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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

沟口雄三先生走了。他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道别，也来不及让我们为他送行。 我的书桌上还摆着没有校阅完毕的沟口文集译稿，三联书店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沟口先生的著述，计划推出他著作的译本和重译本，出版一套《沟口雄三文集》。台湾的陈光兴教授来信说，马上要出版沟口先生在台湾的讲演集，没有想到出版纪念会也要同时开成悼念追思会了。北京的几位朋友互相商量，要为沟口先生做点什么，许多报刊的编辑立即开始组发有关沟口先生的文章。还没有摆脱震惊和悲痛，我去韩国去参加会议，接风的晚宴上，韩国的几位朋友也面色凝重地谈起了沟口先生，流露出真挚的哀悼之情。延世大学的中国史学者白永瑞教授提议说，应该搞一个东亚地区的联合纪念出版计划。沟口先生的离去，在东亚学人中引起的静悄悄的震动，并不显眼，但却是真实的、深刻的。 以李卓吾为中心点阐述中国前近代思想史 作为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沟口雄三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彩的业绩。他的处女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出版于1980年，这本并不按照常规写作因而有些难读的著作虽然没有像他后来的著述那样引起广泛的反响，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机理的结构性思考，他对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状况性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现出来，这些构成沟口学术的基本品质，不是作为结论和观点，而是作为看问题的视角，作为推进问题的方式，潜在于他的整个分析论述过程中。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把李卓吾作为一个论述的中心点，从这样一个并未制造有效概念的思想人物入手来讨论中国前近代转折期，并通过他导引出一系列重大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不能判断这个方式的真意何在，也不了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何评价，但是我确实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把这样一个并非创造了关键概念的思想人物（沟口甚至强调说李卓吾因此很难被称为思想家）作为讨论历史结构的出发点，除了李卓吾的思考本身对于沟口学术的重要性之外，我觉得这至少意味着沟口学术的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结构，它包含了那些纠结不休、无法通过逻辑推论加以表述的历史特质。沟口在学术的起点上就清楚地显示，如果思想史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演绎来写作的话，它需要谨慎地关注那些混乱乃至混沌的历史要素，并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如后来沟口在自己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是不拘泥于概念表面的统一性，而是寻找它们内在的关联的方式；不言而喻，在今天学界已经习惯于用定义来理解概念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沟口把李卓吾的“不容已”作为一个关键的环节引入了论述。他说，所谓“不容已”，“就是在人情的深层冲动中，在其原初态中，观察人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把无作意的自然态看作本来性”，沟口对李卓吾“不容已”的现世性和无善无迹特性的阐释，把论述导向了“穿衣吃饭之理”这一以人欲为原点的“形而下”的天理。在第二章《理观的再生——从“无”向“真”》中，沟口一气呵成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史在明代中后期所完成的巨大转换，以及李卓吾在这个思想转换中的历史功能。这一章最后有一个附录，专门讨论李卓吾的《童心说》。这是一篇需要谨慎对待的独立论文，它的难解之处在于沟口并不是把“童心说”简单地视为与六经等“道理”相对抗的对立命题，更不是自由人格的根据。沟口强调说，这个有别于“真心”、“赤子之心”的“童心”固然是李卓吾自家性命的下落之处，但它却是“胡然而遽失”的，是一个不定之定点。由此，童心说不可能成为实在的落脚点，更谈不上是打倒既成权威的堡垒。李卓吾的拒绝立论（也就是说他不肯把他的具体主张诸如“穿衣吃饭”等作为思想的落脚点），被沟口作为他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基本特质。沟口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拒绝立论”的思想姿态，使得李卓吾得以代表了明末的现实。 沟口强调李卓吾思想的这种“不定之定”绝非故弄玄虚，这与他对明清之际具体思想论争的定位以及明中叶到清中叶三百多年历史的思想传承方式的构想直接相关。沟口给出的历史思想图谱与众不同，他不过分重视思想史中的对立，尤其拒绝强化对立而使其定格为某种观念，却强调论争在历史脉络中的走向，以及它的后续历史效应。正是在这个视野里，他处理了东林派对李卓吾的批判，强调这个批判表面的对立与内在的一致性，更强调了清代批判李卓吾的思想家们对李卓吾实质上的继承。 基于上述分析，沟口提出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命题：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尽管各自都对李卓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们却在实质上继承了李卓吾“童心说”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视点的延长线上，沟口专门讨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出它并非是一个主张民权的文本，而梁启超、陈天华过于执著于自己的民权思想，把它视为反君主制的民权宣言，这导致了他们无法发现黄宗羲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如何被继承，反倒为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黄宗羲而焦躁不安。 在沟口的视野里，黄宗羲力主人民私利，为此甚至发出“向使无君”的呼声；但是他质疑的是为君之道，并非君的存在本身，换言之，他反君主却并不反君主制。就制度而言，他反对的是明朝的里甲专制，而非一般性的君主专制。因此，沟口认为黄宗羲代表的是一种体制内的立场，是从君民一元性的专制迈向富民分权性专制的思想。 尚未有解释中国的有效模式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分类，沟口留下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原理研究”与“经验研究”两部分。前者至少包括了他对于中国儒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对中国哲学思想关键概念的思想史解读，这些研究自1987年后陆续发表在杂志或者合作研究项目的论文集之中，在日本尚未独立结集出版，中文翻译也很有限。其大致的范围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天”、“理”、“自然”、“道”、“心”等观念，并进而讨论“理气论”、“天理观”、“天人合一”等等中国原理的形成过程。此外，还有他关于中国和日本公私观念的比较思想史研究。后者则包括了他对明清思想乃至民初思想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解读，特别是对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在转型的脉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虽然尚未精细化，但是已经具有明确轮廓的结构性设想。 晚年的沟口把研究视野从明末和清末扩展到了民初和“五四”时期，他的几篇素描性的论文在着眼点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功能。 《再考·辛亥革命》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他不同意把辛亥革命视为“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以及如何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军队亦即后来的军阀定位等问题。这篇简短的文章后来发展为沟口建基于史料之上的辛亥革命研究。在他的视野里，辛亥革命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清革命，它至少从明代末期就清楚地呈现了自己基本轮廓的漫长的社会革命的最终到达点。这个社会革命就是乡村自治运动。 在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族谱研究之后，沟口写作了《礼教与革命中国》、《另一个“五四”》。在这个环节上，沟口要做的工作是对“五四反礼教意识形态”进行历史分析，指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危机意识的反映，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礼教的历史状况本身；同时，这一以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为衡量指标的礼教批判高度抽象了礼教在几个世纪中所积淀的历史内涵，把它简化为扼杀人性的上下尊卑秩序，却遮蔽了它实际上所起的相互扶助的历史功能。 