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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按照中国西洋画家各自的留学和游学背景，一般可以产生不同的称谓习惯，留法的艺术家多使用“西洋画”和“西画”之说；而留日的艺术家则多使用“洋画”之说。 从文化意义上看，“洋画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源于西方的油画，正式以完整文化形态引进和渗透于中国文化生活之中，而在当时已趋国际化都市的上海，更使油画的活动和影响具有正规的国际意义。其所谓“时潮”，也正是指上海得近代文明之先声而兴起的新学之风，并由此影响洋画运动的发生。

女性在性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阴道润滑不足”(3.1%)“性交疼痛”(4.4%)，也不是“性生活无快乐”(10.3%)、“性生活无高潮”(11.6%)，而是“对性生活不感兴趣”(24%)，一直对性生活有兴趣的女性仅仅占到19.1%。

我们有很多法律人都在想象着一种独立性。在这种想象中，中国现阶段法制改革的困局和出路都可以一言以蔽之：虽然问题千万重，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

马英九這個政府沒有殺人放火、沒有重大貪腐，為何那麼快就失去人民的支持呢？最主要的原因當是這個政府平庸而又僚氣，平庸而又僚氣的政府，注定了缺少熱情，它無法聆聽人民的心聲，它做的事人民當然無感。

计算机蠕虫"震网"已渗入伊朗纳坦兹的离心机设施，导致设备在几周内自我毁灭，使伊朗10%的铀浓缩量提前耗尽。在它被公开披露（2010年9月）的几个月前，西方情报人员便宣称伊朗最早制成核弹的日期被推迟了数年。而直至蠕虫被发现并解析前，伊朗人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设备那么快就耗费殆尽了。

