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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上海国资》2011年第8期刊发时，因篇幅所限，有较大篇幅删节，在此发表的为原文，以飨读者）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面具背后》、《想象城市的方式》等。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变化，甚至是变得更糟。正是针对这种叙述，我们想问，难道三十年时间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留下的真是一片空白吗？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它在这个城市里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意识：为什么研究工人新村？就是因为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深历史痕迹。当时“上海故事”的讲法有两种。一种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另一种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影之外》。《霓虹灯影之外》讲的是所谓“华界”的历史，与《上海摩登》所讲述的“租界”相对应。这两种叙述里，上海是分裂的，要么是发达的、灯红酒绿的租界，，要么是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华界，谁能代表上海？在这两种对抗性的叙述之间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曹杨新村的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则和“文化研究”有关。当时，我们在王晓明老师主持的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和文艺学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引进文化研究时，往往把文化研究看作是西方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就像翻译介绍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等新理论一样，把“文化研究”介绍进来。而且“文化研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流行文化，NBA啊，麦当娜啊，好莱坞电影啊，摇滚乐啊，等等，相应的，引入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演变成了流行文化的研究，譬如小报、球鞋、减肥等等。这些朋友的工作当然非常有意义，一方面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研究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同步的一些文化现象。但这是不是中国式“文化研究”呢？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考虑的是，虽然用了沿用了西方“文化研究”这个名词，但更多关注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伴随着市场社会的来临，正在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因为和市场、消费、全球化以及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确实为运用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与新意识形态相伴的文化形式，其基础一方面固然是市场化进程极大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把中国内部一些原有的问题和状况呈现出来：譬如在“上海热”中，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描述；再譬如在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如果将今天的上海理解为一座“后社会主义城市”，那么如何在这种视野中重建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历史，工人新村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当然，如何把对文化现象的讨论、对新意识形态的追问和更具体的个案研究、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就是“流行文化”，有人翻译为“大众文化”，也就是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的文化；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文化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通俗文化”，有人翻译为“庶民文化”，也就是来自民间的、底层的文化，而不是麦当劳式的、好莱坞式的消费文化。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上，文化研究最早出现在英国，就是希望通过对“庶民文化”的研究，来对抗美国好莱坞式的流行文化。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像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前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所以，我们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希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研究来发现某种民众的文化和庶民的文化。更何况，工人新村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来自民间，它也跟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更直接的触动是，2003年7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名为“象形城市”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提出了究竟是石库门还是工人新村更能代表上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媒体上关于什么是上海的城市地标的讨论。就这样，工人新村就被重新带入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来，成为了话题。上海的住宅形式《上海国资》：工人新村在1949年之后才大面积出现，这之前工人住在哪里？罗岗：上海成为租界之后，这座城市最有特色的住宅形式就是石库门，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石库门这种住宅形式的出现跟太平天国战争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租界时期的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的标志。这个过程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一些讲。最早租界就是英租界，按照当时英国租界管理当局的规定，租界要求“华洋分居”，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在租界工作，但不能在租界居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浙一带有许多富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来了就要有房子住。当时上海租界有大量的洋行，也就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战争发生了，生意不能做了，但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要寻找出路，就投入到房地产里去了。英国公使开始还不准，商人就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库门房子。石库门是英国人投资的，但房客都是江南一带逃来的富人，所以石库门的内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带的民居，但由于租界空间有限，为了开发更多的房地产，石库门的外部规划则是参照西方的联排式公寓，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石库门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来了新式里弄房，新式里弄房要比石库门更加现代化，鲁迅故居就是很典型的新式里弄房；更好的当然是花园洋房，这样的房子上海现在仍然保留了不少；再就是公寓大楼，主要分布在上海的西区。这几种形式可以说是上海主城区的主要住宅形式。除了这四种住宅之外，并没有专门的给工人、穷人住的房子。穷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沿着长江的各条支流到上海来的穷人，他们依岸而居，有的住在船上，有的上岸自己搭了简易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棚户区”。当时的工厂也有一些专门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主要集中在杨浦区。这其中，我查的资料显示，不少是通过当时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给工人提供宿舍的企业也很少，所以这样的工人宿舍绝对数量很小，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棚户区。1949 年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据统计，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当时，全市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其中2000 户以上的4 处，1000 户以上的39 处，500 户以上的36 处，300 户以上的150 处，200 户以上的93 处。棚户区占地面积1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197500间，建筑面积322.8 平方米，共居住着115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对于新政权来说，棚户区的清除和改造，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必要举措。曾在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任教的陈映芳教授曾做过关于上海1949年后对棚户区进行改造的研究，她的文章中有比较详尽的棚户区分布情况，从里面也可以看出，住在里面的主要是工人和穷人。所以，在解放前，上海没有专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虽然解放前上海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看曼彻斯特、底特律这样的典型工业城市就会发现，都是有相应的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研究显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都没有建设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因为当时的工人主要是移民——或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或是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绝大多数是按照其来源地聚居的，就像今天在广东的情况，老乡们聚居在一起。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出现和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管理是与工厂中的流水线生产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仅加强了对工厂内部生产过程的管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对工人日常生活的规训上，也就是说，不只是对工人如何生产要管理，而且对对工人如何生活也有要求。因此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始大量兴建工人宿舍，以便于加强对工人的管理，这也必然导致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按照来源地聚居的格局，工人开始向工厂周围聚集，因为工厂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节省时间，一般会将工人宿舍建在工厂附近。这样的管理逻辑也延伸到了工人宿舍的内部空间设计和对工人日常生活、家庭的安排当中去，最后就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但上海在1949年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还是住在棚户区。曹杨新村的来历《上海国资》：工人新村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比如说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国有企业这些吗？罗岗：工人新村大面积出现是在1949年之后的，跟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联系以往可能是被狭隘地理解了，譬如说，我们会认为，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国家要给他们建房子住；还有人会认为，1949年之后，上海面临着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就要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给他们建房子。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概括地讲，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工人新村的建设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一直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对这个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和阐述，我只想强调一个方面，那就是共产党如何为群众服务，只有全心全意服务好群众，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是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不妨引用一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讲的“救国公粮”与“救民私粮”关系也类似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确实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工厂中从事生产，那就必然要求在新村中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世界”。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去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正是以这份报告的内容为基础，政府确定了一个以建造工人宿舍为重点的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方案。1951年8月起，进行建房的前期工作，共征用真如镇东庙前村土地225亩，9月正式开工兴建工人新村。次年5月，首期工程完工。共建成楼房48幢，计167个单元，建筑面积32366平方米。因这个建房基地靠近曹杨路，故定名为“曹杨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称为“曹杨一村”。又根据当时的住宅分配标准，新建住宅总共可安排1002户居民，所以也称“1002户工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解放初期新政权建设工人新村也是一种姿态，但这是一种创造新生活的姿态。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有一个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共产党的代表进到工厂里之后，要和资方代表争取工人的支持，但争夺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积极分子”，而是技术过硬、有群众基础的工人。小说中有一个女工叫汤阿英，她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已经结婚了，收入比丈夫高，在工人中间很有影响，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她当时生活在棚户区，条件很艰苦，下雨时炉子点不着，没办法做饭。资方要拉拢她，许诺的只是物质利益，譬如加工资，调离比较艰苦的工作岗位等；共产党却能给她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譬如汤阿英的婆婆一直不满意媳妇比儿子强，但共产党倡导的“男女平等”就给汤阿英的能干出色赋予了合法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工人新村的建立使得工人阶级的新“生活世界”得以实体化了，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汤阿英住进了工人新村。标志着共产党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所谓给工人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一方面指新村的设计理念和总体规划，譬如是如何规划新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譬如如何安排新村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住宅内部的“生活空间”的设计，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房型”怎样？而我们都知道，在“房型”的设计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控制、分配和使用空间的方式。透过“房型”这种具体的空间生产，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曹杨新村是在农业地带发展起来的，它较合理地利用了原有地块的特征，保留原址的一部分河流，沿河建成了贯穿新村的道路，再根据道路将新村分成不同面积的街坊。随着“曹杨一村”的建立，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有小学、图书馆、公共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大礼堂和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门房管所、公安派出所。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新村内道路分主次两类，主要道路宽21米，支路宽12米。工程造价，住宅部分约为人民币220万元，市政设施部分约为80万元。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曹杨新村从1002户发展到三万余户，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基本上都是以当初的总体规划为依据的。当初保留的河道，经多年连续不断的整治、绿化，如今不仅是新村地区主要的自然景观，也成为公众活动的主要场所，营造一个与传统城区住宅完全不同的居住氛围。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从小在曹杨新村长大，2000年以后才搬离那儿，以前我还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谈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体会，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弄堂里的孩子，一种是工人新村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小时候所居住的空间和周边的环境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不同的，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弄堂里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便利，但大多数弄堂里的房子空间比较狭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间比较大，这种空间还不仅仅指房子里面的面积大小，主要是他居住环境的公共空间比较大、业余生活比较丰富。我在普陀区档案馆查到一个当时选址的材料，负责选址的调查组在最后提交的报告里说，之所以把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建在现在这个地块，当然有很多原因，有意思的是特别提到，曹杨地区“毗邻大夏大学”，大夏大学也即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靠近大学，意味着教育和文化生活都可能上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当时选址时是有相当综合性考量的；再譬如说，上海第一班通宵公交车就是开往曹杨地区的，因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条件。