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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由兴盛走向低迷，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而被广泛关注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首先我想谈谈“当代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此刻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并不在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时间轴上思考，这是单纯的经验和体验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冒险”。“当代”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当代”不属于已知的过去，甚至可以说它悬置在历史之外，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没有当代化或者当代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而只有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经验。我从来不觉得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大概只有在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氛围里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之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到来到了当代文学。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型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其次，一旦把当代性作为历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它马上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把自己非历史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马上会意识到自己仍将面临下一个当代、下一个此刻、下一个把此前的一切视为过去的再历史化倾向。这里的矛盾类似于保罗·德曼借用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o Life）所指出的问题。尼采讲的是整个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要摆脱历史的重负，可是当它把自己作为一个创造的瞬间建立起来的时候，又不得不随即把自己历史化，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审视和反思自己。这个张力，我觉得在当代文学里存在和展开得最充分的，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好像恰恰也最缺乏理论性的反思。相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此刻，下一个当代，这个“此刻”只能是历史。所以在“当代性”内部，又必须不断地产生“作为历史的当代”或“当代史”意识。因此，“当代文学史”在严格意义上讲，似乎只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不过是一连串既相关又彼此割裂的过去的“当下”和“此刻”，它们被文学捕获、赋形，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在罗列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外，不过是将过去历史化的努力，包括把正在展开的“当下”作为“过去”而加以反思、把它历史化的努力。比如在今天上午讨论80年代先锋派的时候，我们就面对这样一种把当下历史化的问题。“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当年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来说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切口，而正因为它在当时是作为当代性和文学性本身被感受和把握的，所以“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是无历史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展开的存在的命运、语言的命运、思想的命运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我们自我的语言世界的最新鲜、最活跃的部分。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被历史化，被作为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主观幻想、神话和偏见来审视。如果我们还要把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包含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文学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是意识把自身对象化，即作为认识和批判的对象的努力。我不希望的我的引言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讨论将会更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开场白之后，我接下来想简单地谈这么几点：第一，“当代”是怎么来的？开会前我翻了一下陈晓明送给我的他写的《当代文学史》，前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在一个不受狭义学科兴趣限制的层面上，就“当代”这个字眼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谈谈“当代”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又可以到哪里去。肯定不全面，但以下是我目前所想到的几点： 首先我想到俄苏传统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强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变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普希金，后来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直到19世纪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在俄国文学当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代人。“当代”在英语里叫做“contemporary”，晓明的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同时代的，我们大家都共享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当代人，是同代人，所以我们享有同代人的文学。俄国文学第一次带来了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学和时间里做世界的同代人。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任何一个地方，而是特指西欧，即怎么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同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怎么样能把我们同最先进民族的（因为我们是落后的，这是俄国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一个共同的相似的位置）文学放在同一个“当代”的时空中，或者说，通过文学把这个想象的时空产生出来，再反过来用这种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经验。这是如何在本民族语言内部生产和克服世界历史时间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当代”概念的一层未曾言及的含义。与“新中国”和“新人”同步的当代文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诉求与梦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层意思提出来讨论，但或许值得做一些意识史的考察。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冲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指向。 第二，随着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想和批评，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以及鲁迅研究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中国的知识视野，日本思想界所作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许已经成为常识性问题。简单地说，日本意义上的“近代”，就是明治时代以来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和魂洋材”，一切以西方为圭臬、但却保留某种日本的“本质”、“自然”和“内在性”的行为和意识范式。而日本意义上的“现代”，则是在亚洲建立殖民势力范围，最终以太平洋战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手段，挑战欧美现代性，建立作为“世界历史”的日本的主体性的失败的努力。可以说，即便在今天的，在日本“近代”自由主义主流思想下面，仍然涌动着种种“现代”的骚动，如左翼和右翼的反美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和比日共更激进的批判意识，等等。在中国语境里，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类似于日本近代和现代的一个紧张关系，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叠和对抗。