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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文史哲>,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遣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友关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注:就《戊戌政变记》而言,正如下面要谈到的那样,它有几种版本。该书所收的《谭嗣同传》在各种版本之间没有特别要说明的异同。如无特别说明,本稿使用流传最广的中华书局 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专集卷1当中所收的版本(八卷本)。)至少我认为,以其中的记述为基础,两者的关系是被描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那里所描写的两者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以下7项内容:1.1895年,对来访问康有为的谭嗣同,梁启超谈起了康有为的学问宗旨,谭大喜,愿称私淑弟子。2.戊戌政变爆发当天,谭拜托梁,想要在日本(伊藤博文)的协助下,救出康有为。3.次日,谭在日本公使馆拜访了梁,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 (均为维新之士,月照先死,西乡活了下来。两者的关系被作为生者/死者责任分担的模范)的故事为例,提出了责任分担,并希望梁逃亡日本。4.在那个时候,谭将带来的著作及诗文原稿数册、家书一箱托付给梁。5.谭的著作,包括文、诗、印谱等,以及《仁学》均为梁所藏。6.梁收集了包括书信在内的文字,打算编辑谭的遗集。7.关于《仁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1](P106-110)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在短短的3年期间,交友关系是在大义之下联结起来的。

将以下梁启超《三十自叙》中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这一印象就能更加得到确证。“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解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2](P18)这是有关1897年情形的叙述。

上述《谭嗣同传》的记述最早是在《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上发表的。必须注意到在这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在亡命途中所作的《去国行》。(注:《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5(下),第2页。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将《去国行》的刊登杂志仅列出了《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该文在梁启超到达东京10天后,就刊登在1898年11月1日发行的《日本》(注:《日本》是由陆羯南等刊行的日文日报,对清国的变法维新运动采取同情的立场。)报纸的“文苑”栏上。其中“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两句如果是对光绪帝和六君子思念的句子的话,那么“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两句则是咏唱与谭嗣同特殊关系的。日本著名汉诗诗人桂湖村在讲评中称赞“清国志士”梁启超,表示了全面的感受和同情。这首乐府无疑对日本的知识界予以了相当大的影响。

很明显,《戊戌政变记》的谭传中所描写的谭梁关系,是在《去国行》中所咏唱的“僧月照=南洲(西乡隆盛)”那种关系的印象延长线上的。烈士谭嗣同庄严的死,确实对亡命者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投射了光彩陆离的光芒。亡友的遗志必将在幸存者的实践中得到实现。为此,正如他在上述《谭嗣同传》里所说的那样,梁启超首先将谭嗣同的遗稿《仁学》刊登在自己的杂志《清议报》上。

但是,这个刊登的方法极为奇妙。自《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起,至第14册(1899年5月10日),连载了大约一半就中断了。在隔了大约 1年以后,在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上,刊登了十分之一强,再次中断。剩下的十分之四弱在1年半以后的第100 册(1901年12月21日)上,总算刊登完毕。作为将手头持有的底稿多次中断、历时3年而刊登在杂志上的作法,这是极其异常的。更不用说,在被提出过分担生者与死者的使命后,作为生存者的角色所采取的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难以理解的做法。以下,就《仁学》的刊登问题和梁撰《谭嗣同传》关联起来进行考证,并对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关于《知新报》的《谭嗣同传》谭嗣同的传记在《清议报》之前,就已经刊登在《知新报》第75号上了。[3]在这里没有署名,仅注记了“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是一个暖昧的说法,这应该是指上述日文报纸《日本》。该报确实在11月27日刊登了《清国殉难六士传》。(注:《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年11月27-29日。有关谭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至28日。在《知新报》上,三天的内容都被译录了。)除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详),这毫无疑问是《知新报》刊载的谭传原本。在译文上,除了若干修辞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直译。

但是,《日本》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在篇首就明确写有弁言,称该文译自“刚刚收到的在上海刊行的《亚东时报》”。《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指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注:逸史氏《六士传》,《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月刊杂志(但是不定期)。主笔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号起,唐才常也参与编辑。)这是在六君子被处斩后1个多月后立的传记,内容相当充实。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 “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训读日译文,而《知新报》所载的则是《亚东时报》中刊载的日译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译成汉译文的《谭嗣同传》。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话,就是这样的: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的汉文谭传,被11月27日在东京发行的《日本》译成日文刊载;而这篇日文谭传又被12月23日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回译成汉文刊载。上海至东京间隔12天,东京至澳门26天。在这里,必须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从上海经过东京,然后又传到澳门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不合理的,但从用字造句来看,其传播线路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曾经提到,《知新报》的谭传与《日本》的谭传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直接将其与《亚东时报》比较来看一下其中的不同。从字数来看,《亚东时报》约刊 1390字,《知新报》约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这里的差异是因为《知新报》收录了两种谭嗣同的绝命书所发生的。这两种绝命书一种是致梁启超的(约170字),另一种是致康有为的(约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历9月25日)。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谭嗣同全集》里,[4] (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论述的那样,这两篇文章并不是谭嗣同的文章。

