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陈彦：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 ――《反思欧洲》中文本序

面对案前莫兰教授的这部“反思欧洲”的中译本，笔者倍感欣慰。

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从五十年代开始，莫兰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é）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进而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这一思维范式目前在欧洲、南美及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莫兰不是书斋型的学者，他的学术关怀范围集中于人和当今人类整体生存环境两方面。人是莫兰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对于人的整体性、复杂性的探寻，使莫兰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生物圈的关系，人与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等宏观领域，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人与人本身，不同属性的人，如生物的人、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等心理及生理层面。1977年开始发表的五卷本的 “方法” （2003年十一月该书第五卷上册问世），是他对人进行全面反思的扛鼎之作。

他也是当今世界整体走向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走出二十一世纪”（1981）、“地球－祖国”（1993）“文明政治”（1997）等都是他思考当代世界危机，关注人类前景的甚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对当今社会文明危机的诊断，他提出的走出“单一经济技术全球化”、走出“数量发展逻辑”、施行“文明政治”等思想在法国、欧洲已渐入人心。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西、意、葡、德、英、日、俄、等十几种外语。令笔者遗憾的是，莫兰虽有不少重要著作如“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地球－祖国”、“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方法：天然之天性”、“方法：思想观念”等已有了中译本，但总体上说，其思想的重要性并未有受到国内知识界应有的重视。

相对于“方法”这样的宏篇巨制，这本“反思欧洲”是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一本小册子。然而，这部论述欧洲的小册子自八七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2002年又出了新版。在今天的法国，有关欧洲的书籍汗牛充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角度阐述欧洲，追根索源者有之，分析建议者有之，绘制蓝图者有之，能领风骚数十天者已属上乘。一本由一个思想家执笔的关于欧洲的小册子能够受到读者的如此青睐，已经是久违多时的现象了。

此书受到读者的喜爱不是偶然的。这是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有关欧洲的论述中别树一帜的著作。作者从欧洲的地理、文化、政治、思想等层面高屋建瓴地鸟瞰欧洲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不过，此书并非一部欧洲文化简史，尽管本书从古希腊欧洲文化的发源讲到当今欧洲文化的融合，大体上遵循了历时性的规则。此书也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思想概论，因为欧洲思想发展的流变承袭并非作者关注的中心。莫兰关注的不仅不是学派的分梳，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思想的启承转合。莫兰关注的是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是观念与观念交锋之后的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是思想源流相互碰撞时的火花飞溅；是新旧学说更替时的静寂与空旷；是阴阳互动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冲。在莫兰的精到、辩证而富有张力的笔下，欧洲文化宛如一幅光色对比强烈的现代水彩，多元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承，冲突而又互赖。

欧洲的特质是什么？莫兰在此书中谈到欧洲文化的多源、融合、探索精神、认同紧张及其脆弱性等多重特点，笔者希望在此沿着莫兰的思路着重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欧洲的特点。

首先，关于欧洲的概念。在莫兰看来：欧洲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欧洲不以其边界定义。然而，以狭义的文化概念来定义欧洲也是不足取的。欧洲文化有四个源头，即犹太－－基督文化和希腊－－拉丁文化。这四个文化源头同时也是欧洲文化与社会演进的四架发动机。然而，这四大发动机之中的希腊与拉丁之根源于欧洲边缘，而且早于欧洲概念形成之前；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更要追溯至亚洲，在欧洲存在千年之后才获得真正的发展。欧洲的特质既如同某种时而光耀天际，时而隐忍不发的电光石火；也如同某种涅磐（木）变幻、生生不息的气韵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果，又可以催生出空前惨烈的人类毁灭，同时也暗含更新乃至超生的文化基因。