这些规划虽然是针对工人新村的，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没有过的新因素。曹杨新村新建的工房，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可住大户4户，小户6户。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个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同一单元中楼上和楼下的居民各有一个大门出入，前后住宅的间距，相当于房屋高度的两倍，以保证住宅的采光、通风。成排的住宅之间留有空地，作为今后发展绿化或公共活动场所使用。按照现在的标准，煤卫不能独用，确实私密性不够，但当时新村的空间设计就是为了打破了“公”和“私”的界限。合用的卫生间、合用的厨房，更不用说户外的公共空间了，都提供了“公”与“私”交融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世界。有一部老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很好看的喜剧，讲的是户籍警察马天明相亲的故事，他是一个专做好事的警察，就是在曹杨新村拍摄的。在这个电影里，你可能会以为这不是上海，因为没有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城市外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内景变成了外景，曹杨新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天明本来是要去相亲的，但他“以今天我休息”为借口，在新村的人家中都可以走来走去，穿堂入室，帮人家做好事。而这一点在石库门、新式里弄房里是根本做不到，也没法想象的。对当下的启示《上海国资》：这个研究的现实性在哪里？就是说，这样的历史经验能否转化为现在的社会实践？罗岗：曹杨新村的试验成功后，逐渐从曹杨地区扩展到了全上海，形成了许多的工人新村，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曹杨新村也从曹杨一村逐渐扩展到了现在的曹杨九村。这个扩展的过程是很长的，不仅在整个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一直在延续，而且在1978年之后也还在延续，比如曹杨九村有些房子最晚是到1990年代之后才建成的。曹杨新村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完全是在一个单位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原来知道的工人聚居区多数是由各个单位建设然后再分配给自己的职工的，譬如钢铁厂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上钢新村，纺织厂也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棉纺新村。这样的工人新村多数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构成一个独特的“小社会”，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单位制度。但曹杨新村不一样，新村的居民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位，最早住进来的第一批居民就是全市的劳模。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曹杨新村是整个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是一个功能区，和一般的工人宿舍不同。这也决定了曹杨新村没有像沈阳的铁西区那样，随着改革的进行和国企的衰落而衰落，铁西区衰落之后，是被房地产商重新拆建、改造过了，而曹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大多数都没有被拆掉，就是因为它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功能区，可以跟周边的其它单位、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依附于一个固定的单位。当然，经过房改以后，这些房子都已经把产权转让给了居住在里面的人。后来经过产权的流动，工人新村绝大多数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居民主体不再是工人了，原来那种工人的“生活世界”也已经瓦解了。但这个过程的发生，更多地是因为它来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已经变了，而不是说它自身导致了自身的衰落。“当代生活，当代曹杨”是靠近曹杨新村的一个庞大楼盘的广告词，它高高耸立在曹杨路和中山北路口，气势非凡。这个广告好像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房地产广告的浮华和夸耀，而是以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对顾客肯定有吸引力的概念——“曹杨”——作为广告的诉求。这里的“曹杨”指的就是“曹杨新村”。它从传统的“工人新村”变成房地产广告的诉求符号，这意味着80年代以后“曹杨新村”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新村内部性质的转化，即从“新村”向“社区”的转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万户”工程的命运，拆除了“两万户”以后新建的公寓住宅已经完全商品房化了——用曹杨新村街道的官方表述是，从“以工人居住为主的老新村住宅区”发展为“曹杨新社区”。 而这种转变恰恰对应了80年代以后“工人”在中国社会地位的结构性调整。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媒体上曾经有过一场“谁更代表上海？工人新村VS石库门”的讨论，看上去尽管双方的观点互相对立，但都没有意识到“工人新村”作为一种住宅形式，如果不能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那还有什么“代表性”呢？有一位论者的说法也许过于直白，但却道出了某种不得不接受的真相：“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资本社会主义时代降临之后，赴炎趋势和唯利是图的市民受到命运的宠爱，擢升为上海的主宰。人们惊异地发现，“新天地”叙事修复了业已崩溃的市民记忆，令后者在石库门的还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梦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场建筑文化学的政变。”如果承认这种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像“曹杨新村”这样“工人新村”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作为可供参考、借鉴的历史经验却在今天这个“高房价时代”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譬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是否需要考虑不仅给入住者以一个基本的居住条件，还需要提供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世界？再譬如富士康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规模很大的工人宿舍，一个宿舍区可能就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为工人提供一个“生活世界”，而是把工人当成机器，工人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实际上是工作时间的延续，是整个劳动力从生产到消耗的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工人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休息，劳动是主要的，休息只是劳动的间歇，所以出现了“十三连跳”这样的恶性事件。这种潘毅教授研究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宿舍制”和我们这儿讨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新村”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得以形成的前提当然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从“劳动者”向“劳动力”的转化。

所谓"新穷人"，挣钱不少，但花得更多，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消费品而不惜将自己沦为"穷人"，是消费社会最称职、最卖力的成员。由于"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且越来越把个人身份等同于自我呈现于他人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身份焦虑也就必然滋生出对消费的过旺需求，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

亲爱的让-卢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我跟随西方共识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共识意谓：“我们必须保持对一切发生中的事情的控制。”我们必须与共识对立，并且展示西方轰炸机和士兵的真实目标绝非可恶的卡扎菲--他只是一个被主子认为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因而需要被除去的前代理人。因为轰炸机的目标明显是埃及的民众起义和突尼斯的革命，是他们出乎意料和不堪忍受的特点--政治自主性，亦即：他们的独立。（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校）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

介绍丁文江背景和思想。改原文一个错字，“丁文江或者是他的父亲已预感到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爬行” 当为科举。

1945年8月15日那天日本天皇究竟说了些什么？（本文做资料用，作者观点部分未录）

＊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11。〈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轉引自「人文與社會」網站，網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347張志強。2012。《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錦樹。2007。〈帝國，現代性與合法性：回應汪暉〉。《文化研究》5：190-198。劉小楓。2004。《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劉紀蕙。2011。《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閻鴻中。2006。〈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8：105-15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1] 在此，或許值得以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對照。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批判地指出，假若對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僅著重於哲學詮釋，則無異於將理學家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亦無法解釋理學家何以著意於對現實世界之秩序的關懷。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大抵是為了批判哲學化之宋明理學的討論過於強調儒學道統的系譜性，以及基於此道統的系譜性而過度地推論歷史的連續性，從而無法歷史地理解宋明理學。不過，亦有論者指出，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其實反映了其本人的自由主義的關懷（閻鴻中，2006：109，註5）。[2] 丁耘在對於汪暉的評論中說到：「我覺得汪先生貫徹的內在視野的企圖並未真正完成。為什麼這樣講呢？真正的內在視野，似乎不是從現代性出來解釋現代性，而是倒轉汪先生的整個敘述策略，以中國為基本視野來看待現代性。」（丁耘，2006：302）[3] 汪暉說：「這個內在視野不是簡單地以今釋古──以今釋古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以古釋古──這在歷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內在視野的邏輯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以古釋今的取向。我剛才提到我們今天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範疇的那些問題，在另一個歷史語境中是不能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問題來解釋的，例如郡縣、封建等概念在儒學世界中是一個有著內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機部分，只有通過這個思想世界，這個世界及其變化被賦予了意義，也才能夠被把握和理解。內在視野是不斷地在和當代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它提供了我們反思的視角。」（汪暉，2006：317）[4] 汪暉在他的魯迅研究中，曾描繪過魯迅的「態度」：「支配魯迅的文化態度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思想、學派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的、外來的）權勢的關係如何，他們對待權勢的態度怎樣，他們在特定的支配關係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的那樣做簡單的中西對比式的取捨。中西對比式的描述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根據，並為自己的文化構築了歷史同一性，但這種歷史同一性不僅掩蓋了具體的歷史關係，而且也重構了（如果不是虛構）文化關係。在由傳統和文化這樣的範疇構築起來的歷史圖景中，魯迅不斷追問的是：傳統或文化的帷幕後面遮蓋著什麼？」（汪暉，2008b：30）筆者認為，「內在視野」的方法，或可理解為是汪暉在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化、理論化呈現。[5] 黃錦樹認為，汪暉藉由「內在視野」方法以及「回溯的敘事」，為他在討論非漢族王朝的中國認同時，擴大了中國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而「這部分的合法性論述其實同時在論證中國作為一個──並非西方東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視野下停滯的，而是──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合法性的帝國（位居朝貢體系的權力中心），同時似乎也隱然論證它的重新崛起（現代中國在各方面繼承了清朝：版圖、多民族、地方制度、區域國際關係），企圖修復它在殖民帝國壓迫前的位置。」（黃錦樹，2007：193）在此，暫且不論黃錦樹將汪暉的討論放在中國崛起的合法性論證的脈絡中來看待是否合宜，黃錦樹的思考讓我們可以試想：在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中，究竟何者屬於「內」？何者又屬於「外」？假若，對汪暉而言，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屬於「外」的話，此際，「內」、「外」的區分，是否可能也延續了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思想與文化的競逐，從而轉變為「民族性辯護情節」的競爭？（劉小楓，1996：356）但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此際的「內」其實是由「外」所界定的，正如溝口雄三批評竹內好時，認為竹內好的「非歐洲」的視角其實正是被「歐洲」所定義的？（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2007：175）[6] 牟宗三的原文是：「冠禮所規定之成人只是一形式的成人，其規定亦只是形式地規定之，此即是王者禮樂中之成人，王者禮樂中之人倫。但由形式地成進至自覺地實踐地成則是聖者成德之教中的成人，成德之教中的人倫。」（牟宗三，1999：12-13）牟宗三在此所做的論斷，是針對那些將「成德之教」對比於「徒以傳經」或「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儒者，並認為後者乃是「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是並未真能了解儒家之本質」，故「儒之為儒必須從王者盡制之外部的禮樂人倫處規定者進而至於由聖者盡倫之"成德之教"來規定，方能得其本質，盡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實。此則必須以孔子為標準，而不能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標準也。」（牟宗三，1999：13）。「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反映出「從王者」可能具有服膺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意蘊，因此，當牟宗三批評這種未能了解儒家本質的觀點時，自然也可能暗示著對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反叛。[7] 當汪暉說「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時，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理性化」的視野中，「格物」被汪暉界定為儒學反覆爭論的主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在汪暉的文脈中，恰好是孔子思想所呈現出之「反理性化的理性化」的特質，才使得宋代理學得以延續此一圍繞著「格物」問題進行爭論的思想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汪暉在先秦思想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論述，例如，他引述莊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莊子·知北遊》）並對這段話做了說明：「"為物"的結果是物失去在自然秩序中的應然位置，從而"為物"之"物"已非"自然的"存在。在這裡，自然即仁、義、禮的狀態，非自然即非仁、非義、非禮而又以仁、義、禮的形態出現的形態。按照這一邏輯，"自然"範疇與應然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關，而"非自然"則表示應然秩序的紊亂，後者僅僅是不具有應然、本然、自然意義的事實。我們也許可以在前述排比句的最後加上"失禮而後物"的說法：仁、義、禮一旦脫離了自然本性就會轉化為不具備道德含義和價值之"物"-在這裡，反仁、反義、反禮亦即反自然，而反自然意義上的"物"即與自然之應然狀態相脫離的、作為事實的"物"。」（汪暉，2008a：263-264）[8] 必須說明的是，汪暉在此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來描繪理學，似乎有些問題，或說是有誤導之嫌，蓋「早期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抗的關係？汪暉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例如，為了抵抗宋代所可能萌發的「早期現代性」，而援引「現代性」來作為抵抗的策略，除了可能因此蘊含著某種肯定「現代性」之歷史目的論的意涵外，也不符合汪暉企圖從「內部」（而分「外部」）來進行批判的原則。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乃筆誤，而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反早期現代性的早期現代性」，若是如此，則此處的誤導之嫌就不存在。對筆者而言，筆者傾向認為這是較為單純的筆誤。[9] 在劉紀蕙的討論中，她主要地針對汪暉處理康有為、嚴復與梁啟超的詮釋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她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心態，或是超越國家的王道帝國主義，甚至是帝國殖民侵略之下第三世界的生存競爭，其實都說將了主權之內部系統穩定、區分敵我與持續擴張的理性結構，也牽涉了範疇與疆界的設定。然而，這種擴張式的主權話語邏輯卻自十九世紀以降穩固地占據並且滲透於不同形態的論說模式之中，成為不證自明而難以被檢視的話語位置。」（劉紀蕙，2011：48） 

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为古代于阗佛教遗址较为集中之地。2002年清理出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完整地呈现了于阗6-7世纪的绘画风格。该文偏重风格描述与分析。

