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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 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吴良镛1922年生，建筑学家。江苏南京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广义建筑学》、《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著作，并参与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多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创建工作。　

在西方及东欧大部分国家中，音乐学一般都设置在综合性大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围，而我们往往对此感到诧异，这恰恰说明我们头脑中缺乏“人文学科”的概念。据笔者所知，世界上似乎只有苏联和中国是将音乐学系设置在音乐学院内的。

在建构监控官员财产的基本制度时，也许有必要考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新考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新晋升的人执行严格的财产监控、任前公开，对于"老人"则在其申报、清退后予以宽免或允许其提前退休、以换上新人。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黑泽明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有名气的导演之一。尽管日本还有好几位非常杰出的电影导演，但为什么黑泽明的作品格外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主题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超群的电影技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外国人从黑泽明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理想中日本武士的形象。可以说，日本人在世界上并不怎么受人尊敬，但作为其象征的武士却是例外。人们通过黑泽的电影看到了日本武士的精髓：责任感、使命感、自尊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面对死亡时无所畏惧的勇气等等。黑泽明的电影作品，比一般的古装片更为精彩、更为凝练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应具有的一切高尚精神。　　普通的古装片，往往过多地描述外国人难以搞明白的日本封建时期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的心理、情绪等等。与此相比较，黑泽明的作品大多略去了这类余赘的描写，直截了当地展开故事的情节，而武士的精神则跃动于剧情之中。况且不仅限于古装片，他的现代题材的作品，同样能够塑造出十分优秀的“武士”来。《活下去》(1952) 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例。故事说来相当普通，它描写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科长，其长处似乎只不过为人诚恳直率，后来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只能再活半年左右。这时，一种武士般的强烈责任感不禁油然而生，他深感自己应该为这个世界、为世界上的人们尽可能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结果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本片创作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七个年头。此时，总的来说一般的日本人仍然因丧失自信而无法重新挺起腰杆。黑泽明的这部影片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位看上去丝毫不像个武士的日本人，其内在的崇高武士精神是如何从现代社会的市井中滋生并被激活的。它所展示的并非那种外在的强悍，而是敢于同死亡抗衡的顽强精神。这便是黑泽电影的核心实质。　　黑泽明电影的这一核心实质，在他导演的处女作《姿三四郎》(1943) 中就已经有了集中的体现。《姿三四郎》讲述的是明治时期一位有志于成为柔道家的年轻人学习柔道的故事。黑泽明相当出色地描绘了一位沉浸在锻炼自我这一目标中的年轻人，或者说，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为了追求某种目标而陷于烦恼之中的青年形象。情节大体上沿着年轻人的追求与烦恼和他同德高望重的导师的关系这一脉络展开。影片描述的由藤田进扮演的青年柔道家与大河内传次郎的师徒关系，就是表现不断进取精神的范例。此外，在表现柔道比赛等动作性场面时，导演的手法亦相当高明。影片不是单靠夸张手法、一味滥用格斗场面来增加所谓的“冲击力”。在这方面，现今的影片所追求的刺激性要比《姿三四郎》强烈得多。在《姿三四郎》中，格斗双方有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久久凝视着对方，时间仿佛都凝固了。而格斗会在突然之间爆发，动作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完全静止的画面同突发的激烈动作绝妙地交差换位，产生出了极具电影特色的兴奋点。影片不仅在人物造型上坚韧而有力度，而且，一组组颇有份量的画面的衔接，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澜，创造出一种跌宕起伏、极富韵律感的时间流。这就是黑泽明电影所特有的绝妙韵味。　　1945年日本战败时正在拍摄之中的《胆大包天的人》，是在资料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完成的小品。然而，也许正因为它是一部份量不算太重的作品，黑泽电影跌宕起伏的韵律感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使其成为无法不让人赞叹的杰作。它是根据歌舞伎《劝进表》改编的具有音乐喜剧风格的滑稽剧，大河内传次郎扮演的那个马屁精可谓绝品。《无愧于我们的青春》(1946)完成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影片讲述了一个反战活动家和他妻子的故事，男主人公战前和战争期间,在国内从事反战活动，最后惨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坚信丈夫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丈夫死后，她回到农村老家，帮助被当地人唾骂为“间谍之家”而饱受迫害的公公婆婆。她每天都在田间辛勤劳作，尽管满身泥土但仍毫无怨言地一直坚持了下来。原节子是日本当时最为都市化、最具贵族小姐气质的优秀演员，但她十分出色地展现了这位一身泥巴的妇女的人生苦斗，令人深受感动。我觉得，这部影片之所以让日本人特别感动，主要是由于战败后，人们因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并非正义战争而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当他们从电影中看到了日本也有反战活动家存在时，不禁从心底产生了一种如同获救般的解脱感。几十年后我又重看这部影片，获救般的解脱感依然十分强烈。　　《泥醉天使》(1948)是黑泽明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与我同时代的电影人当中，有不少是在青少年时期看了这部影片之后立志从事电影事业的。《泥醉天使》以战后初期东京某贫民区为背景，描绘了横行此地、劣迹昭彰的黑帮分子松永的生与死，以及一心想救松永但未能如愿的街区医生真田。黑泽明原打算用浮雕式的手法刻画出这位年轻的黑帮分子意志上的薄弱之处，从而表达他对黑社会现象的否定态度。但通过新人三船敏郎的表演，人们却不由得感到这位自暴自弃的黑帮人物身上散发着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而影片展现的贫民区的混乱景象，乃至那条从这里流过的污水沟的肮脏程度，似乎都是对战后混乱时期的勃勃生机和自由状态的一种赞颂。　　1950年拍摄的《罗生门》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它的获奖，使此前在国际上几乎默默无闻的日本电影突然之间备受世界的瞩目。因而，可以说《罗生门》已经成为一部具有纪念性意义的作品。在以单纯明快的道德性主题和多变的情节为特征的黑泽明影片中，《罗生门》独树一帜，它是围绕一桩具体的杀人事件、表现目击者和当事人从各自利益出发，片面讲述案情的内涵复杂的作品。这种将怀疑主义的主题同具有讽刺意味的剧情相结合来审视残酷事件的手法，对后来世界影坛的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虽然《罗生门》的魅力主要是怀疑论和讽刺性的结合，但片中那些充满活力、栩栩如生的人物使影片真正具备了力度感和鲜明性。三船敏郎扮演的在丛林中袭击美女的强盗并不让人觉得猥琐下流，他的行动仿佛都是兴高采烈地进行的。京町子饰演的美女则精力充沛、姿态优雅。他们的表演使这两个人物在银幕上有一种奇特的美感。《白痴》(1951)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基于原作沉重的理念性主题，影片原打算拍成前后两部，但后来做了大幅度的删剪，压缩为一部。本片公演时曾被认为是黑泽明的失败之作。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较好的评价。然而,优美的画面和森雅之气度高雅、内涵丰富的表演，仍使本片具有相当的魅力要素。尤其影片中的某些片断，似乎就是黑泽明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呐喊，这在黑泽明影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七武士》(1954)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影片，它还是一部连好莱坞的电影创作者也要当作动作片精典进行学习的力作。倘若从尝试演练某种风格样式及其所达到的完美程度来进行判断的话，我认为《蛛网宫堡》堪称黑泽明电影中最杰出的作品。黑泽明以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为蓝本，将它的故事移到了日本的战国时代。三船敏郎和山田五十铃运用了能剧的表演技巧，加上异常美丽的城池、宅邸和深沉的音乐，把人们诱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世界之中。　　