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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赵刚:恐惧与混乱只有让人不得自由:评《自由人宣言》
    社会 2013/05/06 | 阅读: 2253
    《自由人宣言》并不是一篇自由主义宣言(即,只论普世价值不谈统独不谈认同);它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在统独与国家认同的原地打转,继续呢喃。这样的一种表里不一,使人恐惧。另一个重要的沈默不语是关于美国的。
  2. 王颋:“天魔”舞的传播及渊源
    宗教 戏剧 2006/11/17 | 阅读: 2253
    “天魔”舞蹈的内容,从“天魔”诱惑佛祖或菩萨未能得逞的佛教传说敷衍而来。元代的舞蹈“十六天魔”可能是元的亡国之君顺帝根据被禁的同题杂剧而改编成的艳舞,与西番僧所传的秘密宗纠缠在一起。大致说来虽然这个舞蹈中既有诱惑,也有道法,依照史料,顺帝的侧重在前者。“天魔舞”在明代被视为元代淫靡亡国之象征,但在民间改编后仍有上演,甚至传播很广,杨维桢诗句中也提到了天魔舞。这篇考据文章的作者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3. 叶君健: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历史 2013/06/02 | 阅读: 2252
    上述一些"国际纵队"的成员,都不是政治家,绝大多数没有党派关系,但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在前线牺牲了,有的终生残疾了,为的是什么?这对当今以"钱"、"权",以"潇洒走一回"为人生理想的人形动物,是无法理解的。
  4. 潘毅、许怡: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
    经济 2012/05/12 | 阅读: 2251
    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对这种体制和模式的运行逻辑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解读
  5. 王绍光:“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政治 2011/10/19 | 阅读: 2250
    一、蒋庆的"王道政治"在过去一些年里,蒋庆一直在大谈"政治儒学"、"王道政治"、"儒教宪政",其目的据说是为了处理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他看来,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或"政道"问题。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被某些人奉为楷模的西方,这个问题都解决得不好,甚至存在严重危机。中国的问题据说是"合法性缺位"。为什么会出现"合法性缺位"问题呢?因为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固有文化崩溃,完全以外来文化--或自由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即僭越了儒家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正统主导地位,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 西方的问题则是"合法性失衡"。在蒋庆看来,"西方政治由于其文化的偏执性格,在解决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一重独大,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在近代以来是偏向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中世纪则是偏向神圣合法性一重独大"。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西式民主政治已变得"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2}有没有办法可以既解决中国的"合法性缺位"问题又解决西方的"合法性失衡"问题呢?蒋庆的答案是"有",那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当然并不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因为如果进入"大同"世界,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免有耻,无讼去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远近大小若一",根本不需要"王道政治"。然而,在依然存在权力支配的现实世界("小康之世"),"王道政治"不失为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它应该成为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发展方向。{3}"王道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王"字。儒家经典采取"音训"和"形训"的方式来阐释这个字的意义。从发音看,《白虎通德论》解释说,"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从字形看,孔子指出"一贯三为王";董仲舒则强调,"王道通三",他的解释是"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书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4}正是依据儒家经典,蒋庆断言,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必须由三个组成部分,即天道合法性(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合法性(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人道合法性最容易理解,蒋庆把它定义为"以民意(人心归向)为根本"。地道合法性的基础是儒家的"大一统"说。蒋庆的解释是,各国的政治秩序必须遵循本国的文统、道统;在中国,就是必须遵循儒家的文统、道统。天道合法性最难理解。冯友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天"有五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5}在写作《政治儒学》时,蒋庆似乎同意冯友兰的说法,但只强调"天"有四义,即主宰之天、意志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6}不管是五义还是四义,"天"的内涵都不清楚,很容易引起歧义。也许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蒋庆在最近的文章中把天道这种"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解释为"道德"或"实质性道德"。{7}在2003年出版《政治儒学》时,蒋庆将人道合法性摆在首位,把它称为"王道政治第一义"。{8}不过在最近的文章中,蒋庆已将天道合法性移至首位,"其根本理据是:天与地和人相比,处在乾道'首出庶物'而为'百神大君'的主宰性优先地位,天与地和人之间不是平面化的对等关系或者说平等关系"。{9}"政道"层面的"王道政治"必须落实到"治道"层面上;否则它不免有点虚无缥缈。蒋庆建议,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乍听起来,这样的制度安排似乎与近世西方政治体制很相似。不过,蒋庆构思的议会却很不一样。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推举与委派的儒士构成,这些儒士必须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融会贯通。"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孔府衍圣公指定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议会权力,法案须三院或二院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司法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10}俞可平有句话现已传遍海内外,即"民主是个好东西"。{11}蒋庆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一定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蒋庆的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12}这篇评论将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二、病症:合法性危机?蒋庆之所以围绕合法性做文章,是因为他假设存在合法性危机。姑且把合法性是不是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制会受到所有人全心全意的拥戴。例如,共和取代帝制后,有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质疑民国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年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它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某些人质疑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并不构成合法性危机。那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蒋庆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都面临合法性危机呢?对合法性可以作两种理解。规范层面上的合法性涉及政治权力的来源是否正当(rightful,justifiable);{13}实证层面上的合法性涉及政治制度是否有能力让人们相信现行体制对本国是最适当的体制。{14}很明显,实证层面上的合法性是个政治学问题。当人们普遍认为现行体制对本国不是最适当的体制时,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规范层面上的合法性则是个道德哲学问题。然而,如果道德哲学家(或以道德哲学家面目出现的政客)对某类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否定不能影响生活于其中人们的想法与行为,他们的判断只具有学术意义,并不构成合法性危机。因此,归根结底,一种体制是否面临合法性危机要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否认为其权力来源正当,是否相信现行体制对本国是最适当的体制。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判断是否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天下"是否"归往"。由是观之,中国存在合法性危机吗?蒋庆认为"中国政治合法性长期缺位"。无独有偶,西方主流舆论也一直坚称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这种说法反反复复说了几十年,现在几乎被当作铁板钉钉的事实。很多西方、港台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政客演讲都把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作为推演他们"理论"的出发点。久而久之,中国内部也有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采取规范层面的合法性作为衡量尺度,蒋庆当然有理由认为,中国"合法性缺位"问题很严重,因为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或"三重合法性"在当代都付诸阙如。问题是,蒋庆自己也承认,所谓"王道政治"是儒家以传说中三代圣王之治为原型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三代以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一直未能完全落实。换句话说,中国的"合法性缺位"问题由来久矣,至少已存在了两千多年。同样道理,如果在规范层面采用西方的合法性尺度,中国也一定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熊彼特的"民主"标准,没有竞争性选举。{15}然而,如果以"天下归往"为尺度,局面就大不一样。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中国出生、在西方工作的学者)就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很多次大型问卷调查。最初,当有研究发现中国"天下归往"的程度很高时,西方学者的普遍反应是:被调查者不敢说实话。因此,其后的调查都加入了防止被调查者说谎的机制(如允许他们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每次调查的结果仍然一样。{16}有一段时间,得出这样结论的论文很难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因为匿名评审人先入为主的偏见让他们毫不留情地"枪毙"了这些研究成果。{17}不过,铁一样的事实毕竟难以抵赖。现在,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相当高。{18}Bruce Gilley对72个国家在世纪之交的合法性进行了排序(见图1),这些国家共有51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3%。Bruce Gilley的合法性有两个维度:态度与行为。有关人民对政权态度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有关人民的行为是否显示对政权支持的数据由三个指标构成,选举投票率,公民抗议中使用暴力的频率,以及所得税、利得税、物业税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图1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只看态度维度,中国在72个国家中排列第二(8.5),大大高过美国(7.12)和印度(5.89)。应该说,Bruce Gilley设计的行为维度对中国不太公平,因为中国引入所得税的时间不长,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它进行五五分成;另外,中国还没有开征物业税;而这些制度安排与老百姓是否支持政权毫无关系。但即便如此,按照Bruce Gilley的行为指标,中国也在72个国家中排在第13位,大大高于许多所谓"民主国家"。{1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名是《东亚怎样看待民主》。{20}该书涵盖了东亚八个国家或地区,书中所有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全面的、严格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在所有问题中,有两个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相关,即人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21}依据该书提供的数据,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最接近"天下归往"的理想(见图2)。综上所述,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缺位"问题。蒋庆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是,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这种批评似乎意味着蒋庆接受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享有"民意合法性"。只不过,蒋庆认为仅有这一重合法性是偏颇的、失衡的。但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果真享有"民意合法性"吗?在欧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经常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满意民主的表现?"