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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朱洪斌:梁启超在清华:“但开风气不为师”
    人文 2009/11/01 | 阅读: 2010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
  2. 崔之元:从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看国有资产
    法律 2010/04/17 | 阅读: 2010
    从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到1913年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联邦政府是无权征收所得税的,而今天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则是美国联邦税收的主体(美国没有增值税)。读者自然会产生两个有趣的问题:第一,1913年前,美国联邦政府为什么无权征收所得税?第二, 在没有所得税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收入靠什么?
  3. 甘阳:2010年十二月北大演讲综述(北大批评理论中心主办)
    人文 2011/01/05 | 阅读: 2009
    2010年12月16日晚,应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邀请,甘阳教授在北大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公开演讲。虽然是期末学生忙碌的时节,二教两百人的大教室却座无虚席,过道里也站了不少听众。演讲由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纽约大学教授,北大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老师主持。他简单介绍了举办这次演讲的由来,意在继今年八月批评理论中心、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以及中国文化论坛共同主持的全国第四届通识教育暑期班在北大的成功举办,在本科教育大学理念的讨论和探索方面,和甘阳主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有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 甘阳老师首先就演讲的题目做了一下解释,指出这次北大演讲与他近几年来关于通识教育只讲操作不讲理念稍有不同,而要先讲一下理念问题,即题目中的前半部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在他看来,这个首先是中国大学总体面临的问题,通识教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面临问题的一部分,而他想探讨的,就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和大学排名问题谈起,甘阳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大学评判标准变为以英文为主导的趋势,并要求听众追问: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大学应该怎样应对?是否要北大追随近年来大学排名中急速升为亚洲第一的香港大学那样,实行全英文教学?中国的大学是否有权自己定标准?更进一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怎样思考自身的问题?就此,甘阳重提胡适近百年前所写《非留学篇》,强调中国一定要摆脱教育、学术、大学体制的殖民地心态,而明确自己的大学建设目标。他说,香港大学不是一流大学,它不能做原创性的问题,第一流的人才是打破现在流行的说法提出新的说法,而不是在给定的潮流和变体下做文章,这才叫一流人才,二流人才都是跟着人家做。北大确实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北大应该有这个条件,更应有这个心气。明确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理念真正要想的问题。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有一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谈中国各个领域的学科状况,谈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到1947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中国大学发展十年规划,想的都是这个问题。而他2003年重提这一问题,却被视为荒谈,这实在是值得思考的。 具体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方面,甘阳提出了如何借鉴美国大学模式的问题。他认为,借鉴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应该的,因为通识教育的确只在美国成功了;但是,当各国都处于全球平面竞争的状况下,却尤其要注意不应一味迎合外在的普遍性标准,而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大学的时候,首先要问:参考的是哪个时代的标准?比如说,哈佛大学2009年公布了新的通识教育方案,是否这就是北大应该参考的方案?甘阳的回答是,要学的应该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真正的精华所在,而不是外在皮毛的东西;对此,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看它一百年的历史,看美国的通识教育从192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完整历史,一定要把美国的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而就2009年的方案来说,它其实是一无可取,毫无价值,实在不应成为中国大学仿效的模板。甘阳还特别指出,哈佛大学校长就经常对其他访问哈佛大学的校长们说,你们绝对不能摹仿哈佛,因为哈佛每一个新的方案都是在纠正哈佛原先的错误,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上一个方案是怎么做的而单纯摹仿抄袭它现在的方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针对的问题何在,它每一个方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 甘阳接下来介绍了美国通识教育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是1930到40年代Hutchins当政时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哈佛大学发表所谓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标志着美国大学在现代的条件下重新建立通识教育最完整的努力。第二阶段则是1987年以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那场改革成为全美当时最大的政治风暴--为标志,又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甘阳指出,要真正了解美国的通识教育,得看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或者芝加哥大学校长Hutchins发表于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再加上哈佛大学1945年的报告,这些对中国的大学都有着根本的借鉴意义。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通识教育的中心问题,即多元社会下的教育的共通性。通识教育严格来说是common education,它所要面对的,是多元社会在离心力极强、没有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重建社会认同的问题。哈佛红皮书之所以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本身就能看出这一点。 美国通识教育虽然有很多的课程,中心是西方文明课,这是全部通识教育的核心所在。就具体的参考对象来说,甘阳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它到现在基本上还是1920年代的传统,是最理想也是北大最应该有条件发展的。甘阳具体介绍了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即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三类的基础课程设置,他以为虽然美国大学自然科学一类的通识教育整体都不太好,但人文社科方面却的确出色,有着鲜明的建立西方文明传统认同感的意图。 