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思想

德里达:马克思和儿子们

德里达回应左翼知识分子对他《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批评,语调尖锐甚至刻薄。译文不顺,不容易看,没找到英文本。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反思是不足够的。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要说。读者也将很快在这些反思中认清那被公认为不合时宜的不充分形式。被期待的答案将又同时既是早熟的,又是被延误的。
早熟:他们总是,唉,采取某种实验性前言的不充分的形式,并展示其修辞。这将成为对于我想在遥远将来的某日做出的“回应(/回答:résponse)”的困窘的序言,这回应是针对本卷中先于我的文章的这些文本的感人、慷慨的挑衅的。这些文本——至少是它们中的多数——将以各各不同的方式继续陪伴着我。它们将承受我的种种反思,还有我的种种政治担当(political commitments)与估价。

同时——如果人们敢于谈及同时——我可能被人指责为无以宽赦地迟到了,被指责为屈服于另一种修辞学虚构、另一种文学类型和后记或跋的诱惑——毋宁说是屈服于我长久以来徒然做了准备的“回应”(而非《马克思的幽灵们》)。在很久以前,甚至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之前,我就计划要写出一个“回应”了。因为——如果我在此能提醒这一点的话——对于我来说,《马克思的幽灵们》本就是一种“回应”,仅仅是一种回应——如对一项紧急命令的回应一般,是对一种直接的邀请的回应,也是对一种持续甚久的要求的回应。固然,出于一种责任的“首肯(/说是:yes)”——不管那“首肯”可能有多么的源初——依然是一种回应。它总是像对某种幽灵性(spectral)命令的回应那般回响着:那秩序源自于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既不能被等同于某种鲜活的在场之物,也不能被等同于某位死者的缺席。
这等于是说,对于这种回应的责任已经离开了作为存在论(/本体论)的哲学的领域,离开了作为关于某种(于……之上)在场-存在之效用——我们将必须详尽考察此效用——的言谈的存在论的领域。因为,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这本书 中发起的所有争论都在这一或那一环节处在一个问题中或围绕一个问题而交缠起来了,这一问题尽管采取了明显是抽象和思辨的形式,却仍然是一个“无以规避”的问题,就像几十年前的法语中惯常说的那样,是一个处于“指令性位置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关于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中的作为本体论的哲学(philosophy as ontology),可以说些什么?从马克思那里已经流传或将要流传到我们这里的,是不是某种政治哲学?某种作为本体论的政治哲学?我们如何对待这个很明显是抽象的问题?它是合法的吗?急迫的吗?为什么借由这卷文集里面大家刚刚读到的那些文本,以及被习称为(比如说)“政治”、“政治事物”、“意识形态”、作为“弥赛亚性”“革命”或“乌托邦”的将-来者[l’à-venir] 、“政党”或“阶级”等等的那些问题领域,仿佛任何事物都将我们带回到这个问题那里呢?
不管我的回应是迟到的还是早熟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特有的方式成功地调整它们的时机[à en ajuster le temps]。这样,人们便很有理由去说,我或许已经参与了这种失败——或许已经预见到了这种不合时宜性的到来。实际上,难道不合时宜性不就是《马克思的幽灵们》中的时间性与主题吗?是的,毫无疑问,我确实模糊地预见到了此处所发生的事情[ce qui arrive]。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我必定已经断定它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我不敢躲避它,而宁愿像法语习语所言那般,轻率地落入失败[courir à l’échec]。我宁愿在向此书的作者们表达谢意——那是我此刻最想做的——的时候勇敢地面对溃败,而不是消失不见。在他们给我以讨论我的荣幸时,即便在他们是在一种批判的风格下这么做的时候,即便当我准备以一种不仅不充分,而且间接的、偶尔还是非人格的方式告诉他们的事情只能是一种失望——而且有时对于那些已经感到有责任被烦扰的人来说会造成更大的烦扰——的时候,我宁愿那样解除武装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话”。
简而言之,事情迄今已经变得足够清晰了:我并未设法在这里“做出回应”;我将不能成功地做出回应,而且这里或许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现在我简短地将它们列出来。
首先,这样一项任务太难了。我若是在先于任何其他人到达一个同时既是全景式的,又是中心之处的地方之后便自始至终要求有对所有人以及这些文本中的每一个的评价做出真正的回答的权利,那便太专横了。那是一幕无法上演的场景。它好则好矣,但并非我所喜欢的场景。读者(《马克思的幽灵们》的读者,现在也包括这本文集的读者,以及参与它所带来的所有讨论的读者)将凭他们自己做出判断。有大量的工作(/作品)处于我的考虑中,而这是我充满感激地首先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看来,从始至终,这些文本中的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