《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从过去讲起，在印度也好，在西方国家也好，要了解中国，都有一道障碍，这障碍就是语文，语文的障碍。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本来很难找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国要透彻了解中国就得靠懂中文的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都吃香了。他们不管是反共还是亲共都从心里喊"毛主席万岁"

伊斯兰教入华并非单纯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这一观点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已有学者就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传播的不同方面作出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伊斯兰教的文化传播在整个伊斯兰文化在唐代所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所占有的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性质的问题，学术界目前尚无明确的说法。而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所应具有的地位等问题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从外交、商业、军事等方面追述伊斯兰教在唐朝活动轨迹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说明和分析，以祈方家指正。

罗森善于针对某部作品在音乐语言上最突出的个性方面——可以是和声－调性的、动机－主题的、对位－复调的、织体的、曲体的、体裁的、音响的、材料的以及所有上述范畴的自由组合或叠加，不一而足——进行“有话则说，无话则短”的鞭辟入里、专业内行的分析评论，从而打开了极其多样、多元的音乐分析批评空间，并从中体现出深厚的音乐学养与知识储备。

今年八月底，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欧洲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际研讨会。历史上，有一大批欧洲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探险者、记者等来到中国，写下了许多游记，不仅揭示了欧洲人如何看中国，而且通过他们的记录，为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对这批欧洲人的游记，中国已经有不少译介。但是，同时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臣很多，他们在回国后也撰写了不少反映中国情况的书。大体上，明代来华的所写为《朝天录》，清代来华所写为《燕行录》。这些著作还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除了崔溥的《漂海录》、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极少的此类著作有排印本，一般只在中国学者研究中韩关系的论著中被引用过。1笔者近两个月集中阅读了一批《燕行录》2，深感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史料极为丰富，特仅就浏览所及，略作介绍。                 　　　 一，独特视角下的政治状况          明代以来，朝鲜使臣在中国享受超过其他外国的优遇。3作为明朝的首要藩邦，朝鲜十分注意了解明朝的政局动态。出使明朝的使节通常都负有这方面的任务。朝鲜中宗遣尹希仁赴明进贺上皇太后尊号，就为他布置了详细的调查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宗叮嘱"此等事非必强问，卿其随所闻来启"。4这虽然可能是出于礼貌或别有忌讳，但却可能记录更真实的情况。清代中韩间使臣往还仍很频繁，据全海宗统计，1637-1894年，朝鲜向清朝派出各种使团607个。5朝鲜使团在清朝的待遇比明朝还高。明朝规定使团在京驻留期限只有40天，而清朝无时间限制，一般在60天左右。接触的面也更广泛了，这当然使他们的记录更全面。而明代以来"非必强问，随闻来启"的优良传统也为《燕行录》的作者所继承，并构成其独特史料价值所在。它们以了当时。     朝鲜使臣自凤凰城边门入境，从中国东北到北京，一路所见，往往都有记载。如金景善的《燕辕直指》从出疆开始，按所经过之处，分别立题标目，介绍各个重要的场所，对北京地区的介绍尤其详尽。其中既有大量的如《琉璃厂记》、《回子馆记》、《畅春园记》这样的专题杂记，又有不少《北京风水》、《城郭市肆》、《人物谣俗》这样的综述。既有上层的政治活动，又有下层的民众生活，相互补充，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完整描述。其他《燕行录》的结构基本上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记载在内容上未必超得过《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之类中国古籍，但是却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记录，而是从一个外国使臣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来华使臣与明代来华使臣的观念有所不同。《漂海录》作者崔溥来华经历较特殊，他是因意外乘船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地的。再由水路沿运河至北京，复经陆路到鸭绿江回国。他的《漂海录》，记述了明弘治初年及明前期中国的社会情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及市井风情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关明朝弘治初年海禁、海防、办理漂流案以及当时南北交通与防务的记载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6而在朝鲜使臣中，到过中国南方的不是很多，所以，他也就特别留意比较了南北不同的社会风貌。从自然条件、宅第民居、冠履服饰、文化修养等各个方面记述了当时南北方的种种不同，观察极为细致，有的虽只是片言只语，也值得重视。如其中提到"江南市中使金银，江北用铜钱。"就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现象。还有的记载则触及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在述及在山东鲁桥闸上所见：     有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刘以弹丸乱射人，其狂悖如此！这就反映了明代政治中宦官为害的严重问题。    从总体上说，明代来华使臣对当时社会政治肯定的倾向较明显。如赵宪的《东还封事》就从"圣庙配享"、"士夫揖让"、"军师纪律"、"听言之道"、"取人之方"、"操练之勤"、"黜陟之明"、"城台之固"等二十多个方面，称赞了明代政治与社会的积极面。据明天启年间安邦俊为此书所作跋语称："重峰赵先生以质正官赴京师，谛观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于东方。"所以，回国后即上疏，"以为我国当一遵明制"。其中有的记载足补史之缺。如在"取人之方"条下，作者有这样的记录：    臣窃见皇朝作人之路甚广，惟其有才者则不论其人之门地而用之，如孙继皋，葬师之子，而今为修撰；成宪，丫头之子，而今为编修；许三省举人，而今为山西道御史；其他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俱以举人贡士充补者，不可胜数。其他各条也对明朝称赞有加。当然，赵宪并非没有看到明代社会的弊病。在《朝天日记》中，赵宪记录他在万历二年（1574）六月二十日宿于麂洞彭文珠家时，与主人谈及捐税问题，就揭露了地方官吏搜刮民脂民膏。7但正因为作者看到了明代社会的严重问题，仍对明代政治百般推崇，其倾向性才更为突出。    然而，入清后，朝鲜使臣几乎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时中国的现状的。金景善《燕辕直指》就有这样一条对比：    按明洪武四年诏选州县诸生秀俊者入国子监。当时干戈甫讫，流离未还，犹得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监生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监生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今清御宇既久，海内升平，文教烜赫，生徒之盛应驾轶前代，而历视诸舍，十空八九，况值释奠，参享儒生不过四百，而皆满洲蒙古，无一汉人。汉人虽官至公卿不得家京城，则首善之地虽游学之士亦不敢居耶？抑有他意耶？    而李基宪的《燕行录》更刻意描述了一场严重的水灾过后，一路所见灾民衣食无着的惨状。    出于对清代政权的抵触情绪，朝鲜使臣还特别关注民族问题。《赴燕日记》（作者未详）中六月二十六日有一篇关于清代官制的对话，作者在拜访即将离京赴山东任县令的张某时，见到一些人，谈到了京官与外省官的问题，之后，又有这样一段对话：    余问："内朝满汉殊用否？"客答："有同有异。"问："同甚异甚？"曰："满人兼习文武，文可为武官，武可为文官，大抵习武为长；汉人则文自文，武自武，不为互官，习文为长耳。亦有武而为文官者，如今之陝甘总督杨太保名遇春、杨清恪超是也，间代一一见矣。"他们对满汉语言的使用也十分留心。《燕辕直指》卷六有如下记载：     清人皆能汉语汉书，而汉人不能满语满书，故凡阙中衙门机密事皆用清语奏御，文字皆以清书翻译。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故满人后生多不解清语，皇帝患之，每选年幼聪慧者送宁古塔学满语云。    李坤《闻见杂记》上也提到由于政府部门必用"清语"，"故汉人之出于仕路者，不得不学习清语"。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一、《蓟山纪程》卷五等也有类似记载。     不过，朝鲜使臣虽然从感情上不认同清朝，但他们在对清代政治持批评态度的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清朝社会的富足景象。如李宜显的《燕行杂记》中就对清朝建立后各地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载。如书中对沈阳、通州、北京等处的兴旺发达，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作了生动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上，一方面记载了清朝官员生活的豪华奢侈，如图纳宅邸建筑、陈设的气派、四川总督年希尧声称出资四、五万金，为皇帝构热河离宫等，一方面又记载了礼部内"连构之屋颇多门廊，皆颓落"的反常景象。     除了通过官方安排的活动，朝鲜使臣可以了解一些政府运作的动态外，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把握主要靠自己的细心感受与观察。就这一点而言，使臣搜集信息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朝庭在会同馆张榜："凡朝贡夷人不许出入市肆，与人交通，透漏事情。本国人亦依是例。"表明贸易活动其实也是使臣了解情况的一条渠道，对此，政府严加限制。虽然此法令只对朝鲜使臣网开一面，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从而了解更多的情况。8但这种自由也还是有限度的。徐浩修《燕行纪》卷三就记载"余闻武英殿新刊《皇清开国方略》，丙子丁丑间事实详备云，甚欲购得，而秘讳严密，无可奈何。朴齐家适往琉璃厂书肆，见不妆一秩，在册工处誊来数行。"可见使臣要了解敏感信息是多么艰难。     在有关政治的信息方面，塘报或邸报是使臣们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就记载使臣先后通过两份邸报了解了大学士、九卿等为康熙在位六十年请行庆贺以及康熙本人因内外交困而不同意庆祝的态度；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也记载了作者从塘报上了解到的官场上的腐败；金景善《燕辕直指》中记载了作者某天从近日塘报上得知有户部官所奏请饬次送铜片事，反映了当时白银外流，铜的需求量随之提高的现实；《热河日记》中，作者在旧塘报上看到了乾隆时琉球使臣的呈文，认定"今番我使数番呈文，当出塘报，流传天下。"《带经堂日史》中有作者看塘报上有中御史宗稷辰上疏称赞曾国蕃所荐人事，从而以此印证曾国蕃受人推许，并非偶然。诸如此类，《燕行录》上有关邸报的记载，印证了邸报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9。由于邸报在中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所以，这些记载可与信史参照，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只是，这些记载往往径言"译辈觅来"，没有具体交待获得邸报的途径，使我们对邸报的发行犹有不明。不过，崔德中《燕行录》还提到"逐日邸报亦用土板，其刻工之便易故也。"也是一条有关邸报刻印的重要史料。     朝鲜使臣还注意在与中国人交往中，随时了解有关信息。《燕途纪行》下《日录》就记载了一个叫金汝辉的人来谒见。金原为龙湾右族，丁卯之兵，合家被掳，今为清主亲兵哨官，频频来谒，暗传消息。一天，金又来谒，作者"细问燕京事情"，而金则将宫闱中秘事相告。如说："宫中贵妃一人曾是军官之妻也，因庆吊出入禁闼，帝频私之，其夫则搆罪杀之，勒令入宫，年将三十，色亦不美，而宠遇为最。"此类传闻，只能得之私下。事实上，使臣们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中国人打听他们关心的问题，各种《燕行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由于得之于个人，有关资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其史料价值不只在于它记录了什么，也在于它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的态度，而这往往是过去的历史叙述所欠缺的。     朝鲜使臣在评述中国社会政治时，还常与本国的情况相比较。如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四《科制记》就在介绍清朝科制的同时，与李朝制度作了对比。作者特别提到在考卷上有考官的数行评语，"虽在落科题品，谆悉使作者晓然知被黜之由，丁宁剀切，蔼然有师弟间训诲之意，谨严详核，此最可法。"可见其用心之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同时期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表述方式都会有所不同，相互参照，再将其与中国自己的记载对比，应当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对这一点的探讨，只有俟之来日了。                　　　  二，细致入微的社会生活     历史不只是朝庭政治，它也体现在一个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朝鲜使臣在中国还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相关的风俗民情，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社会面貌，在这方面，他们差不多是有闻必录的，因此，提供了不少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社会生活史料，今天读来仍饶有兴味。我曾对历史上"江西术士"（或称"豫章术士"、"洪都术士"）之多很感兴趣。在洪翼汉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一中，居然也看到了一条这方面的材料：     ......城内有星学者刘亨，洪都山人也，年前卖卜往辽阳。及辽阳陷虏，随毛督府渡江居义州数岁，由海路得达中土。业极精妙，算命无不吻合，众皆奔彼，乞得一言，决通塞死生寿夭。副使甚惑焉，余同副使试问之，果如所闻者。看来，江西术士的"执业"范围已远至东北。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燕行录》中确实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宝贵资料。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受到朝鲜使臣的特别关注。除了一般的经济问题如社会的贫富等之外，使臣们还敏锐地记录一些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如城市商品经济及手工业作坊的繁荣，就引起了使臣们的注意。金景善《燕辕直指》有一篇《帽厂记》：    帽厂者，造帽之铺。中国人所着帽子及我国之冠帽皆出于此，夜与圣申往见之。旧闻共有三铺，而今为五，或因生齿日繁，着帽者益众故也。每铺广恰为三四十间，当中置数座大炉，炽炭火，蒸炎熏人。帽工皆脱衣，只着单裤，有弹毛者，有取毛方造者......我人多约买，或至数千，立例于去时留约，回还时输来。    这一段记载相当具体地描述了当时中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及其经营情况。类似的史料在此书中还有一些，如《花草铺记》、《黑窑场记》等。在其他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热河日记》记录了毳帽铺情况，同样称："我国所着毳帽，皆出此中。"对沈阳、北京等地商贸的繁荣，此书也多有记载。     使臣们对当时经济生活的记录不是空洞的，也是与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朝鲜使团在北京除了完成政治外交使命外，还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即所谓"燕行贸易"。而参与使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在北京者有50余家，以郑、黄两家为最。10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对商人郑世泰有这样的描述：     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丽，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宫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其容貌瘦黑，甚没丰采，不似万金财主云矣。    《热河日记》卷四中也对郑家有所记录：     有言朝鲜商贾熟主顾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世泰只有一孙，男中绝色，幼卖场戏。世泰时伙计林哥，今巨富，见场戏中一美男子呈戏，心慕之，闻其为郑家儿郎，相持泣，遂以千金赎之，与俱归家，戒家人曰："善视之，此吾家旧主人，勿以戏子贱之。"及长，中分其财而业之。世泰孙身肥白美丽，无所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如果这些记载确实的话，联系起来看，一个中国商人家庭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就连续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了。    有关民间宗教信仰问题，也是《燕行录》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例如在许多书中都有关帝信仰的记载。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栅门关庙记》中说："盖其俗崇奉关帝，殆家尸户祝，而上至帝都至于市墟，村落皆建庙安塑像，其来已久。......屋凡五，皆有神像。第一安四五鬼像；第二安一座女像，主者谓以碧霞元君，即泰山神之女也，左右各安女像，乃其侍女云；第三安关帝像，扁曰'万古一人'；第四安一座黑面神像，扁曰'龙王宫'；第五又安关帝像，桌前排四神像，外门两旁各立赤兔马，......扁曰'富国裕民'、外扁曰'财神庙'。以关帝而称财神，大不可也。或曰：财神者，比干也。"形象地反映了民间信仰杂乱情形。而同卷《辽东关帝庙记》所记关庙的就有所不同，它是专祀关帝的，而且有嘉庆、道光御笔，显然要正规得多。在《蓟山纪程》卷五则记载：     家家奉关帝画像或塑像，朝夕拈香，店肆亦然，或曰非关帝像，即传说之神，为祈财用之赡足云。    李基宪的《燕行录》也记载了关内家家供奉关帝，"每朔焚香致虔，烧纸祈福，称曰'关老爷'"。《热河日记》中说："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徼，数家村坞，必崇侈栋宇，赛会虔洁，牧竖饁妇，咸奔赴恐后。"此外，李宜显的《燕行杂录》等，也都有类似记载。有些连语词都大同小异，也许是在因袭中有补充吧。事实上，清代是关帝信仰最兴盛的时代。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仅北京城，就有一百余座关帝庙。《燕行录》的记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朝鲜使臣在记录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不是只作为单纯的宗教问题来看待的。他们希望借此了解的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甚至有的作者还认为佞佛崇神，也是明代所以亡的原因。     除此之外，朝鲜使臣的记载还广泛涉及了日常生活的其他琐细方面。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对北京城的城市管理和卫生状况颇为赞赏：     北京城内凡通街僻巷，路左右皆作隐沟，使一城檐溜及行潦尽入于玉河，出城外。城内又不得畜鹅、鸭、羊之属，经此城中无沟渍，亦无粪秽，......人家无溷厕，二便皆器受而弃之，城内僻巷往往有深窖，即人家弃粪处也，满则辇出于田。    而《蓟山纪程》卷五记风俗亦极其详尽，其中有这样一段：     摇车其形圆恰容一小儿之坐，朱漆而画之，贯之以绳，悬于梁上之钩，置小儿于其中，使之摇摇不住，则儿之啼哭者辄止。    这种事无大小，有闻必录的态度，确实构成了《燕行录》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然，作者在纪录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往往也寄予了强烈的感情。如上书《风俗》条下就说：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一曰无等威，一曰贱名检，一曰尚货财，粤自崇祯后至今几二百年，闾巷之间或有微文小节之可采者，盖中华遗风有不泯者存欤。    闵镇远《燕行录》里也说：    入胡地以后，察其风俗，则专无上下之分、男女之别。奴主并马而行，不可辨识。