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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思想
2011/03/16
| 阅读: 2025
美刊《批评探索》第34期(2008年夏季号)发表了菲利波·德尔·卢凯塞、贾森·史密斯与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的访谈文章,巴迪乌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的新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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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篇:《阮玲玉的短见》,《上山》,《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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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社会
2011/04/14
| 阅读: 2024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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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考察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自由。探讨马克思为什么特别藐视所谓的人权;对于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的德国工人党及其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为什么报以种种微辞;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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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转向及苏联的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存在理由。对此,詹明信在一篇题为 "事实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的重要文章里驳斥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里针对左翼立场的种种轻浮浅薄的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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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传统重要,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否真的就是传统?比如"笔墨"问题,它的重大蕴含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能不能真看明白?真讲清楚?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两端深入",一方面立足当代处境打开全球视域;一方面回到传统文脉切近本真叙述。在这两个方面获取滋养,开掘潜力,最终寻求价值重构。我和汉斯·贝尔廷先生多次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一致的看法:面向自身的传统,我们要有"互文"的追求;面对他者的经验,我们要有"互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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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自编纂之始距今已37 年,即纂成至今亦已18 年。由于资料散失,当时许多具体编纂细节已难为人知,以致匡补纠谬之文层出不穷。文章以亲身之经历,叙说最后一部用人工制卡、用笔书写、铅字排印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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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06/11/21
| 阅读: 2023
宣传了曾经推动撒切尔&里根政府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学者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94岁去世。这份讣告没有谀词,对弗里德曼在70年代的理论和表演叙述清晰,带着嘲弄挖苦和批评的语气。"弗里德曼没有发明货币主义--几个世纪以前这个理论就被探讨过了--但是他结合了学术的声望和大众的表演能力,把这个理论推向政治的前沿。"……“是弗里德曼作为一个可以市场推广的民粹主义者的庶民风格、说话朴素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学细节,才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 ” 令人诧异的是,早就被默多克买下的《泰晤士报》一向偏保守、亲美,这次却发表了一篇署名"The Times"的讣告,冷嘲热讽,与美国甚至澳大利亚等国媒体一致烧香谀墓的口径极度不同。英国人亲身深受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之苦可见一斑。--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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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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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电影《海上传奇》走入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贾樟柯,原本以为拍这部电影很简单,是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影片概括了上世纪30年代到2010年的"上海经验",这种经验可以看作是由私人讲述来构筑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他决定把最初的《上海传奇》更名为《海上传奇》,虽一字之差,但突破了地域限制,有更丰富的历史感。或许是拍《海上传奇》让贾樟柯元气大伤,也可能是连续4年拍纪录片导致"审美疲劳",他说,"《海上传奇》后我现在该换换口味,该回归剧情片了。"漂过了,海上改掉了片名"《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海上传奇》的背景是上海,对白也多用方言完成。影片在戛纳的首映现场,上海记者感受最深,一位女记者听到主创说出上海话落了泪,"想家了。"不过,影片将面对的绝大部分观众不在上海话这个语境内,那为什么还要用方言拍摄?贾樟柯表示,自己在拍摄初期也不懂上海话,但发现很多上海人都喜欢用上海话聊天。用方言接受采访,对他们来讲更自然。到影片拍摄一个月后,贾樟柯已能大致听懂七成上海话。影片最初名叫《上海传奇》,但在剪辑过程里,贾樟柯的想法变了。"原本是想讲述上海的历史,但最后保留在电影里的18个人物,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10年,内容不仅包括个人历史,也包括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可以算中国的历史。《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改成《海上传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对于影片由世博局协助拍摄,贾樟柯表示:"这是贾樟柯作品,不是世博会宣传片,而是在世博会上向世界呈现的一件展品。"感动了自己"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拍《海上传奇》对贾樟柯而言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随时随地准备飞往某处采访某位传奇人物,每采访完一位人物,他都会陷入其中,感慨好几天。贾樟柯说,以前自己的电影拍的都是普通人,而这次几乎每一个都是传奇人物。他为自己选择采访对象时定了个规矩:不找专家学者,直接找历史当事人、有故事的人。因为"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他还把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与采访对象结合起来使用。贾樟柯一共访问了88位和上海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许多人实在不好找。这一年里,我连睡觉都不敢关手机,生怕错过了哪个大人物。"他说,最终影片选择了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的小女儿杜美如、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费穆的女儿费明仪、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还有陈图画、陈丹青、韩寒等人物,讲述百年的"海上传奇"。影片长达138分钟,贾樟柯依然意犹未尽,他准备制作电视版本,此外还将出版同名图书。"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最终选择的18位讲述人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是让贾樟柯印象最深的一位。他感慨说,自己经常在采访当事人时,被他们的只言片语感动。张心漪教授对贾樟柯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贾樟柯说:"她保留了旧上海的语言,她的上海话与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完全不一样,非常优雅。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我问她这么多年没回上海有什么感受,她说,'女人嘛,跟着丈夫到处跑,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流浪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很感动,感觉就像小说一样。"累坏了助手"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海上传奇》是我当导演以来拍得最辛苦的一部电影,光是为拍电影所翻阅的资料和书籍就可以堆起一人多高。在拍摄前,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背包出去走路,一直走到晚上才回来。"贾樟柯的"暴走"不是为了健身,而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拍摄外景,"在其他城市我都可以开个车慢慢找,但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走到最后,我的两个20多岁的助手全都累趴下了。"贾樟柯以前烟瘾不小,但拍完《海上传奇》后,居然神奇地戒了烟,"我生了场大病,之后就再也没抽过了。"当然,他吃的苦远不止这些,还有他长期伏案剪片子,左眼突然彻底失明,后来两周眼睛只有光感,医生说大概要1年才能恢复,现在他随身都带眼药水。贾樟柯的海上梦想在戛纳得个奖《海上传奇》6月将于上海电影节期间在国内首映,并于6月底全国公映。贾樟柯说:"我很希望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但我是个山西人,我怕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差,所以有点紧张。"说起受邀进入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向来低调的贾樟柯一反常态地表示,很想拿个奖,"被邀请去参加竞赛,是一个很好的礼遇,如果能获得认可就更完美了。"下一站,武侠不想再拍纪录片从《二十四城记》到《海上传奇》,贾樟柯似乎和纪录片结了缘。这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合作长达1年多,充裕的资金和时间,让贾樟柯得以慢慢进入上海,慢慢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说,这是我迄今为止质量最好的一部影片。"贾樟柯透露说,原先他的构思是一个背行囊的旅人,从重庆登船,经过武汉,一路到上海,带着所有内地人对上海的感情和记忆,"不过后来,我发现既然有时间,不如硬碰硬地触摸这座城市,确实很累,但很过瘾。"按他的话说就是,原本以为是在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拍完《海上传奇》的贾樟柯不想再拍纪录片了,"前几天还有人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拍《南京传奇》、《天津传奇》......我不想再拍了,我现在正在筹备我的两部剧情片。"拉杜琪峰拍武侠从《小武》到《三峡好人》,贾樟柯的作品无不是文艺片,但他现在想挑战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新片《在清朝》讲述的是在1905年清末年间,在一个山西县城里发生的爱情武侠故事。贾樟柯苦笑说:"这部戏必须马上拍了。我和片方4年前签约,一些片商又提前买了它的发行权,看到我一直不拍,纷纷要退款,片方都把钱还给别人了。"对于自己的首部商业片,贾樟柯有两个梦想:一是要在银幕再现萦绕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武侠梦;二是要给中国观众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清朝。为拍这部商业大片,贾樟柯起用了香港制作班底,包括《无间道》的摄影黎耀辉,杜琪峰更是担任监制。虽然一直拍文艺片,但贾樟柯非常喜欢杜琪峰的作品,此次合作,他把后者比作"教授","他把商业电影从最基本的东西一点点教给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这个电影的追踪性是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叙事动力。他经常提醒我,你是要拍一个作者电影,还是一个商业片?"(信报记者唐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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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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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跟傅聪先生是哪一年认识的?李春光:应该是一九八0年。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这个人好象不太容易接近吧?李:我们相识,是因为李德伦。他建议我同傅聪见面,谈谈。我就要他和我一块儿去--我和傅聪素不相识,万一谈不来,没话可说,那怎么办?事后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见面后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热情、诚挚、坦率、透明的人,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那天晚上谈了好几个小时,分手时天都快亮了。记:你们谈些什么?李:地北天南,海阔天空。无非是音乐、艺术、社会、政治......也谈到他当年怎样出走,这么多年在外面的各种经历、波折,等等--也许是这次谈的,也许是后来谈的。记不得了。我不会去打听这些事,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讲。但他坦率地、详细地说起这些故事,其中自然透着许多感慨。记:后来,你给胡耀邦写信,告诉他这些事?李:对。那是一九八一年。傅聪回国后第一次举办公开音乐会。《北京日报》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对这个广告,傅聪本人不大高兴。他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可是,没过两天,这广告停掉了,不登了。原先还要发新闻,安排记者"专访",等等,也没有了下文。傅聪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觉得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纳闷,一无所知。恰在这个时候,遇见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好朋友郑仲兵,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呀!音乐会广告登出以后,中央党校高级班有一位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报纸登这样大的一个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这封信写了一个批语,大意是说,音乐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尾这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我想这个记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第二天,傅聪要去上海。可以想见,上海报纸不会发广告更不会发新闻了。他将遭到冷遇。这不是仅仅关系傅聪一个人的事。此后,类似之事可能一律照此办理。那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当晚,我一夜没睡,给耀邦写了封信,写得很长,也许有三四千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包括他怎样从波兰出走英国,这么多年在国外做些什么,回来后怎么样......详详细细叙述一番。信里写到:听说你那个批示之后,我非常不安。我想,你如果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那样批了。第二天早晨,我把信稿送给赵沨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去看,想请他帮助核实一些材料。赵沨同志说:你信里的材料是准确的,但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个"内部" 的东西,人家会问:你怎么知道的?(就是说,你不应该知道你不应该知道的东西。)更不要去批评胡耀邦同志。你把这些话都删掉吧。 他这样说,自然是一片好心--怕我惹事招祸。我说:为什么要删呢?耀邦不能批评吗?据我了解,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话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这封信一个字也没有删。