黑泽明所创作的电影，绝大多数是富于激烈格斗、动作性很强的作品，但《电车铃声》(1970)却例外地描绘了市井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在像是贫民窟的一条街上，居住着一些性格独特的怪人，黑泽明特意挑选了具有这样或那样怪癖的演员来扮演这些怪人，从而使本片成为一出相当讲究的戏剧。其中，伴淳三郎饰演的人物可谓杰作。乍一看，他的确很像飞扬跋扈的妻子所说的那样，是个没用的窝囊废。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一寸小虫也有五分胆气”，当你意外地发现，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也很有几分胆量和勇气时，着实会吃惊不小。尽管很难说《电车铃声》是一部整体协调的作品，但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黑泽明一心一意地希望通过本片从各个角度描绘人的善良本性，而观众们则会被他的诚意和纯真所打动。在黑泽明的电影中，还有些作品也有不同凡响之处，如描写社会风俗本身蕴含的生机、讴歌时代精神的《野狗》(1949)运用的写实性手法《活人的记录》(1955)和《红胡须》(1965)的真诚精神，《保镖》(1961) 的娱乐性，以及《梦》(1990) 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所追求的那种纯粹而率真的美感等等。从1943 年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开始，至1965 年完成的《红胡须》为止，黑泽明始终不渝地表现着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各种人物，不论他们是属于体力型还是暴力型、精神型还是伦理型、社会型还是知识型，都会被置于无法躲避的巨大难关的考验之前，但是他们几乎都能勇敢地冲破道道难关坚强地活下去。或许有的人最终未能闯过难关而倒下了，但他们那种拚尽全力、不屈不挠的高尚精神，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难以磨灭。这就是黑泽明的电影。当然也有例外，如《活人的记录》(1955)描写的那个老人，由于惧怕核污染，想逃避又没有逃成而发了疯。《蛛网宫堡》讲述了被邪恶和欲望所驱使的武将最后遭到惨败的故事。《在底层》(1957)表现的是心中不存在希望的人们《泥醉天使》和《罗生门》描绘的都是在种种欲望中生存并自行毁灭的人物。不过，上述作品中错误的生活方式，只是被当作同正确生活态度的一种对比。他的其他作品，可以说均为正义与勇敢的赞歌。然而，自1970 年的《电车铃声》以后，黑泽明作品的主题似乎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也许是在拍《电车铃声》之前，他未能完成《虎！虎！虎！》(1970)这部本应属于他的作品吧。此后,与以往一贯有力地歌颂正义与勇气相比较，他的作品开始显露出对于让人无能为力的巨大的命运力量的畏惧。《电车铃声》以写生的手法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虽然它的主题仍然包含着正义与勇敢的内容，但缺少了以往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力度，而飘溢出一股黑泽明电影中未曾有过的浓重的悲哀感。接下去，是他在苏联拍摄的《德尔苏·乌扎拉》(1975)，影片一如既往地讲述了一个不把困难放在眼里的勇敢男人的故事。但它在歌颂主人公勇气的同时，更强调了不论你有多大勇气也不敢稍加轻视的大自然的力量。这是对于一种单凭人的勇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巨大力量的深深恐惧。它使我们看到《活人的记录》的主题，在此又一次更加清晰地予以表现。《影子武士》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片中有许多勇敢无畏的武士登场，但他们的勇敢和无畏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如同“凭借武力生存的人，最终将被武力毁灭”的说法一样，逞强好勇正是他们自取灭亡之道。《乱》(1985)的登场人物，无论男女均是些异常勇敢的人，但是他们的勇敢只是引起既无谓又无谋的争斗，其结果是所有的人统统归于灭亡。　　以前，黑泽明表现正义与勇敢这一主题的影片热情地颂扬了坚强与力量。即使描写失败、毁灭的作品也不例外，它不断地给人们以激励。但70年代以后，尽管他的作品表面上似乎仍然在着力表现坚强和力量，但骨子里却已透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哀，它也同样打动了观众的心。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黑泽明已经进入老年的缘故吧。也许的确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当今世界的状况在黑泽明电影中的反映。在日本重建的时代，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前的时代，黑泽明强调的是正义和勇敢。然而，如今我们却处在一个难以明辨何谓正义、何谓勇敢的时代，而黑泽明的目光则沉重地凝视着这种黑暗的现实。

斋藤纪念音乐节和佛罗伦萨歌剧院共同制作了巴托克作曲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在东京和京沪等地演出，目前在上海。杨燕迪教授撰文介绍该剧。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问题农村社会稳定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随着时代发展，就我国农村整体而言，农村是稳定的、和谐的，但稳定、和谐并不代表农村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并且随时代发展又有了新的不稳定隐患，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一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1，1997年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如果农民群体的境遇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样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二是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滞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层次低、部分农村地区严重滞后。据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做的《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底，农村参保人口达到4284.3万，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5%。同时，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合作医疗、救助制度、五保制度仍有待完善，未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此外，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全国规划内仍有1.7亿左右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农村中小学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共卫生服务条件仍较差，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比较多，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都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基层干群矛盾突出，管理能力弱化。当前，因干群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的矛盾。一些村干部把权力当成"摇钱树"，不带群众脱困，而是一心一意在村集体的资源上"做文章"，自己首先"致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由于制度建设未跟上，一些村官骗领国家给予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补贴专款和村集体财产，或者巧立名目，用集体款办私事、违规提款等等[1]，损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如合肥市庐阳区村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000万元[2]。这势必导致基层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恶化。二是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少数村因为家族势力、宗派势力斗争而产生选举矛盾，甚至大动干戈。特别是有的村干部为选举拉帮结派，操纵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它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滋生敌对情绪。三是少数村级基层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缺乏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村干部，对群众之间的纠纷不管不问，或互相推诿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四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较严重。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是各类侵财案件高发。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交通改善的便利条件,加之农民安全防范意识仍较淡薄，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钱财、摩托、家禽等生产生活资料被盗案件屡屡发生。