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人文

王炎:伊斯坦布尔一日

《读书》2011.11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一、
阅读欧洲古典文学,会与君士坦丁堡不期而遇,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以本名命名这个城市,欲在东方重建罗马。想象中它总带些东方情调的基督文化之都,拜占庭、十字军、东方快车,辽远而神秘。在当今的世界地图上,它已更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共和国让首都恢复了奥斯曼时代的阿拉伯称谓——即“城市”,里面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桥,气势恢宏。多年来悠然神往,无奈隔岸观火,如今终于如愿成行。虽说眼见为实,但多年的旅行经验告诉我,亲历往往不如遥念美好,而此行却在意料之外。
从北京直飞伊斯坦布尔,只有午夜航班。所以子夜赶奔机场,在飞机上困撑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晨5点半就到了土耳其。这么早下飞机很尴尬,街上空无一人,从机场到旅店一路睡眼惺忪,无精打采望着车窗外古街陋巷倏然掠过。远看旧房老屋鳞次栉比,把这座城市塞得满满的。出租车驶入狭仄的胡同,吃力爬上近70度的陡坡,然后冲下店铺林立的小巷,身体感觉失重,还没睡醒就坐上了“过山车”。伊斯坦布尔有1300万人口,与北京不相上下,而土耳其全国才不过6千多万人。
到了旅馆,瞌睡连天的前台服务生面露难色,时间太早了,客房还没有准备出来。只好先暂存行李,到餐厅吃早餐等待。但还太早,早餐还未摆上桌来,好在有咖啡提神,消磨一下时光。别看酒店不大,餐厅却很排场。宽敞明亮的用餐空间,进深很长,三面的半玻璃墙,窗明几净,可俯瞰伊斯坦布尔全城。餐桌边的窗户敞开着,温润的空气吹进来,是古东方的早晨的甜净与春意。餐厅里已有一位早起的客人,靠在一扇窗边,摆弄着一架硕大的照相机,粗壮的变焦镜头伸出窗外老长,像门小炮架在三脚架上。快门每隔一两分钟自动启合,扫描着明媚相涵的水光山色。她是位四十多岁的美国女摄影师,高大硕健,特意早早起来,要把古城的时光流驶印刻在胶片上。天空是清澈的淡蓝,射在雪白桌布上的晨曦一寸寸移动着,映衬蓝色清真寺穹顶的光影色调,幽微变幻。一只白鸽从破败的基督堂尖顶上一跃而起,飞入如洗的碧空,掠过苏丹的皇宫,俯向喧闹的大巴扎市场,斜刺冲向索菲亚大教堂,渐渐地,消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烟波浩淼之中。瞬间,古代、近代、当代时空交错,希腊拜占庭的教堂与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遮隐在同一片白云的阴影之下。大巴扎市场贩夫走卒的叫卖声,与18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君士坦丁堡别无二致。远处高音喇叭传来婉转悠扬的《古兰经》的吟诵,你仿佛被时间机器带回了欧亚大帝国的颓败古都。而下面的CBD商业区,后现代办公大楼,光鲜陆离的玻璃门廊下匆匆出入的时髦男女。楼层拐角挂耳麦、戴墨镜的“黑衣人”,手持对讲机,职业地为客人登记答疑,低调且明察秋毫,提醒你,伊斯坦布尔也是个欧化的国际都市。
早餐已经上桌,品着本地香茗,我发现土耳其人不用热水沏茶,而文火烹煮,茶味极浓,须兑半杯白水,才有茶香。早起的客人三三两两来到餐厅,人人脸上露出惊异神色,大概被外面寓目的景色所感染,或为城市诗画般的风韵心折。仅凭一张餐桌便可将古城春色尽收眼底,可谓秀色可餐。良辰美景让不相识的过客忘掉拘束,不经意搭讪起来,海阔天空,意犹未尽。千里相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似有一份缘分,乡魂旅思,刚出行已有淡淡的乡愁了。
土耳其

