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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

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

人文与社会;原载《复旦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又收在傅刚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23-281页,此为修改稿。
"复式小说"增添了"文本"的维度,并将《金瓶梅词话》视为"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尤其强调了"编织"的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借助这一观念,旨在揭示《金瓶梅词话》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范式转型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讨论与互文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寓言说或象喻说与索隐论的分野,并探讨从象喻性 和"补作"的虚拟叙述等不同角度解读《金瓶梅词话》的多种可能性。
作者简介: 商伟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95年获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学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执狄百瑞东亚文明教席,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杰出教授奖(2007-2010)。研究领域以元明清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为主,旁涉明清时代的书史、印刷文化,以及思想史和文化史。

原提要:本文通过分析《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等其他作品之间复杂的文本关系,提出"复式小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全称是"复式文本小说"(the polytextual novel),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the polyphonic novel)衍生而来。但与复调小说对"声音"的强调不同,"复式小说"增添了"文本"的维度,并将《金瓶梅词话》视为"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尤其强调了"编织"的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借助这一观念,旨在揭示《金瓶梅词话》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范式转型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讨论与互文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寓言说或象喻说与索隐论的分野,并探讨从象喻性 和"补作"的虚拟叙述等不同角度解读《金瓶梅词话》的多种可能性。本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具有实验性的章回小说,内部各个部分与不同方面的艺术水准并不均衡,也不像后出的崇祯本《金瓶梅》那样结构统一,风格整饰,那样符合于文人的趣味与"文章"观念,但恰恰因为处于草创状态,这部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原创力,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金瓶梅词话》(此后通常简称《词话》)成书于16世纪末,首次刊行于1618年。[1]它设置在北宋时期,以一位毫无来历的商人西门庆为主角,在前所未见的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画卷的背景上,讲述了他从发迹变泰到自我毁灭的个人史和家庭史。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叙述方式而言,《词话》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章回小说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部长达百回的里程碑式的章回巨制,并非自成一体、独立成篇的作品,而是从《水浒传》的母本中衍生而来的。尤其是小说的开篇十回,出自《水浒传》第23回至26回武松打虎和杀嫂复仇等情节,也由此引出了《词话》的主角西门庆和潘金莲。可以说,《词话》正是依附在《水浒传》之上,并以它为起点和基本素材来启动自身叙述的。没有《水浒传》,一部《金瓶梅词话》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章回小说中英雄传奇叙述的奠基之作。它源出史传,又历经说书传统的洗礼,以大于生活的传奇人物为主角,叙述了他们个人的江湖历险,聚义山林和疆场征伐,因此与朝代的兴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都绝少相似之处,更难以相提并论。然而问题正在于: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划时代的《金瓶梅词话》,为什么偏偏从《水浒传》脱胎而来?不仅如此,在《词话》中,《水浒传》自始至终,如影随形,这一现象应该如何来描述和理解?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对于把握章回小说的特性及其在晚明时期的历史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说到《金瓶梅词话》,学界往往参照西方小说史,将它视为中国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而写实小说所处理的,首先是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mimesis)再现(representation),以及由此而来的似真性或真实性(verisimilitude)等问题。可是《金瓶梅词话》却不尽然,它同时又成就了小说写作的互文性奇观,因为它征引、挪用和改写的文本成百上千,《水浒传》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已。的确,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部章回小说像它这样,将如此众多的前代与当代的文本和文体一网打尽。因此,《金瓶梅词话》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它与其他作品之间的文本关系,而不仅仅是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它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并非直接的、透明的,而是经过了它与别的作品之间复杂的文本关系的媒介,是通过这种互文关系构造而成的。本文正是试图从《词话》与《水浒传》的互文关系着手,寻找切入《词话》的途径,并探讨它在小说叙述方面的创新,揭示它在小说史上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一  虚构、置换与双关:从李外传谈起

 

《金瓶梅词话》的开篇出自《水浒传》的第23至26回,即以武松为主角的所谓"武十回"的开头部份。《水浒传》也写到西门庆和潘金莲,但他们都是配角,并很快就成了武松的刀下鬼。他们两人的故事因此变成了一段有头无尾的插曲,而且以死亡的名义,打上了一个句号。有趣儿的是,《词话》偏偏从这里开始它的叙述。它颠倒了人物关系,把武松变成了一个过渡性的线索人物,用来引介西门庆和潘金莲。更重要的是,它让武松在复仇的关键时刻,失手误杀了别人。西门庆和潘金莲奇迹般侥幸生还,一部《词话》才因此成为可能。由此看来,武松失手的片刻构成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的一个转捩点,也提示了进入《词话》的必经门径,值得认真细读。