中午十二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我说:这个事情比较急,恐怕要尽快交给收件人。后来,书记处一位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天下午两点,一上班,胡就读了那封信,随即表示:这件事,要尽快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者次日,他写了很长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谅解,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很富裕,回来演出讲学应该给一点报酬。要派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当然,出走毕竟不是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他本人对此)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这个信送出大约三五天后,周巍峙同志(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写的批语读给我听。又告诉我,已经决定派吴祖强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到上海去见傅聪。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先生送给他父亲很多字、画,他想带几幅到英国去,海关不准。周巍峙同志于是跟外事部门商量,使傅聪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就是出入境无须接受检查。以后,这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人民日报》付总编辑)把它摘要编发了一期大字"内参" (《情况汇编》。见本文[附录])。这样,看到的人就比较多了。不久,戈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找我,说胡绩伟(《人民日报》社长)和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先后分别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就傅聪的事情写篇文章。戈扬很热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会写这样一封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耀邦批示末句说若傅(对出走事)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这就难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中国建设》(英文版)一篇访谈录里报道了傅一段话,大意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一天,忽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我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许多苦,我却躲开了。我觉得内疚......我把这材料送戈扬,对她说:这可以算一个"公开的态度"了吧?戈将这材料报中宣部,附一短信,请示可不可以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回音。戈扬说:没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于是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发表了。这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在信中写道: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象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记: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你当时有把握他会及时处理吗? 李:是的。我给他写(或者替别人转)过不止一封信,无一例外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这些,今天没法多说。不过我倒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使我知道,胡耀邦同志确能听取不同意见。这事发生在为傅聪事写信之前一两年......我说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记:不,不,你讲吧。我挺想听呢。李:那是一九七九年或者八零年,中国音协召开常务理事会。我建议就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第一,恢复《国歌》原词。《国歌》原本是《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文革"打倒田汉,《国歌》不准唱了,只由军乐队演奏曲子,变成了一首"无言歌"。"文革"结束两三年了,仍旧不唱,还弄了一个新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我希望以"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会决议" 的方式郑重建议恢复《国歌》原词。第二,建议电视台停止播送歌曲《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反右":"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耀邦于是号召唱《社会主义好》。你们中央电视台就不停地播这首歌,天天播,黄金时段,"新闻联播"之后。改了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为那时右派都"改正"了。我有个少年时代的恩师,一个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可敬可亲的学者,当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改正"了。他对我说:一听这歌就受刺激。一听就是"反动分子想翻也翻不了"--当年叫"右派分子",算"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右派分子"反倒升级为"反动分子"了,而且,你想"翻(案)"吗?你"翻不了"!我发言时讲了这故事。我说:这首歌特定的历史印记是改不掉的。它就是"反右战歌",政治上不好;艺术上也不高明,词、曲都显得空洞、粗糙。不必提倡这首歌了,不应去向那些难以愈合的伤口撒盐了。电视台天天播放,源自耀邦提倡。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以期有所改变。我建议就这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报送胡耀邦同志,并交《人民音乐》杂志发表。我发言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一位张权女士,默默坐在角落里,泪流满面。(她于五十年代初从美国回来,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花腔女高音。五七年成了"右派",发配黑龙江。七九年被"改正",回到北京。大家选举她做音协常务理事)。这件事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没过多久,你们电视台停止播放《社会主义好》了。据我所知,"理事会决议"虽然没有做成,但是那个意见报告上去了。停播《社会主义好》的决定是由胡耀邦作出的。他那时任中宣部长。人人皆知,是他号召唱《社会主义好》,现在不唱了,不经他批准(也许由他直接决定),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当时很引人注目啊。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由此知道,耀邦同志是善听不同意见的。记:对于傅聪出走这件事,你怎么看?李:他当然是被逼走的。"逼上梁山"。如果不走,他无论如何过不了"文革"一关。照他的性格,多半会被毁灭。世上就不会有这么一个性格独特成就斐然的钢琴家了。在那个时候,一九五八年,做这样一件事,要有点勇气啊!记:据你看,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李:诚实。有一次,我随便跟他说起:你为什么不弹柴可夫斯基?因为那时候刚刚"开放",柴可夫斯基比较通俗,容易听,容易有"剧场效果"。我建议他弹一点柴可夫斯基。他很坦率,他说:(弹)柴可夫斯基需要非常辉煌的技巧,我没有。这就是傅聪!他的技术不是很好。抗战期间,颠沛流离,有时,一两年时间没机会弹琴。他没有很好的"童子功"。他并不忌讳谈这个事情。他从不自我粉饰。但是他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无可取代的特点。有一次独奏会,听众很热情,他几次返场加演,最后弹了一首肖邦夜曲,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弹得很精彩。大家拼命鼓掌,他就是不肯再加演。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弹一首呢?他说:不行,我的眼泪已经快要掉到琴上了。他弹琴,不是用手指头在键盘上扒拉,他是用心在弹琴,把内心的热情倾吐出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实。艺术不是"做"出来的。"言为心声","唯乐不可以为伪"。好的艺术,好的音乐,一定是从心底自然地流出来,涌出来的。记:傅聪的性格同他父亲有许多共同点。李:你说得对。他从他父亲那里接受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后来读到《傅雷家书》时感触很深的一点。傅聪何以成为这样一个钢琴家?可以从《傅雷家书》得到解释。这本书应该重印。这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对于教育尤有价值。傅雷先生强调再三的"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就像是针对现今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而说的。我们现在许许多多学校,大、中、小学,教这个教那个,唯独不注意教怎样做人。什么是音乐?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也很少讨论。似乎这都是些空洞无用的话题。"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教育方面不能说一无所得;但是,总体而言,所谓"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少成绩?《傅雷家书》里许多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们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历来讲究"尊师重教"。何为"师"?何为"教"?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道",大概就是道德,义理,信仰,修养,价值观念,人生哲学这一类东西吧。韩愈把它置于教育的首位。孔子最赞赏颜回,不是因为他门门一百分,年年考第一。他看重颜回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黄宗羲记东林士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种动人的气象,今天离我们很遥远了。我并不赞成"尊孔读经",那里面有许多陈旧迂腐的东西。其实,不独儒者,古今中外,无论何门何派,凡有点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一个把知识、技术置于教育的首位或中心。教育的职责在于塑造人格,启迪智慧。我们现在许多地方是有意无意地扭曲人格,窒息智慧。你们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好象是个"公益广告",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大意是说小孩子家境贫寒,后来上学苦读,得了知识,于是变为"成功人士"......对这个口号,对这个节目,我十分怀疑:这究竟是个"公益广告",还是个"公害广告"?据我所知,有些(可不是"个别"啊!)穷困学生,"学成"之后就是一门心思拼命搞钱,甚至不择手段,穷凶极恶,伤天害理,无所忌惮。有些贪官污吏就是这样培养造就出来的。这是谁之罪?同我们这些年的教育,这教育所倡导的理念、价值......有没有一点关系?事情往往是这样:所谓"不提倡",必是另一种"提倡"。不谈做人之正道,很可能在不知不觉倡导做人之邪道。不讨论何为艺术、何为音乐,往往有意无意导向非艺术、非音乐,反艺术、反音乐。鼓吹知识第一,技术第一,学而优则富......这样过分功利化的教育,必是病态的。几年前,开一个研讨会,于光远同志说:教育制度如不改变,一百年后,中国人就成为劣等民族。这是危言耸听吗?在这些问题上,《傅雷家书》可以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 (李春光据录音记录整理。 二OO五年九月)(CCTV-10采访 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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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情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法律是调整婚姻关系而不是调整男女情感的。……今天的心爱之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审美的疲劳,明天可能变成漠然之人甚至切齿之人,情感的千变万化又岂是理智的法律所能左右呢?……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也许“婚姻契约”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某法官的这段名言,表达了一种开始普遍流行的契约婚姻观:“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爱情与财产的分离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爱情与财产非此即彼的选择仅仅是生活的极端例外状态,而大多数婚姻介乎二者之间:爱情可能已消退,财产还不至于分割,婚姻并不因此解体。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家庭”才具有特别的意义,由此成为稳定的生活常态。家庭关乎个人幸福和文明培育,承担着教育子女、塑造人格、培育社会道德、形成善良风俗的社会功能。因此,任何文明社会都会认为家庭具有独立于且高于爱情的价值,家庭稳定就成为立法者的首要任务。
家产制的式微:个别财产制与明晰房产
家庭稳定首先依赖于“家庭共有财产”这种物质性纽带。革命根据地时期激进的婚姻立法虽然肯定了离婚自由原则,但“同财共居”的家产制传统却一直保留下来。例如,与土地有关的财产法就延续了古代家产制。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产法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不会因为结婚或离婚而立即发生法律变更。家庭人口的不断变动导致村庄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在家庭之间进行“调地”。同样,与土地相关的宅基地划分也是按照家庭来进行的,离婚不可能导致宅基地的分割。城市的房屋产权虽然登记在家庭成员一方的名下,但在法律上也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以至于房屋购买合同要求夫妻双方签字。1950年《婚姻法》中确立的夫妻共有财产制就源于“中国人的理想是家庭成员模模糊糊地共同拥有家产”的法律传统。而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甚至明确规定将个人财产吸纳到家庭财产中。至于在继承法中,虽然法律上赋予了女儿与儿子平等的继承权,可实际上女儿基本上不继承家产,强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依然遵循着“同居共财”的逻辑。
新中国初始的《婚姻法》在表面上是激进的,但对共同财产的强调却是保守的。加之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的配合,中国的家庭稳定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推动了个人欲望的张扬,文化左派的后现代思潮消解了传统价值。“单身贵族”、“契约婚姻”、“AA制婚姻”与同性恋婚姻一道,成为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价值选项,甚至成为时髦人士追捧的时尚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断瓦解“家产制”这一维持家庭稳定的财产纽带。2001年全国人大对《婚姻法》作出了全面修改,明确划分了“夫妻共有财产”与“个人拥有的财产”,同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即司法解释一)特别强调,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由此引发了“婚前财产登记”的浪潮。在财产的天平上,个人自由与家庭稳定第一次向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方向倾斜,以此为契机,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都以摧毁家庭共同财产作为其立法的目标,而家产制的式微,则意味着家庭稳定的最后防线也开始动摇了。
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家产中最大宗的财产就是房屋。房屋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家庭生活必须拥有的居住空间;它不仅是属于财产权范畴,而且体现了人类最低限的生存权。如果说婚姻奠定家庭的精神基础,那么房产就奠定了家庭的物质基础。“家”不仅是一种血缘伦理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房屋开辟的物理空间的占有关系。由此,对于注重家庭价值的中国人而言,房产往往与“家”联系在一起,在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家产制中,最主要的家产就是土地与房屋。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断受到“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冲击,而房屋家产制的瓦解,则是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开始的。
