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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从性别的角度看，贯穿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意识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术思想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是指学术界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进行多层面审视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其中既包括对古代妇女文学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别视野中就男性创作活动所展开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也包含对两性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尽相同的审美景观的探讨。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尤其是对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认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这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 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 二三十年代，在“整理国故”和反思传统两种思潮的涌动中，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创作成就的整理取得了明显进展，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女子艺文志。与此同时，刊有古代女性作品的总集、别集和各类选本陆续印行，一些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直接参与了这些文集的编辑出版，体现出文学观念和性别观念上的进步。例如，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著录了清代自顺治至光绪三百年间1262名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对之加以述评，它几近于一部清代妇女诗歌史。编者在“例言”中申明收录的标准是“偏重文艺”，若非于此专长者，“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从而摒弃了以妇德为先的传统女教尺度。20年代末，出现了单士釐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载录3000余种女子“艺文”作品。其中不仅有文学创作，也还包括了文论、史学、经学、音韵、训诂甚至医学、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此期，在围绕个体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有新的趋向。如潘光旦的《冯小青之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女诗人的身世和创作心理进行考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胡适等关于清代女诗人贺双卿真实性的考察，①拓展出关于如何看待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具有性别文化内涵的话题，对此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该书“起自上古，暨于近世”，时代断限止于明末。这一将中国妇女文学活动系统化、历史化的努力，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问世的一些著作中得到呼应。梁乙真补谢著之阙，撰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其后又著有《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一书。谭正璧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此外，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分别收入了有关唐代武则天、上官婉儿以及薛涛和鱼玄机的内容。上述著作在古代妇女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基础性工作，初步理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注意到古代妇女文学创作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对妇女文学活动及其作品的特点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著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压抑妇女才华、否定妇女文学成就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男性本位文学史观的反思。 此时，一些知识女性已具备了比较自觉的女性文化建设意识。1931年，陆晶清出版了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问世；其后曾乃敦著有《中国女词人》（上海女子书店，1935）。在带有一定研究性的著述中如此标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对这些女作者来说实乃有意为之。例如，陶秋英就“妇女与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发表了一针见血的看法：“‘妇女’，这是一个侮辱我们的名称；不！‘妇女’而成为种种特殊问题，特殊名称：这才是真正侮辱我们的现象，这明明在说，‘妇女是人类的另一部分。’”②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使之能够一语道破传统文化的男性本位实质，以及妇女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不平等地位。 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进步思想界不断发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呼吁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出现对现代性别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只是在当时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不自觉地囿于男性中心的传统思维，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一些男性作者在认识和评价古代妇女创作时，一方面热情肯定文学女性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受制于传统性别意识和文学观念，时或流露出“表彰才女”、“怜香惜玉”的文人士大夫趣味。此外，在研究的起始阶段，人们对女性创作现象的认识不免粗浅，视野也比较狭隘。 相比之下，女作者对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显然更为敏感。比如，陆晶清撰写的《唐代女诗人》第一次以断代方式对女性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探讨唐代女诗人对诗歌艺术的贡献；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将古代妇女的创作状况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相联系，指出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古代妇女文学（主要是诗词创作）呈现出在内容上以消遣和性情为主、在感情色调上以颓废为美的表现形态。又如，冯沅君在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中，涉及古代妇女创作时，也流露出一定的性别意识。③ 此期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和词人研究。前者以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若干女作家的研究最为集中；后者可以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4）为代表。该书注意结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爱情、婚姻、社会经历）分析其创作风格，介绍了包括徐灿、贺双卿、吴藻、顾太清、顾贞立、沈善宝等在内的自宋至清59位女词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20世纪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词的专著；其次，它知人论世，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把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知识传授的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④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有所收获，但总体处于低迷状态。据统计，自1950年初到1984年底的35年间，有关女作家的研究论文最多不超过130篇，且多数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女作家作品集不到10部，其中李清照占了4部。在此期间，没有出版一部妇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涉及面也比较狭窄，仅集中在几位女作家的创作上；缺乏史的眼光，多是一般的研究评论，零散而不成系统。⑤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抹平男女两性差异的文化氛围中，评论文章往往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的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文楷辑录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该书汇集整理了编者以20多年时力精心搜求的，自汉魏至近代共4000余位女作家著作的流传情况和出处。“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其资料搜集之宏富，堪称20世纪在中国古代女作家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此外，围绕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李清照是否曾经改嫁以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学术界都曾进行了专题讨论。 陈寅恪关于女性创作研究的重要论文《论〈再生缘〉》和专著《柳如是别传》均写成于60年代。前者当时曾引发讨论，后者迟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在关于弹词小说《再生缘》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称赏《再生缘》具有“自由活泼思想”，“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且赞扬作者为“当日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⑥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满怀对明清时期奇女子柳如是的同情与欣赏，对这一有追求、有谋略，又富于传统文化底蕴的奇女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做了翔实精赡的考述。其间，通过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名流陈子龙、钱谦益、宋徵舆等人的相互交往和特殊关系，“在最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中，挖掘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危机时的复杂心态与行为”，从而使这部著作一定意义上成为明清之季的“文人心史和文化痛史”。而若以女性主义的眼光观之，作者选取一个女子作为这部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正是对男性中心史的一种颠覆”。⑦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相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研究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意味的问题引起关注，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得以拓展。