沟口一生执著于追求的学理之“真”，很难用“立场”去概括。他曾经在《近代中国世界图景的再检讨》中勉为其难地阐释过自己的“立场”：“如果被迫不得不回答的话，我只能说，我是立足于基体展开论的。”这个基体展开论，是关于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文明世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原理的整体构想，它依靠对历史关键环节的深入把握勾勒出了一些基本轮廓，依靠非凡的历史想象力建构了有准确史料依据的历史脉络，而在这个历史脉络中，来自西方的“近代”的冲击和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叙述，作为危机认识的媒介被组合进了这一历史过程，却不可能构成前提或者结论。与此相对，沟口力图追寻的，则是传统中国的儒教伦理和社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环节，以及它们被历史冲击和淘洗之后获得的新的形态。在他的视野里，从宋代朱子学开始的天理观等哲学观念的转换、从明末开始的田制改革和乡村自治运动等社会形态的变化，经过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政体革新的构想，以及乡里空间扩展到以省为单位的自治网络，构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潜在流向，在这个脉络里，发生了辛亥革命和中国革命，规定了中国选择具有大同理念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发生了当今世界上的“中国的冲击”。 沟口最有论战性格的论文集当属《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中国的冲击》，这两部著作贯穿了一个基本的视野是，今天我们尚未建立有效解释中国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揭示中国原理的特殊性，同时也把西方原理“特殊化”。西方并不等于世界，它的历史解释只适用于其自身。当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视野时，世界史才会形成。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沟口曾经说过，李卓吾走在他的时代前面。我相信这也是沟口雄三的命运。他领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我们看得见却无法赶上。也许有一天世界史翻转现有的格局，知识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精神营养，那时我们才能理解，过早失掉了沟口先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歌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2年5月18日，铁道部网站已发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铁政法〔2012〕97号）》--人文与社会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圈子的全景图以及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

第一，重读鲁迅能给我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和新的东西；第二，反过来，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我们重读鲁迅。

美刊《当代历史》2009年9月号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题为《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与后20年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与其改革头十年时相对吵吵闹闹、四分五裂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对这个政权更有利了。当然，20年前的中国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经济急剧衰退长达数年之久。尤其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第一，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在80年代期间，这个战略能否成功还根本不清楚，至少在农业领域之外是如此。第二，考虑到很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轨迹现在看上去非常有利。而80年代末，与开始政治改革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看上去既僵化又缺少进步。第三，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现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爱国主义。而20年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共产党制度合法性的严重质疑。最后，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整个80年代，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一、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忘记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头十年期间所存在的对改革前景的严重怀疑。到80年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超出农业领域，当时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放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制度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最初成就。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也随之迅速增加。此时中国农业改革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激进的。然而，当时普遍认为，这也是最容易的部分，而且只是第一步。最棘手的改革任务还需要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就是如何改革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部门。显然，工业企业需要裁员、重组并置于真正的竞争压力之下，但是这会使国家失去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裁员有违社会主义主要原则，这样做会引起社会动荡并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在整个80年代，还不清楚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凝聚起政治力量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如果他们真的进行尝试，也不清楚中共是否能经受起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还有充满危险的价格改革问题。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放开消费和生产价格可能造成实际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而且通胀对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在1988年和1989年初的中国城市里已经明显可见。正如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80年代开始时波兰消费价格的飞涨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我们应当记得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在这种时刻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人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经受住这种转变。人们也很容易忘记，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远远落后于苏联集团的进步改革，这让许多学生、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党员恼火。1988年，在波兰、匈牙利，最重要的是苏联，出版自由、民主化甚至竞争性选举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而在中国城市里甚至党和政府里，许多人目睹着这些发展，充满嫉妒。我们也应当记得，此时，东南亚的邻国正在摆脱长期的独裁统治：1986年是菲律宾，1987年是韩国。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运作混乱，而且与党的领导人表面上追求市场导向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不协调。