧美的新事物。一篇文章,在欧美的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有学者获得了该文章的翻译权。因此,他们率先开始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再创作。当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十年后会有如何的事态在等待着自己,也没有把会发生的情况纳入自己的视野中。文化某某也好,某某主义也好,完全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是无法反省一下自身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此的呼声。如果是这样,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就解决问题了。但依然使人十分不安,不能阻止。这已经变成一种病了。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必须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重新审视普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人们还没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必要性。象征着日本这样情况的,是毫无内容的副文化。现在,日本的动画和漫画风靡世界。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日本除此之外已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而且,就连一星半点的知性也无法使人感觉到了。但是是,我认为,要说并非如此,就连出版界中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完成能让我们好好考虑自己现在处于何种状态中的机构。柄谷:说起当代文学和旧时知识人的文化的终结,这是随处可见的现象。在欧洲,动画和漫画也十分流行。当代文学已经基本没有人关心了。例如,有不少意大利人说自己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吉本芭娜娜(音译)的。我认为,这已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了。总之,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读的是“哈利波特”之类的书了。但是,我想,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我多次出席九十年代的日韩作家会议,所以才得出这种结论。几年前,我对村上龙作过访谈。那时,他刚从韩国回来,说:“前两天在韩国召开记者会时,有人问我,一星期前柄谷行人来过,他说日本文学已经死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被问及日本文学才如此回答的。在韩国,文学中蕴藏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我想,它应该是不会如同日本文学般轻而易举地死去的。但是,去年一个过去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的学生告诉我,现在一个在韩国当教授的人,得到了身为文艺批评家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那个人在得奖感言中说,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我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感到十分悲哀。因为文学的影响力已渐渐消失了,所以高兴不起来。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地位正在快速消亡。这是在最近两、三年内出现的现象。以前我曾经认为,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得知上述情况后,我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在日本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了。但是,我想即便如此,欧洲也好,韩国也好,不会变成和日本一样。就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说,在韩国,五万名工人举行了一个大集会,对警察投掷了八百个火焰瓶。发起这个集会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打零工者的待遇、反对向伊拉克派兵等,基本围绕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问题。在欧洲,虽然集会者不会向警察投掷火焰瓶,但这种集会是经常会举行的。美国今年也有很多反战集会和抗议YX。不过,在日本,却并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动画和漫画十分流行,就使人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如果说,这就是日本文化的话,那么,即使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日本化”也毫不为过。但是,事实上,整个世界并没有在“日本化”。在日本,知识面和伦理面的要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了。嘲笑这些的人,正在挥舞着他们的权势。副文化、漫画和动画真是出色的东西啊,这种话在过去就是反语讽刺。与此相符,也有一定的批评性。但是,现在日本已经没有反语讽刺了。有的只是夜郎自大的肯定。明确地说,日本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但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关井:从刚才的话中,我想,已经得出了关于柄谷先生自身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转向《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那就是决不回避困难的道路,紧盯目标,大步前行。不管现状是如何的悲惨,必须拥有斗争的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代日本所欠缺的是,不向充满危机的现实屈服的精神。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这种想法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但即便如此,我想,已经确实地展现给了读者。那就是,可以说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的发现,即是“起源”等于“终结”的发现。这就是在深层次上与转向《跨越性批判》相联系的。我想,以此来结束今天的访谈。(柄谷——近畿大学国际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客座教授。关井——近畿大学教授。)
  5. 李零:孔迹:大地上的《论语》
    人文 2011/03/06 | 阅读: 2292
    “丧家狗”的出典我已经写在这本书的正文里面了,我对它的一点发挥,就是上面这句“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我书题下面的话是夫子自嘲,不是骂孔子,我之所以笃定地、不愿放弃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一是夫子之道,二是它最深刻地概括了孔子悲剧性的一生。
  6. 李春光: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
    音乐 2010/04/17 | 阅读: 2291
    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颇有不满,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没有了下文。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记忆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400字稿纸十几页,当不少于4000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赵渢同志看(赵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想请他帮助核实一些材料。赵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必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那信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到中南海东门,把它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他本人)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这个批件大概送到了文化部。我的信送出一两天或两三天后,一个晚上,周巍峙(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的批示读给我听,并告诉我,已决定派吴祖强(时任音乐学院副院长)立即去上海见傅。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博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何需要帮助之事。傅说,黄宾虹送给他父亲(傅雷)许多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海关不准。周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傅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    以后,那封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把它摘要印了一期大字"内参"(《情况汇编》?)。不久,戈扬找我,说胡绩伟和韦君宜先后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把那信写成一篇文章,在《新观察》发表。戈很热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写得出这样一封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可是,耀邦批示末尾说,如果傅无"公开表示",不可宣传。这就难办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一期英文《中国建设》,里头有篇傅聪访问记,其中傅有一段话,大意说:"四人帮"倒台不久,我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我感到内疚......我把这篇报道的中文稿送给戈扬,说:这可以算是一个"公开的态度"了吧?我们把这份材料报送中宣部,附一封短信,请示可否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戈扬说:没有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发表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在信中说: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像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    我始终没有养成保存材料的好习惯。