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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英国人如何读书

《文景》2009年第四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1997版)的统计年鉴,登录的数字是1995年。 此年中国出书十万九百五十一种,而英国却是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种 ,稍多于中国。全世界仅此两个国家出书过十万种。
赵毅衡 伦敦
  一
  
  座落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很注意统计各国的出版数字,说这是“各国生活标准,教育,民族自觉的重要指标”,这就说的太严重,我们只说“喜欢书的程度”吧,文章做的太大,会让人头晕。各种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反而让人怀疑其精确程度。所以本文只谈印象,说到书,印象可能比精确统计更加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1997版)的统计年鉴,登录的数字是1995年。 此年中国出书十万九百五十一种,而英国却是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种 ,稍多于中国。全世界仅此两个国家出书过十万种。
  
  可以说在出书上,英国与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两大领袖。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与英国出书并列于十万种,往下就差得很远:德国七万种,美国六万种,法国三万种。从那以后,一时中国超过了英国,每年出书逼近二十万种。但是进入21世纪,情况似乎翻了过来,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出版数字中,新书比例一直是60%左右,重印经典古籍当然是好事,但是读新书也是人民“文化自觉”的必要。
  
  看一下每年出版新书的数字,那么近年英国又成为世界第一书国:2005年英国出版新书(new titles)二十万种;美国十七万种,居第二;中国在第三位,十三万六千种。如果考虑到英文书籍常有英美两种版本,可能有部分重复,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把世界第一书国的地位又让给了英国。
  
  这是绝对数字。往人口一平均,就是另一幅图景了。英国每五百五十人印书一种,德国一千五十人印书一种,法国一千六百人印书一种,美国每四千人印书一种,中国每一万两千人印书一种。也就是说,每年读者需要的印书种类,英国读者比德国读者多一倍,比法国读者多二倍,比美国读者多几乎七倍,比中国读者多二十倍。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算法不对:英国的前殖民地,还在买英国的书,德国书中国书都难以出口。这有点道理。但出口只能增加印数,表明人口读书欲望的,是种数:种数越多越赔钱。

漫画/许英剑

  
  二
  
  当然无法统计,书多少次被读。每年二十万种书,就是每天出版五百多种,谁也没有本事每天浏览五百本书的书目,所以印书不是读书。
  
  不过旧书店多了,一本就顶几本,超过纯印数。所以,值得看一下英国人如何读旧书。
  
  喜欢英文旧书,值得来伦敦。市中心旧书店星罗棋布,各有专司。市中心区的切林十字大街,竟是一条旧书店街,你就想象琉璃厂搬上了长安街就是了。有的旧书店奇大无比,全部按作者姓名排列,因为知道买旧书的爱书者,都是追着他们心爱的作家而来,在这里找书比图书馆都方便。有本小说《切林十字大街四十八号》,说的是一个纽约的爱书女士,所要的书只有到这家旧书店邮购才能买到。与书店老板通信多年,感情就从书晕染开去,来了一场旧书中的柏拉图。最后女士找到伦敦,旧书店老板却去世了,旧书店拍卖了:人走书空,令人伤怀。如此一本几乎无情节可言的书信体小说,得到如此浪漫感情的男人,竟然是个职业最无聊最没劲的旧书店老板,而且这本小说竟然拍成电影,而且除了我,还有不少人喜欢!
  
  不过最让人惊奇的,是威尔士的一个小镇,名称有趣,叫歪河嘿镇(Hay-on-Wye)。此镇在威尔士东北山区,不通铁路。从伦敦开车单程要六七个小时,当天别想回来。从高速公路转进山间盘盘旋旋的窄路,两边只见牛羊,最后在绿水青山中,一个小城,全部人口怕只有千人。洁洁净净的街巷,酒吧野趣,山上有废堡,古色峨然。英伦三国,最好看的就是这种小镇,但是名镇数百,哪儿轮得上它?
  
  1960年代初,有位布斯先生忽生奇想,买下一个废农具厂,改成一个巨大的旧书店。又有人改建电影院,打了四层地板。此镇变成一个旧书城,总共一条街,陆续开了三十八家旧书店,还有一家开在山上古堡里。最大的一家,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存书四十万本,干脆是个图书馆。不同的是在此地看书,老让人掂量口袋,掂量放纵占有欲到什么程度。
  
  当然就得分类。“中国”这个题材,就有三书架。至于言情,色情,同性恋,侦探,庭审,历史,科幻,魔幻等“类型书”,自然各有发烧读者。不入类的“一般小说”,占了整整一层。与我一起去的,是一位作家,走出店门后,失魂落魄,说是从来没有想到有若许多小说被人写出来,印出来,买进家里,卖到此地。辛苦经年,出版时真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到此才知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何必再尽毕生之力供应旧书货源?
  