二、躁动的年轻人80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十年伊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大学校园里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气氛，弥漫着对民主哲学和西方文明制度的好奇。20-30岁的一代中国人只受过断断续续的教育，其中很多人在农村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他们充满怀疑和造反精神。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普遍的骚动之中。这是一个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还在探索那场漫长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当时，很多人对党的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持不同意见--党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小撮被斥责为"四人帮"的坏领导造成的。很多人确信，中国民族灾难的根子在于其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陷入深刻而常常是非常严重的分裂。很多领导人把经济改革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主义基本信条的违反。这些保守派人士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简单地转向在苏联启发下搞的那套新型计划办法--这套办法在50年代、在毛泽东轻率的极端主义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之前还是相当有效的。而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推进政治自由化和开放的尝试在党的最高层导致了派别斗争。这种经常调整的结果是政策突变，例如在强调放开和改革之后，批判和收紧接踵而至。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居间调停，一会儿站在这派一边，一会儿站在那派一边，希望引导分裂的领导层走中间路线，把市场改革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冲突都暴露在那些政治上觉醒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党员面前。三、真正的风暴中国80年代长期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1989年春天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被比喻为一场真正的风暴。80年代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在四、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学生们所采用的言辞和象征表明他们对西方民主模式非常熟悉，而且对这些模式的功效及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潜能表现出几乎是幼稚的信任。学生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正在落后于世界民主趋势，他们希望能在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上影响领导人中的政治平衡。知识分子、记者、报刊编辑甚至政府官员最终对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幕作出了同情性的回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政治自由化的停滞感到沮丧。他们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呼吁政府与学生领袖和平对话，很多人还要求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他们知道出版自由在波兰、匈牙利甚至苏联已经广泛实现，竞争性选举已经被提上这些国家的日程，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与这些世界潮流保持一致。抗议学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担忧。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和1989年初超过了25％，随着价格马上放开的谣传的扩散，出现了抢购风。人员臃肿的城市企业小心翼翼地裁减工人的第一批尝试也造成了忧虑，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追求特权的现象的明显增加激起了愤怒，随着学生高呼要求公开、对话和铲除官员腐败的口号，这些担忧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四、中国的"里根"一代如果与20年前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遗症已经过了两代人。现在，党员身份在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人中间流行。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党员身份是打开更大机会大门的另一张介绍信。在政府中工作常常更受青睐，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工作则风险较大。如果说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国80年代在很多地方与美国"60年代"相似，那么目前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在很多方面与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一代"相似。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务实，追求职业发展，爱国，这些特点在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很少看到。大多数青年人出生在1989年事件之后，对那些年里的冲突了解有限甚至不感兴趣。过去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主要表现在抗议有偏见的日本教科书、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对东海上狭小的钓鱼岛的国家主权要求，或外国政府和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对中国处理西藏事件的批评。这是感到中国崛起和与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代人。五、稳定的力量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其他城里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与其前社会主义同伴相比不再是不利的了。而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世界处在民主制度戏剧般的突破有望取得胜利的边缘，而中国领导人思想迂腐，犹豫不决，不敢冒险。过去20年的转变促成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在世界上的30多个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足一半现在是稳定的多党民主国家。除蒙古之外，这些成功的社会都是民族单一的小国，地处欧盟的东部边缘。其他国家要么还是严厉的独裁政权，要么还是严重腐败的不自由的政权，它们推进民主的尝试大多都落空了。在有些情况下，民主化尝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主要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转轨引发了民族主义暴力或内战。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政治革命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尝试引起了将近十年的严重萧条。很多经济体包括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走出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迄今最大最持久增长的两个国家仍然实行共产党统治，即中国和越南。现在，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80年代。将多党民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已经过去，它已经被一种对向不同政治体制跃进的潜在成本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所取代。中国自90年代以来迅速而没有通胀的经济发展记录今天已众所周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渐进改革战略最大障碍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系统地缩小和改组了其臃肿的国有部门，后者1997年雇用了1.1亿人，现在还不到6000万人。