仆隶与内主呢坐对话，妇女无论尊卑，杂沓于驿卒辈而不知耻，此固夷狄之风，而其中所谓汉人亦皆如此，岂习俗易染而然耶？    这些，与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他们的政治态度一样，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的。     由于不少《燕行录》直接记述了使臣们与中国人的交往过程，不只文笔生动，而且也客观反映了当时汉语口语表达的情况。如《热河日记》卷一中有一段记述作者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店主的对话：     余问："尔家计粗足否？"对曰："终岁勤苦，未免饥寒。若非贵国使行时，都没了生涯。""有男女几个？"曰："只有一盗，尚未招婿。"     余问："何谓一盗？"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岂不是家之蟊贼？"    这种对话，虽然可能经作者略加修饰，但人物的口吻还是清晰可见的。     当然，限于交往的时间的短暂，一些记录可能还是表面的。《东还封事》中《食品宴饮》条记载：     臣窃见中原之人无不节用，官员家供止以数器，自从私家所食，尤尚俭素，宴饮之际，酌以小钟，限其行数，不敢逾节乱性，荒废厥事。    但是，在中国的笔记文献以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也就是从明中叶开始，很多思想正统的中国士人对社会风气的去俭从奢痛心疾首。又如《燕辕直指》卷六有一条记载：     骂辱绝无丑语，其寻常骂话则曰没良心、甚么东西、贱汉。嫚语侵辱则曰王八滓子、杂种、狗滓子。其最发怒者不过曰天火烧火眼佛出世。如果作者接触过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或更多地接触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许对这方面的记录会更全面准确些。                　　　 三，日常交往中的思想碰撞     朝鲜使臣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们在与中国人、特别是学者接触时，还会从思想层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明代来华的使臣比较关心的是当时流行的王阳明心学。许篈的《朝天记》中就有多处与中国人讨论心学的记载。如有一次许篈与四位生员的讨论：     仆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之道郁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愿核其同异明示可否。四人者答曰：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    对此，许篈大为不满。他对王阳明的学说乃至功业，都加以批驳。后来，在与国子监监生叶本子讨论时，他再次明确地用朱子之学批判王阳明心学，认为心学是"释氏之流而不可训者"。只有在与陕西举人王之符讨论时，他才有得遇知音的感觉，大加称赞道："方今之人皆推王氏之学，以为得千古之秘，而之符独排之，可谓狂流砥柱也。"由于王学的大行其道，许篈深有感慨的说：    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    赵宪在《朝天日记》中也记录了他在与中国士人讨论时对王阳明的批判。11应该说许篈、赵宪等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看法是很有深度的。    由于在清朝朝鲜使团有更大的自由，除公事外，他们总是以私人身份广泛接触中国士人。在他们结识的人当中，既有赴试的举子，也有名儒硕宦。如有关纪昀的记载，在不少《燕行录》中都可以看到。12如《蓟山纪程》（著者未详）卷三记述了作者二访纪昀不遇事。其中叙信纪宅"从崇文门出，曲转而过五里许至其门，门小仅容一人"。虽然是事先约好了的会晤，却只有管家数人劝茶虚座为主客之礼，说是纪昀刚被皇帝召去。虽然这不是纪昀架子大，但也表明了他的特殊地位。徐浩修《燕行纪》卷三则记载了作者与在圆明园与纪昀的会晤交谈。交谈中，作者向纪昀询问了他校正《明史》、《大清一统志》的情况。纪昀还告诉作者，他家在"正阳门外琉厂（璃）厂后会同胡同"。而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记录了作者到北京的次日就去访问纪昀。在十余年，他们已见过面。此次相逢，交谈很热烈。纪昀向柳得恭介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及李调元、孙星衍等中国学者的情况。柳还访问了李鼎元等人作了广泛和深入的接触。他对当时中国学术宋学与汉学对峙以致"程朱之书不讲似已久矣"的局面颇有感慨，对纪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无微词。此外，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中也记载了与纪昀会晤的情景：      纪尚书昀，号晓岚，汉人也。乾隆嘉庆之际为文章宗匠，与东人酬唱最多。赵经畹秀三燕行时，遇大风雨于辽野，吹倒骡车于秫田。夜黑不辨咫尺，因经宿于田中。后见晓岚询问行中劳苦，赵说及此事。纪笑而起出一册子示之，略曰：余奉使五卢睦提国，一夕，见空中大车随风而下，人十余名，骡马十余匹。问车中人，则过古业口遇大风吹到此中，计其程途则八百余里。以此奏闻皇上，册子即奏文也。纪曰："若遇如此大风，将奈何？一夜秫田之苦何足提说乎？"仍相笑。    这段生动的记载表现了纪昀与朝鲜使臣间的亲密关系。如果把《燕行录》中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并与纪昀的诗文集中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记录相比照，无疑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位在清代文化史占有重要位置的学者。13事实上，《燕行录》中经常被提到的学者不只纪昀一人，翁方纲、阮元、黄丕烈、张问陶、孙星衍、罗聘等都与朝鲜使臣有过交往。其中也时有值得参考的资料。如《心田稿·留馆杂录》中又说：     翁方刚，号覃溪。文章笔法颇有盛名，与东人酬唱亦多，而专尚苏学，又崇佛法，贪财致富，中国士大夫鄙之。其子若孙零替不显。    显然，作者的这种记载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在此书中，还有一篇《应求漫录》，作者在开篇写道："留馆四十日，无可与语者。从中州士大夫游论经赋诗，倾盖如旧。古语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收为应求录。"在这种看似随意的交往，同样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中国士人的思想与心态探究。如作者屡次以"朱陆异同"的问题问这些普通的士人。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朱子主敬，陆子主静，俱是先贤，后生安敢赘说。""两公皆大贤，一从格致入，一从神解入，俱不可非也。"之类貌似持平之论，而朴思浩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无两是两非。紫阳之格致循性理而实迹（际）也，陆氏之神解养精神而顿悟也。以顿悟之说，安得比光明正大之圣道乎？"虽然"朱陆异同"是清初以来中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包括朴思浩的观点，如陆氏是否为顿悟之类，清初学者也早有讨论。14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有如此深入的钻研，实属难得。可惜，据朴思浩记述，在听了他的话后，对方却"微哂而不答。旁人亦以他说弥缝。观其气色，必似陆学者，而不能直问。"看来，出于礼节，有时讨论也难以深入展开。特别是在清代政府的高压下，士人在交往中有些话也是欲言又止的。以致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感叹真正的交流很难做到。为此，他还向其他使臣建议如何才能"眉睫之间诚伪可见，谈笑之际情实可探。"。也许是朴趾源极注意方式方法，所以，他与中国士人往往又深入的交流，其详细情况，俱见于《忘羊录》、《鹄汀笔谈》、《避暑录》、《避暑录补》诸篇中。    清乾隆嘉庆两朝，标榜实事求是的汉学进入全盛时期，朝鲜学者也感受到了中国学术风气的巨变。许多朝鲜使臣出于对实学的推崇，不满于当时一些中国士人的空虚。徐浩修在与中国学者交往中，就感到中国学者徒以声律学为钓誉媒进之阶，他在《燕行纪》卷三中批评就"稍欲务实者，亦不过掇拾亭林竹坨之绪余而已。"包括名气很大的翁方纲，他也有"空疏"之讥。而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也对清代士风、文风提出的辛辣的讽刺："在路上所遇秀才，绝未有能文可与语者，极陋无识。"因为他们只知道八股文章。他在丰润县曾寄宿谷碕家中，"谷碕为谷应泰之侄孙，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以文著名，而此人则不文无识。"在名人后裔身上表现出来的文化沦落，令李宜显痛心不已，他把这归咎于"胡人入主中原"。     在朝鲜使臣中，朴趾源的见解似乎最尖锐、深刻，他对清代也是充满了鄙视。《热河日记》卷二在提到中国究竟有什么可观之处时，引所谓上士语说："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澂（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误解，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令人想到鲁迅对清代学术的讥刺。在卷四，他又说清代朝庭"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更是对统治者的诛心之言。    应该说，朝鲜使臣对当时中国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以能坚守这种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满清的统治斥之以鼻。高宗三年（1886）高宗与闵妃结婚，为奏请清帝光绪的册封，李朝派出了赴北京的嘉礼册封奏请使，正使为柳厚祚，洪淳学被任命为书状官随行。他写了一首长约三万字《燕行歌》。这是一篇很难得的诗体《燕行录》。作者表现了他来到中国的欢快心情，也描写绘了在入境后所经历的一切，也抒发了对对曾经侵犯过朝鲜的清王朝是反感的。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有代表性，当他在清朝文士的接触中，面对身穿满人服装的汉人时，颇有感慨：    太常少卿，郑公秀者，骨格清秀。兵府郎中，黄文谷者，气宇轩昂。翰林学士，董文焕者，才高行正，享有名望。......人人皆是，大明后代，名门子孙，臣族后裔。削去头发，万不得已。含垢忍辱，当胡人官。羞此装束，心中愤懑。朝鲜之人，礼仪衣冠。一见及此，不禁欣然。亲如兄弟，相庆相欢。15     众所周知，清室统治全国之后，汉人官员不得不穿上满人的官服。而朝鲜使者却穿着受唐宋影响的、与汉装相仿的衣裳，使清朝的汉人官员深感亲切。李宜显的《燕行杂识》也记录了作者在康熙庚子（1720）年间出使时，在永安桥访问明朝国公维春后裔常玉琨时，问常："你是明朝子孙，独无思旧之心耶？"常答："已顺他人也。"但十二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却在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身上，发现了中国还有思汉怀明的人。这位山西生员在给他的名帖上，表示了一个"忝生中华"之辈对使臣"古中华礼服"的崇敬。李基宪《燕行录》则记载了使臣问一位祖上曾官于明而今又仕清者："尊所着衣冠是古制否？"此人答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既生于清，则不得遵制也。"由于朝鲜使臣经常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以致有的中国人对此产生了反感。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记载，一日使臣圣申经过庶常馆，这里是"翰林肄业之所"，"诸学士间数日辄一至，考核诗文"，所以想进去，而译官止之曰："旧时我人之入燕也，或至此馆讨论文史，近来则辄阻阍不得入。盖翰苑多古家名族，其文章见识皆非常品，与东人稍相亲狎，辄问曰何忍薙发左衽从官本朝乎？听者厌苦之，自是戒门者禁东人之出入。"不过，这种反感本身也证明了问题的敏感性。一般认为，清朝统治稳定后，汉人的民族意识就淡化。这大致没有错，但从《燕行录》的记载来看，不妨把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些。也许，这也有助于我们分析诸如蒲松龄、吴敬梓等人的民族思想。     明清两代，还是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时期。对此，朝鲜使臣也极为关注。李基宪《燕行录》中作者就向进士齐佣莲询问了中国人对西洋学术的态度。齐佣莲说："西洋人有西洋之教，吾等儒亦不愿闻，亦不愿学。"但"西洋不过能造宪书，故中华用此等人。"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士人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在《热河日记》卷四中，鹄汀则与朴趾源讨论了"地球"之说，他们的根据也颇有意思，用朴氏的话说："天造无有方物，虽蚊腿蚕尻、雨点涕唾，未尝不圆。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造，未见方宿楞星，则可徵地球无疑。"虽然这样的说法今天看起来有些幼稚，但也反映了中朝士人面对西方科技的一种态度。16                　   四，文学传播与影响的生动记录     《燕行录》的作者大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如《热河日记》等，本身就可以作精美生动的文学作品来看。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学也比较关心。除了清政府赠予的《全唐诗》、《元诗选》、《明诗综》之类总集、类书外，他们还经常出入琉璃厂等书肆集中的地方，购求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包括各种文学书籍。同时，他们也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并由此记录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料。     与朝鲜使臣对清朝的不满一致，《燕行录》中对清代文化乃至文学也经常表现出批评的态度。如李坤《闻见杂记》上指出清代文化缺乏创造性，他对"各样类聚尤盛"的风气很不以为然。在谈到明清之际以来文风变化时，更尖锐地说："盖诗则明季以来变于陈子龙，清初又变于钱牧斋，其本则专尚宋而乃反遗其骨理，挦扯其毛皮，弃其精深，描摹其陋劣，便又宋人之腐臭也。"     除了一般性的评论外，各种《燕行录》中还有不少具体的史料。如《热河日记》卷一记载作者因阻水困于一中国人家时，此人告诉他："舍亲折公新开刻铺，起号鸣盛堂，其群书目录适在橐中，如欲遣闲时，不难奉借。"据朴趾源记录，此书目只是些笔记小品之类。不过，其中提到李渔著小说《鬼输钱故事》，却是未见著录的作品，不知是否确为李渔所作，或书商托名之作。即便是伪作，也值得深究。此书卷四《避暑录》中，作者问尹卿当世最著名的诗人是谁，尹卿提到了他的老友袁枚，并为之写下了袁枚的《博浪城》：     真人采药走蓬莱，博浪沙连望海台。九鼎尚沈三户起，六王才毕一椎来。虎龙有气黄金尽，山鬼无声白璧哀。大索十日还撒手，如君终古尽奇才。    据查今人周本淳校点《小仓山房诗文集》17，此诗后四句与这里所引的有明显差异，作："黄金宫阙神仙远，白璧光阴山鬼催。此日西风如力士，当车还击布帏开。"如果不是尹卿记忆有误的话，他所写的也许是袁枚的初稿，这就对研究袁枚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资料。     《燕行录》中最值得重视的文学资料还是关于小说、戏曲传播与影响的记载。     《三国演义》、《水浒传》似乎是使臣们最熟悉的小说，18各种《燕行录》中经常提及。而到中国来，更令使臣对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三记载蓟州有一山"是为翠屏山，不甚高大，《水浒传》所谓杨雄杀潘巧云处也。山下有两石人，世传以为杨雄、石秀之像也，斯未必信然，而亦古物也。"卷四中则提到有人诵读《三国演义》"博望烧屯"一段，因为燕都地近张飞故里涿郡，使作者甚感亲切。卷七记载观看《风波亭》戏时，秦桧丑恶的舞台形象也令作者觉得"仿佛《三国演义》所画曹操状也"。 而《热河日记》卷一叙及作者一到中朝边境，就听到一位背他上船的船工开玩笑地说："黑旋风妈妈这样沉挑时，巴不得上了沂风岭。"同行的赵君笑道，船工的话很有深意，并解释说："所谓目不识丁，正道此辈。而稗官奇书，皆其牙颊间常用例语。"显示出小说在民间受到喜爱的程度。同书卷一《关帝庙记》又记载关帝庙中有数千人，"闹热如场屋"，其中"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叠钲。"卷二则记载了在龙泣庵前，"又有弹吹，方演《西游记》"，都是难得的民间说书资料。     戏曲方面的资料更丰富。对此，王政尧《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已有详细介绍，现仅就笔者阅读所及，稍加补正。徐浩修《燕行纪》中对清代宫廷演剧就多有记载。卷二载七月十七日记在演戏殿看戏，卯正三刻开戏，未初一刻五分止戏；十八日卯正十分开戏，未正二刻止戏等。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宫庭演剧的大致时间。而演出的剧目则主要是《天无私覆》、《鸿禧日永》、《玉叶金柯》等歌功颂德、吉祥祝愿戏。八月一日起在圆明园看《西游记》，大体上也是卯时始戏，未时止戏，但因为剧情复杂，所以连看多日。其中五日在演《西游记》的中间，还穿插了所谓"黄门戏"，实际上是一种杂技性的表演。这使得徐浩修很不以为然，认为在这种"天子高居，万国来朝"的正式场合，居然演出这种"淫亵"节目，实在令人齿冷。     在宫庭之外的戏曲演出更是兴盛。徐庆浩《带经堂日史》编四之二十日则记载了在中和堂戏楼看戏的经过。作者写道：     皇城戏楼非一二处，而此是朝士游观之所，故朱轮华毂，填咽门巷，可知贵游者之多至矣。楼制极宏敞，栏槛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倚栏而临视，楼上间间障隔，而各设床桌椅子，所以处    观剧之人。而楼下设长桌长椅，次第列坐，日已向申，戏亦过半。当时的演出，既有"执刀枪作战斗状"的武戏，也有"唐伯虎点秋香"这样的文戏，十分热闹。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四记载了作者去广德堂戏台看戏事，并专门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场戏记》，对戏台及演出作了详细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篇《诸戏本记》，记录了三十个剧本的名称。作者特别提到他一路上，"见人家往往蓄戏本杂录，皆板本也，其名不可胜记。"显示出当时剧本刻印传播之广泛。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中也有一篇《演戏记》，对当时的演戏作了具体的记录。     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七记载作者在永平府逗留时所见戏曲演出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价值。     戏屋之制，长仅三丈，广二丈许，上皆覆簟，去地六七尺，铺板为棚，分其前半为轩，后为室，室三面围簟为壁，室轩之间隔以帷，凡戏子共十余人，而惟登场者在轩，余皆在室中，每扮戏自室中出来，其换服色又还入室中，盖戏具皆藏室中也。其登场者每到节拍换处，辄引声唱曲，室中诸人皆应声相和，丝管伴奏，声甚清婉可听，但歌曲辞意不能解，殊无味。盖戏子所唱辞曲，虽此处人不能皆解。......闻戏子皆从南方来，无远不到，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小或数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费亦不赀，然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画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戏惩。    加上戏曲演出中所反映的朝鲜使臣特别感兴趣的前代冠服制度等，作者说："以此观之，戏子亦不可无也。"     《热河日记》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全面，卷二单有一篇《戏台》记述各地所设大小戏台。同卷另一处称："道傍连簟蔽阳，处处设戏，有演《三国志》者，有演《水浒传》者，有演《西厢记》者，高声唱词，弹吹并作。"可见戏曲活动的盛况，而卷三说："如近世杂剧，演《西厢记》则倦焉思睡，演《牡丹亭》则洒然必听。"又反映出戏曲演变的现象。卷四有一篇《戏本名目记》，则记录了清代宫庭演剧的情况。     与此相关，朝鲜使臣似乎对魔术表演特别感兴趣，《带经堂日史》曾述及众人商议看"幻戏"时，首译官加以劝阻。作者说："今中国日为演戏用乐，独禁外国人观幻戏耶？"正反映了使臣对"幻戏"的兴趣。而不少人对此更有正面记述。《热河日记》中即有一篇4000余字的《幻戏记》，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魔术表演，并在前后加了近两千字的评论。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幻术记》也记录了民间艺人应邀在使馆内作的几十种魔术表演，生动具体，诚如作者在结尾所说，称得上是"一部幻史"。此外，朴思浩《心田稿·燕蓟纪程》中也提到"留馆观幻术杂戏"事，其《留馆杂录》中有《幻术杂戏》，同样记述了魔术表演。诸如此类，对研究中国民间杂技表演，都是珍贵的史料。           综上所述，《燕行录》在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方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实，在中国古代，像《燕行录》这样的纪行类著作源渊有自。《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行记有二十四种，可惜多已亡佚，具体面貌无法确知。此后，类似著作续有问世，而且有不少与出使经历有关。如王国维辑唐宋行记杜环《经行记》、刘祁《北使记》、王延德《使高昌记》、刘郁《西使记》19即是随见随录，涉及地理、风俗、物产等多方面内容。北宋时路振《乘轺录》则是路振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使的记录。而南宋行记更加多见，而且相当多地采用日记的形式。其中与出使有关的则有《奉使杂录》、《隆兴奉使审议录》、《按辔录》、《北行日录》、《乾道奉使录》、《奉使执礼录》、《使燕录》等20。