这些调查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在那些国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民众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22}由此,不少人得出结论,欧美国家享有"民意合法性"。不过,"您是否满意民主的表现"这种问题意义太含混,它可以被理解为第一,满意现任政府,第二,满意现行政治体制,第三,满意民主这种理想形态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满意上述三种选择的任意组合。因此,它实际上是个类似"垃圾桶"的问题,没有太大意义,不必认真对待。{23}如果改问"您对政府有多大信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90个有调查数据的国家中,越南与中国高居榜首,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最强,而大部分欧美国家就排到后一半去了,如美国排58,英国排68,法国排77,德国排87。{24}假如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对政府没有什么信心,这种政治体制能有多大"民意合法性"?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中,代表民意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所谓"民意代表",即国会议员或议会议员。正如美国《新闻周刊》主编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无数个民意调查中,当美国人被问及他们最尊敬哪些公共机构时,三个机构总是名列前茅,即最高法院、军队和联邦储备银行。这三个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所谓民意代表机构。恰恰相反,正是那个所谓民意代表机构--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垫底的位置。{25}Fareed Zakaria说这番话是在2003年,而2010年4月18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美国人民与其政府:不信任、不满意、愤怒以及党派积怨》再次证实了这个观察。它发现只有24%的美国人对国会的所作所为持肯定态度,高达65%持否定态度;国会的声誉仅比因金融海啸而搞得臭名昭著的银行与金融机构略高一点。{26}不仅美国的民意代表机构没有多少"民意合法性",在欧洲多数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图3依据"欧洲指标" (Eurobarometer) 2005调查数据绘制而成。{27}除了两个弹丸小国(只有50万人口的卢森堡和只有100万人口的塞浦路斯)以外,民众对象征暴力的警察比较信任,而对头戴"民主代议士"桂冠的所谓"民意代表"很不信任。在图中列举的29国中,对"民意代表"的信任度平均只有37%,虽然比美国要高一些,但还是十分低。而对警察与"民意代表"信任度的差距平均值为25.9%。在英国、法国、德国三大国,对两者信任度的差距更高达40% ~ 50%。如果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被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代表民意,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任,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多大"民意合法性",更不用说什么"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了。与蒋庆批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过于"民主"不同,我认为这种制度的问题是不够民主。近代以来,"民主"二字之前平添了不少修饰词,如"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民主。"自由"和"宪政"把大量与人们福祉息息相关的事物排挤到民主决策以外;"代议"将民主变成了几年一次的仪式,限制了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选举"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被选举权,使选举产生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寡头"色彩、{28}或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所说的"贵族"色彩;{29}"多元"则掩饰了经济、社会、政治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及其后果。总之,加上这一系列修饰词后的民主是异化的民主、去势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是更多代表强势集团的民主,而不是代表广大民意的民主。{30}看来,断言中国"合法性缺位"、西方"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并不准确。三、"处方":王道政治?看病要对症下药。如果对病因诊断有误,所给出的药方难免效用不彰。这既有"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势"方面的原因。从"理"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问题不是"合法性缺位"、西方的问题不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王道政治还应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选择吗?还应"作为人类政治理想来追求的政治"吗?{31}理想只有在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才值得追求,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现实的乌托邦"。如果理想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能实现,那不过是空想而已。上面已经提到,儒家先贤讴歌的"王道政治"是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原型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而"三代"本身是东周时期生造出来的"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考古资料至今不能证明夏代的存在,只是传说而已。{32}且"三代"以后,按蒋庆的说法,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一直未能完全落实。再好的理想,如果两千多年都无法实现,人们都有理由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仅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想而已。人们更有理由质疑,如果这个理想在等级观念占主导的古代社会都实现不了,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中国怎么会有实现的可能?即使经过蒋庆的重新解读,以"三重合法性"为特征的蒋氏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也未必是值得追求的"现实的乌托邦"。体现在制度安排上,蒋庆的"儒教宪政"由儒教宪法制(司法形式)、虚君共和制(国体形式)、议会三院制(议会形式)、太学监国制(监督形式)、士人政府制(政府形式)构成,其中他关于议会三院制设想较为成熟。一言以蔽之,"儒教宪政"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构想;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精英主义,而是儒士精英主义,或以儒士为核心的精英主义。{33}倡导这种精英主义必然是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中国与西方现行体制都不够精英主义;否则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倡导精英主义了;第二,只有(儒士)精英才能洞悉"政道",通晓"治道",代表"天道"与"地道";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能力洞悉"政道",通晓"治道",也没有能力代表"天道"与"地道"。但这两个假设都不能成立。先说他的第一个假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50年代后半期起,他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4}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5}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36}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 ~ 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37}"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想的途径。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38}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39}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然而,改革开放是以反对"平均主义"起步的。三十年过去后,亿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来政治上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他们也利用手中的资源与知识向政治领域渗透。现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40}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到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上。在毛泽东激烈主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后期,工农兵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工农代表超过一半。"文革"以后,工农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届人大的18.46%。2008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据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农代表具体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约占三分之二。{41}至于全国政协,那更是个各路"精英"的俱乐部,它的2237位委员分别代表34个界别。虽然全国政协里也有 "全国总工会"和"农业界"的代表,但他们多为专职工会干部和农业专家,几乎没有普通工农的代表。{42}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时,加塔诺·莫斯卡就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43}维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论"。他们预料,普选时代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成了统治阶级,但实际上,社会还是会由一批精英统治,而这批新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份子。{44}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提出"精英理论",欧美各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证实了他们的预测。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而在选举时,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大量跨国历年数据表明: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换句话说,社会精英阶层比下层民众参与选举的频率高出很多。{45}不仅社会精英阶层投票更积极,绝大多数在选举中胜出的人也来自精英阶层。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435个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百万富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46}说这些是百万富翁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例如,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他的家庭资产达3.4亿美元。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团体。{47}除了积极参与选举影响决策者的挑选或亲自出马担任公职以外,社会精英阶层也会不遗余力地用游说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过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义"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个团体的存在使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牵制、避免任何团体独大,从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代表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众团体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48}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平等:精英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下层民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酣时,普林斯顿大学Larry M. Bartels教授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平等的民主》的专著。{49}当时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50}这本书分析了第101、102、103三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不同收入群体诉求的回应性。它发现,参议院对高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很显然,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为己任。{51}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过于精英主义,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如果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已经具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人们不禁要问,蒋庆倡导进一步强化精英主义到底是有助于实现"政道制衡",还是会加剧他所担心的政治结构失衡呢?再看蒋庆的第二个假设。精英或大儒能够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吗?这首先要看"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的内涵是什么?如果它是指抽象的"实质性道德",所谓"实质性道德"是普世价值吗?蒋庆似乎并不承认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那么它只能是"本土伦理"。