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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嘉莹:中英参照本《迦陵诗词论稿》序言———谈成书之经过及当年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与我合作研译中国诗词之理念
    书评 2013/04/02 | 阅读: 1994
    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最近拟出版一册我的《中英参照本迦陵诗词论稿》,嘱我撰写一篇序言。我之《论稿》虽或并无足观,但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有意出版此一册中英参照之文稿的用意,则颇有可述者。原来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成立与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之欲促进中外跨文化交流有着密切之关系。而谈到文化之交流则最为首要者自然应是对文化之深入的了解。其次则需要有对于不同文化之语文有确切掌握和译述的能力。我的这些文稿之所以入选,私意以为原来只是因为我曾经很幸运地与美国第一流大学中的第一流汉学家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经历。所以我想藉此机会把我过去的一些经历略加叙述以供从事跨文化交流的人们及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师们参考。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拟出版的这一册中英参照本的《迦陵诗词论稿》所收录的六篇文稿,是从1998 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所出版的一册《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摘选出来的。该书共收录有十七篇论文,是哈佛大学远东系教授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与我多年来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收录有海先生之论文四篇,我的论文十三篇(全部目录见附录)。我与海先生初识于 1966 年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作为交换教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美国弗尔布来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ttee)的代表来举行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三十多年合作的机缘。据海先生后来相告,那一次面谈,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只选了我一个人,而且他立即提出了要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提议。只不过因为台湾大学校长已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签约在先,所以我必须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于是海先生乃退而求其次,邀请我在九月赴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以前,先到哈佛与他做两个月的暑期合作研究。在这一次合作研究中,我们完成了两篇文稿,一是海先生所撰写的《论陶渊明的饮酒诗》(Tao Ch'ien's"DrinkingWine"Poems),一是我所撰写的《谈梦窗词的现代观》(Wu Wen-Ying's Tz'u :A Modern View)。海先生的论文是先由他写为初稿,经过讨论后写成定稿;我的论文是由我先写出来定稿,经过讨论后由他译成英文。就当我们这两篇文稿完成时,恰巧美国的高级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y),将于 1967 年元月在北大西洋的百慕达岛(Bermuda Island)举办一个以"中国文类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西方有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ens Frankel)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白芝(Cyril Birch)教授、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还有不少著名的华裔西方学者,如刘若愚、夏志清、陈士骧诸教授。当时海先生就把我们暑期合作所完成的两篇文稿也提交给了会议的筹办人。完成此一暑期合作计划后,我就离开哈佛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及至次年(1967)元月,海先生原曾邀我先到哈佛大学与他见面后,再一同飞往百慕达,只因我订机票时正值波士顿大雪,飞机无法降落,所以我只好自己一个人由密西根飞去了百慕达。在会议中见到海先生,他说他本来在哈佛为我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只可惜我这位主客没有到场。百慕达会议中,诸位来开会的汉学家在正式会议中虽必须使用英文发言,但也大多会说流利的中文,一起会议,相谈甚欢①。会后,我就又飞回了密西根,而海先生则坚嘱我在1967 年暑假与密大交换一年期满后不要再接受延续的聘约,而邀我以访问教授的名义赴哈佛。于是 1967 年 7 月我就如约又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年我除教学外,与海教授又合作完成了两篇文稿,一篇是海教授撰写的《论陶渊明诗中之用典》(Allusion in ThePoetry of Tao Ch'ien),一篇则是我所撰写的《论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The Chang-chou School of Tz'u Criticism)。