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董平：重估幸福与探寻基础

作为为期一周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重要部分，"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于2010年12月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在致辞中指出，在这十年间，《21世纪经济报道》和21世纪报系旗下的系列媒体不仅致力于提供权威和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其实也致力于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前沿问题，引领舆论潮流，比如，提出过"中国世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等概念，提出过关于企业公民的评估体系，最近的努力则是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总值和社会创新的理论体系，等等。21世纪报系之所以重视GNH，重视从国民幸福的角度来构建新的发展评估体系，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转型，原来的片面强调GDP、片面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已经在发生重大调整。

与会嘉宾从"国民幸福评价体系"与"重新理解幸福"两个层面讨论了GNH在中国的发展。如果说"国民幸福评价体系"的讨论是探寻GNH的可操作性方案，"重新理解幸福"则是要讨论GNH体系的前提性问题，即需要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幸福"的理解。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主持了本次论坛。

国民幸福总值的客观基础

目前挂职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助理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指出，国民幸福总值是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提出的。回顾国民生产总值的起源，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国民幸福总值这个问题的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带有战争动员的烙印，重点在于测算总产值的增量，以便估算出生产潜力。这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不直接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涉及和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其他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增长超过温饱水平，向小康甚至更高的水平前进，以GDP增长作为唯一指标的不足已经显现。

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对数曲线，开始上升的坡度挺快，但是马上就下滑。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但这是递减的上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人均年收入3000到5000美元，即所谓小康水平，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成抛物线。

崔之元认为，对幸福计量必然会遇到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难题，比如有研究指出，幸福不幸福的问题，不能光听当下当事人说自己的偏好。比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当时不喜欢吃苦药，但药到病除却会带来幸福感；又比如，有人得了癌症，家里亲戚瞒着他，他可能更幸福。所以这些问题说明度量幸福是非常困难的，争议非常大。不丹设计的国民幸福指数体系有70多项指标，确实太多了，而且每一项指标的争议性都太大。到底什么算幸福，特别要考虑，幸福感里有没有自我欺骗，是否缺乏对事情的全面了解，像这些问题是非常深的学术问题。即使做大规模的调查，作用也相对有限。

他因此主张，现阶段可以讨论幸福感的客观基础，它的相对同意程度会比较高。但是客观基础也不是说大家一致都同意，但是90%的人可能会同意。幸福感的客观基础，可以用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来衡量，它包括三项指标，一是人均GDP。二是预期寿命。95%的人会认为人寿命越长越幸福。第三个分量是教育指标。这三个指标中国已经在计算，它属于幸福感客观的基础。同时还要加上一个客观的基础，就是政府所进行的民生工程。

崔之元介绍了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今年6月份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正式提出十大工程，第一条是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要解决占城镇人口30%的中低收入群众住房难的问题。这一规模非常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廉租房，但廉租房往往只满足占人口的3%到5%的特别贫困的人群的需求。在重庆比较相对低的商品房房价基础上，公租房的建设可能对商品房房价有一个进一步压低的作用，这对解决所谓"房奴"问题、提升民众幸福感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是教育发展。重庆在西部甚至全国率先实现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的目标。中国政府刚刚通过的《中国教育长期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2020年教育支出占全国GDP的4%，目前在全国各省还没有提到本地教育支出占GDP的4%。根据社科院新近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重庆的教育环境竞争力居于全国第一。

民生工程的第七条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只要在重庆工作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以无条件的转成城市户口，享受在教育、医疗、保险和重庆市民同样的待遇。到上个月为止转成城镇户口的人数已经达77万。对于前一段时间"用土地换户籍"之类的争论，重庆市已有回应，农民工换成城市户籍是否退出承包地完全出于自愿，他完全可以长期拥有城市户口，而仍然保留农村的住宅地；如果他自愿退出的话，重庆市政府将通过重庆土地交易所（全国独特而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机制给予补偿。

第九条是对微型企业的资本金补助，这也是全国独特的、和幸福感关系密切的政策。对于员工在20人以下、注册资本在1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重庆市政府将给予无条件的资本金补助，比如20个人筹集了10万元注册资本金，那么政府就将免费再给5万元，使其变成15万元的注册资金。这一政策支持九类人，包括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如果没有给这类群体这种微型企业的资本金补助，他们往往需要得到社会救济，比如说长期领低保，这不仅对他们的生活不利，也会引起很大的心理挫折感。

崔之元特别强调了重庆提升民众幸福感的客观基础。很多城市可能都想搞民生工程，比如说北京也想建公租房，但是北京的规模要比重庆小得多，和重庆要建30%到40%居民住的公租房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重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奇帆市长2001年底调到重庆以后，执行了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政策，包括土地储备政策。目前重庆市5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中，有300多平方公里是政府储备的土地，这使得开发商囤积土地变得不可能。重庆市政府建立公租房要有这个土地储备，很多地方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薄熙来在政策上提出的要求和此前已经打下了的经济政策基础，这两者正好一结合，使得重庆的民生工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在推广这一重庆经验。

另一重要基础，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作为"第三财政"的国有资本。重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并不是留在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形成了第三财政，使得这个政府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民生事业之上。如果国资不补，民生肯定就要少投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发挥了战略性的意义。

以快乐为标准建立"快乐国家指数"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黄有光在题为"超越GDP的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的演讲中也指出，GDP已经越来越不是好的衡量国家成功的指标。他认为，崔之元教授说的人类发展指数，跟快乐的正相关性比GDP要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相关性仍然不够。黄有光认为，人生追求的目的应该是快乐，应该最终以快乐为标准，增加快乐衡量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黄有光列举了衡量快乐的系列实证研究，他引用最近的研究指出，用在休闲上的消费和快乐正相关比较大，而用在其他物质上的消费跟快乐的正相关比较小。但是消费、收入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2%，相关性很低。而且2%的相关性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一定你多赚钱就能够使你多快乐，这个2%可能是比较快乐的人可以赚比较多钱。

影响快乐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信仰、健康、就业、助人、婚姻等方面。黄有光用"4F"表示四大因素，即Faith（信仰）、Form（健康）、Family（家庭）、Friends（朋友）。比如，婚姻和就业的重要性，相当于平均年收入的2倍。用普通的观察就可以知道，那些想结婚的人，并不会说因为他不快乐就找不到对象，因此，应该结婚使人快乐的因素比较强，"是结婚使我快乐，而不是快乐使我结婚"。

黄有光认为，快乐的可比性和可靠性并不低。多数经济学者不相信快乐的衡量是可靠的，因为经济学者不相信人们的口，他们只相信人们的钱包，你愿意花钱去买，经济学者就相信了。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济学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后院：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量是GDP，20年前左右开始用购买力平价来纠正GDP的误差（PPP纠正），这一纠正使中国的GDP增加4倍，使印度的GDP增加6倍；快乐的指数可能不是很可靠，但是作为一个整个国家的平均快乐指数，大概永远不需要做4倍的纠正。黄有光引述凯恩斯与J.Tukey的话指出: "给对的问题一个近似与模糊的答案，远胜于给错误的问题一个精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