{52}问题是,用蒋庆否定"全球伦理"的论证方式,人们也可以论证儒家伦理只是中国本土伦理的一支,而不能垄断本土伦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否则就犯了与"西方中心论"一样的"儒家中心论"的错误。如果儒教不能垄断本土伦理,成立一个"通儒院"来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本身似乎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哪怕接受本土伦理等同于儒家伦理,回顾中国儒学史,人们也会从另一个角度对大儒能否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产生疑问。蒋庆本人对"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新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做过区分。在他看来,未能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学"不过是"诱人玩赏的无谓光景",而且它还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53}他对"政治化的儒学"的批评更严厉,指责它"完全放弃了对崇高价值理想与未来大同希望的终极关怀,丧失了批判现存体制与自我批判的能力,与现实统治秩序彻底一体化,异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沦为完全为现存体制与统治者利益辩护服务的政治工具"。{54}在儒学发展史中,汉代的儒生曾把儒学神学化,弄得儒学乌烟瘴气、鬼话连篇。魏晋期间,士人又"大畅玄风",把儒学玄学化。隋大业年间引入科举考试制度,在随后的1300年间,儒学则成了一代又一代儒生出人头地、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汉语中流行的说法,如"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假道学"之类不就是基于对儒士们言行不一的观察吗?中国历代贪污猖獗,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不都曾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士吗?一部《儒林外史》让我们看到多少唯唯诺诺、蝇营狗苟的儒士?其实,大儒也概莫能外。野史中非议理学大师朱熹的记载未必完全没有依据。{55}而抗日战争期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三巨头"汉奸之一的王揖唐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他一边配合日本人在华北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和残害抗日民众,一边开办"国学院",举办幼儿国学训练班,把国学当成奴化灌输的工具。以研究儒家出名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郑家栋大概也够得上"当代大儒"的称号,而2005年他却因涉嫌偷渡六位女子出国而被捕判刑。{56}虽然事后有人说,郑家栋犯罪与儒学无关,问题是事前人们如何能辨别哪些儒士是真儒士、哪些儒士是伪儒士呢?如果蒋庆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的批评成立,如果儒学确曾在很长的时间里步入歧途,如果相当多的儒生言行不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仅凭熟读《四书》、《五经》,儒士就有把握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呢?是不是有必要对儒士进行甄别,像以前区别真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真伪儒士进行考察?谁又有资格来实施这种甄别呢?如果未经筛选的儒士不能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他们与其他文化精英能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吗?这就涉及到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了。"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早在1952年就有两位学者收集了164个不同的定义。{57}蒋庆所说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指 "历史文化传统",亦即世代相传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如果的确如此,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应该既包括经典记载的、由社会精英传承的"大传统",也包括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口口相传的"小传统"。{58}这里我们不必去纠缠"大传统"与"小传统"到底哪一方决定另一方。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活的、随时代变化不断演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互动。不过,蒋庆似乎有将"历史文化传统""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趋向,好像它是一部先贤早已写就的"天书",只有掌握"密码"的儒士和文化精英才能解读。但是,如果"历史文化传统"是活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总和,它的解读就应该有普通民众参与,不能成为儒士与文化精英的禁脔。上面从"理"的角度讨论王道政治"可欲性",现在转向"势"的角度讨论王道政治的"可行性"。蒋庆很清楚,要在中国实现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最起码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配合:一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全面复兴,二是中国朝野自发形成具有共同儒学信仰与行动意识的规模巨大的"士群体",三是'孔孟之道'入宪"。{59}他同时又乐观地断言,"这三个条件在将来的中国不是不可能实现的"。{60}这里,也许谈 "可能性"(possibility)不如谈"或然性"(probability)。当然,谁也不能完全排除实现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不过,儒教回到正统地位、成为"王官学"的几率似乎很低。贝淡宁(Daniel A. Bell) 对中国的观察是"几乎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61}如此说来,相信儒教应该是这种指导原则的人恐怕更少。我借助"百度指数"来支持这个判断,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的直觉。"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搜索为基础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用以反映不同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它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社会热点和网民兴趣。{62}图5(A)对比互联网用户对三个关键词"儒教思想"、"自由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度。它告诉我们,2006年以来,网民对"儒教思想"的关注度一直大大高于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度;而网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度又一直大大高于对"儒教思想"的关注度,这反映在对三个关键词搜索量的均值线上,三者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图5(B)换了三个相关的关键词"孔子"、"胡适"、"毛泽东"。从"用户关注度"的分布上看,图5(B)与图5(A)大同小异: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胡适"一直被压在底下(如果用"李慎之"换"胡适",则会低到看不见的位置),儒家老祖宗"孔子"稳居第二,而"毛泽东"则高高在上。2010年初,"孔子"突然大热,一度超过"毛泽东",这是因为电影《孔子》正在上映,而不是因为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用"Google搜索解析"分析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结果也是一样的。这说明,儒学的确复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实现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恐怕并不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四、结语:中华社会主义民主蒋庆主张精英政治、"圣贤政治",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政治上人人平等。他确信,"人在现实的道德层面......差别非常大,有圣贤凡人与君子小人之别,并且这种道德的差别具有政治统治的意义"。{63}这意味着,他完全接受"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论断。大概任何论辩都不足以动摇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其他主张政治儒学的学者未必走得像蒋庆那么远。如在论证精英政治必要性时,白彤东似乎并不否认圣贤与凡人在参政潜能上的平等;他强调的则是一般民众(包括今天大多数的白领、"小资"、或中产阶级,比如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金融业人员、教师等等)没有时间、精力、兴趣或能力参与国家治理。{64}不过,如果是因为凡人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参政潜能,大可不必拥抱精英主义,更重要的事情是创造制度条件,让人民大众把参政潜能发挥出来。在我看来,"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实现"六亿(十三亿)神州尽舜尧"的制度条件。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尽地讨论什么是"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我只想指出,这里"社会主义"是中国在过去六十年实践里左一脚、右一脚不懈探索的那种社会主义,{65}是全球进步力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理论争辩中不懈探索的那种社会主义;{66}"民主"必须超越"选主",用商议、抽签、现代电子互动技术促进广泛的大众参与,并把参与范围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在内的其它领域;{67}"中华"则意味着它比"儒家社会主义民主"更具包容性,在文化上植根于"多元一体"、革故鼎新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汉文明,更不仅仅是儒家思想)之上。"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是实现"大同",而不仅仅是"小康"。即使按蒋庆的说法,王道政治对"大同世界"也是不适用的。假设我们借用蒋庆的用语,这里"社会主义"是天道(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民主"是人道(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华"是地道(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这种具有三重合法性的模式是不是一个比王道政治"更现实的乌托邦"呢?【注释】 {1}蒋庆:《儒教宪政的义理问题与议会形式:回应贝淡宁教授对"议会三院制"的批评》,未刊稿,第3页。{2}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6页。{3}蒋庆:《王道图说:"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2 ~ 13页。{4}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2 ~ 205页。{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页。{6}蒋庆:《政治儒学》,第206 ~ 207页。{7}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1页。{8}蒋庆:《政治儒学》,第205页。{9}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3页。{10}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4 ~ 16页。{11}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Keping Yu,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12}蒋庆:《"儒教宪政"主题参考文稿缘起》,未刊稿,第1页。{13}Rodney Barker,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p. 11.{14}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2nd ed.)London: Heinemann, 1983, p. 64.{1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民主,是与抽签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选举。不管是民主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民主与选举联系起来。最终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连在一起,是1942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以后。 在这本书中,熊彼特辩称理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的民主就是两个或几个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他把竞争性选举称之为"民主",其实与民主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理论能够被资产阶级接受。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包装,熊彼特的概念就变成当代西方社会所谓"民主"的根基。与此同时,这套东西也被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下来,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神物。