在重组过程中，4000万固定雇员下岗或退休，这确实引发了抗议浪潮，但裁减现在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不仅能集中政治意志做很多观察家在80年代初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经受了各种风雨考验，而且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六、一种一致的看法80年代国家领导人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分歧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高度一致，这个模式将一党统治和有限政治自由化与市场改革、渐进私有化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国家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政权随后在全球的瓦解，反而强化了这种团结感。确实，现在在上层几乎找不到80年代那种严重的政策分歧，80年代那种政策逆转和走走停停的模式已经有十多年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团结的国家领导集体，但他们仍然对确保政治秩序非常谨慎。七、今天的抗议过去10-15年影响中国的抗议浪潮已经大不相同。它们很少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大学生、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参加。大学生走上街头通常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和对外国势力的愤怒。由于企业裁员而引发的蓝领工人抗议浪潮也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集中在衰落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以50年代的苏式工厂、内地三线企业或东北地区为中心。农民抗议同样普遍，主要分散在偏远地区和城郊农村。这些抗议主要是由地方经济问题引起的：例如在国有企业重组或出售过程中不给下岗工人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偿金或养老金；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太多；为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不公正地征用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土地。这些抗议的矛头指向地方官员，它们引用国家法律，指责地方政府腐败或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把上级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救星，他们抗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平执法，他们声称这些法律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这些斗争中，寻找上级政府帮助是共同现象。八、不可避免的纠纷地方抗议活动猛增，据报道，2005年发生了8万起。这些抗议活动是中国社会经济过去20年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集体经济时期，村干部控制收获，管理土地，分配收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家庭掌握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农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征收税费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征地和土地权利问题上造成冲突，在一个根本没有旨在公平调节这种纠纷的政府征地法律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同样，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业权利及有关的养老金和津贴是有保障的。当工人在缺乏控制而且常常明显地偏向干部和管理人员的裁员、重组和私有化浪潮中被剥夺权利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基本上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用几代人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有助于调节这种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工会和政府机构。在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模式迫使全国各地的官员与国营或民营工商企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常常使他们成为集体抗议、批评腐败和冲突的目标。这是一幅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图景。那十年，农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收入增加了，所以农村抗议活动少见。城市工人虽然受到通胀的打击，担心将来下岗，但是他们的工作权利还有保障。80年代的抗议集中在大城市，矛头直指中央政府。今天的抗议分布广泛，但矛头直指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近几个月，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动乱重新抬头。这些问题虽然很严重，根子很深，但是发生在偏远地区。这些社会动乱给中央政府提出了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几乎没有构成80年代集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形成的那种政治挑战或政治危机--那时的运动经常威胁到分裂的中国领导层。九、在司机座位上有的观察员把目前的大量抗议活动视为政权危机的先兆，似乎抗议活动的数量决定了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影响。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推测，即农村的普遍不满对于一个靠农村游击队造反起家的政权不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警告说前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可能将落到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清醒反思，但是我们可能记得在农民动员起来形成革命力量之前，中国出现了革命游击队造反、大规模外国入侵和军事占领。有的观察家把抗议浪潮与中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不平等达到了4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现在常常听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诚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个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那时国民不平等指标例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2，与台湾当时的水平相当。到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0.45，而且现在仍然处于这一水平。不过，说这种水平高得异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也长期很高，而很多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90年代末达到顶点，此后有所降低。不管怎样，不平等本身与政治不满没有直接联系--中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公民对当前不平等的感受远不如波兰这样的国家的公民强烈，可后者的收入水平状况比中国好多了。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公民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预期今后还有机会改善。上述通常被视为显示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那些力量曾经在1989年对中国政权形成了短暂的威胁。可以肯定，过去30年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突。长期采用压制而不是其他措施解决这些冲突的状况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不过，眼下，民众抗议最多只会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公正裁判冲突的制度造成压力。（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杰出教授，世界体系学派的核心人物，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专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不确定的知识》,《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2000年当选美国社会学会所评选美国二十一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这是他2007年11月3日在上海大学演讲以后会后讨论会的记录稿。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日前，深圳中心区ShenZhen 4 Tower in 1项目已确定由美国著名建筑师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担任总设计。ShenZhen 4 Tower in 1将围绕着OMA07年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设计四栋大楼。最终确定设计名单中大牌云集：Morphosis（普立兹克奖得主）、Coop Himmelblau、Hans Hollein Atelier和张永和，还有一位大牌MVRDV则出现在落选名单中。这个超豪华阵容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算太大的商业区有必要出现这么多的顶级设计师吗？