文稿完成后,已是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本应立即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才是,但当时外子已经以探亲名义来到美国,两个女儿也已于前一年由外子嘱我携来美国,外子之意盖因他曾受台湾白色恐怖之累,被他所任职的台湾海军军法处囚禁过三年以上之久,他是坚决不肯回台湾的。于是海先生乃极力劝我留在哈佛,也不要回台湾了。而我却坚意要返回台湾。关于这种去留之争,我在《中国诗歌论集英文版后记》一篇文稿中已曾叙写,该文已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中,此处就不再赘叙了。总之,海先生既留我未成,他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个研究计划,他要为我争取一笔研究补助,以备我下次再来哈佛与他合作之用。当时我写的就是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写成后,我就回了台湾。及至次年 1969 年春,他把邀请函寄给我后,却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其后乃经由海先生之介绍转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并且于 1970 年春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终身教授聘约。而海先生之介绍我到加拿大任教,原来也是为了我自加来美更方便于与他合作研究之故。所以我在接受了加拿大的聘约后,当年暑期就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与海先生继续了我们的合作研究。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完成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而海教授则因为与我合作的缘故,而引发了他对于宋词研究的兴趣。白天我与他一起读词,晚间则我一个人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继续我对王国维的研究写作,海先生甚至向图书馆争取到了我晚间在图书馆内使用研究室工作的特权。所以此一阶段我们合作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而且在 1970 年的 12 月,我们曾共同应邀赴加勒比海的处女群岛(Virgin Islands)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学评赏途 径(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的国际会议,我所提交的就是由海先生协助我译成英文的《论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文稿。当时来参加的学者,除了欧美的多位名教授以外,还有日本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会议余暇,在谈话中他们问起了我有什么诗词近作,我就把 1968 年夏我所写的《留别哈佛》三首七律写出来向大家求正。一时引起了吉川教授的诗兴,他次日上午就写出了三首和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也立即写了三首和诗,一时传为佳话。有人把这些诗抄寄给了美国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竟然也写了三首和诗。诸诗都已被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迦陵诗词稿》中,读者可以参看。当时吉川教授的和诗中曾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之句,表现出想要邀我赴日本的心意,而我因初到加拿大任教,要用英语教学,工作甚重,而且有老父在堂,不敢远行,所以未能赴日本讲学。吉川先生的愿望,直到十三年后才由九州大学的岡村繁教授完成。而自此以后,我的词学研究遂引起了北美学术界的注意2。早在 1953 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所出版的一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Literature)的文稿,在那篇文稿中海先生曾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虽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可以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的古今有绝大的歧异。以中国文学传世之久方面之广,所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占有重要之地位的。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的西方学者想要知道的是,他是否会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任何可以补偿他学中文之一番心血的东西,同时他也想有人以他所熟悉的东西向他讲解。海先生还以为,"中国文学值得研究在于它的内在趣味,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又说,"一些最令人心折的文学批评是出自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语文分析,把语文分析用到文学研究上,使我们领悟语文和文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是如何发挥作用产生文学效果的"。更说,"这种透彻的中文研究只能由那些彻底精通中文的人来做"。海先生还以为,"中国学者一般缺乏中国以外其他文学的良好训练",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而毫无疑问,海先生与我的合作正是按照他的理念来做的。