2012年3月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

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

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英美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德国的政治哲学包含了法哲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的理解康德的法哲学观点，他的法哲学观点其实是政治哲学观。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先要了解他的哲学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企业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化运营，到海外开展投资、兼并、收购境外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潮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投资界、研究机构、媒体呼吁中国企业应大胆走出国门，到海外购买去泡沫化资产，实现抄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此种热潮面前，作为海外并购主角的中国企业们却显得格外慎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屡屡受挫。从早年首钢在秘鲁的铁矿山投资遭遇"罢工门"坎坷不断，前几年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最终宣布失败，再到最近的中铝并购力拓折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障碍重重。 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上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并购活动，特别是跨国并购，本就是一个风险重重的领域。投资界业内人士认为，跨国并购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并购方面临着政治、法律、市场、技术、管理层道德等方面的多重风险。在一些热点敏感地区，并购方的设施与人员还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 对于希望参与国际化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在诸多风险之中，对项目本身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购方对被并购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管理层人员背景与风格、利益关联方可能作出的反应等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它包括但不限于： 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 并购对象的各类经营、合规风险 并购对象股东与高管层的职业操守、行事风格 并购企业员工针对并购的抵触心理及其可能反应 并购所在地的法律与政治风险 并购方竞争对手、行业协会等利益关联方的反应 并购所在地环保、劳工等NGO组织可能的抵触行为   尽职调查--国际通行的并购风险管理手段 对于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这些现实或潜在的风险作出全面深入地研判，难度非常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并购尽职调查"，是对并购过程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谓尽职调查就是：在企业股票上市和企业收购过程中，基于监管方或并购方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专业手段与分析方法，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审核。 在一个正式的大型并购中，尽职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了解被并购公司的组织和产权结构 （二）被并购公司的资产情况 （三）被并购公司的债务和义务 （四）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五）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六）税务状况 （七）管理层和雇员情况 （八）法律纠纷情况 （九）保险情况 （十）知识产权 （十一）环保问题 传统上，并购尽职调查作为一种由"法律审查"与"财务估值"为主派生出的调研框架工具，主要由投资团队、会计师、律师三方组成，其操作方法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收集研究各类档案文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公报、公司章程、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信用报告、财务报表等等。 2、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财务、营运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3、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查 4、访问行业专家、同业协会，以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专业的分析与评述。 并购尽职调查的流程：对于一项大型的涉及多家潜在买方的并购活动来说，公开的尽职调查通常需经历以下程序： 1、由潜在买方指定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通常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并购方的投资项目团队）。 2、由潜在买方和其聘请的专家顾问与卖方签署"保密协议"。 3、由潜在买方准备一份尽职调查清单。 4、目标公司在卖方（通常是母公司）的指导下，按照尽职调查清单把所有相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并准备资料索引。 5、指定一间用来放置相关资料的房间（又称为"数据室"或"尽职调查室"）。 6、潜在买方按照一定程序可以阅读复印数据室中可以披露之文件。 7、在并购信息披露协议的框架下，潜在买方针对并购对象的管理人员、市场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访问座谈。 8、由潜在买方聘请的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作出尽职调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根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进行分析和针对性地建议。 9、由买方提供并购合同的草稿以供谈判和修改。 应该说，国内企业现有的绝大多数并购尽职调查的范围、内容与流程方法基本是按照以上模式开展的，它也反映了尽职调查的以下基本特点： 1、尽职调查是法律、财务审查与各种公开资讯收集、分析的结合，是一种公开的调查研究。 2、鉴于并购活动涉及信息、数据量非常大，可能引发风险的因素各种各样，所以按照惯例，并购尽职调查属于一种承担有限责任的程序化"尽责调查"，尽职调查的操作方只对委托协议约定的项目与流程负责，而不对调查结果承担无限责任。 博弈环境下的挑战--国内传统尽职调查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国内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受到国际投资界操作惯例的影响，也较多地借助了尽职调查这一工具，但由于国内大型并购经验意识上的欠缺，并购关联咨询服务产业的落后，在尽职调查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明显的问题，在复杂多变、博弈性极强的跨国并购中，效果更是远非理想，具体表现在： 1、部分并购企业自身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依靠专业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习惯尚未真正形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2005年，在国内通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TCL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经过一番考察后选择了以研发和销售体系见长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事业部作为并购对象。