那封信的底稿、耀邦批示的追记稿(接到文化部秘书电话之后当即做了一个追记)、《新观察》文章和《中国建设》采访记,都早已找不到了。这里写的,全凭记忆,可能不尽准确--毕竟是整整20年前的故事了。时间过得多么快呀!真是可怕!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李春光    二○○一年 八月十五日晨     推荐者于光远的话  :    两年前,有一天李春光同志到我家来,说起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的情况。我在听了之后,认为应该设法公开发表。为此目的,我请他把情况写出来给我。他一回家就写。2001年8月15日晨写完,17日寄出。18日我收到后,不久,他又去美国了。    原先我对他说,我打算根据这个材料,自己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的。所以在材料前李春光同志写了"光远同志参考"六字。可是看过之后,我觉得还是就用他本人所写的文字为好。我觉得他对事实写得具体真实,并且从他叙述的傅聪回国演奏一事前前后后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同志的为人,看出他处理问题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看出他处理事务的精神和方法。    请读者们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中,李春光同志所叙述的赵渢看了他写的那封不少于四千字的给胡耀邦的长信之后,劝他"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时,李春光回答说"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史料价值。因此我向《炎黄春秋》编辑部推荐,希望全文刊登。                                                           2003年9月4日星期四  
  7. 王炎:伊斯坦布尔一日
    人文 历史 2011/11/11 | 阅读: 2291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8. 左煜烇:东方学想象下的中国环境问题--以《一江黑水》为例
    书评 环保 2012/02/08 | 阅读: 2291
    《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 书评: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
  9. 阎鸿中:职分与制度——钱宾四与中国政治史研究
    政治 2009/09/24 | 阅读: 2291
    在近代中國學界,將中國傳統政治視為專制制度,無疑是主流意見,即使在文化保守主義者中也不例外。錢穆(1895~1990)反對此種看法,並且對政治制度研究的範圍、方法和意義提出獨特見解。
  10. 周书迦:《法苑谈丛》三则
    宗教 艺术 2009/12/08 | 阅读: 2290
    佛画,大藏经,汉族僧服
  11. 姚勇:新中国开发新疆的特殊道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历史 2009/07/10 | 阅读: 2289
    新疆地区的屯田始于汉代,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曾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为更好地发展经济,保卫边疆,党中央决定于1954年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表于《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3期)
  12. 盛燕 、赵旭东: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
    社会 宗教 2009/01/24 | 阅读: 2288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的在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2007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角度来分析龙祖殿修建前后政府、会头和学者的关系。也正是因为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13. 朱苏力:死刑存废问题
    法律 2011/08/02 | 阅读: 2288
    法学界有些人完全不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要以废除死刑为理由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存留养亲的角度考虑,有些"该死"的情况下,法律上可以不杀。当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条件,在几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杀的。法官要去辨别民意、尊重民意,去重新塑造民意,而不要很轻易地把网络民意当成民意,网络民意往往是极端的民意挟持了真正的、广大的民意。
  14. 应星: “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法律 戏剧 2010/11/12 | 阅读: 2287
    传统中国人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或不敢去撕破脸面、直面冲突吗?忍耐和掩饰矛盾真的是传统中国人之间惯常的相处之道吗?
  15. 王曾瑜: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外行和硬伤
    历史 2010/12/06 | 阅读: 2285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中华古史学无疑是专业性最强、基本训练费时费力,而要求最高的学科。如果从入大学到博士毕业的大约九年间,最优秀的学生的水平,大致也只能说是刚登堂入室,而根本无法做到精熟和研究的得心应手。对于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和外行,其实一般只消一次简单的谈话,谈点最简单的问题,便知分晓,常说的就是细微处见功力。有年轻的文学家,而决不可能有年轻的史学家。没有各种各样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什么聪明,什么灵感,就全无用武之地。记得我在大学时,写一篇有关《资治通鉴》的文章,自我感觉良好,进呈邓广铭师,满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那知邓先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特别是说某处古文标点错误。我说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坦白地说,当时我感觉愉快,决不是事实。但在五十年後,回忆此事,内心确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古文无标点,今人加以标点,同一段文字,甲与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後标点不同,但都无误。邓先生对我的批评,自然是标点确有错误,史界或称为硬伤。邓师的批评我几乎忘却,但他批评後造成我谨畏的治史心态,保留至今。现在常说什么监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确是如临深渊,如覆薄冰,深怕自己的作品出硬伤,闹笑话,取讥于前辈,似乎前辈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如今有人批评,特别是指出我的硬伤、错字、错误标点之类,真有一种求之不得的欢迎和感谢。其实,写史学作品,犹如进入地雷阵,稍一不慎,就必定会留下挂彩的硬伤,而无法抹掉。有一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电视片,其中解说词竟出现如果商军埋伏在山上,一声炮响,杀下山来,周军就会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药的发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种笑话竟发生在严肃的科学片中,这当然是硬伤。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编导者无疑是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剧中胡编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是硬伤。我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满城汉墓,讲解员讲得不错,但她说,汉人看中了这一带类似太师椅的地形,又是硬伤。因为汉代是席地而座,根本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师椅。我个人汉史知识相当浅簿,但目前的博士生,是否都能挑出此类硬伤呢?以上说是外行者出硬伤,而如前所述,即使是内行,稍一不慎,也会出硬伤。如《宋会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时的记载:“诸州知州、总管、钤辖、都监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此段文字,我本人审阅过约七八遍,都没有看出破绽。最近方才看出。原来在宋仁宗时,并无总管的官衔。後宋英宗时,为避宋英宗赵曙的御讳,才将原来的部署改称总管,而《宋会要》所载,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应改为“诸州知州、〔部署〕……”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几十万字一部书,出一条硬伤,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见,任何作品,对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条硬伤就是了不起,必须严肃对待和更正。何况并非是新出茅庐者,这完全是不应发生的硬伤。又有人会认为,如此要求,太苛刻了吧。须知飞机和航天火箭每个部件都须精密,一个出问题,就会出大事故。史学当然不是精密科学,老师辈的“苛刻”对不对,至少我至今仍是非常铭感的,并且愿意效法他们,去要求下一代。此种“苛刻”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难道一个严肃的治史者,就不应当以生怕出硬伤的谨畏心态治史?如果没有此种“苛刻”,又何以造就新一代的史学大家和大师?但也有人不是此种心态,对“苛刻”心存反感,还认为我是搞专制,逆己者亡。甚至我提出,一条史料,既然正文已经写明其出处,何须重复出注,应当惜墨如金,不能增加完全多馀的篇幅,也拒不删除。我写文章,标题从不用什么“新论”之类,更不用说是所谓“透析”,“透析”者,登峰造极之谓也。有一篇所谓“透析”的文章,其实并未提供深中肯綮的新论和重要的新史料,仅粗略看来,就有一些不应有的硬伤。例如“邱”字,本为清朝避孔丘名讳的新造字,而文章中居然提前了几百年,就出现了“雍邱县”。对待治史的硬伤,关键还在于有错必认,知错必改。这本是常识,也真正是学者的面子,狡辨其实没有一点面子。对内行人而言,狡辨其实无非是愈辨愈糟。当然,因如今的世道,人们往往不愿意出来指责狡辩,于是狡辩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胜回朝。