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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访问者:关井光男


围绕英文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及《重新思考》


关井:《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美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在发行二十三年之后的现在,再次被重版。也就是说,这本书作为长期畅销作品,不断地获得新的读者,被继续阅读。而与此同时,同时期的文艺评论作品早已经不住读者的批判的眼光,连评论家本人都被人忘的一干二净,更不用提作品的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书被重版,被人继续阅读,是因为这部著作成为跨时代的“古典”。


先不谈这个了,这部著作的某些部分至今在日本仍不能被理解。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同时也是很滑稽的是,在这本书发行后的十年间,在现代文学研究者之中流传着一种已经成为常识的说法,那就是这部著作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产生这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愚蠢的只是单纯的将这部书作为文艺评论来阅读,也可以说是文艺评论家的牢骚似的评论。不论哪一种都是毫无根据的找碴儿,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不足以成为问题的。我敢于提出这点,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不是依据十多年来公认的问题机制来写的。这么说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点是:由外国翻译的,收录了柄谷先生的作品的《柄谷行人集》将在明年一月由岩波书店发行出版。这其中也收录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发行刷新了海外的日本研究,1996年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了《柄谷行人研讨会》。这是由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作品。在日本也是如此。因此,我才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认识其意义。

这个重大的意义指的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起源”这个词,超出了它原有的意义,而这些原有的意义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家中十分流行的,并甚至以此作为问题的机制,据此编撰了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题的论文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丝毫不见这种问题的机制。而那种流行的说法提及的“起源”,仅仅只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就与提出的问题机制完全没有关系。

另一点是:柄谷先生自己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发行后,91年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评论空间》),92年写了《〈日本精神分析〉》(《评论空间》),进行了自我回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呢。读了这两篇论文,可以领会到他们继承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展开的问题机制,并且以全新的视点继续论述。而且,这两篇论文写作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的91年至92年。并且现在,现代文学也将迎来她的终结。在这样的时候来读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站在“终结”的位置上来思考“起源”。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对于“起源”的思考是一种颠倒过来的考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展示的是现代创造的“日本、现代、文学”实现的基础以及其“历史”的各种条件。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对于在现代文学产生的同时退下历史舞台的文学的反思索。这一点虽然没有在书中明确地写明,但是确实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我想让我们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开始谈起吧。

柄谷:《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是在1980年的夏天发行的,所以写这本书是在七十年代末的几年。十年之后又重新阅读。虽说重新阅读是为了温故知新,但是在那个时候重新阅读却是不得不这么做。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由于在进行《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英语翻译。最初提议翻译是在1983年,那时匆忙的答应了,可是就这样拿去翻译是不行的。所以为了易于外国读者理解我提出修改原书。但是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于是我就放在了一旁,可是突然听说翻译还在进行。为此我感到很为难,只能开始重新修改。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但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翻译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被告知不用修改了。最后,我和他们达成妥协:加了一章内容,添加了注解,并且还加上了很长的后记。虽然如此,但是毕竟不是我的本意。总是想重写。

在那个时期,我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时候,他给了我与以前不同的感觉。那个时期也是受到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的影响,我开始思考nation的问题,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与nation创立有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是构成nation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言文一致”与“风景”也是其中的一环。

我在写《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还没有提起国家主义的问题。不过,我发现这本书彻头彻尾是一本考察nation问题的书。通常来说,当人们说人与文学和国家主义有关系的时候,总是提起在内容上表达国家主义的文学。这是由于不具有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文学是以nation作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文学的形式本身就是国家主义的话,其内容是否是国家主义就没有的关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自身写的就是《nation的起源》。在它出版十年之后,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本书写的是别的主题。这是原先考虑日本的现代文学时,我认为能与明治时代的言文一致和风景的启发匹敌的是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不如这么说吧,我脑子里时常想的是明治时期的事件不过是在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上的加重了一层。因此在《重新思考》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就是《日本精神分析》了。

但是,从那时至今也已经过去十年了,回头重读这本书,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想。这次,我托岩波书店出版《定本》,再次进行了思考的是:“起源”这一东西,一定与某一“终结”相伴。至少,如果没有某种终结的实感的话,就不会有“起源”这个想法了。实际上,这本书写于1970年代的后半期,正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出现的时候。那时我正在报纸上做文艺时评的工作。这些被收录在《反文学论》(沟谈社学术文库)一书中。因此,我经常思考的是,那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现代文学的终止”的开始。