这两种绝命书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月21日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报告。该报告正像其标题那样,在屡屡叙述了张之洞对政变的看法后,提到张之洞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与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开明措施。小田切在报告中认为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小田切的报告里,作为“乙号”,收录了《钦差督办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这里提出的标题是“求救”,即救出光绪帝,但对西太后的丑化却是贯穿始终。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乱成性”、“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异性之淫子”、“伪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视女性的粗暴言语。也许是对这种过分卑鄙的言辞感到有些为难的缘故吧,小田切特别指出,“特此要明记的是,附录之不久前康有为向本国递送之乙号所复写的印刷品之故,迄今为止多少对其表示过同情者,亦因此对其之所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致都筑外务次官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报告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版,第31、725-742页。顺便提一下,日本的对策基本上是沿着小田切的希望来推进的。)在这篇《奉诏求救文》里,附录了7篇伪书。[5](1)《杨锐带出朱笔密谕》、(2)《林旭带出朱笔密谕》、(3)《谭嗣同狱中绝笔》、(4)《又》、(5)《今上皇帝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6)《又》、(7)《文宗显皇帝遗慈安太后密诏》。(1)、(2)的所谓《衣带密诏》是康有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两种绝命书。(5)、(6)的口谕是光绪帝自我批评和变法决心的表明。(7)是咸丰帝给东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与谭嗣同有关的就有5篇,可知谭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康有为甚至不惜伪造皇帝和朋友的文书,也要将自己置于保皇运动的中心地位。

康有为一行7人到达东京是比梁启超晚4天的10月25日夜晚。数日后,在牛@①区加贺町安顿了住处后,于11月开始了真正的活动。在康有为致品川弥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为初与品川子爵书》,《民报》第24、18-22页。本篇日期,与后面的梁启超11月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经可以看出以谩骂人格来进行保皇运动的迹象了。在先到日本的梁启超那里所展开的是,就像与王照联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样,将皇帝比做天皇,将太后比做将军,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为立足点的保皇运动。[6]然而,随着康有为来到日本以后,梁启超顺从康有为的方针,甚至参与了伪造谭嗣同致自己的绝命书的事情。从上海的小田切报告和澳门《知新报》刊载的日期来推算,文书被伪造大约是在《日本》发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

一般来说,遗书在一个人的传记中应该占有核心的地位。《知新报》的谭传是将在康有为领导下伪造的绝命书潜入《日本东京报》的谭传中,赋予读者以一种客观性。(注:《清议报》的编者在刊登时,仅将“淫后”改成“太后”,将“淫贼”改成“国贼”而已。)因此,《知新报》的谭传可以说既是逸史氏文章的汉文回译,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康梁所作的文字。

二、关于《清议报》的《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刊登《谭嗣同传》是在《知新报》第75号发行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这篇署名“梁启超撰”的文章。是作为《支那近事》栏中的《戊戌政变记》(注:在《清议报》自创刊号起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到第10册停止刊登,发行了单行本。关于其中复杂的成书的历史,参照拙稿《〈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总第100号。又,借此机会订正一下拙稿。在发表了拙稿之后,见到了《订正第十二版》,这是在大幅度改订以前的版本。)的一部分被发表。梁启超将署名文章《谭嗣同传》首先发表在《清议报》上,这篇谭传无论是在4个月以后的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还是在3年后的编辑的《清议报全编》(注:详情参见:《清议报全编》第6集卷21,戊戌政变纪事本末第一,《国土略传》。)中,都没有被加工过,被照原样收录下来了。甚至在被大幅度改订过的《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中,也是照原样收录。由于八卷本的普及,因此,提起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就是指这篇谭传,这似乎成了一般性的认识。

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没有使用《知新报》夹入《日本东京报》中的那两份绝命书。可以推测,毕竟梁启超还是讨厌使用写给自己的伪造绝命书,因此也同时排除了写给康有为的那一份。对此他也作了充分的补救措施。

关于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谭嗣同知道了“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便自称“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学统,其遗著《仁学》就可以说是“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的阐明乃师学说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谭嗣同是弟子,若其遗著是依据康有为的学说所作的话,其师之地位就会变得无限之高了。