{16}Jie Chen, Yang Zhong, Jan Hillard, "Assess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Citizen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No. 16 (November 1997), pp. 551-566;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 (July, 2001), 401-419; Tang Wenfa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the Post-Deng Urban China: Crisis or Sta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68 (2001), pp. 890-909; Chen Jie,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Li Lianjiang,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Apr., 2004), pp. 228-258; Wang Zhengxu,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Forms and Causes", in White, Lynn (ed.),Legitimacy: 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f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5; Tang Wenf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Joseph Fewsmith, "Assessing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Eve of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 (2007),1-24; Shi Tianjian,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9-237; Bruce Gilley,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3 (2008), pp. 259-284; Bruce Gilley, The Right to Rule: 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如史天健一篇题为 "Establishing Evaluative Criteria: Measur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PRC"的论文从未公开发表。{18}Heike Holbig, Bruce Gilley,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nance Back In," GIGA Working Papers, No. 127 (March 2010),p. 6.{19}Bruce Gilley,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of State Legitimacy: Results for 72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5(2006), pp. 499-525.{20}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 View Democracy.{21}对于台湾地区,这是指对台湾当局与县市政府的信任度。{22}见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历次调查的数据,http://www.umich.edu/~cses/resources/results/CSESresults_SatisfactionWithDemocracy.htm.{23}Damarys Canache, Jeffery J. Mondak,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5, No. 4 (Winter, 2001), pp. 506-528.{24}http://www.jdsurvey.net/jds/jdsurveyActualidad.jsp?Idioma=I&SeccionTexto=0404.{25}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 241. {26}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Distrust, Discontent, Anger and Partisan Rancor," April 18, 2010,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606.pdf.{27}其网址是http://essedunet.nsd.uib.no/。{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卷,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9页。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框架中,选举是寡头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毫无关系。{29}John P. McCormick, "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 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2 (May 2006), pp. 149-150.{30}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载《读书》,2003年第4期。{31}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1页。{3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33}其他倡导政治儒学的学者似乎都主张某种精英主义。见Daniel A.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52-179; 康晓光:《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第四章,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教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 ~ 65页。但贝淡宁(Daniel Bell)和白彤东似乎并不强力倡导儒士精英主义。{34}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 ~ 72页。{35}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版,第40 ~ 41页。{37}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38}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页。{39}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40}康晓光:《未来3 ~ 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1 ~15页。{41}孙承斌、田雨、邹声文:《更多新面孔"亮相"中国政治舞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特色评析》,新华社北京2008年2月28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8/content_7687622.htm。{42}全国政协官方网站:《中国政协的构成》,2008年12月19日,http://www.cppcc.gov.cn/page.do?pa=402880631d247e3e011d24ad4ee60072&guid=4625e9e517e64bddac0d3ea06e09fb8f&og=402880631d2d90fd011d2de66e59027e。{43}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44}维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 ~ 59页。{45}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 233页。{46}Sean Loughlin and Robert Yoon, "Millionaires populate U.S. Senate: Kerry,Rockefeller, Kohl among the Wealthiest", CNN Washington Bureau, June 13, 2003,http://www.cnn.com/2003/ALLPOLITICS/06/13/senators.finances/; Paul Singer, Jennifer Yachnin and Casey Hynes, "The 50 Richest Members of Congress," Roll & Call, September 22, 2008, http://www.rollcall.com/features/Guide-to-Congress_2008/guide/28506-1.html?type=printer_friendly.{47}"Millionaires Fill US Congress Halls," Agence France Presse, June 30, 2004,http://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4/0630-05.htm.{48}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第241 ~ 242页。{49}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8.{50}Mark Murray, "Obama Blasts GOP for Ignoring Economy", MSNBC, September 3, 2008,http://firstread.msnbc.msn.com/archive/2008/09/03/1334964.aspx. {51}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pp. 260-270.{52}蒋庆:《政治儒学》,第341 ~ 358页。{53}蒋庆:《政治儒学》,第18 ~ 23页。{54}蒋庆:《政治儒学》,第109页。{55}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指责朱熹:"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开门授徒,厚素来;四方馈赂,动以万计。" 其中"不孝其亲"是指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朱熹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说"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洪迈《夷坚志》也记录了朱熹的虚伪与小心眼儿。{56}龙灿:《"学者蛇头"郑家栋》,载《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5期。{57}Alfred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2.{58} "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见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59}蒋庆:《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关于"太学监国制"的思考》,未刊稿,第30页。{60}同上。{61}Daniel A.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62} "Google搜索解析"提供类似的服务。{63} 《王官学、政治保守与合法性重建:〈南都周刊〉蒋庆专访》,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25&ID=7051&page=1。{64}白彤东:《旧邦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一个儒教版本的有限民主:一个更现实的乌托邦》。{65}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66}例如"现实乌托邦项目"(The Real Utopias Project),http://www.ssc.wisc.edu/~wright/RealUtopias.htm。{67}参见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6. 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
    人文 2009/12/16 | 阅读: 2248
      我于1954年第一次到日本。最早接触到的日本汉学家名叫吉川幸次郎,其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人文研究所经学研究室主任。他精通日本文学,能够撰写一手地道的好散文。大学时代他研究的是宋词,博士阶段专攻元曲,晚年专门研究杜诗。因而,吉川先生在中国文学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中国诗,在经学和敦煌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曾把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翻译成日文。我去日本时他正在研究《诗经》的敦煌古钞本,并保存有不少敦煌钞本的照片。他所师从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就是在日本讲述《文心雕龙》的大名鼎鼎的铃木虎雄先生。   日本汉学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是京都学派,一个是东京学派。在东京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是吉川的同学,当今著名学者池田温的丈人,专攻经学,后转而研究中国语学。东京学派虽然也有深厚的段王学底子,但比较侧重现代。京都学派则重视古典,认为汉学的学统在他们身上。该派在史学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部绘画史和史学史都是他们撰写的。吉川即属于京都学派。他的一位学生Baxter曾作过《花间集索引》,时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对日本及世界的汉学研究非常支持。吉川创办了一份杂志《中国文学报》。他认为文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应从文学入手。对此我深表同意,与他也非常谈得来。我从吉川那里获益不少,早年的几篇重要文章也发表在《中国文学报》上。   后来,他派一位学生到我任教的香港大学从事研究。我对他说:“你们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任何一位汉学家都能写汉诗,这一传统千万不能丢。”在与吉川的另一弟子清水茂交谈时我又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清水先生对唐宋八大家深有研究,每逢新年写贺年片时均作一首汉诗贺喜。但现在具有这一能力的人在日本已寥寥无几,大异过去爱好汉诗的传统。   在与日本汉学界交往的同时,我也开始与法国汉学家有所接触,因为法国人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50年代,日本人和法国人正在合编一部大型的佛教辞典《法宝义林》。在此之前,他们先费了很大力气出版了《大藏经》。《法宝义林》第一部由日本日法会馆出版,其主编高楠顺次郎曾留学英国。继他出任主编的是曾去印度讲授西藏文的烈维(Sylvain Levi)。50年代烈维去世后,辞典编纂事宜主要由其弟子戴密微负责。《法宝义林》的条目涉及日、汉、梵、藏四种文字,内容具有贯通性,比如梵呗一条有数页之多,贯通中日两国的梵呗情况,撰写必须小心谨慎。另外,书中不少内容讲的是日本的情况,因为日本佛学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其国内保存有隋代、唐代和法隆寺等资料可以参证。该词典出到第三部时即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佛教辞典。但可惜的是,虽然法国在日本专设了一个机构,以免工作半途而废,使辞典编纂工作仍继续进行,但至第四部出版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改用论文式。   顺便说一下,我对佛教和印度产生了很大兴趣,正是在看了《法宝义林》之后。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要下功夫研究一下佛学。   有机会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56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赴欧洲。当时香港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要求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国际汉学会1956年在法国召开,我第一次遇到周一良先生就是在那里。大陆方面赴会的还有翦伯赞、夏鼐等。此后两年的汉学会议分别在德国慕尼黑和意大利帕多瓦举行,我均应邀参加,并提交了论文。