现代或“现代化”（包括“改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应于“文明开化”的追求，如工业化、政治改革，建立制度上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现代”同日本的“近代”相比，包含着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它最终是通过毛泽东主义的大众革命完成的，并由此而进入它更高的“当代”阶段。所谓19世纪与20世纪的冲突，也就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激烈化和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但在今天，我们的当代其实又是一个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新中国）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这个历史构造和价值冲突也在“当代文学”里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母题，实际上是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整个的19世纪布尔乔亚文学传统的快速回放。文学在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想象的媒介。所以今天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是内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因为当代文学在“根子”上就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和神话化—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克服了20世纪的19世纪，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版本。目前年轻一代当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前30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代”含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20世纪中国自身的革命经验，以及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实在“新人”的意识构造上留下的持久印记，或者说对新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赋形在作用。我很高兴看到陈晓明在他的《当代文学史》里面建议把当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42年，而不是1949年。在最近一个访谈里，我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如果我们从鲁迅1927年黄埔演讲里对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向往着眼，我们会认为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起点，因为针对新文学来说，讲话标志着基于一个实现了的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具体的实在。这同鲁迅这一代对于新人、新现实、新文学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谈的一点，即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现代、现代史、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只是当代文学的史前史，它们都最终来到了当代，也就是说当代性涵盖了所有这一切，把它们统统都作为自身发展的环节，包含在它的内在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扩大了的当代文学的含义，包含着现代文学，甚至包含着古代文学，也包含着外国文学，它把这一切都视为自身经验和自身实践的必要元素，包含在自己的结构当中，作为自身矛盾和问题性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批评空间和概念空间当中，包含在自己时间的构造之中。话已到此，我干脆就用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说法来表明的我的立场：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正如历史是被当代生产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其实最终都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无论在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在批评的意义上、还是在“史”的意义上，都在把整个文学现代性从自身内部不断地、反复地生产出来。最好的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由当代文学的人去做，因为只有搞当代文学的人才能真正地把握现代文学，这是在批评和批判（这既是康德“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批判）意义上的把握，而不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学科专业主义的把握。反之，做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人，如果本身不处在当代文学的激流中，对当代文学无话可说，那么他们对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除了基本的资料整理和语文教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 当代文学如果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教研室或专业行会意义上的“界”，就不会有什么焦虑感，因为当代文学，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来说，其实就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是我们通向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全部丰富性的唯一的通道。这么讲并不是在一个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偏爱“当代”或“眼下”，而恰恰是在一个非历史的意义上，强调“文学”本身的无时间性。同通常人们所说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超越时间”的意思相反，这里所说的文学的“非历史”特性不是讲存在着某种“不朽的”、“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指正因为文学本身彻底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所以每一部文学文本，无论其“文学性”何其微弱或强大，都必须在存在的同等强度上才能被重新打开：只有一个活人才能理解另一个活人，只有一个活跃的生命才能领会另一个活跃的生命封存在书页里的信息。只有在一种“当代”的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在此以外，任何文学教育和文学教养，比如古典社会的“读经”式的教育，本质上不属于文学，而属于政治哲学，即属于公民教育和道德教化。而文学之为文学，却在于阅读活动中内置的、有待被一次又一次唤醒和激活的当代性。这种从当代性中重新获得的“文学性”概念，本身既是一个激进的历史概念，又是在范畴上同历史对立。这一内在矛盾也规定了当代文学同文学史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到当代文学生产出整个文学性，就不得不再次谈到德曼借尼采的说法谈的文学现代性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德曼的逻辑是：我们通过文学批评把握文学现代性，特别是把握文学内部的“此刻”性和本体论层面的拒绝历史、在同混乱、激情、死亡想对峙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这种文学现代性一方面带来文学的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悲剧性地把自己交给历史，即文学史。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历史最后的胜利，哪怕是反讽性质的胜利，而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所谓“文学本质”的反历史、超历史特性，虽然这种反历史、超历史的形式本体论最终也仍将以历史和知识的方式流传下去， 但文学在这个领域仍保留了随时进入反历史、超历史的空间的通道，这就是文学本体论和作为“判断力批判”一部分的文学批评本身。用德曼的话讲，就是“文学史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只能回答‘什么不是文学’。” 这个观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较真，一步步去追问“什么是文学？”这个堂吉诃德式的问题。这种追问方法当然只能有一个答案：文学概念必须由文学本身来界定，而不是由文学史来决定，文学史无法改变--更不用说界定--我们进入文学的方式。正如文学内在形式本身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创造性的，我们的文学体验在根本上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的文学体验比唐代的文学体验“先进”或“更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阅读，没有当代文学或文学当代性意义上的面对文学文本的体验，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我们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文本遭遇，我们要去分析它，要去阐释它，要去对它下判断，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调动起所有的情感、知识、智慧、能力和资源；这时我们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判断力负责，此时我们同自身环境的政治性关系是完全暴露在他人眼前的，正如第一次被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文学自身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也暴露在我们眼前。