回到中国大学自身,甘阳再次强调不可盲目追随美国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比如哈佛2009年提出要"淡化经典",甘阳认为这句话在中国一定要仔细分辨,因为它所谓的经典是从1920年代以来经典阅读极为强化、高度制度化的情况下来放松一点经典,如果中国大学以此为依据,说连哈佛都淡化经典了,我们就也不要搞经典阅读了,这是大错特错。全球化时代往往让大家完全忽视原本的差异,但美国的通识教育原先是非常强固建立起来的传统教育体制规定的,而中国大学是没有奠基过、没有这个传统,如果也按照美国现在这一套弄,就完全没有一个奠基的过程。甘阳认为,中国大学特别需要参考的是美国1920年到1960年代这一段,这样才能使通识教育真正能够扎下根来。美国所有基本的制度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现在的这些改革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且每个学校根据它的学科重点、师资配备等特殊情况会有些差别,这些区分都不是十分重要。 在甘阳看来,中国社会当下的状况非常像美国的工业化时期,整个社会完全无序、没有规范。大学也是在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改革,在这一样意义上,Hutchins校长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如果改成High Education in China,几乎不用动,完全适合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甘阳提出了他所以为的中国大学改革的真正问题:在一个离心力非常强的现代社会里,如何找到某种共同的文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核心?甘阳强调,虽然这个问题常常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但至少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大体上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置应该考虑两个点。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问题,需要通过通识教育的课程使中国文明的制度的、思想的、文化的东西重新成为中国大学生思考的问题,可以批判它,但不应是毫无了解的谩骂。另外一个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甘阳还介绍了他去年正式加入中山大学后,给中大设计的异于现在所有其他大学的通识教育分类。具体说来,第一类是中国文明课,所有学生必须修四个学分的中国文明课。中国文明包括中国环境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制度史等,学生可以选择,但要选四个学分。第二类是全球视角,是全球化的课程,还有一类是经典阅读,最后一类叫做科技经济社会。甘阳强调,不应简单计算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每一种占多大比例,关键是希望彼此打通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的科学不应该按从前的观念好像就是数理化,对今天学生更重要的是考虑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科学发展,如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理科学,应该强调的是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学习科学方面的东西。 甘阳批评了当下谈论中国大学改革理念方面的许多伪命题,诸如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等。许多人一提通识教育就要讲文理贯通,但在甘阳看来,这往往是一句空话,很难订出一个标准说是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算是文理贯通。再如全人教育(whole man education),理想当然很好,但问题是怎么叫"全"?要"全"多少才是"全"?甘阳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支离破碎,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支离破碎的,所谓灵魂的全人根本就不存在,全人教育的提法只能是自欺欺人。还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是公民教育,要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这个要求是没错的,他也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但问题是,中国大学里社团活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一到开学期间往往出现"百团大战"的局面,弄得学生无所适从,社团活动严重干扰了教学的进行。在甘阳看来,公民教育第一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没有阅读是不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没有深度阅读、大量阅读,所谓独立思考不过是跟着报纸跑,不是独立思考。在此,甘阳再次强调,在通识教育的问题上,近年来他的投入主要是在操作层面,因为如上的一些理念问题往往停留在空洞的层面上,没有实际效用。而操作层面的问题也即是今天演讲的第二个主要方面。 在甘阳看来,通识教育在操作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讨论,小班讨论。他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大学,认为美国的好大学胜过中国大学的地方,就在于它四年之内能把一个很平庸的人培养成一个精英。这其中的关键,最大的问题在于阅读量,中国学生的阅读量比美国学生差太多了,没有阅读量学生水平是根本上不去。还有一个是小班讨论,小班讨论就是检查学生读了还是没有读。每个人都要发言,要在阅读的基础上讨论。中国许多大学虽然也都设有公选课,表面上是完成通识教育了,但却没有一定的标准,课程质量根本不行。他提出阅读量和小班讨论的要求,所针对的正是这一标准问题。 但仅仅这两点,在甘阳看来,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都做不好做不到,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中国大学课太多了!他比较了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和中国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强调了中国大学生课时负担过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造成的局面往往是,美国的大学生虽然一共只读了那么几本书,却养成了真正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四年里被灌输了一堆东西,却什么都没有深入。甘阳强调,所谓的大学是培养能力而不是给学生脑子里灌输一大堆既定的知识,真正要学知识的话学生以后可以自己去学,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塞到脑子里去的。真正好的学者、学生一定是自学能力强的人,而好的大学训练的就是这个能力,通过重要的几门甚至一两门课给学生一个训练,比如说一门历史课就让学生知道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怎么去查的,然后自己回去读,历史学怎么都不可能把二十五史从头到尾教完的。此外,就小班讨论而言,甘阳指出,要求所有的博士生做助教,要他们带动教学,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美国大学都这样,香港的大学也都这样设置,很简单,拿了奖学金就要做助教。在中国是大家拿了奖学金从来不觉得这是奖学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应该如此。 甘阳尖锐地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通识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恶性循环局面,即由于课程设置不合理,通选课无法对学生提出基本要求,就使越好的老师越不愿意上通选课,而如此又造成学生越不愿意听,大多只是混学分。最近几年通识教育被提出来重新讨论,也正是要面对这一状况。甘阳认为,目前改革中心的问题仍然比较困难,就是说,本科课程体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的话,通识教育会非常非常难,但正视这一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工作,却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在他看来,现在中国比较实际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做法,是在一个双层体制下运作,一是在全校学生的范围内有步骤地推动,另一个是各个地方在做、不是全部体制的而是部分体制的学院,比如北大的元培、南大的匡亚明、浙大的竺可桢,以及中大的博雅学院。