二是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三是乡村恶势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特别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居多，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四是涉农经济犯罪危害巨大。一些犯罪分子采用不法手段，将劣质的化肥、假种子、假农药、假柴油等卖给农民群众，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激发起农民极大的不满。五是外出打工、劳务输出给农村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在一些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如2008年发生在湖北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的一起命案，致6死1伤[3],均为老弱病残。而劳动力输出地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显示,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同时,在一些劳动力外流的地方，还出现了村霸、地痞、无赖骚扰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如村霸霸占留守妇女[4]，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5]等等媒体上时有此类报道。有关调查也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6]。由于夫妻身处两地，极易造成夫妻间感情疏远，为此引发的仇杀、斗殴比比皆是，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以江西定南县为例，2006年审结离婚226件，涉及外出务工人员的176件，占78％[7]。同时,农村"留守孩"因缺乏监管，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五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资源开发等引起的经济纠纷日益受到关注。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断得到体现，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资源随着其价值的提升日益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其中尤其以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纠纷最为突出。土地集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功能于一体，最为农民看重，由于补偿不到位，以及不少农民失地、失业等多方面的原因，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而我国农民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一定的公共参与渠道,当他们的合法利益受损后,一旦这种不满情绪在大部分农民群体中产生共鸣,他们就会在制度外寻找表达愿望与需求的渠道,采取大规模聚集、上访等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对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极具危害性。同时，市场经济，利益之上，由于农民个体之间交往增多，也产生了不少经济合同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经济赔偿纠纷、资产权属纠纷等矛盾。这些集中表现在：(1)农民个体或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涉及邻里关系的田边地角、地界、沟渠和宅基地等琐事引发的。(2)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土地承包等原因引起的。前些年，外出打工人员比较多，弃田私自转让、送人耕种等现象普遍，而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民争地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已成为农村矛盾的中心之一。另一些长期积累的土地、山林等权属不清、界限不明，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等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六是邪教活动入侵农村社会值得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乎，各种邪教组织趁虚而入，纷纷上山下乡，将活动重点转向广大农村。他们充分利用农民文化水平低，识别能力差，轻信迷信的弱点，加强对农民邪教思想的灌输宣传，蛊惑人心，导致农民思想混乱，引发社会矛盾。其主要形式是：打着宗教、科学的幌子编造歪理邪说；神化邪教头子，对教徒实行精神控制；建立地下组织，秘密进行非法活动；不择手段地骗钱敛财；反对政府，仇视社会；宣扬"世界末日来临"，制造恐慌。特别是个别有政治头脑的邪教组织者开始向基层政权渗透，腐蚀、拉拢、胁迫基层干部。个别基层干部一旦被他们俘获，他们会借助基层干部的权力，不断发展壮大。此种现象虽属个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加之邪教传播手段狡猾，行动诡秘，很难将其彻底根除，这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思想领域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些特点一是日趋复杂性。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些问题，如矛盾纠纷，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遗留问题，涵盖面广，表现在其内容、层次和领域各个方面，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民与民之间的人身、财产权益纠纷扩大到了群众与干部、群众与政府、群众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且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二是利益渐趋多样性。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各种矛盾纠纷大多是由利益冲突引发的。三是群体性特点明显。因"涉地"原因引发的问题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波及面广，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问题容易产生共鸣，极易形成集体上访，甚至集体闹事，群体性特点十分明显。四是具有突发性。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加之个别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与农民群众沟通不够，不能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反映，以致积小成大，矛盾激化，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使一些本来可以消除于萌芽状态的事件被迅速演化成一场突发性事件。五是兼具危害性。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久而久之会引起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不满，降低政府的威信，影响了党群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而群体性上访等对稳定影响更不可小视。三、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思路（一）农村稳定的政治基础是村委会[8]的稳定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利益不断调整，基层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在维稳工作中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村委会是村庄的心脏，村委会的稳定将有助于村庄的稳定，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而一个不稳定的村委会，必然是不为大部分村民承认的村委会，也必然是不能协调乡村社会各种关系，为农村创造和谐、稳定气氛的村委会，同时也最容易激化民间社会的各种矛盾。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政治组织是一种维护秩序、解决争端、选择权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安排，并推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包括宗亲、宗教、种族、地域、经济等团体)之间的和谐与进步"。同时，事实已经证明，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基层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逐步使这种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也是农村稳定的不可获缺的因素。同时，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 遍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却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伤害[9]。阿尔蒙德指出："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激进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0]"。因为在传统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地方和基层政府容易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打压维权的农民，习惯性地使用暴力来迫使农民就范。