文学的概念，说到底是在这个边缘地带一次一次被重新生产出来的。如果种种当代文学经验出了问题，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文学概念了，因为它成了无源之水，只能借助于死板的文学史、学术史、或文学概论式的教条苟延残喘。这样的文学概念自然是没有生气的、没有内在问题、没有内部的紧张感和问题性的东西，只能是个伪文学的概念。而当代文学生产出的文学概念则是有机的，总体性的。它最终是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存危机凝聚在当下，文学和这种存在的危机是共生的，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当代文学研究通过批评不断地为文学提供定义。这个“文学”不但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本身”，也包括作为知识、观念、经验和现象而事实上存在的文学分析，文学阐释和文学史写作这三层含义。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玄学问题，而就是指文学存在的自身的逻辑，那种拒绝外在规定的独特性、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批评的角度看，这就是单纯的文本性，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文本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令人激动的、令人充满好奇和期待的东西。我们今天上午谈到格非等80年代先锋小说家。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格非的文本时候，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格非这个作家，某天香港三联的编辑林道群忽然从香港寄来一本书，格非的《迷舟》，请我为香港的《八方》杂志写一篇长篇评论。我那时对格非一无所知，面对这样的文本，第一次去看，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对文学的怀旧感，也许怀的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确定的文本的旧，因为在这样的个人的文学经验里，的确包含着文学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在当代性的问题里面，我们直接可以面对文学单纯的文本性，它的陌生性，不确定性，它的绝对的个别性，不受任何文学史、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干扰。与此同时，这时候我们又是被结构的，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这种单纯性和直接性这种当代文学的经验的原点分离出来。这种单纯性也决定了批评的单纯性，因为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直接的、单纯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绝对的中介，通过这样绝对的中介，单纯的文学概念走向了一个文学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它会跟社会发生关系，会跟政治发生关系，会跟我们自己的潜意识、无意识、焦虑等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即政治无意识发生关系。但发生关系的前提，是文学变成了文学研究的材料，意识形态批判的材料，它的前提是要经过单纯的批评的中介，而这个单纯的批评的中介的前提，又是要有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而这种单纯的文本性又必然是被当下这种经验方式决定的。昨晚跟蔡翔在咖啡馆聊天时谈到今天的圆桌讨论会该怎么开，他问了一个关于“批评的中介”的问题，蔡翔对我说，你要把当代文学最后落实、植根于批评，是不是想从批评里开拓出一个当代文学的空间，开拓出当代文学史的空间，一切都基于批评？我说确实是这样。这是我第三个希望能引起讨论的观点，就是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在谈鲁迅的时候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硬要分学科的高下的话，那么美学，即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审美判断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文学史只能是三级学科，因为文学史在文学或判断力的范畴里已经比较边缘，一大半已经在知识领域，而非判断力领域。但蔡翔马上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批评这么关键，这么重要，这么核心，那么批评的前提是什么？凭什么批评，拿什么批评？批评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说得非常复杂，但我今天可以把结论直接跟大家做一个坦白：我觉得批评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存在的政治性。真正的批评当然需要各种经验的、趣味的、知识的、理论的、甚至技巧的训练和准备，但在这些技术性前提之上，存在本身的政治性，是激发和推动批评活动的最根本的前提和动力。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决定了我们在审美领域内部的分析、判断和斗争。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批评。我们不妨想想30年代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为什么会进行文学批评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里面，需要有政治性的行为、判断和行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由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我们今天同样如此：存在的政治性决定批评。以这样的政治的甚至是意志论的方式谈当代性和当下，人们或许要问，难道你的当下不会整个是一个错觉或错误吗？有什么能保证这个当下和你对这个当下的投入不是个错误？还有什么比“过去”、“知识”和“历史”更安全呢？这确实曾是尼采的问题，即这个被当作存在本身接受下来的当下会不会整个就是一个幻觉？也许这个问题是跟哈姆莱特关于人死以后还会不会有恶梦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对这样的质疑，我想我们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即把它还原为存在的政治性本身。所有的危险其实都在这个“当下”里面，因为谈政治性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错误。这不是会不会受惩罚和处分意义上的错误，也不是会不会带来经济损失意义上的错误，而是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最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一牵扯到政治本体论范畴，人犯的错误就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你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毁灭，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也许不是个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克服或被宽恕的，而错误的代价可能是你的全部的存在。因此这个“当下”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但当代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一个不安全的领域，而脱离当下的东西都是一个安全的：历史、知识、文化、理论、观念，都是安全的，但当下或当代性是个不安全的，它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整个的存在去努力、去判断，去行动。当代文学内的政治性和文学性，都来自于这种努力、判断、和行动。对当代和当代性的强调尽管是最终是政治性的，但它离不开对历史复杂性把握。我非常同意蔡翔所说的要避免凭感觉，凭印象，凭小聪明和即兴的灵感去界定当下。感觉有肤浅的感觉、深刻的感觉，但即使是再深刻的感觉，海德格尔式的感觉，它还是一种感觉，一种所谓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所以我们对存在主义的批判其实也是非常有相关性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而原因正因为任何对于当下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判断意义上的定义最后都会被无情的带入历史。尼采要价值重估一切，但尼采现在自身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是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了。从“当下的错觉”问题，可以回到刘复生在上午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对先锋文学的批评，是我自己批评活动的开始，而格非、余华、苏童这些人，我是把他们作为同代人来看的。我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我们当时对于先锋派的把握，的确是对于一个“当下”的把握。那个当下是有未来指向的，是有政治性的，甚至是有真理性的，它表明的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对世界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对某种历史真理性到场的兴奋。它早已不只是一个文本的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批评和文本的合谋，而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文本和批评的合谋，即批评与一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可能性的合谋。