在这些会议上,我结识了许多汉学家。   下面谈谈法国的汉学情况。我个人与巴黎结下因缘,与我发表过一本《老子想尔注校证》的小书有关。19世纪之后,法国汉学界涌现了一些大家,第一位就是沙畹。沙畹曾经翻译《史记》,是第一个把《史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了进行这一工作,他曾经来到中国做实地考察,得出的成果有考古记三大册,当时引起了震动。像武梁祠、龙门石窟等等,都是他先去的。我到法国以后,曾经向戴密微先生表示想亲眼看看沙畹带去的拓本,他非常帮忙,经过勘校之后,我曾刊出一个目录。   沙畹有三个大徒弟:马伯乐、伯希和和戴密微。马伯乐在法国首倡道教研究。他的弟子传他的衣钵,我的《老子想尔注校证》传到法京,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教材。马氏后来研究越南语的语言学以及天文学、中国的神话学、汉简等等,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可惜他在第二次大战中牺牲了。伯希和本来是学英文的,并不专攻汉文。由于他在敦煌带回许多东西,不能不从事中亚史地研究。但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通过自学掌握了中亚西域的多种文字,亦精研中国文化,成为研究中国的大家。他刊印在《远东学报》的一些著作,经过冯承钧的汉译,使他在中国名噪一时。不过,他不居“汉学教授”席位,而是特别为他设有“中亚讲座”之席,不像戴密微先生那样是主管一切的汉学的院士。   此外有一个专门研究《隋书》的白乐日先生,他提出了一套关于中国官僚体系的理论。他的观点在世界上很有影响。   高本汉先生是马伯乐的学生,从其治声韵学。他先在巴黎念书,后来在中国山西呆过七年,他的中国声韵研究成果,使吾人吃惊,导致中国几位语言大师联合翻译他的著作。60年代,他和我交换著作时,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语言学了。他后来在瑞典从事考古学,转而进入古代研究,而不是现代。他晚年全力放在经学领域,翻译了《诗经》、《书经》和《左传》。美国的几位历史学家都是高本汉的门生,影响至大。   其次谈戴密微。语言文字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戴氏初治语言学。林语堂曾译介其有关汉语著作目录。他在厦大教西洋哲学,兼译诸子的《尹文子》。戴密微本人的治学方向后来也转变了。他最早的时候是研究佛学。由佛学转入庄子,发现庄子真是了不起,由于对魏晋文学的了解,他的兴趣逐渐又转向了文学。在50年代,戴氏刊行《拉萨之会》,利用敦煌新材料,是时他的佛学研究地位在世界上可说首屈一指。   法国院士制度本是一个人管一种学问的,从来不愿意改变。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共40人,一半是学人,一半是文人,每个人都代表一门学问。权力大极了,凡是这方面的事情都由他负责,兴趣不免要广起来。戴密微是法兰西学院的汉学院士,他在汉学领域,什么都要管。60年代他管理敦煌编目的研究工作,十分注重其中的变文。后来他要了解敦煌学的材料,我有一本《词籍考》,赠送给他,他为之作序。他希望我到法国去工作一段时间,帮助他研究敦煌钞本材料。于是我到巴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这方面工作。我们合作著《敦煌曲》时,他向我展示他刚从苏联带来的材料,并收入此书中。由他首次在《通报》发表论文后,别人才知道苏京亦有那么丰富的敦煌材料。   戴密微又是音乐家,能弹很好的钢琴,跟罗曼罗兰交好。正好我也粗研一点古琴,在这方面引为忘年之交。以他当年的地位声望,他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讲谢灵运,我每觉受宠若惊。他带我去他家,带我去瑞士旅行,我一路吟诗,和他讨论大谢,我和谢韵写《白山集》,他为题解。我在他的家乡旅行,写《黑湖集》,他为译成法文,在瑞士汉学杂志发表。在彼此深入了解之后,戴密微先生才向我吐露:其实搞汉学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所以他的学术路向是先治佛学,进而治庄子,治敦煌学,由敦煌文学进入了中国文学。他连连说可惜太晚了,到了晚年才醒悟出中国文学的伟大。他想申请到中国来,看看谢灵运浙江故居的山水。他对我说,我原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东西是佛学,现在方知要重视文学,而且就世界的范围看,无论论质还是论量,其他国家根本都没法相比。他这一观点,显示他对汉学了解的深度。我在他80岁时为他写的寿幛的序中,曾对此特别加以指出。   在中国有所谓“专”与“通”的分别,专的往往死守一经;太求“通”就不“专”了,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们看外国人做学问,却是要求“贯通”的,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治学兴趣的。   19世纪的儒莲是一个例子。近时神田喜一郎也是一个例子。他被推为日本的东洋学领袖,贵为京都博物馆馆长,出身于治学世家。当要出版他的《全集》时,按照日本的习惯,需要有四个人从不同的方向推荐。他找的人中间,其他三个是与他同寅而受他尊重的学者,唯独我是一个中国人。一问为什么,可能我和他是先后获得儒莲奖的,又有同好,喜欢倡导书道,因而在这方面需要我来推荐。神田喜一郎也是要求“博”与“通”的,他反对日本只有“点的学问”。现在的日本学人,也不像过去那么“专”了。   总起来说,我今天讲的不是专讲哪一个人,而是讲一种风气,讲一个大家做学问的转变,究竟该怎么做,很值得考虑。有时我们想跟别人,其实人家已改变方向了。   以戴密微先生的渊博,他对中国文学的推崇,有他的独特的看法与爱好。国人就更不能不自尊。我们一定要先树立学术自尊心,然后才能发扬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   (本文据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学术讲坛”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中国学术讲坛”第一讲由商务印书馆《中国学术》与《读书》杂志合办。整理者:王齐、常绍民)
  7. 丁仲礼: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环保 2011/09/03 | 阅读: 2247
    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8. 戴锦华、王炎: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下)
    影视 2013/12/03 | 阅读: 2246
    讨论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
  9.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
    政治 2014/01/19 | 阅读: 2245
    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
  10. 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文学 2012/05/03 | 阅读: 2245
    新文化在地方最初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目的、策略和依托的资源为何?这些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选择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并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以期从具体的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
  11. 祝东力:康德与反美学史
    艺术 2009/09/09 | 阅读: 2243
     郭沫若在他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Lobenicht的塔》(1924年)中描写道:1787年初夏,写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康德在思路上陷入困境,感到“他的思想总是不能统一”。但是,这天,当他凭依南窗,眺望到Lobenicht教堂的尖塔时,康德突然被Lobenicht塔的美感动了。郭沫若写道:“撤去了内外藩蓠的美,无关心的美,美的洪流超荡了时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连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里面了。”于是他便萌生了写作《判断力批判》的构想。[1] 在《判断力批判》书中,康德总结并综合了以休谟、柏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派美学和以鲍姆嘉滕等人为代表的欧陆唯理派美学思想,确立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黑格尔说,康德构成了美学的真正出发点。不仅如此,如本文将要阐明的,更重要的是,康德美学从“美的分析”到“崇高的分析”,从纯粹美到依存美,从趣味到天才等一系列范畴之间的转换过渡,作为“理念”显现、上升、高涨和满溢的过程,预示了从康德经黑格尔、叔本华直到尼采的德国古典美学史的完整行程,并在这个意义上预示了经典美学的崩解。康德诸种范畴之间的演进以抽象的形式缩影了一部美学史。 上述一切可以从黑格尔的解释说起。            一、黑格尔的误释 1787年12月,康德致信给他的门徒和宣讲者、耶拿大学哲学教授K.L.莱因霍德,说:“我现在正从事趣味的批判,我已经发现了与以往那些不同的先天原理。因为心智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功能,以及欲求功能。”[2]所谓“趣味的批判”是康德对美学的习惯称谓。这表明, 他此时已走出了思路上的困境,确立了美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为他的批判哲学添写最后一笔。应该说,上引郭沫若小说的描写是有历史依据的。  又过了三年,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1787年二版)和《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之后,康德终于出版了预期中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1793年二版),并在初版序言中写道:“我以此结束我的全部批判工作。”[3]毫无疑问,《判断力批判》标志着批判哲学的完成。  然而,在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内,这个第三批判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居于何种地位呢?这个问题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其重大意义只有随着本文的展开才能逐步呈现。 对这个问题,黑格尔给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康德那里,知性为自然立法,向感性现象提供概念构架,这是认识论的主要内容;理性为超感性的自由立法,向实践活动提供道德理念,这是伦理学的基本论题。在知性与理性之间现在有了判断力,正如在认识能力与欲求能力之间有着  快感和非快感那样;在这个能力(指情感能力)里必然存在着由各个自然概念  的领域到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4] 黑格尔在援引了康德的这段话后,紧接着说:“现在有两种产物:艺术作品和有机自然的作品都昭示给我们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的统一。”[5]有趣的是, 未加任何说明,黑格尔就把康德所说的“过渡”(德文Ubergang)改写成了“统一”(Einheit)。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 黑格尔的“统一”自有其渊源。他认为,近代精神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对立,“更具体地说,这种对立在自然界中就是各有特性的抽象规律与杂多个别现象之间的对立,在心灵界中就是人的心灵性与感性的对立,灵与肉的冲突;为职责而职责的要求,即冷静的道德意志的命令,与个人的利害打算、情欲、感官倾向和冲动,以及一般个人癖性之间的对立;内心的自由与外在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是本身空洞的死的概念和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即认识和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和客观经验之间的矛盾。”黑格尔总结说: “生活和意志之间的这种分裂替近代文化和近代知解力带来了一个要求,就是这种矛盾必须解决。”[6] 在他看来,唯有哲学超然于一般文化之上。因此,如果一般文化都遭遇到了这种矛盾,哲学便有责任指出:矛盾的任何一方面,只要还是抽象的片面的,就还不能算真实,但是矛盾  两方面本身就已含有解决矛盾的力量;只是在双方面的和解与调停里才有真实,  这种调停并不只是一种假定或要求,而是一种既已自在自为地实现,并且永远  在实现的过程中。[7] 黑格尔说,康德关于美说出了第一句合理的话。[8]在《美学》中, 黑格尔专设一节“康德美学”,他说:“康德哲学不仅早就感觉到这种统一观点的需要, 而且对这观点有明确的认识,把它阐明了出来。”[9] 并指出:“我们在康德的这些论点里所发现的就是:通常被认为在意识中是彼此分明独立的东西其实有一种不可分裂性。美消除了这种分裂,因为在美里普遍的与特殊的,目的与手段,概念与对象,都是完全互相融贯的。”[10]《哲学史讲演录》也说:“在《判断力批判》里,我们就看见普遍与特殊的直接统一;因为美恰好是这种无概念的直接统一。”[11]黑格尔认为,康德把这种“统一”放在主体里面,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有限的立场。这种审美的统一在思想层级上处于较低的位置,因为它还不是由概念和纯粹思维把握了的统一。 综上所述,在黑格尔看来,《判断力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所分别揭示的自然领域与道德领域、现象界与本体界、有限与无限、真与善等等对立项的统一,它不只是批判哲学表述上的完成,而且也是批判哲学理论行程上的终点。“美”是统一的具体体现,它是调和了正题(自然、现象界、有限、真)与反题(道德、本体界、无限、善)之后的合题。只不过康德仍把这种“统一”看作是纯粹主观的,“本身还不是自在自为的真实”。[12]因而处在哲学史上的较低阶段,有待于进入“最高阶段”,即黑格尔所做的新的综合。 黑格尔关于《判断力批判》整体意义的解说对后世影响深远。[13]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种解说却建立在一个未加说明而又至关重要的改动之上,即,把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反复申说的“Ubergang”(过渡)转述为“Einheit”(统一)。 将“Ubergang”转述为“Einheit”,这种同一性的解释抹去了“Ubergang ”所体现的差异、变化和多样性的含义。为了真正理解康德第三批判的“过渡”性质及其对美学史的意义,我们必须重新考察康德美学在整个批判哲学中所拥有的地位和功能。            二、“物自体”的行程 “物自体”学说是贯穿康德认识论--乃至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线索,是把握康德的一条总纲。康德指出,纯粹知性为自然立法,赋予自然以先验的概念形式,因此先验自我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康德以此颠覆了传统哲学及常识的立场,完成了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14]。在这场思想的革命中,“物自体”由于不可知而被逐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合法范围之外;然而,整个批判哲学却又恰恰围绕着这个不可知的神秘的“物自体”而展开。 在认识论,“物自体”具有逐级递进的三层含义,即: 1、作为感性经验的来源; 2、作为知性认识的界限;以及 3、作为理性的理念。 “物自体”的这三层含义刚好对应着康德认识论的三大部分,即感性论、知性论和理性论--这当然是就康德认识论的实质内容而言,而非拘泥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刻板的所谓“建筑术”。 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始于感性经验。借助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人类获得感性经验,而直观的对象就是现象。康德说,“物自体”“作为现象的基础”刺激着人的感官[15],为先天直观形式提供具体内容,从而成为感性经验的外部来源。