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一个上午快要荒废掉了,这么懒在餐厅里,大好时光要从指缝间溜掉了。忙到前台询问还能否赶得及市内一日游,于是随个旅游团,走马观花,也算到此一游吧。最后一站是多尔马巴赫切宫( Dolmabahce Palace),已时近黄昏。这里也叫“新皇宫”,曾为奥斯曼帝国站罢最后一班岗,便恭送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寿终正寝。它富丽堂皇、穷极奢靡得让人炫目。于1842年破土兴建,占地11.2公顷,耗去国库35吨黄金,仅天花板上的镀金就用掉14吨。风格上,多尔马巴赫切宫模仿凡尔赛宫和圣彼得堡的冬宫,与四百年风雨飘摇的“老皇宫”——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风格迥异。老皇宫保持奥斯曼—拜占庭风格,古木萧疏、庄严持重。新皇宫突出“全盘西化”的成就,将巴洛克、洛可可与帝国风范融于一身。宫内帷幕帘榻、威仪雍容。维多利亚女王赠送苏丹的4.5吨重大水晶吊灯,从文艺复兴穹顶壁画的中央垂挂下来,让大舞厅溢彩流光,珍宝器用更充庭溢目。
随导游迂回曲折,穿过内宫一个个房间。他指点着苏丹的铺张奢华,讲述着帝国的沧桑变幻。导游停下来,手指大殿窗外一片蔚蓝色海面:这便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1918年11月13日,协约国舰队从金角湾(Golden Horn)驶入伊斯坦布尔,一艘艘炮舰排起16海里的长队,队尾甩到这扇窗户下。此情此景让末代苏丹默罕默德六世潸然泪下,瘫软在宝座上,曾叱咤欧亚大陆600年的广袤帝国就这样崩溃了。我身边有位英国游客一路话特多,与他同行的是位年龄稍长的女友,沉默寡言,好像不赞成她的男友。这位英国绅士自来熟,告诉我他是作曲的,在网上兜售流行歌曲和轻音乐,趁女友不在,还偷偷讲了一段与中国姑娘的艳遇。他这时对导游评论道:末代苏丹可是一位进步明君,爱好和平,儒雅细腻,理性宽容,在历代苏丹中,开明者非他莫属。导游一下沉下脸来,不客气地回答说:我们土耳其人可不这么看,默罕默德六世是民族败类,国家的叛徒。早在1922年,大国民议会就以勾结英国叛国罪起诉他,这个人代表民族的耻辱!英国人一脸不悦,小声叨咕着:这个导游无知,一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