记录员有点错误括号里改了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德文版后记中说道：「我是以比较了解日本文学史的读者为对象来写作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海外的读者。」但此书最终却被译成英文、德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更为有趣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元老级思想家詹明信（F. Jameson）竟特意为此书英译本作序，并在这篇长序中，大谈该书对西方知识份子的意义。究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怎样的著作，竟会在作者期许和读者接受之间产生这样大的落差？　　 　　诚如此书的中译者赵京华所言，当柄谷1969年正式登上日本文坛之际，他注意到：新左翼运动的退潮和知识份子反抗政府接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运动失败后，很多与自己一同参与了该运动的青年，纷纷因政治幻灭而退回到所谓「内在自我」，亦即「文学」里。如此一来，文学彷佛成了与政治（外部）分立的个人领域（内部），但退回文学这一决定本身实际上却是对保守主义政治的默许。这种想法促使柄谷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发现，自现代文学出现以来，人们确实曾对现代文学做过反思和批判，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文学的制度性格。然而，日本现代文学形成於1890年代发生的「文言一致」运动，却恰好与日本现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处於同一时期。而这个想法便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论述起点。　　 　　柄谷所谓的「制度」不单指议会、法制和医疗等外在物质性制度，还包括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等内在的精神制度，柄谷将后者称之为「认识装置」。柄谷著手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认识装置时发现，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内在自我」的诞生，这个「内在自我」以「自白」的方式出现在小说等文体中，逐渐占据了核心位置。「内在自我」是前现代文学所没有的，但我们却以为它是古已有之的「自然」存在，甚至还以为，先有内在自我，然后才产生自白和忏悔一类写作形成。柄谷将这种误认称之「认识装置的颠倒」。柄谷认为，内在自我、自白和忏悔其实都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引伸开来，甚至建基於自我表白和完全投入之上的「恋爱」和「热恋」，也是这个颠倒的认识装置的一部份。他并引述北村透谷对「风流」的讨论，借此证明自己的论点。北村认为，从尾崎红叶到德川时代的文学里，我们可以发现「风流」，但却根本没有现代式的痴迷恋情或「恋爱」。因此，柄谷断定，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只有「在乎相恋而不痴迷」的「风流」，而根本不存在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西欧基督教式的「热恋」或「恋爱」。「恋爱」和「内在自我」一样，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内在自我」在现代日本文化中出现，并非仅仅在日本原有的认识装置中添上一个新元素这么简单。恰恰相反，它意味著整个认识装置的一次大颠倒。而这次大颠倒的其中一个构成要素，则是视觉和认知模式的彻底转变。这次认知模式的转变便具体展现在「风景」这个现代概念的出现这一文化事件上。我们一般以为，西洋风景画是一种比传统山水画更接近真实的绘画。但柄谷却认为，风景画并非在描摹外在的真实，恰恰相反，风景画所再现的「风景」不过是「透视法」这种西方视觉文化或认知模式的产物。柄谷引用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说法指出：「因为我们的眼睛对於树木、原野等不像对於生物那么敏感，所以画家通过专心致志描摹这些景物可以做到比较随便的任意摹仿，其结果是在绘画上这种狂乱独断的画法成为理所当然。譬如，画家若是以画一根树枝同样粗暴的画法来画人类的手脚，那么我们一定会惊讶的。」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认为风景画接近真实，非因它描摹了外在的真实景况，而是因为它符合了「透视法」这种现代认识装置。　　 　　柄谷并透过分析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难忘的人们》，进一步指出，描写「风景」并不等於对外在现实的描摹，恰恰相反，「风景」是由对四周环境漠不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发现的。《难忘的人们》讲述：无名文学家大津向在多摩川沿岸的客店偶尔相识的名叫秋山的人谈论「难忘的人们」。他拿出自己标题为《难忘的人未必是可忘记之人》的手稿，向秋山展示说明：所谓「可忘记之人」是指「朋友知己及给自己以帮助的师长同辈等」；所谓「难忘的人」则是一般说来忘了也没关系但忘不了的人。在谈论「难忘的人」时，大津曾这样说道：「当时油然浮上心头的就是这些人，啊，不对，是站在我看到这些人时的周围光景中的人们。」换言之，对於大津来说，所谓「难忘的人」其实是作为「风景」而存在的人。故事的结尾讲述，两年以后，大津在同一个手稿上再新加上一节，但不是曾与他深入交谈的「秋山」，却竟是没有深交的背景人物「龟屋主人」。这一结尾清楚地例证了柄谷的洞见：「风景」是被无视他人和外部现实的「内在的人」发现的。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盛国民说：“当前的工作是广泛征求林钢职工对企业改制的看法，及对企业未来发展道路的意见。”
　　由于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销售市场萎缩，环保措施不达标，不符合产业政策影响等多方面原因，2008年8月，经濮阳市政府批准，林钢开始改制。今年3月21日，林钢工人堵塞了林州至安阳的高速公路，4月30日堵塞了106国道。

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

今天，自在阶级与自为意识的线性因果联系破裂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意识，但其作用方式、过程却比过去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从结构到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的理论分析。

在建构监控官员财产的基本制度时，也许有必要考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新考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新晋升的人执行严格的财产监控、任前公开，对于"老人"则在其申报、清退后予以宽免或允许其提前退休、以换上新人。

 二战结束后，苏日两国间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日本战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苏联时期，日本战俘问题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该问题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对苏联这一政策的出台及其隐含的原因试加分析。　　一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出台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随即电令“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1]从8月18日起，日本关东军开始陆续地向苏军投降。根据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9月1日的总结报告记载，“俘获日军官兵573 984人，将军110人。”[2]　　面对几十万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如何处置他们，成了苏联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曾就战后德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随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公民”[3]。德国投降后，美英照此精神对德国等国家的战俘进行了遣返。此刻，苏联政府是否也会遵照这一精神呢?