但在今天，我觉得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后期所表象的当下的真理，在今天只有神话意义了，因为在今天很难不把它看作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等等—的想象性的符号预演。正因为是想象性的审美预演，所以它在当时仍然是“非功利”的。但在今天，它的非功利性和形式创新色彩就不得不被放在一个历史语境里，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趋势的注脚来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同意刘复生的阅读，那个时候的当下在今天已经被历史化了。这是对当代性的冒险和自我神话倾向的历史批判的克服。刘复生的文章里还引了我早先的一段话，我都忘了自己在80年代，在激赏几个同代人的写作的时候，还说过那么刻薄的话---我说这些先锋派的小说家，他们想象和经营文本自律性的方式，其实同个体户、小老板经营私有经济蚕食公有经济，建立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尚未充分合法化的自由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在没有私有财产权、没有国际化、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在文本里已经游戏性地出现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愉悦。但是，在今天，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切已经在充分历史化的过程中被充分政治化，我们还能够为那种审美游戏作什么样的辩护？当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地分析把“自我意识的童话”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神话”的时候，我很想问复生和晓明，也想问自己，这些文学经验究竟在文学史材料之外给文学留下了什么？如果先锋派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中产阶级化的以艺术自律的形式，语言游戏形式的一个预演，那就很可悲，因为那说明我们的文学最后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文学意义。而当代文学的内部张力是一方面要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是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作出一个解释，什么是好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经验，这个经验不只是要强调我们曾经多么想做中产阶级，而是要在今天一部分人终于已经做到了的时候，回过头去审视我们个人奋斗和集体奋斗的轨迹，看看哪些东西仍让我们自豪，而哪些东西让我们羞愧难当。我的意思并不是当代文学一定要给文学史留下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何在文学的当下性中，不断地提示出文学和存在的可能性。一个常见的关于当代文学的质疑，是当代文学缺乏伟大作品，以至于它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过多的精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谈的不是《楚辞》、 《红楼梦》或鲁迅作品是否在价值上超过同代人的作品，我们谈的是即便经典文学的判断，仍旧来自当代经验对传统的接受和理解，而这种当代的接受和理解同接受和理解的当代的意识和经验出自同一个时空。至于伟大的文学怎么来，今天的中国文学何处去，还有没有“真正的文学”，大众消费意义上的虚构作品、网络 写作还算不算文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我前面提到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前提就是我们要承认它单纯的自发性，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是一种斗争，是一种想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指向未来的冲动，那么这种政治性的存在就一定会找到文学，找到不满足于现状的东西、指向内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存在的政治前提，文学就是这种存在斗争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用我们去操心：文学会有的，伟大的文学会有的，虽然不一定在这个月或今年，甚至不一定在这个十年或下个十年，但这不是我们该操心或能操心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写小说读小说，还有多少文学刊物，有多少文学奖，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读者最多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文学，琼瑶、金庸、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的写作，确实不在我们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而实际上是属于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应该同时尚、传媒、消费等归在一类，进行社会学、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但它们并不内在地需要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也同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无关。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和文学性，作为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体现，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许可以在所谓“纯文学”以外的领域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比如批评，思想讨论，其他艺术类型，甚至像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领域，但只要它们同样可以是广义的文学研究和一般理论思考的对象。最后，作为结尾的收束，我想回到当代性自身的时间构造问题。这里面又分两点，一个是它的时间构造。当下虽然是一个瞬间---永远的“此刻”，这是我们当下最严格的定义---但是这个瞬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瞬间，这个当下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这个瞬间必然已经是一个构造，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个瞬间只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张关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激进的当代概念，不仅仅明确地来自一种历史意识，而且能够把历史意识激进化，也就是说，把变成当代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个“当下”都要被历史化，但每一个当下在出现的时候，当它把自身同历史分离开，对立起来的时候，都改变了历史本身，改变了历史化的整体格局。这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空的星座”的含义。更进一步地说，也就是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当代的未来指向。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当代性既要把自身非历史化，又要产生出自己的当代文学史，要把自身历史化。但无论如何，是有一点是不会被历史化掉，不会在被历史化、文学史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消解掉的，或者被完全异化的，这就是当下始终的未来指向。当下对下一个瞬间的开放性，是任何文学史都没有的，现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没有，或者任何文学史化的对文学的理解也不包含这个东西，只有当代文学，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直面文本的，直面文学生产的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始终包含一个强烈的、根本性的未来指向。我想这当代性和当代文学的一个终极含义，也是它最终回到历史的唯一通道和全部意义所在。2009年6月，上海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一、佩勒兰山的伙伴们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市、佩勒兰山上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这之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 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多几年之后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20多年期间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二、1974年的转折点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三、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力。四、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这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它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多少持保留态度。它们首先坚决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较少关心大量缩减社会支出。它们并不坚决与工会对抗。