三、

两位拌嘴让我好奇,为搞清缘由,我翻看了些土耳其史料,虽涉足不深,倒发现土耳其近代史与中国现代演进相映成趣。比如,奥斯曼帝国虽在15世纪吞并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根除了长达1500年的罗马帝国残余,但到18世纪,就与清王朝一样出现败象。西方列强蚕食它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使其渐渐失去在埃及、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尔干、波斯的大片领土,财力、军力消耗殆尽。至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被世人戏称为“欧洲病夫”,晚清则被嘲为“亚洲病夫”,两个“病夫”天各一方,却似神交已久。苏丹的幕僚与大清朝臣一样玩“以夷制夷”的把戏,利用英、法、意、俄、希腊等国各怀心腹、分赃不均,使它们相互掣肘、彼此消耗,土耳其帝国竟也苦苦撑到1922年才土崩瓦解,比清朝覆灭还晚11年,算技高一筹吧。苏丹也搞洋务运动,且比清朝早20多年。先有苏丹马赫默德二世改革,后有1839年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的 “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同清朝一样向西欧派遣留学生、创办外文编译局、建立现代世俗学校、引进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聘请外国顾问训练“新军”。结果也难逃满清洋务的劫数,改革发轫于衰弊之际,但纲维不振,国运衰微,欲籍洋务治乱兴衰,谈何容易,弊政已日久年深了。
受西洋熏陶的土耳其少壮派回国效力,他们渐渐羽翼丰满,成为帝国军队的中坚。进步军官效仿意大利烧炭党人,组建“青年奥斯曼党”,搞宪政救国。数年后,他们政变夺权,迫使苏丹妥协,屈就立宪制下的傀儡君主。20世纪初,帝国命运掌控在后组建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手中。这个党又分裂为两派,一是亲英的“自由派”,醉心于英国自由民主政治,希望帝国实现名副其实的宪政,产生自由的公民社会。另一派是亲德的“民族派”,欣赏普鲁士军队的铁血尚武,推崇德皇专制下的科技与工业进步,欲富国强兵,复兴突厥人的强大帝国。清末民初,中国宪政变革也曾讨论仿英还是随德,可知亚洲大陆两端所见略同。青年土耳其党两派争论不休,相互倾轧,在“一战”山雨欲来之际,为加入德国主导的“同盟国”,还是英法主导的“协议国”争执不下。苏丹是个傀儡,首鼠两端,既讨好英国,希望结成盟友,又巴结德国,恳求永结秦晋。而英、德、法、俄都看不起“欧洲病夫”,无人响应。奥斯曼帝国已衰羸颓废之极,早无勃兴发奋之力,一心只想“傍大款”,想借强国之力,提携自己。终被人玩于股掌,忍辱蒙羞,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拖入战争。
英国人最急功近利,利用土耳其人求和心切兜售军火。原本巴西向英国船坞订造一艘战列舰,却中途退货。英国想起了苏丹的谄媚,便巧言令色,将订单转售给奥斯曼,还搭售一艘无畏型战列舰。苏丹忙不迭地送上全部定金,签订1914年7月交船。期限一到,苏丹派高级代表团赴英接船,付清尾款,筹备国内盛大的阅舰典礼。此时,英国人意识到与德开战在所难免,是用战船之际,便无故拖延交货。果然,8月1日英国对德宣战,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下令征用应属于奥斯曼的两艘战列舰。苏丹的接船代表目瞪口呆,而帝国政府仍忍气吞声,只考虑平息国内的怨气,恳求英国退款,希望息事宁人。丘吉尔这才拿出购船合同,土国代表发现合同条款规定:如大英帝国参战,可随时征用两船,不必赔偿任何损失。显然,寡廉鲜耻的谈判军官吃了回扣,据说有几个贪官携赃款到纽约做了逍遥寓公。
亲英的自由派无地自容,没想到在一心向往的大英帝国眼里,奥斯曼帝国的价值不及两条战列舰。这让亲德的民族派占了上风,外交天平一下倾向了德国。德国正与协约国开战,需要土耳其人扼住达达尼尔海峡,便趁虚而入,卖给奥斯曼两艘巡洋舰,连人带船一并交货,挽回了帝国的面子。昏庸的苏丹欣喜若狂,让随船到来的德国水兵换上土耳其军装,编入奥斯曼海军,还任命德国船长为帝国海军司令。稍有常识便想得到,德军官兵身在“土”营心在“德”,只听德皇的调遣。德国要求奥斯曼参战,而亲德与亲英两派还相持不下,苏丹左右摇摆。德皇索性密令由德国船长充任的奥斯曼海军司令出击黑海,炮轰俄国港口和要塞,迫使协约国对土宣战。苏丹像旁观者一样,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舰队四处出击,无计可施,帝国就被挟持加入“一战”,最终惨败。整个过程看似衅起他族,实事在萧墙,都说弱国无外交,可一个民族的灵魂握在他人手上,更加悲惨。末代苏丹与协约国订城下之盟——《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一战”下来让奥斯曼丢了五分之四的领土,其欧洲部分几乎被意大利和希腊瓜分殆尽,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与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被法国托管,失去了几乎所有海岸线,军队编制不得超过5万人,且经济在西方的监控之下运行。如此苛刻、羞辱性的条约,彻底终结了一个帝国,甚至也没给未来土耳其留下回旋余地。
在亚洲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知识界对土耳其之变很关注。在1912年,《东方杂志》刊发了玄览的文章《青年支那党与青年土耳其党之比较论》,1917年,该杂志主编杜亚泉又撰文《外交曝言》,告诫国人须以青年土耳其党为鉴,:“设我国政党,不揣时势,效土耳其青年党之行为,致演成巴尔干分裂之局势,则瓜分之祸,即在目前” 我们今天视土耳其为偏邦小国,不放在心上。可民国初年,奥斯曼老大帝国虚名尚存,两国又国运相似,便惺惺相惜起来。北洋政府在“一战”中没像苏丹那样站错队,还得了个战胜国的头衔,出席巴黎和会,本想收回战败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不想德国权益被转手给了日本,战胜国竟受胯下之辱。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闹起来,“五四运动”爆发了。 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国命将亡之际,也出现戏剧性变故。一位曾在加里波利抗英的民族英雄振臂一呼,号召国人拒绝《色佛尔条约》,志士仁人闻风景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苏丹政府,把协约国占领军赶出国门,在昔日帝国腹地建起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这位乱世英豪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四、