对此，苏联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与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档案材料显示，早在参加对日作战几个月前，苏联政府就对即将俘获的大量日本战俘的安置工作预先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布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先后在满洲修建了20个前线战俘营，它们分布于哈尔滨、长春、奉天(沈阳)、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抚顺等地。”[4]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苏联领导人就对日本战俘的安置问题下达了专门指示。1945年8月1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的一项命令，上面有贝利亚等人的签 字，其中规定：“日本关东军战俘将不运往苏联，以示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日军缴械投降后，尽可能在当地建立战俘营。同时，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前线指挥员还要抽调必要的军队来监管和押解战俘。战俘的伙食定额按照日军在满洲的标准执行，从地方储备中拨给。战俘营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及其下属军官负责。”[5]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战俘被送往苏军建立的战俘集中收容所或前线战俘营，伤病员被安置到前线医院，这些地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战俘们也被仔细地审查一番，然后建立了个人档案和战俘卡片。”[6]另据时任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梅列茨科夫元帅回忆：“战俘问题显得非常复杂，需要保证这批人的粮食供应、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及成套的制服，还要解决他们的一些临时住所及其他问题。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剩下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得不就地解决而且刻不容缓。”[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日本战俘这一问题上，起初，苏联政府基本上是遵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的，符合波茨坦公告有关对战俘处置的政策以及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一周之后，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的转变。　　1945年8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再次给苏联远东军下达了《关于接收并安置日军战俘参加劳动的第9 898号决议》的密令，规定：“接收50万日本战俘参加苏联境内的强制劳动，将他们安置到国家的各个生产部门当中，采取适当措施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8]这份文件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前线军事委员会、远东各方面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驻远东各方面军、远东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负责人均布置了详细的任务。文件对战俘的挑选、押送、安置等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并且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对押运到各地的战俘的数量也做了指示。文件指出，从日本战俘中挑选体力上能适应到远东、西伯利亚工作的人，每1 000人编为一个营，营、连级军官从战俘中的中下级军官选拔。文件要求为战俘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汽车及畜力运输工具等，保证冬夏制服、被褥、衬衣等军用物品的发放[9]。同时，文件还对向各地战俘营调拨的物资种类、数量甚至负责押运战俘的苏军军官、士兵的人数以及运送战俘的交通工具等等逐一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文件指明贝利亚负责监督命令的完成情况。　　遵照这一命令，“52万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从满洲地区押送到苏联远东与东西伯利亚等地区”[10]。据俄罗斯一位研究者的资料显示，“为了拘押日本战俘，在苏联一共建立了49个战俘集中营”[11]。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认为，数量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著作中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仅1945～1946年间，苏联就建立了71个日本战俘营，每一个战俘营还包括很多战俘管理所。”[12]另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50年5月24日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关押日本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 112个战俘管理所。”[13]接收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人员，地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缺少住房、棉服，食品和药品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对气候的不适应、疾病流行等原因导致日本战俘营在1945～1946年冬季出现了战俘大量死亡现象。有数据显示，“1945年12月死亡3 385人，1946年1月死亡5 168人。其中营养不良死因死亡率占48．2％，肺炎占11．9％，斑疹伤寒占8．4％。”[14]　　二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形成的原因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处置战俘的方针政策，将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并且运到苏联境内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及盟国间所承担的义务，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苏联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与美国争夺日本势力范围　　1945年2月，斯大林曾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这场战争跟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15]基于这种理论，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就与美国展开了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斗争。在远东，随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更是成了苏美双方利益争夺的重点。　　1945年8月1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拟任命两人，分别由苏美各派一名将领担任，苏联方面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8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麦克阿瑟为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令苏联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此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仅三天，还谈不上什么“贡献”，只好不情愿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8月13日，美国将其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 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个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16]。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规定了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受降区，力主单独占领日本，旨在抵制苏联势力对日本的影响，最终将日本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诚如杜鲁门8月11日所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17]美国这种排斥苏联的做法让斯大林感到非常不满。　　