在离婚案件中,法官一般都会考虑到房产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对房产分割尤为慎重。虽然《婚姻法》上明确了平均分割的原则,但由于婚姻诉讼属于民事调解的核心,法官在司法调解过程中必然卷入到家庭问题中,所面对的不仅是离婚财产分割问题,而且涉及到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离婚后的家庭生活问题。可以说,法官无法按照单纯的感情破裂或共同财产平均分配的法律规定来判案,而必须全方位地思考家庭问题。其一,要考虑普通家庭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照料小孩、赡养老人、操持家务这样的事务中,而这些活动的经济贡献很难用货币化方式来体现;其二,考虑离婚双方的过错,谁为了个人自由而提出离婚,就意味着要在财产分割上做出相应的牺牲和让步;其三,离婚后一般妇女抚养小孩,需要房屋居住,且家庭妇女的经济收入有限,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由此,虽然法律上规定财产平均分配,但法官在分割家产时考虑的不是财产法问题,而是考虑家庭生活、社会公正、保护弱者等等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影响到了房产的分割,以至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往往把房产分割给抚养小孩、且离婚后经济能力较弱的女方,以利于家庭的稳定。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屋的价值越来越大。离婚当事人在房产问题上争执不下,给法官在离婚诉讼如何分割房产带来很大困难。为此,2003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二”不仅明确了房产分割按照市价进行分割,而且特别规定:双方都主张房屋所有权的,采取市场竞价的方式来确定产权,由出价最高的一方获得房屋所有权,并给另一方以相应的补偿。这种市场竞价的方式表面上体现了公平,而实质上有利于家庭中货币化经济能力较强的一方,不利于货币化能力较弱的另一方。
如果将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分割房产的思路与上述司法解释中明确的分割房产的思路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有两个根本的不同:其一,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采用更全面的视野,把房产分割问题放在家庭问题、婚姻过错补偿的公正问题以及离婚后的社会问题中进行思考,而最高法院则仅仅把房屋看作市场上竞价的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解决家庭问题。其二,如果说法官在长期的司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妇女、保护弱者的司法价值倾向,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否定了这种价值倾向,并确立了保护强者、保护男性的价值取向。或许可以说,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开辟了一个家庭财产分割中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弱肉强食时代。
房产分割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中(下称“意见稿”)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以至于这个“意见稿”一出台就形成了“男人一片叫好,女人一片抓狂”的局面。比如第11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离婚时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及共同还贷款项所占全部款项的比例等因素,由不动产权利人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在一些学者眼中,该规定挑起了一场“性别战争”。因为中国的婚姻习惯是男方提供房屋,女方提供嫁妆,二者都属于家庭共同财产。而且很多情况是男方支付首付,婚后夫妻双方用共同财产还贷,若离婚时根本不考虑离婚过错、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等社会问题,将房屋按照登记名字分割给男方,显然不利于家庭中的女性。进一步而言,性别问题实质上依然是阶层问题,“意见稿”挑起的不仅是性别战争,而且是阶层战争,因为有机会购房并支付首付的,往往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或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个人。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中,房产市值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大。这种背景下采取登记主义的房产分割办法,实际上让家庭中的另一方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房屋产权登记人获得更大的暴利。这无疑是家庭中的隐性剥削。当《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试图用市场竞价的形式公平来掩盖房产分割中双方经济力量的实质不公平时,“意见稿”可以说撕下了市场公平的面纱,完全站在有经济实力的强者一方,甚至用法律强制的方式,让弱者成为强者进行剥削以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市场经济中的弱肉强食逻辑被最高人民法院引入到婚姻家庭中。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摧毁有机的社会组织,而把市场逻辑引入到婚姻家庭法中,最终摧毁的无疑是家庭本身。
司法能动的法律想象:“AA制契约婚姻”
《婚姻法》中对离婚财产的分割作出了原则规定,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形成了一套处理家庭财产分割的原则、办法和价值取向。立法者之所以给出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是由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个案中根据不同的状况来解决。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也符合婚姻立法的目的。法律确立了人们未来行动的预期,因此,法律的最大功能不仅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预期的设定来塑造一种行为模式。婚姻立法既要保证婚姻自由,但又要保证家庭稳定。从立法行为预期模式来看,《婚姻法》中规定的家庭财产越多,离婚中家产的分割越困难,离婚中过错一方获得的财产越少,那么离婚成本就越高,离婚率也就越低,家庭自然越稳定。反之亦然。
然而,从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领域采取了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不断以立法者的姿态积极介入到婚姻纠纷的审判活动中,短短十年中就酝酿推出三次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的总体取向,是用“个别财产制”逐步取代“家庭财产制”的思路,逐步明晰家庭财产的个别归属。其结果无非减少了分割家产的难度,降低离婚诉讼成本,方便法官审理离婚案件,以至于离婚诉讼中调解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既然家庭财产最大宗的房产已经明确了归属,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明确汽车、冰箱、彩电、铺盖乃至锅碗瓢盆的产权归属。有人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贯穿了“部门立法”的逻辑,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而要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当事人很容易离婚,根本就不需要到法院来诉讼。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实现“AA制契约婚姻”。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司法解释二”时,明确指出要将“司法为民”转化为“司法便民”。在《婚姻法》中,“司法为民”当然要维持家庭的稳定,恐怕很少有人希望把家庭变成合伙生意。但最高法院将这个司法政策解释成“司法便民”时,实际上方便了当事人离婚,以至于“司法为民”和“司法便民”无非是服务、方便于那些想离婚的人、希望离婚很容易的人。至于那些不希望离婚、希望离婚成本很高因此保住家庭的人,似乎不在最高法院“服务”和“方便”的范围之内。而方便离婚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司法解释将家庭共同财产分拆为明晰的个人财产,这样夫妻之间没有商量妥协的余地,法官也没有调解的余地。当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时,最高法院早就把家庭财产分割清楚,就等着当事人说再见了。
由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便民”的司法哲学,到明晰家产中的个别财产归属的法律技术操作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理想家庭的法律想象就是:按照“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逻辑,将家庭变成了分别拥有个人感情和财产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的合伙生意,其理想模式就是“AA制契约婚姻”。这无疑是充满后现代主义婚姻价值观的激进想象。在这种理想婚姻模式中,共同家产就是两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简单组合,以至于当两个人的爱情消失后,每个人可以很轻松地拿着自己的财产走人。由此,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司法能动路线的最终结果,就是不需要法院来调解和判决婚姻案件,而由当事人按照司法解释所设定的财产分割标准自行离婚。司法能动主义的最大理想就是无为而治。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想象的理想婚姻模式实现了,那么法院的离婚诉讼率会大幅度下降,而整个社会的离婚率却会大幅度上升。
司法能动的意外后果:婚姻的再封建化
立法和司法最大功能不是解决已发生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设定行为预期引导人们的行为模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对人们行为的指引来看,我们可以设想中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模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意见稿”采取明晰家产的一系列法律规定看,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预期无疑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前,两个年轻人会在恋爱结婚之后共同购房置家,一起为家庭生活打拼。这其实是近代婚姻革命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模式。然而,当房产不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而要变成房产登记人的财产时,两个年轻人就很难共同购房。如果要购房,双方也会为用谁的名字登记而发生争执。其结果,没有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就会视婚姻为陷阱,不敢轻易结婚,至少在自己没有登记名下的房产时,结婚且用共同财产购房就变成了一项不明智之举,因为一旦离婚就等于自己在婚姻中给对方打工作贡献。由此,婚姻的首要因素不再是感情,而变成房子。“要不要双方共同购房”就成为婚姻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不得不求助于家庭。以前一般是男方购置房屋,而现在必然是双方家庭都为自己的子女购置房屋。当年轻人因为房子问题让两个家庭卷入到婚姻过程时,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发言权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门当户对”慢慢会变成父母们考虑子女婚姻的首选要素。目前,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快,门当户对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婚姻选择。家庭共同财产的丧失无疑会加快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必然会面临着“再封建化”的过程,即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房产等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增加,而爱情的要素会越来越弱。“司法解释三”的本来目的是方便离婚自由,促进个人自由,而未能料到的意外后果却是离婚自由摧毁了结婚自由。
改革开放30年,“黄世仁”回来了,“胡汉三”也回来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也开始回来了,家庭悲剧又开始慢慢上演。在“告别革命”的流行风潮中,五四精神倡导的婚姻自由也逐渐走向了衰落,整个社会变成了市场和金钱的奴隶,精神的猥琐与犬儒主义盛行。娜拉不会再出走了,因为在法律的视野中“小三”也被看作是受害者,需要法律来保护其权益;《伤逝》中为爱情而死的子君也不会再有,现代“聪明女性”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契约婚姻”。爱情要么变成财产附庸和人身依附,要么就变成勒索财产的工具。“五四”一代宣扬的高贵、神圣的爱情婚姻在市场经济以及推行市场经济逻辑的法律的双重打击下,将随着家庭衰落而逐步沉沦。
“司法解释民主化”:司法节制的美德
对于“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法官特别指出:“这个解释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事,也是全民的事,司法解释要民主化。”这无疑是至理名言,因为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不是普通的司法机关,而渐趋成为拥有一般性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质上就是制定一般性规则的立法活动。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一被启蒙思想家看作是专制的典型形态,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这种一般性立法权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司法解释不是针对个案,而是为全民立法,“司法解释民主化”在所必然。
“司法解释民主化”决不是在形式上的广泛征求意见,哪怕是采取网络的形式征求意见。“司法解释民主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面对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就这次“意见稿”通过网络征求民意而言,应当注意网络群体的特殊性:网络主体属于有文化、比较年轻且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社会阶层,网络言论往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至于“财产归财产、婚姻归婚姻”的“契约婚姻说”不仅在网络上很流行,在法官中也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普通家庭主妇)很少上网,他们的主张不会反映在网络中,但他们却构成了这个国家中真正“沉默的大多数”。这两个群体的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价值不同,有人甚至把这两个群体简约地概括为精英和大众。如果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真的准备体现“民主化”,首先就应当考虑“沉默的大多数”的主张和利益。在离婚自由与家庭稳定的平衡中,倾向于个人本位与倾向于家庭本位究竟哪一个在中国社会占据了大多数,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包小三”或“离婚再娶”,网络上流行的“契约婚姻说”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先进文化”,似乎也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对于大多数中年妇女,尤其大多数房产不在自己名下的普通农村妇女,对于大多数要看着女儿出嫁的母亲,这种“先进文化”可能是她们的梦魇。司法解释的“民主性”绝不能拿是否采取征求意见的民主形式(包括“网络民主”形式)来衡量,众所周知,“形式民主”往往是强者手中的玩偶。司法解释的“民主性”必须用一个实质性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实质性的标准就是:民主社会必须体现“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最广大人民群众”究竟是那些想维持家庭稳定的大多数人,还是那些急于离婚、寻找个人自由的少数人?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需要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就能够搞清楚。“意见稿”所设想的“AA制契约婚姻”虽然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没想到“意见稿”一公布就在网络上遭到了很大的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经济使得网络文化精英阶层也和普罗大众一样变成了弱势阶层,“小资”“小众”的婚姻乌托邦也破产了。
在今天社会急剧分化的中国,如何平衡个人与家庭、财产与情感、强者与弱者、男性与女性、普通大众与“小资”“小众”以及“先进文化”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确是一个需要小心对待的问题。最高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无论如何平衡都必然因为缺乏立法的正当性基础而遭到批评。“名不正,则言不顺”。面对公众舆论的批评和诘难,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克服能动主义的倾向,保持适度的司法节制。
这里所说的“司法节制”有两层含义: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立法权的司法过程中应当保持节制,毕竟最高人民法院不是立法机关,哪怕采取广泛征求意见的形式也无法为自己的立法活动奠定合法性基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尽可能少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权力。相反,应当不断推动司法案例制度建设,用司法个案理性或技艺理性来取代一般理性或者立法理性,用司法个案的丰富性来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并将其上升为一般性规则的意义上来,而不是用抽象一般性规则来压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从而扼杀社会生活自身形成的法。