由于对并购后整合的难度与风险估计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TCL在并购启动前既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为整个并购活动进行规划，而且连常规尽职调查都未委托专业机构操作，而是只依赖企业内部组建的一个小组，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只作了很基本地了解，导致TCL对于并购完成后的双方管理整合、业务流程重组、企业文化的差异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起码的了解与规划，整个并购项目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核心人才全部流失、全面亏损而告惨败。 国内传统并购尽职调查主要依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所谓的"四大"）， 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尽职调查获取资料、数据主要依赖于被并购方提供的公开披露信息和能通过公开手段收集的数据库、档案信息，对于被并购方实态性的信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渠道，这对于全面客观评估被并购方的真实价值和风险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考虑到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特点与专业能力，它们的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法律与财务领域，单单依靠并购方本身的项目团队要对被并购企业的行业与市场风险、高管道德风险作出专业的评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市场环境、法律体系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环保、劳工等NGO团体干扰的机率更大，单单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开展的传统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被并购企业本身，侧重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针对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意图与可能干扰的评估基本是空白。 多数中国企业理解的尽职调查，或者说有能力开展的尽职调查都受限于被并购方的正式允许，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这使得并购方很难在并购真正开始前，就对潜在被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与风险因素有一个初步地了解，从而在多个候选目标中筛选出更符合己方战略构想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并购对象。一旦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后再发现重大风险因素或受到利益关联方的干扰，并购方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在投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这块也将承担高昂的前期费用成本。 中国商业环境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使得常规尽职调查难以有效开展。 以国内创投市场为例，随着大量民间资金涌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一时间出现了天量的本土创投机构，这些投资机构大多对尚处在早期孵化或发展期的企业不感兴趣，而直接把投资目标锁定在已经接近上市的企业，这样一来创投机构之间的竞争自然极度激烈，侃价实力大减，要获得被投资方认可的所谓全面尽职调查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早期都有迅速把握机遇，孤注一掷地全力一搏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经历，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有时仍会延续"搏的就是机会"，而忽视风险、忽视系统化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思维惯性。 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介入是提升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效能的关键 基于国内目前并购尽职调查服务存在的缺失，结合国际并购业界的经验，我们认为通过引入专业调研机构，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提供基于并购项目层面的综合风险评估是提升国内并购尽职调查效能，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风险管理的关键一环。 （一）、就调研范围而言，第三方调研的调研项目可以设定为目标公司运营层面、目标公司决策管理层、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竞争对手和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四个层面，具体包括： 公司部分 目标公司的实态运营状况 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进行，是否存在影响其正常运作的各种风险因素或负面传闻 目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排名、声誉 目标公司在所在城市、社区的地位、声誉 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劳工或环保纠纷 公司管理层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的背景、履历、专业资格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在公司内各自承担的职责及其经营管理风格 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高管在行业内的声誉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犯罪、诉讼记录或各种的债务纠纷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 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 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政策态度（公开和私下的） 当地政治形势是否稳定，政府主要官员换届是否会影响已达成的协议执行 当地政府对外资是否欢迎，是否存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过于严苛的公开或隐形壁垒 当地政府的运行效率如何，是否有明显的潜规则习惯 当地治安形势是否稳定，是否有专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或商务人士的袭击或绑架 竞争对手与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 行业竞争对手对此次并购的态度与可能干扰手段（煽动政治抵制、呼吁安全或反垄断审察等） 被并购方员工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当地主要环保、劳工群体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这四大层面的调研项目基本覆盖了被并购企业的实态运营状况、高管可能的道德风险、竞争对手及其它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反应、乃至宏观的政治与安全风险，这就大大弥补了目前国内并购尽职调查主要局限在法律和财务两个领域的局限，对于影响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成败更直接的一些风险因素，如被并购企业实际资信状况、环保问题、劳资纠纷、利益关联方可能的抵制等将会起到前瞻性的预测，从而提前预见、化解可能的风险。 （二）、就调研方法而言，更具有深度、多向度的印证与现场感 一般说来，第三方调研机构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也无外乎以下一些手段： 1、收集研究各类公开文献资料 2、获得各类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 3、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调查 4、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5、针对被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6、通过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缜密地分析与评述。 