他在合作中一方面要我把中国诗歌的语文作用对他做详细的说明和讲解,另一方面也介绍我读一些西方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我与他合作的第一年,他就介绍我去读瑞内·卫理克(Rene Wellek) 及奥斯汀·华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一册《文学之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我当时还曾翻译过其中之一章《文学与传记》(Literature and Biography),并对中英对译之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此篇译文曾被台湾大学学生刊物《新潮》于 1968 年的刊物上发表)。我非常感谢海先生对我的协助,后来我自己更去旁听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的课,并曾经引用西方文论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文字。其中的一篇长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被海先生见到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提出要与我合作将之译成英文。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篇于 1990 年提交给美国缅因州词学会议的《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的文稿,就也是经海先生协助而译成英文的。只不过自从1974 年我利用暑期回国探亲,及 1977 年回国旅游,又自 1979 年回国教学,更自 1981 年赴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首届年会以后,就被四川大学的前辈教授缪钺先生相邀每年到川大与他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于是我与海先生的合作就一连停顿了数年之久。海先生后来在英文版的《中国诗歌论集》中曾经提到,他的本意是计划与我合写一系列论词的文稿。后来这个论词的系列著作是由川大缪钺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完成了。不过海先生还是把我在《灵谿词说》中所撰写的《论苏轼词》与《论辛弃疾词》两篇文稿译成了英文,而他则已曾与我合作完成了《论柳永词》与《论周邦彦词》两篇文稿。另外他又曾协助我把我的《论晏殊词》、《论王沂孙词》和《论陈子龙词》也都先后译成了英文。遗憾的是当我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写成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论文时,他的视力已经极度衰退。本来他对我的这一篇文稿甚感兴趣,以为我在此一文中所提出的朱氏爱情词的"弱德之美"是指出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特质。他曾经把我在此文中所举引的朱氏之《静志居琴趣》中的九首爱情词都翻译成了英文,并鼓励我把这九首英文译词和我的那篇论朱氏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中文稿,提交给了1993 年 6 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一个以"女性之作者与作品中之女性"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可惜的是海先生终因视力下降未能完成这一篇文稿的英译。其后有一位我在温哥华的友人陶永强先生中英文俱佳,曾经选译过我的一些诗词,出版了一册题为Ode to The Lotus(《叶嘉莹诗词选译》)的集子。他曾有意要把我那篇论朱彝尊爱情词的长稿译成英文,后来终因我的文稿太长和他的工作忙碌,未能完成。海先生当年颇以他未能完成这一篇长文的译稿为憾,而我则更因为自己当年忙于回国讲学及与川大缪先生合作,未能及时与他合作完成此一长篇文稿的英译而深感歉憾。2001 年我被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期间,曾利用春假的机会到康桥去探望一些老朋友,与海先生及赵如兰、卞学鐄夫妇有过一次聚会,那时海先生与他的一个孙女在康桥附近的地方同住,视力已经极弱。此次相晤以后,我每年圣诞假期都会以电话向他致候。及至 2005 年圣诞,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想他可能被儿女们接往他的故乡德国去住了。及至 2006 年 2 月,我忽然收到了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一封电邮,说海先生已经于 1 月 8 日在德国去世了,哈佛大学将为他举办一个追悼会,希望我能去参加,并且说他将在仪式中提到海先生与我的合作,他以为在北美汉学界中,像海先生与我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能在一起合作研究,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我收到韩南教授的信后,曾写了一封回邮,表示了我对海先生深切的怀念和哀悼。只可惜路途过远,我当时正在天津南开讲学,未能及时赶去参加海先生的追悼会,至今仍深感歉仄。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我把一些论诗词的文稿译成英文,并非只为了个人之私谊,而是由于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诗词的汉学家,他有几点极深切的理想和愿望:其一是西方汉学家要想研读中国诗词,首先需要有大量英译的文本;其次是中国诗词在中国独有的语文特质下,也需要有精通中国语文特质和中国诗词之美感的华人学者的密切合作。尤其是"词"这一种文体,其美感特质更为窈眇幽微,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此更深感难于着力。但一般学者大多追求一己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具有像海先生那样的胸襟和理想,愿意与一个如我这样的既无西方学历又不擅英文表述的华人学者合作。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 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藉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同时我也想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理念或者也可以提供给今日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者们一点参考,故而不惮繁琐历叙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经过如上,但愿我们的合作经验或者也有一点可供参考之处。 