二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应热衷于创造各种新型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制造出“空床费”、“眼泪费”、“第三者补偿费”之类的概念。法官不应当像法学家那样追求概念的新颖,相反应当尽可能保守,以便维持社会稳定的预期。至少在婚姻家庭法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不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预先明晰和分割家庭财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不应当执行说不清楚的“忠诚协议”。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就让一家人在司法过程中慢慢去消化“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家庭关系。“司法效率”的概念可以适用于解决其他纠纷,但决不应适用于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培育善良风俗和民情习惯的温床。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纠纷不能由按照司法理性化和行政官僚化逻辑来行事的普通法院体系来处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婚姻家庭纠纷从目前的民事一庭中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的“家事法庭”,或在目前法院体系之下设立专门的“民事四庭”。在这个特殊的法庭中,有职业法官,有单位同事,有邻里和亲朋好友,大家在调解优先的原则下,按照道德、良知、伦理、仁爱的逻辑来处理家庭婚姻财产纠纷,因为法律代表的理性计算本来就不适合用于解决爱的难题。
因此,当法律面对爱情和家庭时,必须小心翼翼、异常谨慎,因为爱的世界是由激情、良知、伦理和道德统治的世界。真正的法治理想绝不是要消灭良知之治,也不是要摧毁道德权威,更不准备取代伦理秩序。相反,面对爱情和家庭,法律应当采取适度的回避,以克服司法扩权的内在利益冲动,避免法律全能主义的僭妄。对于今天处于司法能动主义状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而言,要“有所为”,但更要“有所不为”。在婚姻家庭以及其他涉及到社会道德生活的领域,司法节制反倒成为一项值得赞许的法治美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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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首先应该挑明的是,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不在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和框架里谈“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落入一个概念的陷阱,仿佛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中国价值”仅仅是一种特殊“国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进而产生一种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心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偏安一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且不说这种心态同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相悖,同全世界对“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日益增长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悖,它也会限制我们自身认识和思考“中国价值”的眼界和抱负。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我们前面强调“普世价值”要在“中国价值”内部去寻找,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价值”必然是“世界文明主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形态,正是历史上“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遗产;中国今后如果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对他人也有巨大魅力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回到她原先的历史地位”。这句话,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中,但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还不能造就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正如光有“大楼”没有“大师”就还算不上是“大学”。我们所谈的“中国价值”,归根结底需要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全方位的活力、创造性和稳定性,需要中国人在“人”的终极含义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以上所说的前提预设,关于“中国价值”,我们现在能说的,大概就是两句话:一是“路在脚下”,不是别人为你开辟好的,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二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也不是随便走出来的道路,它需要中国人长期地锲而不舍地努力。我们距离对自己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很远。中国价值是自主创造新的现实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价值”,我们就必须弄清我们所说的“全球视野”指的是什么,要意识到它像精神分析理论里所讲的那种“gaze”(他者的注视)一样,预先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价值”的想象。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以“中国特色”为方式,去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价值”上走,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或“中国特色”就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制度的继发性延续乃至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谈特殊性,就根本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因为这无非是用筷子的资本主义和用刀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或“官僚资本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按这种逻辑,所谓“价值”其实都是非历史、非政治的概念,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感伤”的、装饰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由自身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指向。如果“价值”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它就只具有“抄近道”、“挑好走的走”的含义,根本上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的问题仅限于此,那这个问题看似激进,甚至带有点儿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消费和娱乐领域的“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德里克曾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现代性替换性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无非是那些已经自非西方世界进入西方体制的、有着不同种族、宗教、族裔背景的精英阶层人士,以“文化”、“身份”和“认同”为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里,试图为自己划出一块利益特区,并进一步挤入“中心”的修辞而已。如果“中国模式”已经预设了一个笼罩性的不可逾越的外部——无论它叫做“议会民主”、“自由市场”,还是“世界公民社会”,其实它的价值内涵同“中国”这个定语都并无实质关联,在一般意义上也谈不上是一条道路,因为这只是在走一条现成的、别人已经走过、甚至被别人规定了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条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别人走过又有什么不好,又何必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种貌似实际而老到的思维恰恰是幼稚和异想天开。因为近代以来1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药方可以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或观念能使中国自动地走向富强和公正,而不需要让13亿中国人进行思索和选择。即便在经济技术领域,在“赶超”目标非常明确的方面,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都不得不经历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最终的成功,往往并非照搬外国先进生产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后产生出一种本土性的制度创新,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活力和创造性所致。在具体领域里实现的“中国价值”,从来不只是固有事物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只有如此,它的理论含义才能突破既有制度和观念的框框,而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边界。在实用领域尚且如此,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观念领域就更是这样。不妨说,“中国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在理论上、哲学意义上不承认中国实践需要先验地接受任何既有的参照系。这么讲,当然不是要把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归入偶然性、唯意志论、甚至不可知论的领域,而是像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直接把“中国道路”放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和框架内来谈,也就是说,把“中国问题”直接理解为探索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具体展开和具体例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努力总结有益于全人类、有助于开拓人类历史远景的观念、价值和理论的东西。中国价值应跳出特殊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理论,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我是在鼓吹德国特殊道路,以此来挑战英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特殊道路论输血打气。其实我在书中讨论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到也许还不太熟悉的尼采、韦伯和施米特(他们的确都是德国思想家),都指出了这种德国道路和德国特殊性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威政府定义为国家政治的“黄金准则”,以抗衡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和以沙俄为代表的“东方专制”。在批判德国市民阶级自欺欺人的幻想和庸人政治方面,马克思的语言最为尖锐和华丽,可谓上集黑格尔辩证思维之大成,下开尼采价值批判之先河。在早期著作里,马克思就曾警告德国市民阶级,文明有可能“没有分享欧洲文明的上升,就已经同它一道处在衰落的水平”(大意),在稍后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具体经济、社会内容的“中国道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性和警醒意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即市民阶级。张按)……与 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马克思这里谈的,当然是1848年的柏林革命,他把这场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对照,指出前两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创造性(“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而在历史上闪耀,柏林革命却“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失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甚至,和同时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相比,柏林革命也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近年来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竹内好,通过他对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出了深刻而激烈的批评(“优等生文化”;“既没有抵抗,也没有主体性,所以日本什么也没有”等等)。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的“世界历史”的潮头,但“普世价值还是中国价值”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批判的辨析,就有可能局限而不是打开人们的思路。如果不在“普世文明”的层面上考虑“价值”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都不带问号,而更像是设问句。比如,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谁会说不要呢)。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所谓中国价值或中国特殊性,就只能是常识性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大家都是在奔同一个目标,想过同样的生活。那样的话,俄国人有俄国道路,印度人有印度道路,日本人有日本道路,新加坡人有新加坡道路,甚至可以说上海有上海道路,广东有广东道路。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价值”的含义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走俄国人的路”或“延安道路”,就是这样意义上的“价值”;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必然是这样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负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使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价值”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价值”的政治指向和文明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中国革命之前,中国是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客体或对象,是侵略、宰割、盘剥和操纵的对象,是变革和历史运动的被动的客体。通过中国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变成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个主权地位对外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对内具有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民主、正义和平等的意义。