顺便提一下,《仁学》中《支那哲学》栏是从上述《清议报》第2册开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启超明确地说明了谭嗣同“服膺南海”,《仁学》是为了“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的著作。(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哲学杂志》第145号也刊登了这篇序))第4册《谭嗣同传》中所描写的康谭关系,在刊载开始时,就已经被考虑到,《序》与《传》的共鸣关系就很明显了。

梁启超的记述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必须确认的是,《仁学》刊载的意义在于使康有为的学说更有光彩,并且这是梁启超在登载开始时就主张的。换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那么,与“南海之宗旨”的相异的部分(注:例如,《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 这应该是第2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 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 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 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 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 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

虽然现在还不能提供适当的资料,但我推定,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注:在致康有为函(1900年4月29日)中,梁启超认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注:关于这个问题,汤志钧揭示了与康氏勤王运动的关系(参见《〈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认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间短剧后,《仁学》的剩下的文章(大约是全体的十分之四)在《清议报》的第100号被一下子刊登出来了。这次全部刊登完毕是梁启超在从澳大利亚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开启蒙运动新视野时,由他本人自己实行的。总结在澳大利亚的体验的是《积弱溯源论》,其历史地位的概括就是《过渡时代论》。(注:《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84册。《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所谓开创新视野就是构筑一个塑造近代国民、形成国民国家的舞台,其具体表现就是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新民丛报》。在刊登《仁学》的《清议报》第100册卷首,梁启超刊登了总结《清议报》的文章。在这里,他将《清议报》的特色总结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砺国耻”四项,为达到“广民智”、“振民气”的任务而尽瘁尽力。而且该文还提示了“其内容重要者”,第一条就是“谭浏阳之仁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梁启超也承认,体现《清议报》价值其最大功绩者就是谭嗣同的《仁学》。幸存者表彰亡友的遗著,而被表彰的遗著又为幸存者的事业增添了光彩。现在如果对连载中断的问题不作追究的话,“月照西乡”的一个责任分担被履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就像《清议报》的《谭嗣同传》里所记述的那样,看上去就好像和没有隔阂之处一样了。

四、关于单行本《仁学》附载的《谭嗣同传》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由梁启超刊行的《仁学》在《清议报》第100册就结束了。但是,众所周知,《仁学》在上海的《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至第19号(1900年2月28日)已经先被发表完毕了。当然,梁启超知道这事,所以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接着称《清议报》的功绩为:“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将其功劳限定为首次公开刊登上。

这样也是不错的,但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上,在梁启超的周围,《仁学》的单行本已经被刊行了。

在《清议报》第85册卷末里有“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注:《新刻谭壮飞先生全书出售》,《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署名“四和主人”,不详。)的广告。广告是这样说的,《仁学》为吸收泰西诸学精髓之书,因为“其中新理,虽西方学子,多有未经发明”,所以要“急付枣梨,以飨同志”。甚至说“异日更当以西字译之,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人也”。在当时,这种确定其在文明史上如此之高地位的认识,是无与伦比的。到此为止还算可以吧,但是,关于这个单行本和以前在《清议报》上登载的《仁学》的关系,没有作任何的说明,“鄙人三年以来,但闻其书,惜其秘而不传。今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诵之”的说法,单是修辞上的说法,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这且不管,其“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所以可以充分肯定,这部《仁学》单行本,是在与清议报馆以至于梁启超都有很深的关系情况下而刊行的。

这部《新刻仁学全书》,就是汤志钧所说的“国民报社”本《仁学》。(注:汤志钧《〈仁学〉版本书溯源》。关于发行地址,汤文指出,“发行地址虽识以‘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实际上是在日本东京发行的”。)该本附有谭嗣同的肖像和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全书122页,铅字排印本。由“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于1901年10月10日刊行。汤氏认为,此本使用梁启超所藏副本排印,在这之前刊登的《清议报》本中被删除的部分也被刻印出来了,后来收录在《清议报全编》的《仁学》也与“国民报社”本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单行本的《仁学》不在《清议报》社刊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不但得到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册中总结文章中所提到的首先刊行《仁学》的荣誉,还可以得到首先刊行《仁学》单行本的荣誉。这样的话,作为承担“西乡”任务的一方来说,也是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是对“月照”更充分的报恩行为。然而梁启超却没有这么做。

笔者没有见到明确记载《国民报社》刊印的单行本,但见过两种尾页上没有任何关于刊行主体等信息的版本。(注:另外还有肖像脱落,纸张恶劣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以外,包括封面、装订、排版等在内完全相同。)那也是122页的铅字排印本,付有谭嗣同的照片和无署名的《谭嗣同传》,这与《国民报社》刊本相同,与附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仁学》校勘的异同中的《国民报社》刊本也相同。大概是在《国民报社》本发行后以这样的形式被再三发行的。

