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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盖有以焉。人间之事,凡三十年大概可作一小结。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替,对于不断流变、纷繁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是一条比较简明的考察线索。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恰恰是这四人在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决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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