8月16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1)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2)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当地日军应向苏军受降[18]。斯大林在信中指出：“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19]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权，以确立苏联在战后日本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人选问题上，苏联的建议遭 到美国的拒绝，但斯大林还没有完全丧失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期待在与杜鲁门的对话中能够达成妥协。　　8月18日，莫斯科收到了美国的答复，美国同意将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军受降，但对于苏联的第二个要求则给予了坚决拒绝。“……至于北海道，总统(指杜鲁门)拒绝了斯大林关于使之成为苏联单独受降区的建议，强调指出，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包括苏军在内的‘象征性的盟军武装力量’在日本各主要岛屿接受日军的投降。至于日本领土某些地区的临时占领问题，则由麦克阿瑟将军自行决定。”[20]美国总统的回答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和气愤。8月22日，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批评到：“应该说，我和我的同志未曾料到您会做出这样的答复”[21]。　　杜鲁门的强硬政策使斯大林完全确信美国不让苏联“染指”北海道的立场不会改变。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将苏联排除在外。然则，苏联领导人并不想就此甘拜下风。恰在此时，数十万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攥在苏军手中等侯处置，显然，斯大林此刻已经作出了决定。第二天(8月23日)即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扣押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命令。　　关于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原因，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由于没有得到北海道的受降权，斯大林有意违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下令将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押运到苏联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违反盟国间履行遣返战俘的义务。按照许多日本学者的说法，“斯大林提出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从苏联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赔偿方式。”[22]　　本文基本上同意上述看法。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改变在同美国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苏联自参加对日作战以来，为彻底消灭敌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战后对日安排问题上却被美国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有的好处由美国“独霸”，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扣押日本战俘，即使达不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利益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向美国示威，表明苏联已不再履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此时的苏联，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另一“超级大国”，有能力也有信心与美国抗衡。因此，盟国间的这一协议对于苏联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约束力，苏联领导人不会因为一纸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要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置日本战俘。　　(二)维护国家安全　　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和西方国家暂时摒弃前嫌，结成联盟并进行了密切合作。欧洲战争胜利以后，为了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苏美之间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在国家利益中，国家安全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主要担心的是战后苏联的安全问题，1945年4月24日，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郑重申明：“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 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23]斯大林对于战后苏联安全上的担忧正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托因比所形容的那样：“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24]正因为这样，在远东，苏联不希望战后日本加入到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反对自己。在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时候，斯大林非常慎重地重新评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担心日本在 投降之后可能会重新成为苏联的敌人。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想单方面地确立它对日本的控制，而日本又与苏联紧相毗邻，这不能不使斯大林为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自然要求苏联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安全。为防患未然起见，斯大林决定给予日本武装力量以坚决打击，从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除可能对苏联东部地区构成的军事威胁。斯大林当时讲：“问题是，美国人占领日本时却没有把日本军队俘虏，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采取的措施一样。”[25]他接着又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恢复当然是可能的，日 本人口众多，复仇的本性还很强。日本还会重新崛起。为了防止这一切，应该扣留50万到60万日本士兵及大约12 000人的指挥人员，与俄罗斯不同，美国人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经历。”[2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担心的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会在美国的扶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与苏联为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协约国对德国惩罚的措施不彻底，导致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战后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上，苏联要吸取一战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斯大林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起来并运往 苏联，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确保日本在短时期内没有能力再对苏联构成威胁。　　(三)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短缺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其人力、物力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1992年苏联国防部公布，“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损失约2 700万人口，其中70％为和平居民”[27]。“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损失也极其惨重。