结果或以暴力打压而平息事端，或以警民暴力冲突升级而危及社会安定。不管何种情况，暴力在社会治理中的滥用必然使政府公信力蒙受损失。因此，警惕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滥施暴力，是现代社会谋求善治的内在逻辑。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的机制，引导农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是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首要环节，是构建和谐农村、稳定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二）农村稳定的经济基础是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建立和谐、稳定、繁荣的农村社会，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强大才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仓禀实而知礼节"，温饱尚不能解决，农民必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经济问题特别关切，为蝇头小利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就会不断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尚有3597万人处于贫困状态[11]，这些贫困人群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火药库，一旦引爆，对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只有发展生产，使农民彻底脱离贫穷，才能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三）农村稳定的社会发展基础是加强社会保障及民生建设社会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中国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只有在农村建立起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筑起一道可靠的、保障社会稳定的屏障，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目前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社会待遇上，还是在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再加上其他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城乡之间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而目前的状况是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这部分人口的生计问题，就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它不仅可以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可以起到平衡社会差别、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同时，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6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如何让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疑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一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四）农村稳定的道德基础是加强村规民约等文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传统道德滑坡，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弱化，在困惑面前容易滑向道德认知的多元化甚至反主流道德倾向。而农村实际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如果不管发生什么纠纷，都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反而容易激化矛盾。通过道德的力量，通过村规民约的评议，化解彼此的隔阂，找到相互妥协的交点，更容易加强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同时，农村是形成社会舆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道德运行的一个重要内驱力就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通过影响人的荣誉、尊严、名声和其他方面，引导人们将言行纳入符合其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加强村规民约的建设，则有助于提升农民的道德水准，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四、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政策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奠定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帮助广大基层干部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切实解决基层组织建设的经费问题。第二，各基层组织要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把农民群众的致富追求、创业热情、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加快发展的目标上来，形成同心协力、大干快上的新氛围，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二是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一，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让镇村干部进一步增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能力，坚持"立足基层，着眼苗头，重在调解"的工作方法，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理"，将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消灭在源头，提高驾驭市场能力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打牢构建农村稳定的组织基础。第二，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全面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和村民议事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民自治是建设和谐农村的核心，是民主法治的根本。第一，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用党员群众认可、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形象好的人任村干部。第二，要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用制度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尊重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首创精神；杜绝少数镇村干部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消除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确保村民自治扎扎实实地朝着和谐稳定方向发展。第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积极引导农民、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把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制度化轨道，有效反映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灾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弥补社会保险的统筹缺口，化解转轨时期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筹资机制，加大对农业众多人口的农业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社会福利性社会救济和优抚的投入，加大对孤老病、残、困的救助力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同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等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交通、国土、水务、农业等部门要以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复耕整理为契机，加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电网、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改水、改厨、改厕、垃圾处理等农村清洁工程，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五是建立有效的预警防范、调处机制。第一，要增强农村的危机管理与防范意识。这是整个预警防范的起点。