7、通过所在地法院了解被并购企业及其高管是否存在任何诉讼纠纷 8、通过所在地政府、警方和各类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真实态度、被并购企业及其股东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府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任何关联。 对公开文献进行研究、以当地语言检索互联网信息，查询数据库，这几种方法是并购投资团队本身就能操作的，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实地调查能力、长期建立的情报网络以及专业的分析框架。在这些领域，第三方调研机构通过对目标企业工厂、办公场所、所在社区的实地调查；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深入而审慎访问（提供给政府的财务数据有可能造假，但来自被并购对象三家最主要的供应商、三家最主要客户的评价一般是准确的，也无从造假），挖掘被并购企业公开数据与文件后边的"行为逻辑"，勾勒出一个个更直观立体的"商业故事"，从而有助于并购方对被收购方运营历史脉络、现实处境、对并购的真实态度有更真切的认识。 就调研活动的合法性而言，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商业惯例对信息披露规定的程度不一，理解不同，使用以上调研手段获得信息的难度与深度会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以上这些调研手段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都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对于法律体系不透明，排外情绪比较明显的特定国家，如果对于某些调研手段运用的存在不确定，也可以通过寻找在当地的市场调研机构、咨询公司甚至私人侦探，以调研需求整体分解，分块外包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调查启动时间与启动方式更为灵活 传统尽职调查一般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第三方尽职调查完全由并购方指定，既可以在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前操作，也可以启动于并购对象的筛选过程中。通过对特定行业符合初步并购要求的企业进行全面筛选，可以让潜在的买家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且不会惊动被并购对象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由此，既可以起到前期保密、隐蔽意图的作用，又有更多的时间与回旋余地，从而制订更符合实际、更节约的并购计划。 （四）、专项分析工具将给并购活动的成功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1、并购谈判的竞争情报分析 在重大谈判过程中，如能对谈判对手的现实处境与谈判方案有切实地事先了解，无疑能在谈判过程中获得针对对手的信息单向透明，主导谈判的主动权。专业的第三方调研机构一方面可以深入收集被并购企业当前的运营实际状况、现金流水平与各种风险点（与公开资料相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预先收集被并购方主要高管、谈判组成员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之前谈判记录（风格）方面的资料，建立关键目标人员档案，在谈判前结合对谈判对手现实处境的分析，就可以预测出对方谈判组的几个可能谈判方案及其底线。如能引入行为科学模式分析，甚至有可能对谈判组成员的具体谈判策略与战术也作出较精确的推断。 2、监测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的态度变化，对可能的危机提供预警。 在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以及收购协议刚刚签订一段时间内，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所在国政治团体、国际和所在国主流媒体、环保、劳工NGO组织等任何一方的敌意都有可能对并购本身乃至并购后的有效整合带来程度不同的风险，甚至有可能直接破坏掉整个并购。第三方调研一方面在事先就将被并购方本身、竞争对手及其利益关联方针对并购活动的态度、动向纳入了调研范围，通过专业分析预测判断其可能的反应，帮助并购项目组预先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联方的态度、行为耘酿变化时，在所在国的各类媒体、网络论坛、交流群组中或多或少地会有所体现，建立在综合风险控制框架下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舆情监测软件和专业的分析人员，对正在酝酿的各种敌意、抵制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划分威胁级别。对于真实可信的抵制威胁，将结合线下调查力量深度了解其发起人与主要成员的背景、决心与能力，当地过往类似事件的处置经过，为并购方采取适当的措施提供一手的参考依据。 （五）、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第三方尽职调查就其调查的侧重点与分析角度而言，既关注风险，也关注机遇，因此更加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维习惯。 发展以情报调研为核心的民族风险控制产业时不我待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复杂而严峻，但从整体趋势而言，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来说，是危，更是机。海外大量去泡沫化的优质实体资产、矿产资源和拥有大批先进专利技术的科技公司，对于拥有良好外汇储备支持，制造加工能力强大，但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资源储备的国内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抄底机会。 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跨国并购，首先面临的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这里的风险既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风险，也包括微观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当地合作伙伴的道德风险，甚至是海外员工与设施的安全风险。坐到谈判桌之前，中国的企业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所谓"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做调查研究"，但在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语言的差异背景下，单单由企业自己去做调查，其难度、成本和效率可想而知，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提供帮助，因此这也就为包括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三方调研公司在内的专业机构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呼唤着中国民族风险控制产业的尽快成熟。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后果广泛而深远，但如果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那么在站历史的高度，多少年后我们来回顾今天，可能会发现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元年"！在危机中仍然心存高远，能为未来蓄势布局的中国思想者与行动者们，必将在下一轮经济复苏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李扬: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张平: 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王国刚: 经济运行资金面总体充裕；李雪松: 近半省区下调投资目标"多年罕见"；裴长洪: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十个问题；张平: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黄速建:部分行业存在极高准入壁垒；李周:高度重视农业"三非"问题