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个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差别仍是非常大的。 当时，北欧的多数国家所选举出来的是实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右翼政府，而大陆南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以前执政的是佛朗哥、萨拉查、戴高乐，在希腊则是一些上校军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执政。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欧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有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们的出现是作为替代原来领袖的进步人物，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与里根、撒切尔、科尔和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实际上，在最初一个时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试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模式的前景。尽管如此，从1982年年末起，法国社会党政府的计划发展缓慢，1983年3月起开始明显受挫。这一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下，彻底改变了经济发展道路。它实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义的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财政上向资本占有者让步。充分就业的目标已放弃，在8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高于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情况是撒切尔乐于强调指出的。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从未寻求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社会党政府与金融资本关系十分密切，赞成私有化方针，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对接近国家就业人口20%的失业率，这在欧洲创造了最高记录。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以蛮横的态度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实施彻底新自由主义基本纲领方面，历届工党政府甚至胜过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新西兰确实是最极端的代表。那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解体是极为彻底的，并且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的，就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未那样做。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掌握支配权时的经历是这样的。起初，只有确定无疑的右翼政府大胆提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略。随后，不同类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称为左翼的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可以与前者媲美的极大热情。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以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其主要敌人开始的，这一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引起敌对反应。以后，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奥地利和瑞典，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涌现表现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说，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8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的有效具体实现是哪一些？新自由主义是否履行了它的许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概观一下全貌。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毫无疑问，运动的失败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现为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工会运动这一新情况——它的缓和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胜利的结果，就是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当雇员的购买力维持不变或有时已经减少时，各国的股市价值却不同程度地上浮，股价增加3倍或4倍。就这些与目标有关的问题而言——通货膨胀的降低、就业、工资和利润率——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已经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六、危机与缓解为什么出现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七、来自东欧的冲击波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在那一时刻这种批评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得到公认的「智慧」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出现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2、在思想观点上不要违心，不要同意调和原则。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来说，它们是破坏偶像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如果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明的流行用语来说（这些思潮是准备吞下折中主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曾经全盘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实践方面是无效的。相反，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如此毫不妥协，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就其基础本身来说，提供了一种最高纲领，政府可以从其中用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语境的成份。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根大的激进措施的宝库，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种情况并且可以随不同情况而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它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己的囊括社会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 3、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当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被蔑视和边缘性的思潮时，在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不能设想可以在富裕国家造成4000人失业而不致引起社会爆炸。要公开声称应当以积极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活力而扩散不平等）的名义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不仅对石油（开采），而且也对自来水、邮政、学校，甚至对监狱实行私有化，同样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息在某种程序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得多。十、超越新自由主义在提醒人们注意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以后，我们将怎样设想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个因素。 1、价值。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公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多元主义力量：“……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政纲领批判》）在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 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指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 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体系不同的财政体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财政体系中的金融腐败和道德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钱人逃税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也是而且愈来愈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行为。