如有关唐代女诗人的研究，1984年便有陈文华编订的《唐女诗人集三种》问世，而李清照研究更是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有多部论文集以及评传、资料汇编、版本考等出版。据统计，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中有关李清照研究的论文、论著达959种，其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重。⑧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例如陈祖美的《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⑨等文及她所著的《李清照评传》中关于女作家李清照内心隐秘的解读，即可作如是观。 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批中国历代妇女创作的选本。编选者从两性平等的观念和愿望出发，对旧时代文学女性的命运及其创作怀有深厚的同情和真挚的情感，出发点大都在于搜集、整理古代妇女创作，褒扬她们的艺术才华，批判旧时代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这样的情感倾向和立足点，在此阶段的部分研究性著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中，苏者聪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和《宋代女性文学》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张明叶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是20世纪下半叶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古代妇女文学通史，但内容新意较少。 总体来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开始渗透自觉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文学与性别”这一命题的关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仍受制于传统思路和方法。1994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曾主办了“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三部分“妇女与文学”收录了六篇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论文，其中仅有一篇对女性主义批评有所借鉴。（即周乐诗的《回归和超越——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二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了女性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改革开放时代国内学者与国外汉学界日见频繁的交流，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部分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入性别视角，反思传统文学史建构中的性别缺失，调整和修正文学史观，对中国古代两性创作在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心理倾向、艺术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给予关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展开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有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古代妇女创作文献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学创作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绝大多数女作者一无生平事迹可查，二无作品背景资料可考；少量得以传世的作品，其真伪、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关情况等，也存在很多疑问。有关著名词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考察尚面临诸多困难，更遑论其他。为此，若欲寻觅古代妇女创作的踪迹，首先就需要对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历代女性创作文献加以清理、订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此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继续在资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层开。各种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评传、作品校注及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顾春等）资料的发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关注。其中，由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等学者校点的大型女性丛书《中国香艳全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华妇女文献纵览》，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或线索。此外，史梅在清代妇女文学资料的搜集方面颇有收获，辑得了前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著作144种。 性别视角的自觉运用，也为史料考辨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陈洪的《〈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⑩一文，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性别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近些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等等。 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11)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12)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13)等论文，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著作，均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环境中，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弹词创作是清代妇女文学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个案分析方面，以徐灿、顾春和贺双卿等人的研究最为集中，戏曲家吴藻等人的创作也较多受到注意。文学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考察作品性别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试图深入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其性别意识、内心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些探讨在以性别视角观照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注意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结合女性创作者的心态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 （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 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对此，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 在宏观研究方面，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14)依时间顺序，结合历代社会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文研究视野开阔，不作惊人之语，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15)等文中，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16)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然而，遭逢乱世之时，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17)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 （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以往在谈到古代文学妇女的批评实践时，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18)对此，虞蓉的《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提出不同看法。作者还在《“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中提出，汉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可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的滥觞。(19)又如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20)一文，对明代女学者方维仪的诗歌批评活动展开考察，具体探讨了方维仪选编女性诗史的评品策略和标准。蒋寅的《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21)在高度评价清代女诗人汪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其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徐兴无的《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22)一文就女性学者研究女性历史和女性传记文学的传统、清代学术活动中的性别角色，以及中国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两次学术整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23)阐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编撰的特点，肯定其能够从传统诗学理论的高度批评明清之际的诗坛风气，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风貌。 汤显祖的《牡丹亭》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针对这部作品展开的批评形成了多种角度和格局。然而，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向以男性为主角。有鉴于此，谭帆的《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24)结合16位女性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评论，对《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评特色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25)则在更广的范围内梳理了明清时期女性曲评家的实践，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女性的声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几近于无。目前，围绕这方面尽管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但对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文化价值，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 上述围绕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活动进行的探讨，在正确认识妇女文学的历史、丰富和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学风貌的整体认知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若仅止于此，学理意义上的“性别研究”未免名不副实，并限于单向度的思维。