《金瓶梅词话》第9回,写武松状告西门庆和潘金莲未果,径自找寻西门庆厮打。西门庆正在酒楼上与县里的皂隶李外传一起饮酒,见武松现身,便情急脱逃。武松错失良机,迁怒李外传,将他从前窗抛到了街心,"跌得个半死"。武松追下楼来,"兜裆又是两脚,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最有意思的是在场众人的反应:[2]

众人道:"都头,此人不是西门庆,错打了他"。武二道:"我问他,如何不说,我所以打他。原来不经打,就死了"。......此时轰动了狮子街,闹了清河县,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多说:"西门庆不当死,不知走的那里去了,却拿这个人来顶缸"。

 

所谓"错打了他","西门庆不当死",虽出自众人之口,听上去却如同叙述者在说话。而"拿这个人来顶缸",又点明了小说偷梁换柱的替换手法。《水浒传》中并无李外传其人,西门庆坐在酒楼阁子的主位,"对面一个坐着客席",生药铺的主管称他是西门庆的"一个相识",酒保管他叫"财主",但也只是"一个一般的财主"。总之,他无名无姓,也无关紧要。武松追至酒楼,当即斗杀西门庆,跟这位财主相识毫不相干。但《词话》恰恰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大做了一番手脚,不仅将他身份确定为衙门皂隶,而且坐实名姓,把他牵扯进武松的案子,最终替西门庆去死。《水浒传》写西门庆"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3]在《词话》作者的笔下,躺在那里的不再是西门庆,而变成了他的替身李外传。

但是,李外传之死对《金瓶梅词话》有起死回生之功:不仅西门庆金蝉脱壳,潘金莲也得以刀下幸还,而武松却因杀人获罪,被充配孟州,打入牢城。《词话》由此确保了它的主人公的性命,并且暂时消除了武松的威胁,终于如愿以偿地展开叙述。

不仅李外传的情节设计别具匠心,他的名字也另有所指。小说第9回解释道:[4]

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往来听声气儿撰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公,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那日见知县回出武松状子,讨得这个消息,要来回报西门庆知道:武二告状不行。一面西门庆让他在酒楼上饮酒,把五两银子送他。

 

对李外传的这一段介绍采用了插入语的形式,粗暴地将"且说"一句拦腰截断。就这半句话,直到介绍完毕,也没补上。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十分罕见,与《水浒传》的原文相比较,显然留下了《词话》作者强行介入的痕迹,也迫使读者中断阅读的连续性而给予额外的注意。[5]那么,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

据叙述者说,李外传不过是一个诨名,原名不详,想来也不重要。在《金瓶梅词话》中,除去来自《水浒传》和典出史传的人物,人名大多出自作者的杜撰,而且正如所有的诨名,也都别有寓意。如西门庆的十兄弟当中,吴典恩,谐音为无点恩,卜志道,犹言不知道,常时节,即常时借,而且有借无还,应伯爵,即白嚼人,兼有耍嘴皮和白吃白喝的意思,云离守,又作云里手,言其好顺走别人的东西,犹言"看不见的手",都是绝妙的双关用法。[6]白来抢,索性就是大白话,无须解释。花子虚,暗示此人本不存在,或不久于人世,正像蒋竹山,即将被逐散一样。《词话》沉溺于从谐音词到拆字法等各色各样的语言游戏,花样百出,乐此不疲。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来看,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都堪称史无前例,因此也在小说史上,划出了一道新的分水岭。[7]

同样利用了双关谐音,李外传这个诨名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法,或暗示这一人物的行为方式,或揭示小说叙述的形式特征和修辞手段:一是"里外传",奔走于衙门内外,通风报信,也因此承担了传递消息、制造事端、 聚集人物和勾连情节等小说叙述的多重功能。事实上,传话正是《词话》构造日常生活叙述中"人物场域"的关键手段。而这一手段在小说此后部分中的重要性,已经通过这一人物的命名而做出了响亮的预告。[8]二是"里外赚",身为衙役,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上下其手,里外通吃。[9]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往来于衙门、行院与富家子弟之间,"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或"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顽耍",与李外传这样的人物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属于同一个小说世界。其三,除了谐音之外,"传"字也可读成"传记"的"传",因此又衍生出了一个文体的命名,与《词话》的自我定义密不可分。