如果说要求一个集中制国家提供服务并总是公正的话，那么为这些服务获得必要的财政来源却应当始终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职能。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它的目标。这件事的悖论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例如，可以举出捷克或俄国向公民无偿分配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新的私有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将成为并且已经成为一场闹剧。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实际上被外国投机家或本国的黑手党买去。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证明，像我们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传统形式决不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可见，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形式将使一些职能同资本主义类型企业中极端集中的权力分离开来。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讨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酝酿的，但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涉及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民主制。新自由主义敢于公开断言：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是一个就内在本质来说不合适的工具，它很容易超过限度，而且事实上已变成这样的了。新自由主义煽动者发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们因此强调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 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接受这一“解放性的”教训并且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不是意味着——情况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人们设想的选举制度的简单化，即放弃比例代表制而实行机械多数制。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保留或加强总统制。费新录、 殷叙彝译

日前，深圳中心区ShenZhen 4 Tower in 1项目已确定由美国著名建筑师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担任总设计。ShenZhen 4 Tower in 1将围绕着OMA07年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设计四栋大楼。最终确定设计名单中大牌云集：Morphosis（普立兹克奖得主）、Coop Himmelblau、Hans Hollein Atelier和张永和，还有一位大牌MVRDV则出现在落选名单中。这个超豪华阵容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算太大的商业区有必要出现这么多的顶级设计师吗？

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

日本战败时我十岁，第二年日本就通过了新的宪法。然而事实是，日本已经逐渐对军事力量进行了整组改编，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美国签署秘密协议，允许其向日本出售核武器，这样一来，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便成了一纸空文。

第一章

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节日是不同寻常的日子，它可以支配平时的岁月。人在节日的言行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节日禁忌。趋吉避凶的心理渗入审美观念，不只是制约着戏曲创作，也左右着戏曲批评。

“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从"未来宪法学"到"当下宪法学"

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

被曝劳动者”，伴随了日本核电站发展半个世纪的，这群隐没在黑暗之中的人，被福岛核电站灾难从生活底层推了上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建构监控官员财产的基本制度时，也许有必要考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新考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新晋升的人执行严格的财产监控、任前公开，对于"老人"则在其申报、清退后予以宽免或允许其提前退休、以换上新人。

《视觉惶恐》选自《爱德华·萨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访谈录的问者和答者均为美国著名批评家，米切尔是《批评探索》的主编，哥大教授。访谈的背景是西方出现了一些非艺术专业的学者策划展览，包括德里达等一些著名学者。二人关于视觉艺术的对话，涉及到绘画、音乐、摄影、戏剧和他们所熟悉的文学，涉及到哲学、历史、政治和美学。

近十年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学术译著相当走俏。该书封面装帧颇具特色——左下角是四个留着辫子的小人物，或虔诚肃立，或惶恐仰视苍穹。书的右上角，以橙色点明“叫魂”二字，在笼罩于周遭令人窒息的一片深紫色中，极具勾魂摄魄之效。这部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一次就印了二万五千册，2002年第二次印刷又改换封面装帧，虽然印数不详，但作为学术著作一版再版（还不包括台湾的2000年版），这应是相当不俗的畅销业绩。 《叫魂》一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1768年，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亟待重修。知县从毗邻的杭州府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后者和他的木匠班子随即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劳作。其间，有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睚眦小忿找他帮忙，前者深信：石匠们可以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据说这样会给大锤添加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亡。藉此，沈农夫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子……由此，邪语谣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十二个省份的社会大恐慌。当时的许多人都相信，术士们通过对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使之发病乃至死亡，并窃取其人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这就是《叫魂》一书讲述的基本故事情节。孔飞力教授以“叫魂”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对于这一学术著作，国内学界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西方学者的学术视角，常能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不少书评都说此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学术研究，较中国学者习故如常的著述高明几多云云，其实并没有真正搔到痒处。须知——此书原本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他只有以此种方式展开，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网上有一个帖子说，如果让中国学者研究这样一个事件，一文了之足矣，而绝不会花费如此大力铺展成书。此话虽剑走偏锋颇嫌极端，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遥隔中外学人治学著述之旨趣不同。现在国内有不少人都爱说自己喜欢《万历十五年》，也很想摹仿黄仁宇的写法，其实，在我看来，要么是史学爱好者对古代“那些事儿”毫无学理的胡扯乱诌，要么是专业史家缺乏应有矜持的逢迎媚俗，总之，在这方面，除了《万历十五年》，没有一部著作是成功的。 闲话少叙，就《叫魂》而言，其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认真阅读清宫原始档案，力图勾勒出“叫魂”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尤其擅长于对事件背景的诠释，详搜博考，缕析条分，从而展现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不过，与诸多西方学者相似，作者精于意义的“诠释”，但在“求真”方面仍有待推敲。 该书书名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此，书中对于此次妖术大恐慌的所有背景诠释，都围绕着乾隆时代展开。但“叫魂”一案的产生，恰恰不自乾隆时代开始。而促使我重读《叫魂》一书的，是我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文书。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最核心的一份是“治割辫符方”。