第二，建立完善的监测与预警体系。要建立一个反应灵敏、分析准确的预警信息系统。保证农村基层政府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和收集所有可能导致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相关信息,以便通过对信息资料的分析,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做出预测。第三，在处理涉农纠纷时，调处者面对情绪激动的双方，要沉重冷静地分析问题，要善于控制局势，不要人为地夸大事态情形。要尽量低调地处理，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激怒任何一方，防止使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六是加强村规民约等道德文化建设。要鼓励各地农村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并建立健全相关规范和监督的保障制度。积极协调司法、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指导和审查，从程序上监督，从内容上引导，确保规约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反映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意愿。要把宣传、落实"村规民约"与加强农民社会公德教育，开展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和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融入农村日常生活。通过规约入户、定期宣传、创建评比等系列活动和措施，增强规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促使村民信守规约，实现村民自主共建，从而把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国家法律法规和关系村民生产生活的政策，转化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规则。七是尊重和理性面对农民的利益诉求。一旦发生农民暴发的突发性上访事件，一定要地方领导干部出面"疏导"，尊重和理性处理他们的"诉求"，因为"在信访案件中，90%以上的群众要求是合理的"，要尽量避免使用警力或少使用（打砸抢烧的除外），因为这样容易激化矛盾。同时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   《开放导报》2010年6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报告称我国村官缺少监督致损农事件日渐增多　2010-09-25 　中国青年报[2]媒体称中国基层权力监督缺位 村官腐败不逊高官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00928/16167129.html[3]湖北6死1伤命案:男人外出打工农村无人保护 脆弱的乡村治安生态2008-08-27 中国青年报[4]男子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被毒打致死　2008年04月23日　生活新报 http://news.sina.com.cn/s/l/2008-04-23/010715408058.shtml[5]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　2006年07月11日02:22 重庆晨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11/02229421883s.shtml[6]"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妇女报　2006年12月5日[7]离婚案件增多 农民工婚姻为何频亮红灯?　中国江西网[8]因为目前不少地方都一兼挑了，本文将集体组织概述为村委会，此村委会里包含有村支委。[9]孙立平 莫将民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 2010-9-17 南方农村报[10] 阿尔蒙德 [美]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0页[11]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3597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3.6%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2825265.html[1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经济参考报，2005－07－01。

工党是当代英国政坛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价值观念、组织制度、执政策略等方面进行的系统调整，对其三次竞选连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欧美中左翼政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结束了以往在法兰克福、伯尔尼等地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历程也就从此起航了。 在《耶拿逻辑》中，黑格尔力求学习、吸收和批判性超越费希特和谢林，第一次论述了绝对精神

作者为朱希祖孙，根据此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暗示的黄侃朱希祖不合，孙希扬因范文澜嫁祸而被北大开除一说似不为真。－－人文与社会

包括访谈、书的章节、文章等，主要为英文。目前有，刊登于New Left Review的戴维·哈维访谈全文，非洲危机，《漫长的二十世纪》新版后记（写于2009年3月22日），全球化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等，增加中。

我曾经论证说，最大的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经典哲学就专门研究那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毕竟太远。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只能存在论地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着生活自身没有意义或者很不重要------这是非常中国式的领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的问题，也就是离生活很近的问题，才真正是非面对和思考不可的。

摘要：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作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一、"转基因"阴谋论的兴起 虽然有关转基因的争论自这项技术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但在中国，转基因争论开始呈白热化，却是始于2009年底，其触媒就是农业部给某转基因水稻所颁发的安全许可证。自此之后，围绕着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各路学者、媒体、环保组织和公益团体唇枪舌战，相关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争出个是非曲直，在现有条件下是恐怕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大规模地推广。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涉及到十三亿人健康的决策来说，我们应该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有关转基因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转基因产业的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策划和推动。国人对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最初认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著作《粮食危机》，该书披露了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跨国利益集团操纵转基因产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和人口等诸多细节，也正源于此，很多人在反对转基因的理由中添列了保护民族农业和维护国家安全等内容，这也使反转基因的立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而转基因支持方的诸多理由则变得晦暗不明起来，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的很多原有预期已经遭到了事实反驳的情况下。于是，种种带有诛心之论色彩的传言不胫而走。早在2005年便有网友爆料，国内某著名转基因支持者、科普作家和学术打假人士受雇于孟山都公司，2007年，又有网友撰写长文继续披露了他和国内其他转基因支持者与跨国公司的影子关系。待到去年底的转基因争论兴起之时，关于他的身份的种种猜测便大肆流传开来。于是，在不少草根网民那里，该网友成了卖国贼、跨国资本的走狗，转基因显而易见地意味着一场跨国资本甚至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人的阴谋。 这是转基因阴谋论的第一个版本：跨国资本阴谋论，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初阶版本。 如果说这种阴谋论至少还有些事实根据，那么另一种阴谋论则已经"超越"了事实，这便是共济会阴谋论。虽然对共济会的各种指控在国内网络上早已出现，但是真正把共济会阴谋论推向高潮的却是著名学者何新。在不久前有关麻疹疫苗安全性的争论中，何新先生通过博客宣称，麻疹疫苗有可能是共济会消减中国人口的一个阴谋。随后，各种关于共济会的猜测便风生水起，诸如转基因食品、国际游资等都和共济会联系在了一起。 据说，共济会是犹太人控制的一个邪恶组织，它不仅一手建立了美国，而且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美国的各大媒体机构、电影公司都实际上受到共济会的操控。共济会打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各种旗号，以慈善的名义行阴谋之实。