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整个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标准比较完美、质量比较高的通识教育,即使在北大也不太可能。但就现存的双层体制而言,一方面可以全校比较有步骤地一部分课程先提出一个要求,特别是中青年的教授要有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小的学院试点实验,为全国大学提供一个课程体制设置的示范和探索,因为很小、人少,即使做得不是很好,影响面也不会很大。 最后,甘阳再次强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要回到一点,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历史,要从苏联大学体制转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符合目前条件的体制。以高度专业化为特点的苏联体制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以前五六十年代没有研究生的情况下,十年之内能造就一个合格的理工科的工程师、技术员,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不是说没有长处,有非常大的长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硕士生的数量在北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真正专业化了必然要去读硕士甚至博士,所以没有必要把所有专业课程都压在本科生身上,大学的教育所应担负起的应该是另一种使命,应当致力于重建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甘阳指出,要转变机制当然非常非常困难,尤其在操作层面,但这也正是他一般只讲操作层面问题的原因。如果操作谈不上的话,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都是空话,只有把它落实在可以操作的课程体制上,怎么设置核心课程、哪些课可以归入核心课程、大概每门课的阅读量有多少、一个学期讨论几次。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可操作可制度化的解决,那么中国的通识教育也就有可能。而这,也是甘阳在演讲结尾对于北大提出的期望,--北大应该来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应该能做得最好。 演讲在当场激起了热烈回应,听众从各个方面对甘阳做出提问,比如关于核心读本的选择,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小班讨论制度对博士生的压力,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中西并重等等。甘阳对各个问题都给予了深入的回答,进一步澄清了其通识教育理路的许多具体方面。 在核心读本的选择问题上,甘阳强调,难的不是在于多选,而在于少选。西方文明有他们的sacred fifteen,即神圣的15种,15本著作里面可能每家有两三本的差异,但10本以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异,这个是他们的common education。美国通识教育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神圣十五种的共识是相当清楚的。说到中国文明,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那么多书是谁也看不了的,不可能希望现在的学生读太多的书,而必须考虑让他们看最必须读的书。甘阳还举出他给博雅学院开书单时的设想,哪几本是必须要读的,比如《史记》《诗经》《左传》《楚辞》是必须要读的,其他的看看就可以的,如果有师资有时间的话《资治通鉴》也需要看。不是要把所有的都列举穷尽,要考虑的是中西两部分的经典。暂时还不算印度日本等,假定最必要的中西经典列三十本左右,怎么列?而且经典怎么读?芝加哥大学是每学期四本,斯坦福、哥伦比亚每学期是十几本,甘阳表示,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十本,因为毫无疑问,十五本也是读不了全部,要选着读,一本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么厚,不可能一个礼拜读完,如果读完了也读不懂。当然要选读,读的时候也要有选择。总之,书目怎么列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下一步中国的学术界要逐步达到一个共识,要能够形成一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经典阅读的书目。 就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而言,甘阳不大主张把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太激烈,他认为中国大学的专业化本身毕竟有自己的特长,包括一些院系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因此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保留现有的院系情况下加强通识教育,关键是课程的数量要下降,质量要提高。他反对另起炉灶专门搞一套通识课,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把课程做成双编码,让不同院系的学生能够选修同一门课程。在甘阳看来,中国最好的大学,哪怕是北大,资源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相比仍然较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源共享一塌糊涂,每个院系都是封闭的堡垒。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老师很少有人是双重教授,而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科基本没有人不是两个院系的教授,这就叫资源共享,他们的课都是多编码的,既是历史系的课也是中文系的课,大牌教授的课是五六个系的课。 对于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甘阳指出这是他每次演讲必然有人提的一个经典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视为通识教育改革最大的障碍,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就实际来讲,四门政治课的大多数授课老师都是非常liberal的,他们不是在做意识形态洗脑,因为这个公共课本身确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每一次变化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公平地说是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前那种完全教条化的。在甘阳看来,这些课本不是问题,不管是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谈中国问题,诸如毛泽东选集是必须要读的,不读毛选就不能理解中国问题,即使批判、反对毛泽东也需要读,要把它作为经典文本认真贯彻下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来说,政治课是刚性的,一时大概取消不了,但实际上可以把它变成中国现当代史来讲,而这是中国的大学生应该了解的。问题往往是,由于老师也觉得这个课不好,大多时候讲得乱七八糟,拼命讨好学生,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而且因为四门政治课往往都集中在一二年级甚至全部集中在一年级学完,学生以为大学学得都是这些东西,以后就不好好上课了,这倒是首先应该反对的。甘阳在博雅学院的做法是一年一门,一个学期有一个学期没有,第一个学期有第二个学期没有,理由也很正当:重视政治课,要让学生好好地消化。 有关小班讨论所需实施的助教制度对于博士生所可能带来的压力问题,甘阳再次强调,这主要是个心态问题,一旦制度定下来大家认为就是如此就可以了,这个必须严格规定,不能民主讨论,没那么多民主讨论,规定要做的就做,很简单,有心态了博士生们也就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还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博士生做助教本身就应该是博士生培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行培养模式中,中国的博士毕业了往往不知怎样教书,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教师资格考却比我们严格很多,美国博士生因做助教有很多的经验,毕业一上来就能教。 就中大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甘阳也做出了进一步介绍。