与其花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狡辨,还不如多搞点学问,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开。有的作品甚至浑身硬伤,根本无法狡辨,而作者却聪明地诿过于编辑,而又自诩治史者须德、才、学、识兼备。张政烺先生的博学是公认的,但据我所闻,他常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懂。这其实是正常的。学问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潜多深。张先生决不是对人故作谦虚,而是大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谦逊和质朴。我人到晚年,常说对个人的学问应坚持三道底线:一是青年时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调。二是承认与前辈优秀学者在学问上有不可弥补的差距。我有时说自己是半瓶醋,其实,在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面前,如果说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无疑是过高地抬举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强加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个人治辽宋金史约四十年,但自己应当老实承认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无知和少知的。这当然也是得益于张先生的身教。我向来认为,《资治通鉴》的文字在古代史书中最为流丽而晓畅,但张政烺先生却公开承认:“如《资治通鉴》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确切弄懂。”[①]自此以後,我怎么敢说自己能全部读懂《资治通鉴》。自己更读不懂《宋史》,且不说如其《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宋史》卷194《兵志》所载“三人衙官例”、“诸军七人例”等,就二十馀年读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宋史》卷119《礼志》有“班行”一词,此词在宋时使用非常普遍,但并无宋人的解释传世。虽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宋史官制辞典》都有专门词条,作了解释,我感觉不满意,但也在二十馀年间,未得其解,最近也忽有所悟,作了自以为是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也不能保证必定正确。在此可对比一下邓广铭师和漆侠大学长的学问。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宋学,即宋代儒学,是宋史研究中最难啃的一大块硬骨头。邓先生论宋学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学力对宋学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顾不上来。漆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的信仰,下功夫很深,这当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经着手深入研究宋学,可惜因医疗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对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对宋学,只能望洋兴叹。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观的学问差距。任何人的学问总有弱项和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应当经常从别人那里,对照自己学问的缺陷和不足。我断续数年,写一篇“宋元时的淮南经济”,最近看到师兄许怀林先生的大作——《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就马上给自己文章的标题加了“述略”两字。因为许先生的大作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和文物资料,并进行实地调查;而我已无可能进行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只是查了文献史料,也很难说是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故不加“述略”两字是不行的。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小至史学界,却刮着一股愈来愈炽烈的吹牛风,报刊上经常登载不少介绍学术成就的吹牛文字,内行的知情人当然知道,完全是虚美,将一个个小橡皮袋,吹成一个个大气球,并且一个强似一个。另有一些没有入门者,却因无知或浅薄而狂妄自大,其实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类低俗字眼的虚假广告。一次电话中,王春瑜与我感叹目今的吹牛风,我开玩笑说:“比来比去,还是你和我的学问最差。”他也发出了笑声。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仅要肚里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说不足,请别人说不足,不仅可背地说不足,也应公开说不足。只有大家说不足,方能营造一种真正良好的学术环境,一种真正能够遏制吹牛风的环境。根据个人很有限的接触,外行对待中华古史的专门知识,也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次接到来自绍兴的电话,说他们设计东汉哲人王充像,本拟王充坐椅,在几案上写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才知道当时是席地而坐,须另外设计方案,故征求我的意见。这算是尊重知识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我不懂西夏文,对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识,但最初还不知影视作品一类的内幕,看了西夏的电视剧硬伤颇多,就打电话向朋友白滨先生提意见。白滨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这类顾问,全是给编导们当摆设,根本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後来自己也遇到类似情形。一次参加拍岳飞的电视片,我还非常认真,看後特别给编导写信,指出其中不少错误,如有人在电视片中说,岳飞是百战百胜,并无此事,他在淮东还是打了败仗。结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飞的电视片,我特别指出,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还有“还我河山”的题字,全是伪托,张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证。我还专门带编导去图书馆,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让他们使用摄像机拍了岳飞的真实墨迹。不料电视片放映时,还是播放了“还我河山”的题字,并说是岳飞年轻时所写。其中也有我谈话的录像,岂不等于我承认“还我河山”的题字是真迹?真令人啼笑皆非。2003年,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为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出一本书,请我当顾问。他简单说了此书的内容,准备影印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我当即回答,这份墨迹是後人伪托,如果一定要编入,我就无法当顾问。此後我得到《壮怀激烈》书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书上排列了一大批顾问,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国、季羡林、岳岐峰、刘兰芳、冯其庸、毛岸青、邵华、史式、陶思亮、贺捷生、龚延明”。这就是目前标准的顾问商业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对岳飞有所研究者,只有龚延明先生一人。人们难道不能说一句,对岳飞事迹根本没有研究,又当什么顾问?目前此类事情实在太多,其实,学者滥当顾问,正是不自重的表现。如空头主编、顾问之类,外行以为荣者,内行当以为耻。在《学林春秋》初编,我又拜读了季羡林先生《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季羡林先生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又对他人的治学有何教益?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我真为季羡林先生晚年的不少作品,包括这篇文章可惜,它们的特点恰好是倒过来,扬短避长。後来听治元史的杨讷先生转述,季羡林先生曾说,《四库全书》好呀,他是经常用的。于是在场的几个治史者都不免发笑。如若确有此语,就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中华古史基本上没有入门,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四库全书》的文字经清人任意篡改,不好,只是在没有其他好版本的情况下,方才使用”,这才是内行话。依季羡林先生此种水平,又如何重写《中国通史》?应当申明,我决不否认季羡林先生是印度学的权威,但随便夸大其学问,其实对他本人以及对学术界,都是有害无益。目前的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确是一池浑水,其中也确有若干前辈学者,居然带头败坏学风。我撰写此文,倒希望前辈那种“苛”以待人的精神,能代代相传。目前史学界缺乏者,正是互相吹捧,不能“苛”以待人。我当然也看到,有的研究生确是在刻苦地进行基本训练,连一个标点和一字错字也不放过,颇感欣慰。他们之中必定在未来产生超迈前人有史学大家和大师。当然,目前中华教科文界那种反而不尊重知识,反而严重缺乏严格的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又不知何时方能根本扭转,而重新造就让刮歪风邪气者无地自容的大环境。[①] 《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31页,中华书局,2004年。
  16. 蒲实:伊朗传统社会的灵魂:巴扎与清真寺
    宗教 社会 2012/11/08 | 阅读: 2285
    巴扎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浑然一体,是伊朗社会两大重要保守集团联姻的写照。清真寺常常在巴扎拥有地产,不少巴扎商人从清真寺租店铺
  17. 徐振伟、翟菁:19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的双层博弈分析