此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 / 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硃砂写三字，照写二张 / 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 / “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 / 药方：硃砂，藁本、盐花、诃丁、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硃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雍正十三年为1735年，较孔飞力所说的1768年要早三十多年。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硃砂鸡血的颜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来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这也与上揭徽州文书中开具的“药方”颇为类似。譬如，硃砂也叫“丹砂”，是水银硫磺之天然化合物，主要功效为“镇心安神，止惊悸，辟邪，治中恶蛊毒”。又如藁本，为一年山野生草，其根主治恶风、鬼疰、癫疾等。再如雄黄，主治惊痫鬼疰，卒中邪魔。据《本草纲目》记载：“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李时珍在“附方”中引证了雄黄的多种用法：如“卒中邪魔”，则用雄黄末吹鼻中；如“鬼击成病”，腹中烦满欲绝，雄黄粉酒服一刀圭，日三服，化血为水；如要“辟禳魇魔”，则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家有邪气，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盎，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之所以要用上揭的这些中药，显然是因为“叫魂”案的核心情节是以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受害者的症状通常是头晕发抖，而各药的功用主要都是养神安魄，治疗“卒中邪魔”。 另外，孔飞力还引述《字林西报》的一位记者在1876年亲眼目睹的由割辫引发的恐慌，当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发上”。可见，类似的割辫事件在清代曾一再发生，民众的反应亦颇为固定。前引的徽州文书不仅是沿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治割辫符方”，而且以黄纸硃砂写就符咒，做红布口袋佩带身上以防割辫的情形，与《字林西报》反映的光绪二年（1876年）“叫魂”案也颇为相似。对于光绪二年的割辫案，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也有反映，其内容是说当年的五月间，“有妖法剪辫之事”。书中抄录有“张天师禁止切发符三道”，写咒语时须斋戒焚香，念七遍然后画符。其文字左侧随有两道符，其中的符箓与前述的“治割辫符方”颇相类似。此次剪辫事件在徽州持续的时间似乎很长，据民国《黟县四志》记载：“光绪四年戊寅，有邪术剪人发者。先是，大江南北及浙江地方，风传有邪术剪发之奇闻，兹乃蔓延至黟。窃谓此种袤邪，必系愚民受奸人利用，或暗剪人辫，或自行剪之，以神其术耳。” 明清以还，徽州的道教极为发达，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白岳）即为道教名山。齐云山道教原为武当山全真派的一个门派（俗有“江南小武当”之说），嘉靖年间，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真人奏令道众诣齐云山为明世宗朱厚熜建醮祈嗣，据说果获灵应，赐建玄天太素宫于齐云岩，天师道正一派遂得以立足于齐云山。正一派以符箓科教为主，主张祛魔祈福，徽州民众遇到像“叫魂”案这样的社会危机，自然要乞灵于以符箓科教见长的张天师。这表现在徽州民间文书方面，就反映为不少符箓以及相关的文字。而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产生的年代，应当早在孔飞力等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断，自信有着相当确切的根据。此前，日本学者谷井俊仁和孔飞力等人在谈及有关“叫魂”案的社会背景时，曾为我们描绘了十八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其实，这种画面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中，就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凡有面生可疑、异言异服之人，驱逐境外，不许容留在住，所以防奸止盗，安靖地方也。”（抄本《目录十六条·约保禁帖》）证之以清人詹元相《畏斋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当时，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叫魂案极为相似，这就像孔飞力在描述在萧山发生的“叫魂”事件时提及的那样：“……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由此看来，前引“治割辫符方”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当不是空穴来风。据此推断，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孔飞力曾指出：“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为了祛除此类的“社会紧张”，对于流丐等外来“社会闲杂”的驱逐，也就成了始终困扰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难题。不过，随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类似于乞丐、游方僧这样无根无底飘泊异乡的“社会边缘人”愈来愈多，单纯的驱逐显然难以奏效，于是，我们在反映徽州基层组织的文书中，就看到清末民国时期打发外来乞丐的专门开支。看来，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大批的流动人口，使得整个社会均处于极度脆弱之中。以致一有风吹草动，流言即广为传播，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恐慌——这大概就是从古至今“叫魂”以及类似事件在中国社会一再重演的原因所在。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吴良镛1922年生，建筑学家。江苏南京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广义建筑学》、《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著作，并参与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多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创建工作。　

1992年瑞典出现金融危机时，由于政府联合反对党及时采取了强硬的接管政策，很快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宇琦译，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校订(http://humanities.cn)。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黑泽明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有名气的导演之一。尽管日本还有好几位非常杰出的电影导演，但为什么黑泽明的作品格外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主题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超群的电影技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外国人从黑泽明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理想中日本武士的形象。可以说，日本人在世界上并不怎么受人尊敬，但作为其象征的武士却是例外。人们通过黑泽的电影看到了日本武士的精髓：责任感、使命感、自尊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面对死亡时无所畏惧的勇气等等。黑泽明的电影作品，比一般的古装片更为精彩、更为凝练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应具有的一切高尚精神。　　普通的古装片，往往过多地描述外国人难以搞明白的日本封建时期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的心理、情绪等等。与此相比较，黑泽明的作品大多略去了这类余赘的描写，直截了当地展开故事的情节，而武士的精神则跃动于剧情之中。况且不仅限于古装片，他的现代题材的作品，同样能够塑造出十分优秀的“武士”来。《活下去》(1952) 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例。故事说来相当普通，它描写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科长，其长处似乎只不过为人诚恳直率，后来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只能再活半年左右。这时，一种武士般的强烈责任感不禁油然而生，他深感自己应该为这个世界、为世界上的人们尽可能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结果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本片创作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七个年头。此时，总的来说一般的日本人仍然因丧失自信而无法重新挺起腰杆。黑泽明的这部影片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位看上去丝毫不像个武士的日本人，其内在的崇高武士精神是如何从现代社会的市井中滋生并被激活的。它所展示的并非那种外在的强悍，而是敢于同死亡抗衡的顽强精神。这便是黑泽电影的核心实质。　　黑泽明电影的这一核心实质，在他导演的处女作《姿三四郎》(1943) 中就已经有了集中的体现。《姿三四郎》讲述的是明治时期一位有志于成为柔道家的年轻人学习柔道的故事。黑泽明相当出色地描绘了一位沉浸在锻炼自我这一目标中的年轻人，或者说，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为了追求某种目标而陷于烦恼之中的青年形象。情节大体上沿着年轻人的追求与烦恼和他同德高望重的导师的关系这一脉络展开。影片描述的由藤田进扮演的青年柔道家与大河内传次郎的师徒关系，就是表现不断进取精神的范例。