作者从“建筑艺术”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建筑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上，慎言与西方的“接轨”；从建筑的双重性和建筑艺术的层级性、公众性，论述了“建筑艺术”只是指称建筑中的“艺术性”。“建筑”作为整体，不可能是纯艺术，仍应以满足包括功能在内的物质性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艺术”。

访谈，英文

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

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吴冠中先生去了，我猜他去得一定心事苍茫。我这么说，来自我对他的感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深爱吴冠中先生的画，那时他画风正健，致力于将一股全新的艺术精神同时推入油画和水墨画两个领域。他属于那种在封闭的房间忽然打开一扇窗子的艺术家。然而...吴冠中先生去了，我猜他去得一定心事苍茫。我这么说，来自我对他的感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深爱吴冠中先生的画，那时他画风正健，致力于将一股全新的艺术精神同时推入油画和水墨画两个领域。他属于那种在封闭的房间忽然打开一扇窗子的艺术家。然而，我已经弃画从文，从文坛侧目画坛，先生一直是我的关注点。初识先生是在一年一度的政协会上。政协各小组的成员每届都有调换。九十年代初我被调整到书画家较多的一组。那组有黄胄、朱乃正、董寿平、吴祖光、丁聪等。吴冠中先生是我很想接触的一位。然而头一眼看到的先生却是"一脑门官司"。那时他正陷入喧闹一时的"《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中。造假者为牟取暴利，顶着他的名义，硬把他编造成这幅历史谬误之作的作者。一时惹得众说纷纭。这桩荒唐又丑陋的事对他伤害很重。既亵渎了他心中的艺术，又伤及了他的人品。他显得焦灼、彷徨、愤懑和痛苦，表情紧张，花白的头发缭乱地竖着，逢人便解释个中的黑白。一个爱惜艺术和自己品格的人应当受人尊重。我便出面邀请一些画家与媒体记者，在政协会议休息的时候，开个小会，大家发言，为他分辨曲直，抱打不平。先生在这场官司中被折磨了长长的两年时间。在官司获胜而了结的时候，他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黄金万两付官司》感动了我。他所说的黄金不是金钱，而是一个艺术家最宝贵的时间。他为什么执意与这强势的商业骗局抗争？我写了一文《为艺术的圣洁而战》，呼应了他。我说："这官司原是一场为艺术的圣洁与崇高的圣战。他打官司和毁画--他常常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毁掉，都为一个目的，即艺术的圣洁。这之中，容不得一点低劣，更容不得半点虚假。真善美，就是艺术家调色板上精神的三元素。艺术就靠着它绚丽迷人。"我在文章末尾还说，"谁也别再打扰这样一位艺术家了！"吴冠中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善良、单纯、自我、孤独。他处世低调，不善交际，生活上喜欢享"下等福"，推头习惯去找道边的理发摊。一眼看上去，就像房前屋后的老街坊。一次在北京的书市上为读者签名，他提着一个小塑料兜，里边放一瓶矿泉水，那天奇热，他便自带着饮水。他很少在热闹场合露面，所以没人认识他。待他挤进人群，在自己的座位中坐下来，人们一看桌签才知道这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当代的绘画大师吴冠中。他很少出头露面，偶尔出现在会场上，却很少发言讲话；他不善言谈，对绘画之外的任何话题兴趣都不大，谈起画却总是兴致勃勃。他曾对我讲述他一次油画写生归来，挤在长途公共车上，由于怕人挤蹭他的画，便把拎着画的胳膊伸出车窗，几小时过后，到了家，那条胳膊似乎不存在了，画却完好无损。这段事他对我说过两次，可见画是他的生命。他家中那个画室，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一间画室，只有六七平方米。他个子小，铺着毛毡的画案只有两尺高，更像一张单人床铺。桌上墙上沾满色点与墨渍。他那些惊世之作就是从这张再普通不过的画案上画出来的吗？就像最美的花最甜的果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他告诉我别硬叫孩子学艺术，因为艺术是没有遗传的。我笑道："艺术家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吴冠中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脑袋里整天想的全是画，还有不停地冒出来的种种视觉的灵感--这话不是他说的，是他的画告诉我的。他说我看过你的画册，你画画是不是不重复？我说从来不重复，并说我的不重复多半来自于文学，因为文学就是不重复的，也不能重复。作家怎么可能把写过的文章再写一遍，那不成抄稿子了吗？先生说，画重复的画我没有感觉，也没激情。这一点上，我受西方绘画的影响，西方绘画是不重复的，这可能与西方的文化"求异"有关。他这话给了我解读他的一把钥匙。吴冠中一生的绘画都在不停顿地求异。老实说，我更喜欢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在那一代学贯中西的艺术家中，中西融合是一个自动承担的艺术使命与文化使命，故而他提出"油画中国化"和"国画现代化"，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建功立业。他在油画中注入了中国文人空灵的诗境，他的色彩也极具中国文人的气质，这一点很难；在水墨画中，他将复杂的物象解构，经过符号性的提炼，再艺术地重构起来--这就使传统水墨进入从来没有的境界。吴冠中完全可以在这样的艺术成就中享受终生。他却偏偏还要改变自己。但要变就有风险，可能不被人接受。记得一次去方庄看望先生。他兴致勃勃地叫我看他的两幅新作--就是那种用油画形式来画的古画经典。一幅是韩滉《五牛图》，一幅是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他说他要画许多这样的作品，并一口气说出一长串古典名画的画名。他要开创自己一个怎样的新时代？他问我对他这种画怎么看，我说我喜欢您挂在厅里的那幅彩墨。我回避回答，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这种尝试。还有一次--这大概是我最后见到他的一次，他叫我去沙滩中国美术馆外的一家画店看他的"书法"，我去看了。显然这并非真正的书法，而是被他作为一种新的另类的"试验绘画"，我却毫无感觉。我想晚年的吴冠中是不是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却更加渴望从已有的形态中蜕变出来，他显得很急切。他这种急切表现在缭乱无序的线条，波洛克式的铺天盖地的色点，东一榔头西一斧子互不关联的艺术思考；他过多地着力于表面视像的变异与张扬，而非缘自心灵与深思。可是愈表象愈难走得太远。然而，吴冠中毕竟才华与禀赋都非同凡人。在那些不成熟甚至不成功的试验性的作品中，依然不断涌现出一件件惊世骇俗的精品，显示他过人的创造力。更令人称奇的是，吴冠中这样全然自我的画作，在绘画市场上却始终被充分地认可。他的画价可谓"天价"。但他从不担心由于自己过分大胆地去试验，而失去原有的面貌与风格，并祸及"天价"，因为他眼中只有艺术，没有比艺术更高的东西。他不顺从市场，可媚俗的市场却偏偏顺从了他。这样的例子在当世不多。照理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作品的价格与其艺术价值往往是不同步的。但有几个人敢面对心灵而背对市场？自从认识先生，正赶上那桩假画案，却因之得见艺术在他心中的位置。艺术在艺术家心中若不神圣，艺术家便很难走进艺术的天堂。先生为此一生，并建立了自己惟其独有、境界至高的艺术天地和审美世界，应说他已站在艺术的天堂里了。吴冠中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许多未完的艺术理想和遗憾走的，带着许多愤世嫉俗的心绪走的。晚年他对艺术环境以及相关的机制说过一些直了了批评的话，不管这些尖锐的话在当时怎样说是道非，现在都静静地留给我们了，等待我们来思考，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回答。以我对他的感受，他上路之时，一定对自己对社会心怀重重缺憾。任何真正的有良心的艺术家不会是带着一堆亮晃晃的奖杯走的，总是把苍茫心事，一半带走，一半留在世上。至于他的作品是否还是"天价"，我想，这与他生前无关，与他身后更无关。留下来的是他孜孜探求了一生的艺术。画价是写不进艺术史的，也放不进艺术天堂。放在那里的，还是深刻地记忆在人们心中的作品，以及他那小小又柔和的眼窝里执著、探索、倾注全心的目光。2010年6月28日 