    历史 经济 2011/03/13 | 阅读: 2285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古有之,但粮食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常常超出贸易范畴,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也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粮食贸易开始于19世纪。当时的俄罗斯和北美还都是英国新兴工业城市的主要小麦供应者。工业革命直接造成英国农村人口的锐减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英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养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而导致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急剧发展。俄罗斯的农民和美洲的农民,将粮食装载进牛车和商船运往粮食紧缺的英国都市。逐渐全球化的市场成就了全球粮食贸易。在此之后,粮食贸易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年穿越国境、横渡海洋的粮食还很少超过3 000万吨,但到了1975年就已经达到了1.6万吨。  美苏两国也无法逃脱世界粮食贸易发展的大趋势。1970年代,两国处于短暂的缓和时期,贸 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因粮食在国民安全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两国贸易中处于最关键地位的仍是粮食贸易。因此,对于美苏两国之间粮食贸易的考察,为当时美苏之间双边关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视角。而关于1970年代的美苏粮食贸易,学者们多使用新闻纪实手法或是历史研究方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1970年代发生在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进行系统的整理,在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罗伯特·D·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事件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且对后来美苏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一 美苏粮食贸易的背景  基于供求理论,粮食贸易的发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前提——即美国有余粮可供出售,苏联有需求购买粮食,且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  对美国来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立国以来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世界大战的战火从未燃烧到美国的土地上)、先进的科技研发所带来的优良品种、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农业设备以及充满活力的市场制度,这些因素互相配合,最终成就了美国的农业奇迹。到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农业工人就可以供养50个人了[1]。粮食的生产过剩 并非是一件好事,最终粮食过剩酿成了美国持久的农业危机。危机对农场主打击巨大:一方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农业危机期间(1948~1972年),在农产品价格维持在1948年的低水平的同时,工业品价格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2]。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库存大幅度增加,粮食过剩使大量农场主在危机中破产。  一直以来,粮食都属于价格弹性小但在国民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商品,因此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来应对国内的农业危机:(1)限制农业生产,实行政府向农场补贴的土地休耕制;(2)政府以规定的“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并由国家银行发放低利信贷以保证农场主利润收入;(3)建立农产品的政府囤储;(4)主要由政府资助出口商向国外倾销及政府以援助名义扩大农产品的输出。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及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政府财政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逐渐放弃了由政府大量囤储农产品和规定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办法,改由依靠市场价格变动来调节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因此,美国的农业现实及相关政策使得美国不仅有余粮可卖,而且充满了向外销售余粮的冲动。  政策方面,美苏之间进行贸易的障碍也在日 渐打破。1954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480号公法,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推销剩余粮食的完美工具。480号公法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允许外国政府用从美国借来的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外国通过和粮食公司签订协议从而实现交易。因为冷战的需要,苏联一开始并不是480号公法的对象。1963年,肯尼迪总统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开启了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大门。但不幸的是,因为粮食贸易背后所带来的政治风波,两国间的贸易不久后重新归于沉寂。1971年6月,美苏粮食贸易间的障碍再次被跨越,尼克松总统迈开了允许和苏联进行大宗粮食贸易的步子,在取消了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船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  此时的苏联农业,在二战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苏联,生产效率还很低下,一个农业工人只能供养7个人[3]。这跟苏联长期以来的国家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关,僵化的制度束缚着农业的活力,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生产结构并不合理,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和科技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不仅耕地非常匮乏,而且60%以上的商品粮生产集中在东部干旱地区,旱、涝灾害一直是苏联粮食生产的最大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很大。饮食结构的变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造成了粮食构成的变化,肉食品的增加使苏联对于粮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巨大的供需缺口,再加上政治上的诉求[4],强化了苏联的购粮动机。国内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粮食饥荒,使苏联比其他国家更懂得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国内,它一面高唱“缓和”,一面扩军备战,增加战备粮食囤储是苏联增加进口粮食的原因之一。对外,苏联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粮食方面的对外援助一直以来都是苏联沉重的负担。此外,苏联还企图通过向美国买粮以达到同美国“缓和”关系,借以麻痹美国的目的,从而便于从美国输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并争取美国的贸易和信贷优惠,以全面推动美苏经贸关系。  70年代初,苏联在粮食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1971年,苏联保证向东欧、古巴、朝鲜、北越和埃及提供8百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为此苏联政府感到左右为难:要么履行自己对那些国家的际诺,要么执行旨在改善苏联人民粮食供应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纲领。粮食供需的巨大缺口不仅变成苏联对外扩张的障碍,而且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国内的混乱。人民要求达到与工业和军力发展相称的生活水平使苏联领导人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此,粮食进口成为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一条可行之路。二 1972、1973年——第一个粮食贸易高潮     1972年,世界许多国家遭遇旱灾,而苏联所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年7月,除了在赫鲁晓夫指导下1953年开垦的处女地——亚洲的哈萨克草原以外,苏联的农场普遍缺雨,旱风劲吹,把农田变成了沙丘,小麦奄奄一息[5]。面临这种局面,苏联派出“全苏粮谷出口公司”作为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的各大粮食公司进行交涉。据初步估计,“大陆”至少卖了550万吨,“达孚”225万吨,“卡吉尔”200万吨,“库克”90万吨,“合义”60万吨,“加纳克”55万吨。这些数据是缩减了的,但总计已经达到了1 170万吨,约4.3亿蒲式耳[6]。1972年上半年,美国的小麦库存量约为2350万吨,而一年多后,库存量就急速下降到低于700万吨。  1972年的购粮风波刚过,1973年年初,苏联开始进一步在美国采购粮食。1973年的春秋两季,“全苏粮谷出口公司”再次起到“进口粮谷”急先锋的作用。其他一些长期以来出口小麦的国 家,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还处于干旱的袭击之下,不得不谢绝他们的主顾。于是,苏联将眼睛盯住北美,把它看成是大规模谷物供应的唯一来源。  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农业部和粮食公司里,主张扩大市场的人就期待着这样的局势:所有的小麦价格很快超过了支持价格,市场最终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同时国际市场饱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争相购买美国的粮食。  但是购粮高潮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调控,对部分商品实行禁运。虽然短时期内物价的上涨被遏制,但很快还是超越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随着粮食贸易的日益增加,在国内市场波动的巨大压力之下,国会要求农业部拿出反映粮食贸易的资料。