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正是新中国的存在,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这一点特别明确地从海外中国学生爱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中体现出来,没有这种意识,2008年海外中国学生自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抗议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身历史上的“后革命时代”,但一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后革命时代,必须对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看到,通过革命,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通过革命和建国后60年的建设,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重新开始了关于文明形态、普世价值和“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才是“中国价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作为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问题,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入了世界历史,把我们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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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新疆喀什乡村巴扎(集市)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参与式观察,重点探讨了"时间表"作为赶巴扎的个体分配巴扎日时间的一种潜在意识结构,分别由准备时间、赶路时间、散集时间等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结合大量田野调查实例探析了这三部分时间环节分别如何建构起时间表的结构框架并作用于主体的观念意识,使之获得巴扎日的时间流程概念,进而发挥对主体行为的规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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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灾难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是如此,原理相同,表现各异。一个表现就是连美国这样国家也会产生无能为力感,所以它的总统会把美国置于自由和人权批评的风暴之中;与此同时,为了不可预知的恐怖主义风险而发起的反恐战争,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被悄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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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人,对引动各方激情却闪烁着陌生光泽的"异化"不会没有印象。对大多数人而言,那也是他们与这个"怪词" 的第一次接触。但据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若水(1926-2002)回忆,他对"异化"理论的了解,却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中苏论战期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对由赫 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罪行"的批判:"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南斯拉夫出现了一批实践派哲学家,高扬人道 主义的旗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用'异化'的概念批判苏联社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集权体制。" 实际上,只需将这里的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将"斯大林罪行"换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即可明了王若水在"文革"结束后重张"异化"论的愿心所在。 然而,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对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却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颠倒。尽管有关的历史甚 至不为讨论者所知,"国民革命"(1925-1927)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时,我注意到被称为"后期创造社"的李初梨(1900-1994)等对 "异化"--"事物化"--理论的运用。不过,令人惊异的是,"异化"理论不仅是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独裁制"的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人道主义也被置于必须彻 底否定的位置。 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真如近三十年的研究所说,李初梨等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只是国际"极左路线"--"福本(和夫)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李初梨等"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 本理论(异化理论)"? 本文将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样的猜测是完全错误的:李初梨等不但熟谙"异化"理论,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也是在"异化"理论提供的历史视野和政治分析中 展开的。简单地说,它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后中共被迫放弃"农、工、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合作路线,以对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批判重塑布尔什 维克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党伦理")的要求密切相关(详后)。--这也是在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包括鲁迅等人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并逐 步接受阶级理论的内在原因。对李初梨"异化"理论的视而不见,虽有学术研究本身的原因(如学科的局限,研究者自身的能力等),但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之间 这一内在关系的忽略,恰是更为根本的。 实际上,即使在对福本和夫,甚至卢卡契和阿尔都塞的研究中,这一关系也同样处于割裂或游离的状态中。这自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由此我们却不得 不追问,王若水用以张扬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提供的又是什么样的历史视野和政治分析?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人道主义迄今也仍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述求。然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提 出,无论从时机("马克思诞辰百年纪念")的选择、场所(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的安排、人选(周扬、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的考虑,还是从最初的讨论范 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来看,其与中共为摆脱批判"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 的。 换言之,王若水对人道主义的张扬与新时期中共政党伦理基础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更进一步说,人道主义在"异化"理论中所处的两个极端,展现的不过是在两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国民革命"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它们共同标志了二 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兴起和衰落--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安排。这也是本文追溯半个世纪来"异化"理论的中国之旅 的意义所在。但更深入地看,这一过程与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的兴衰同样是密切相关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所作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随着 由中、美两国和解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此前那种建立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有着明确的社会阶级代表性质与利益述求的政治 模式,日渐为一种直接述诸于"国家"、"全民"管理权的政治模式所取代。而二十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在反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 世界各地的民众领袖不仅将目标只放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理念的吸引之下,对国家内部社会各阶级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改造。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一个政党内部也经常存在着激烈的辩论--如何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审理其间的功过 得失显然是必要的,但将此漫画为个人恩怨和利益之争却只是缺乏基本的历史眼光的--而正是这种辩论和斗争,激发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也使政党在行动中 必须顾及其社会基础和舆论向悖,从而也维持了社会的政治活力--这也是本文所使用的"政党政治"的含义,"政党伦理"一词则用以指代有关其合法性的表述 --而在政党政治衰败的语境中,我们所能目睹的也只能是社会的非政治化进程和政党活力的日渐丧失,我们所能耳闻的也只是空洞抽象的从社会肌体上割裂下来的 "个人"的絮语。 由于人们否认"异化"理论在"后期创造社"批评中的存在,而津津乐道于其反人道主义的表象,本文的论述不得不首先在严格的历史研究中进行,围绕李初梨对社 中前辈郭沫若及革命同人蒋光慈、茅盾的批判,本文将展开包裹在其"异化"理论的外壳之下的中共政治伦理形成的开端过程,并为其在半个世纪之后的转折提供基 本的参照。一 1928年2月,被称为后期创造社"新锐斗士" 的李初梨令人极为吃惊地提出了后来据说是"分裂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 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在补充成仿吾犹未言及的"趣味文学"的社会作用之际,李对阶级意识的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因为无论什么文学,从它自身说来,有它的阶级背景,从社会上看来,有它的阶级的实践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切的观念形态(Ideologie)都由 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然而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就是该社会的结构,复为此等观念形态所组织,所巩固。/ 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 这当然是在强调"观念形态"( 意识形态)对"下层建筑"(物质基础)的"组织"作用。然而,与通常所说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同,此处所论的乃是意识形态的组织与支配功能,亦即通过 对日常生活行为的"询唤"所形成的人对世界的普遍意识的能力。 所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对成氏深有"表现论"之嫌的分析不能满意--据说,李文原有一段文字直接批评成仿吾,幸好因为发现及时才被成"看校样时 剪去"。 但他也清楚,假如"无产阶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是"观照-表现"的关系,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产物,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何而来?作 家又当从何处把握这一意识? 为此,他在文中提出两步走的方案:一是,"为革命而文学":"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二是,"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 许多研究者以为,这不过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空洞教条来取代作家的生活和写作而已。但不久《文化批判》第4号"新辞源"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条:"阶级意识" (Klassenbewusstsein, Class Consciousness)。 新辞条从反面或者说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的角度,强调了"阶级意识"的作用: 阶级意识在维持阶级的利益上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则对于经济的贫困、自身的非人生活,不能明白是由别个阶级的榨取所致,诚实的人便归于 自家的运命,强傲的人反羡慕同一阶级内的收入较多的同类,因而引起内部的暗斗与分裂。这是平时所能见到的事。所以在阶级的对立锐利化而社会需要变革的时 候,阶级意识尤其重要,而且必须唤起。 从这个栏目"只收新词"的设计 可以断言,这是"阶级意识"在汉语中最早的使用之一。 但这不是说,在此之前就不存在着对"阶级意识"的理解, 或像他设想的"两步"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领地,恰恰相反,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陷入与包括郭沫若等的"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辩。 自然,这和人们现在的了解大相径庭。《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不仅批评郭氏《革命与文学》(1926)是"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详下)的产物,对《英雄 树》(署名"麦克昂",1828)这样"划期的议论"也进行了匡正:在将"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改为"不当一个留声机器",将"要你接近那种声音"改为 "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后,又针锋相对地表示"我以为'当一个留声机器'是文艺青年们最宜切戒的态度,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 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 这是为什么呢?李与郭同出四川,既为留日学生,归国前一年与郭在上海晤谈,十分投契,应该不是"抢班夺权"那么简单。 听听郭的"回音"是有意思的。他说,这只不过是对"留声机器"的理解不同:"(李)把留声机器当成了客观描写","所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把文 学当成生活意志的要求诉诸实践","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现自我。"总之,李强调的是"积极的一方面",自己强调的是"消极的一 方面";而由"辩证法的唯物论"看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不要去表现(客观的描写)社会生活。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反映阶级的 实践的意欲。"所以,反过来,"我是说的积极的一方面,他是消极一方面的说教" 但郭的辨解并不巧妙。且不问其"留声机器=辨证法的唯物论"的先见之明是否属实,即使从他此时的辩解解中也仍可清楚地见出二人的差异:他所谓"留声机所发 的声音是从客观来的,客观上有着某种声音,它和它接近了,便发出这种声音。有这种客观才有这种反映。"强调的就仍是"客观规定意识,不是意识规定客观。" 这与李初梨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是出于对社中"前辈"的尊重,李并未对此作出直接的反应,只是在回答钱杏邨代蒋光慈所写的"公开信" 时借题发挥。在把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的说法斥为"非马克思主义"之余,对钱以"文学的社会使命"为"文学的实践意义"的辩护也倍加痛击。他说: "我觉得你对于'实践'两个字,还没有充分的理解","除了'促进'带了几分暧昧的实践意思而外,......你以为'同情','希望','信赖','认识', '指示'是实践吗?" 两相比较,这一批评即同样适用于郭: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郭以"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请命的新观念"为"小有产者方向转 换"的完成, 与蒋有关"革命文学"的写作程序--"同情-希望-信赖-认识-指引"--如出一辙。当然,在这封"公开信"中也并非没有对郭的批评:"一九二六年,郭沫 若氏的《革命文学》正是这种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只是,这需要在对他名噪一时的《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分析中我们才会明白,"自然生长的革 命意识"是一个何其严重的指责。但此文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以回答郭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的辩解,我们不妨及从他对"留声机器"的"误解"的开始。 李"忏悔"自己曾将郭"倾听大地深处的雷鸣"的主张,误解为"暂时的口号"并以为这将危害青年,却当即引用马克思《神圣家族》的论述 事实上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实在的,及适应这实在,历史地当为的事情"的人,他是否真能听"无产阶级作为暂时目的所意识的"这种声音,及是否能够传达 出,还是一个问题。" (按,引号内为《神圣家族》的内容 ) 很显然,这完全是针对郭氏把"雷鸣"(无产阶级的呼声)当作"无产阶级意识"而来。对郭"要你接近那声音"的主张中的"主客对立",以及由"客观" 反映所必然带来的"媒介物的存在",他则挑明自己主张的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他有关"留声机器"与"肉声"不同的辨析十分有趣: ......