附载在这里的《谭嗣同传》大幅度地修订了《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修订的大部分就是删除,与《清议报》刊本谭传的2800字相比,它仅有一半左右的 1470字。删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变前夜的八月三日(旧历)在法华寺要求袁世凯举兵的场面(约550字)等在内的多方面。(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没有被删除。也许是广为流传,已经为人所接受的缘故。)这里仅对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记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与康有为关系的记述。在上述自称“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遗著《仁学》“衍绎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删除了。除此以外,还有对“南海先生所发明”之学理(大同平等的条理)“则大服”,对其佛学解释(华严性海之说等)“则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关于“南海先生”组织强学会,光绪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记载都被删除了。加上甚至连谭嗣同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此诗在《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多被刊登,虽然江湖上演传的谭嗣同诗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删除诗本身的做法应该说是失当的措施。),也被删除了。这是为了取消昆仑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释,一起删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议报》本中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在单行本里,完全被删除了。

谭嗣同的《仁学》,以前为了宣传其意义,被披上了康有为学说的外衣,而现在这件外衣却由梁启超自己将它脱了下来。这是与梁启超包含在《南海康先生传》里的,对康有为“诀别宣言”(注: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国家主义。而梁称自己现在已经移向国家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 号,第6311、6334页)。可以认为这是包含在该《传》里的一种诀别宣言。)相呼应的一种表态。这里,梁启超在思想上告别康有为已经达到决定性阶段了。

那么,与梁启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项内容,全部被删除了。连显示两者特殊关系的比喻“程婴许臼、月照西乡”都被删除。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使人对《去国行》的措辞抱几分怀疑了。现在我还没有探明这一疑问的解释方法。

这且不提,对于本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的记载被删除了,(注:当然,将《仁学》中平易的部分登载在《清议报》上,编辑谭嗣同遗著的内容,也与之相呼应,被删除了。)而且还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转换,虽然与《清议报》第85册所载的广告所说的内容相呼应,但是与在这之前的《清议报》上所登载的事实相矛盾。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为了避开这一前言后语的矛盾,梁启超将单行本拿到了《国民报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议报》馆。

  结语综上所述,单行本的刊行是为了结束谭嗣同遗著《仁学》的发表。而且,附录的谭传则是一份辩明书,它是想表明《仁学》的发表是在与梁启超无关之处被实行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想在把自己开始刊登的事实变得模糊一些时,将帷幕落下来。在《清议报》第100号的概括文章里,将其功劳限定在最初发表中,也是与此对应的措施。顺便提一下,在单行本的发行处的《清议报》上,或是登满书籍广告的《新民丛报》上,基本上没有《仁学》的广告,(注:《清议报》第85册以后,不登广告。到了《新民丛报》第10号时,也只有在《清议报》第100册的广告中,总算有了“哲学·谭浏阳仁学”一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与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态度相适应的。

梁启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学》在开始刊登时,就像《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中所说的那样,谭嗣同与自己之间是以“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年半后《仁学》刊行结束时,完全相反,单行本附载的《谭嗣同传》中记述的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仁学》。在亡友遗著发表之际,梁启超所取的态度是,并不是将作品尊重为作品,而是将它活用在宣传自己思想立场上去了。梁启超后来作了“《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启超居东后“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亡友”的自我批评。[9](P69)毫无疑问,在这里,《仁学》的刊行问题投下了很浓厚的阴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在全书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议报》上的连载就只能继续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说,梁启超分别使用了《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和《仁学》中的谭嗣同,这样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变记》中的谭传被认为是梁启超撰写的正传的缘故,“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记述以及异常的发表形态,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读者面前。但是,这一期间的具体真相变得明确的话,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实践中,梁启超思想上的诚实性就展现出来了。可以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过渡时期,梁启超能够在其参照系统转换时持有绝大影响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贯穿在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

(本文由日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翻译,特此鸣谢——作者)收稿日期:2003-10-21

狭间直树(1937-),男,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Ⅰ[C].北京:中华书局,1936.[2]梁启超.三十自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1[C].北京:中华书局,1936.[3]清国殉难六士传[J].知新报(日文),第75号,1898-12-23.[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5]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A].戊戌变法史研究[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6]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A].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7]冯自由.横滨清议报 [A].革命逸史:初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8]本馆告白[J].清议报,第44册,1900-05-09.[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4[C].北京:中华书局,1936.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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