他说,博雅学院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前两年集中在中西经典上,三年级开始分两个大方面,一个是人文方向,一个是社科方向,他会指定一批合格的博雅学院导师,比如要做人类学可以让人类学的教授指导论文,或者是做法学的,也都有相应的导师,博雅学院可以根据学生以后的方向授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学位。当然,现在因为还是二年级上半学期,他还不能说学生到底往哪儿走,人文社科两个方面都会有,但希望是不管哪个方向,都是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训练。博雅学院的课程每门都很吃力,课程任务很重,阅读量非常大,作业很重,另外还要求每个博雅学院的学生每个月写一篇5000字的课外读书报告,培养基本的写作能力。至于博雅学院的学生中间可能存在的精英取向问题,甘阳承认,他一开始就很担心,而且事实上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90后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互相之间很少沟通,即使有,也只是日常生活方面,却极少思想方面的交流和讨论。这与七、八十年代的学生非常不同,的确是应该正视的问题,但也只能通过逐步的磨合,养成平等讨论、互相学习的能力。 关于大学教育中西并重的问题,甘阳指出,自然科学的确主要是西方的科学观念,但人文社科方面,必须细加辨析,尤其是社会科学一类。在甘阳看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完全照搬西方,它也是现在中国所有学科中最差的,因为是它是最没有基础、最没有传统、最没有学术积累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在90年代里突然爆发出来的,因为就业好而看上去比较好,其实开的课是一塌糊涂。甘阳认为,应该去参考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它叫做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虽然很当代,但还是从希腊罗马讲起,同理,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应把中国历代制度史的东西贯彻到社会科学的课程里去。中国的税制、财政制度、官吏制度、考试制度等各个方面,两千多年的文明,二十五史这么多史料记载,所有基本的知识都应该变成社会科学基本的训练,然后才能去想中国文明里是不是有很多资源。通识教育如果从比较高的角度讲确实需要对整个课程有一个新的想法,比方说历史系很多的课程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史的部分,官吏的考试、地方政府的设置、中国历史地理变迁,都应该成为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训练。如果做好本科通识教育的话,每个人出去对中国几千年文明至少有一个基本了解,中国的兵制如何、中国的学制如何、中国的官制如何有基本了解,才能把中国文明的资源动用起来。可以批判它、修正它、改正它,但这个资源是你所有的资源,放着资源不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甘阳特别指出,这是中国比较高层次的问题,他也只在北大提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学校首先都做不到把通识课开得相对有些质量。但北大的老师学生应该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需要想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相当一部分文明的最基本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这个发问中,甘阳结束了整场精彩的演说。 (崔问津 整理) 
  4.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
    经济 2006/10/01 | 阅读: 2008
    从资料看,很多论文从2000年起就开始提出中国产业被乌外资控制的现象和危害,但是最近直到商务部2006年6月发布了《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检讨数年来吸引外资投入中国的成效,这个问题才引起了更多的关心。作为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商务部这份报告“倾向于认为中国产业已为外资控制,充满经济安全的忧虑”。惊人的数据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 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引进外资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一个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更是希望依仗外资获得体面的政绩。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国内产业对外资的依赖,甚至引起行业萎缩和国家安全隐患。这篇文章是本站编辑的专题:外资在中国的一部分。
  5. 邓英淘:山西省考察观感
    社会 2010/07/11 | 阅读: 2008
    说到山西,这是一个和我们颇有缘份的地方。在课题组中,有一个是山西人;有一个曾在山西插队6年,当过生产队长;有两个曾于1983年前后在山西做过户包小流域(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调研。
  6. 陈伟: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
    政治 2009/09/21 | 阅读: 2007
    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理论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7. 张再利、马为华:解构和颠覆:双眼下的中国女性穆斯林群体——读《中国清真女寺史》
    宗教 书评 2008/09/06 | 阅读: 2006
    女权,似乎就是平等的同义。在西方的学术视野里,伊斯兰永远是穆斯林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8. 王敏:"巴扎"(集市)日的时间规制
    文学 2014/12/05 | 阅读: 2004
    本文结合笔者在新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集市)田野调查的实例,分析了南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指出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分别由时间频率、时间节奏、以及时间受控与否的观念等三种差异性的规制内容所构成,这三部分规制内容将划分巴扎上不同的群体,并足以解释"赶巴扎"群体间差异性的时间观念与时间认识。
  9. 沙飞:文选
    艺术 2012/05/09 | 阅读: 2004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南澳岛》组照说明,爆铜工人,我的履历
  10. 张猛:坚持艺术梦想的道路不会改变(访谈)
    影视 2012/02/23 | 阅读: 2004
    《钢的琴》之后,我和我的团队好转了许多,终于多云转晴了。目前正在筹备一部跟工业有关的电影,依旧是那个阵痛的年代,跟阵痛有关的人。
  11. 席泽宗、陈美东:20世纪中国学者的天文学史研究
    科技 2010/02/05 | 阅读: 2004
    天文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探索天文学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天文学分支学科,是科学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天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有关史料浩如烟海,其内涵丰富多彩,包括有历法、天文仪器与台站、关于宇宙的理论、天体测量及星图与星表、天象观测与记录、星占术、天文学家传记、少数民族天文学、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与中外交流史等诸多论题。1 沿革、组织与规模  从1911年前后开始,一批由海外学成归来的天文学家刘师培、高鲁、高均(高平子)、朱文鑫、常福元、竺可桢、张钰哲、陈遵妫等人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外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在《国粹学报》、《观象丛报》、《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宇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阐述或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文章。朱文鑫还先后出版了多种论著,对中国古代历法、有关天象记录、恒星位置、天文仪器等作专题研究。