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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上)

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上)

l李太白像

此增订版,原发台湾《政大中文學報》第29期, 第5-62页, 2017年12月
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篇刊载--we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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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的《黄鹤楼》,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篇文章就从这两首我们熟悉的作品出发,来考察一下盛唐时期题写名胜的诗篇及其相关问题。

因为涉及名胜,这里所说的题写,通常与登览、宴饮、访古和行旅等场合相关。从写作方式来看,可以一并归入即景诗或即事诗的范畴。顾名思义,题写是以所写的名胜为题,也具有潜在的表演性和展示性,往往与题壁的书写行为和物质条件密不可分,尽管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名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历史名迹到风景胜地,都包括在内。不言而喻,名胜离不开文字书写: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而书写的名胜也同时构成了文本化的风景--人们往往最早在诗歌中遭遇名胜,甚至从来也没有亲临其地。题写名胜不自初盛唐始,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又远过于从前。诗的全盛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南北统一所带来的地域版图的拓展、历史名迹的确认与重新确认,以及新的地标建筑的出现,给诗歌题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题写名胜又反过来重绘了盛唐诗坛的版图,并且引出了新的问题,涉及古典诗学的一些核心观念。这就是题写名胜这个题目的由来。

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模仿崔颢的《黄鹤楼》并与之竞争的,但他竞争的对象又不限于《黄鹤楼》。这个例子提供了切入盛唐诗坛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直接感受诗人的压力与动力、他受到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以依据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来绘制当时的诗坛版图。沿着李白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前后推延,一路上会遭遇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从文本化的名胜是如何构造出来的,题写名胜提出了哪些挑战,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应,到重新理解和估价古典诗歌的写作实践与批评话语的一些核心问题。这其中包括即景诗写作的理想范式与经验基础,也就是"场景诗或场合诗"(occasional poetry)关于即景题咏的假定和在场写作的预期,因为这些假定和预期暗含了价值判断:唯有亲临现场,触景生情,才能确保登览题诗作为即兴写作的真诚性与未经媒介的直接性。但这不过是一个规范性的命题,而实际上,我们却不得不经常处理缺席写作的可能性与诗歌作品的互文性现象。此外还涉及创造与模仿、因循与竞争、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以及诗歌题咏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等其他相关问题。

这些问题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但又自有内在的理路可循,环绕着古典诗歌范式的核心特征而展开。我们就从具体的作品出发,看一看这次行旅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一路上又会有哪些收获。

一、从《登金陵凤凰台》开始: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看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 [2]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3] 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725至726年。747之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748年前后。

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座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

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了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的中篇里面,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14年3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顗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彩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得知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4]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说:"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诗也。"[5]他强调的是,凤凰台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李白的题诗,而不是相反。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借用清人赵翼(1727-1814)的话来说,正是"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6]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里讨论的题目上,那就是"题写名胜"。至少可以说,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诗歌参与创造了名胜,也包括名胜周围地点和建筑的命名,这是第一点,后面还会读到其他的例子。第二点,李白也因为这一首《登金陵凤凰台》诗,而在这一名胜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这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占领了金陵的凤凰台,获得了对它的永久性的拥有权。后来的诗人写到凤凰台,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李白的这篇诗作,并向他致敬。

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也不难发现它所关注的核心,正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这里有凤凰台,但凤凰早就消失在诗人的视野之外,变成了一段历史传说。所以,名与实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统一性。在这首诗里,浮云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径,从前的衣冠人物早已变成了土丘。遮蔽掩盖,还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名实不符--这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吴宫",把自然现象定义为历史现象,仿佛它专属于那个朝代,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但名实之间,横亘着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达成一致:正像晋代的衣冠变成了今日的土丘,这里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国时期吴国宫廷的繁华风流,被它掩埋的宫廷花园,甚至连路径都无从辨认了,名存而实亡。

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凤凰台自身。所谓"凤去台空江自流","台"固然还在那里,但却"空"有其名。"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凤凰台上凤凰游",原是一次性的久远事件,无法重复、也不可逆转。称之为凤凰台,就跟"吴宫花草"一样,只是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人世的代谢。在这里,命名既是对过去事件的一次纪念,也是对当下阙失的一个补偿。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无论是朝代的陵替,还是自然界的变迁,都熟视无睹,似不关心。"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这个"自"字,点出了江水的无动于衷或浑然不觉。它向来如此,也终将如此。凤凰来也好,去也罢,都与它无关。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李白凭着一篇《登金陵凤凰台》,占据了凤凰台这一处名胜,或者说,创造了这一处名胜。但是同崔颢题写黄鹤楼相比,李白却是后来者、迟到者。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对《黄鹤楼》的模仿,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7]