这时候,福特政府在这种粮食供应不足的形势下,于1974年10月,加强了管理制度,要求一日之内超过5万吨或一周之内超过10万吨的粮食贸易,美国公司都必须事先申报。三 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及对美国的影响  1975年的粮食贸易是继1972~1973年美苏粮食贸易后的第二个高潮。而早有迹象表明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大规模的粮食收购。1974年夏季,美国派往苏联视察春小麦的小组,被拒绝深入该小麦生产的关键区域。1974~1975年冬季,苏联气候十分反常,一些地区根本没有下雪,冬小麦的收成势必会受此影响。1975年2月1日,苏联人又一次在瑞士大规模抛售黄金,正如1972年苏联利用南非的黄金销售量大大减少之机抛售硬通货向美国购买粮食一样。这一切都在预示着新一轮粮食贸易即将开始。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最初进展得非常顺利。1975年3月,在美国,粮食事先申请批准的制度被取消了[7]。1975年春季,美国农业部向美国公司声明,不足1 000万吨的交易不会受到政府方面的阻碍。而且苏联此次向美国购买粮食所采用的手段比1972年那一次更为隐蔽,更为精妙。苏联购买了几乎1 000万吨的粮食,并已租好了载运这些粮食的船只。  但7月24日,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以及苏联购粮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考虑,要求美国公司同意停止一切新的销售;8月11日,又下定决心,终止了包括先前美苏所达成的一切粮食贸易。苏联只得向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增购粮食并被迫在国内大量宰杀牲畜。在美国的粮食禁运开始不久,美苏两国开始谈判。9月29日的谈判中,苏联人要求定出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最低数量,美国人则要定出最高数量。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让了。但是对于美国提出的石油方面的诉求[8],苏联则毫不相让。时间一天天过去,美苏两国在谈判桌上却毫无办法把小麦协议和石油方面的让步联系起来。在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将苏联购粮与苏联向美国出售廉价石油相挂钩的想法。1975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来到苏联。通过他的斡旋,两国最终达成粮食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每年购买美国粮食不少于600万吨,但不超过800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半,在此限额内不受禁运的影响;如果任何一方想扩大贸易额,必须事先与对方协商[9]。两国间完全中断的粮食贸易重新恢复并稳定下来,而石油问题则不再被提起。  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输出大量的谷物确实有助于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平衡国际收支和加强美元地位等。尤其是美苏粮食贸易关系的增强,带动了两国贸易、信贷关系的全面发展,对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1971~1975年间,美国的粮食出口为美国增加了136亿美元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石油价格上涨的费用。  但是,粮食贸易对于美国来说是利弊共存,1973年之后,粮食的价格上涨,饲料上涨,导致肉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花同样的钱所能买到的食品越来越少,家庭主妇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首当 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贫苦人家和获得固定收入的人。粮食利益驱动下的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又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农产品价格暴涨的诱惑下,人们推土拔树,开荒造田,大面积种植世人所需要的作物。环保专家揭露说,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四处扩散使得鱼类和沿海河流的天然平衡受到了危害,因为那些毒物必然会随着雨水排入河道[10]。  作为协调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粮食贸易的监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联邦粮食检察署,来负责监督粮食出口。与此同时,五大粮食公司都在后来的时间里,因为贪污或是虚假账目的问题,受到一定的冲击,美国 政府对于跨国粮食公司的控制力增强。但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阻止苏联人继续秘密地和跨国粮食公司进行交易,大量购买小麦。美国政府对这些交易的唯一控制,就靠1975年美苏协议的条款,其中规定:当苏联人的购粮超过800万吨时,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至于粮食公司,它们一如既往地秘密活动,虽然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它们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四 双层博弈分析  198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提出了双层博弈理论,从而将对外决策过程中,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把国际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层次或称国际层次的谈判阶段以及第二层次或称国内层次的批准阶段。第一层次形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二层次的批准才能真正实施,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时间顺序又不是绝对的。在多回合的国际谈判中,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层次并行的。“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建构这些集团间的联盟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一国领导人力图使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地满足国内压力,同时也使不利的外交发展结果最小化。”[11]双层博弈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的这些理论对于解释1970年代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  (一)国内层次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粮食贸易同石油挂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最终既能销售掉粮食又能得到石油利益上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同石油挂钩还是影响了粮食贸易。首先,向苏联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就需要一定的粮食禁运为前提,在粮食禁运期间粮食销售同石油利益之间就是一对矛盾。其次,以粮食换取石油存在风险,谈判失败之后,很可能带来粮食贸易的终止。再次,即使双方谈判顺利,为了石油利益,美国必然会让渡一部分粮食利益,从而给粮食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这一对利益矛盾基础上,在国内层次方面,美国各种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美国政府的观点可以由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来代表。福特总统的选区,同其他地区相比,多为农业区,因此福特在成为总统之后,非常重视来自农民和农场主的意见与建议[12]。1975年的上半年,福特总统面临着选举期,而其选举中较占优势的地区中,农民占多数。此时同苏联之间的贸易不啻为上帝的福音。其国务卿基辛格也因为一直以来持美苏缓和的观点,所以也常为粮食贸易辩护。他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尽可能多的 经济关系,进而使苏联领导人发现继续同美国对话和交往的长远利益。  但是,他们的想法会随时局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动而变动。1975年7月下旬,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数额不断增大,最终超出了1972年苏联购粮数的总和,这使得福特和基辛格都分外警醒。加之1975年的美国处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压力之下。在中东,美苏之间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争取埃及-以色列停战协定的签订,打乱苏联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如果苏联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需要粮食,它最后就会同意以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石油。而这同 时就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同时坚信,与苏联在粮食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就越有可能得到苏联在石油问题上的让步。  福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在市场上必须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苏联人,农民应该得到大量收入,海运公司应该得到合理的运输份额,还必须利用苏联对其依赖性来得到其他间接的好处。在福特等人看来,粮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不能放弃给交易机构或贸易公司的。因此,以福特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主张粮食贸易同石油利益挂钩。并且,他们倾向于将粮食置于政府的主导之下。  出于部门利益考虑,美国农业部的政策一直以来都保持连贯与统一。它主要是对农民负责,只要赢得美国农民的感激,就可以赢得选票。作为美国时任农业部长的巴兹,他的政治哲学是供求规律可以使市场自然平衡,并认为,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农产品支持价应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防止农民的生产超出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应该尽量促进出口。