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如董作宾、刘朝阳、钱宝琮等人,对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等的历日资料进行研究,讨论殷商、周代的历法问题;或对汉代以后的若干历法作校勘、补遗与研究。所有这些,都开启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40年代以前,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自5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天文学史研究是该委员会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又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学史组(后与数学史组合并为天文和数学史研究室),从此到6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专业研究队伍(约有10人)与业余研究者相结合的新格局。推动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1955)、钱宝琮的《授时历法略论》(1956)、李俨的《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严敦杰的《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1958)、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1960)、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1960)、王应伟的《中国古历通解》(1962,油印本)、席泽宗、薄树人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史的意义》(1965)等论著的发表,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一度中止了这种发展的势头。  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整理研究祖国天文学规划座谈会,制定了一项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并成立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代管,同时成立了天象资料组,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南京大学或成立天文学史研究小组,或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由此组成了约250人参加的普查与整理古代天象纪录的队伍,和近40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天文学史研究的热潮。在此后数年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成果交流会(1975、1976、1979年),共提交论文140余篇,每次出席者均在i00人左右。完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文学史话》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汇》等4种论著和另外4册论文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于1979年冬开始酝酿编著16卷本《中国天文学史大系》的计划,1984年小组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后宣布解散。  在1978年复会的中国天文学会和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均设有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成为负责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分工、推动非专业人员的业余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参加该委员会者约有70人,委员会大约2—3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1993年始,还与日本、韩国同行一起,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东方天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保持着十分活跃和有成效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开展天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单位,上述诸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小组大多在90年代不复存在,但还保留了一些资深学者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些专业研究者连同主要分布于大专院校的研究者共有40余名。形成精干、稳定的研究力量,且不断有天文学史硕士、博士参加其中,使天文学史研究后继有人。2 20世纪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  据初步统计,20世纪正式出版的天文学史著作(包括专著与论文集)不少于150种。其中主要著作可罗列于次(以出版年代为序):  冯徵著《春秋日食集证》(1929)  朱文鑫著《恒星图考》(1927)、《天文考古录》(1933)、《历法通志》(1934)、《历代日食考》(1934)、《天文学小史》(1935)  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1934)  董作宾著《殷历谱》(1945)  陈遵妫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  丁福保、周云青编著《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  李俨著《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  高均著《学历散论》(1969)  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  薄树人、刘金沂等主编《科技史文集·天文学史专辑》第1—4辑(1978、1980、1983、1992)  薄树人、刘金沂、徐振韬、王立兴、李竞等主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l—6集(1978、1981、1984、1986、1989、1994)  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  席泽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史部分(1980)  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4册(1980、1982、1984、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1980)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1981)  伊世同著《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50。0》(1981)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1984)  张培瑜著《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  陈久金、黄明信等《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7)  《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1987)  庄威风、王立兴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  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  徐振韬、蒋窈窕著《中国古代太阳黑子研究与现代应用》(1990)  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1—2(1990、1994)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990)   华同旭著《中国漏刻》(1991)  江晓原著《天学真原》(1991)  宣焕灿编《天文学史》(1992)  陈久金著《陈久金集》(1993)  崔振华、陈丹编著《世界天文学史》(1993)  陈美东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卷》(1994)  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著《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1994)  陈美东著《古历新探》(1995)  江晓原著《历史上的星占学》(1995)  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6)  陈美东主编《中国古星图》(1996)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  崔振华、张书才主编《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  孙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国星空研究》英文本(1997)  李志超著《水运仪象志一一中国古代天文钟的历史》(1997)  王应伟著《中国古历通解》(1998)  薄树人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8卷(1998)  张柏春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2000)。   