促使我写这本《起源》的正是因为它正在结束。现代文学的特性是“内部性”。我对这点的理解是在一个相反的角度上得到的,也就是那个时期,反对这种“内部性”的作品大量涌现。但是,如果当时是现代文学的终结的话,那么我认为从中有可能诞生某种全新的东西。我在想的是虽说是广义上的现代,但是一些排斥狭义上的现代内部性的形态,如文艺复兴之类的,很有可能复辟。我是从夏目漱石身上发现这种可能性的。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写的就是一种漱石论。

但是,近几年,我渐渐不这么想了。所谓的从“现代文学的终结”中诞生某种新的事物,是没有的。终结就是终结。与其说是作者不在了,不如说是读者不在了。当然,有点空洞。

“现代文学的终结”在日本是件极大的事儿,所以对此的思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却并不很想做。这是因为,在思考过去事情的时候,即使不是很直接,也会觉得这么做对于现在或者将来是有意义的。不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可能是在重复以前的工作了。可能有人因为是工作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却不行。如果做得话,今后的心情就可能会发生变化了。但是,目前不写。因此,关于岩波版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我已经决定不再重写,仅仅只加注注释而已。

这样的思想内容与以前比起来,我的态度有了关键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变得像学者了。例如,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最近的体验是,我实际上从工作中得到了启发,但是为了隐瞒得到启发这件事情,我会搬出西洋的作品来。我很清楚这种手法。例如,我要是写《儿童的发现》的话,我的结构框架可能会参照菲力浦·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就是我说我在模仿他的原因。可是至今,我没有读过阿利斯。是因为生气才没有读过。虽然我觉得读比较好。

这并不仅限于文学。我从哲学老师那儿听说,学者是这样一种人:我从关于笛卡尔会使康德德描写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在论文中我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而是找到一个和我的想法相近的外国人,并且引用之。他们想这么做比较好吧。我的书是用英语出版的,所以我认为引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外国比较方便。以日本人的身份在西方工作,模仿西方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只有以外国作为研究对象,结果仍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进行的事情吧。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令人遗憾地人们。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实,但是并没有成功。

不知不觉地,我不用做详尽的调查也能凭借直觉得到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以前,我没有做过证实这些想法的工作。所以,现在想来,这是不行的。虽说如此,最近我还是戒了烟,调查的毅力和勇气都有了,所以现在我打算要一个一个调查并确定。这多少变得有点学者样了。

柄谷行人的变化和八年

关井:使柄谷先生的工作姿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中,禁烟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不戒烟的话,就无法在图书馆查资料了。令人惊讶的是,一边涉猎文献资料,一边产生了重要的想法。这不是可以轻易模仿的事情。没有比空洞无想法的学问更无聊的了,但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很难。依照大概的题目调查直到结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想法倒是其次的了。

如果从事先驱性的工作的话,就会遭遇这样一个事实:抹杀了想法的独创性,创造出了自己的先驱者。这是因为连想法都没有就调查直到结束。依存于谁的想法,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想法虽然看上去相同但确实不同的。借鉴自日本先驱性工作的想法,却抹煞这点,参照外国的文献进行构思,这是认为这样的话地位比较高的缘故。

发现了“起源”的话,就会精通于发现类似的事物。从柄谷先生的“儿童的发现”中得到的启发,却借鉴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种行为没有认清学问的根本,是沦落为黑市商人之辈的所为。因为原本柄谷先生的问题机制也与阿利斯的完全不同。

在日本进行先驱性的工作困难的原因是:没有辨别这种先驱性的外部裁判员。从柄谷先生的工作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却隐瞒其工作的先驱性,这么做是很大的判断失误。这是算不上学问的基础的伦理问题。这样的认识措施在日本社会是没有的。

但是,这种混账态度在岩波版《柄谷行人集》出版阶段,应该不得不变化。因为这部著作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叫做柄谷行人的日本人在海外的智慧斗争的纪录。这样的著作集能够成功出版,一定是在海外进行过积极的智慧斗争。否则时不可能的。

我想这一定有什么契机。如果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们成为契机的事情么?