最后我还要做一点说明,就是何以本书只称为"中英参照本",而不称为"中英对照本"的原因,那是因为以论文而言,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既有不同,中文和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也有很大的差异,要想把中文与英文并列在一个页面上对照列出,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于有些小诗可以对照刊出,则是因为诗歌往往可以把一句作为一个单位,则每句中之原意虽经英译之颠倒,但每句之情意仍可大致保留不变。而论文之论说则往往因中西文法不同与思维方法之异,要做很大的调节和改变,而且海先生原是一位重视整体之意旨的学人,其个别之诗词的译文虽极为讲求切当,但在论述时则不愿受中文语法之拘执,这也是我何以只称此书为"中英参照本"的重要原因,乃在此略加说明如上。 ① 此次会议中之论文,后由加州大学白芝教授编成一册论文集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于 1974 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 此次会议中之论文后由 Adele Austin Rickett(中文名李又安)编成一册论文集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由普林斯顿大学于 1978 年出版。
  2. 周明初: 宋元明清曲学研究著作书目索引(二)
    戏剧 2012/05/07 | 阅读: 1994
    宋元明清曲学研究著作书目索引(二)
  3. 萧武: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
    社会 2011/11/25 | 阅读: 1994
    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附:东民《与萧武兄商榷》
  4. 贾樟柯:电影里的中国
    影视 2011/11/01 | 阅读: 1994
    回顾过去十年的工作,主要谈三峡好人及更早作品
  5. 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
    政治 2013/01/29 | 阅读: 1993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巨变的前夜,这些国家党员占人口的比重都不低,一般在6%以上,其中罗马尼亚是党员比重最高的国家,达16.1%,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但是当时垮得最惨的也是罗马尼亚,政权尚未瓦解,这些共产党员的信念与意志早就先行土崩,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
  6. 黄勇:道教文字观与书法艺术
    宗教 2007/01/29 | 阅读: 1993
    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古代知识体系中,文字学知识向来享有崇高的地位,而道家却倡导“道法自然”、“妙趣天成”等思想。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道教文字观,可资非专业人员参看。
  7. 张子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
    文学 宗教 2008/08/06 | 阅读: 1993
    介绍和分析了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偈,认为敦煌佛教白话禅诗中 ,有一部分确实体现出了禅宗南北两派的意涵;其他诗作虽 然难以归属于禅宗,但却反映了广义上的禅的观念。在白话禅诗之外,敦煌佛教文献中尚有 一批一般佛教白话诗。上述佛教白话诗偈,都应该纳入中国俗文学、特别是中国佛教俗文学 的研究范围之内。
  8. 王诺:古巴医疗体制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医卫 2013/04/17 | 阅读: 1993
    财富与健康的因果关系这一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现在受到了挑战。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古巴的国民健康状况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即使由于美国的封锁而使古巴经济陷于困难时期,古巴在国民健康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此。古巴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医疗体制。
  9. 倪梁康:玄奘《八识规矩颂》新译·导言
    宗教 2009/09/12 | 阅读: 1992
    《八识规矩颂》是佛教唯识学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汉语文献。相传为唐代的三藏大师玄奘所作。虽然对此目前教界和学界尚存争议,但它在佛教学理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唯识学历史上所引发的重大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从内容来看,它言简意赅,在四十八句中几乎包容了唯识学的所有基本名相和要义,为初学者提供了了解唯识学的方便法门。从历史来看,明末的唯识学复兴,便肇始于对它的注解和诠释。即使今天,在清末年杨仁山自日本引回诸多散佚的唯识论疏经典之后,它仍然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唯识学经典文献,仍然是最重要的佛教唯识学的入门教材之一。在《大正藏》和《四库全书》中,《八识规矩颂》都有收录。各地的佛学院,也大都设有《八识规矩颂》讲记的课程。