此后，类似的行记层出不穷，大多是以记实的笔法，记录沿途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风物民俗，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从形式上看，与《燕行录》相似。但从内容上往往并不如《燕行录》全面和深入。最主要的是，《燕行录》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史料价值不是一般的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替代的。因此，有理由相信，《燕行录》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应该也必定会引起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1年11月5日附记：本文是笔者参加2001年12月在韩国举行的《〈燕行录〉与亚细亚研究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题目由研讨会主办方韩国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拟定，要求围绕《燕行录》基本的学术价值展开。本文的中、韩文稿原载韩国的《韩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4辑），未在国内发表过。1 这种情况最近略有改变，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的《〈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就利用《燕行录》研究了清代人物和戏剧。陈尚胜等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介绍《朝天录》和《燕行录》专著。2 本文所引《燕行录》主要依据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本》所附之影印本；《漂海录》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葛振家校点本，《热河日记》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朱瑞平校点本；其他无缘亲见书，间或转引自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不过，此书引文与笔者所见版本出入较多，有的也许是版本之别，有的则当是该书征引有误，这说明让更多学者有机会目睹《燕行录》善本是非常必要的。3 参见《李朝世祖实录》，六年三月已卯，《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甲午等。4 《李朝中宗实录》，十七年五月壬申5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 参见前揭葛振家校点本序7 参见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76页8 参见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4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9 参见拙作《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载《学人》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 参见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3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1参见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81页 12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载《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一文列举了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等所结交的中国人士名单，可参看。13 实际上，在其他中国人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有关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记载，如李调元的《雨村诗话》、《童山诗集》中就有不少与徐浩修等人有关的材料，参见詹杭伦《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所收《李调元与韩国诗人交往纪实》一文。14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清初之朱陆异同论"等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15 此段歌辞为韦旭升译文，参见其《朝鲜文学史》第四编下编第一章第二节，此书收入《韦旭升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6 有关朝鲜使臣在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情况，可参看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第一章《"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此书中译本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8 有关朝鲜使臣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悉情况，可参看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19 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古行记四种校录》一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20 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著录 

选举与民主并不总是紧密相关。正如民主史家常常指出的，古代雅典人相信抽签而非选举是挑选执政官的最民主手段。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写道, "通过抽签任命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的，通过选举来任命是寡头式的。"

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俄罗斯电影史： 2003年，首执导筒的俄罗斯年轻导演安德烈·日瓦金采夫导演的《回归》获第六十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这是40年来俄罗斯电影首次获此殊荣。自40年前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在威尼斯捧走金狮之后，俄罗斯影片一直与金狮无缘。

这本书从1968年3月28日纯如出生，写到2004年11月9日她去世。初稿我写了20多万字，把所有我记得的事，以及她给我和她爸爸的重要信件都放进去。但出书无法那么长，所以我把它删到只有14万多字。即使如此，比起一般回忆录还是长了些。

一、前言 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各项重大政策，是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最近10年来，在中国政府将更大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的 同时，传统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完全依靠党政系统内部官僚或内部智囊的决策体制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 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除了继续依靠体制内少数官方智库提供决策参考外，[2]中央开始在更大范围征询各类"外脑"(即外部政策研究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新气象。 不少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咨询网络正在逐渐扩大。[3] 然而，究竟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似乎仍然不大清楚。想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正如一位的学者所看到的那 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政策研究群体向决策者提供了建议，但由于他们非常低调，很少以大众"可见的方式"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公开辩争或互动，因此人们并不知晓 他们到底如何影响政策。[4]外交学者肯特??考尔德(Kent E. Calder)曾将政策制定过程背后的政策研究群体称之为"权力的半影"(penumbra of power)，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政策研究机构在当代政治中影响巨大却"隐忍"在后的特征。[5] 以2005年以来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为例，本研究试图分析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中央重大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 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政策，新医改不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获得了空前的公众支持，也在知识界激起了最广泛、深入的公共辩论。与此同时，各类公共政策专家、 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扩大。新的医改方案，最终综合吸收了10余家政策研究机构所提供的备选方案。[6]这一过程，为我们观察今天 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本文作者于2009年对参与这一过程的主要政策研究群体、决策部门甚至部分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 将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双向的过程。 我们关注的是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各环节如何扩大其政策网络、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下主动参与政策制定、以及所有决策过程参与者如何互动，从而最终影 响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不仅要对现阶段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画面，而且试图挖掘这一过程发生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捕捉 中国政治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二、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主要构成及其属性 据估算，截至2009年，中国约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它们总共拥有大约35，000名左右的政策研究人 员。[7] 这些数字远超一些西方机构的估测，[8]但仍然可能低估了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实际规模。按照政策研究机构本身及所隶属部门的性质，当代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 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1.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主要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或单位的、独立的政策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也包括那些依靠市场机制独立运作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多数以经济政策为主，从90年代开始在研究学科、意识形态等方面逐渐出现分化，数量也日渐增多。[9]目前 中国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既有综合性机构，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有长期专注于个别政策领域的机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 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其它机构，而不是全职受雇于民间机构；共同的研究兴趣与意识形态倾 向把他们连结到一起。 2.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学术智库)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的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31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的社会科 学院。[10]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政策咨询职能越来越强，成为地方党政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如连云 港、宁波、台州、东营、潍坊、日照、临沂、聊城等)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社会科学院，为地方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截至200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263所，其中能够 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有479个。[11]这479所大学几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机构，有些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建有几十个政策 研究机构，其中部分为独立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部分则隶属于大学的各学院。3.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部门智库)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指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行政性的、具有政策研究功能或承担部分政策研究职责的部门。按照这些部门的不同性 质，又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他们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负责党政干部轮训的机构，但二者均具有政策研究功能。例如在中央一 级，中央党校主要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为重点，而国家行政学院则更加偏重于以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战略为重点。 第二类是各级政策研究室。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内部大多设有单独的政策研究室，前者主要针对与本部委核心职能相关的政策领 域进行研究，并向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后者则主要针对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决策咨询。除了传统的部委一 级和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外，最近几年，发达省份的县区一级政府也开始探索成立政策研究室，服务地方决策。[12] 第三类是各级地方参事室。除政策研究室以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11个城市还设有参事室。地方参事 室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战略咨询机构，各级地方政府聘任的参事都是地方博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参事约1000名左右。[13]近年 来，地方参事室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影响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这表现为省内参事室资源整合力度增大，跨省参事室之间横向联动增强，以及中央地方参事室纵向联动 增多。[14] 第四类是党政部门成立的专门研究机构，主要指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在中央，如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宏观经济研 究院，卫生部下属的卫生经济研究所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开展与本部职能相关的政策理论研究和各项决策的可行性分析，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在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也设有许多专门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4.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最高智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研究室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这四者都是综合性极强并 直接服务于最高决策者的政策研究机构，后二者同时还具有部际协调的功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 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 定，以及各阶段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在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 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国务院参事室是统战性及咨询性的机构，现任41位参事均由国务院总理聘任，他们大多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有中共的专家、学者 和富有宏观管理经验的领导干部。其主要职责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调查研究，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商国事；同时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及其 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及时向中央反映社情民意。迄今为止，国务院参事室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 件。[15]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政府参事工作迈入新的轨道。[16] 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下设8个司，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同时还负责分析研究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提出政策 建议。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智囊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并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对党的建设、思想理 论重要课题和中央重大决策的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对全国经济、社会、政治形势进行跟踪，收集、整理、分析，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 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等。中央政策研究室下设10个研究局，其中社会研究局为2007年新设。 上述四类政策研究机构，是当代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基本构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最显著的差异并不在于其所隶 属单位的性质或行政层级的高低，而在于其政策研究的性质与活动的方式。下表从政策分析的性质、主要活动、研究成果、优劣势等几个方面，对这四类政策研究机 构进行综合比较。 表1.