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几乎涉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大多见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正反映了天文学史研究从20年代开启,到50、60年代发展,到80年代以后鼎盛的基本状况。3 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对考古文物中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30—4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的天象和历日资料作了整理、研究,70年代,席泽宗等对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天文资料的整理、研究;80年代,徐苹芳等对天文文物的全面收集,以及施萍亭、邓文宽、席泽宗等对敦煌卷子中的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研究;90年代,黄一农对唐代碑刻中历日资料的整理,以及罗见今等对汉简历日的系列整理等等。  1975—1976年,中华书局将经由严敦杰等专家校点的《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0册)单独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1988年,庄威风、王立兴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天象记录系统全面进行整理的重要成果。   197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作,由崔振华、张书才主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对清代钦天监、礼部等的天文工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8年,薄树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是卷帙众多的天文学文献集粹,共收录99种天文学名著,计一万零一百余页。八百余万字,对每一种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主要论述其要点、意义等,是一部进行天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4 天体测量和星图、星表研究  高均、朱文鑫在30年代,特别是陈美东在80、90年代的论著中,对历法中一系列天文数据(朔望月、回归年长度等)和天文表格(月离表、日躔表等)的论述,是对古代历法家关于日、月、五星等天体测量工作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恒星观测、大地测量和航海天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恒星观测,包括对新星、超新星、变星等的观测和恒星位置的测量,首先是对作为天象坐标系统的二十八宿体系的研究,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高鲁的《二十八宿考》(1917),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1944),钱宝琮的《论二十八宿之来历》(1947),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等,他们都认为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时间等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  1962年,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一文,是对这一论题的简明归纳,1982年,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对传统三垣二十八宿星官体系作了全面的疏解与证认,而1989年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一书,则是对此论题的全面深入的阐述。书中也论及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并认为对二十八宿距度的测量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石氏星经》中的一部分恒星测量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另一部分恒星则测量于公元170年左右,还对宋代《杨惟德星表》和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东吴陈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煌星图、宋代苏颂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作了详细的考析。  关于《石氏星经》成书的年代,孙小淳的《汉代石氏星官研究》(1994)认为其为一次测定于公元前78年左右,而胡维佳的《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1998)则指出前人所用数量方法对《石氏星经》的断代研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文献的考察,该星表当成于唐代稍前的年代。  对星图、星表等的研究工作早年有:常福元的《中西对照恒星录》(1921);朱文鑫的《恒星图考》(1927);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陈遵妫的《恒星图表》(1936)。60年代以来有:席泽宗关于敦煌星图(1966)和马王堆帛书彗星图(1978);夏鼐关于河北省宣化辽墓星图(1976);伊世同关于晚唐墓天文图(1979);杜升云关于苏州石刻天文图(1980);伊世同关于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81);潘鼐和王德昌关于宋《周琮星表》(1981);陈鹰关于《郭守敬星表》(1986);伊世同和潘鼐关于北京隆福寺星图(1989);王德昌等关于江苏省常熟石刻天文图(1989);陈美东关于陈卓星官(1989)和苏颂星图(1991);冯时(1990)、伊世同(1996)等关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六千余年的龙、虎、北斗图;钟万劢等关于西安出土的西汉古墓星图(1991);孙小淳关于《崇祯历书》星图和星表(1995)的研究,1996年,孙小淳认为,所谓《郭守敬星表》其实应是明代初年的观测成果,等等,均各具特色。1996年,在陈美东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中,共收录古代各类星图150余幅,薄树人、陈美东分别对中国历代和明代星图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进行了综述,孙小淳、徐风先、段异兵、景冰等则着重对新发现的《天文节侯躔次全图》等明代星图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孙小淳和基斯特梅科合著的《中国星空研究》一书(1997),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论述中国星空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和详论石氏星经成书年代的专著。梁宗巨(1959)、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1976)对于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研究,厉国青等对元代纬度测量的探究(1977),严敦杰的《牵星术一一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1966),航海天文调研小组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1977和1978)等文章的发表,是这两方面研究工作进展的反映。