  10. 韩琦: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科技 宗教 2009/11/18 | 阅读: 1992
    本文试图从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的西学观,特别分析“礼失求野”论的产生、流传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对整体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有所裨益。
  11. 贾樟柯:贫穷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面目
    影视 2009/03/23 | 阅读: 1991
    我过去重要的生命经验都是县城给我的,如果没有县城,可能就随波逐流了。
  12. 胡谱忠:超越"新伤痕文艺"--第五代电影中的"新历史"想象
    影视 2011/01/07 | 阅读: 1991
    张艺谋的最新片《山楂树之恋》是一部在现有商业体制下最成功的"文艺片"之一[i]。它的历史叙事与另一种同样钟情于当代史的文艺片相比,有了不小的"突破"。近年来,以当代史为背景的"灰调子"文艺片数量不少,其对历史的态度都有相对统一的想象和判断,情感指向都十分明确。如《孔雀》、《青红》、《看上去很美》、《二十四城记》、《团圆》等,主题基本上属于一种"新伤痕文艺"。而张艺谋的新片《山楂树之恋》在70年代初期的背景上,叙述了一段"纯真"的爱情故事,尤其受到中老年观众的青睐。其主题的暧昧,已经引发了社会批评的某种尴尬。对"当代史"的叙述出现如此"异质"的文化表达,在主流电影中是不多见的。尤其因为张艺谋电影的广泛影响力,这种"不和谐"的历史叙事值得探究一番。 《山楂树之恋》的主部是一个韩剧式的"爱情故事",但背景却放在文革后期。与1999年张艺谋的另一部"文艺片"《我的父亲母亲》相比,虽然都讲述一个纯真爱情故事,但后者极力虚化时代背景,而《山楂树之恋》却包含了典型的文革"奇观"。那一段女主人公参加的"忠字舞"表演,复现了一种历史瞬间,而女主人公的母亲在校劳动改造的情景更是文革叙事中的经典情节设计。总之,文革的符号清晰明确。但这种历史背景的指向性却没有覆盖到影片叙事的主部,它只是预设了一个政治性标签,一种面对主流社会的有意的政治表白。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基本上另开一路。爱情故事固然处于特定时代氛围之下,但这种影响对于爱情命运的走向并不具备逻辑的相关性。最后观众从"爱情悲剧"中领略的更多是一种对"纯真爱情"的感慨,而并不指向对历史的批判。男主人公的白血病也有点滴遮遮掩掩的暗示,但此暗示终究没有成为明确寓意,最终还是关乎电影类型的程式。作者似乎感觉到,从这个爱情悲剧中挖掘时代根源,很有点儿牵强。更有意味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过程所展现出来的纯真,在大众文化心理层面引发了一种积极的触动和评价,并有滑向"纯真年代"的解读倾向。这是否是导演愿意得到的文本效果?而究竟导演在主导商业策划时,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叙事效果会与影片开始的政治表白构成冲突呢?如果意识到而不以为意,是否意味着主流文艺对历史叙事终于放松了戒备,开始容纳新的元素?如此"历史叙事"是否昭示着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变化? 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极力虚化时代背景,讲述一段50年代的农村少女的初恋。影片浪漫的外在抒情基本上排挤了政治化的解读。导演甚至用黑白胶片的现实场景与彩色胶片的"想象和回忆"相对照,在电影放映现场,成就了一段明艳无比的"历史记忆"。但2010年《山楂树之恋》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召唤结构",总体的文本效果主要导向怀旧,媒体上关于"禁忌时代的爱情"之类的"和稀泥"式的意义提炼,以及70年代的大款小蜜之类的反向解读,都没有压倒一种关于"纯真年代"的怀旧解读。社会解读的合力指向了与90年代中期张艺谋经典电影《活着》相反的方向。 张艺谋的《活着》(1994)、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和田壮壮的《篮风筝》(1993)所构成的"第五代禁片组合",曾经构成了强有力的"时代"表达,并形成了 "第五代"当代史表述的经典序列。三部影片都把历史呈现的焦点对准中国当代史,其历史情境和历史动机接近一致,并传递出了高度一致的历史观念。这三部电影都是关于当代史中小人物的情节剧。剧中都是用了类似编年体的线性叙事,其中《篮风筝》还有一个记忆主体的旁白。三人为众,三部同一时代的电影似乎合理地构成了某种"集体记忆"。 但任何一种"集体记忆"都是依据特定的社会框架来建构,"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ii]。那么,在张艺谋们制作这一批电影的时候,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当时中国电影正处于低谷,海外资金(主要是港台资金)趁势投入,在海外电影节的推波助澜之下,海外艺术院线随几度中国热后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的发现。这一批电影基本产生于国际主流社会需求之下"来料加工"式的生产背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海外电影"。而这三部电影中传递出一致的历史观念:中国的当代史是一种"缺乏历史逻辑"的历史,充满着怪异、滑稽与不可名状的恐惧。善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不乏温情,却总是惨遭无名体制的剥夺。在"第五代"更早一批讲述老中国文化颓败的寓言电影里,故事的时空感极不确定,但这三部电影却具有确定无疑的当代史历史事件和象征符号。如《活着》里的大炼钢铁、《霸王别姬》里的破四旧、《篮风筝》里的"反右"等,但显然,这些事件完全从一个民族国家兴利除弊、独立发展的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抽离了原有的结构,而并入了后冷战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蔓延之际,对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历史批判的潮流中。