传分内外,自古而然。《黄帝内传》、《汉武内传》和《飞燕外传》,皆其例也。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黄帝内传》列在史部传记类:[10]

 

《艺文志》以书之记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余则属之小说,然其间或论一事、著一人者,附於杂史、小说皆未安,故又为传记类。

 

在前人的著录中,内传和外传往往都被视为小说家言,虽然有时也列于杂史和传记类,但不入史部主流。[11]那么,内传与外传的区别何在呢?为正史之外的人物立传,或在正史之外作传,且广收逸事传闻者,通常称外传。此外,古人解经也有内外传之说,诠释经义者称内传,如《汉书·艺文志》有《韩内传》,为韩婴解《诗》之作,《左传》又称《春秋内传》。而博引事例,推衍本义,则为外传,如《韩诗外传》或《韩外传》。称《国语》为外传,亦与此同理。[12]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外传犹言外编,与内编相对而言。

《金瓶梅词话》中的李外传,毕竟不等同于内外传,但借助这个虚构人物,并且以"传"为名,在小说内部暗示了一个里外的分野,却别有一番寓意。其曰外传,正是相对《水浒传》而言,因为李外传这一人物是在"外传"的名目下被虚构出来的。只有在《词话》中,武松才遭遇了李外传,但他们却属于不同的小说文本:武松来自《水浒传》内部,是"内传"中人,而"李外传"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外传"人物,或者说是一部《水浒》"外编"中人。[13]关于他的叙述,既不见于"内传",也有异于"内传"。

由此而言,尽管《水浒传》仍多少承袭了史传传统,《金瓶梅词话》则非"外传"或"外编"莫属了:首先,李外传这样一个里外串连的衙吏形象,原本不见经传,微不足道,但在"外传"或"外编"这里,却变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其次,与《水浒传》相对照,《词话》一方面无事生非,杜撰了李外传及其无可理喻的意外死亡──一个虚构的符号,应运而生,又随手被抹掉;另一方面起死回生,让西门庆和潘金莲得以侥幸完成他们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一生一死和死而复生,才成全了一部《金瓶梅词话》。不难看出 ,《词话》专在《水浒传》山穷水尽之处做文章。它之所以能绝处逢生,凭仗的正是坐实凿虚、无中生有的外传笔法。而李外传恰好为《词话》设置了这样一个小说虚构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后出的崇祯本《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如此公然的虚构陈述感到不安,在"此时哄动了狮子街,闹了清河县"后,特意加写道:"街上议论的人,不计其数。却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倒都说是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14]对崇祯本的这一改动有不同的理解:崇祯本旁评曰:"脱卸得妙。"清初评者张竹坡批曰:"为《水浒》留地步也。"[15]张竹坡又在第九回的回前评中指出:[16]

 

故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

 

从表面上看,崇祯本在写到李外传之死时,承袭了《词话》的说法,但又为《水浒传》打了一个圆场,犹言《水浒传》中的西门之死也"聊备一说"。但实际上,它在暗中跟《水浒传》较劲儿,一口咬定西门庆的这两个不同结局,自有真假对错之别。所以,张竹坡的上述解释并不到位。在崇祯本的叙述者看来,西门之死出自"街上议论",未经核实,以讹传讹,因为众人都"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我们从《水浒传》中读到的这一说法,自然也就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17]相比之下,只有李外传之死,才是唯一真实可靠的说法。可见,崇祯本仍然坚守史传的"征实"策略,以真理陈述为依据,并由此来确认它小说叙述自身的权威性。

            实际上,崇祯本《金瓶梅》不仅要在与《水浒传》的较量中占上风,也尽可能跟《金瓶梅词话》拉开距离。它沿用了《词话》中的李外传一名,却未解其义;它的"征实"陈述,与《词话》以"外传"自居的姿态更是大异其趣。《词话》通过观众之口说西门庆不当死,讲的是"应然"之理,李外传之死不过是替西门"顶缸"的小说虚构的替换修辞而已。崇祯本把这两句一并删去,还愣说街上众人都弄错了,误传"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而依照崇祯本的史传"征实"标准来看,《词话》中的"顶缸"说,不仅画蛇添足,根本就是自作聪明,有不打自招,授人以柄之嫌。《词话》不乏机智的虚构设置和文字暗示,到了崇祯本那里,就变成了问题的所在,务必纠正克服而后快。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分野,由此可见一端了。

