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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裔:"旧邦新造"的历程:1911-1917年宪政史反思

经略第13期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1911-1917"旧邦新造"的历程进行分析:第一,主权连续性:既然是"旧邦新造",在国际法意义上,革命后的中国与革命前的中国保持着同一性。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第三,政体形式:政府的组织方式被要求体现新时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
作者简介: 海裔
浙江乐清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年),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年),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中国宪法与行政法

这是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武昌城的一声巨响,迅速在中国南方引发遍地烽烟。但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有一个松散的跨省革命联盟。

这是一场看似迅速成功的革命:武昌起义后不到5个月,1912年2月12日,旧制度的总代表--皇帝下诏逊位,随后的政权过渡也相当顺利,革命派、立宪派与北洋集团携手共进,五色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象征着由五族构成的中国国民的主权。中国并未像一战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那样,在"走向共和"的同时也走向了解体,而是大致保持了清朝的疆域与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奇迹。
1912年1月,孙中山和总统府职员合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1912年1月,孙中山和总统府职员合影

1911-1912年的历史情节如同一出团圆剧。但一旦我们将时段拉长到1911-1917年,历史画面的色调逐渐变得灰暗。革命并未成功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秩序。孙文在1917年后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回顾如此沉痛:"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在1917年,一切已变得非常明朗。在"府院之争"与短暂的"丁巳复辟"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因民国中断,不再适用"丁巳复辟"前适用的《临时约法》,需要重新制宪。拥护《临时约法》的人士于是南下,以广东为基地展开"护法运动"--这场运动并未持续很久,其领导者孙文也很快放弃了护卫《临时约法》的姿态,"踢开宪法闹革命"。民国出现了自从建政以来的最大法统分裂。但更重要的是法统分裂背后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的事实:不仅南方若干省的军阀与执政的北洋集团分道扬镳,就连执政的北洋集团,自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也已经四分五裂。这种分裂并不是分离主义(sessionism或separatism),军阀们并不寻求脱离中国建立新国,他们中的强者希望能以自己的武力来完成统一,而其他人则抗拒强者的统一。战乱由此而生,无穷无尽。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1911-1917"旧邦新造"的历程进行分析:第一,主权连续性:既然是"旧邦新造",辛亥革命就不同于像北美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建国的革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领土与人民的范围,在国际法意义上,革命后的中国与革命前的中国保持着同一性。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第三,政体形式:在新的共和政体中,领导人再也不是世袭的君主,而是有任期规定的官员。政府的组织方式被要求体现新时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史家所忽略。关于辛亥革命的传统历史叙事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了民国与清朝在国家主权上的连续性,这就忽视了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王朝国家现代转型的艰难。清王朝的政体具有一定 "复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y)的特色,皇帝与其统治下的不同区域和族群建立起不同的法理关系,清王朝的同一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皇帝的有形的身体,而非制度的同一性建立的: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族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一隔离政策直到晚清推行新政,"化种族之畛域"时才逐渐放开。皇帝绝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顶点,他也是将这个庞大的王朝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纽带。一旦"皇统解纽",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也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就此而言,辛亥革命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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