柄谷:《国文学》曾在1989年10月发行过《柄谷行人特辑》。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对于我而言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个是,开始发行《批评空间》。去年终刊了,但还是要继续出版的。编辑是要和他人协作共同工作的,因此与此前的工作不一样。大概,不仅仅是编辑,自己的工作方面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比如,我编辑中上健次的全集,每年都召开专题讨论会。还有,我已经参加过四次日韩作家会议了。以前我很不擅长这样的事情,并且很讨厌,因此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一个变化是从90年开始,我做为客座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定期授课。虽然之前我也去别的大学讲课,但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有了经常去海外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想起来大概是在1983年我从美国回国的时候,读到了吉本隆明对高桥源一郎的访谈中对我的嘲讽之言。因为他们的言辞很过分,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说:“没有什么必要说是为了好好的工作才到国外去,对方来的时候,估计是狠狠的拍马屁了,哇哈哈。”但是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如果自己不出去的话,对方就不回来。即使来的话,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动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的。禅呀,东方哲学的联系的评价之类的。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设定在国际范围。用英语或是数学的语言发表的。我们在根本上也应以同样的态度工作。

进一步来说,人在外国,与在日本念书时不同的。例如,我在海外的时候,强烈的感到了那儿的真实感。如果回到日本的话,日本的真实感很强。为什么呢,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一方强烈的话,另一方就变弱。比如,最近半年都在日本,仅仅这样,就觉得国外的事情像梦像谎话。如果再呆久一些的话,就会变成要员的往事了。但要是去美国的话,一定会有种深深后悔愧疚的感觉:“啊,在日本浪费的好多时间啊,没有在外做有用的工作,就等同于不存在。就是这样翻翻覆覆。

因此,定期的有义务的去外国,这样的状态对我而言很好。因为事先约好的,即使感到厌烦了也必须去。其实,移动对于我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很想撒手不干,静静的安定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90年代以后的生活方式对我自己而言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生活方式。

关井:我想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标志是《跨越性批判》,但是它的开始我并不认为是90年。88年出版《季刊思潮》,然后就是《批评空间》,所以我认为是80年代末期。但这是错觉啊。去美国教学这事儿,也是从80年开始就在耶鲁大学授课,也是90年代之前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

柄谷:我确实是1983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了。但那时以研究员的身份。定期授课是从90年开始的。那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1月,海湾战争开始了。我是为了召开反对中上健次和田中康夫的反对集会,然后就开始了《评论空间》。从此,十多年,每年出席四次杂志的座谈会,而且,每年我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国外,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同时,我还在连载《探究二》。因此,与此前相比较,我变得非常的实践化。还发起了NAM运动。上次的《国文学》的特辑名叫做《柄谷行人  斗争着的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是预测未来的评价吧,这之前没有做什么“斗争”之类的吧。(笑)

关井:这次特辑的题目象征的是,与日本的言论空间作斗争的柄谷先生的评论的言语。如果将现在所说的斗争付诸实践的话,那么说当时还没开始“斗争”,是确实如此的。与现实开始斗争是在包括了表明反战态度的九十年代,借助《评论空间》的活动,发起NAM的活动。而展开这一理念的是《跨越性批判》。预示这种斗争着的评论的方向的是89年的《国文学》特辑,真是令人高兴。

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的评论家,任何的斗争都没有做过。依存于外国的新出版书籍,或只是单纯的口头斗争,抵制现实。这与进入一个难以工作的时代也是有关的。社会要求向着个方向发展。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有将海外纳入市也范围的高质量的斗争方式。我认为《评论空间》这本杂志就具备。

柄谷:《评论空间》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给年青人自由工作的机会。另一个是介绍外国的工作。这多亏了共同编辑者浅草彰,我认为水平很高。不仅仅是单纯的介绍外国的工作。对于介绍的人,我们都有很好的私交,而且他们也是一样,即使没有读过,也十分了解《Critical Space》。