而所谓“性别与文学”这一命题的学术诉求，理应以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为导引，在对男性本位的文学史观进行文化批判、给妇女创作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时，体现两性关怀的文化精神。它意味着：在对轻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传统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拨时，亦当自觉地将男性创作活动的性别内涵以及两性之间的文学互动和双向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多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践中为此做出了努力。 （一）古代文学性别文化内涵的综合性探讨 当下一些文章在谈到有关性别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时，往往将其整体趋向描述为：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与此相关，本土学术界也发生了从“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演进。而事实上，就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况来说，性别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体现。该书有明确的性别视点，但没有依据作者性别做两分法的把握，而是循着“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思路，在“整体论”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古代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这样的研究思路统摄了古典诗词的两大类型，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和两种趣味。该书对渗透在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中的性别因素进行了探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性别意味和两性关系由是得以彰显。 在各体文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式也有体现。例如，叶嘉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26)一文，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以“雌雄同体”性向或“双性人格”理论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说法为参照，探讨了《花间集》18位男性词人“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摄纳的“双性人格”，认为这种男性叙写乃男性作者潜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双性人格”成就了《花间》“幽微要眇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美学特色。马珏玶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27)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宋元话本的性别倾向；李舜华的《“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28)对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说书写中的性别现象进行了思考；李祥林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分析》等著作中，将性别视角引入戏曲研究。 （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阐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 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从两性平等和democracy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对此，李之鼎在《〈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29)中提出商榷。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30)等文，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 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31)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32)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33)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34)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各时代青楼文学特点的探析，开掘其性别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淑贤的《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35)从性别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新视点。文章认为，如果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不能轻易将之视为“观念陈腐”的小说，进而肯定了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构成了传统闺怨诗模式。马睿的《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36)就此现象从女性观点进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装”或“异性扮演”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和文艺表现传统，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艺思潮、审美风尚等密切相关。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就此进行性别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37) 对文学现象及经典之作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仅从一些论文的选题即可看出，(38)尽管具体探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封建男权和父权制文化的解剖与批判，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着眼点。部分作者尝试借鉴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 （三）社会思想文化与创作中性别因素之关系的考察 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女性总体上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在对文学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时，势必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古代文学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创作心态，可以说是联系当时社会文化与创作文本的关节点。为此，一些研究者分别从创作语境、阅读接受以及批评传播等环节入手，深入辨析文学中的性别因素，探讨融入了作家个体性别意识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舒芜多年来的一系列探讨思想文化领域中性别问题的文章，(39)涉及古代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同时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颇富启发性。 例如，俞士玲的《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40)等文，从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的参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妇女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态，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演变。黄仕忠的《婚变、道德与文学：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追踪自《诗经》以来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顾歆艺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41)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在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学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寻味的差异。冯文楼的《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42)讨论了《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注重作家妇女观与创作文本关系的探讨，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黄霖的《笑笑生笔下的女性》(43)将《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从“作为道德家”的笑笑生与“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以及所涉及的女性问题。另如黄瑞珍的《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的《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薛海燕的《〈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等等，(44)也是如此。 近年来，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已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陈千里的《〈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就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相似的故事情节中不同的叙事态度进行剖析，便有新的发现。(45)而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学面貌，特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杨联芬的《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46)一文，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现代性思考的基本轮廓，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土特点做了分析。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一书，对晚清妇女文学的书写特征及文化身份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维新时期的妇女文学书写与社会政治的关联。黄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等论著中，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讨论了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顾太清和吕碧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 将社会思想文化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对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显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在复杂而变动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对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做出立体的、比较切合本土实际的把握。 （四）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基本状况的检视 在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方面，《古代女诗人研究》（张宏生、张雁编）一书成绩突出。该书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有关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基本面貌。其体例分为导言、文选和目录索引三大部分。所收论文分别涉及文学史宏观考察，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创作的探讨，对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等。其中编者“导言”的信息量丰富，并有学术性阐发，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观念的更新。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在男性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的误读。而通过对相关研究的“重读”，可以批判和纠正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以有关清代著名农家女词人贺双卿的研究为例。历史上贺氏之有无、其籍贯及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提出疑义以来，一直存在争议。90年代以来，有学者在关于贺双卿其人其作的研究中，运用“内证”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确认其真。在此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现”的文本书写进行了重读。此以杜芳琴的《贺双卿传》、《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47)为代表。而邓红梅则在《双卿真伪考论》(48)中，通过对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中有关贺双卿记述的考察，提出这个人物其实是“天上绝世之佳人”之人间幻影的看法。这样的分析与杜文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两者同样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上保存（或塑造）了女作家创作的男性文人的性别文化心理问题，具有破除沿袭已久的有关“才子—佳人（才女）”的浪漫想象和神话的意义。 四 本文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拟详述。这方面目前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陈友冰的《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张雁的《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以及林树明的《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等。(49)与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一些学者明确地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专门研究。有关成果大多散见于台湾高校和学术机构发行的若干学刊中，如《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东吴中文学报》、《中国文化月刊》等，也有一部分比较集中地收录在《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中国女性书写》等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中。(50)其间，《中外文学》这一学术刊物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叶维廉等人担任顾问。1986年，它推出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此后又陆续推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1989)、《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1989)、《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1993)等。由女性主义或性别诗学的视角出发，台湾学者往往倾向于把性别研究与文本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对此，陈友冰在《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一般来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占较大的比重。第二，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注意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改造吸收。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曾把“性别研究”作为当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这一年中“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另外，女学者华玮在文献史料的发掘、女性戏曲家研究以及剧作文本的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成绩，出版有《明清妇女戏曲集》（编辑点校）、《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等。 内地和台湾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成绩可观，并体现出一定的专业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值得思考。下面先谈谈中国古代性别研究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关领域的研究实践很自然地立足于特有的学术传统。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认知框架、思维习惯以及久已熟悉的批评模式，无疑会对相关成果的面貌发生重要影响。概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中国文学界，向以古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文献学方面的学术根基最为坚实、深厚。这一领域的学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有着注重文献资料、强调言必有据的传统。在涉及理论方法的更新时，态度较为持重，实践较为谨慎。虽然部分研究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还不够圆融，但总体来看，相比其他一些文学研究领域，较少盲目追新。一位年轻学人的话或可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识：“显然，女权主义在世界妇女的解放‘道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性。然而必须注意到，它毕竟是西方新经济的产物。它所关注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权力的再分配、两性的分工等，并不太适合用以观照中国的女性问题，特别是以之观照中国古代的女性。”“研究中国的女性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51) 与这一学科严谨守成的学术传统相关，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性别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大体采用传统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情况至今仍占主要位置。研究者在探讨文学活动涉及妇女、性别的具体文学现象时，对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理论时或不无借鉴，但很少简单照搬；大都能够保持必要的清醒，自觉意识到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迄今许多成果实际上主要采用的仍是性别视点与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而非“纯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者通常不是从抽象的父权制概念出发，而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学活动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姿态是稳健、务实的，有助于避免很容易与一拥而上的态势相伴生的牵强、生硬，特别是虚华、浮躁。 其二，出于对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实际的深入了解，对那种过于强调男女之间生物属性差异甚而将其本质化的机械思维，一些学者保持着自觉的警醒。例如，莫砺锋在《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52)一文中明确指出，那种断言男性作家不能为女性写作的观点是偏颇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的，因为“男女两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并达到心灵上的真正沟通”，男性作家未必不可以很好地“写妇女”。文章具体分析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笔下众多女性所代拟的诗词，认为这之中有作者对女性“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作品中林黛玉等人的诗词恰是当时“最富有女性意识的文本”。由此提出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的命题。论者认为，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手。其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种看法恰从深层触及女性主义批评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对性别问题上男／女两分、二元对立思维的严肃质疑。既然人类可以有超越性别的共同情感和审美趣味，那么，女性主义批评面对文学文本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也就理当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反思的问题。 其三，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中，尽管部分成果有意识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看，研究者还是更为注重社会思想文化、性别文化以及作者心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考察，而较少将文本视为封闭性的系统进行纯形式的分析。即使有时面对的是作者难以确考的文本，研究者也十分注意其间透露的社会性信息。这样的研究方式固然显得偏于“传统”，但对认识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性别研究之所谓“性别”，恰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建构。各种复杂的社会性因素通过作者对文学作品面貌产生的影响，自有必要在其孕育和生成的复杂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分析。 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女性学者人数较少。在此情况下，男性学者在将性别视角引入本专业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前述成果大多出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男性学者之手。而研究队伍的性别构成与这里所谈到的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某些特点或有一定关系。