从这个视角看欧洲，欧洲概念乃是一个躁动着的动态文化概念。欧洲有如一个多源且相互冲突而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文化旋涡：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存在与观念，特殊与普世，问题与重建，哲学与科学，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传统与演变，新与旧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在这个旋涡中激荡更新。莫兰将这种冲突称之为二元逻辑（dialogique）。他认为这种二元逻辑存在于世界各个文化之中，但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压抑。欧洲的特质是这一二元逻辑具有特别的强度和持久的张力。欧洲没有任何文化要素或组织建构能够在长时间内压倒一方，禁止一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拥有持久的霸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例外。莫兰指出，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欧洲这个文化熔炉在二元逻辑的作用下，一直处于一种燃烧并持续加温的状态。而这种二元逻辑不仅表现为不同源头的文化脉络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也表现为同一思想、同一观念内在的二元冲突。

欧洲的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渐渐普遍，其背景是民族主权的喧啸，是战争与法权的对峙，是权力的竞争及其均衡。欧洲自身滋生冲突同时也产生对冲突的制衡，战争使欧洲无法形成统一霸权，造就了欧洲多中心的格局。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二元冲突的实体：欧洲尊重法，但也崇扬力；欧洲发明了民主，但也推广了压迫；欧洲发扬了理性，但欧洲也是神话的天下。

同这一欧洲概念相联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否定性。本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欧洲的否定性。这是莫兰提出的“复合思维”系统在欧洲研究领域上的具体运用。通过“复合思维”，莫兰希望从整体上诠释欧洲，将欧洲既看成是文化生成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生产新文化的基地。莫兰指出欧洲以二元逻辑为特征的动态平衡到近代以后逐步加速，因而导致其否定性日益强化。近代欧洲对所有思想、所有理论、所有系统都提出怀疑，进而给予否定。甚至当一种理论正在冉冉升起，对旧有学说大兴问罪之师之时，就已经受到质疑，必须接受同样的批判。人本主义与宗教的批判互动是如此，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批判互动也如此。从否定走向否定，在否定中立足，在否定中扩张，在否定中更新，否定性正是欧洲文化的动力。否定性以怀疑、讽刺、反对等形式出现，在蒙田、迪卡尔、帕斯卡、休谟等人的著述中否定性都占有中心的位置。对于当今欧洲联盟正在大力推动的欧洲政治联合工程，莫兰自然也认为是符合了从冲突到对话，从战争到和平，从分裂到统一这种否定――更新的逻辑。

遵循这一否定的逻辑，莫兰提出了一个“全面问题性” 的论点，即近代欧洲对所有命题重新提问（problématisation）。文艺复兴是欧洲将问题性普遍化的开始，重新对上帝，对宇宙，对自然，对人提问；各种思潮学说标新立异，你方唱罢我登场：将人看成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自认为是一切真理的基准的理性主义，具有文化寻根意义的浪漫主义，自信颠扑不破的科学主义等等。今天所有这些理论，无论是人本主义、理性、科学包括历史、进步等又再被重新提问。

莫兰举法国天才学者，兼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哲学家于一身的帕斯卡为例谈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笔者以为，宗教与理性之间批判互动的复杂联系应该能对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大陆读者尤有教益。启蒙主义以理性检验宗教，推倒了宗教愚昧的殿堂，但欧洲思想家们却没有忘记用怀疑和批判的武器反思理性。帕斯卡以著名的“帕斯卡之赌”（信上帝不会使你失去任何东西，所以你只会获得）要求为信仰留下一方天地，稍后的克尔凯戈尔提出的“因为荒谬所以我信仰”的名言为理性界定了边界。问题化的追问使得近代欧洲不再有神圣化与妖魔化的立足之地，任何理论、观念，包括理性本身都必须通过批判、辨难的理性法庭的检验。换言之，欧洲文化的否定性特点从根本意义上抽掉了欧洲任何思想观念或社会组织得以宗教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化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化了的文化。

随着欧洲近代的扩张，欧洲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就是世界的良心。莫兰属于拥有普世关怀的知识分子。他论欧洲不仅能够游走于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也能够出于欧洲文化之外。此书既是一部深入浅出的着眼于欧洲内部文化碰撞交汇的反思之作，也是一部透过欧洲文化向世界扩张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而叩问自身的文化自省的心灵史。以其对欧洲人本主义的反思为例，莫兰指出：“一方面，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要避免这一矛盾，人本主义只有把欧洲人看成是成熟全面的人种，有别于其他“后进”或“原始”文明的不全面的人种。这样人本主义才能对殖民统治和对其它千年文明的摧毁自圆其说，将其解释为引进高级文明所必须的对谬误，偏见和迷信的扫除。”