在这些电影中,对复杂的、仍旧困扰中国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对50-70年代左翼实践的历史,都采取了后冷战时代既成的非黑即白的解释。中国50-70年代的左翼实践,其本有的背景知识和分析框架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中,根本无力抵御后冷战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反思的大格局中,原有的历史评述体系遭到持续的攻击。而在目标市场的目标观众看来,这一系列影片讲述的正是一个在现代历史潮流之外延宕的古老文明在步入歧途之后,陷入悲惨境地的故事。 后冷战之初的国际主流文化市场中,来自中国的电影导演讲述的世界主流历史的反面教材,十分及时地应和着国际文化势力促使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需要。而国际文化机构的奖赏,无疑又加剧了后冷战一面倒的舆论倾向。中国主流文艺管理机构应急似的欲开杀戒,却与急于转型的社会共识中义无反顾的开放诉求构成冲突,最终只是象征性地设为禁片。而这一批电影在体制外的流传与口碑,以及这三位导演日后的声誉日隆,逐渐获取"大师"级别,证明当时真正的主导思想已经深陷全球化历史观的拘禁中。影片中对中国当代史的叙事暗合了国际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最终服务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大格局。而整个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正是以否定50-70年代左翼社会实践为前提,成功地建构起改革立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三部影片的设禁更多只是一种行政上的习惯而已,并没有阻碍"第五代"作品被经典化。这批影片号称"禁片",却吊诡地成为"第五代"文化战略的象征资本,深刻影响了"第六代"及更年轻一代电影中的历史想象。 比照《活着》与《山楂树之恋》的历史刻画,可以更清晰感受到在《活着》创作十余年后,社会主导思想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在陈凯歌08年的《梅兰芳》和田壮壮09年的《狼灾记》同样可以看出端倪。但不可否认,由于十几年来不同文化资源给予"第五代"导演的不同配备,三人影片中曾有的历史想象的同一性,在他们新片中似乎瓦解了不少。《梅兰芳》中梅兰芳的传奇一生被赋予了历史性的意义。影片前三分之一呈现了一个倾心于现代历史潮流的 "东方人",在一个"启蒙者"的影响下,挣脱文化的束缚,并融入主流文明的故事。在他面临现代暴力之前,他已具备了一个抵御强权的现代人格。他的高峰体验是1930年到美国演出时获得巨大的成功。应当说,《梅兰芳》本质上承袭了十五年前《霸王别姬》的历史想象。角色梅兰芳与《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构成了同一历史观的正反两方面叙事。其中隐含着相同的现代历史结构观。剧末的历史瞬间定格在1945年,规避了导演在《霸王别姬》中浓墨重彩的当代史叙述,也避免了传主梅兰芳在余下16年的生涯事迹对这种历史结构观可能产生的滋扰。而田壮壮的《狼灾记》中汉朝边疆发生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边地、远古"透露出作者面对历史大变局的"枯寒"心境。这部视观众为寇仇的艺术片,只有空洞的厌弃人性的表达,折射出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失望。比另一位"第五代"导演何平电影《麦田》中厌弃战争,向往家园和女人的表述更极端的是,"历史"中的人无药可救,只有放弃人性,"适彼大荒"。这虽是现代人常常默认的关于"历史"的认知结构[iii],但作为隐喻的中国导演眼中的"历史",具体所指只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特定的"中国历史",这一点与《篮风筝》也仍有一脉相承。 "历史"是"第五代"二十余年的执念。"代"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论"的投射。而"第五代"的横空出世,正是当时社会渐趋主导的历史观呼唤的结果。因此,"第五代"的作品中具有一种"遵命文学"式的对"世界主流大历史观"的阐释和指引。尤其当他们的出道之作因成功演绎国际主流的历史想象而荣登历史舞台时,他们的后续作品便有了某种路径依赖。不料,后冷战时代被国际主流社会宣布已经"终结"的历史,正在以某种方式暗中延续或者复活。历史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对急于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大历史观"充分暴露出局限性。中国现实社会的走向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原"第五代禁片组合"所坚定暗示的历史走向,已经实质性地受到现实的质疑,二十余年来在中国电影中渐趋主流的历史叙事遭到了残酷现实的挑战。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在这个意义上,折射出中国本土主流电影文化中的历史图景不再不言自明,而已经出现了微妙的裂隙。90年代主流文化中曾高度同一的历史观出现了复杂化的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代"在他们年届不惑后,集体进入了当代史的"历史书写",并成为主流历史叙事的主力。在这一点上,"第六代"与"第五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并不如"第六代"所标榜的那样有本质的不同。如张元的《看上去很美》、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及《上海传奇》、王全安的《团圆》、管虎的《斗牛》等。这些电影某种程度上承接了"第五代禁片组合"的历史想象方式。其中,只有管虎的《斗牛》没有直接聚焦当代史,但对左翼历史叙事的重要基石--抗战史叙事却极尽颠覆反讽之能事。他们中的多数一直没有脱离他们在90年代以来亲自构建的中国艺术电影的生态系统,与国际主流文化保持着紧密的酬和关系。他们人格思想基本定型的过程与90年代社会思想转型几乎同步,思想资源不免单一,其历史想象也呈现了不可避免的单一,因而他们对这种"大历史"的表达和演绎比"第五代"显得更有激情。