根据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和所有者替身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一、建立一个多元化社会化的国家产权资本体系，提升大型国企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二、通过这样的改革，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全民共享的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和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文中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三位教授在《导言》中间说明本书的主旨：“当新的统治者试图拉平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时，以及当他们通过抑制市场和强制推行传统的苏联集体化社会主义来消灭混合经济、进一步加强教条主义政策时，最后却自食其果，地区、村庄、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产生了。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p8）读完全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三位美国教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窘境：他们要通过给人们讲述一个成功的集体农业村子的故事，来说明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一、五公集体农业的成就首先，由于集体化，土地不再私有，这就使得土地平整成为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也方便了耕作。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地表。由于县领导的介入，还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P230）1956年五公村开始了10年规划，平整土地并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P273）到1959年底，又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P328）仅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五公村增加了240亩宝贵的耕地，接近全部土地的10%，这是集体化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其次，饶阳的旱灾非常严重，“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P23）但“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打井作为平原地区最主要的抗旱设施，但所需的投资数量超过绝大多数家庭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抗旱能力不足（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旱灾带来的损害极端严重：“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而集体组织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能力，特别是土地公有制消除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打井可以进行合理规划，结果很短时间内灌溉事业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根据书后表格数字，1953年五公的灌溉面积仅仅450亩，到1958年已经上升到1500亩。（P304-307）抗旱能力提高，是集体化的第二项成就。如果说从前个体家庭的问题是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的话，现在看来集体农业的问题是投资能力过度，教授们准确地指出了“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P316）整体看来，除了增产之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成就也很可观，集体农业的成就都很大，而在五个这样的先进典型村庄就更为可观了。1949年之前，“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P40），单产水平只有150斤。根据教授们反复引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一书，五公大队的土地生产力在集体化20余年里有着惊人的上升，粮食单产有极为可观的增加，1952年亩产350斤，1955年463斤，（P79）1965年740斤，（P141）1975年1287斤。（P143）一方面是五公大队集体农业的可观成绩，另一方面是教授们拒不放弃先定的否定结论，这就决定了材料与所需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给作者带来了不小的苦恼：“第一次到河北访问，住了一个月之久，没有获得这些数据。”（p370）由于难以收集到合适的证据材料，《国家》一书就不得不在材料选择和运用方面别出心裁，大量运用中国宣传机构在否定集体农业时期的宣传材料，同时竭力贬低他们在五公所收集到的一手材料，甚至为了符合结论而更改这些材料，由此奠定了这本书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写作特色。二、作者们的困境和他们对两个五公的混淆为了完成论证过程，教授们很动了些脑筋，以竭力弥补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是把观察的时间段选择在1935-1960年，止点选在1960年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到每亩310斤。……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40）这至少可以让集体农业看起来不那么成功。如果说观察时段设计还算合理的话，那么，教授们说这一年“（1960年？）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试图引导人们形成“死人过多”的印象，这就不算很合理的证据了。在跟饥荒相关的问题上，三位学者只给出村中12位老人过早死亡的数据，而没有其它信息。假设三位学者在这么重要问题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我们看到五公没有一般饥荒情况下所造成的的儿童死亡。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们只回忆说当年村里死了十来位老人。五公大队1960年人口为1853人（P404-407），因此可以算出该村粗死亡率为6.4‰1。只有在1975-1980年之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5-68 的时候，死亡率才是6.35-7.32‰。2 因此，五公村在1960年时的粗死亡率与非饥荒年份预期寿命达65-68岁的比率大致相当。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五公的情况在1960年是糟糕的，反而成了饥荒年景死亡人数少于平均水平的反常证据。由于一门心思要找消极证据的愿望过于强烈，教授们保留了逻辑上的疏漏——在未能说明这一年死人数量少于平均水平的充分理由，而仅仅满足于加上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早早”去世的。粮食单产在集体农业时代，曾经大幅度增加过，这一事实给三位教授带来不小的困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与集体农业制度无关的理由，试图归之于上级政府的资金扶持。教授们努力之后，确实找到了上级政府有资金流入五公的证据，不过，这个资金扶持的证据并不符合需要，教授们只好偷换概念，把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的机构“说成是”五公大队本身，这样，即便五公直到1969年才自己拥有一台柴油机发电机，3 教授们也毫无顾忌地说省政府给了五公大量资金：“（1958年）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P315）结合这两处说法，很明显，1958年五公大队不仅没有电站、砖瓦厂和拖拉机，甚至连第一台柴油机都是到1969年才得到的。而林铁的200万投入，仅仅与设立在五公地域上的各个“非农业”机构有关，而与从事农业的五公大队——这是三位教授进行观察的对象——完全无关。为了给五公得到“特殊待遇”寻找证据，三位教授甚至说隶属于县级卫生局主管的“县医院分院”是耿老板的医院：“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P313）作为县医院的分院，饶阳县卫生局才是其主管单位，其收支都归属于县级财政，因此，这家医院既不是五公的“财路”，也肯定不存在“专区大量拨款资助”（除非这家医院是地区医院的分院）的问题，这种曲解事实的做法教授们竟然丝毫不想加以掩饰。作为观察对象的五公大队的集体农业，与建立在五公地域上的省属机构（河北省第一机器拖拉机站）、县属机构（县医院分院）乃至区级机构（五公公社）在损益方面相互独立，给拖拉机站的投资、医院的盈亏都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很明显，这些机构建立在五公的土地上，要占用五公的土地和人力，却不给五公大队带来经济收入。自称曾经19次到过五公现场，教授们对这些基本的信息应该是有条件了解的，但是，因为格外需要各种证据以坐实五公村的繁荣是得到上级“庇护人”（书中经常给出张克让和林铁两个名字）照顾的结果，所以只能是牺牲事实来为论证结论服务。就这样，教授们构建了一个“庇护人”网络，根据教授们的解释，集体农业的成败与中央政策无关、与农业集体组织的管理和规划无关、甚至与本单位的劳动者努力水平也没有关系，对农业繁荣唯一有意义的是庇护人网络，谁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就能够得到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得到好处。“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本书揭示了受惠赐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越变越大的。”