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比较三、中国新医改的基本进程及政策咨询需求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医改总体上不成功"，拉开了本次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到2009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最后出台，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决策，前后历时约4年。 医疗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关乎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祉。由于医疗问题涉及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宏 观层次政策方向的选择，还是微观层次医疗体制的设计，都复杂无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改革不需要听取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中国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在医改初期就形成了"恢复医疗卫生公益性，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共识，但仍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如何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医 疗体制？如何让医疗体制具有持续的公益性？财政应投向哪个环节才能有效体现公益性？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反复探索、反复论证的政策议题。 这次医改的政策制定，按照不同时期政策制定的任务和目标划分，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问题的提出以及政策议程的设置，时间段是2006年10月之前。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发布后，经过社会大讨 论，到2006年6月国务院医疗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后文简称医改协调小组)正式成立，标志着医改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这是一个经过公共辩论使医疗改革由一 项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过程，这期间，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及时确定了增强医疗服务公益性、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改革方向，使整个决策过程在大方向上始终没 有脱离如何实现医疗服务公益性、将财政投入转化为群众实惠路径的探索。大方向确定后，中国的决策者最终选择从更广泛的角度倾听意见，使更多政策专家和研究 机构有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确保政策制定不至于被少数专家引导到歧路上去。 第二阶段是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时间段是2006年8月至2008年2月。2006年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各部门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至2007年9月28日医改协调小组内部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其 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2008年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关于医改方案的汇报，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这一阶段是通过广泛吸收专家意见、反复比较备选方案、最后形成改革总方案的过程，确定了医改"兼补供方和需方"的思路。 第三阶段是最终方案的内部酝酿，时间段是2008年2月至2008年9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通过 后，中央各层级决策者又对初稿又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酝酿、协商，通过向各部委、各省、市征询意见与建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调整。至2008年9月10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部酝酿阶段宣告结束。这一阶段政 策制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方案进行内部反复论证和修正；另一方面是通过体制内各方展开商议并有序扩大意见征询的范围，使方案进一步细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四阶段是政策的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是2008年10月至2008月11月。从2008年10月14日起，《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 通过信函、传真、电邮或网上留言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本次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试点探索已悄然进行。这一阶段政策 制定的目的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征求和吸纳意见；它也是不断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对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的过程。截止到11月14日24时正式结束， 共收到各类建议和意见近36000件。[17]最后医改协调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数十处修改。 第五阶段是政策的最后出台，时间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民征求意见结束后，中央又对文稿进行 了最后审议和修改，至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出台，提出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建 设、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五大方面形成了清晰的改革计划。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目的是经由中央统筹协调、把握方向、促 进政策出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制定告一段落。纵观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是一个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平衡、论证、修改，最后通过集中决策出台的过程。中国的决策者坚持借 助于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力量，围绕如何建立兼顾公平性与可及性的医疗卫生体系，通过在各阶段广开言路，参照国内外经验，并比较不同的方案，最终拿出了未必 最佳、但令人满意的政策。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扩展了其政策网络？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又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与各方 的互动影响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四、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在新医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各层级的决策者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向各类政策研究群体打开了参与之门。然而，哪些研究群体能够参与 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呢？以及他们能够在哪些关键环节产生影响呢？从根本上来说，这主要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第一，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决策目标 本身对外部政策建议的需求类型，这是决定研究群体能否进入政策过程的需求面；第二，不同类型的研究群体本身的性质及其相对优势，这是决定政策研究机构能否 在某个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的供给面。 1. 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之前)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层面从未间断过对医疗问题的讨论，开始由一项重要的公众议题，逐渐得到决策者的注意，并最终演变为政 府改革的一项议程。这一过程，相关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和推动功不可没。 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是这一阶段最活跃的政策研究群体。从2000年开始，围绕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独立研究者和民间 政策团体就开始通过网络和媒体批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不足。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体制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或"严重的危 机"。[18]2003年3月"非典"(SARS)爆发，中国政府受到巨大震动，开始采取措施不断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对医疗卫生体 制反思的声音进一步公开化，更多的政策研究者参与到讨论中来，引领全社会对医疗体制的改革道路进行更彻底的反思。[19]2005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完成一项题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得出 了"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并明确地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这份报告 的摘要虽经由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并在内部刊发，[20]但几乎没有引起决策者和民众的注意和反应。数月后，《中国青年报》转载这一报告，随即在全社会范围 内激起了医疗改革的大讨论，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引起不小震动。2006年初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这份报告受到了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广泛支持，并成为这一年"两会"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大大加速了医疗改革问题从一项社会议程向政策议程的转变。[21] 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后，知识界围绕"医改不成功"到底是不是"市场"惹的祸，很快便划分出"左"、"右"两大阵营。一批有影响的独立 政策研究者开始以更活跃的方式对中国医疗问题的症结和改革方向展开辩争，例如北京天则研究所在这一阶段就利用内部的"天则双周论坛"，连续数期邀请了观点 不同的学者参与，围绕医疗的话题进行了激烈的碰撞。[22]而另一家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成为一些政策研究者聚会讨论 医改问题的场所。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医改协调小组改革方案课题委托的对象，但针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开始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政策主张。[23]在这一氛围之下，一些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进来。与大部分的独立研究者不同，学术部门研究群体从一开始就注 重进行独立的实证调研。例如2006年4月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的团队针对江苏宿迁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两次独立调研，两个月以后完成了一 份《宿迁医改调查报告》。[24]这份报告直陈公立医院改革市场化的道路未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报告负责人李玲后来也被看成"政 府主导派"的领军人物。《宿迁报告》除了交卫生部以外，也得到了其它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关注，中央政策研究室曾于2006年6月份以后专门约请项目课题负 责人座谈，并要求后者提交更详细的分析报告。[25]综合分析这一阶段各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可以发现，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独立性强，对社会与民众需求敏感度高，他们适应了这一阶段引发公共辩论的 需要。[26]而作为最终加速政策议程设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综合研究的优势，立场相对比较客观、独立，利用 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自这一机构的研究者最终以"借力"的方式引起了决策者对调整医改方向的重视，加速启动了医改进程。[27]他们的那份报告，也因 此成为中国政策制定史上的一份里程碑式的文献。而这一阶段少量学术性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成为2006年医改启动之后更广泛的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进入政策 过程的先声。 2. 备选方案设计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2008年2月) 2006年9月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医改政策制定随即进入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阶段。200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 体学习，探讨医疗卫生体制和卫生事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教授，就"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分别进行了讲解，介绍国外医改经验和我国卫生事业的关系。在这次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 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改革探索如何实现医疗保障体制"公益化"共识的形成。[28] 这次学习会的选题和时机由最高决策者倡议，参与医改的各主要决策部门和讲解人为这次学习会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沟通和酝酿。参与沟通与酝酿的不仅有卫生 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医改协调小组的其它决策部门。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正式借助政策研究专家的视野，从 理论与比较的视角分析医疗服务公益性实现形式的最初探索，也是各决策部门之间展开内部磨合、辨明改革路径的第一次碰撞。[29]这次学习会，对于此后各阶 段政策制定者在更大范围内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虽然胡锦涛的讲话表明决策层已就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必须强化政府职责以及增加财政投入等大的原则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如何使政府投入有效地转化为医 疗卫生服务公益的最大化，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因此，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在备选方案的设计阶段，决策者更需要的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寻求一套适合国情的方案。在 这种决策需求的驱动下，许多隶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国际组织的医疗卫生政策专家、国外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顾问开始进入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这一 阶段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角。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从未间断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过去的合作主要以个别部门为基础，针对政策制定的某个特定环节提出具 体谏言，是分散的、非常规的合作。例如2006年医改启动前后，卫生部曾对外发布九个研究课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大、大连医科大学等"外脑"都 曾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30]而在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的新阶段，公共政策研究群体与决策部门开展合作的平台以及前者发挥影响的渠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合作对象开始转变为部际协调机构，目标是形成政策制定的综合方案，是统一的、常规化的合作。决策者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倾听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以及 国外医疗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而且以医改协调小组为平台，正式委托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交各自的方案。 2007年2月，医改协调小组正式委托六家国内外机构开展"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框架设计"的独立平行研究，[31]要求在三个月之内拿出 代表各方观点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这六家研究机构的选择，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商定，综合考虑各机构研究能力和学术积累，也考虑政府与民间(大学)兼顾、 国内外兼顾，甚至考虑到南北方兼顾。最后决策者将在六大方案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拟订出初步医改方案。每个受委托机构都接到了正式的委托函，并由一个分管领 导牵头、组织多方面的专家组成课题组。2007年4月底，这六家机构提供的六个备选方案报告汇总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32] 在此期间，作为计划外方案的提供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也纷纷组织力量展开独立研究，并主 动挤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其中北师大的方案和人民大学的方案在六套计划内方案上交之前，就已经面世，前者经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荐，被医改协调工 作小组正式追加委托，而后者进入政策轨道的过程，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200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这一机构 在没有获得任何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针对医疗改革的几大重点政策领域，花费5个月开展了独立研究，至2007年初就已完成了后来所谓"第8套医改方案"的草 案。为了获得决策者的注意，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又主动组织内部研讨会、邀请相关部门决策者参加、向决策部门主要领导递交报告，最终获得了重视，应邀作为独立 方案的提供者，参加2007年5月份召开的钓鱼台集体评审会。