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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赵刚教授《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一文

《日夜书》的叙事结构承续《马桥词典》的形式实验，创造性地改造了列传体，并尝试以这一准列传体为框架，将“知青一代”的代际史作为整体来把握和叙述。同时，这个新的整体尚未以总体的形式存在，从而需要在碎片和潮流的变迁中探索。《日夜书》呈现了知青时期与“九十年代”之间的断裂，而对前后两个时期的整体性叙述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

我记得，[傅懋勣先生]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于约旦杰拉什与伊尔比德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数次讲演

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郭文景对王西麟批评的回应。

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从清王朝向民国的政治过渡能在半年内迅速完成，并避免了国家解体的结果，与北洋集团、满清皇室和南方政治精英的"大妥协"有密切关系。在宪法学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释这场"大妥协"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胡紫微）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 “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于2012年3月18日

本文考察1895 至1930年间，传统上被归结为文言文系统 的书面用语和以口头语或者白话文为基础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并讨论罗兰·巴特所提出的关于写作和文本的理论问题。

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产阶级衰落后还能维持吗？历史的未来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设性新方案。（1月6日更新，感谢观察者网提供中译文，译者：朱新伟）

戏曲现代剧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召唤革命接班人；对样板戏自上而下的移植和普及，与其说是对当年的革命群众的思想改造，不如说是面向下一代的情感教育。

1930 年代由顾颉刚等创办的 《禹贡》 半月刊，明确揭橥以中国地理沿革史研究呼应和激扬民族 意识的宗旨，同时也宣称坚持 "为学问而学问" 的朴学立场，如何协调 "价值" 与 "事实" 之关系，是《禹贡》 派学人内心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 "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 的方向调整，意义远超 过研究范围的拓展。《禹贡》 派学人把清理、批判 "强邻日本" 的殖民主义知识作为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 前提之一，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坚忍地坚持了学术自律的原则。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乡土文学论争中，王拓与陈映真同被余光中《狼来了》点名，而97年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时，王拓抛出《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此时他已从左翼统派转向台独。陈映真对此文展开批评。

如何来衡量集体农业的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是否集体农业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很庆幸自己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度接触了陈映真，进入到他的小说的大世界。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得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

黄纪苏最新的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批评的语气浓重，最后提出“我们一起走”，这里选读几段。序幕描写以及最后一幕的片段，以及一首歌词。

普林斯顿大学Lynn T. White III

199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每年固定前往拉萨及山南两地的春堆、路普岗、察巴拉、扎西林4个自然村，以访谈形式、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西藏信教居民的宗教消费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