据说在1995年，共济会在旧金山秘密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包括小布什、布莱尔、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诸多名流均列席参加，该会议提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计划：决定用高技术消灭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人口。诸如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食品、给发展中国家人民接种疫苗等都是这项计划的具体实践，共济会员们正暗中筹划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秘而不宣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屠杀。 这便是转基因阴谋论的高阶版本：共济会阴谋论。在这个版本的阴谋论中，共济会直接操控了跨国资本家的全球行动，并且它还与其初阶版本兼容，跨国资本家一样凭借科学技术操控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与死。综合两种阴谋论版本，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黑暗王国的权力结构：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析这个权力铁三角，我们将发现，跨国资本权力是两种版本的阴谋论的交汇点，也可以说是这个黑暗王国的权力轴心。以下我们将分别解析共济会和科学技术的阴谋论起源，进而洞悉转基因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二、分道扬镳：密谋还是公开？ 共济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共济会并非杜撰，现在依然存在。共济会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个石匠行业行会，后来却发展为一个秘密启蒙团体，据传它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和历次大革命关系密切，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华盛顿、富兰克林、拿破仑等都是共济会成员。此外，在共济会数不胜数的象征符号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帝的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它一般居于各种徽章的中央或中上方，散射出万丈光芒以照亮世界。这个符号意象不仅出于共济会的徽章中，也出现于培根作品的封面、美国的国徽等有进步意味的图像中。这个符号暗示了共济会的一般目的，也即让光明驱散黑暗，而这正是启蒙（Enlightenment）的原始意义。 关于共济会的宗旨，德国十八世纪思想家莱辛在有关共济会的经典文献《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中有过经典的表述。莱辛认为，市民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分裂，这些分裂使人相互孤立和对立，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和压迫。然而，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心灵超越了宗教和等级的偏见，顺带致力于做一些弥合分裂、使人团结的事情。这些人并非彼此分散如"孤岛"，而是处于一个隐蔽的教会中，这便是共济会。莱辛眼中的共济会显然是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式的人道主义的呼声遍布欧洲，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都浸透着浓厚的共济会精神，那种超越民族、宗教和等级，致力于人类团结的世界主义情怀，激励了欧洲的数代进步分子。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美好的共济会与阴谋有何关系？且让我们回顾下共济会的历史。 共济会把天主教会视为黑暗王国，对天主教会的暗中颠覆持续数个世纪。因此，它的秘密活动自然遭到了天主教国家的强烈抵制。在旧欧洲的保守分子那里，共济会被认为是颠覆教会、瓦解社会根基、败坏道德、宣扬无神论的邪恶组织。而在后来的活动中，它的世界主义倾向越来越威胁到当时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根基，这样一来，教权与王权都同时加入到对共济会的声讨中来了。于是，有关共济会的各种阴谋论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共济会成了魔鬼撒旦、犹太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们的同类，成了被任意抹黑的对象。 一般而言，共济会的目的是要弥合人世间的各种分裂，但是它本身的组织却是秘密性质，作为一个不可见的教会，它和它所意欲反对的天主教会一样制造了社会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共济会的存在形态和行动目的之间的悖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共济会将要为这个悖论付出代价。如果说在大革命之前，共济会的密谋还可以针对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和天主教会，那么在大革命之后，在民主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共济会的密谋所针对的除了人民还是什么呢？因此，我们看到，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便面临着一个抉择：继续密谋还是公开行动？这个抉择根本上决定了共济会的性质转变。 这个抉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莱辛的时代，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看了《恩斯特与法尔克》之后，写了一篇与之相关的对话，主张公开一切秘密，以学者的科学共同体代替秘密的共济会。他认为，真正的光芒是不需要遮挡的，它应该面向所有人，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共济会的秘密原则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成。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保守的浪漫主义分子F·施莱格尔坚持共济会的秘密性质，他宣称，真理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秘密，因此需要一个秘密的共同体，去抵御民主时代的大众。 于是我们看到，以法国大革命为界限，共济会的精神分裂了，我们可以粗略将其概括为两派：一派支持公开真理，是进步的；一派坚守秘传真理，是反动的。这两种精神在随后的历史中展开了全面的角逐。 1848年以后，欧洲进入了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社会分裂的已经不再是王权也不再是教权，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分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共济会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而共济会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开始渗透到社会主义中来。共济会与社会主义的隐秘关联和分歧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揭示。马克思主编《巴黎前进报》时期曾刊发过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把莱辛追认为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马克思是以一种赫尔德式（即进步）的方式继承了共济会的理想，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他宣称，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拒绝了一切阴谋，这尤其表现在他同布朗基主义者（坚持搞密谋活动的革命家）的论战中。与此同时，他也在某些文本中曲折地道出了他对当时的共济会的看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①]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隐喻似乎暗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济会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们联合起来密谋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 aner 在此之后，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秘密的共济会又有了新的罪名：犹太资本家密谋统治世界的工具。20世纪初叶，一份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开始在俄罗斯秘密流传，据称它是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据这份文献所言，秘密组织共济会不过是更为隐秘的锡安长老会的前台组织，锡安长老会利用共济会宣扬的自由主义瓦解一切国家的宗教和道德根基，利用金融资本搜刮全世界的财富，让他们听命于犹太人。这是把犹太资本家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文献，各种有关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论都从这里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于是，两种对立的共济会精神在历史中道成肉身，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两种类型的共济会：公开的和秘传的。