            除去利用置换修辞而有意虚构杜撰之外,《金瓶梅词话》还假借李外传这一命名,暗示小说自此转入了由双关语和谐音词所组成的隐喻性的叙述世界。它提醒读者注意,从《水浒传》衍生出来,而又自立其外并与之分庭抗礼的《词话》,是一个精密复杂的语言建构,必须通过双关谐音等方式来破译它的语言密码,揭示它的深层寓意。这正是《金瓶梅词话》的奥秘之一:它令人惊异的智性机巧,隐涵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文字象喻的细致安排当中,因此也无法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

 

                                    二  从阳谷到清河:一个寓言的命名与设置

 

《金瓶梅词话》不仅编造了李外传这个人物,让他替西门庆"顶缸",并赋予他一个多重寓意的名字,而且还将小说的地理背景从阳谷县转移到了清河县。这一改动看似寻常,却不无寓意,也并非偶然。

《水浒传》告诉我们,武松本是清河人,但打虎和杀嫂都发生在近邻的阳谷县。可是《词话》却说武松是阳谷人,又明目张胆地把阳谷县的景阳冈给搬到清河去了。武松从景阳冈下来,接待他的不再是阳谷县令,而换成了清河县令,连武松本人也在清河做了都头。《词话》第1回写清河县令对武松说:"虽是阳谷县的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我今天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盗贼,你意下如何?"[18]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23回中阳谷县令之口,但把阳谷县和清河县掉了个过儿:"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19]在《水浒传》中,武大因受邻里欺侮,不得已从清河移家阳谷,《词话》却顺手编了一条不大靠谱的理由,让他从阳谷迁回清河:"自从与兄弟分居之后,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20]甚至连这条紫石街也同武大一起从阳谷搬到清河去了。同样,阳谷县的西门庆也摇身一变,成了"清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21]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人带地方,都未能幸免。为什么《词话》的作者偏偏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费手脚,跟《水浒传》对着干呢?

如上所述,《水浒传》也提到了清河县,但一笔带过,形同虚设,着力实写的是阳谷县。实际上,这个清河县原系子虚乌有之乡。[22]在当地的版图上可以找到阳谷县,却找不到清河县:从地理方位来看,阳谷县东界的邻县,当为今天的东平县,旧称东原县(即明代东平州的州城所在地),而不是什么清河县。在这个特定位置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地名,是小说家虚构的结果。[23]在《词话》的后半部,尤其是西门庆死后的部分,清河的地理位置变得游移不定,与周边城市的距离也时远时近。这再次表明此处的清河是一个虚构,甚至在小说自身提供的版图上,也很难一劳永逸地确定它的位置。[24]《词话》承袭《水浒传》而来,但在地域空间的选择和设置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虚写实有其地的阳谷,坐实无中生有的清河。进而言之,从阳谷县搬入清河县,也就意味着从《水浒传》及其所属的史传叙述中撤出来,进入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具体来说,《词话》从一个有历史根据、也可以验证的地点,转移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空间,并且把它写得细节充盈,逼真可信,煞有介事。这正是关于小说艺术的一个声明,也是小说艺术的一个胜利。可以说,正是借助了地域空间的虚实转换,《词话》对自身做出了一个定位。而这个自我定位又是通过它与《水浒传》同中有异的互文关系而得到确认的:作为一部"外传",《词话》属于子虚乌有的虚构世界,跟《水浒传》的史传出身和实有其地的空间设置,划出了一道分界线。因此,《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这里开头,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更不是绕远的弯路,而恰恰是凭借着《水浒传》的来历和对比,反衬自身的独特性,并由此获得了小说文本意义的全新层面和另类来源。

关于《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县,学界争议已久,主要问题是它的历史原型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对于解读这部小说来说,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是就小说的原型素材和历史经验而言,不重要则是因为虚构正是其意义所在,无须向别处寻觅。的确,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与阳谷不同,清河这一地名自有其源远流长的象征性。古谚曰:"黄河清,圣人出";"黄河清,天下平"。[25]《左传》引《逸周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又暗示了河清海晏的太平愿景,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26]显然,《词话》中的清河已不只是具体物质空间中的一座城市而已,而是以局部隐喻帝国的整体,因此也为我们解读整部小说提示了线索:清河的乌有乡并非乌托邦,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反乌托邦,因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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