下面着重探讨一下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现状进行思考，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郭延礼在《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53)一文中，论及21世纪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并具体指出近代三个女作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女性小说家群和女翻译家群）的研究迄今几近空白。张宏生、张雁在《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中，将有待开展的工作概括为：文献的整理，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历时性／共时性群体研究的加强以及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等。我认为，上述意见是颇具针对性的。总体来看，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基础性研究比较扎实，但研究所涉范围和层面还不够丰富，进行有关方面整体性研究的“基座”尚欠宏阔坚实；理论创生力偏弱，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较少；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具体说来，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第一，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妇女创作方面的资料十分匮乏。从总体上说，情况自是如此。然而，各个不同历史时段资料保存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又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且，即使仅就目前可以见到的保存下来的资料而言，研究上也还远未能够充分利用。例如，明清妇女文学所留存下来的史料可谓宏富，而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并未进入研究者视野。另外，如果不是只限于女性创作本身，而是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询，大量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典籍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就越发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整理。目前，出现少数研究存在着“主题先行”的现象。有时，尽管论者不乏历史文献的征引，但并未真正做到在具体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切实的分析阐述，而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性别政治观点作为判断的依据，无形中架空了文献史料，虚化了其功能。这样的研究近乎某种性别理念的图解，显然无益于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 第二，基本概念的辨析。在近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中，将妇女文学创作称之为“妇女文学”和“女性文学”的情况并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尽管在这些论著的具体语境中不难理解作者所指，但当我们注目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关于“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人们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较常见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将历史和现实里出自女性之手的全部文学创作纳入其中，即等同于“女性的文学”。狭义的理解则具体考虑到“女性”这一词汇在汉语中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及特定内涵。因而，在由此生成“女性文学”这个词组时，学理上当有文化内涵上的规定性。故以之专指“五四”以来以现代人文精神为价值内核、体现了女性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尽管始终未能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多数情况下，大体是在接近前述狭义的理解上加以运用；并且，很多学人始终将其作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进行着持续的讨论。而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对有关方面的情况可能未加留意，在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时，未能作出必要的辨析。现在看来，这一问题有待于文学学科内部更为充分的研讨。 第三，研究范围和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就研究范围而言，以往目光大多集中于汉民族书面文学，而对有着丰富性别内涵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很少涉及。这一情况近年虽略有改观，但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在材料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层面的拓展无疑十分必要。例如关于妇女文学的研究，在涉及女性创作主体的生态研究、心态研究；涉及作品的文本形态研究、审美价值研究；涉及妇女群体创作活动的研究；涉及两性间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影响的研究及其两性创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都蕴涵着一系列值得深入探察的课题。而有关古代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和丰富多样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性别审视，在其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内容上，更是具有融合中外、贯通古今，多学科、开放性的特点，可望成为意义独具的学术生长点。 仅就进一步打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加深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而言，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从女性创作活动的角度来说，所谓“新女性”和“五四女作家群”绝非横空出世，尽管她们当时的代表性创作多以白话文书写，在语言和形式上与“古代文学”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其内在的、包括性别意识在内的审美传承或文学扬弃，不应该成为研究的盲点。传统文化中有关两性关系的理性认知，明清以降社会思想文化在性别观念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部分本土男性思想家对妇女解放的倡导和推进，与引自西方的新思潮一道，对“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中国知识女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很多问题的深入认识有赖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展。为此，文学领域不同专业之间的相互关注和积极交流还需大大加强。 第四，对性别与文学关系之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研究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出于对“人”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性别身份在文学活动中作用和影响的关注。所谓性别，实际上是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生物属性承载着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男女之间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势必带来某些方面生命体验的隔膜，这种状况会对两性文学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存在无疑受到来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塑造，其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并且除性别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从性别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既不能完全否认两性之间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也不可脱离复杂的历史语境，过度强调妇女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应尽可能避免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封闭式研究以及对两性差异的本质化理解。关于这一点，尚须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具体问题的探讨进行积极的尝试。 第五，“重写”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近20多年来，随着文学史观的更新和相关研究取得进展，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已成为学术界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但是，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直接相关，迄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在学理意义上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性别观念更新，在书写方式上能够比较恰当地融入性别批评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著作。这项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的工作，有待于在适当的时候，在文献搜集和基础研究能够提供相对充分支撑的情况下提上日程。 第六，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性别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还十分欠缺。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文学的基本理解、理论认知和文本阅读感受。毫无疑问，它在历史上主要是由男性文人建立的。如何将性别分析合理而富于建设性地引入这一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方面辟出新路，是具有学术难度和创新意义的课题。一般而言，对于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的性别轩轾予以重新评判较为容易，而对背后的价值体系及其呈现方式的分析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至于在性别视角下，对古代文论的主要范畴之形成过程及其内涵的重新审视，对分体文论之特色形成的具体探讨，就更需要以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为基础，也需要“双眼曾经秋水洗”的一番思路更新。 第七，对两性在文学活动中交互影响的探讨。自古以来，男女两性在文学活动中就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就此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偶有触及也多是关注女性作者对男性创作经验的吸收。而有关女性文学活动对男性创作产生的影响，则很少为人注意。而实际上，无论是文人词作抑或其他领域，女性对男性的创作都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既有情感的注入，也涉及艺术的表达。这种相互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或会正面促进或会负面牵扯，有关考察可以说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关系到对文学文本的具体生成及其审美风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如何比较客观地看待两性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互补共存关系，校正那种认为两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截然分立状态，女性所扮演的仅仅是绝对被动的角色的误解。 