1 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 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 800多个国营农场、2 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6 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28]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政府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导致战后苏联国内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利用战俘的劳动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弥补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学者对此有很好 的评价：“日本士兵组织性强、还具有相当的专业技能，可以用来充当免费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在政府的监督下能够从一个劳动部门抽调到另一个劳动部门，可以派到那些气候条件恶劣的、不通电、日常生活条件极度匮乏、最艰苦的地区以及对健康有害的部门去工作。”[29]　　从1945年开始，苏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大规模使用战俘的劳动。日本战俘主要被安置在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劳动营”里。俄罗斯学者卡拉曼和休科夫斯卡娅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那些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 动最繁重的部门——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源严重溃乏。”[30]1946年9月15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马立克在给莫洛托夫的工作纪要中写道：“从苏联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利用日本战俘在苏联劳动的时间。”[31]这句话对于理解苏联领导人利用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并进行强制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与当时苏美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夺取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权密切相关，而且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在远东安全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则是内在的动力。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从事外交活动时，总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苏联亦如此，在制定战后对日战俘政策时，维护国家利益是根本的出发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　　(责任编辑 张昊琦)[1][苏]М. В.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7页。[2]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7 (1) . М. : 1997. с. 371．[3]《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9页。[4]Галицкий В. П.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3．[5]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7.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47. [6]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9.[7]Мерецков К. А.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М., 1983. с. 423.[8]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7. [9]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38. [10]ЦХИДК, ф. 1п, оп. 23 а. д.6, л. 112. Т1465, с. 166.[11]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2000. с. 35.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6. [12]Кузнецов С. И. 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 Иркуск. 1997. с. 47.[13]徐元宫、李卫红：《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1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67～68. [15][南]吉拉斯：《和斯大林的谈话》，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16]吴于虞、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17][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371页。[1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1994年版，第47页。[1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20]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 США - Япония: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0 гг. М., 2003. с.58.[21]同上书，第59页。[22]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28. [23]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24][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25]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1.[26]同上。[27]马蔚云：《俄罗斯人口发展及现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2期。[2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80页。[29]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3. [30]前引文：《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铨释》。[31]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0. 

从一个模仿福尔摩斯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霍桑这个角色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 Bhabba所谓的“模拟”（Mimiety），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霍桑故作爱国，可能是矫枉过正，或者说作者故意把霍桑的“中国性”加强，以说服读者，然而他的洋化和西化的一面，则显然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正因为霍桑在造型上的混淆，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远远比不上程小青的“伪作”《龙虎斗》。既然是假造，他可以尽量放手造得几乎以假乱真，而真正创出一个中国侦探的时候，却反而有点虚假。而且，程小青为了研究侦探学和犯罪学，上了美国函授学校，所以在小说中拼命提倡这两门新学问，反而使得情节松散，不能一气呵成。

相传尧已经设立“掌天地四时”的专职天文官，负责观察天象，由四个人分别驻在东西南北四个地方，通过观测太阳和星宿来推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具体日期，以利农事。《尚书·胤征》记载:夏王仲康时（约公元前205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日食，由于天文官羲、和二氏沉湎酒色，疏于观测，居然没有及时作出预报，以致引起全国震恐。

包括访谈、书的章节、文章等，主要为英文。目前有，刊登于New Left Review的戴维·哈维访谈全文，非洲危机，《漫长的二十世纪》新版后记（写于2009年3月22日），全球化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等，增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