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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力斌: “问题剧”:被挪用的现实主义

艺术评论2011.2
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

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一维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近两年的电视剧是军事题材、谍战题材、古装戏、历史剧、翻拍剧多,而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剧”却寥若晨星。现实中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影视剧则“现实主义短缺”,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语境中,《蜗居》、《岁月》等热播剧才格外显眼。它们以直面当下中国的民生议题而拨动大众的心弦,它们所表现出的乌托邦冲动与批判色彩,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然而,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一种“特有的痛苦”[1],然而,住房问题成为中国大众关注的焦点,自有其特殊的社会语境。特别是2010年年初以来,房价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议题。《蜗居》因为触及“房事”而备受关注,所反映的都市普通人群住房难以及房奴、小三、爱情、婚姻等现实生活问题,释放了大量的公共情绪。有人说这是一个从房奴到小三的故事,有人说折射了凌厉的社会现实,有的说是草根的奋斗和迷失,也有人说是房子压垮爱情婚姻。各种解读,不一而足。《蜗居》似乎说出了房奴和“房奴后备军”的心声:做人难,住房更难。在绝大多数网友和观众的心目中,《蜗居》无疑是一部近年来少有的、说出了民众心声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问题剧”。人们认同这部电视剧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其痛快淋漓地提出了住房难的问题,呈现了房奴阶层的真实生存状况。
从收视率来讲,《蜗居》成功了。它成功地整合了都市普通人群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宋思明(张嘉译饰)的帅哥路线取得了完胜。作为一个佐证,制片商不失时机地推出的《蜗居》的“续集”《我是业主》,显然是继续征用《蜗居》所创造的市场品牌,挖掘其市场潜力。众多媒体均追随这样的认同,即《我是业主》是《蜗居》的续集,是继续关注“百姓住房问题”、“草民的窝囊房事”。《蜗居》俨然成为近两年来现实主义问题剧的代表作。改编自阎真小说《沧浪之水》的电视剧《岁月》,引人共鸣的地方则在于“人事”。梁致远迫于房子、家庭、地位等生存压力,最终放弃原来的操守,向权力和世俗妥协,上演了一出知识分子的悲剧。梁致远式的生存路径,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轨迹的真实写照。梁致远不但需要恋爱、升官,还需要房子。而在翻拍剧《江姐》中,叛徒刘合廷因为贪图大房子,挪用地下党公款,最终落入敌人的圈套。
可以发现,当叛徒、向官场屈服,以住房为核心的“生存压力”被解释为人堕落的原因。不管是小贝、海藻,还是刘合廷、梁致远,人人都需要物质条件,这就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现实”。
需要追问的是,《蜗居》和《岁月》是现实主义吗?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现实问题?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观念和逻辑?唤起的是什么样的认同和文化想象? 
《蜗居》和《岁月》的现实主义并不彻底,称之为“挪用现实主义”更合适。《蜗居》和《岁月》都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深入下去。《岁月》尽管在揭示知识分子堕落的精神历程上形肖神似,但没有推动思想上的突破。《蜗居》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现实,而是要搭乘现实主义之车,行都市言情之路。现实主义和问题剧不过是市场策略的一部分。《蜗居》仿佛一个深洞,入口处悬挂招牌“百姓住房问题”,入洞之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众文化流行元素:婚外情、包二奶、官场、商场,是两个男人(小贝、宋思明)和一个女人(郭海藻)的情感纠葛。
《蜗居》使我们意外遭遇了久未谋面的“高大全”策略。宋思明并非正面形象,他进行权钱、权色交易,与开发商勾结操纵房市,但在剧中他被表述为年轻帅气、儒雅稳重,对女性体贴入微、浪漫柔情,一副儒雅浪漫的白马王子形象。难怪网友发帖说,宁可嫁给宋思明,也不嫁给苏淳这样老实无能的男人。即使忽略这一话语的生产过程和背后的秘密,我们也能够体验到它的霸权性质。在这个日常生活被塑造成人生核心内容的时代,那些超越这种想象的逻辑都是可疑的。放弃宏大叙事,将英雄还原为欲望化的个体,是19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的最重要策略。
批判性弱化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软弱的女性。在权力面前,海藻总表现得软弱无奈,小鸟依人。由于海藻的软弱和情感倾向,小贝的悲愤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宋思明的插足也就情有可原,官僚和二奶的感情非但不丑陋,反而更浪漫、更迷人。表面上是他们的情感经验改写了爱情,实际上是资本和权力侵占了爱情的巢穴,并绑架了传统道德和广大观众。在《岁月》中,这一形象被喜爱梁致远的许小曼和闻局长的老伴所分享。同样是作者阎真,他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提供了另一个海藻式的软弱女性形象柳依依,单名字就传达出强烈的顺从意味。
更意味深长的是,《江姐》和《蜗居》两部题材完全不同的电视剧竟然分享了同一种叙事:托孤。宋思明托他妻子照顾好他和海藻的私生子,江姐在转移前嘱托彭咏梧的前妻照顾自己和彭咏梧的孩子。革命叙事悄然转化为一个感情/理智、姐妹/情敌冲突的当下故事。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了《妻妾成群》中的争风吃醋,仅剩下对现实逻辑的臣服和认同。也就是说,所有受伤害的女性不再是对体制的反抗者、质疑者,而成为同路人。
与2010年热播的另一类电视剧《苍穹之昴》、《万历首辅张居正》、《天地良心》等历史剧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蜗居》和《岁月》的意识形态含义。尽管题材和内容不同,但在唤起观众的现实感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历史剧通过光绪帝、张居正、祁隽藻等历史形象的政治故事,为普通观众提供了政治想象的平台,满足了大众的政治渴望。关于明、清宫庭政治斗争的电视剧,发挥了“三国演义”的功能,将历史戏剧化,将政治戏剧化,假戏真做,唤起了观众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官场、职场、情场、商场、进退、攻守、谋略、伎俩等等,分明都是现实的变形。与历史剧强烈的政治冲突相反,《蜗居》、《岁月》、《我是业主》等问题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的政治冷漠。对于现实矛盾只是点到为止,绕道而行。无论是《蜗居》所讲述的“从房奴到小三”的新民间故事,还是《岁月》的“从奴隶到将军”,都不过是借现实问题之酒杯,浇消费主义之块垒,最终变成主流话语与民间情绪的一次共舞。工薪阶层、房奴、草根除了做一场宋思明式的黄粱美梦外,一无所获。《蜗居》和《岁月》既没有开出治疗现实痼疾的药方,也没有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社会主体人群指出道路。《蜗居》等现实主义问题剧不过是挪用了现实主义招牌的、为强势群体披上人性外衣的温情脉脉的言情剧而已。 
 
注释:
[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师力斌:《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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