巴兹既不为美国消费者操心,也不为外国着想,他只希望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得更贵些。1972年苏联的大规模采购同农业部的这种立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巴兹所领导的农业部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并不好。1974年,财政部和白宫贸易处的代表,终止了两笔卖粮给苏联的大交易。基于1972年的前车之鉴,在1975年召开的多次美苏粮食贸易会议,都没有邀请巴兹参加。然而,在粮食贸易问题上,农业部同其他部门的不合,并没有改变农业部以及巴兹的立场和看法。  而作为美苏粮食贸易的直接实施者,粮食公司在美苏之间的谈判中,立场也是明显的。此时支配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粮食公司共有五家: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邦奇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其中卡吉尔和康迪南特被看成是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不在交易所挂牌的公 司,而邦奇则是世界第一流的公司之一[13]。意识形态方面,这五大公司都保持中立,依他们看,粮食和种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供求法则和顾客的支付能力。正因为他们中立,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带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点上,他们同美国政府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总是在追逐着利益的最大化,最为期待的是自由的粮食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粮食价格才能超过支持价格,最后市场才能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14]。另外这些大公司能够成功地藏身于阴暗之中,躲避在鲜为人知的远处;且属于跨国公司,经营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分配和加工。这 两点影响了政府对其的控制力。它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虽然美国政府可以限制它们在美国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可以充分地利用欧洲子公司来实施掩护,进行活动。以1972年的交易为例,粮食公司之间执行严格的保密政策,彼此之间并不知情,甚至在那段时间公司也显然欺骗了某些政府部门[15]。  另外,苏联也倾向于利用跨国公司进行交易。这可以在苏联政府和美国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苏联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购买粮食,就会引起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冒犯民众,因为广大公众尚不习惯于向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如此大额的 粮食,因而会向苏联提出除粮食之外的其他请求。但苏联如若交给粮食公司办理,则只是粮食数量和粮食价格的问题。  与美苏粮食贸易利益相关的美国农场主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选择中,更为关注的还是个人利益和现实利益。当美国政府尝试利用粮食禁运来与苏联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农场主们的愤怒成为在美苏谈判中,美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在美国的农业州里,爆发了不满情绪。参议员、国会代表和一切关心农业的人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结束这些谈判,并让粮食在苏联人还愿意买的时候,销售出去。农场主们的诉求是简单明确的,那就是要求出售粮食。  而美国消费组织和工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较为灵活和可变动的。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是反苏的,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苏联?他们为了取得军事优势,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军备,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弥补他们的失败,喂养他们的人民。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相对简单的,就是防止物价上升,创造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想要为美国海员创造就业机会和得到防止苏联购粮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保证[16]。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粮食贸易的控制,从而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二)国际层次  美国同苏联之间能进行谈判的基础就是苏联对美国粮食贸易的依赖。为了能够在谈判中处于优势,苏联在世界上四处搜集一切可能出售的多余粮食。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本国的粮食出口,但对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却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将其他国家的粮食卖给苏联人。福特政府强令停止销售,不是出于公开的政治原因,而是担心粮食方面新的通货膨胀压力。粮食公司继续为苏联人到处购粮,它们替苏联人向欧洲共同体市场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后来又买了75万吨,接着它们又向加拿大购买了5万吨燕麦。  因此,美国不仅在石油贸易上处于劣势,而且美国在粮食贸易上也没有占到上风。国内的粮食过剩决定了美国不能超然事外,最终还需要苏联的购买,所以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先谈到了二战期间美苏的联盟,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懂得,在新的缓和时代里相互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感到“卡住了脖子”。这一席话是很清楚的:“苏联在农业方面受到了灾难,他们可用,也可不用美国的粮食来对付这样的灾难。苏联人曾经历过饥饿,也见过自己的城市被围困。如果美国人认为苏联人会为了几船粮食 而出卖自己的政治原则,出卖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支持,那他们应该重新去读一下历史”[17]。  (三)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将国内层次的“获胜集合”定义为“投票中所有可能获胜(即获得多数票)的国际层次协议的集合”[18],也就是指国内选民对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在国际谈判理论中用“议价空间”表达同一概念)。  虽然,谈判代表国内预计的“获胜集合”越大,他在国际层次的行动就越容易受制于对手,而国内“获胜集合”较小则成为一种议价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国际层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最强有力的就是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冲突。因此,美国政府总是试图将跨国公司收进自己的“获胜集合”之中。跨国公司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富于效率,超脱于民族主义之上,是沟通不同意识形态的桥梁。但没有政府的干预,国家的利益就会有受到忽视的危险。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左右它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反对国家利益,但它们的目的与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吻,这也就使得美国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调,成为1970年代美苏之间粮食贸易进行过程,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国际层次上的议价,也会影响国内的获胜集合。以1975年为例,正是因为苏联人在石油问题上毫不妥协,导致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一致意见又发生了分歧。而苏联也正是因为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而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人通过跨国公司拉拢了五大粮食公司,刺激了美国的农场主,就这样通过分化瓦解美国的内部力量,从而获得胜利。  因此,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并不能相互割裂,它们在彼此影响之下,形成有机互动。只有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占有优势,才能在最终的谈判中获胜。余 论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并不单单是一场粮食贸易,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的较量。在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战略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永恒不变的只有国家利益。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并不相同。能不能获取国家利益,就需要在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这种力量对比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家实力,也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上力量的变化,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变化。  美苏之间1970年代的粮食贸易是建立在美苏均势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美苏之间的贸易形势也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相对较为平等的粮食贸易到80年代之后,势必无法维持。