  作家也太容易颓唐。我也在纳闷,不过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开车那么远,来此地看旧书?到该找旅馆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像求签问卦要上峨嵋山,一个道理。这是一种特色旅游业,满镇不是旧书店,就是小旅馆。环境之绿,似乎买了书,就沾了一点儿山水。
  
  每年夏天,此地还开历时十天的文学节,借本地小学操场,搭大棚组织上百场作家演讲,爱书者排长队等签字,到此时连附近农庄都腾房办旅馆,牧羊人开临时出租车。慕名而来的读者过万。这个生意经,点子还真不错。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在英国,才能做这种“旧书城”的生意经。我到过的西方国家,数英国人最喜欢读书。
  
  三
  
  另外一种估计读书(而不是仅仅买书摆架子)情况的,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唯一“一本书多人读”的地方。
  
  我曾经住在北京东北的望京“小区”,此处号称三十万居民。据说还不是一般居民区:教师,艺术家,书人(作家、记者、编辑、书商),远远超出北京全市比例。北京本来就多这三类人,在文化首都中,此处居民文化更高,那么望京真是“来住无白丁”了。无怪乎规划建造“望京好莱坞”电影院,望京宜家城,望京宠物乐园……
  
  但是没有一个规划者想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整个望京,几乎没有一家象样的书店。至于公共图书馆,整个北京,东半边的人,要看书报,到首都图书馆;西半边的人,到北京图书馆。起个大早来回打了八十元的出租,能否看到要看的书,各位读者经验丰富,抗议文字已经写了半个世纪,豪华的图书馆实为藏书楼,说了没用就不说了。
  
  八年前在英国,我必须搬家,挑的地方,首先想靠地铁交通方便,还想离公共图书馆近一些,看书看报方便。幸亏,这点容易办到。伦敦有三十六个区,平均每个区有八个公共图书馆,因此有二百八十八家公共图书馆。至于大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是供研究用的,居民看书报不会去那里。我就近挑个象样的公共图书馆,有四层楼,分别陈列书籍报刊,地方史资料,音响录象,电脑终端。
  
  英国报刊最近指责图书馆“方向错误”:来图书馆的人不断增加,借书人数量却连年下降,来图书馆借录象,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舆论认为,图书馆读者减少,对人口素质不利。
  
  必须承认,这是有图书馆可去时,才能发的牢骚。住在北京,从望京到和平里,几十里绵延不断锦绣般光灿灿商场大楼,就是没有找到一家公共图书馆,让我无法对管理员的进书趣味挑剔一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公布的各国公共图书馆统计。这份统计一向延迟过久,最近的是1998年。数字是各国自己提供的,联合国无法核实。而且不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向来不屑于向联合国提供数字,只能从缺。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在公共图书馆数字上,似乎没有谎报。各国数字天差地别,但是我化了点功夫,用人口总数一平均,却看出规律井然。
  
  从我喜欢但又痛恨的英国图书馆谈起:英国上报,有公共图书馆五千一百八十三所。也就是说,每一万居民,有一家图书馆。这个水平看来是全世界中等。加拿大等许多英语国家,与此相仿。
  
  比较爱读书的,似乎是日尔曼语国家:德国每六千六百人有一所;芬兰五千人;奥地利四千人;挪威四千人;瑞士三千人。看来瑞士最出色。
  
  拉丁民族好玩乐,果然每两万两千名法国人,享用一所公共图书馆,每两万六千意大利人一所。他们都去看戏看歌剧了,文化生活也算丰富。
  
  其他地方就惨了。不过发展中国家,先要喂饱肚子,总不至于外援或贷款用来买书。公共图书馆不是文化产业,是要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事业。有的国家公共图书馆才个位数,堂堂中华不应当跟他们比。此文就不再引用此种悲观数字。
  
  图书馆不能收钱,相反,公共图书馆必须付借用费给作者。
  
  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报的数字是两千六百所(1998年),是经济上中等水平英国的一半。但是用十三亿人口来平均,中国五十万人分到一所公共图书馆。五十万人,是一个县的平均人口。一个县过去往往保持一所图书馆,这个数字看来似乎准确得出奇。
  
  但是知识人最集中的望京三十万人,没有一所图书馆,文化首都北京,东半边八百万人,分享一所首都图书馆。难道全国各地,图书馆密度比北京多八倍?这公平吗?我只能怀疑两千六百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各县的图书馆依然在否?
  