中国电影自2004年之后,产业化改革努力建构的"国家电影产业"认同,及其客观上被产业放大的与好莱坞世界的对抗,对原有内外互动的生态结构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但"第六代"似乎缺乏足够的资源克服这种历史惯性,不愿放弃固有的国际文化资源,也迟迟不愿汇入新的权力格局[iv]。 而"第五代"由于对这种历史叙事的经典讲述而获得"大师"身份后,无可争议的成为主流,并拥有了被国家主义美学工程器重的资本。在90年代后期之后,主流化的身份使得他们的创作资源比"第六代"更雄厚,并有了更多的选择。张艺谋在这方面的里外贯通,使他成为时代风向标一般的隐喻。他的社会资源远非"第六代"可以比拟。"第五代"被国家征用,远比"第六代"单纯作为国际主流历史的复述机器更有诱惑力,其历史的权力网络更为复杂。所以,"第五代"没有如"第六代"一样,继续沉湎于国际主流社会提倡的历史想象。在他们08年之后的近作里,可以看到历史观表述的模糊与犹疑,叙述的动机也越来越不明确,直到《山楂树之恋》文本出现了确凿的断裂。这三人都没有原地踏步,都有从文化精英向某类商业盟主转向的机会,其中的"佼佼者"开始拥有了与时俱进的"象征资本"。 张艺谋在商业化的电影体制中,大步流星地进入了与国家主义的合谋。全球化的资本秩序与正在建构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改变历史想象的社会框架。在"大国崛起"式的主流意识形态自许中,张艺谋成为重要的观念大师,他显然已经拥有了某种创造历史的自觉。"大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不再与全球化历史想象的框架绝缘,相反,中国已经被建构为继承与创造"大历史"的崭新主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区别于90年代"第五代"经典中暗示的关系。"第五代"三巨头的近作如此钟爱"外籍题材"[v],正是集体传达其全球化主体身份的迹象。而另一方面,张艺谋及同侪的新片要超越"新伤痕文艺",必然融汇更多90年代之后的本土经验,其全球化主体意识也难免受到国家主义的中和,从而显示出主流文化的某类新的可能性。 中国电影的历史想象和叙事仍旧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它总倚靠着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框架。近几十年的中国电影,正如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文本都是民族寓言"[vi]的断言,总以特有方式传递民族国家的文化选择及其命运。那么,"第五代"的历史想象仍旧只是未完成的"民族寓言"。如果中国社会潜在地需要用电影来演绎新的历史走向与可能性,谁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呢? 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i] 腾讯娱乐:《〈山楂树之恋〉票房8300万 创十年来文艺片新高》,http://ent.qq.com/a/20100926/000024.htm [ii]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0月,第二版 [iii]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P146-148.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8. [iv] 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载《南方周末报》2010年7月21日。 [v] 近期第五代领军人物(包括冯小刚)的电影都偏爱外籍人士的编剧或原著。 [vi]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12月,第一版,第523页。 
  13. 贾樟柯访谈:中国电影毛病在哪里
    影视 2008/12/01 | 阅读: 1990
    从技术、制度和思想等方面谈中国电影问题。
  14. 田雷:重新讲述美国宪政史--《阿克曼文集》总译序
    历史 法律 2013/12/03 | 阅读: 1990
    自他在1983年于耶鲁法学院以《发现宪法》为题发表斯托尔斯讲座,阿克曼即已开始将主要的学术精力转向美国宪政史的研究。三十年过后,阿克曼的作品早已在美国宪政研究中建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学术传统,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学术丰碑。
  15. 张静:被单位吸纳的阶级
    政治 社会 2012/09/29 | 阅读: 1989
    由于协调利益的职能在工作单位,那么没有固定单位的流动人群就被排斥在"利益协调"之外,既无阶级也无单位代表他们的诉求。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份差别和组织化利益结构,是理解当今中国不少问题的关键。
  16. 史建:东京与北京--不同的奥运建筑策略
    建筑 2008/07/29 | 阅读: 1989
    “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张力之中,北京并没有像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南亚的诸多大城市那样,陷入某种发展的恐慌与无序。相反,北京的城市发展一直有着某种确定的未来——这个希望就是2008年奥运会。至少在眼下,一切都以此为临界点来运作,包括旧城改造、新项目的核准、政治与经济的运行指标……北京正在患上难以医治的2008临界症,仿佛把城市的未来仅仅设定在这个‘可见的节庆’,真正的未来被放逐了,‘漂浮’了。”
  17. 陈赟:中国精神、六艺经学与“五四”的历史脉络
    历史 思想 2011/03/19 | 阅读: 1989