他说:“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之基础的物自体,虽然我们不知道物自体是怎么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感染的方式。”[16]“物自体”作用于人的感官,成为现象。而“物自体”本身则作为本体独立自在,不能被认知。这样便引出了“物自体”的第二层含义。 “物自体”刺激感官,产生表象;知性则凭借概念作用于诸多表象,或联结之,或离析之,以形成知识。正如康德所说:“没有感性则对象无法给予我们,没有知性则对象不能被思维。”[17]我们凭借先天的概念(即康德的十二范畴)进行思维,这些范畴构成了知识的先决条件。康德反复强调,知性范畴只能应用于现象界,而不能应用于“物自体”,“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它标志着人类认识的限度。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纯粹知性概念决不能有先验的使用,而永远只能有经验的使用,并且纯粹知性原理只能在可能经验的普遍条件下应用于感官对象,决不能应用于一般的物而不与我们所能由之加以直观的方式无关。”[18] 然而,人的认识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企图超越认知的局限,去把握“物自体”本身。于是便产生了“物自体”在认识论领域的第三层含义。 康德说:“我们的全部知识开始于感官,从那里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19]但是,人的本性却不餍足于知性认识的狭窄范围,不餍足于有条件的、相对的“部分”,而企求达到无条件的、绝对的、最完全的“整体”,即“物自体”本身。所谓“理性为其本性的倾向所趋使,超出其经验的使用领域,在纯粹的使用中仅凭借理念冒险进抵一切知识的最终界限,除了在独立自存的系统的大全中完成其进程外,绝不满足。”[20] 然而,依照康德,理性由于超越了经验范围,因此不能形成知识,只能形成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空洞的理性概念,即“理念”,如灵魂、自由、上帝。由于脱离感性经验,理性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产生“先验幻相”,尤其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各种“二律背反”。在理性的超经验的使用中,康德的认识论走到了自身的终点。 “物自体”的第三层含义引出了批判哲学的重大转向。“物自体”作为理念超出了经验领域,它不是认识的对象,却可以是信仰的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这些认识领域里的空洞理念却可以成为道德实践的基础。由此,批判哲学从认识论转入伦理学。康德说:理性预感到了自己的具有极大价值的对象--但当它遵循纯粹思辨的途径以接近这些对象时,它们便隐匿不见了。或许  它在唯一的另一条仍旧对之敞开的途径上可以期望较好的结果,这就是实践的  使用。[21]这样,甚至在理性超越一切经验界限的全部雄心勃勃的尝试失败之后,就  实践的立场而言,仍足以让我们满足。[22] 《纯粹理性批判》要限制理性,防止它逾越可能经验的界限,因而是否定性的;相反,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理性则是肯定性,康德说:“因为如果纯粹理性事实上是实践性的,它就将在行动中表明其实在性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所有企图证明其不可能的辩难都将归于徒劳。”[23]纯粹理性在思辨领域和实践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两大领域的区分即实践领域的开辟,使得康德认识论中濒临绝境的理念(“物自体”的第三层含义),在伦理学中又获得了崭新的也是最终的含义。康德说:这样,批判哲学之谜便得到了说明: 我们必须抛弃在思辨中超感性使用的  客观实在性,但可以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方面承认这种实在性。[24] 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意味着自由,自由意志是道德实践的先决条件。此外,为了使道德成为可能,通过自由理念,“上帝及灵魂不朽的理念也获得了客观实在性与合法性以及主观的必然性(作为纯粹理性的需要)。”[25]于是,被逐出人类认识领域的“物自体”,作为理念在道德王国找到了家园。 康德对“物自体”概念的规定和使用显得相当任意和武断。实际上,可以说正是由于“物自体”处在人类认识能力之外,它才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功能。从现象的基础到知识的界限,从知识界限到理性理念,从认识论到伦理学,“物自体”经过各种含义的转换终于完成了自身的行程。 三、过渡的美学 《纯粹理性批判》除去主要讲认识论问题外,在结尾的“先验方法论”部分,已经论述了从认识论领域到伦理学领域,理性在内涵及功能上的转换,提出了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并且勾画了在批判哲学之后并以批判哲学为先导的所谓“形而上学”。[26]因此,《纯粹理性批判》带有总论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已经使用了“Asthetik”一词。但是,在这里,康德仅将“Asthetik”用作低级认识论,以讨论先天直观形式,如他所说:“一切先天的感性原理之学,我称之为先验感性论(Transzendental Asthetik )。必须有此种学问构成先验要素论的第一部分,以区别于论究纯粹思辨原理名为先验逻辑的部分。”[27]除此之外,《纯粹理性批判》基本未涉及作为“趣味批判”的美学--只有一处例外,即“先验感性论”开篇的一个脚注。 但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脚注里,康德反对鲍姆嘉滕将“Asthetik”一词用于“趣味批判”,认为鲍氏美学是“夭折的尝试”,并声称将保留“Asthetik”作为前述“感性论”的用法。[28]同时,在作为总论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根本没有论及《判断力批判》“导论”所大加渲染的所谓认识论与伦理学、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鸿沟既不存在,也就不需要作为过渡桥梁的美学了。 本文认为,从康德思想的形成过程看,毫无疑问,《判断力批判》所建立的美学具有后来补写的、附加的性质。[29] 实际上,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导论”中,康德已经改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论”中的第三章“纯粹理性之建筑术”,首次明确了美学的职能。他说:在感性的自然概念的领域与超感性的自由概念的领域之间,一个巨大的鸿  沟固定下来了。以致通过理性的理论使用从感性过渡到超感性是不可能的,仿  佛它们是两个世界。前一世界对后一世界没有影响;但后一世界却应该对前一  世界发生影响,即,自由概念应该在感性世界中实现其法则所规定的目的。因  此,必须能够这样思考自然: 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依照自由法则应在  自然中予以实现的目的的可能性,是协调一致的。[30] 康德认为,知性为认识能力立法,提供自然的概念和原理,形成科学知识;理性为欲求立法,提供自由的概念和原理,产生道德实践。“这样,愉快的情感位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正如判断力居于知性和理性之间一样。……判断力将带来从纯粹认识能力,即从自然概念的领域向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正如在其逻辑使用中,它使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一样。[31] 依照康德,判断力分为决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前者(决定的判断力)是将特殊归纳到普遍之下的能力,在这里,普遍(如法则、原理、规律)是既定的,问题仅在于将之应用于特殊的事例。这是《纯粹理性批判》在知性论(概念)与理性论(推理)之间所讲的判断(“原理分析论”部分)。后者(反思的判断力)则从既定的特殊出发去寻找普遍。这种判断力又分为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二者分别构成了《判断力批判》的两大部分--美学与目的论。 在批判哲学体系内,美学与目的论是从知性(认识论)过渡到理性(伦理学)的两个阶段或途径。康德把判断力比作“桥梁”,意思是:判断力不同于知性范畴(为自然立法)和理性理念(为自由立法),它没有自己的领域,[32]它的作用仅在于联接自然与自由领域。 但是,同知性和理性一样,判断力也有自己的先天原理,即所谓“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33]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指的是:一个对象的形式使想象力和知性(理解)协合一致,从而唤起主观的愉快情感,这样的对象对于反思的判断力便是合目的的,并因此被称为美。自然在形式上符合人的目的----这样,在自然世界(现象)实现人的道德目的(本体)便具备了可能性, 这种在今天看来牵强附会的说法却正是康德美学的动机所在。由于判断力沟通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所依据的是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自然美获得了优先考虑。这一点成为康德美学区别于他人的特征。 这样,通过判断力的中介作用,感性界(现象)便“过渡”到了超感性界(本体)。康德下面的一段话至关重要:知性先天地向自然立法,这证明了我们所认识的自然只是现象,知性因此  同时指出自然的一个超感性的基体,但在这里,这个基体却是全然未确证的。  判断力通过借以断定自然的先验原理--按照自然可能的特殊规律--揭示了  自然的超感性基体(在我们之内一如在我们之外)依靠心智能力是可确定的。  但理性通过其先天的实践法则使这个基体变为已确定的。这样,判断力就使从  自然概念领域到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34] 所谓“超感性的基体”即“本体”或“物自体”。这个“物自体”从认识论经由美学和目的论到伦理学,从认识论中的限制性含义,经过美学(及目的论),再到伦理学中的肯定性含义,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程。其中,美学仅仅是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环节。整部康德美学便是对这一“过渡”的具体展示。            四、从美到崇高 康德美学的职能是使认识论“过渡”到伦理学,同时,康德美学本身也是由一系列“过渡”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从美到崇高的过渡。 《判断力批判》首先提出“美的分析”。康德说: “由于趣味判断仍与知性相关”,因而可以从量、质、关系、模态四项范畴的角度来考察趣味判断。[35]但是,与以往的顺序不同,康德在美学中先质后量,“我首先探讨质的契机,因为关于美的审美判断首先与此相关。”[36]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 如上所述,康德认为:“心智的全部机能或能力可以归结为三种---- 它们不能再被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了----,即:认识能力,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能力, 以及欲求能力 。”[37]其逻辑形式分别为知性(认识论)、判断力(美学和目的论)和理性(伦理学)。从“质”的方面看,“趣味是凭借全然非功利的快感或不快感来判断对象的能力或表象它的方式,这样的快感对象称做美。”[38]以下的“量”、“关系”、“模态”的要点分别是: “量”:“美是无需概念而普遍给人以快感的。”[39] “关系”:“美是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当它被感知时并未想到任何目的。”[40] “模态”:“美是无需概念而被认为必然给人快感的对象。”[41]  在这四种契机当中,“质”的契机是对审美愉快(快感)的非功利性的专门分析,紧扣判断力的心智能力(即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能力)的性质,并且其他几个契机的论述也以“质”为根据,甚至是“质”的逻辑引伸。如:关于“量”,康德说:“这个关于美的说明可从关于美是非功利的快感对象的上述说明中推论出来。……由于趣味判断意识到没有任何功利,所以必然要求普遍有效……”[42]关于“关系”,康德说:“只要一个目的被视为快感的根据,它就总带有功利,作为依据以决定有关愉快对象的判断。”因此审美对象只是合目的性的形式,而没有确定的目的。[43]至于“模态”,则实际是“量”的另一种表述。因此,“质”的契机可说是契机的契机,是“美的分析”的关键。[44]  正是通过对审美非功利的分析,康德才首次将美与快适(自然)和善(道德)严格区分开来,凸出了康德美学的中心思想,即美作为自然(快适)向道德(善)过渡的中介环节。审美愉快与对象的实际存在无关,仅涉及对象的形式,所以是非功利的。与此相反,快适是感官享受,善则是理性凭借概念给人以快感,它们都与对象的实际存在相关,因而是功利性的。快适也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它代表人的自然方面;善则适用于理性的存在者,它标志着人的道德方面。康德说:“在这三者当中只有对于美的欣赏是非功利的和自由的,因为既没有感官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赞许。”[45]  但是,在康德之前,经验派的柏克将美与快乐混为一谈,把审美快感看作是一种生理状态,这样便只是个人私自的感觉,从而取消了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与此相反,唯理论的鲍姆嘉滕则将美归结为感性认识的完善,康德认为这将依赖于善的概念,他说:“前一种趣味批判是经验主义的,后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依照前者,我们的快感对象将无法区别于快适;依照后者,如果判断依靠确定的概念,快感对象将无法区别于善;”[46]因而,这不仅是三种性质相异的快感,而且分别代表着三种美学立场。通过这种区分,康德扬弃了经验派和唯理派美学。  这样,根据“美的分析”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所进行的界定,真正符合标准的美的范例便是“花,自由的图案,无谓地彼此缠绕而称做簇叶饰的纹线”[47],即所谓纯粹美。  在《判断力批判》中,引人注目的是从“美的分析”到“崇高的分析”的过渡。康德把“崇高的分析”仅仅看作是“美的分析”的附录,但实际上,崇高理论却正是使康德美学的结构趋于完整并获得重大美学史意义的部分。  美是自然对象合目的性的形式,它使想象力与知性协调一致,产生愉快的情感。正如黑格尔所说,美使思想从自然里得到欢欣。与此相反,崇高则是自然对象的反目的性的无形式,崇高以其超越一般形式美的无限巨大(数学的崇高)或威力(力学的崇高),挫败了直观的想象力(代表感性),因为后者只能把握有限的事物。但是,理性却要求将崇高对象作为整体加以掌握,以超越这些自然事物的无限巨大和威力。康德说:“想象力竭力进向无限,理性则要求作为现实理性的绝对整体。这样,我们对感性世界中事物的量的估量能力不适合这个理念。但这种不适合却在我们内心唤醒了一种感觉:我们内心拥有一种超感性的力量;”[48]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崇高不在自然事物里,而必须在我们的理念中寻找;”[49]只是经由一种康德所谓的“暗换作用”,主体内心的崇高才被付予了自然对象,从而使理念获得形象的体现。由于崇高体现在自然对象身上,因此它仍属于审美范畴--只是到了伦理学,理念才摆脱自然对象,最终回到主体自身。  通过贬抑感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理性(人作为道德主体)得以高扬。崇高的对象抗拒想象力(感性)的运用,是不合目的的,因此崇高首先带来的是痛感;但感性的受挫却唤醒了理性的使命感,因而崇高最终又是合目的的并产生快感。康德说:“对崇高的快感更多是崇敬和敬重,而非积极的愉快,因而应当称做消极的愉快。”[50]快感中夹杂着痛感,崇高感正接近《实践理性批判》所论述的道德情感。[51]崇高是走向道德的重要一步。  康德说:“与愉快的情感相关的对象必须或者归于快适,或者美,或者崇高,或者(绝对的)善。”[52]接下来,康德牵强附会地把这四种愉快对象分别纳入量(快适)、质(美)、关系(崇高)和模态(善)这四项知性范畴中,使它们构成一个渐进的序列。这同样是为了表明从自然(快适)向道德(善)的过渡(美和崇高),表明理念不断上升、发展最后摆脱感性束缚的行程。其中,“在美涉及的是感性的主观基础,当这基础有助于静观的知性之时;在崇高涉及的是有助于道德情感的主观基础,即拒斥感性但同时在同一主体内心服务于实践理性的目的。”[53]从美到崇高的转换是使自然与道德之间得以过渡的两大步骤和环节。  美使想象力与知性(理解)协调,可类比于认识论;崇高使想象力(感性)与理性对立,则趋向于伦理学。