在读的懂日语的人之中有这样的人。例如,今年春天在UCLA时,我听说那儿的一位意大利日本学教授(美术)向别的美国人解释《评论空间》。据说他每期必读,通过《评论空间》了解美国和欧洲有什么重要的事。不是为了研究日本。而且他说这本杂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大概就是那么说的。今后要超越《评论空间》估计很难了吧。

关井:确实是这样啊。包括人才、工作人员在内的,像《评论空间》那么高水平的杂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编辑被日本之外的人普遍阅读的杂志,现在已经是非常不成熟了哟。1930年代,北园克谓曾发行过名叫《L’ESRITNOUVEAU》的国际性诗刊,并在法国发行,但它对了解欧洲并没有帮助。去年有一本从表面上模仿《评论空间》的做法的杂志出版。《评论空间》制作的水品,要是做不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就做不出来。如今必须考虑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明确。平民主义横行,盘腿坐在大众的欲望之上,在这样的现状中,通过杂志这一媒介,营造接受智慧上的刺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难了。

从“评论”到“批判”的转变

柄谷:89年的《国文学》特辑以《斗争着的评论》为题,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评论这个词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评论”,我认为它本身的意思渐渐得在变化着。一般而言,就是文艺评论。89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同时,也包含着康德式的批判的意义。以前,我曾在《国文学》写过散文,曾把康德的“批判”一词译为日语中的“评论”。大正时代,西田几多郎曾写过《康德的评论哲学》。在此基础上,我就以“评论=批判”的两重含义来思考。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好好的阅读过康德的作品。进入90年代之后,我认真地研读了康德。92年时开始了《探究三》的连载。这之后就是《跨越性批判》的康德论了。那时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

但是,开始研究康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文学评论的念头了。一个是,现代思想之类的东西十分流行。但本质上就是评论,甚至我想说还是文学评论。还有就是,我想说虽然可以说文学的地位正在下降,但文学评论仍具有重大意义。在美国叫做理论,虽然我自己也属于理论家,但我觉得只要单纯的“评论”就好了。因为在我的理论中,文学是有基础的。但实质上,就时机而言里文学还很遥远。

关井:夏目漱石把刚刚说的理论译为哲理,现在虽然翻译成理论,但据说理论这一概念是代替哲学的概念。我关注这一概念,想要指出的的是,理查德・罗迪在《哲学的脱构筑》中提到的“理论”是伴随着哲学的衰亡,始于19世纪的“新混杂流派的著述法”,这种著述法指的是跨领域给各个领域带来影响的著述。柄谷先生的工作以及对漱石、安吾的关心而引发兴趣,这个概念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智慧”这一词汇所象征的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一种现状,即用各式的方法使各式的饱含过时的理论,没有限定形式,失去普遍性的意志。反映在表示这样的哲学的复兴的事物上。

例如,柄谷先生的《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以及《作为隐喻的建筑》、《探究》等的工作,当然都能看到当时在实践理论。事实上,《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超越了文学,给了包括建筑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人们带来了影响。文艺评论像这样跨领域,给众多领域带去重大影响的先例是没有的。小林秀雄写的《近代绘画》也并没有在现代绘画界带来巨大影响。这是因为小林秀雄不过是个鉴赏家。但是《跨越性批判》一书,与其说是理论,我认为说是哲学更准确。这个特辑被命名为《柄谷行人的哲学、跨越性批判》,就是这个原因。

柄谷:刚刚说的“理论”是用美国的文脉区分的。说哲学的话,分析哲学的意义很强。与此相对的,法国派的哲学文学性很强。但是这同狭义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因此,不是狭义的哲学也不是狭义的文学评论,这样的工作才能被叫做理论吧。但是,在日本把其成为评论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将法国怕的哲学,传统的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吸收过来了的缘故。罗迪以及德利塔都是专业的哲学家。他们将哲学用称为脱构造的形式,形容其接近文学。或者是文学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因此,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相反地,我倒是渐渐的开始从事哲学性质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也从事着哲学性的工作,但是自己真实的感到自己是在研究哲学,是开始了康德的研究之后。在那之前研究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克尔恺郭尔、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都是哲学的异端。在研究那样的异端的是后,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和研究文学是一样的。但是,开始研究康德之后,回归到了哲学的正统路线上,说起来我觉得就像是走在哲学史的王道上。当然,研究的内容和之前的一样,都是异端的。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我感到好像是从正面获胜,真正的在研究独创的东西。在海外我被称为哲学家,对此总觉得有些不协调,甚至到了我曾经抗议过的程度,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恩,既然人们这么叫叶挺好的。