1980年代,美苏的经济关系越来越有利于美国,越来越不利于苏联。苏联鉴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经济日趋陷于停滞,单方面越来越有求于美国,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时19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失去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双重权衡之下,美国向苏联提出一系列诉求,涉及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诸如核武器、人权、德国、东欧问题。虽然这时美国农场主仍反对人权与贸易挂钩,主张积极拓展对苏贸易, 但美国政府在此方面更倾向于国内的鹰派,主张贸易与人权挂钩,来迫使苏联让步。而戈尔巴乔夫为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开始主动与美国合作,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一系列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苏联在与美国冷战的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2]据徐更生的《美国农业》一书显示,此期间工业品生产价格上涨了53.3%,其中农业机械价格上涨了105%,从而使农场的生产费用大幅增长。参见徐更生《美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3]James Trager,Amber Waves of Grain, New York:Ar-thur Fields Books, Inc.,1973, p.80.  [4]稳定国内、国外的政治,都需要苏联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  [5]James Trager, Amber Waves of Grain, p.43.  [6]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第54页。  [7]丹·摩根:《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8]面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以及对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美国试图通过粮食贸易获得苏联廉价的石油,而苏联仅仅只想从美国购粮,反对将二者挂钩。  [9]W.Klatt,Reflections on the1975Soviet Harvest, Soviet Studies , Vol.28, No.4 (Oct.,1976), p.487.  [10]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2页。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No·3(Summer 1988), p.434  [12]Thomas M.Defrank,Write it when I’m gone:Remarkable off-the-record Conversations with Gerald R.Ford, New York:G.P.Putnam’s Sons, Inc., 2007, p.55.  [13]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4页。  [14]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一书中,将这种隐秘的倾向解释为,害怕人民在缺粮和饥荒的时候会把他们看做苦难的根源,从而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迫害,最终毁坏其事业。  [15]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进行粮食期货贸易的公司都应该把交易情况告知农业部的管理部门。后来,康迪南特公司、邦奇、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的分公司也都受到了指控。  [16]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86页。  [17]同上,第201页。  [18]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Robert Putnam,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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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孙力舟:利比亚战争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政治 2011/10/03 | 阅读: 2283
    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反对派发难以来,利比亚内战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北约的直接军事干涉也达6个月。利比亚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官员9月8日称,内战和北约的轰炸已经造成约3万利比亚人死亡,超过5万人受伤,截止5月已经有超过70万人外逃。对于这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中国再次置身事外,在两次关键性的联合国决议中投了一次赞成票一次弃权票,在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又成为安理会五强中最后一个承认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的国家。 但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事不关己"。那么,根据半年多来应对利比亚内战的经验教训,中国外交可能做出何种调整?这要先从对利比亚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和对国际形势整体影响的研判谈起。 利比亚乱局仍将持续 虽然反对派武装已经于8月21日攻占了首都的黎波里,但直到9月中旬,前政府军仍坚守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和撒哈拉沙漠中的萨卜哈(Sabha)等中小城市,卡扎菲仍然下落不明。鉴于忠于卡扎菲的部队并未完全被消灭,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官、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8月29日说,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还将持续约一个月,北约军事力量将会在利比亚继续存在。 此外,反对派内部又包括立场自由派、宗教运动、部族势力代表等立场各异的力量,利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之后,很可能将继续。7月28日反对派武装部队最高首领尤尼斯被刺杀后不久,代表过渡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中国社科院的中东问题专家殷罡表示,这表明在攻陷的黎波里时,反对派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卡扎菲倒台后,反对派内部会生成很多派别,还要争夺战利品,彼此之间的矛盾将异常激烈。 此外,内战也激化了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种族冲突可能加剧。8月29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利比亚反对派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可能正在不加区分地屠杀黑人,将无辜的移民工人误认为是卡扎菲政府的雇佣军:"如果把所有黑人都当成雇佣军,那们利比亚有1/3的人口都成了雇佣军。反对派正在屠杀普通工人。"考虑到中世纪和近代阿拉伯人曾把大批黑人卖为奴隶的历史积怨,新政权在非洲被孤立。 由于反对派中不少人和卡扎菲政权早已结怨,在半年的鏖战中有重大伤亡(据CNN报道,截止8以上失踪月中旬,已经有3000多名反对派武装分子及其支持者战死,还有至少1000人失踪),反对派很可能对卡扎菲的支持者进行报复。反对派缺乏统一的指挥控制,增加了各派武装分别对仇敌进行血腥报复的可能性,这使得利比亚存在走上伊拉克老路的风险。在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英联军打垮之后,由于占领当局采取了清算前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官员和解散原政府军的错误政策,将原来生活体制内的数百万人逼上绝路,反美反政府的袭击很快如火如荼。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指出,利比亚战争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联合国的作用被明显削弱,权力被劫持,合法性与公信力下降了,8月26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联合国机构大楼发生的爆炸就与此相关。 此外利比亚事件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还包括:西方公司在各自政府支持下对利比亚石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美国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基地可能将得以落实;北非中东地区的剧变引发了西方对这一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西方希望通过控制利比亚重新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掌控;西方的经济困境在国内一时难以解决,此次行动可能对其有所补偿。 此外,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利比亚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也说明,尽管金砖五国正在集体崛起,它们对不少国际事务的看法与西方存在分歧,但是地缘上远离五国本土和主要利益区域的地方,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当有限。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也因实力有限和内部分歧,在西方的压力面前难以成事。   海外国家利益的风险管理与有效保卫 利比亚内战,对中国利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2011年2月到3月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内战初起之时,果断首次出兵非洲,成功撤出了全部3万侨民,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和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安危负责的精神。然而,利比亚内战也是中国"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遭到的最大危险。