第八，性别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就本领域的性别研究而言，确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这方面的成果尚待逐步积累；另一方面，性别研究在学术领域的提出，与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其间所蕴涵的浓郁的文化批判意味，很容易影响到研究者在观念和思路上形成偏重文化批评、轻视审美分析的倾向。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文学学科各专业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均不难看到。应该说，由性别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当性别视角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时，出现这种情况原本是自然的，但就文学研究本身的使命而言，却不免有所欠缺。尽管文化批评在展开的过程中不乏文学文本的解读，时或也从审美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其研究旨趣并不在于揭示创作文本的审美特质，而是更注重对“性别政治”的发现和探讨。于是，文学批评在这里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文本的性别政治学”色彩。然而，文化批判的敏锐、犀利在给文学批评带来活力的同时，终不能取代以审美为内核的文学批评。面对文学文本，如何将“文学性”的审美判断与性别视角下的文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 第九，吸收妇女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动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就是说，要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站在中华文明史发展的高度，真正将妇女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融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观照。如此，无疑有助于校正和丰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学精神以及中华历史的人文脉络。 贯穿于上述各方面努力之中的，当是理论创生力的加强。迄今为止，有关探讨大体上是本领域研究者结合各自的术业专攻进行的。毋庸置疑，这种结合个人所长、突出重点的研究方式合理而必要，它有利于保证各局部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不过，若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进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基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外，强化理论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华文化的内蕴极为丰富，古代文学涵盖面甚广，其间如何展开既融入性别视角又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审美批评，需要认真探讨。旧时中国妇女主要生活于家庭，其个体身份、生活处境、性格心理、教育背景及感情表达方式等千差万别，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来说，在男性中心文化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妇女的存在从总体上说确是处于“次等”的、“第二性”的状态，其创作也确实呈现出与男性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需要在研究中结合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的实际，改造传统审美批评的尺度，对相关文学现象加以审慎的辨析和理性的分析。既探讨不同性别作者在创作中的差异，也注意中国古代文化在阴阳互补方面的特点，避免对两性创作的美学特征做截然分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学男性创作的考察中，若能进一步吸收性别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开阔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和深化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多年来，在本土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即比较多地倚重于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相对轻视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关性别问题的理论资源的开掘整理和重新认识。其实，虽然中国确实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有关性别问题的系统理论，但并不等于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不存在对性别问题富于深度的思考和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阐述。例如，早在《周易》以及其他文化典籍中，就不乏有关两性关系的论述。仅就《周易》关于家庭中男女关系的基本看法来说，它的思想尽管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但在经与传中，又都有不把这个问题绝对化的表述，甚至还做出了一些相当明确的补充、修正，体现了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又如明清以后，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值得重视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缺憾，明确提出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要注意回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土壤和情境中，探求对性别文学研究来说不容忽视的本土思想文化传统。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大有可为。 与此同时，研究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也还需要更为自觉、有效的实践。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方法值得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演进的过程中，吸收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追求两性平等、反对男权文化的共同目标下，其内部的不同流派呈现出大异其趣、各具特色的面貌，而文学的性别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互补，方可共同进取。女性主义所蕴涵的丰富理论资源可供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和借鉴。此外，在立足文献史料和文学研究本体的前提下，或可适当吸收其他学科领域（例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进行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的尝试。 综上所论，性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实践，是立足传统、融合现代意识和新的理论视阈进行的积极探索。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若能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当可取得更为沉实的收获。 注释： ①胡适：《贺双卿考》，原载《胡适文存》三集，《民国丛书》本；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第306页。 ③见《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修订再版。该书收入冯沅君1936年到1945年间所写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15篇考证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妇女创作。 ④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⑤王之江：《要关心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85年3月12日。 ⑥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66页。 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第15页。 ⑧见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⑨陈祖美：《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⑩陈洪：《〈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11)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2)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13)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李真瑜：《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见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15)乔以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16)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天津大学学报》2006年第2、3期。 (17)孙康宜：《末代才女的“乱离”诗》，台湾“中研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1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19)虞蓉：《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原载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21)蒋寅：《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一代才女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2)徐兴无：《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3)闵定庆：《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4)谭帆：《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5)郭梅：《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6)叶嘉莹：《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原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0卷第9期，缪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27)马珏玶：《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8)李舜华：《“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29)李之鼎：《〈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30)韩惠京：《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期；詹丹：《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期。 (31)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32)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3)潘莉：《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34)魏崇新：《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35)张淑贤：《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6)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37)例如，邓晓芒：《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幺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张禹：《异性扮演的文化透视》，《民族艺术》2003年第3期；唐昱：《明清女剧作家的“木兰”情结》，《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盛志梅：《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38)王玫：《宫体诗现象的女性主义诠释》，《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赵杏根：《佛经文学中女性形象概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张兵、李桂奎：《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王立：《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王毅：《试析散曲中的女性意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黄伟：《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楚爱华：《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刘健：《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梁海：《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悲歌——〈窦娥冤〉的另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4年第12期；杨朴：《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新探讨》，《名作欣赏》2006年第7期；杜书瀛：《〈闲情偶寄〉的女性审美观》，《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等等。 (39)参见舒芜：《哀妇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俞士玲：《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曹亦冰：《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41)顾歆艺：《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2)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3)黄霖：《笑笑生笔下的女性》，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4)黄瑞珍：《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薛海燕：《〈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毛志勇：《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45)陈千里：《〈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1期。 (46)杨联芬：《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47)杜芳琴：《贺双卿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痛菊奈何霜：双卿传（代序）》，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48)邓红梅：《双卿真伪考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49)陈友冰：《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张雁：《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林树明：《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50)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1995年12月东海大学“妇女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4月淡江大学“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 (51)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页。 (52)莫砺锋：《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53)郭延礼：《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提出反对“新蒙昧主义”。

熊蕾：父亲的信仰 原载：作者博客http://xionglei.blshe.com/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　　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得极为清晰——这毫不奇怪，他的记忆力始终超好，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但是，令我难忘的是，父亲流利地背诵当年的入党誓词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有他说，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时，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一些年轻朋友评价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有着真正信仰的人”，是“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评价。他们尊重我父亲，不是因为他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有过怎样的地位，而是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所信仰的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干脆抛弃的时候，你如果仍然信守自己的信仰而不动摇，那确实值得尊重。　　我因此为父亲而自豪。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即使在抗日救国的大时代，共产革命也并非他这样人家子弟的唯一选择。可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相互的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这个纪念册中，父亲有两首诗，也颇值得玩味：　　其一　　 哀辽宁　　吁嗟伟哉长白山，山高千丈插云间，上有皑皑之白雪，长松古木欲撑天；下有苍苍之绝谷，泉飞石突河蜿蜒。河边沃野延千里，宝藏无尽少人烟。　　岂意神州日陆沉，强邻遽乎动刀兵，辽宁一夕惊事变，倭奴夜占沈阳城。沈阳官吏疎防守，羽檄星驰报将军，将军青年肩钜任，不爱边功爱美人。神消粉黛蛾眉色，魂醉梨园丝竹声，灯红酒绿歌舞里，烽烟直逼古长城。　　长城北风吼，胡马鸣啾啾，倭奴塞外逞凶残，将军闲里享温柔。温柔享尽酒初醒，已失燕云十六州。嗟彼辽吉之民一何苦，弱妇被奸掠，壮丁做马牛，少者从军老者死，空余白骨对荒邱。呜呼！哀辽宁，哀辽宁！安得虎贲百万兵，慷慨杀向东京城！但能救得塞外灾民千百万，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吾无怨！　　其二　忆三年　　三年梦也似地掠过，　　只一些珍贵的回忆，遗剩在我的脑膜。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但，在别前，我还想把往事细数。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我们一道儿读书，一道儿生活；　　相砥砺，相切磋，相琢磨，　　我深深地认识了你，你深深地认识了我。　　伟大的友情永把我们维系着，　　即使我跑到天涯，你跑到地角。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勤息轩的紫藤，已攀过了屋角，　　校园里的青桑，也结着鲜红的多花果。　　拆去了的生物楼，是那样残破；　　刚建成的新运村，却是那样的巍峨！　　这儿啊，曾住过你和我，　　你和我啊，又怎能把这儿忘却？！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敌人冲过了榆关，占据了黄河。　　浪人偷运着他们的私货，　　汉奸惨杀着我们的同学！　　无限的野心，不停的侵略，　　受不了的侮辱，按不住的无名火，　　终有一天，拼个你死，拼个我活！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德侵奥，意并阿。　 漫天的飞机，遍地的炸药。　 帝国主义的凶焰，虽则一天天的旺盛，　 和平劳力的拥护者，也正一日日的增多！　 眼毛竖起了直角，看结果：　 最后胜利的，　 是德？是日？还是苏俄？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暂别？永诀？”我不能武断地说！　 但是，无论如何，　 伟大的友情，会把我们永远维系着！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勿留恋，勿伤心，勿蹉跎！　 请用热血代替热泪，　 请用战歌代替骊歌！　 在保障和平的阵线里， 　 莫少了你，莫少了我！　　且不论一个17岁小青年的文思才情，那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慷慨赴义的决断，应该说是奠定父亲信仰选择的思想基础。　　当然，无论信仰多么美丽，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荆棘。彷佛对这一点早有预见，杨承栋—许立群在当年给父亲的临别赠言中，写下这样的词句：　　我想起爱伦堡底话来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着，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这两句话道破了现实社会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两面，你将踏上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的路呢？抑是踏上充满伪恶丑的黑暗的路呢？倘使你选取了前者，那么一切恶意的攻讦，无耻的袭击都是免不了的，你底一切思想行为都能得到市侩们的喜爱与眷顾，更是必然的事了。但是朋友，我知道你能，你也愿意作到这样的啊！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这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我因此佩服父亲。　　　　　　 　　父亲是一个有大历史观的人。　　这历史观，表现在他对待许多历史事件的求真务实——从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顾，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父亲的历史观，更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自己历史作用的冷静客观。　　毛主席说过，父亲当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所起的作用，“一个人顶几个师”。这评价，令父亲很欣慰。　　但是，父亲不赞同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更反对有人以他的作用来贬抑乃至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指挥那场决战的英明。　　首先，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入木三分的了解，就不可能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方兴未艾之际，布下父亲等一批“闲棋冷子”到国民党军队中。　　其次，没有令人折服的思想理论，没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不可能吸引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效命，致死不渝。父亲在胡宗南部十年，与胡宗南朝夕相处，见周恩来只有两面，其中一次不足15分钟，一次是“危机处理”。胡宗南是蒋介石麾下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对父亲宠爱有加。可是他始终未能彻底“感化”父亲。我只能说，在思想理论和人格魅力上，胡与毛、周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第三，没有睿智的分析能力，没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即使掌握了情报，也未必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反应。