“人本主义在上世纪（十九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唯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枝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有权蔑视其它文化并予以毁灭之。”（P 53）

在反思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的同时，莫兰也强调发源于欧洲的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普世性。他在很多场合反复指出，从西欧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价值，也成为非西方国家解放的武器，使他们得以挣脱西方的统治。如民族自决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女权思想以及国际主义的思想等等都产生于欧洲。欧洲一方面曾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奴隶，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九一一惨案发生后，莫兰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对西方以外的受害者寄予莫大的同情。在同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莫兰表示：“对于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对于别人的痛苦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毫无怜悯之心。对世贸中心的三千名死难者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对死于轰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这正如历史上西方对包括广岛在内的非洲与亚洲的死难者毫不动情一样。”莫兰是希腊裔的犹太人，其批判的目光也不绕过自己的民族。2002年六月他曾在法国世界报著文，强烈批评以色列忘记了过去所受过的迫害和屈辱，而今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

作为法国当代颇具盛名的思想家，莫兰善于捕捉时代变动背后的文化信息。这一点从他对当今欧洲联合工程的论述中看得十分明显。他认为，欧洲对人本主义的质疑不仅动摇了欧洲中心论强势话语，也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兴起。欧洲文化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进入了新一轮从虚无到毁灭的循环。而当今的欧洲建设则正是建筑在对虚无与毁灭的认识之上的所谓欧洲新意识。欧洲新意识是对欧洲自身文化、能源、经济、人口、道德、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认识，是对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省。欧洲新意识既包括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本身深厚文化积蓄的认识，既是对欧洲各种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的认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的认识。同当今不少思想家一样，莫兰对欧洲联合社会工程的前景并不持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欧洲建设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建设是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却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 !换言之，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从经济联合迈向政治联合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避免血与火的历史的重演和共同毁灭的悲剧 !这是莫兰在此书中所谈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这是欧洲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也意味着前路充满风险 !

正如中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一样，欧洲也应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欧洲人的想像世界里，中国变动不居，迷雾重重。忽而神秘，忽而新颖，既可能是希望之源泉，也可能是恶梦之渊薮。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悠久纪年史和儒家文官制度里看到了欧洲时间与制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在英国生产效益的提高中看到了中国的停滞。此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睡狮论”，“黄祸论”，“威胁论”，循环往复，潮起潮落。欧洲今天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不能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欧洲说来，中国是唯一未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而成就不凡的另一条文明之路，仅从这一角度，中国将永远是欧洲文化的有价值的参照系统。

然而，欧洲与中国目前都面临着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能源紧张，同样的生态危机，同样的全球化潮流。不同的是，欧洲不仅是世界近代化的策源地，也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之一。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及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反省等层面上，欧洲仍然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如果说在隔绝的古代，欧洲曾经从中西汇通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取了有益的精神养料的话，从欧洲这面镜子中，当代的中国能否领悟到更多一点的文化自觉呢？

莫兰这本书论述欧洲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不涉及思想文化赖以支撑的社会经济背景。笔者曾经根据德国社会学家艾利亚斯的文明理论提出过欧洲文化是一种“武士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士文化”的假设。“武士文化”的立意是欧洲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均属“武士阶层”，中世纪武士之间的暴力竞争最终导致近代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于是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则相反。在皇权一统的天下结构中，国家垄断暴力早在秦统一六国时就已完成。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一统下的中国社会，使儒生将欧洲武士与僧侣的社会治理与精神统治两大社会职能集于一身，为这一阶层“学而优则仕”的官场竞争开辟了和平空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到，“中国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大概也是这一道理。