先是中国公司正在进行的石油开发和工程项目因内战而陷于停顿,接着是公司财产被哄抢,最后是利比亚反对派攻入首都后宣布将给予此前支持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特别的优惠,而且尚未提及卡扎菲时代与中国签署的合同是否全部继续有效,更没有说明能否给中国公司提供一定的赔偿.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崛起对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张曙光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如国际组织参与、外交代表、对外经济援助、国际军事与安全合作、国际贸易、直接投资、海外能源、国际航运、技术转让、国家形象、展现软实力的国际平台等。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风险的存在是难免的,我的不少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大胆,能够适应西方公司难以忍受的艰苦和危险的条件。海外公民与法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也随之凸显。但是,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局限性、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原则和不干涉内政的传统,使得中国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难以采用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方式。如果是美国的海外侨民和投资直接受到反政府武装的威胁,美军恐怕向该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甚至直接派兵参战了。此外,很少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资产,中国也难以像美国欧盟那样,以冻结其财产作为中国海外公民和投资风险的应对措施。因此,中国现阶段仍只能主要依靠未雨绸缪的方式,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海外利益风险。 单个企业的国际经验和研究力量总是有限的,中国需要在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研究的层面,研判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其中包括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国际关系、环境变化等多个方面。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高兴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才过于集中于美国和欧洲方面,而中国的海外利益中的很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相对缺乏熟悉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的法律、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人才,这对于中国在全球范围拓展和捍卫利益,是很大的制约。   急需对非整体战略 此次利比亚战争,中国在国际道义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都处于守势,一方面忙于应付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压力,另一方面努力保住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这也暴露出中国缺乏对非战略谋划的情况。 2011年8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应邀撰文谈中非关系时认为,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缺战略。他认为,目前中非关系在快速发展,但由于各种客观情况,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一种应付式的。其一应付自己。这体现在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从会议准备、策划项目、开会安排到各项举措的最后落实,所有这些事必须在三年内通过与非洲的合作完成。其结果是,所涉及的部门颇有疲于奔命之感。其二,应付别人。西方大国和一些对中国有敌意之流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寝食不安,不断攻击中国(如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或造谣惑众(如造谣说中国派出的劳工是囚犯),中国不断处于应付这些攻击和指责的过程,不断为自己解释和辩护。其三,成长的烦恼。中国的发展正在加速,与此相适应的中非关系发展较快,这一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中国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这也是一种积极应付。但丁早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本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太在意人家说什么,而应安心策划自己做什么,在对非关系上逐渐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与非洲各国早日形成一种成熟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双方关系的发展会顺利很多,双方也会轻松很多。   战略的制订和执行都需要人才,中国培养不仅熟练掌握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又有广泛的国际视野,还能熟悉非洲具体情况的非洲研究人员和对非外交人员,将是形成高水平的对非战略的关键。 对外政策共识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在利比亚内战中,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掌控,世界主要媒体充斥着独裁者卡扎菲血腥镇压本国人民的新闻,其中不乏捏造。据英国《独立报》6月24日的报道,即使是被认为是亲西方的国际组织大赦国际,也称"从一开始,大部分西方媒体就对事件做了一边倒的报道,把抗议运动描绘成完全和平的,还反复宣称利比亚政府的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不构成安全威胁的示威者开火"。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早已提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并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2008年西藏拉萨"三一四事件"和奥运火炬遇袭,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交锋,都可以看作是与中国领土主权直接相关的话语权争夺。清华大学学者徐进认为,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与者或中立弃权者。我们的有所作为通常局限于与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务(主要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其他事务上少有高调介入之时。 中国在年初利比亚问题的两个安理会决议中的一个赞成票和一个弃权票,也正延续了这样的传统。 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国际化,中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争夺国际话语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威信。从国内层面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基础在于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共识的凝聚。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对弱小国家发动了4次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中,中国国内舆论表现得最为分裂。对于反对派武装,有人誉为"义军",有人贬为"叛军"或"伪军"。对政府军的镇压,有人斥为"暴行",有人赞为"维稳"。对于北约干涉的目的和正义性,更是众说纷纭。对于中国政府的弃权票和较晚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做法,国内的争论也不小,认为中国失掉支持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立场者有之,认为中国"脚踏两只船"者有之。清华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也在大众传播工具"人人网"上发言,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利比亚禁飞区决议上,中国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收益可能都大于投弃权票。 这种另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和此次战争带有部分民众反抗家族统治式政府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双重性质的特殊性有关,又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的精英阶层的国际价值观多元化趋势及与其相伴的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展的进程密不可分。如何在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时代,引导和凝聚民众的对外政策共识,形成比较稳定的国际观念,将是长时期的艰巨任务。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置于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这出乎了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自己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又是中国外交的学习机会。在突发的"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战争面前,准备不足在所难免,庚富有经验、更熟悉该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曾表现的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关键是中国外交能够从每一次这样的变局中认真思考,总结经验,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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