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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漱石和文学——夏目漱石试论(二)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当代文化研究网

 一 

在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序文里,有这样一段: 



“在这里我决定,将从根本上解释‘何谓文学’的问题。同时我下决心,利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从而把它当做该研究的第一阶段。我把一切的文学书籍都收拾在行李底层,已经把自己关在一家租房里。我之所以要通过阅读文学书籍来知道何谓文学,是因为我相信以血洗血的手段乃为有效。我发誓,一定要追究文学到底产生于怎样的心理需要,因而在这个世界里生成、发达和颓废的。也发誓一定要追究,文学到底产生于怎样的社会需要,因而存在、兴隆和衰亡的。” 



不过,这一段内容简直让我感到困惑。首先,漱石凭什么提出来“何谓文学”的问题呢?而且,为什么必须要提“文学”呢?——的确,夏目漱石这样回答过:“我在幼小时,好学汉文书。学的时间虽然短,但从左国史汉那里,我在漠然冥冥中,体会到了‘何谓文学’的定义。后来我又暗然想,英文学也其实和汉文书一样;既然如此,那么一辈子投身于英文学的研究也倒不后悔”。然而后来逐渐“在我脑海里萌生了,多少被英文学所欺负似的,不安的念头”,而且他的“不安”还一直持续到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这样,当他赴伦敦留学后不到半年时,为了打消多年积累下来的“不安”,他终于构想出“十年计划”的《文学论》著作。 

不过,疑问仍然存在。对“文学”采取这种态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漱石的问题,为什么必须作为“文学”问题而出现?而这里使得漱石问起“何谓文学”的,这种“文学”,到底指的是什么?——看来,漱石在同时指出了两种“文学”:一是汉文学或者日本俳句,而这些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而且是让他感到亲切感的东西;二是英文学,则是某种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也感到“(被英文学)多少欺负似的”东西。但是,对他来说,二者决不是能并列为“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等的东西。其实,前者是并不存在的。假如所谓“东方文学”果真作为“不可动摇的实体”而存在的话,那么,漱石就不可能对它感到任何的“不安”。就是说,如果借用漱石本人的说法,前者就是使他接触“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的面目”的什么东西,而后者则是某种叫做“父母(家族)”的、类似于“制度”的什么东西。 

像《道草》里所表现的那样,漱石确实被这种“制度”所玩弄。但这并不意味着叫做“家族”的制度曾经压抑过他,而意味着,漱石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不同,他却没有能够把家族作为一种“自然”的形态来接受。他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孩子,则被迫面临了某种任意性;他把养父母作为亲生父母来长大。而且这种“转换”竟然还由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的“单纯动机”或说“任性”所支配。而这些事情的所有一切,结果统统让他感到了“多少被欺负似的”感觉。 



健三没能居在海边。也没能居在山区。被双亲所排斥,徘徊于双方之间。有时吃海产,有时吃山货。 

在父亲看来,也对养父来说,健三什么都不是。倒不如说是个物品。勉强说有区别的话,亲父把他看作破烂儿,养父则抱着今后让他效劳自己的企图。 

“这样吧,我这儿养他,让他干杂工什么的,就这样。” 

在某一天,健三拜访了养家,此时健三听到了岛田不知在什么场合说的那样的话。健三受了惊,逃跑回去了。一丝冷酷无情的感觉,在孩子心灵里生起了淡淡的恐怖。已经不记得那时他才几岁,但在他心里早已十分萌生了——干什么都行、无论经历多年的苦行也一定要成长为杰出人物也要单独走到人世间——那种欲望。(《道草》) 



但是,我们也不能断言说,那些父母特别冷酷薄情。即使以怎样深厚的爱情来包容孩子,其实,孩子毕竟也是个“物品”。换句话说,玩弄了漱石的这种叫做“交易”的、一场残酷的游戏,在“制度的根源”那里,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 

只要看到动物就能明白,所谓“自然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动物那里,连“关系”本身都不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父母子女关系的出现,和“关系”本身的生起是相同步的。而“关系”本身,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胚胎于自然的。 

众所周知,索绪尔把语言当作了不同能指之间的差异化的体系。简单说,“狗”或“锅”之类的概念或对象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着,因而说任何的意思以及物质都是通过“gou”和“guo”等之间的差异化的过程才派生出来的。所以,“狗”本来有可能成为“锅”,“锅”也有可能成为“狗”。而这种“替换”,一旦成立了语言系统就立刻被禁止。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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