五月的伊斯坦布尔,春物尚余,夏景初丽。多尔马巴赫切宫花园里,硕大的黄玫瑰沈馥香浓,芳艳动人。皇宫一墙临海,开了扇大门,是进皇宫的水路,想必为朝臣驾船面君而设。现由一名土耳其国民军把守,一看便知他是从仪仗队精挑细选的,意气轩昂,挺胸抬头,纹丝不动,在水天一色的背景里,像幅剪影,与皇宫的琼楼玉宇相映衬,真可入画,烟景清朗。导游领我们穿过一间间豪华居室,如入迷宫,最后进到一陈设简单的小房间。他手指墙上挂钟,时间停在9点05分,深情地讲解道,国父凯末尔于1938年11月10日9:05分病逝于此,时钟从此停在悲恸的一刻。凯末尔病重时,政府让他从安卡拉搬到伊斯坦布尔新皇宫疗养,在这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多尔马巴赫切宫对土耳其人有特殊意义,人们来此凭吊伟人,仰国父立国之荫泽。伊兹密尔的一条高速路边,我曾看到半山上有一尊巨大的国父石雕,颇似乐山大佛,可想凯末尔在土耳其人心中尚未走下神坛,这种民族情结要放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语境里才能理解。
“一战”后奥斯曼梁折栋焚,举目皆非。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民族革命,势孤力薄,虽艰苦鏖战,仍被协约国和苏丹围堵,光景绝望。他唯一能找到的盟友只有苏联,沙俄原本在协约国一方参战,但中途爆发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列宁决定退出协约国,与英法反目成仇。新生的苏维埃向外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与西方抗衡。1921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广泛接触,后来向孙中山提供资金、军火和军事顾问,协助筹建黄埔军校,训练国民革命军,支援北伐,削弱西方在华势力。出于相似动机,苏联也支持凯末尔,给他提供大量军火、现金和军援,帮他与英、法、希腊、亚美尼亚多线作战。苏联强有力的外援,让凯末尔在希土战争中节节胜利,1923年他迫使协约国废止屈辱的《色佛尔条约》,重新订立《洛桑和约》,土耳其人保住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安纳托利亚范围内的主权与领土,夺回了海峡区,罢黜末代苏丹,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土耳其今日版图,便是凯末尔革命的战果。

五、

中国共产党人曾关注凯末尔的成败。1922年,第一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刊发主编蔡和森的文章《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蔡评论说:“世界上最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老大国家莫如土耳其与中国。” 两国都曾是幅员辽阔、雄踞世界的大帝国,现却皆沦为任人宰割的“病夫”,从土耳其的兴衰可观中国之未来。他称赞凯末尔是“最伟大最有革命精神的”, 他的胜利“不独挽回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被压迫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与印象。所以历史上最可祝贺的胜利,除苏维埃俄罗斯的诞生外,要算是这一回了!” 蔡文的目的要劝说国民党联俄联共,于是自问自答:土耳其已从重病中霍然而愈,前途一派光明,“然则远东被压迫的民族应当作何感想呢?尤其是与土耳其国民党处同一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应当作何感想呢?” 蔡给出济世良方:苏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救星,必须与苏联结盟,才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胜利的必由之路。他疾呼:“四万万被压迫的同胞呀,…. 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 高君宇也在该报撰文《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称土耳其的胜利不是回教打败基督教的胜利,也不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胜利,更不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胜利,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胜利,它将促成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 蔡、高两人依照20年代初共产国际撮合国共合作的路线,把土耳其之变视做中国反帝、反军阀革命的理想道路,误以为在小亚细亚发生了另一场苏维埃革命,乐观地期待凯末尔“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步其后尘。然而,土耳其走向共和之路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建国之初,土耳其的确以俄为师,推行计划经济,搞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但凯末尔从来不认同苏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他积极反共,最终导致与苏联交恶。对西方的态度上,凯末尔坚信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能救国,必须走西化道路,只有实行现代化与世俗化,才能让土耳其摆脱蒙昧,走向文明。但他不因此向英、法、希腊低头,相反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凯末尔时代的国策。凯末尔曾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信仰自由、民主的启蒙理念,但也认同铁腕与强力,奉行现实的民族主义,奉国家利益为圭臬。他以专制推行西化,以暴力实施政教分离。多少世纪的传统积习,被他一下子铲除。奥斯曼的礼仪、服饰和风俗均被取缔,民众改着西装,妇女除去面纱,公元历取代伊斯兰历法,拉丁字母替换土语中的阿拉伯字母,连学校教授阿拉伯和波斯语也明令禁止。如此过激的政策无法以和平手段推行,政府就不惜残酷手段。土政府为实现欧洲式的单一民族国家,与希腊、亚美尼亚和保加利亚等邻国粗暴地交换人口,血腥驱逐、屠杀少数民族,给现代土耳其政治留下深刻的隐患。凯末尔铁血冷面之下也有柔情,他以国家元首之尊深入乡间、村社开办社会讲堂,手把手交农民识字,为妇女争取权利,废除多妻和休妻制,赋予妇女参政、议政权。从立国到辞世仅短短十多年,这位强人让土耳其脱胎换骨,从衰弊的封建帝国,改造成现代资本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兴味索然了,而国民党人又对凯末尔艳羡不已。1928年1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偕孙科、伍朝枢等赴土耳其,做为期两周的访问,详细考察军事、政治、财政、教育诸方面,顿觉喜遇知音。特别对土耳其“党政合一”、“党指挥枪”的政策,胡推崇备至。出访前,他曾撰文《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指出中土国情相似,国民党的北伐与土耳其民族革命殊途同归。到土耳其后,胡更视凯末尔为“完美领袖”,认为土国政治已臻完美。访问期间国内传来北伐胜利的喜讯,胡在途中致电南京政府,提议结束军政之时、开始训政之际,实施“训政大纲”。其内容颇有现学现卖之嫌,他把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原则,包装成“以党统一、以党训政、以党治国”的方针,恰中蒋介石下怀。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转入“训政”,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奠定一党独大的架构。胡汉民回国后到处宣讲土耳其经验,渲染凯末尔完成建国大业,便深居简出,大权交由内阁总理代行,暗示蒋应效法土国父功成身退,由他掌权,全不顾蒋介石正年富力强、野心勃勃,不比凯末尔重病缠身,风烛残年。胡只落得软禁汤山的下场。