5 天文仪器与台站的整修、复原及研究  关于圭表,高均的《论圭表测景》(1937),对圭表构造及其测影精度作了很好的论述。潘鼐、向英(1980)和伊世同(1984)先后对元代4丈高表、8尺圭表和景符、窥几等部件作了成功的复原研究。1983年,郭盛炽、全和钧、张家泰、靳世信发表他们在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进行数日晷影测量的结果,是仿古测量的重要尝试。陈美东在70、80年代对历代,特别是对宋代周琮和元代郭守敬的晷影测量成果作了精度分析。1985—1986年,崔石竹,李东生在北京古观象台进行了整一年的仿古晷影测量,取得重要成果。  刘仙洲的《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1956)对古代计时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结构与演变作了系统的探讨。李广申的《漏刻的迟疾与液体粘滞性》(1963)对漏壶流量问题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1980年,陈美东对古人关于影响漏壶流量诸要素的理论思考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宋代沈括漏壶的复原设想。李志超(1978)和伊世同(1992)也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复原设想。1991年,华同旭的《中国漏刻》一书,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水漏刻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察、复原制作和模拟试验三个方面人手,融考证、复制、试验、分析于一炉,对各种类型的水漏刻的构造、型制和精度作了探析,70年代,严敦杰关于宋代(辊)弹漏刻的发现,阎林山、全和钧对计时仪器和时刻制度的研究(1980),李迪和白尚恕对北京故宫所藏清代一种特殊结构的漏刻的论述(1983),王立兴关于民间计时仪器漏盂(1983)、陈起元漏刻(1986)和香漏(1989)的复原研究,陈美东对数件西汉漏壶的考察(1989),以及李强(1990)、薄树人和郭盛炽(1995)关于马上漏刻的讨论,等等。  1959年,在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成功大型浑仪和浑象以及宋代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为原大的l/5),王振铎又著图文(1958)详论水运仪象台的结构、型制、尺度等等,揭开了破解水运仪象台之谜的序幕。王振铎还对苏颂、韩公廉的假天仪作了复原研究工作(1962)。此后,1988年,陈延杭、陈晓复原得原大1/15的水运仪象台;管成学等对水运仪象台作文献学上的研究(1991);大致在这一时期台湾省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郭美芳等复原成原大的水运仪象台;而胡维佳(1994)和李志超(1997)从原理和结构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引向深入。此外,徐振韬关于先秦浑仪的推测(1976);李志超、陈宇对张衡水运浑象(1993)及李志超对唐代一行、梁令瓒黄道游仪和宋代熙宁浑仪的研究和复原(1987);潘鼐对现存南京紫金山的明代仿元浑仪的考证(1983);特别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承担的,自1983年开始历时8年对现存紫金山天文台的元、明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浑仪和简仪等全面研究工作,并成功地实施了修复工程,这些都把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对元代郭守敬创制的其他天文仪器的研究亦获进展,薄树人的《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1982);伊世同对于仰仪的复原研究(1986)等,均属此类。  关于北京古观象台上的8件清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修复工作,自常福元的《北京观象台仪器残缺记》(1919)、《天文仪器志略》(1921),到陈遵妫的《清代天文仪器解说》(1956),已对这些仪器作了基本论述。1995年,北京天文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这8件仪器进行丁大修,在大修的过程中,又深化了对这些仪器结构、尺度等的了解。  80年代,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和北京古观象台重新对外开放,是对现存最重要的古天文台站整修、研究的结果。此外,河南省偃师县东汉国家天文台一一灵台遗址的发现(1974),伊世同等提出的元代国家天文台一一太史院的复原方案(1981),薄树人、谢志杰等关于一地方天文台一一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谯楼的研究(1995)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6 天文学思想和宇宙论的研究  对于汉代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谈天学说及其源流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1958),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1960)及《宜夜说的形成和发展》(1975),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陈久金的《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和浑天说主地平抑或地圆两个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80年代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盖天优于浑天,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986);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地平观(1986);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步”(1989),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的明确论述(1996);程贞一和席泽宗《陈子模型和早期对于太阳的测量》(1991)一文认为,《周髀算经》中的陈子,能用数学把观测和理论结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模型以解释自然现象,在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阐释(1996)。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获进展。席泽宗的《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1963)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论》(1976),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1979);孙述沂、宣焕灿的《论汉代的天地起源说》(1984),陈美东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陈美东关于观测实践对古代历法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1983);席泽宗关于“气”的思想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1984);徐凤先关于古代异常天象观的探究(1994);石云里关于地有四游说的研究(1995);陈美东关于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论争的评述(1997),等等,是对古代有关天文学思想作深入的讨论。   郑文光、席泽宗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可视为本论题早期的具代表性的著作。 7 天文学家的研究  对于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品质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孙文青的《张衡年谱》(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1964)、《郭守敬》(1966)、《祖冲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张家驹的《沈括》(1978);赖家度的《张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为篇幅不同的专著。