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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 《禹贡》 派学人的 "疆域" 史观与日本的 "满蒙" 言说

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 《禹贡》 派学人的 "疆域" 史观与日本的 "满蒙" 言说

顾颉刚在《禹贡》编辑室办公

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0 期· 页231-242
1930 年代由顾颉刚等创办的 《禹贡》 半月刊,明确揭橥以中国地理沿革史研究呼应和激扬民族 意识的宗旨,同时也宣称坚持 "为学问而学问" 的朴学立场,如何协调 "价值" 与 "事实" 之关系,是《禹贡》 派学人内心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 "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 的方向调整,意义远超 过研究范围的拓展。《禹贡》 派学人把清理、批判 "强邻日本" 的殖民主义知识作为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 前提之一,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坚忍地坚持了学术自律的原则。
标题

一、问题的提起

1934年3月由顾颉刚(1893-1980)、谭其骧(1911-1992)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发刊,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份后来持续印行至1937年7月、共出版了7卷82期的学术杂志,以及由该杂志同人组建的禹贡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其意义并不限于参与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创建,[①]还有更多内容可以探讨。本文拟以此杂志为中心,考察《禹贡》派学人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观念与其所从事的学术知识生产之关系。

如同许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禹贡》杂志创办者顾颉刚在当时倡言研究"地理沿革",既是其考辨中国古史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也是他面对中国遭受的外敌凌辱所做出的悲愤反应。该刊《发刊词》在以"演剧"和"舞台"作为比喻阐述"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时,出现的下面这段文字,放在这样的脉络上理解,也就不会觉得突兀了。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样的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②]

这里说得很清楚,顾颉刚等《禹贡》派学人之所以决意要对"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并希望通过杂志和学会促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均为《发刊词》语),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沿革地理"或曰"历史地理"[③]学科本身,同时也在于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知识体系的构筑,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以此来确认"我们民族的成分"和疆域。《禹贡》半月刊第1卷刊印到第12期(1934年8月16日出版)时,顾颉刚通过《编后》的文字又一次表明了这一立场:

以中国历史之久,地域之广,无论如何应当有几种专门讨论地理和历史的杂志。何况当这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更应当有许多人想到考究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

在上引文字里,顾颉刚使用"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概念,基本不做区别和界定便随意置换,但始终是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强邻狂施压迫"等表述相提并举的,这表明,顾氏及《禹贡》派学人欲以学术研究进行呼应和激励的"民族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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