崔颢(约704-754)的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11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见于下限为天宝3载(744)的《国秀集》,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无可疑义的。[8]座落在今天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历来众说纷纭。据梁普通3年(526)萧子显撰《南齐书》的《州郡志下‧郢州》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9]南朝宋鲍照曾作《登黄鹄矶》,但并没有提到黄鹤。南宋张栻(1133-1180)曾撰《黄鹤楼说》,认为黄鹤楼因黄鹄矶而得名,"鹄"字转音为"鹤",故此后世称黄鹤楼。[10]另一说以唐人阎伯瑾于765年所写的《黄鹤楼记》为代表,援引《图经》曰:"费袆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11]但崔颢诗中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与费袆驾黄鹤返憩此楼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似,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也正是在名与实、见与不见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开头的两联凸显了当下"此地空余黄鹤楼"和"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的状态。一个"空"字重复使用了两次,后一次写昔人乘黄鹤而去,唯见白云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载不变,绵延至今;头一次写黄鹤楼一旦失去了黄鹤,便徒有其名。这两个"空"字,都暗示着阙失,目中所见,唯有黄鹤楼被黄鹤遗留在身后,永远见证它的离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云跨越时空,绵延今古,也反衬出名与物、当下与过去之间难以克服的距离。

这一模式到《黄鹤楼》的尾联获得了新的演绎,并且被赋予了浓郁的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一次阙失的是乡关:乡关已不复可见,自己在烟波浩渺的江上,茫无目的地漫游漂泊,何日才能返回故土呢?返乡归家的遥远向往与欲归而不能的内心迷茫,在这里来得有些突然;与昔人乘鹤的无牵无挂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仙人与黄鹤,飘飘何所似?他们就像白云那样,悠然而去,何等洒脱!他们不知所终,无复依傍,亦无身名之累--无论什么称谓,他们都不在乎,拿他们的名字去命名楼台亭阁,就更与他们无关了。因此,一方面是驾鹤升仙而去,另一方面是滞留徘徊思归,标志着人生的两个相反的去向。而借助日暮烟波中的回望,我们也仿佛可以从前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联中,窥见诗人无所依托的孤独身影了。

《黄鹤楼》一诗的尾联将当下定格在"烟波江上"的"日暮"瞬间,也大有深意。"日暮"时分正是"鸡栖于埘","牛羊下来"的"日之夕矣",《诗经》中的《君子于役》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思归之叹。[12]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日暮"与"乡关"是相互关联的意象。而它们同时出现在这首登楼诗的结尾,又恰好上承了王粲(177-217)《登楼赋》以来登楼望乡的故土之思的脉络:一方面凭栏远眺,旧乡阻绝,"凭轩槛而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烟波浩渺,却形单影只,托身无所,"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进"登楼"的场景,不仅改变了《黄鹤楼》的趣旨,而且将全诗的主题升华为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13]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象喻改写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他在诗的第二联中引入人世变迁与朝代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崔颢的《黄鹤楼》所做的这些改变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却又都是替换性的,也就是在一个现成的模板中,对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云"变成了"浮云","长安"替代了"乡关",更不用说在"黄鹤"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凤凰"。同样不难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应了《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他像崔颢那样,在名实、有无,以及见与不见之间,大做文章。而从"黄鹤"到"凤凰",名称虽然变了,诗歌语言的基本模式却仍在重复,就连《黄鹤楼》的韵脚也保留不变。这是一个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文本上的联系。本来,崔颢选择了"侯"韵,是为了照应标题上的"楼"字,当时的"登楼"诗都往往如此。可李白写的是凤凰台,与任何一座楼都无关,却偏要勉强牵合《黄鹤楼》的韵脚,岂非多此一举?但这恰好是李白的用意所在。

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又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又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它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所以根本就可以略去不提。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了一起,压缩改写成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儿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关于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还有一些传闻,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14]

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就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苕溪渔隐丛话》约作于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李、崔竞争说,自此大炽,被反复援引转述。而类似的传闻,也可以在普济(1179-1253)的《五灯会元》和王象之(1163-1230)的《舆地纪胜》中读到不同的翻版和衍生叙述。[15]不过,胡仔并没有忘记交代,此说最早的出处是北宋李畋的《该闻录》。该书已亡佚,据今人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大致成书于庆历7年(1048),而从《类说》和《古今事文类聚》等书中辑出的四十余条来看,它的特点是:"杂记唐宋以来朝野轶闻趣事,多有因果报应之事。"[16]

《该闻录》的上述记载究竟是凭空捏造,还是事出有据?从现存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的判断。就效果而言,这个故事并没有改变我们对诗歌作品的基本理解。而它本身,在我看来,倒很可能是出自对《登金陵凤凰台》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李白与崔颢的这一场竞争,毕竟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在了《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的互文关系之中。但《该闻录》采用了传闻和叙述的形式。它从诗里读出了故事,变成了对李白写作缘起的一个说明。有关唐诗写作的"本事"传说,往往如此,未必都实有其事,但又不失为解读诗歌的一种方式。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正在于体现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因此,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甚至还相当可信。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李白黄鹤楼搁笔成了文坛的一段逸事佳话,也变成了他们题写黄鹤楼的起因和动机之一。也正是基于这一情况,我将属于轶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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