相对于欧洲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国“士大夫”的和平“竞争”避免了欧洲式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间断的暴力冲突，但是否由于缺乏内在的思想动力，也窒息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创造力？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使得知识与国家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场域合而为一。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只有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大一统铲除了武士竞争的土壤，从形式上保证了士大夫之间的知识竞争，但是这种以科举为形式的知识竞争并非思想的竞争，更非思想的批判。在欧洲，暴力的竞争并没有抑制思想的冲动，恰恰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教会与世俗权力的互动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造就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使得思想的更新最终成为欧洲竞争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一环。

同欧洲否定的文化传统相比，中国传统中明显缺乏批判与否定的声音。同欧洲不断地打破自身神话的自觉更新的努力相比，中国文化中持久飘荡的是“皇恩浩荡”、“博大精深”的颂歌。即使是在外族入侵、文化危亡的非常时期，士人弹唱的仍然是“用夏变夷”的虚骄之音：“中族而用夷礼则夷礼之，夷而进入中国中国之”。诚然，此音之中并非不存在某种积极的文化开放心态，但缺乏的恰恰是欧洲的那种文化自觉和自省。中国文化只有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才朦胧醒悟，惊呼“千古之奇变”。然而，曾几何时，一旦战乱稍平，文化颂歌又起。“睡狮”似乎已醒，但又幡然睡去。

对于笔者来说，莫兰教授的这本“反思欧洲”向我们呈现的是欧洲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认识历程，给我们传达的的信息是欧洲的这种无所不至、无时不在的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莫兰以“旋涡”、“熔炉”、“探险”、“新的觉醒”、“启蒙启蒙者”等意象告诉我们，这种批判精神既非同欧洲与生俱来，也非一旦拥有就可一劳永逸。而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传统武功，必须学而时习之；如西西弗斯滚石，永不停息。

*此书为本人主编“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丛书之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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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欧洲 》

作者: (法)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内容简介：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欧洲的论述中别树一帜的著作。作者从欧洲的地理、文化、政治、思想等层面高屋建瓴地鸟瞰欧洲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莫兰从欧洲的概念与文化信息两方面论述欧洲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给我们传达欧洲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莫兰关注的不仅不是学派的分梳，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思想的起承转合。莫兰关注的是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是观念与观念交锋之后的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是思想源流相互碰撞时的火花飞溅；最新旧学说更替时的静寂与空旷；是阴阳互动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冲。在莫兰的精到、辩证而富有张力的笔下，欧洲文化宛如一幅光色对比强烈的现代水彩，多元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成，冲突而又互赖。

欧洲的特征是什么？莫兰在此书中谈到欧洲文化的多源、融合、探索精神、认同紧张及其脆弱性等多重特点，笔者希望在此沿着莫兰的思路着重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欧洲的特点。

目录:

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中文版序)

自序一 一个反欧洲人士的回忆

自序二 新元年

第一章欧洲的异变

第一节欧洲以前的欧洲

第二节中世纪欧洲

第三节喷发的欧洲

第四节无基之础

第二章文化融合

第一节文化漩涡

第二节希腊文化的再植

第三节人本主义的探索

第四节理性的探索

第五节科学的探索

第六节思想的探索

第七节欧洲的文化认同

第三章新的觉醒

第一节第一个欧洲

第二节认同转化

第三节文化和文明的危机

第四节脆弱性

第四章命运共同体

第一节共同的命运

第二节共同的威胁

第三节启蒙启蒙者

后记一 超国家的外省

后记二 重新思考欧洲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从50年代开始，莫兰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进而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这一思维范式目前在欧洲、南美及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欧洲的野蛮年代也就是它的基督化时期。克洛维在公元496年皈依基督教，是福音传教对蛮族的第一个胜利，胜利又扩展到欧洲大陆内部并在7世纪得到全面发展。从此基督教好像成为欧洲的特征。但基督教在欧洲无根无源。从犹太地区起源的这一宗教先在小亚细亚传播，然后传到地中海的部分地区，很晚才传到欧洲。是通过将东方和北非地区伊斯兰化的阿拉伯征战，基督教才被限制封闭在欧洲长达几个世纪。也可以说，首先是伊斯兰主义在7世纪把基督教局限于欧洲才形成了欧洲，然后才是欧洲在反抗伊斯兰主义，夺回布瓦捷（Poitiers公元7犯年）的同时进一步塑造了自己。