我觉得留声机器,至多只是一个媒介物,恰恰相当于脑髓。而且留声机器的声音,绝对与肉声不同,它一定会把原唱者的声音歪曲,所以我说:"无论你 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我们知道,外国的无产阵营里,有所谓"文艺派"与"书斋派"的发生,他们何尝不是口口声声地马克思恩格斯,听着什 么声音就大闹什么声音,然而结局当了一个小有产意识"密输入者",这是值得克服的。我们平素把他们当作留声机器看待,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把原来的声音歪曲, 一方面没有实践性的原故。 但"媒介物的存在"仍不是他眼中"留声机器"论最大的危险。在他看来,因为无产者在意识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的水平,而现阶 段,只有"在解放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前锋"们的意识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一般无产阶级大众的意识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有着特别的 危险。因而,文末他甚至告诫郭沫若,如果只是单单去倾听"大众自然生长的声音",那就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或者"简直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听命于无产阶级大众竟然成了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吗? 二 李初梨的确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正"。在不加注明--这与检查制度有关--地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中有关无产阶级 的觉醒时,他不加说明地去掉了其中的第五节、第八节,并在第七节(以李所引部分的段落顺序计)下加入大量的自己的评述: 这样地普罗列塔利亚才渐次有了政治的自觉。不过这只是普罗列塔利亚自然生长的觉醒过程。我们试看他们最初的机械破坏运动。他们还不是对于布尔乔亚的 生产关系攻击,他们的攻击是向着生产工具自身。其后组织工会,同盟罢工,及要求改良主义的劳动立法,虽经了种种的进步发展,然而还是一种trade unionism的斗争,这不过从"表现着关于劳动者与雇主间底敌对关系的觉醒,劳动者还没有意识着现在的社会制度对于他们的利益底不可和解的冲突,而且 他们也不能意识"。所以上述的比较长期的劳动者的觉醒过程,纯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原始的过程的运动。 原文第八节承前述资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求助,"自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己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在《宣言》1888年的 英文版中,两节内的"教育因素"分别被修订为"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应属无疑。 但问题是,马、恩并不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的加入,"阶级斗争"才可能出现,劳动者才可能"渐次有政治的自觉"。在被李略去的第五节中,马、恩即指出,是大 工业带来的交通的便利,"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了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不仅并不存在一个李所指出的由"经济 斗争"到"政治斗争"(然后是"理论斗争")的递进,而且,《宣言》也并未强调甚至并未暗示过,那些"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 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归附无产阶级,有何绝对的重要之处。 但这却正是李初梨论述的要点所在。这似乎表明,他的论述别有所宗,另有渊源。 日本学者斋藤敏康(SATO Toshiyashi,1950-)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1984)指出,李的理论缘自福本和夫,并以福本和 夫《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为蓝本分析了福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在近二十多年对创造社的研究中,此文是真正将此前在汉语知识界一直流于传说和概述状态的"福本主义"与"后期创造社"的关系带入文本层面的重要研究。但斋 藤的研究不仅没有将"后期创造社"的研究推向更深邃的境界,反而经常成为那种简单的"反左"叙述中落实后期创造社"极左"思想来源的一个工具。这虽然有多 方面的原因,但我注意到,这与斋藤否认"后期创造社"理论与"异化"的联系是紧密相关的:在述及福本主义的异化论如何别开日本马克思主义之生面的时候,斋 藤不无遗憾地说,"恐怕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李初梨没有传播异化理论。"因而,在很多人看来,"后期创造社"从福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真的不 过是一些"左"的词句和"日共"的错误而已。无独有偶的是,对福本主义的来源及形成有更为广泛察考的香港学者黎活仁(1950-)在所著《卢卡契对中国文 学思想的影响》 (1996),也同样对"后期创造社"理论与"异化"的关系不予涉及。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如果他们继承了福本的异化论,他们就会避免"极左"思想的错误 吗?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斋藤指出,福本主义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为下文辨析的需要,这里的概括悉以斋藤原文为主): 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福本认为,"'社会的现实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开始转化和实现,而社会的现实性是根本性的。因此,这种实现只 有自身具有根本性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 二、"思想革命"。福本认为,"所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媒介"的"形式是组织(即无产者的诸组织)",但"无产阶级意识到其阶级意识的过程,同时就 是其阶级斗争的过程"......而这种阶级斗争必须经过以下步骤:"第一,思想斗争;第二,政治斗争;第三,经济革命",并可再分为阶级意识的斗争,经济的斗 争,政治的斗争,经济革命各阶段。斋藤认为:"福本的组织理论的核心就在这里。'重视理论斗争'的见解也发源于此。" 三,"'分裂结合'的组织理论"。福本介绍了在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进行的组织论争,得出结论"要创立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集团的组织和密切结合的雅 各宾党,而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必须在联合之前,首先彻底地分裂),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的核心"。 斋藤的概括对于理解李初梨的主张有很大的帮助。如在解释李对蒋的批判时,斋藤指出,这是李"融汇了前面介绍的福本关于只有实践才能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观 点,而容易形成的看法。" 。然而,在分析中斋藤"列(宁)"冠"福(本)"戴的情形却时有所见。在以福本"激烈没落论"来讨论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时,其所引福本原文"方向转 换,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逐渐进行的"中却并无"激烈没落"或"急遽没落"的表述,而这却可以在诸如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论述中找到。李 "从政治、经济的斗争扩大列意识的斗争"的步骤与福本提供的程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背道而驰,也是列宁的《怎么办?》中的内容;其对"理论斗争"重要性的 强调,亦与列宁相同 。实际上,"混合型"的分析一样是列宁此书的内容,而不是福本的"概念"。特别是,斋藤对李初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解释令人生疑--"应当指出,在'理 论斗争'中,重视小资产阶级,也是福本主义的影响。李初梨的革命文学理论看来好象有矛盾。可是,对他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不是在阶 级上如何归属的问题。" 但如所周知,对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否定乃是李在论争中主要的工作,如果不作出重新地解释,"重视小资产阶级"就是自相矛盾的。 很显然,"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李初梨没有传播异化理论。" 这一前提判断存在问题。实际上,在对福本主义四大特征的描述中,斋藤首先处理的是"异化"论。只是为了对李初梨是否"真正注意"了"这个基本理论"进行辨 析,本文特意将其放在最后来进行讨论。以下是斋藤对福本"异化"理论的概括: 福本在第一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认为,"无产者集团(雇佣劳动者)和富人(资本家)是对立的。他们由于这种对立而联系在一起"。私有权"无非 是维持这种对立和无产者集团的存在的",而无产阶级既然是形成这种对立的条件,它无疑要抛弃私有制。而且"在所有者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身上,都一 样反映出人类的自我异化"。但是,尽管私有权不可避免地要"促使其自身的解体",可它"既然把无产者集团作为无产者集团产生出来,就只能根据产生无产者集 团的精神及肉体的贫因,从而扬弃无产者本身的人类异化理论去行动"。与此相反,尽管"无产阶级的立脚点总是彻底地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由无产阶级 利益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从总体上扬弃所有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它本身的阶级利益。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彻底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也就是扬弃所有阶级 的利益。根据这种历史的社会的特性,无产阶级"只能"以"客观"的观点"观察"问题,"基于这种认识,这个阶级是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只有当无产 阶级意识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考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才开始是"自觉"的。 也许是译文的原因,这一段话显得特别费解。从中我们看不到福本对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异化"的理解--虽然其中也有"异化"这样的字句--至于为什么 "恐怕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就更令人费解了:作为福本主义的前提和基本,如果李初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对福本主义的理解也就只能 是在某些片段上的接受--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到目前为止有关研究中的普遍看法--但如果离开对无产阶级"异化"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李怎么可能去理解福本主 义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特征"呢?所谓"思考与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脱离或自我反动这一"异化"状况的存在吗?如果离开 对无产阶级意识"异化"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李对郭沫若甘作无产阶级大众留声机的批评该如何解释?要知道,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伦理基础的核心问题。 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中,李曾以一个挑夫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来反诘鲁迅:"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鲁迅的一个反语,'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 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扭曲了,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 在文中第二节对"无产者生活的局限性"及其意识的局限性进行论述时,李更进一步论述道: 普罗列塔利亚的可能的生活过程,只局限于所谓物质的生产过程,因此据他们看起来,仅仅的"-分一文,是要比全社会主义全政治还有价值",而且他们是 只"为自己及自己的儿女,却不能为未来的generation斗争"。......如果仅以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力量,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意识过程方面,只 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如果李初梨不理解"异化"理论,他何敢有何能对无产阶级大众的意识做出如此分析?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福本和夫知之无多。 斋藤的文章发表后,黎活仁的研究更上层楼,提供了大量有关福本和夫"异化"论与卢卡契(LUKÁCS György,1885-1971)《历史与阶级意识》 的细节和资料 。据他介绍,福本留学德国期间,曾经常得到另一位与卢卡契齐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柯尔思(KARL Korsch, 1886-1961)的指导,并在"第1次马克思主义研究周"举办之时,由柯氏引领参加并介绍给卢卡契。1923年春,当其与卢卡契再度会晤时,后者即以 《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1-5间刊行)相赠,其异化理论更成为福本回国后刮起"福本旋风"的"风眼"。 针对斋藤的论述,黎也提出自己对福本主义的概括:"(1)物化论;(2)阶级意识;(3)资本主义急遽没落论;(4)党组织论(即分离结合论);(5)混 合型等等;"并指出:"前两点是受卢卡契的影响,第三点是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流行观点影响 ,后两点则师承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名著《怎么办》(1902)。" 这显然是一个远较斋藤更细致的观察。比如,黎指出,在论述"阶级意识"时,"卢卡契、福本和夫和创造社的福本主义分子都引用列宁的理论,并且把《怎么办》 所说的社会意识易之以'无产阶级意识'。" 尽管黎氏引文中的"社会意识"是一个失误--列宁所说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但他有关李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获得,"必待革命的知识阶级参加,而且只能从外部才能注入" 源自《怎么办?》的论断,却是卓识。但令人遗憾的是,黎对"异化"理论与"后期创造社"的关系,竟然未予涉及。 莫非李初梨真的未曾"注意""异化"理论? 三 但事实并不如此。在针对鲁迅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中,李说: 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碍物,是需得粉碎的。 这里的"事物化",即源于卢卡契的"异化"理论。1930年初,在施复亮(施存统)所译福本和夫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中,即有 对这一概念的详尽论述。只是李初梨对自家的理论渊源讳莫如深,此书又系以"北条一雄"的笔名发表,施存统在翻译中依样照搬, 遂令中国知识界对面不识--其名虽在日本知识界尽人皆知--不得不由笔者在七十年多后来重续此缘。 据施存统介绍,该书是福本"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头,应京都帝国大学学友会底招请,为'社会进化论讲座'而讲的讲演大纲。"(《译者序》)当此之时,后期 创造社的重要人物如李初梨、彭康正就学于此。 近年出版的《创造社16家评传》,稍稍提及李、冯对福本理论的兴趣,惜哉并不及此。不过,从下面所引的内容可以见出,即使他们本人未曾亲临"社会进化论讲 座",他们对这一"讲演大纲"的内容也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我们切不要看过:日本无产阶级的这个"方向转换",与欧洲先进国底场合不同,乃是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底--因而也是行于虽然发达较迟,但仍与世界 资本主义底没落趋势汇合同流的日本资本主义底--没落时期的。 因此(被这种形势决定),日本底无产阶级,现今不能不凝视他们底解放运动、他们底组织过程底全野。不能不正确地、客观地分析他们底生活过程底全域。 又因此,日本无产阶级底"方向转换"--"战线的扩大",已经不能再是仅仅机械的"转换"和"扩大";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斗争过程,同时必须是一步一步地 将所谓在资产者社会之下事物化了的意识(在所谓工会运动的时代必然决定、反映、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即自然生长性的观念,以排他的、对立的、分裂的方法 来思维的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行等等观念之类的意识形态)来扬弃的过程,换句话说,必须是战取真正无产阶级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意识) 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今日争论得很厉害;但是我却作如上的观察。 我们看到,后期创造社的批评中所习见的"方向转换"、"自然生长性"、"无产阶级意识"等,莫不赫然在列--而这还不过是此书的"序论"而已--为 了更直观地展示李初梨等与此书的的关系,这里再提供一个证据。