[33] 在这一阶段，隶属于学术部门的政策研究群体，围绕到底应该"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补供方"和"补需方"等原则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辩论，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个派别。他们之间争论的核心是：在医疗服务的市场中，竞争机制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争论不仅出现 在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和不同课题组之间，甚至同一研究机构或课题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背后，既有不同学科背景形成的认识视角的差异，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因素 造成的冲突。 表2.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主要参与者   不同政策研究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及它们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意义重大，结果是大大增加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备选方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 2007年5月29-30日，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在钓鱼台召开评审会，16个相关部门的副部级官员到场，讨论了这八家机构提供的医改方案以及某金融公司提供 的半套方案，共八套半方案。评审大会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领导主持，各方案主笔人一一陈述各自方案的观点，并由应邀参会的国内外专家逐一点评，展开讨 论。[34]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课题组对所有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做反馈。[35]此后，清华大学刘远立教授的团队又向医改小组提供了"第九套" 方案，这套方案倾向于帮助决策者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而该方案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的过程同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6] 至2007年9月，决策者在综合各家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37] 次年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最终确定了新医改的财政投入将"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 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38]标志着政策制定的备选方案设计和选择阶段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这些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参与医疗政策制定频 度最高的黄金期也基本结束。以学术论文中"医疗改革"议题出现的频度作为衡量学术界对医改议题关注度的一项指标，2006-2007年恰好是实际政策制定 过程中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频度最高、影响力度最大的阶段。2008年2月以后，随着政策制定进入内部酝酿阶段，学术性研究群体对医疗问题的关注度也随 之下降(图1)。 图1. 中国学术界对医疗改革议题的学术关注度 资料来源：CNKI学术趋势检索[39]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的主要方式是用"事实"和"论证"说话。以学术部门为主体的政策研究群体，其人才优势在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 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良好的方法训练，他们和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均熟悉国外医疗改革的经验，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良好的历史与比较分析视野。这些素质决定了他 们在为决策者辨明改革的理论基础、提供多种政策选项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需要。但从这一阶段开始，相关利益团体也开始频频 接触一些已经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专家，[40]开启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部分政策研究群体和相关利益组织的"蜜月"之旅。不过，由于中央坚持广开言路的原 则，使得政策制定最终没有被少数研究者引导到歧路上去。 3.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参与(2008年2月-2008年9月) 2008年2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产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政策制定的主题随即转移到在"兼补医疗服务供方与需方"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如何补、补多少"等具体问题，而这将涉及到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分配、各部门职能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又如何兼顾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 一阶段的工作既是一个如何通过职能调整和制度设计，将基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性方案的理性探究过程，又是一个如何稳妥地协调各部门职能、平衡各方面利益，使 方案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互动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以政策的内部酝酿为原则，通过各决策部门主导、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相配合的方式，积极有序地征求体制内外各方面 的意见。一方面，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围绕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对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措施，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实际上是通过调动体制内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政策协 调，将前期形成的各项基本思路转化为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步骤；另一方面，中央要求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 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通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寻求最大共识。受到这一阶段政策制定内在需求的影响，政府内部各层级的政策 研究群体开始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成为这一阶段影响政策酝酿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阶段，主要决策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协助本部门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他们从实际出发对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反复论证，并就如何实现基本原则向 决策者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的建议。但是由于他们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其政策分析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视角的色彩，因此围绕部门之间的分 歧，他们常常会成为本部门借助分析说服其它政策倡导者的工具，在独立性方面打了折扣。[41]但他们是唯一既熟悉本部门职能、又能够代表本部门政策视角的 研究群体，他们的参与不仅为检测前期形成的原则和框架提供了必要理据，而且为体制内部围绕有争议的政策议题进行协调、沟通、细化、深化创造了条件。 表3. 医改过程中主要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随着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由于对地方层面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作用 是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就修改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表达地方需求。除了自下而上的反馈外，中央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到 地方征求意见。例如2008年9月，卫生部组成10个调研组分赴全国不同省份，围绕深化医改的十个专题展开调研，目的是在完善医改方案初稿、制定医改配套 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吸纳基层的意见、建议和成功经验。这次调研除了组织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随行外，部分地方政策研究机构的代表也参与了 调研和座谈，及时反映了地方实际问题及政策建议，这些意见最终被带回北京。[42] 在这一阶段，部分中央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并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国务院参事室针对《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有关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措施不 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于2008年7月成立了公立医院深化改革专题调研组，先后对全国九省市的部分公立医院改革情况，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独立调 研。这次调研，既是针对涉及全局、关乎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是针对那些部门分歧最大的议题。由于时机选择很好，与国务院的改革步骤相吻合，这次调研为最 终决策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政策性意见。[43] 到2008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经过一年多体制内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已经进行了反复修改，使之在健 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更加细化，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主角是传统的政府智库。与其它类型的研究机构相比，中央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更熟悉政府部门的职能和内部运作，有利于他们将 决策者提出的宏观改革思路转化为具体政策方案。而国务院参事室的优势在于身份"超脱"，不代表任何部门利益，而且拥有"直通车"优势，他们可以针对那些分 歧最大的问题进行独立调研并提供独立报告。此外，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则承担了反映体制内各方面意见和局部诉求的功能，经由他们，地方实际情况和好 的经验、意见被带到中央，并被吸纳到政策中来。 4. 政策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参与(2008年10月-2008年12月) 2008年10月，修订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民征集意见。政策制定开始从内部延伸到外部，从体制内半开放状态转化为全 社会范围内的开放状态。通过公开征询意见，决策者希望达到三个目的：1)使新的改革方案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2)检测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相关利益群体对 改革方案的反应，进一步平衡各方面的正当利益诉求；3)通过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完善方案，为方案最后出台做好准备。因此，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 各方参与最广泛、各方面互动最频繁的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政策研究群体又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开始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渠道参与对《征求意见稿》评头论足。除了通过网络的方式提出意 见外，他们还试图动用各种资源来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这一阶段表现最活跃的是部分对市场机制深信不疑的独立政策研究者和部分来自学术部门的研究 者们，他们通过网络、论坛以及接受媒体访谈等方式，表达了对于方案几个关键政策环节没有坚持彻底的市场主义的失望。 相关政策研究群体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合作与互动，在这一阶段达到空前程度。2008年10月《征求意见稿》出台的第二天，北京某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 者们就组织了一个集中记者见面会，邀请重要的商业媒体集中接受采访。受邀参加这次见面会的还有中国某医药企业协会的代表，他们共同向媒体释放信息，影响舆 论的发展。[44]与此同时，有组织利益团体也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邀请它们青睐的政策专家的参与，包括组织各种形式的"媒体见面会"和多渠道"上书" 等。这些活动，不仅是有组织利益团体联合政策研究群体向公众和决策者表达行业利益诉求的方式，而且此后的发展证明，这些活动也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利益团体 在政策出台前夕向中央"上书"活动的前奏。[45] 综合来看，决策者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由于前一个阶段采取了政策内部酝酿的方式，使得除政府内部智库以外的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 体和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没有获得系统影响政策制定的机会。《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相关政策研究群体和有组织利益团体无疑会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公 开表达其政策主张或利益诉求。这期间，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体是基于公益的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方案提出了意见，虽然部分研究者或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或基于利益的缘故，与有组织利益团体之间展开互动，但已经不能改变政策的大方向。相反，这种有限的互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正当利益的表达，使即将出台的方案可 以更加兼顾各方面的诉求。 5. 政策最后出台阶段的参与(2009年1月-3月) 2009年12月，中央医改领导小组成立，由一位分管副总理担任组长，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由各职能部门转为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决策者通过中央集中决 策机制，全面审议并吸收政策酝酿阶段的各种意见，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中的重大问题，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坚持原则、把握方向，推动了政策的最后出 台。 在这一阶段，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次的最高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其他类型的研究机构 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首先，这两个机构独立于各政府职能部门，直接为最高决策者服务，超脱性比较强。其次，他们一直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文件起草 工作，几乎所有即将出台的重大文件均需经过他们的最后统稿，因此他们更能从全局出发对文稿进行审议。最后，他们是最接近最高决策层的政策研究机构，进言的 渠道非常畅通。这两个高层研究机构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内在需求，协助最高决策者综合审议了各种意见，同时发挥了部门协调的作用，对出台之前的文件最 后把关，使文稿充分落实了中央的执政理念。 由于这一阶段关系文件的最后出台，相关有组织利益团体开始更频繁地组织起来向决策者传递意见，希望在出台前夕能够改变《意见》的某些提法。这期间他们 除了进行有组织"上书"、利用影响"两会"代表议案的形式给决策者施加压力外，某些有组织利益团体还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务院政策研究机构直接反映对方案终稿 的意见。[46]然而，具有超脱性的最高决策者和中央政策研究机构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在吸收了其正当利益诉求和合理意见的同时，没有理会那些代表极 端特殊利益的声音。事实说明，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起到了综合协调的作用，为政策最终出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五、结论 以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为例，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相比，今天中国政府在重大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广开渠道问计于政府内外的个人和组 织，尤其将对专业政策研究群体的咨询作为新时期中央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保持社会经济政治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医改的经验表明，中央决策者吸收政策研究 群体意见的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咨询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由个别党政领导人或个别部门，而是更加开放，涵盖了整个体制，这与早期研究中关于中国经济、外 交、安全政策等各领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咨询对象的选择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党政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而是扩大到包括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学术 性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等更广泛的政策研究群体。 另一方面，除政府内部智囊以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在中国已经崛起。从医改的个案来看，各类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的 广度，以及他们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仅在中国重大政策制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即使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参与模式上，各政策研究 群体不再局限于通过影响个别党政领导人获得影响政策的机会，而是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政策制定的过程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官方智囊与不同 决策部门之间的互动。