在布瓦捷战役之后欧洲的观念曾得到一个短期的传播。此次战役30年之后，西班牙人小伊斯多尔写道：“从他们的家里出来，欧洲人看见了阿拉伯人排列整齐的帐篷。”这之后神圣皇帝查理大帝在公元800年被称为“可敬的欧洲首长”和“欧洲之父”。但他死后，基督世界的观念吸收了欧洲观念，基督世界的分裂又把欧洲观念分解殆尽，直到14世纪好像连欧洲一词也已经消失。

“使欧洲一体化的伊斯兰主义”

然而，伊斯兰主义威胁烦扰着欧洲，它通过征战把基督教从小亚细亚和北非驱除出去的同时，也逼迫欧洲更欧洲化。随伊斯兰征战的退潮，从法国布瓦捷到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欧洲真正彻底的基督教化。不仅如此，伊斯兰主义在地中海南部的扎根更加孤立了欧洲，使其被迫自我封闭。曾经在几千年间充当过古代世界连接通道的地中海，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变成亨利·彼翰那所称的欧洲的“水上防线”。这一说法也许有些夸大，但这一情景促使欧洲内向封闭，独自面对其广阔的大陆。

地中海通道被割断对当时的欧洲贸易是毁灭性的窒息，但它唤醒了西北欧，唤醒欧洲的内陆地区去从事商业交换。这一从海洋到陆地的运动，令人想起第二地质代海水撤退后鱼类先是不能呼吸，后来被迫加速它们呼吸系统的变形以适应陆地生活的过程。出于同理，欧洲的海洋经济变成两栖经济。

阿拉伯－柏柏尔人西班牙的建立向西班牙天主教徒提供了、或者说以某种方式强加给了某种穆斯林、犹太和基督共存的宗教多样化现实。多种宗教的欧洲是否可能呢？在1492年阿拉伯人丢失格拉纳达以后，统治全西班牙的历代天主教皇帝一直驱赶那些不愿皈依天主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使基督教长期独统欧洲。只有犹太人在那些散落各地、时受威胁的狭小犹太区里生存下来。大获全胜的基督教傲慢地自我封闭，驱赶消灭一切异教。垄断一切信仰思想的基督教统治着中世纪欧洲。但基督徒夺回土地的征战在直布罗陀海峡被迫止步终究未能走出欧洲。1095年至1270年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彻底灭绝了基督徒打回其东方发源地恢复基督世界的欲望。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自己感到：所接触到的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人把他们当成法兰克人而不是欧洲人。的确，并不是欧洲人想到外面建立第一个殖民地，而是这个基督世界个体仍然拒绝将自己囚禁隔绝在如此远离老家的欧洲。巧世纪土耳其人的进攻迫使基督世界放弃拜占庭和巴尔干地区，此时正好进人一个不再将欧洲与基督教等同看待的新时代，即“近代”显露之时：美洲向基督教敞开大门，欧洲则走向世俗思想。因此只有中世纪的欧洲才是与基督教等同并认同的欧洲。

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欧洲之间曾经存在着类似毛细现象的频繁交流，这使基督教的欧洲曾受惠于9世纪到11世纪伊斯兰早期文明阶段文化经济的辉煌。即便在十字军东征时期，高雅阿拉伯人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粗鲁的法兰克骑士。中世纪欧洲思想在几个世纪之间，通过伊斯兰西班牙，得到希腊译文和阿拉伯数学的灌溉滋养，获得了向新时代即“近代”飞跃的必需营养。但那时在欧洲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精神封闭，15到16世纪之间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恐嗅又复活了迫犷一双向精神封闭。在以昔日封闭为起点的新的“近代”开始时，世俗化助渺日和伊斯兰世界又一次重新相互生寸闭，为了向腐蚀穆斯林信众的欧化道德风尚进行抵抗，伊斯兰主义再次复苏重振声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