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还有两个极其重要的表格:一个用以说明"社会自身的内部构造 过程,及无产者生活的局限性",一个则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获得过程:前表名为"社会的构成过程图表" ,后表则未命名 。将二表与福本讲义进行对比,前表是对"社会构成过程(社会自身)底表式表(乙) "右半部分的移植,后表是对福本"社会变革过程底表式" 中"阶级斗争过程"(达到革命点以前)部分的模拟。请自按。 我们再来看福本对"事物化"的论述。从《社会进化论》可以很明显看出,"事物"即商品、产品之意,"事物化"也即"商品化"。在讨论"意识过程"的"事物 化"性质时,福本和夫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 资本家的生产过程,在那所谓资本家的商品(按,原文下加着重符)生产过程这一点上,具有所谓"灵物崇拜的性质"。(分段)/所以在资本家的社会里, 发生这样的情形:"是人类自身的劳动底社会的性质,在人类底眼目里反映成劳动生产物本身底对象的性质;因之又使诸生产者对于总体的社会的关系,反映成存在 于生产者外部的对象物底社会的关系。"(分段)/在这里,社会的关系,已经是"事物化"了。 了解卢卡契《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的都知道,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全面"物化"状况,正是其基本的思路所在。他 说:"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 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所以,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 (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由此可见,福本的"事物化"与卢卡契的"物化",在 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或云,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状况中,这一概念的针对性又何在呢?我们知道,在卢卡契的论述中,"物化"既可指Verdinglichung("事物 化")即"意识"的"物化",也可指Versachlichung("具体化"),亦即指人的主观价值与可计算的商品价值的结合。二者虽存在着某些区别, 如后者更宜于分析资本主义高潮时期的状况,前者更宜于作为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结构的一个普遍范畴等,但事实上,卢卡契也常将二者换用,并不进行严 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物化"不仅造就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而且使"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 品",使人的意识"屈从于物化"。 据此,他也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足以使它天然豁免于物化,而是和其他阶级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必须将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个别的无产阶级相区别,把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相区别,并从历史实践的总体性去把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能使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免于陷入资产阶级的静止的"客观性",也才能完成对物化的拯救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 而李初梨等当年对"事物化"概念的运用,也集中在对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一般无产阶级大众意识的区别上。本章前面已对李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 对"挑夫"意识的"被歪曲"作过分析。实际上,李在文中曾更进一步论述过以"挑夫"意识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错误: 中国现在有许多人以为个个的工人或农民所现有的心理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根本不明白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只说过无产 者底"阶级意识"或"全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说的个个的无产者底意识。 对比卢卡契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非自发性"和"非自然性"的论述,我们将可以看到,李初梨等人当年对异化理论有着怎样的了解程度。以下是卢卡 契的原文:"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长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个人的所思想、所感觉 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 那么,为什么对"异化"理论的了解,没有使李初梨免于"极左"的错误,反而使他否定了人道主义--这是下章论述的内容--而不像王若水那样成为反体制的英 雄呢? 四 但李初梨并非就不反"体制"。在一派"打倒智识阶级!"的呼声中--且不说这个源出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口号与郭、成两位有何关系--他对知识分子的作 用却有过不逊于王若水的揄扬。在断定无产阶级大众只能达到"粗杂的唯物论"认识之际,他再三申论"必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方可获 得: 这样一方面有了劳动大众底自然生长的觉醒,他方面又有以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走到劳动者中去底革命的智识阶级,而且只有这种"意识的要素"的参 加,劳动者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全无产阶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由于广泛的生活过程底批判所产生,而普罗列塔利亚的可能的生活过程,只局限于所谓物质的生 产过程,......智识阶级则反是,这一个阶级的特点,就是他广泛地生活于政治过程及意识过程,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面,还可以接近物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能有批 判它的生活要求,所以他批判的领域,可以说是及于全生活过程了,有了这种全生活过程底批判,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的要素"的参加,劳动 者阶级才能吸取真正的全无产阶级意识。如果仅以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力量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意识过程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 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而战斗的唯物论及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义的意识,必须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而且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 这当然是对知识阶级革命作用的极度张扬。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本须由知识阶级方可获致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却也成为他后来批判"(革命的)小 资产阶级(文学)"的武器。难道知识阶级不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这一矛盾,斋藤敏康的解释是:"对他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不 是在阶级上如何归属的问题。"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在阶级上如何归属"似乎真的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回顾李与太阳社的论争,原因之一即在于蒋光慈等以为,"新的作家"天然拥有革命的"情 绪"、"信心"和"同情",或"自身就是革命",因而也惟有他们才有创作"革命文学"的条件权力。 但对李初梨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却不是可以天然"独占的专利",反过来,只要拥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 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已。紧接上述"第百第千的人"都可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后他即说,"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 动机。"这个"我们"是谁呢?"他们是从何处获得这一革命动机的审查权的? 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李明确指出他所说的"革命的智识阶级",乃是一个"普罗列塔里亚特的前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 是一个革命家,--普罗列塔里亚特的前锋。"并说,自己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艺只是"在解放过程中的无产阶级的前锋的文艺",其作用也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 用一样在于把先进的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外部注入"民众。 他对"革命的智识阶级"的要求完全是以对党员的标准来进行的。他对《共产党宣言》和《怎么办》的大幅引用,可以看作一个表征。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只能由 "革命的智识阶级""从外部注入"给民众的论述,正来自于列宁在该文中的论述: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当时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 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长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创造的。 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俩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阶级的知识分 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的产生出来的。 进一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同样是卢卡契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基于对无产阶级自发觉醒的绝望,对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的理论思 考和追求。 尽管对"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不少疑虑,但卢卡契很快抛弃了那些曾困扰过他的革命暴力与道德冲突的问题,"'过急地'选择了自己不久以前都 予以拒绝过的'过急的英雄行为'"。 且不说《合法性与非合法性》、《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等章,本就是建党问题的专门论述,由于对作为一个"理 想类型"(ideal type)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概念与作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先锋政党之间的矛盾欠缺分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先锋政党在卢卡契那里成为可以完 全互换的名词。 既然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彻底绝望,他就开始思考"前卫党"的作用,即他以一种超前意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现实中作为虚伪意识的意识 导向具有"客观可能性"的阶级意识。不过卢卡奇没有解明"先锋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转入到对物化概念的诠释上来,换句话说,"前卫党"本身并非一个经 常寻求变革的社会组织,而是陷入站在超越的位置上掌握绝对真理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怪圈的社会力量,我们意想不到要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 局限。另外,把曾经梦想着在彼岸世界建立的"庞大体系"拉回到此岸世界中来,并把它确定为"整体性"问题,卢卡契的这一思维逻辑也有强词夺理之嫌,由此引 发的弊端则数不胜数。 在论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非自发性"和"非自然性"时,卢卡契说:"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长过程中特殊 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个人的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 而这也几乎就是在批判郁达夫和鲁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创造 时的原文: 中国现在有许多人以为个个的工人或农民所现有的心理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根本不明白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只说过无 产者底"阶级意识"或"全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说的个个的无产者底意识。 但列宁的建党理论,与卢卡契--进而是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真的不存在任何区别吗?如所周知,《历史与阶级意识》自出版以 来,不断遭到东德、匈牙利、苏联的理论家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严厉批判。他们不仅指责他无视"唯物主义与维心主义、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为历史唯心主 义敞开了一切大门",而且将矛头直指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怀疑其理论有"取消主义倾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哲学研究领域已有许多整理, 本文不想在这里重复。这里仅拟从李初梨对茅盾"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批判,来探讨其理论矛盾背后的历史逻辑的形成。 这直接牵涉到"国民革命"失败之后中共政党伦理的形成。 五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也同样是李初梨眼中"我们阵营"的同道。他说,"本来茅盾在我们文学运动的初期,他是站在我们阵营里面的,至少他还没有同我们对 立。"特别是,他把茅盾与"我们"的对立,视为无产阶级文学自身急剧发展,"使得它自己内部所包含的矛盾,也急遽地结晶成熟"的结果,换言之,对茅盾"小 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的批判乃是其理论的必然要求。但随着分析的展开,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面对政党路线时的矛盾在理论上的自我退缩。 他将茅盾"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批评分解为以下三点:一、"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以下简称"普罗文学")只是以"普罗列塔利亚大众"为对象的;二、现在的 "劳苦群众"绝对没有作"普罗文学"读者对象的可能;三、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接受"普罗文学"。 对此,他首先援引马克思无产阶级非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能地解放它自己的论述,断言"普罗文学"也是为一切被压迫阶级而存在的文学。因而,他虽承认现阶段 这类作品的缺乏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但这不过是一种扩大普罗文学视野的要求。在分析"劳苦群众"不能作为"普罗文学"读者的原因时,他指出,这完全是因 为他们被"社会地被摈斥"的结果,其微薄的报酬使他们从经济上丧失了"享受文化的可能",而繁重的工作又使他们没有"享受文化的余裕",所以这首先是一个 "政治问题"。使"劳苦群众"成为"普罗文学"的"读者对象","就应该先替他们争得政治的解放",而不是寄希望于改变文学的"题材"。在面对"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能否接受无产阶级文学的疑问时,他则再一次重复了知识阶级可以超越生活过程局限性的观点: 即或我们有一部分是完全以写"劳苦群众"的生活为内容的作品,然而这并不妨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因为以知识分子底阶级的 特性,对于普罗列塔利亚底非人的生活,是可以引起他的自己批判的。 所以,当他承认"我们现刻的'读者对象'几乎可以说90%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也仍反对对小资产阶级的"迎合"("诉苦")。然而,知识 阶级意识的超越性却是与文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体否定互相矛盾的。 ......所谓小布尔乔亚的意德沃罗基。这从外面上看来,似乎它是处于布尔乔亚泛与普罗列塔利亚特的两个意德沃罗基之间,是超越以上两种倾向的,然而其实 只不过是一种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底特殊形态。这完全与它的阶级的主人--小布尔乔亚的阶级的立场一致。