事后看棋局，后人往往很难体会当局者迷的复杂。缺乏信息，不了解对手，当然难于决断；而陷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迷魂阵中，有时也会让人对真实的情报产生疑惑甚至无所措手足。但这样的失误，在毛、周那里绝少发生。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父亲的亲身经历，便是佐证。　　至于对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派人打入国民党卧底的非议，我想，有1927年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在先，这样血的教训对谁都是刻骨铭心的，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政党，都不可能不有所警惕，防止再次受到加害。而就在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中，新四军也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作为保护自己的措施，先布几颗闲棋冷子防人一手，无可厚非；更何况共产党是希望这些棋子闲着冷着的。是蒋先生的作为让他们不闲不冷甚而热了起来，须怪他人不得。　　父亲不只一次说过：用他打入胡宗南部，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历史的必然。我同意父亲的看法。假如没有他，我相信仍然会有类似他那样的共产党员张向晖李向晖，去做同样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选择了父亲，而父亲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但是，父亲是否辜负了胡宗南？　　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很坦然。他问心无愧。　　胡宗南的确对父亲和父亲的一家都非常好。作为熊家的晚辈，我虽未有机缘见过胡先生，但是也要感谢他曾经对我爷爷奶奶伯伯姑姑们的照顾，更感谢他对父亲的青睐和培养。　　父亲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值得胡先生对他另眼相看的。　　可是，用父亲在胡宗南部的袍泽、前国民党将军、台湾名流张佛千老伯的话说，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要怪只怪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毁了胡先生的，是内战，而不是父亲。　　那么，胡宗南为什么要在众多的莘莘学子中，挑中父亲来栽培？　　有人简单地以为，胡先生瞎了眼，挑了个共产党做他的机要秘书。更有人荒唐地以为，胡宗南本人就是共产党。　　胡先生当然不是共产党。可胡先生也绝没有瞎了眼。他挑中父亲，正说明胡先生不是等闲之辈。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其中说到，“兄在黄埔为先进”，却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对他以“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这些都不是客套话。胡宗南一直保留着这封信，五、六年之后父亲当了他的机要秘书，他还给父亲看过这封信，说明这些话都说到了他心里。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胡宗南与那些一味反动，只知捞钱的国民党要员完全不同。他也曾经有理想有追求。他为几个儿女取名：唯真、唯善、唯美……他对真善美的喜爱，可见一斑。　　张佛老说，父亲当年“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作为“在黄埔为先进”的胡先生，他看上父亲，理当是看上了父亲身上他所喜爱的那些气质，看上了父亲身上有他所追求过的那些东西的影子。所以父亲回答他“为什么到本军来”的问题，说“来参加革命”时，他为之一震，但心里应该是欢喜的。他选择父亲，是“慧眼识英才”。我相信，胡先生真心希望国民党里，像父亲这样的青年越多越好。　　可惜，历史不是按胡先生个人的意志来发展。这是胡先生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历史无情人有情。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海峡两岸可以有了人员交往之后，父亲和彼岸一些多年不见的故旧，再度重逢。　　起初，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从他们的立场看，父亲是“对不起”他们的胡长官的。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逢甚欢呢？　　随着和那些老国民党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看到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　　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幅“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这正是父亲的可爱之处。　　　父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一周年。 宋晓军 发表于　 2006-09-08 01:53:02　IP:61.149.44.*熊大姐，看了你今天的文字，想起了2004年8月与电视台的同志去你家采访熊老时，我特意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1999年买的熊老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本是好友姜鸣听说熊老夸奖他在《文汇报》上批评《走向共和》电视剧史实严重失实的文章写的好后，托我带给熊老的一本自己的著作。我至今记得熊老为我保存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题字时的情景，现在这本书在我的藏书中也是最珍贵的。每当有朋友看到我这本书上写着“宋晓军同志留念 熊向晖 2004年8月23日”时，都羡慕的不得了。 熊老离开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最近正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准备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我浏览了一些我收藏的在长征时期的都市出版物，当看到那时中国大都市浮华奢靡的生活时，我更深地理解了熊老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他们的青春、激情与当时他们身后都市里的跑马赛狗、文艺沙龙、最新款式的巴黎夏装、目迷五色的橱窗和最新的美国大片反差是那么大。 今天的都市生活几乎就是1934～1935年大上海的复制版，而今天的信仰和理想继承者呢？为此，我一再鼓励杂志负责人和节目制片人，要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作品中，呈现出1934～1935年同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价值选择，我认为这才是对熊老这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最好的纪念。 附：《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http://xionglei.blshe.com/post/267/118429

有清一代，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妇、贞女人数竟高达百万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上述情况反映的就是清代妇女在婚姻和贞节行为中的全貌，那也不是事实。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贞节观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综述。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龟兹是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即今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则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

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比发表版本多结尾两段。

巴兹·柯肖（Baz Kershaw）目前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教授。《剑桥英国戏剧史》第三卷主编。主要著作有《表演政治学》（路特利奇出版社，1992）和《表演原理：从布莱希特到波德里亚尔》（路特利奇出版社，1999）。

欧游之后，梁启超见到一战后的欧洲满目凄凉，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早年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对现代科学的认知。 在科玄之争中，梁启超对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都进行了批评。马原文结尾对梁颇多赞颂之词，为简洁删去若干句。（我觉得还是补上为好，已经加上，也不算谀词，对学术论文来说稍情绪化而已。HC）

两条主线索，一是关于历史、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重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探索。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在政策、政治两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制度基础则在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齐头并进、重庆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这两大制度创新。

许多人曾经以不同的进路（理论的和诗意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比利时艺术家: 法朗士·麦绥莱勒 (Franz Masereel, 1889-1972)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这本来不是一封公开信，而是写给清华大学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四月开始收到一些无端的、内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们注意“汪晖的剽窃”。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称是此类信件的作者之一，联络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给他写信，问他是谁，还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证据，他都没有回答。这个事件标志着我们介入的开始，我们同时越来越怀疑一场有组织的活动可能已经把我们当做对象。所以当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们给清华校长的信泄露给了中国媒体后，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发表该信，以驱除对我们的怀疑、表明我们的意图。

今天我想借用日本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化当中知识界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来反思我们自身的课题意识。

概述

直面「反中情結」當中，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因素」，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台灣人自己：要做台灣人，就必須承擔自己主體之匱乏、分裂，承擔自己所欲打造的「認同政治」，必將充滿各種投射到他者（中國）身上的仇恨、猜忌與敵意。對這項承擔的準備，也將勢必是一個情感事業。在分斷體制中，每一個敵對衝突驟升的當下，所謂的「社運介入」，是否能積極嘗試「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而非慣性地採取政治正確的迴避態度？

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我父亲（贺麟）是抱着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大变化的态度迎接解放的。他说在美留学时，认识胡适的侄儿胡敦元（他思想很进步），胡曾对他说过：“做共产党，第一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二要改变意识形态。”此话对他印象很深，他虽做不了共产党，但进入新社会了，自己也要改造自己，不能做遗老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