从社会主义对共济会启蒙精神的传承上来看，公开的共济会（社会主义）旨在让全人类都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之中；从各种阴谋论话语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秘传的共济会则是一小拨人的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人民的黑暗王国，最终让所有人接受他们的统治。   三、科学的转变：从秘传到公开再到"秘传" 以上通过对阴谋论的演绎，我们已经看到反动的共济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沦为跨国资本的影子机构的，以下我们将继续解析，科学技术是如何循着共济会的逻辑堕入黑暗的。因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于启蒙运动，我们便先从启蒙运动讲起。 与我们的对启蒙理性的刻板理解不同，启蒙运动实际上与各种神秘主义秘密团体关联颇深，英国文化史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就认为，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等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和团体对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莫大贡献。当然，除了与神秘主义思潮的观念上的某些相似，启蒙运动最初采取密谋的形式，还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启蒙知识人认识到，他们的主张与现存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们毫不掩饰地行动或写作，那么他们必将遭到社会的迫害。因此，他们在行动上必须依托秘密社团，在言辞上必须尽量隐微。然而，根据启蒙运动的一般宗旨，没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公开的，因此，启蒙运动和共济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悖论，它虽以散播光明为目的，然而它的谋划却是在阴暗中开始的。他们组建秘密社团，采取隐微写作，最终却是为了消除一切秘密。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启蒙运动做这样一个概括：用公开取代密谋、用光明驱散黑暗，总之，用见光的公共性代替不见光的私密性。启蒙运动的这层含义，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历史起源中。近代科学起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而当这两种传统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从秘传到公开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希腊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肇始于希腊人对自然的发现，自然是与习俗或神话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荷马的神话世界中，人世的种种纷乱与事迹，都受到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操控，一个不可见的影子集团暗中决定着人世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仇。因此，在荷马那里，整个世界体现为一场阴谋，这可以说是阴谋论的最早版本。与此相反，希腊人的自然哲学展现了另一种世界图景，支配世界的法则不再被归结于超越性的诸神，而是内在于自然本身，世界于是成了一个广场，诸种因由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什么密室阴谋。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认为，希腊人的自然观可以视为城邦民主在宇宙中的投射，正是在民主制城邦中，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神王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的公共空间中。民主制城邦的权力场所不再是不可见的密室，而是公共性的广场，在此，一切阴谋均告失败。因此，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与民主制息息相关的。 然而，希腊哲学本身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质：自然哲学家与王族祭司之间在历史角色上前后相继，秘教知识与哲学知识在谱系上前后相连。由于这层关联，哲学有的时候孜孜以求地把真理隐藏起来，有时又满怀启蒙世界的壮志雄心。而苏格拉底之死更让后来的很多哲人都谨小慎微，倾向于秘传真理。 对于近代科学的另一个传统--工匠传统而言，ui在古代世界，工匠的技艺并非如现代科学一样是一项公共事务，技艺人的活动局限于手工艺品的发明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这些活动都可以归属为经济生产的范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经济生产远未成为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劳动产品也很少成为商品，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生产者自己或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消费。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工匠的技艺也仅仅意味着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工匠们的技艺往往体现为一种自身安生立命的活动，而非谋取超额利润的专利技术。学习一门技艺，就等于获得一个确定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对天赋、出身和资历等方面的考察。这样，工匠们的技艺往往是师徒秘密相传，不轻易向外人公开。 因此，虽然希腊哲学已经预示了某种公共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希腊哲学传统还是工匠传统，都是倾向于秘传而非公开的。直到培根的启蒙时代，希腊哲学传统开始与工匠传统融合，无论是原本的哲学还是技艺才都开始转变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关于哲学的争论不再是几个学派内部的私密争论，技艺的学习也不再是师徒之间秘传。哲学与技艺结合成为全新的近代科学之后，那种秘传所依赖的天资、灵性和资历等全都遭到了启蒙运动的拒斥。近代科学方法的两个最伟大的代表培根和笛卡尔都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一切人而言都是可以习得的，在科学方法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此而言，近代科学方法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把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可以自由探索与交流的场域之中。 因此，近代科学就其源初的筹划而言是反对密谋、主张公开的。这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一切都要公开，供所有人的理性去考察。 然而，当近代科学开始其筹划之时，它却只能依托于包括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和光明会在内的各种秘密启蒙团体。故而，近代科学所开辟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有限的，它从未真正面向大众，它最多只是作为天主教国家或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个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而存在。而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时期，科学的专业化提高了科学争鸣的准入门槛，大众越发难以参与进去。因此，近代科学本身所预示的公共空间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科学家本身的公共空间而已。 正如当教会停止了一切关于教义的争论，而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组织体系之时，各种个人私利便从阴影中涌现出来腐化了教士阶层。当科学共同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之时，它原本的公共性便蜕变为私利性，科学为了某部分人的个人私利而出卖公众利益的事情开始屡见不鲜。科学的这种转变，始于科学与市场和商业的合流。 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以追逐私利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在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的理论中，通过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公共利益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只不过在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变中，需要一个中介--市场。亚当·斯密把市场的这种神奇的化私为公的能力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越来越转变为垄断势力的暗中操纵。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开始转变为工具理性，也就是说，原本蕴含了某种公共性、可以自由探索和争论的科学技术，蜕变成了技术专家们的私人标准，而这种私人标准恰恰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远离了公共争论的科学日益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原本致力于全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转变为少数技术垄断企业谋取利益的工具。