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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在这个时刻

作者简介: 黄纪苏
社会学家、剧作家。1990年赴美修社会学硕士课程,1993年回国,在社科院工作,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曾经编创的剧本:《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 、《我们走在大路上》。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胡紫微)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

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

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

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

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 “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

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

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于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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