（导言，P6）为了与这一隐含的论证逻辑相匹配，五公进行土地改良、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都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在各种零散的信息中间，读者很难得出完整的印象。除了暗中转换两个不同的“五公”概念以误导读者之外，三位教授还格外偏爱二手材料。一般学者只有在收集不到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材料，但三位教授则明确拒绝第一手材料。塞尔登参与教授编辑了《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主持编写的《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956一1967》和《The Sixty Articles on the Communes》两份体现毛泽东观点的第一手材料，但三位教授都不引用（三位教授频繁引用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对毛泽东与这两份文献的关系有着明晰的交代）。在抛弃了第一手文献之后，三位教授向人们兜售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据说是“毛泽东”的观点，诸如：“（1957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p290）“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p302）“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P305）而在毛泽东主持下产生的上述两份第一手文献中间，这几个方面的认识都是与三位教授书中间宣称的截然有别的。尤为讽刺的是，塞尔登教授收录了《Mao Tsetung，Letter to Team Leaders》（November 29，1959），在这封信中间毛泽东不仅表示自己完全不相信高产卫星，而且还劝说各地干部不要相信，但是，三位教授却在没有征引任何文献的情况下，就在书中断言“毛泽东急切地估计亩产量为2000到10000斤”。（p31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是编者的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这篇文献的日期原本是4月，结果在书中被注明为11月。为了给批评加上道义基础，教授们在书中设立“静悄悄的革命”与“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对比。这一次教授们没有捏造事实，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发生在五公村的、未遂的“搬石头”运动，这次运动源于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4 事实虽然没有出入，但教授们把这个运动作为“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当然体现来看待，则问题不小，至少运动发起人刘少奇也不坚持认为自己正确，而是在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迅速地参与纠正偏差的行动，因此，这个不正确的运动在五公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尚未来得及最后实施，就已经被下派的工作组纠正了。为了说明集体农业时代政策的错误和影响之消极，三位教授竟然考虑了“时光倒流”的逻辑——时间在后的政策可以用于解释先前出现的结果，他们都清楚是“1953年……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P216）然后把这一政策用以解释1952年的副业收入的严重衰落：“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本书完整地体现了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窘境，这看起来是由两个方面的人士共同造成的，首先是“中国官方”——正是他们向三位教授推荐了这个集体农业时代的成功案例给他们研究的，另一方则是三位美国教授——他们决心要给美国听众（晚些时候还包括中国听众）提供一个集体农业完全失败的故事，如果两方面任何一方愿意妥协的话，这个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其实，集体农业也没有保证百分之百的村子都成功，落后的典型也不是找不到，关键的差别是时间上的不同步，三位教授于1978年5月到中国开始他们的研究，但那时中国官方还没有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先进村子作为调查对象；从中国后来的政策演变看，如果不是教授们早于官方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年月——而是中国官方业已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政策的1982年来中国开展研究的话，中国官方肯定会选择一个类似于“小岗村”那样的失败村庄供他们研究的，那样就不会出现材料不能说明结论的窘境了，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材料与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进而避免教授们用各种蛮不讲理的方式去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在第一次调查（1978年）到《国家》出版（1991年）之间，时间跨度13年，如果教授们在1982年之后重新选择对象村子并搜集材料的话，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但是先前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变成一种“沉没成本”，无论如何都“捞”不回来了，要是更换研究对象的话，就必然要浪费“沉没成本”，所以教授们没有做这种“不经济”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国家》一书的基本写作特色——材料与结论不一致，为了弥补这种不一致，一方面是选择各种足以使材料失真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各种五公村之外的负面材料（包括教授们大量的负面评价和议论）去冲淡材料的说服力。三、美国的学术场域和学术人的立场选择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可以轻易做到对学生的作文严格把关——必须由材料说明结论，否则就判为不及格；但是，对于一个由许多教授、研究生等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场域而言，这种要求就缺乏外在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了。甚至，材料和结论不一致的现象还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学术场自身的逻辑去理解，而《国家》的写作特色，也要由美国学术场的逻辑及其变化来解释。布迪厄把学术场域看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学者作为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保守也好，激进也好，都是作为竞争的策略。((参阅《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对于本书的三位作者而言，他们的学术生涯恰好富有对照和验证这一理论的价值，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主流学术持激进批评姿态入场，高度肯定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国革命和随之产生的新制度，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转换为极端保守的策略——甚至在缺乏起码的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也要推销一种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结论，以确立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按照教授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导言，P16）“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P385）这种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从否定到肯定的回归，恰好见证了美国汉学这个特殊学术场域的视野变换——从前视野狭窄、激进派拓宽了观察视野、激进派消失并回归主流导致视野再一次狭窄，学术观察视野的狭窄化，与不宽容心态完全同步。《国家》一书出版于1991年，并对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实践采取完全批判的姿态，这远非偶然。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个知识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学术场域的转换标识：与从前任何时候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学术场中间对肯定美国制度实践的要求都大为提高了，与此紧密相关，学界对于另类的研究观察和制度宽容程度也同时下降了。而《国家》出版之后，还获得了1993年度“列文森奖”，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三位教授痛改前非、回归主流价值的褒扬，虽然《国家》一书被中国农民批评为充满了资产阶级偏见，在写作手法上材料与结论之间也无法一致，但胜在符合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尤其是符合1990年前后的学术场域要求，也许只有从美国学术场域出发才能理解：三位教授为什么要牺牲材料和逻辑提出另外的观点。在1995年新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前言》中间，三作者之一的塞尔登教授检讨了自己从前过高评价中国革命的错误，并指出了为什么需要反省以及如何反省：“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指中国革命）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需要“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学术场域的转换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资本量的变化，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学术人言说的姿态和策略。