而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则有席泽宗关于清代王锡阐(1963);薄树人关于明代徐光启(1963)、汉代司马迁(1981)与张衡(1992)、元代札马鲁丁(1986);严敦杰关于唐代一行(1984);陈久金关于汉代张衡(1981)、唐代瞿昙悉达(1985)、元代马德鲁丁父子(1989)、战国甘德、刘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风与曹士芳(1992);陈美东关于汉代刘洪(1986)与张衡(1989)、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与张冑玄、唐代一行与边冈(1992)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关于明代徐光启、清代梅文鼎、王锡阐(1989)、刘宋祖冲之(1992);江晓原关于王锡阐(1989);管成学等关于宋代苏颂(1991);颜中其、苏克主的《苏颂年谱》(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编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1996);冯锦荣关于明代熊明遇(1997);陈美东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2000)等等,可见,除了对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此外,在80年代关于张衡的研究中出现的讨论显得更加生动:陈久金认为《浑天仪注》非张衡所著,而是西晋一无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浑天仪注》文末提及的冬至点位置值,当测于西晋;陈美东指出,该冬至点位置值是《浑天仪注》讨论黄赤道变换问题而得的结果,故《浑天仪注》应为张衡所著。薄树人也认为它应是张衡原作。这一讨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是有益的。8 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  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是关于天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席泽宗的《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开始论及这个问题。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纪录的剖析(1991),表明这类天象纪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说明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关于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废存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也说明同样的问题。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1991),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强调指出它与王权、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星占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对巴比伦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主要源于古印度的七曜术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学家在华的工作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难得力作。此外,陈美东关于古代中心差计算(1986)和胡铁珠关于古代五星运动计算(1990)的论文中,也对中印古代天文学做了有益的比较研究。  对明末以后耶稣会士传人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的研究,也有进展。严敦杰关于伽利略的天文学说(1964);席泽宗、严敦杰等关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1973);薄树人关于《崇祯历书》(1980)、《历象考成》(1981);《历象考成后编》中的开普勒方程(1984);郭永芳关于牛顿学说(1983);伊世同等关于《仪象考成后编》星表中的增星(1984);江晓原关于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1987);水晶球体系(1987)、托勒密和第谷的天文学说(1989、1991);林文照关于望远镜(1989);胡铁珠关于《历学会通》中的宇宙模式(1992);石云里关于《寰有诠》和月面图(1994、1991);鲁大龙关于《历象考成后编》与牛顿的月亮运动理论之间关系的发现(1997)等,都是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  陈层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1985,油印本)、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4册,都对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史作了重要的论述,他们是诸多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其论述尤其珍贵。此外,阎林山关于余山天文台(1984);朱楞关于徐家汇天文台(1986);吴美霞关于中国天文学会(1989);丁蔚关于余青松(1996)的研究,等等,也都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参 考 文 献][1]姜丽蓉。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M]。北京;科学出版杜,2001原载。6—11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南宁),2004。1,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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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周毅刚:两种“城市病”:城中村与百年前的西方贫民窟
    建筑 2010/11/22 | 阅读: 2003
    我国的城中村与19世纪西方的贫民窟具有较多相似性,二者都是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低成本居住区。简要比较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与当前国内的城中村问题,指出城中村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15. 郑永年: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社会 政治 2012/03/06 | 阅读: 2003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16. 刘禾:写在记忆的荒漠上
    艺术 2012/10/19 | 阅读: 2002
    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
  17. 杨剑利: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社会 2009/09/08 | 阅读: 2002
    根据调查统计,1911年,京师内外城男女性别比例为200:100;直隶为105:100,山西省男女性比例高达135.5:100。1930年,河北省每100名女子与男子数目比为115.78;1931年河南为114.49;山东1933年为117.7。
  18. 蔡登山: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顾颉刚日记》读后
    历史 2009/03/10 | 阅读: 2001
    《顾颉刚日记》起於1913 年,终於1980
    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
  19. 凌文超: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历史 2012/08/25 | 阅读: 2001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20. 李勇: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
    历史 2011/09/30 | 阅读: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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