六、

回眸80年前,民国时代的世界参照系不仅有英、法、美、日、俄等强国,也有土耳其这样绝地逢生的欠发国家。与向发达国家虚心求教的态度不同,那时国人谈及土耳其时,似有心契魂交、视远如近的情感,这是我们今天体会不到的。知识界提醒民国政客,土耳其式的政党政治会误国。早期共产党人则把反帝、联俄、团结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图景,投射到小亚细亚这片古老土地上,希望它为世界革命树立一杆大旗。国民党人把它视为新兴国家建立威权式国家主义的理想型,土耳其因此给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而今日国人,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太关注,西亚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国家,它能否加入欧盟,倒是对欧洲文明包容性的考验。其实,这些体认所反映的不是对象的真实,而是主体自身欲望的表达,爱德华•赛义德描述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我们早耳熟能详,也可用之反观自身,一切文化主体对他者的想象不都有“东方主义”之嫌吗?
夕阳落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淡淡的薄雾后面,日光残影映红了一弯新月边薄薄的云。我步伐疲惫走出多尔马巴赫切宫,拐入一座清真寺歇脚。按规矩脱下鞋子,穿回廊入内殿,寺内冷冷清清,有三、四位西装领带打赤脚的男子在殿中央礼拜,拇指顶在耳垂下,双掌开合着,念念有词。一位四十多岁面庞消瘦的阿訇在唱经,音调婉转悠长。不巧电话打进来,阿訇适时收声,悄悄绕入回廊,抱着手机说起悄悄话来。殿内静默下来,肃穆、安谧。我心静似水,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交汇、宽容了,没有像别处常发生的冲突、躁动与不安。在伊斯坦布尔走马观花,也许没了解多少内情,或还平添不少误解。我很难把眼前的一切与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历史联系起来,更难想象国人曾对这里如此深的期许与憧憬,凯末尔对我们是否还有意义?
被贴了标签的“凯末尔主义”,却难用左或右、西化或传统、民主或专制、世俗或宗教等概念归类,拿“主义”去套现实本来就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何况凯末尔是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乱世枭雄,不会照着理论、观念或类型创生一个国家。他书写的历史是革命性的,在断瓦颓垣上打造出一个新国家的主体,改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打开了新的可能,也留给史学家丰富的研究素材,但外人不易模仿或学习,甚至后来者也难继承。他选定的接班人没有走他的路线,凯末尔身后土耳其政治动荡起来,渐渐失去了国家自主性。“二战”后投入美国怀抱,参加了朝鲜战争,并与中国军队兵戎相见,曾有一个精锐旅被志愿军片刻消灭,轰动世界,史称为“金化惨案”。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2936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2936

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 甘阳:论美国内战:宪政理论的四个问题
相关文章
昝涛: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
昝涛:何谓突厥;泛突厥主义与突厥学
施鲁赫特:马克斯·韦伯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话)
王炎:2010:纽约电影节
托尼·卡隆:叙利亚博弈的关键:土耳其
王炎:为什么“拯救达尔富尔”——非政府组织与政治共同体
王炎:土耳其浴室的鸳鸯茶
昝涛: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演变
昝涛: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结语
戴锦华、王炎:再现:历史与记忆 ——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呈现(上)
王炎:占领华尔街与未来民主
戴锦华,王炎:再现:历史与记忆--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呈现(下)
王炎:告别"十月"
戴锦华、王炎:昨日之岛:电影·学术与我(访谈)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
戴锦华、王炎:由政治影片透视美国政治文化走向
王炎:阅读城市空间--曼哈顿景观与文化身份
戴锦华、王炎: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下)
戴锦华、王炎:"反恐时代"与"好莱坞出品"--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上)
尤里·波波夫:乌克兰之殇:欧亚国家的视角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