康德说:“关于自然美,我们必须在我们之外寻找依据,关于崇高则依据仅在我们内心和把崇高付予自然表象的思想方式中。”[54]美使我们沉浸于自然,崇高则通过挫败想象力把握无限的努力,从而唤醒我们超感性的理性力量。这象征了理论理性超越现象界,企图把握无限的绝对整体而遭罹挫折(产生“二律背反”),结果引出实践理性的过程。康德前两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要旨是从外在自然回到内心道德,而所谓美向崇高的过渡正是这一哲学转折的美学形态。  因此,从美到崇高不仅是自然与道德之间过渡的两步,而且本身已象征了从自然回到道德的过程。从美到崇高的过渡作为自然与道德之间的中介环节,其作用是双重的。  《判断力批判》除美到崇高这一主要过渡外,还有从纯粹美到依存美,从自然美到艺术美,从趣味(欣赏)到天才(创造)的一系列过渡。从批判哲学内部看,这些过渡都是从自然到自由(道德)的中介环节,是这一中介的不同形态。从思想史上看,这些审美范畴之间的转换则体现了从感性形式到理性内容的演进,是内容不断突破形式,精神日益超越物质,主观逐渐战胜客观的过程。[55]“过渡”是一个不断差异的过程,它对应于康德之后的美学史。   五、从康德到尼采  如上所述,在康德,美学远非自然与道德之间对立冲突的最终和解,它仅仅是从认识论到伦理学的过渡环节,并且这种过渡也只具有所谓“主观的有效性”。从写作过程和理论功能上看,美学都带有附加的、补充的性质。至于自然与道德的最终统一,作为康德伦理学的“设定”,则只能在“上帝之国”才能实现,这种“设定”即所谓“自然王国与道德王国的全然和谐作为至善的可能性条件”。[56]这就远不是仅具有主观有效性的美学所能胜任的了。  然而,尽管黑格尔误释了康德,但这位思辨哲学大师把补充的、辅助性的康德美学阐释为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把过渡环节、手段和过程阐释为最终归宿、目的和终点,并且这种阐释在《判断力批判》的个别论断中又不无根据--这种阐释令人联想到当代西方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只是黑格尔对自己的“误读”,对自己的阐释与康德的原意不相符合这一情况却始料不及。  此外,除去这一“不相符合”的事实外,另有一种“彼此吻合”的状况也许同样出乎黑格尔的意料。  如果抛开枝节从大处着眼,那么,康德哲学从认识论经美学和目的论到伦理学不断转换,这正是一个理念(“物自体”)从消极含义到积极含义,不断上升发展最后摆脱感性束缚回到自身的过程。这预示了黑格尔庞大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如人们指出的,黑格尔实际上将康德先验自我的能动性质赋予了一般“物自体”(抛弃了康德的“二元论”),从而引出了绝对精神的正、反、合行程: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即绝对精神的自在(逻辑学)、自我异化(自然哲学)以及回复到自身(精神哲学)的过程。两种哲学在更具体的构造方面也大致彼此对应。如:“先验逻辑”[57]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和主体部分(A50=B74至A704 =B732,中译本第70-492页),相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事实上,《逻辑学》研究纯粹理念即范畴体系,正是对康德十二范畴表的发展。作为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讨论自然现象,即自然中的美和崇高以及生命有机体,可对应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实践理性批判》摒弃感性,确立了道德主体,预告了黑格尔以人类主体精神为对象的《精神哲学》,这是理念返回自身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包括主观精神(人类学、现象学、心理学),客观精神(法权、道德、伦理)以及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阶段。美学是对绝对精神阶段的第一个环节--艺术--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不仅预示了黑格尔的哲学,而且经过席勒、谢林,也引出了黑格尔的美学。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把自己的美学称做“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哲学”,以艺术美为主要对象。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美是一种有缺陷的美,只是艺术美的准备阶段。根据理念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艺术美又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在象征型艺术中,物质形式压倒精神内容;在古典型艺术中,精神与物质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在浪漫型艺术中,精神又超越了物质。依照这个原则,艺术门类按顺序划分为建筑(象征型),雕刻(古典型),绘画、音乐和诗(浪漫型),而诗的最高形态则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的统一)。  一般认为,黑格尔美学作为艺术哲学或艺术史的哲学,与探究人类心智先天能力(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的康德美学是大相径庭、迥异其趣的。然而,事实上,从象征型艺术经古典型艺术到浪漫型艺术,从建筑经雕刻到绘画、音乐和诗,这些艺术范畴和门类的演进,在体现了黑格尔式绝对理念的行程的同时,也恰好是康德从美到崇高、从纯粹美到依存美、从自然美到艺术美、从趣味到天才的一系列过渡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康德美学范畴之间的转换在黑格尔那里演变为各种艺术类型的发展,这是一个从抽象形态到具体形态的演变过程。  尤为重要的是,康德美学范畴之间的过渡在黑格尔手中获得了极大丰富,衍生为从象征型(建筑)经古典型(雕刻)到浪漫型艺术(绘画、音乐和诗)的逻辑展开过程--这恰好应和了美学史的行程。  在康德,崇高虽然具有更为突出的理性(道德)内涵,但美仍是其重心所在。在篇幅的安排上,“崇高的分析”仅有七节(第23节至29节),而“美的分析”则占了二十二节(第1节至22节)。并且,康德甚至把“崇高的分析”仅仅看作“美的分析”的附录。同时,从影响来看,“美的分析”也比康德美学的其余部分远为显著,因此康德常被视为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理论先驱。如上所述,由于美学在批判哲学内部的特定职能,自然美获得了优先的考虑。而且,真正符合康德关于趣味判断四个契机的界定的也基本上是自然美。这是一种理念内容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实际上,自然美构成了康德的美的范例,艺术在其学说中反而受到轻视。[58]因此,比之黑格尔,康德的艺术哲学便显得相当粗浅了。  在黑格尔,浪漫型艺术(绘画、音乐和诗)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真正体现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的却是古典型艺术(雕刻)。在古典型艺术中,理念与形象达到了完满的协调,“从此可知,只有古典型艺术才初次提供出完美理想的艺术创造与观照,才使这完美理想成为实现了的事实。”[59]到了浪漫型艺术,理念与形象的完美平衡重又被打破,从而在较高的阶段上回到了象征型艺术所尚未克服的理念与形象的冲突和对立状态。黑格尔的美的范例是雕刻。  叔本华曾写了一部篇幅很长的《康德哲学批判》,附录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与仅仅留意于康德“美的分析”的黑格尔(《美学》和《哲学史讲演录》均如此)相反,叔本华极力推赞康德的崇高理论,认为“这和美的学说相比,有着不可伦比的良好成绩;”[60]在他自己的哲学中,叔本华将康德的“物自体”直接等同于普遍的意志,把现象称做表象,理念则居于这二者之间。叔本华指出,理念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化,表象则是理念的复制品,“于是,个别的、按根据律而显现的事物就只是物自体(即意志)的一种间接的客体化,在事物和物自体之间还有理念在。”[61]叔本华认为,审美使人暂时摆脱了盲目的意志冲动,“在这样的观审中,反掌之间个别事物已成为其种类的理念,而在直观中的个体则已成为认识的纯粹主体。”[62]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这种对理念的不带意志的纯粹认识,艺术的目标则是传达这种认识。遵循这个原则,叔本华考察了从建筑经雕刻、绘画直到戏剧的艺术门类的序列,这一序列同样反映了理念从低到高的等级。然而,叔本华认为,音乐却独立于这个序列之外。所有其它种类的艺术都是对理念(意志的直接客体化)的观照,都是间接地体现意志。与此相反,音乐则超越了理念,音乐“不是意志恰如其分的客体性的写照,而直接是意志自身的写照。所以对世界上一切形而下的来说,音乐表现着那形而上的;对一切现象来说,音乐表现着物自体。”[63]音乐是叔本华美学最为推重的艺术门类。  尼采始终对康德美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说:“自康德以来,所有关于艺术、美、知识、智慧的谈论都被‘非功利’这个概念给损害和玷污了。”[64]尼采结束了一个时代,从美学史来看亦复如此。通过追溯希腊悲剧的起源,尼采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日神阿波罗代表美的外观,体现为造型艺术;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打破形式,归向本体的冲动,并体现为音乐艺术。悲剧歌队用歌声(酒神艺术)招致了种种幻像(日神艺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结合,悲剧便诞生了。悲剧是尼采美学立论的基石。[65]尼采说:“我们必须把希腊悲剧理解为不断把自己贯注到日神的形象世界中去的酒神歌队。”[66]在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关系中,酒神占据压倒的优势--所谓“悲剧神话必须理解为酒神智慧通过日神艺术的媒介而得以形象化。悲剧神话引导现象世界到其界限,使其自我否定,并使其寻求重新逃归唯一真正的实在的怀抱。”[67]这样,悲剧“分享了日神艺术领域那种对外观和静观的充分快乐,同时它又否定这种快乐,而从可见的外观世界的毁灭中得到更高的满足。”[68]这正是一幅酒神精神淹没日神幻像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悲剧在尼采的著述中已超出了作为艺术门类的传统含义,因此,他经常谈论所谓“悲剧认识”、“悲剧智慧”、“悲剧世界观”,并自称“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怎么能把它理解为无目的、无目标的、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呢?”[69]他正是以一种“悲剧世界观”站在生命的立场上重估一切价值,并倾向于以一种宽泛化的艺术和审美来涵盖甚至取代所有传统的经验-文化形式,而不是将审美与非审美区别开来。例如他说:“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价值,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价值……我名之为酒神精神。”[70]的确,尼采所要建立的正是一种“超人”(Ubermensch)的新道德观。因此,当他大谈“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时,他的艺术概念便已经超越传统的审美范畴,而在形式上趋近于康德的“纯粹意志”(伦理学)了。高涨的泛滥的酒神精神冲毁了单纯和清晰的日神式的传统审美理想。这实际上仍是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那个原始过程。  在尼采那里,这一过程以另一种更激进的形式再现了康德从美到崇高的过渡,同时也象征了德国古典美学从康德到尼采的行程。悲剧性的崇高取代了美的形式,古典美学在尼采那里走到了终点。  在美学史上,不同的艺术门类在不同的美学家那里分别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如果暂时抛开较为次要的美学家不论,那么,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这四位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那里,自然美(康德)、雕刻(黑格尔)、音乐(叔本华)、悲剧(尼采)分别成为美的范例。这一编年史上顺序大致对应着黑格尔所论述的从自然美到艺术美,从象征型(建筑)经由古典型(雕刻)到浪漫型艺术(绘画、音乐和诗)的逻辑行程并通过黑格尔最终折射着康德审美范畴之间的过渡。美学史上的这一行程同样是内容日益突破形式,是理念内容在物质形式中逐渐显现、上升、高涨和满溢,是审美对象这一范畴形成和趋于瓦解的过程。事实上,在“美的分析”中,康德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来严格界定审美,而在此之后则愈来愈强调审美与非审美因素的联系,强调美与快适(所谓“经验的旨趣”)、美与道德(所谓“智性的旨趣”)的结合,直至最后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审美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尼采的宽泛化的审美概念和用法刚好响应了康德的这后一方面。与康德在“美的分析”中对审美的严格界定相比较,尼采几乎是一种反界定。因此,从康德到尼采,美学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美学自我消解的历史,是反美学史。康德从美到崇高的过渡以及其他一系列过渡,以抽象的方式预告了这一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涵盖了一部美学史的行程。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随着美学史的展开,美学的位置在不同的哲学体系内部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同样对应于康德哲学的行程。例如,鲍姆嘉滕认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71]作为低级认识论,美学填补了作为高级认识论(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所遗留的空缺。在鲍姆嘉滕,美学的位置相当于康德认识论的第一部分,即讨论纯粹直观形式的“先验感性论”。接下来,康德美学作为从认识论到伦理学的过渡环节,则位于认识论之后,目的论和伦理学之前。到了黑格尔,美学成为精神哲学(如上所述,对应于康德的伦理学)的最高阶段即绝对精神阶段的第一个环节,处于宗教和哲学之下。叔本华哲学依照逐级上升的顺序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美学-→伦理学四部分。美学居于自然哲学之上,伦理学之下。到了尼采,古典哲学的庞大体系解体了。尼采是一位反体系的哲学家,他始终坚信“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72],艺术体现了尼采所认可的终极价值,而“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也正好趋向于康德伦理学的“纯粹意志”。这样,从鲍姆嘉滕到尼采,美学在哲学内部恰好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完整行程。美学这个不断上升的行程是上述从自然美(康德)经雕刻(黑格尔)、音乐(叔本华)到悲剧(尼采)的美学史过程的另一种形态,其实质仍然是艺术(审美)的内容、精神、理念……方面日益被突出和强调,从而使美学的地位也相应上升和提高。  上文曾指出,黑格尔把作为认识论与伦理学之间过渡环节的康德美学解释为自然与道德之间矛盾对立的最终统一,从而误释了康德。但在某种意义上,美学史的发展却逐渐支持了黑格尔的这个解释:即审美从认识与伦理之间的过渡环节(康德),经过上升发展(黑格尔、叔本华)而获得了最高价值(尼采)。  在康德之前,鲍姆嘉滕创立了美学。从此,美学在德国哲学内部固定地充当着一个不确定的角色。从康德到尼采,古典美学走完了全程。与前两个世纪比较,到了尼采之后的20世纪,美学便已退出日益为分析方法、实存体验和解构立场所统治的西方思想舞台。即使有后期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米盖尔·杜夫海纳,总的颓势也无法挽回了。事实上,从西方文艺史来看,从中世纪艺术的惊赞和忏悔到现代艺术的焦虑和反讽,在其间,近代艺术的确经历了一个审美的历史过渡。___________  [1]康德并未讲美感超越时空形式, 郭似将康德与受康德巨大影响的后代理论(比如叔本华)混为一谈了。如叔本华认为美感的主观条件“是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忘记作为个体人的自我并且意识也上升为纯粹的,无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主体。”