此外，在表现柔道比赛等动作性场面时，导演的手法亦相当高明。影片不是单靠夸张手法、一味滥用格斗场面来增加所谓的“冲击力”。在这方面，现今的影片所追求的刺激性要比《姿三四郎》强烈得多。在《姿三四郎》中，格斗双方有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久久凝视着对方，时间仿佛都凝固了。而格斗会在突然之间爆发，动作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完全静止的画面同突发的激烈动作绝妙地交差换位，产生出了极具电影特色的兴奋点。影片不仅在人物造型上坚韧而有力度，而且，一组组颇有份量的画面的衔接，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澜，创造出一种跌宕起伏、极富韵律感的时间流。这就是黑泽明电影所特有的绝妙韵味。　　1945年日本战败时正在拍摄之中的《胆大包天的人》，是在资料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完成的小品。然而，也许正因为它是一部份量不算太重的作品，黑泽电影跌宕起伏的韵律感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使其成为无法不让人赞叹的杰作。它是根据歌舞伎《劝进表》改编的具有音乐喜剧风格的滑稽剧，大河内传次郎扮演的那个马屁精可谓绝品。《无愧于我们的青春》(1946)完成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影片讲述了一个反战活动家和他妻子的故事，男主人公战前和战争期间,在国内从事反战活动，最后惨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坚信丈夫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丈夫死后，她回到农村老家，帮助被当地人唾骂为“间谍之家”而饱受迫害的公公婆婆。她每天都在田间辛勤劳作，尽管满身泥土但仍毫无怨言地一直坚持了下来。原节子是日本当时最为都市化、最具贵族小姐气质的优秀演员，但她十分出色地展现了这位一身泥巴的妇女的人生苦斗，令人深受感动。我觉得，这部影片之所以让日本人特别感动，主要是由于战败后，人们因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并非正义战争而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当他们从电影中看到了日本也有反战活动家存在时，不禁从心底产生了一种如同获救般的解脱感。几十年后我又重看这部影片，获救般的解脱感依然十分强烈。　　《泥醉天使》(1948)是黑泽明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与我同时代的电影人当中，有不少是在青少年时期看了这部影片之后立志从事电影事业的。《泥醉天使》以战后初期东京某贫民区为背景，描绘了横行此地、劣迹昭彰的黑帮分子松永的生与死，以及一心想救松永但未能如愿的街区医生真田。黑泽明原打算用浮雕式的手法刻画出这位年轻的黑帮分子意志上的薄弱之处，从而表达他对黑社会现象的否定态度。但通过新人三船敏郎的表演，人们却不由得感到这位自暴自弃的黑帮人物身上散发着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而影片展现的贫民区的混乱景象，乃至那条从这里流过的污水沟的肮脏程度，似乎都是对战后混乱时期的勃勃生机和自由状态的一种赞颂。　　1950年拍摄的《罗生门》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它的获奖，使此前在国际上几乎默默无闻的日本电影突然之间备受世界的瞩目。因而，可以说《罗生门》已经成为一部具有纪念性意义的作品。在以单纯明快的道德性主题和多变的情节为特征的黑泽明影片中，《罗生门》独树一帜，它是围绕一桩具体的杀人事件、表现目击者和当事人从各自利益出发，片面讲述案情的内涵复杂的作品。这种将怀疑主义的主题同具有讽刺意味的剧情相结合来审视残酷事件的手法，对后来世界影坛的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虽然《罗生门》的魅力主要是怀疑论和讽刺性的结合，但片中那些充满活力、栩栩如生的人物使影片真正具备了力度感和鲜明性。三船敏郎扮演的在丛林中袭击美女的强盗并不让人觉得猥琐下流，他的行动仿佛都是兴高采烈地进行的。京町子饰演的美女则精力充沛、姿态优雅。他们的表演使这两个人物在银幕上有一种奇特的美感。《白痴》(1951)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基于原作沉重的理念性主题，影片原打算拍成前后两部，但后来做了大幅度的删剪，压缩为一部。本片公演时曾被认为是黑泽明的失败之作。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较好的评价。然而,优美的画面和森雅之气度高雅、内涵丰富的表演，仍使本片具有相当的魅力要素。尤其影片中的某些片断，似乎就是黑泽明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呐喊，这在黑泽明影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七武士》(1954)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影片，它还是一部连好莱坞的电影创作者也要当作动作片精典进行学习的力作。倘若从尝试演练某种风格样式及其所达到的完美程度来进行判断的话，我认为《蛛网宫堡》堪称黑泽明电影中最杰出的作品。黑泽明以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为蓝本，将它的故事移到了日本的战国时代。三船敏郎和山田五十铃运用了能剧的表演技巧，加上异常美丽的城池、宅邸和深沉的音乐，把人们诱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世界之中。　　黑泽明所创作的电影，绝大多数是富于激烈格斗、动作性很强的作品，但《电车铃声》(1970)却例外地描绘了市井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在像是贫民窟的一条街上，居住着一些性格独特的怪人，黑泽明特意挑选了具有这样或那样怪癖的演员来扮演这些怪人，从而使本片成为一出相当讲究的戏剧。其中，伴淳三郎饰演的人物可谓杰作。乍一看，他的确很像飞扬跋扈的妻子所说的那样，是个没用的窝囊废。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一寸小虫也有五分胆气”，当你意外地发现，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也很有几分胆量和勇气时，着实会吃惊不小。尽管很难说《电车铃声》是一部整体协调的作品，但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黑泽明一心一意地希望通过本片从各个角度描绘人的善良本性，而观众们则会被他的诚意和纯真所打动。在黑泽明的电影中，还有些作品也有不同凡响之处，如描写社会风俗本身蕴含的生机、讴歌时代精神的《野狗》(1949)运用的写实性手法《活人的记录》(1955)和《红胡须》(1965)的真诚精神，《保镖》(1961) 的娱乐性，以及《梦》(1990) 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所追求的那种纯粹而率真的美感等等。从1943 年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开始，至1965 年完成的《红胡须》为止，黑泽明始终不渝地表现着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各种人物，不论他们是属于体力型还是暴力型、精神型还是伦理型、社会型还是知识型，都会被置于无法躲避的巨大难关的考验之前，但是他们几乎都能勇敢地冲破道道难关坚强地活下去。或许有的人最终未能闯过难关而倒下了，但他们那种拚尽全力、不屈不挠的高尚精神，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难以磨灭。这就是黑泽明的电影。当然也有例外，如《活人的记录》(1955)描写的那个老人，由于惧怕核污染，想逃避又没有逃成而发了疯。《蛛网宫堡》讲述了被邪恶和欲望所驱使的武将最后遭到惨败的故事。《在底层》(1957)表现的是心中不存在希望的人们《泥醉天使》和《罗生门》描绘的都是在种种欲望中生存并自行毁灭的人物。不过，上述作品中错误的生活方式，只是被当作同正确生活态度的一种对比。他的其他作品，可以说均为正义与勇敢的赞歌。然而，自1970 年的《电车铃声》以后，黑泽明作品的主题似乎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也许是在拍《电车铃声》之前，他未能完成《虎！虎！虎！》(1970)这部本应属于他的作品吧。此后,与以往一贯有力地歌颂正义与勇气相比较，他的作品开始显露出对于让人无能为力的巨大的命运力量的畏惧。《电车铃声》以写生的手法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虽然它的主题仍然包含着正义与勇敢的内容，但缺少了以往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力度，而飘溢出一股黑泽明电影中未曾有过的浓重的悲哀感。接下去，是他在苏联拍摄的《德尔苏·乌扎拉》(1975)，影片一如既往地讲述了一个不把困难放在眼里的勇敢男人的故事。但它在歌颂主人公勇气的同时，更强调了不论你有多大勇气也不敢稍加轻视的大自然的力量。这是对于一种单凭人的勇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巨大力量的深深恐惧。它使我们看到《活人的记录》的主题，在此又一次更加清晰地予以表现。《影子武士》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片中有许多勇敢无畏的武士登场，但他们的勇敢和无畏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如同“凭借武力生存的人，最终将被武力毁灭”的说法一样，逞强好勇正是他们自取灭亡之道。《乱》(1985)的登场人物，无论男女均是些异常勇敢的人，但是他们的勇敢只是引起既无谓又无谋的争斗，其结果是所有的人统统归于灭亡。　　以前，黑泽明表现正义与勇敢这一主题的影片热情地颂扬了坚强与力量。即使描写失败、毁灭的作品也不例外，它不断地给人们以激励。但70年代以后，尽管他的作品表面上似乎仍然在着力表现坚强和力量，但骨子里却已透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哀，它也同样打动了观众的心。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黑泽明已经进入老年的缘故吧。也许的确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当今世界的状况在黑泽明电影中的反映。在日本重建的时代，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前的时代，黑泽明强调的是正义和勇敢。然而，如今我们却处在一个难以明辨何谓正义、何谓勇敢的时代，而黑泽明的目光则沉重地凝视着这种黑暗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