[47]相反，为了创造条件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直至影响政策的最后形成，不同政策研究群体之间、政策研究群体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在政 策制定的不同环节展开了充分的互动，内容之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新医改的经验表明，与人们常说的"独立性"相比，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明显优势在于"互补性"和"综合性"。这既包括知识结构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 性，也包括利益整合机制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性。 在知识结构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显示出不同的比较优势。他们中间，既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又有官方党政研究机构；既有 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也有部门性很强的政策研究机构。有的偏重理论，具有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有的偏重实践，具有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经验，还有 的偏重综合，具有整合不同视角、协调不同方案的特长。这种搭配才真正适应了重大政策制定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政策视角，又有利于观点与立场的互补 和平衡，从而保证决策的质量；它既有利于展开充分的辩争，又有利于适时控制不必要的纷扰，从而保证决策的效率。 在利益整合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诉求。他们中间，既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整体 利益的代表；既有中央性质的，又有地方性质的；既有对群众需求反映敏锐的社会层面的代表，也有对国家体制和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很强的国家层面的代表。在整个 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中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问计于政策研究群体，而且这些政策研究群体也在多个环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局部的情况和利益 诉求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很好地发挥了利益和意见整合功能。 总之，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重大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受惠于中国独特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另 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府体制，尤其是中央决策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新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由于每个政策环节都有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这不仅提 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广泛的参与和充分的互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传统协调机制，除了更多的信息进入决策层从而增强了部门沟通 的基础以外，也使得各决策部门不得不认真对待各方面的压力，有助于中央直接回应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合理平衡各方的利益，调动和吸纳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从更 大的意义上说，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对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其民主、科学、有效执政的理念。 * 作者简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驻德国大 使馆三等秘书。 [1] 中国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 20世纪80-90年代卷入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研究群体主要是直接附属于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90年代政府政策咨询的范围有所扩大，政策研究群体 的种类也开始增多，但政策研究群体多通过获得个别党政领导人的认可从而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关于这一时期智库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625-635；智库参与公安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Murry Scot Tanner， "Changing Windows on a Changing China： The Evolving 'Think Tank' System and the Ca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59-574.；智库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David Shamba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 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75-596； Bonnie S. Glas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Civilia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 Evolving Role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97-616； [3] 有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咨询的研究，参见Jean-Pierre Cabestan， "Is China Moving Towards 'Enlightened' But Plut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2004， pp. 21-28； Steve Tsang，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2， 2009， pp. 865-880. [4]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Andrew Rich，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New York： The Cambridge Press， 2004)， p. 7. [5] Kent E. Calder and Mariko de Freytas， "Global Political Cities as Actor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1， 2009， pp. 80-97. [6] 新医改方案吸收了"10家政策研究机构"的说法，来自卫生部长陈竺在国际医学界权威期刊《柳叶刀》上的评论。参见Chen Zhu， "Launch of the Health-care Reform Plan in China， " The Lancet， Vol. 373， April 18， 2009， pp. 1322-1324. [7]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 一项旨在对各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进行排名的报告，提出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仅74家，这无疑大大低估了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规模与实力。参见 James G. McGann：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2008，" ，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9] 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10] 根据本研究对各层级社会科学院网站所公布的研究人员数字估算，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约3200名研究人员外，31个省级单位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配备约500 人，市级(包括副省级城市)1000人，其他城市的社会科学院约600人，总数接近10000人。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2] 例如广东佛山市，在综合改革试验中率先在县区一级组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负责本县区内部体制改革、发展战略、政策咨询、民意调查等问题的研究。参见中 共佛山市委政策研究室："我室加强与新组建的顺德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交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3] 陈进玉："论政府参事调查研究的若干方法"，，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4] 童禅福："整合资源咨询国是是做好新时期参事工作的必由之路"，，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5] 参见国务院参事室官方网页，，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6] 新华网："国务院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2009年11月9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7] 征求意见网页，见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8] 李菊石，"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2002年8月20日，http：//www.zazhi2.org/2002/zs0205c2.txt；周雁翎， "差异悬殊：中国卫生保健事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胡琳琳，"从不公平到更加公平的卫生发展：中国城乡疾病模式差距分析与建议"，《中国国情报告》2002年，第84期。 [19]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比较》第七期 (2003年) [20]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3月增刊第1期，目录参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1]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8月4日；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2] 王世玲："智库与医疗改革的博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15日。 ，2009年6月最后浏览。 [23]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 [24] 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2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下)"，《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3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5]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北京；访谈，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6] 本研究访谈了解到，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独立政策研究者的活动受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直到医改的第二个阶段，即2007年2月以后进入医改备选方案 的设计和选择阶段，相关利益团体才开始与部分政策研究专家进行深入接触，以便影响政策的走向，详见后文。 [27] 有关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借力"模式的讨论，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8] 有关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情况，参见杨友明："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述评"，《学习时报》，2009年5 月25日。有关第35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情况，参见新华网文章："胡锦涛强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6年10月24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9]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0] 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1] 这六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知名的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 [32]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3] 在此之前，某关键部门的领导建议人民大学将报告修改后作为正式方案参与医改方案的研究、讨论，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则专程来人民大学调研，直接听取汇报，还有 某决策部门的领导安排相关司长、处长直接约见课题负责人座谈。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4] 原则上国内课题组由国外专家评议，国际组织课题组则由国内专家评议。 [35] 2008年底《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中国社科院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综合评估建议。10-11月份之间，研究小组将一份大本的《评估建议》分别递交中央政策 研究室及国务院研究室；2008年12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后，他们又向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了10份《评估建议》。与此同时，该研究小组也利用院 内的特殊渠道，形成了几类内容长短不一的内参和要报，其中将2000-3000字的内参分送到了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干部的案头。访谈，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8月4日。 [36] 清华大学"第九套"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从医改课题招标开始，就利用和哈佛大学的合作资源，自己出资低调研制方案，拟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交"。方案上交 前，卫生部主管官员就曾多次约请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进行当面交流和沟通，希望借助这一方案能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参见"十年医改路回顾：从中央制定 到问计民间"，《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13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7] "卫生部：医改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初步确定"，《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7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8] "三年磨一剑--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要闻，2009年4月6日发布。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9]，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0] 通过访谈了解到，2007年春某受托方案出来之后，包括国内和国际医药产业的代表就开始找到方案负责人，寻求合作。又如某国内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是在同 期开始找到某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希望以中心为平台，资助他们展开讨论并影响舆论，而这一中心后来参与了中国社科院对医改方案的综合评估工作。访谈，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IDPAC)某政策负责人，2009年11月20日。 [41] 访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院某研究员，2009年9月18日；访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某干部，2009年10月3日。 [42] "卫生部围绕医改组织10个专题调研"，新华网新闻，2008年11月10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3] 这次调研，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60多场座谈会，前后访谈了900多人，直接听取了各地政府部门的意见、大量院长、医生、护士的意见，甚至走访了长期患病 家庭、农民工、离退休人员和街道社区的代表。访谈，国务院参事室独立调研组某成员， 2009年12月9日。 [44]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 [45] 这一阶段有组织利益团体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上书"，获得了中央决策者的回应。例如因《征求意见稿》明显忽略了药品流通领域全国30多万家零售药店的利益， 激起了这一群体的巨大反弹。2008年11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组织全国33家医药协会进行了一次联合"上书"，这次上书引起了最高决策者的注意。最后由国 务院主管副总理专门签署意见，安排各相关部委组织人力，当面倾听企业与行业协会的意见，并吸收了其中合理的要求。访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某负责人， 2009年9月1日。 [46] 访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某领导，2009年9月9日。 [47] 有关80年代中央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Nina P. Halpern， "Information Flow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25-150. Halpern提出了"竞争性说服"(competitive persuasion)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一时期政府内部智囊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模型与同时期李侃如针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体制提出的"商讨系 统"(Bargaining system)遥相呼应。有关90年代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