一个学术人从小资本（一个没有名望和地位的研究生）到大资本（名教授）的转换，本身就会诱导学术策略的根本变化。有人说，评价毛泽东跟评价拿破仑一样，每十年就要翻一个个儿，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都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学术场域却时时更新，随着学术人的成长和资本量积累，都需要重新阐释对象，这两者结合产生出“激进策略”需要并与主流学术保持自觉的距离时，我们能够看到新的研究视野和对不同制度价值的宽容姿态，而且学术场中间相对不利的位置会敦促激进学术人的谨慎（认真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和高投入（仔细搜集材料）；反过来，等到激进策略过时需要引入保守策略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反的情况。在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拥有的话语权份额，远远多出他们愿意付出的研究努力，这在一些情况下会鼓励滥用话语权。在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的同时，却企望保持在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上的发言权，那么，唯一的选择就编造材料和证据，而代之以想当然，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学术研究，在学术场域中间只有大资本才有这种条件，而三位作者都恰好有不俗的后续表现。2005年1月23日，在UCLA历史学系举行的研讨会上，Edward•Friedman捏造说：“毛泽东曾经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说没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共产党就不能打败国民党。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很惊人的。”结果，被一个华裔学者李放春当面批评为“完全是荒唐的（absurd）”5 2006年，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Michael Schoenhals在北京一次讲座中间，说起他读到这三位教授合写了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稿，其中写到1966年秋天的天津武斗，书中说每天夜里武斗过后，人们早上起来发现大街上有几十具尸体，对于这一惊人的描写，三位教授没有给出材料来源，Schoenhals教授说他对这本书的最后建议是：删去所有的注释，匿名以小说出版。6同一个布迪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7 特别是，当学术人选择一种“过度节约”（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策略时，滥用和编造证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屡屡出现，符号暴力就表现得格外明显——充分表现在逻辑维度上。虽然《国家》一书存在材料和结论不一致，作者在材料处理上严重失真，但从该书还获“亚洲研究协会最高奖”的情况看，“过度节约”没有影响学术场域的竞争胜负，以此而论，学术场域的规则本身，有时候适足以鼓励符号向暴力方向转化。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间，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舆论转换，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有着政府主导的明显痕迹。邓小平、万里和胡耀邦等领导人决心恢复家庭农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省部级的写作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负责雇佣学者来论证家庭农业优于集体农业，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其中的一位厅局级研究员。而一切同意和承认集体农业成就的文章，先是受到批判，随后是不准发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那些不同意见都被视为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遭到处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但美国学术场域似乎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转换力量是变化的投入产出比，只有那些最符合主流要求的学术研究者，才能够获得“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这样，与主流是否相符就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市场选择机制，只有那些符合主流的声音最优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获奖机会，从而获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提升学术地位的机会。当然，中国学术场域中间也是那些最符合官方主流政策要求的学术，最先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从而使得这样一群学者快速上升到学术阶梯的高位上，是他们拥有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间起作用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放大器来起作用。美国的权力精英直接介入学术场域的机会似乎少得多，麦卡锡时期有这样的例子，政客毁坏了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却提升了费正清的地位。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_________粗死亡率=当地年死亡人数÷当地该年年平均人数×1000‰。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07–309页。根据迈斯纳的说法，197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见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419. [↩]根据《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在1958年购买柴油机发电抽水抗旱，是与其他大队共有的，第一台应该是属于公社的资产。 [↩]李菁玉：彻底控诉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载1967年4月1日“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刘兵团第二支队”编印《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罪行》 [↩]《弗里曼谣言就是这么出台的》，http://sq.k12.com.cn/discuz/viewthrea ... 334342&extra=page%3D1[↩]2006年4月21日，Schoenhals教授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做了一场关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现状的讲座，在回答有关文革研究的提问时，说到他和麦克法夸尔的新书将于8月出版，并提及出版社曾邀请他审核三教授未出版的文革书稿，给出了这个评论，其时笔者正好在讲座现场。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

本世纪前期，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研究，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文化辩护。本世纪后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构想，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证和学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但是，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与目前西方学者的工作存在着阶段性差距。我们应当引进科技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丰富研究视角，跟踪国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扩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技史教育，提高语言水平。

Joseph Kahn 与 Mark Landler

“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打破了全球变暖的地缘政治。由于一些曾经在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现在都转移到了中国，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能够为自己日益减少的碳排放量而自吹自擂。然而，以中国为首，全球各国的碳排放总量实际上却在迅速上升，而非下降。为了发展重工业和满足不断扩大的内需，中国的自然资源，包括铁矿石、石油和木材已然告急。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使远如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自然环境饱受其害，因为中国需要从这些国家采购原材料并通过轮船运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