(《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译文有改动)  [2]《康德哲学通信(1759--99)》,A.Zweig编,1986年英文版,第127页。  [3]《判断力批判》,Werner S.Pluhar译,1987年英文版,第7页。参见宗白华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在《实践理性批判》交付出版商后,康德也曾说:“我现在将立刻转向‘趣味的批判’,我将以此完成我的批判工作……”(1787年9月致L.H.Jacob,见《康德哲学通信》,第125页)  [4]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四卷,第296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此段与康德原文有出入,勿宁是黑格尔的转述。原文见《判断力批判》,第17-18页(中译本第16页)。  [5]《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296页。重点号后加。  [6]《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卷, 第66-67页。  [7]同上书,第67页。  [8]见《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299页。  [9]《美学》,第一卷,第70页。  [10]同上书,第75页。  [11]《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299页。  [12]《美学》,第一卷,第76页。  [13]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B.鲍桑葵沿袭了黑格尔的解释:“康德在这里准备把一个崇高的地位赋予审美判断……这个崇高的地位就是充当这两个世界的会合点,充当理性在感官世界中的代表和感官在理性世界中的代表。”(《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9页)中国学者李泽厚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与自由两领域的沟通和统一,却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之中。”“美是真、善的对立统一,即自然规律与社会实践、客观必然与主观目的的对立统一。”(《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修订版,第366、415页。)  [14]“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于对象。但是,由于这一主张,凭借概念先天地关于对象有所建立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全部尝试便归于失败了……于是我们应该沿着哥白尼最初的思路而进行。”(《纯粹理性批判》,Bxvi,参见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5]《纯粹理性批判》,A29=B66(中译本第66页)。  [16]《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页。译文有改动。康德有时代替“物自体”而使用“对象”一词(尤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不可与作为认识对象的“现象”相混。  [17]《纯粹理性批判》,A51=B75(中译本第71页)。  [18]同上书,A246=B303(中译本第213页)。  [19]同上书,A298=B355(中译本第245页)。  [20]同上书,A797=B825(中译本第545页)。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先验自我亦不可知,因而属于“物自体”范畴。实际上,这是一般“物自体”在认知主体身上的体现。这就是康德的“二元论”立场所在。  [21]同上书,A796=B824(中译本第545页)。  [22]同上书,A828=B856(中译本第563-564页)。  [23]《实践理性批判》,L.W.Beck译,1956年英文版,第3页。参看关文运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页。康德也由此说明了前两部批判书名的来由,见同页。  [24]同上书,第5页(中译本第3页)。  [25]同上书,第4页(中译本第2页)。  [26]“纯粹理性的哲学,或为预备的,即着眼于一切纯粹先天知识以研究理性的功能,名为批判;或为纯粹理性的体系,即在体系中展示来自纯粹理性的哲学知识大全(不论真伪),名为形而上学。”见《纯粹理性批判》,A841=B869(中译本第570-571页)。  [27]同上书,A21=B35-36(中译本第48页)。  [28]同上书,A21-23=B35-37(中译本第48页)。  [29]1787年12月康德写信给K.L.莱因霍德说,他的体系的首尾一贯使他十分自信,“而且,在有时看不到研究某一课题的正确途径时,为了寻求先前没有想到的答案,我发现只需回顾一番知识要素的一般图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心智功能的一般图景即可。”关于趣味原理,康德接着说:“虽然我曾认为不能找出这些原理,但对上述人类心智功能进行分析的体系使我发现了它们……”见《康德哲学通信》,第127-28页。总之,正是康德哲学的整体性质(所谓“一般图景”)使曾经受到怀疑的美学最终得以确立。  [30]《判断力批判》,第14-15页(中译本第13页)。康德原为《判断力批判》写了一个篇幅更长的导论,后未采用。这篇导论(后世称“第一导论”)直到1914年才由E.Cassirer编辑出版。本文仅根据通行的、也是康德生前同意出版的导论。  [31]同上书,第17-18页(中译本第16页)。  [32]Gilles Deleuze:“情感能力没有任何领域(既非现象,又非物自体)”。见《康德的批判哲学》,1984年英文版,第48页。  [33]参看Werner Pluhar对“合目的性”(ZweckmaBigkeit)概念的辨析, 见Moltke S. Gram编:《阐释康德》,1982年英文版,第85-99页。  [34]《判断力批判》,第37页(中译本第35页)。  [35]同上书,第43页(中译本第35页)。  [36]《判断力批判》,第43 页(中译本第39页)。  [37]同上书,第16页(中译本第15页)。  [38]同上书,第53页(中译本第47页)。在《判断力批判》,快感(德文Wohlgefallen)与愉快(Lust)同义。  [39]同上书,第64页(中译本第57页)。  [40]同上书,第84页(中译本第74页)。  [41]同上书,第90页(中译本第79页)。  [42]同上书,第53-54页(中译本第48页)。  [43]同上书,第66页(中译本第58页)。  [44]李泽厚认为,“质”的契机提出的实际上是“人与自然这个根本问题,即作为主客体对峙的人与自然、作为主体自身内部的人(理性)与自然(感性)的统一。”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使康德不寻常地打破了自己立下的常规。”把“质”提到了首位。见《批判哲学的批判》,第374页。这可说是上文所述黑格尔式误释的具体化。  [45]《判断力批判》,第52页(中译本第46页)。此段孤立来看十分有利于上述黑格尔的解释。  [46]同上书,第220页(中译本第194页)。  [47]同上书,第49页(中译本第44页)。  [48]同上书,第106页(中译本第89页)。Gilles Deleuze:“正是理性将想象力推至极限,迫使它承认,一旦与理念相比,其力量便化为乌有了。”见《康德的批判哲学》,第51页。  [49]《判断力批判》,第105页(中译本第89页)。  [50]同上书,第98页(中译本第84页)。  [51]“敬重远非一种愉快的情感……有些许痛感掺杂其中,这样,一旦我们抛弃自负心而使那敬重心发生实践的影响,我们就能够无餍足地沉思道德法则的庄严壮丽,并且我们的心灵愈是看到这个神圣法则高出于自己及其脆弱天性之上,就愈相信自己也同样高出尘表。”见《实践理性批判》第80页(中译本批79页)。  [52]《判断力批判》,第126页(中译本第107页)。  [53]同上书,第127页(中译本第108页)。  [54]同上书,第100页(中译本第85页)。  [55]康德美学的所谓前(形式主义)后(表现论)不一致为许多人所论及。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或认为二者分别适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如D.W.Gotshalk),或认为表现论是形式主义理论的具体应用(如Paul Guyer),或认为二者只是同一个理论当中在论证上的两个步骤(如Donald Crawford), 或认为前者立论失败,便继之以后者(如R.K.Elliot )。参看Kenneth F. Rogerson:《康德的美学》,1986年英文版。大多是从“同一性”的理论立场淡化和抹杀康德美学的过渡(差异)性质,更未能与康德之后的美学史相联系。  [56]《实践理性批判》,第151页(中译本第148页)。“至善”即德与福的统一。  [57]它本身的实质内容又分为“概念分析论”(讲知性范畴)、“原理分析论”(讲决定的判断力)和“先验辩证论”(讲理性)三部分,在结构上对应于传统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先验逻辑”既参照又超越了形式逻辑。  [58]“审美判断依照康德的概念……更适合于自然对象,而不是艺术作品。”“康德的分析中最有兴味的部分是针对自然对象的……”见Ted Cohen和Paul Guyer编:《论康德美学》,1982年英文版,第6页。  [59]《美学》,第一卷,第97页。朱光潜:“典型的古典型艺术是希腊雕刻。这种艺术恰恰符合黑格尔的美的定义,所以他把古典艺术看作最完美的艺术。”见《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卷,第493页。  [60]《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722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61]同上书,第245页。  [62]同上书,第250页。  [63]同上书,第363-64页。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16节概述了这段话并认为由于这个美学中最重要的见解,“才开始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参见周国平译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7页。  [64]《艺术与艺术家》,《尼采全集》第17卷,1926年德文版,第304页。Gilles Deleuze说,尼采艺术观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艺术是‘非功利’活动的反面,它……并不‘悬置’欲望、本能或意志。相反,艺术‘刺激着强力意志’,是‘某种使意志兴奋的东西’。”见《尼采与哲学》,1983年英文版,第102页。  [65]尼采专家Richard Shacht说:“在《悲剧的诞生》里……悲剧被提高到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之上。在后来的著述中,他继续赋予悲剧以特殊的地位。”见《尼采》,1985年英文版,第513页。  [66]《悲剧的诞生》第8节(中译本第32页)。  [67]同上书,第22节(中译本第96页)。  [68]同上书,第24节(中译本第104页)。“无论何处,只要酒神得以盛行,日神便终止和毁灭了。”同上书,第4节(中译本第16页)。  [69]《偶象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第24节(见《悲剧的诞生》中译本,第325页)。  [70]《自我批判的尝试》,第5节(同上中译本,第277页)。  [71]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72]《悲剧的诞生》序(中译本第2页)。尼采在晚年的笔记(《强力意志》)里逐字援引了这些话。见《悲剧的诞生》中译本,第387页。
  12. 陈葆真:南唐三主与佛教信仰
    宗教 2009/09/13 | 阅读: 2242
    南唐较吴越之崇佛,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马令和陆游两人在撰写《南唐书》时,才将这种现象别立一章,名为〈浮屠传〉,特别标示南唐笃信佛教的史实。
  13. 滕威: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文学 2011/11/12 | 阅读: 2242
    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时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年轻时他却“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
  14. 刘耀华:网络安全的保护伞--浅析美国网络安全举措
    法律 经济 科技 2013/03/23 | 阅读: 2241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规定任何外国人控制的,存在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交易将被视为"受管辖的交易"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2010年5月,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美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司令部。
  15. 伊扎特:我爱茉莉花
    社会 政治 2011/03/07 | 阅读: 2241
    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人民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因为本·阿里在1987年发动的推翻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不流血政变就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对于现时的突尼斯人来说,那次政变是一个讽刺,更是一种耻辱,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动称为“尊严革命”
  16. 汪晖对话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社会 2013/12/29 | 阅读: 2241
    对于亚洲、非洲的思考不是为了论证其特殊性,而是为了通过其独特性探索普遍的真理,重建世界历史的图景,并探寻变革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背景的共同探索是迫切需要的。
  17. 李理: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踏查"及窃取
    历史 2012/08/29 | 阅读: 2239
    以往学界多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所收录之二手资料。《日本外交文书》所收录之相关资料,出自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之原始档案。但两馆所藏之"踏查"、"回航报告"及"矿产资源"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外交文书"都没有收录。笔者利用"外交文书"没有收录的资料,对史实进行补充还原。
  18. 朱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人文 2009/09/06 | 阅读: 2239
    78级神话也只是个神话。因为即使在学术传统之内,仅仅同前人相比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知识转型,还有建国和“文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此,必须寻求其他的标准。
  19. 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
    文学 2012/11/23 | 阅读: 2239
    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
  20. 哈贝马斯:三种视角——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
    思想 2009/10/12 | 阅读: 2238
    本篇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三章, 曹卫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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