  大部分人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想读书的人,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然属于一个公家文化单位,那里总有个资料图书馆可供使用。这个简单的假设,已经非常不符合目前社会情况。望京的知识分子,多的是“自由职业者”,靠得是自己的藏书。但是这“自力更生”日子,总有过不下去的时候。
  
  我在这里写这篇文字,看来是区区小事。文化正在欣欣向荣地产业化,政府凭什么要花钱满足居民中的书呆子?但是从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民众无处读书,无需读书,无书可读,似乎也不必读书,这样我们如何成为21世纪的主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上,我们的东邻日本,不知为什么没有上报公共图书馆数字。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主人公,一个逃离家庭的少年,在一个海边小城的图书馆找到藏身之地,两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端庄的女图书馆长,爱上他,最后竟然是他从小散失的母亲;而一个文盲白痴通灵者,在图书馆看到通往地狱或天堂的入口。
  
  发生在此小城图书馆的这些事,我始终摸不着头脑。但是村上春树很懂得日本读者,或许日本人就是觉得图书馆怪怪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小说的有趣故事,从来不发生在图书馆里。近日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被评为幻觉镜头太多。其中有个老头死在书架下,却是他自己的藏书室。可见,我们再幻想,也没法脱离实际。
  
  我希望北京有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哪怕不发生奇迹,哪怕只让我们翻翻书报,幻想离家出走,遇到奇迹。
  
  四
  
  有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先前调查“国民读书习惯”时,那些对“去年你读过几本书”作了尴尬回答的人,给的理由,一般都是“忙不过来”,“没有时间“。但是前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答复,大多是年龄不大的人给的:“我一看书就头晕。”为了健康而不读书,更是理由十足。
  
  而且,他还告诉我,真有人走进书店或图书馆,看到一排排书架,就感到心口不适,呼吸憋气,需要赶快奔出去,以免晕倒。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所以特地在此报告医学界,请他们注意:“晕书综合症”听说是全球性的,却在中国蔓延扩展速度特别快。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扩散迅疾,不得不引起警惕。从粗浅的观察来看,男性似乎比女性比例大,但是确切的统计数字尚未收集到,不便贸然下断语。
  
  得此病的青少年,或许是被中国特色的成堆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气昏了头脑,看到文字就恼火。强迫读这些东西之余,除了QQ和MSN,除了网上的“浅阅读”,报上的明星八卦,其他什么书都不想读。
  
  这个病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很惊人,据调查,中国公民每年平均阅读量为零点七本书,日本为四本,韩国七本,法国十一本。当然,“晕书症”在那些国家也是存在的,只是范围小得多。
  
  在这个后现代,据说文化已经混成一片的,没有什么文化层次之分,雅俗之分,全球化把各国文化都变成一个“奇观狂欢节”。有不少文化学家说,这是时代病,图象时代,影视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离书本越来越远。也有人说:知识结构正在改变,不读书不等于没有知识。我这里倒是有个数字:中国人有“读书习惯”的,从几年前的7%,降到2004年5%。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从1977年的54%,升到2002年的65%。
  
  理论家妙笔生花的宏论,实际上掩盖了一个可怕的文化等级分野,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等级分野。
  
  首先,各个国家之间,读书习惯差别很大。联合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家读书调查,日本企业家一年读书五十本,中国企业家一年读书半本,差一百倍。中国企业家读书之多,竟然是全中国人民的平均数,看来在中国,真是什么人都能当老板。正当联想收购IBM,南汽收购罗孚,百度胜利进军纳指,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时,这个读书统计,让人担忧中国资本的进军,会不会一路顺利到底。
  
  在每个社会,读书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阶层性:2002年英国统计,四分之一人读书五本以下,半数人读书五本以上,有四分之一,读书二十本以上,两极分化严重。美国NEA调查,美国人中,有“读书习惯”的,全国平均为38%,但是南美裔移民中,只有26.5%。这个调查还指出,有读书习惯的阶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参加体育运动,比例超出没有读书习惯的二至三倍。
  
  读不读书,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大量统计资料证明。据很多后现代文化学家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普遍“感性商品化”的社会,上层要保持上层品位,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香水的号牌,香槟的品牌,手提包的价格。我看这些文化学家有点糊涂:读书与知识范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阶层指标,而且这个格调区分“间隔”正在越拉越大。
  
  我知道,抽象地谈“开卷有益”,已经说服不了当今的年轻人。但是我有一则有趣的社会统计,可以让中国舒舒服服患“晕书症”的男性青年,吓得坐起来认真听一下: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6月7日报道,企鹅出版公司研究部调查两千位妇女,85%认为,聊天闲谈或正儿八经谈情说爱的男人,如果大谈读过的书,这种男人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让她们“感到爱慕”。或许,这是医治中国青少年“晕书症”流传的唯一妙方。
  
  大英帝国没有了,大英书国却还在。在这个全人类越来越不读书的时代,大英书国还是可以傲视世界的。至少,英国女士的读书趣味,会影响两个男人:想成为她丈夫的人,不得不成为她儿子的人。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读书传统承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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