小布尔乔亚阶级虽然位于布尔乔亚泛与普罗列塔利亚特 之间,然而它不能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其实它是附属于一方的阶级或非与一方的阶级同盟不可。 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并不罕见;但既然独以"智识阶级"阶级意识的超越性来担负无产级阶 级意识觉醒的重责,又整体性地否认知识分子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小资产阶级 --何况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这不免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李初梨的这一矛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我以为,不回到国民革命失败之后政党伦理形成的历史语境,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体否定也就不可能被真正理解。事实上,在文中,李明确地把茅盾的主张称之为 "我们的小布尔乔亚政党--即所谓中间党"的"一个政见",并以此来审理"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的分歧的: 本来中国的革命,是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所以在革命的初期,本有许多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 革命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以后革命的发展,超过了他们的限度以外,于是他们首先脱离战线而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后革命再往下发展,尤其是土地革命底扩大与深 入,又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恐怖起来而开始第二次的逃亡。茅盾把这一个过程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革命是"由左倾以至 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于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什么是"左稚病"?这大概是指土地革命底扩大与深入,谁来"救济左稚病"呢?当然是封 建势力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底共同工作。那么"救济"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被一脚踢开,封建势力与民族资产阶级得了大 胜利,"终于为大反动"。可怜他们竟然分不得一杯羹,于是乎他们就"有痛苦,被压迫"了。他们"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事实"。那么对于普罗列 塔利亚特底英勇的革命的实践呢,他们认为是"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不能自信......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关于这一点他们很坚持,所以茅盾 说:"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在这样"左""右"为 难革命与反革命之风于是乎出现了政治上的中间党。这一个客观的现象反映到文学上来,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 熟悉"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的,会立即发现李初梨的批判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将此与瞿秋白反对"机会主义"的著 名文献《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一个比较。在文中,瞿对小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后的转变如此分析:"自国民党改组复活以来,经过两年伟大 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员及大多数工农分子的加入,他应当可以变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一转变,到蒋介石反动--资产阶级公然转入反革命阵 营之后,尤其是愈需而可能的了。但是,这一过程是失败了。当小资产阶级领袖,如汪精卫等,看见革命进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残酷的屠杀工 人之后,他们也更加畏葸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固然使资产阶级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而反革命,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也使店东小资产阶级惊惧惶恐而投降资产阶级, 宁可受奸商买办的剥削,而凭籍他们的力量来镇压软化劳动者的斗争。何况这种市侩的店东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和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大半自己是地 主--是生收田租的剥重利的),土地革命使他们宁愿革命失败永世作帝国主义的奴才,不愿牺牲剥削农民的特权;别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及上海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 锁,只想求目前的妥协,而甘愿投入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 从相当的程度上来说,李初梨已把自己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批判,当成了党的工作的直接内容。 既然党已将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障碍,那么 "小资产阶级文学",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也就都成了"普罗文学"的障碍。作为激烈反对将无产阶级的"自然意识"与作为历史"目的意识"相混淆的 李初梨,也许并非不知道,在击毁"革命的智识阶级"这个基点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也就在现实中丧失了除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之外的任何可能的依托? 六 实际上,国共两党在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的分歧,不仅是导致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对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背叛"、最终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的分析中所形成的"反对机会主义"路线,也一直是后来党内政策的基本脉络。在这一背景已十分模糊的情况下,我想在这里提 及"7.15 分共"前后汪精卫对"小资产阶级"的"更名",以及瞿秋白对此的直接反应,对这一关键环节进行呈现。 1927年5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党报召开联席会议,由汪精卫亲自报告"解释中央决定用(工商业者)名称之经过",并作出以"工农及 工商业者联合战线"替换"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决定。 为一个名词如此大费周章,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多见的。会议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徐谦(季龙)主持,汪精卫率先提出了更换"小资产阶级"的动议,农工部长于树 德、外交部长陈友仁及秘书张肇元等附议,但张、陈所指责的种种不妥,如"此词是由外国名词翻译过来",显得颇有些无事生非--孙科当场即说,"小资产阶级 这个名词也很通行。"--而其余两条,如"工厂、银行等不是小资产阶级所能举办",和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没有一定的区别",也令人费解。但更让人莫 名其妙的是用"商"来替换"小资产阶级"的理由:"商是职业上的区别,并本(赵按,疑为"不"字)含着资产阶级的气味",以至于汪精卫连连发问"工厂 主"、"房主"算不算"商"......但即是如此,这一提议却几乎赢得所有与会者的赞同,在加上"工"字后以"训令"形式予以颁布。 "分共"完成,东归南京后,汪精卫曾写《所谓小资产阶级》一文,剖明个中原因: "小资产阶级"这个名词,普通讲起来,并不和其他资产阶级,有截然对垒的意味。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宣传,说什么国民革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又 说什么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于是"小资产阶级"的声浪始盛嚣尘上。其实,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学理 上虽然可以区别,在实际上则界限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些名词捣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字或"中"字,便有戴绿帽子游街的资格,其敲诈已遂 的,便还他一个"小"字,留未榨尽的牛乳,以便将来再榨。 但汪精卫其实仍没有说明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小资产阶级"而且是它的领袖。不久,瞿秋白即在新创刊的《布尔塞维克》上发表对"所谓工商业者"的批 评:"......代表这种市侩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衷心是反对和资产阶级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进,以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宽恕与恩惠。/于是聪明 的汪精卫便想出一种理论来说:不好说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应当说工农工商业者的联盟,'革命要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便在豪绅资产阶级的 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只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更进一步而充当豪绅资产阶级(唐生智等)的走狗,而大大屠杀工农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幻想着:我 们如此恭顺从命的替你们镇压工农运动,你们豪绅资产阶级总可以容我们当个'领袖'罢......于是'中国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当有革命的领导权'等 一类半吞半吐的怪理论也发现了,其实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走狗,他还自己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是革命的领导者呢?"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对小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批判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已有的研究也更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对此的影响。 这固然不无所见,但在我看来,即使"'革命文学'论争"不能算作是"讲话"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逻辑却是前后一贯的。究其实质,都 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处境以及在这一处境中革命策略的选择密不可分。 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多人强调创造社成员的非党身份以回避这一问题。但据郑超麟回忆:在1928年"四月底或五月初",他曾受中央委派在永安里和他们见面, "代表党的正式意见""根据第三国际的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并在以后逐渐把瞿秋白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和《布而塞维 克》杂志给他们看。 这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郑超麟转述过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相处过的"高君"所讲的一个故事--据说,有一天,反省院 召集全体犯人开会,令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很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 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的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这显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初梨1928年后半年的文章, 尤其是对茅盾的批判,有着更明显的党的现实政策的考虑。下面这段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著名评注,即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党的路线的一个注脚: 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所以对他们说话是徒劳,那便是很大的武断。(谁也没有这样武断过-梨)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 研究的问题。(这已经是大家研究过而且得了结论的问题-梨)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亏他晓得了-梨)说这是落后的思想,我也 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了-梨)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哈哈!太顾 不到-梨)现在差不多有一种倾向:你作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述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述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 一种很不合理的事!(也是值得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事?-梨)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吗?他们不被压迫吗?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 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神圣的笔尖呢?(因此小资产阶级的志士要出来打抱不平了!-梨)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 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起劲!起劲!-梨)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这个统计是从哪里来的?-梨)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 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的政治实践中,这一论述经历过许多的变化,但其理论逻辑的连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如果说"后期创造社"以 对人道主义的否定所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全面代表的合法性的论证的话,王若水等所欲述诸的不正在于以取消阶级差别和利益述求--以 "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化政党的合法性的重述吗?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历史的恩怨,在"现代性"的视野里来审视这一剧烈的变迁,我们该可以获得什 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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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光明日报》3月1日刊登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的《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文,令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拟对叶文作些补充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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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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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问题误读的不断增加,相关分析于1995年首次出现,并引发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持续、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女权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仍然主导着人们对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角色的看法。不仅如此,新的误读还在不断产生,且试图将女性描绘成普遍受害者形象。这些误读没有可靠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但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