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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斌:梁启超在清华:“但开风气不为师”

cui zhiyuan, 文汇报 2009-10-31 副刊文汇园 C03 历史与空间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
「老弄潮儿」:梁启超的思想性格
 当梁实秋还在清华念书时,听过大师梁启超的一次演讲,当时的情形,一直牢牢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然后,开讲中国古代韵文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色,说到兴奋处,不禁手舞足蹈,在场的听众,包括梁实秋在内,也都随之如痴如醉。
 梁实秋对梁启超的深刻印象,在当时的青年才俊中绝非孤例。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近代思想舞台的中心,对晚清民初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变迁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那颇具魔力的生花妙笔,曾经打动和征服了几代中国人,尤其对于五四一代的新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位不是吮吸其思想养分而成长起来的。但是,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若对梁启超思想性格做一分析,其驳杂善变的思想面貌似亦不难理解。

趣味主义者

 实则梁启超对自己的个性,颇有自知之明。他坦率地告诉公众,自己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趣味驳杂而「多疏」。还用过一个比方,说自己读书治学素秉「趣味至上」之原则,「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更有趣味的,是他留给儿女们的一副「自画像」:「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随心所欲地做事,一般被看作缺点,就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然而,梁启超对自己的天性没有一味自责,相反还带有很大的自得。

「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清末从事维新变法起,梁启超始终沉浸于引领时代思想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世人的期许,个人的设计,两者交互推动,驱使其永不甘寂寞,不断捕捉新知、投身新潮。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自诩「新思想界之陈涉」,但其抱负实不止于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此言张扬而自信,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野心」。自然,梁启超的终极人生理想,并非做有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专业知识分子,而是想跻于王阳明、顾炎武等大儒的行列:但开风气不为师。易以今语,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

学术与政治之纠葛

 学者每惋惜梁氏陷于污浊之政坛,不能专心致志从事学术创造。陈寅恪则对其志业具「了解之同情」,持论允当。陈氏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长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在儒家思想中,学术并非像西方一样,是一种知识的学问,而是一种行动的学问。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提升个人道德,并进而「推己及人」,促进社会道德、政治的和谐,便无价值可言。梁启超晚年说过,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最后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到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因此,站在儒学境界中,学术与政治本是一件东西。所谓「通儒」,就是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打通一片。

 从1916年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年开始其「讲学生活」,似与政治渐行渐远,也曾忏悔「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然而,终其一生,对政治从未忘怀,也未彻底脱离。晚年专注讲学,用意不全在造就几个读书种子,实是效法宋明大儒,培育学行俱佳的门徒,造就未来能影响社会政治与思想的一股势力。事实上,梁氏虽然「设帐」清华,外界却一直以「研究系」党魁视之,而划入研究系的要角,如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无不与梁氏暗通消息。当大革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时,由于对国、共两党政见深为不满,梁启超已在酝酿重出政坛,只是因病重而未果。梁启超讲学的深层旨趣,借用钱穆的话说:便是「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中西文化之选择

 趣味至上的人生态度,定位于通儒的人生理想,游走于学政之间的人生轨迹,这些因素又和梁启超的文化选择相互牵引,加深了思想变动的复杂性。像他这样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本身继承的文化传统对其吸纳西学的深刻影响。

 美国学者张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如果不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应。早在梁启超系统接受西学之前,他已承受了晚清思想界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的薰陶,这些传统思想元素,在西学的关照下,或者被排斥,或者被改造,或者相互融合。这个过程实际不是单向的,西学思想元素也同时经受中学的检验,或排斥,或接纳,或相互融合。

 此外,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兴起了一股反思近代文明弊端的思潮,延续至今,便成为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上述因素就加剧了文化选择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思想背景下,梁氏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常随时代风潮而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中西学在他身上的碰撞、交融,并非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样简单,反而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说梁启超「流质易变」,「流质」恰是其思想性格的譬喻,不当狭隘地认为是个人品性的缺陷。每读他《自励》第二首,总是忍不住在心里说:大丈夫当如此也。
(本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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