于是，科学共同体这种公共机构便从公众中异化出去，原本是公共的东西反倒成了一个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家的私人事务。现代科学技术日益丧失其公共性的一个特征即是知识产权的合理化，启蒙运动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规定本是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越来越远离了这个方向，再也没有比"专利"这个词更能表征科学技术的异化了，所谓专利，便是专属于技术垄断企业的利益。科学技术的专利化还意味着，启蒙时代主张公开的知识重又走向了"秘传"，无数的科学家和资本家合谋，正用专利实践着他们的"隐微教导"--在密不透风的密室里"秘传"能操控世界的真理。   四、阴谋论的土壤，以及科学的未来 至此，我们便洞悉了转基因阴谋论中的那个黑暗王国的历史秘密，在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的权力铁三角中，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共济会，还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的科学技术，都曾经是一种光明势力，只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前者与其社会主义运动分道扬镳，沦为了资本财团的影子机构，后者与商业合谋，成了资本家统治世界的工具，由此，它们才遁入黑暗的资本世界之中。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转基因阴谋论叙事的一个演绎的而已，更为真实的历史内核还藏在这个阴谋论演绎的背后。 阴谋论也可以视为一种扭曲了的阶级斗争，当一个阶级在现实层面的争论或斗争无法开展或陷入无望之时，便通过阴谋论话语对敌对阶级进行离奇的控诉。从历史上看，当共济会密谋推翻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时，旧教士和没落贵族阶级以种种荒诞的阴谋论来指控共济会；当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面对永远看不透的各种商业机密，小资产阶级们捡起旧日的种种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论佐料，又编织出一个针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阴谋论。同理，当各种技术、商业和国家机密与谋略把公众挡在转基因的事实真相之外，商业私利与科学公益纠缠不清之时，少数性情机警的民众和学者又再次挖掘出共济会阴谋论，将其与转基因接合起来。 故而，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提醒人们，权力斗争并没有终结。任何对阴谋论的武断拒绝，宣称天下太平的天真幻想，都将遮蔽社会本身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试想，当这个世界还是以阴谋的形式运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公众放弃阴谋论呢？ 然而，阴谋论的局限亦是显而易见的，阴谋论的本意是揭示阴谋，然而，当它凭各种零碎的事实任意臆测杜撰的时候，却无意间把阴谋制定者描绘成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诸葛孔明，这样一来反倒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阴谋论与英雄史观有着相同的前提，它们都坚信，这个世界被一小撮人所决定了，只不过前者把这一小撮人看成了魔鬼，而后者却把他们当做了天使。然而，阴谋论与英雄史观的部分合理性正在于，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被一小撮人以各种阴谋统治着的。然而，一俟我们继续追问这一小撮人为何能以阴谋进行统治的时候，我们便发现，阴谋之所以成为阴谋，并不在于阴谋制定者的存在，而在于某些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封闭组织，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因此，如果我们要消灭一切阴谋，就不应当停留在阴谋论层面上，仅仅从话语上扬弃它，而且应当在现实层面扬弃它，铲除它据以存在的一切土壤。捣毁了密室，一切阴谋者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和谋划之所。 因此，阴谋论的真实的历史内核也正是在于这个"密室"本身。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组织意味的共济会，还是以造福全人类为目的的科学技术，都曾在旧欧洲社会中敞开了一个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自由参与实践与争论的开放空间。然而，那种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事务逐渐侵入了公共领域，各种政治机构和科学共同体都纷纷被各种资本势力所辖制，从而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淖，丧失了它们的公共性。而资本势力，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密室。这个密室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早已让一切资本势力获得了操纵人民群众生活的权力。而公众却只能被挡在这个密室的门外，只能被蒙在鼓中，凭空造出许多阴谋论。但辩证地看来，这些阴谋论却揭示了某些真理：当公共性事务和科学技术被资本所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权力与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和介入科学话语的权利，于是流言猜疑必然纷然而起，真理只能以谬误（阴谋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洞悉了阴谋论的本质之后，再联系当前的转基因阴谋论来看，便会明白，阴谋的产生并不在于--如某些"科学打假人士"所指责的--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或中国人逻辑的缺失，事实上，在公众科学素养健全和讲究逻辑的西方社会，阴谋论往往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一方面，很多关系公众利益的政策往往是一小撮人未经公众讨论而秘密制定的，决策者的那种秘不示人的大棋心态必然招致公众的离奇臆测--即便大众有心一查究竟，但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这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商业私利劫持了转基因技术，关系亿万人生命过程的技术产品，它的生产却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谁知道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他们在这些产品中又动了什么手脚？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四条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限度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然而，现代的产业化科学无不与这些规范相悖，就所谓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而言，它们不但同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毫不相干，而且与之截然相反，私密性、私利性才是这些科学的实质性的规范。就此而言，默顿眼中的科学乃是属于启蒙运动的原初筹划，现在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因此，只要科学技术还没有与商业真正地分离，各种商业机密把科学技术闭锁于公众之外，诸如转基因阴谋论这样的话语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一旦科学技术不再作为任何利益集团的私人财产，而是让全人类自由参与和共享的时候，一切转基因阴谋论便会自动烟消云散。转基因阴谋论的消灭不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在于公众对科学话语的介入和科学成果的共享，在于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责任编辑：夏永红）   * 王启明，北京语言大学文艺学博生研究生。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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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著名指挥家谈两位作曲家。中译供参考，有英文。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重庆日报：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重庆日报：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重庆日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重庆日报：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重庆日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重庆日报：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重庆日报：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重庆日报：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 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王绍光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记者 周季钢 龙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