关井:日本实在是缺乏这种认识。柄谷先生开始运用“评论”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是在90年代之后。其标志是90年代之后“批判”意义的变化。从那时开始,将“批判”的意义有意识的与文艺评论的“批判”加以区分,不再作为文艺评论中的“评论”的意义来使用。将“批判=吟味”的意义作为“批判”的意义来使用。

那时已经是开始有关康德的研究的时候了。这么想的话,这就是柄谷先生的“着陆点”,有点像出发点。犹如引导向早已约好的地方的一点。

柄谷:大家可能是这么看的……(笑)。一直在暗中摸索,进入90年代之后,终于写出了重新结合康德和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98年左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长久以来弄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明白了。比如,国家、NATION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三位一体的关系构造。之前,零散的事物,在被称为交换的基础形态上看来,可以明确地解释,不论怎么做,都是因为看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对他们进行扬弃。90年代的时候,关于NATION,我写了好几篇论文,现在我在从新的观点重写他们。在岩波版中,第四卷归纳了《NATION与美学》。而且,我还想把它变成我的第四本英文书。

关井:那样的话,我想日本就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文脉的重要模范,这样的话,就超越了至今的日本研究的水平的,具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上的日本国家、历史、文化、经济的问题的展开。这样的认识,至今在日本是没有的。

柄谷:此前将日本做为研究材料的话,这些从西方的标准看来都是被认为落后或是歪曲的,反过来,因为特别而将它们作为例外的事物来使用的。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像用于此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关井先生以前这么说过。据说读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的保加利亚人还有芬兰人说书里写的和在他们过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自己也听过希腊人那么说。韩国人和中国人就不必说了。听说墨西哥人也是的。说是在墨西哥有同这本书中出现的漱石类似的人物。

但是,如前所述,怎么来看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或是怎么来看天皇制。以前,我觉得这是日本特有的事物。但是,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即使算得上少,也没有例外的例子。例如,在世界史上,有过拥有发达文明的世界帝国,他的周边,假设还有处于部族阶段的民族,他们接受文字,引入国家制度。但是,只在形式上是这样的话,以前的部落阶段存在的宗教及政治形态还是残留着。或者,他们在别的文脉中被使用。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岛国,这样的倾向就更强了吧。例如,例如,像印尼的各个岛屿民族那样,从部落阶段一下子进入到近代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样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日本的例子就起作用了。这样考虑的话,与其说日本的例子特殊,不如说在世界史各个阶段都有,这样考察的话,就有可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上进行。

我想将来写,比如,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或是封建论争也很重要。对于同一个问题,沃拉斯汀与卡库卡乌德论争是中所周知的,在日本的论争,却是不知道。有的论争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很多的人全力参加,涉及到所有的领域。这并不是使用的“封建制”之类的马虎的概念,如果好好的考察的话,在世界范围内成果丰盛。不管怎么说,如果将日本作为素材的话,能写成很棒的作品。《跨越性批判》中,除了宇野弘藏之外,没有采用过一个日本的例子。下一本书《NATION与美学》中,主要是以日本作为题材的。

但是,以日本作为题材时,那可是非常难写的啊。在以日本作为题材时,日本人认为外国人不会去读这些东西。而且,当意识到是给外国人读时,反而会与平时不同,写出一些偏题的,或是比较奇怪的文章。如果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就需要一定的技术,也可以说是如同呼吸般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在外国慢慢地掌握了。在这种意义上,我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了。

关井:即使有机会,这种经验也不是能够轻易积累的。如果能轻易积累这种经验,那么人人都可以写了。如果没有与固有的东西所相符的底蕴,那可是想体验也无法体验的。经验的丰富,是与精神面的丰富成比例的。缺乏这种观点,只会单纯地使自己符合眼前的情况。应该站在被观察的事物的方面,符合对方的情况来处理事物。本身有疑问的人,仅仅符合对方的要求,是无法积累这种经验的。这是我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时体会到的。

研究的狭隘化与日本的现状

柄谷:我第一次去耶鲁大学,是在一九七五年。那时,德利达(音译)和德曼(音译)等人,谁也不知道。但是,八零年左右,他们就已经出名了。从那时起,简达(音译)研究,以及某某主义、文化某某开始流行起来了。现在,当时的风潮已经渐渐消退了。那时,美国的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会选择当时正流行的主题,我对于这种现象一直抱着疑问。因为写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之时,或许已无人问津了。所以,我想说“停手吧!”,却说不出口。反之,也不能说“你在干什么呢?”在日本,人们还继续追逐着这种流行。因为连博士学位这种制度都导入了日本,情况好像更加严重了。

关井: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的学校制度是有责任的。因为学校敏感地、毫无防备地引进了流行于欧美的新事物。一篇文章,在欧美的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有学者获得了该文章的翻译权。因此,他们率先开始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再创作。当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十年后会有如何的事态在等待着自己,也没有把会发生的情况纳入自己的视野中。

文化某某也好,某某主义也好,完全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是无法反省一下自身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此的呼声。如果是这样,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就解决问题了。但依然使人十分不安,不能阻止。这已经变成一种病了。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必须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重新审视普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人们还没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必要性。象征着日本这样情况的,是毫无内容的副文化。

现在,日本的动画和漫画风靡世界。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日本除此之外已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而且,就连一星半点的知性也无法使人感觉到了。但是是,我认为,要说并非如此,就连出版界中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完成能让我们好好考虑自己现在处于何种状态中的机构。

柄谷:说起当代文学和旧时知识人的文化的终结,这是随处可见的现象。在欧洲,动画和漫画也十分流行。当代文学已经基本没有人关心了。例如,有不少意大利人说自己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吉本芭娜娜(音译)的。我认为,这已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了。总之,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读的是“哈利波特”之类的书了。

但是,我想,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我多次出席九十年代的日韩作家会议,所以才得出这种结论。几年前,我对村上龙作过访谈。那时,他刚从韩国回来,说:“前两天在韩国召开记者会时,有人问我,一星期前柄谷行人来过,他说日本文学已经死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被问及日本文学才如此回答的。在韩国,文学中蕴藏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我想,它应该是不会如同日本文学般轻而易举地死去的。

但是,去年一个过去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的学生告诉我,现在一个在韩国当教授的人,得到了身为文艺批评家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那个人在得奖感言中说,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我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感到十分悲哀。因为文学的影响力已渐渐消失了,所以高兴不起来。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地位正在快速消亡。这是在最近两、三年内出现的现象。以前我曾经认为,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得知上述情况后,我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在日本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了。

但是,我想即便如此,欧洲也好,韩国也好,不会变成和日本一样。就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说,在韩国,五万名工人举行了一个大集会,对警察投掷了八百个火焰瓶。发起这个集会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打零工者的待遇、反对向伊拉克派兵等,基本围绕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问题。在欧洲,虽然集会者不会向警察投掷火焰瓶,但这种集会是经常会举行的。美国今年也有很多反战集会和抗议YX。不过,在日本,却并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动画和漫画十分流行,就使人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如果说,这就是日本文化的话,那么,即使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日本化”也毫不为过。

但是,事实上,整个世界并没有在“日本化”。在日本,知识面和伦理面的要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了。嘲笑这些的人,正在挥舞着他们的权势。副文化、漫画和动画真是出色的东西啊,这种话在过去就是反语讽刺。与此相符,也有一定的批评性。但是,现在日本已经没有反语讽刺了。有的只是夜郎自大的肯定。明确地说,日本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但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

关井:从刚才的话中,我想,已经得出了关于柄谷先生自身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转向《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那就是决不回避困难的道路,紧盯目标,大步前行。不管现状是如何的悲惨,必须拥有斗争的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代日本所欠缺的是,不向充满危机的现实屈服的精神。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这种想法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但即便如此,我想,已经确实地展现给了读者。那就是,可以说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的发现,即是“起源”等于“终结”的发现。这就是在深层次上与转向《跨越性批判》相联系的。我想,以此来结束今天的访谈。

(柄谷——近畿大学国际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客座教授。关井——近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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