    在90年之后的今天,反思“五四”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帝”与“反封建”所主导的“五四”叙述,毋庸置疑,是“革命”正当化的方式,而“革命”则为“现代”提供动力,“现代”本身又缔造着“新中国”的正当性基础。但今天,革命的语境已经不再,现代性的反思也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中国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着相当的变化。中国能否在政教上提供自己的方式,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普通中国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天地之间的精神机制,也就是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与伦理,也对“中国”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回应这种要求,“五四”就必须在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脉络里被思考,被关注的应该是“中国”概念的精神内涵及其未来,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展开环节的“五四”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一种外铄性的中国观——新中国观,其意义是由并没有确定内涵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来填充的,这个中国观是在与“旧中国”观的对立中,也就是在“古今之争”中显示自己的位置的。但在这种脉络中,我们遭遇到作为复数的“中国”彼此之间的冲突,诸种中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问题,已经不能继续在它的有限现代空间里自我定位,而需要放置在数千年文明的历史及其未来中加以思考。“五四”本来就是从数千年中国文化中“结构”出来的,因而将“五四”置于中国传统内部,重新加以脉络化,关联着“五四”本身的命运:“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从这个角度看,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在传统“中国”之外重建另一个“中国”,而应该在治疗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精神辩证开展的环节。将“五四”以来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之外,独立作为“一统”加以理解,都会使得中国的概念缺乏深厚的支撑,很难摆脱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困窘。换言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如陈独秀与鲁迅的传统批判,应该在中国思想的内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的层面加以理解。但这意味着,需要从“五四”中汲取那些治疗更新传统中国的要素,在“五四”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生长起来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觉成为中国精神及其结构的要素,那么,它就必然缺乏远大前途。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之所以更加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五四”的意义反而不容易得到正视。“五四”有待开发的意义,与它以何种方式成为中国从精神基础层面进行自我确证的方式有关,而这一点又并非现成给与,而是需要在艰难的思想劳作中才能加以呈现。  当然,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即便是在古代,在儒家的理解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可能。事实上,百家之学提供了种种不同的路径。但百家之学折衷于“六经”的经学知识结构最终保证了“中国”在观念层面上的统一性。经学主导史学与子学,同时又以二者为羽翼,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构成中国精神客观展现的四重域(身、家、国、天下)统一的基础,其形塑的主体,退可以修身藏道,进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进退之间具有自由伸缩的弹性空间。但“五四”以来,随着“科学”的知识谱系被广泛接受,本来就已经被抽去了制度依托的经学,随之潜入隐性的层面。中国的学问于是以“国故”的方式被科学所“容受”。“垂教万世的经学成为一代典章的史书。”于是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经学成为“史学的经学”。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传统不满于“史学的经学”,而要做“经学的经学”,与其说是尊孔,毋宁说是“托圣”,其极端之后果则是“子学的经学”的产生。而科举的式微则使六艺之学失去了制度的依托。事实上,由于以聚焦于修身的经学知识结构所对应的修身主体的逐渐缺位,以六艺为核心的经学不再作为立国与立人的大经大×法。即便如此,“五四”以来的历史,也并非通常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四部之学到分科之学的结构性嬗变与替代,而毋宁说经学在虚位后不断地由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填充的过程,由此我们遭逢了一个可以表述为子学与史学对经学的僭政时代。经学成为自由探究对象的代价,是各种价值观念之间持续的竞争与冲突,而这种斗争的调节在现实性上却往往诉诸外部的势与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后果,就是经学的知识体系与科学的知识体系隐显错综。这固然是一个困局,但亦未尝不可成为“五四”的贡献。传统儒学塑造的是处于进退之间的个人:进而为儒,走政教风俗之路;退而则道,为审美艺文之学。虽然进退可以选择,但毕竟不能避免那种种深深的困境意识,传统儒家也在试图寻找不受出处进退的影响,而将修身与经世结合在一起的新方式。而现代分科之学助成了知识的独立探索,以此与于斯文而经营天下,而这种方式可在一定意义上超越当下,形成对进退选择的一种有益补充。问题是,独立的知识探究一旦不知其所当止,失去了伦理检测与政治防御,就很难抵达上述目的。如何以经学的谱系涵摄科学的知识系统,形成一个精神性关注主导的知识结构——这既是解决科学知识结构本身的问题,从而释放其活力;也是深化经学知识谱系的必由之路。毕竟,经、子、史乃是一切完整的知识系统所内在包含着的三个面向,将此中的真理性揭示出来,从而增进对人类知识结构与性质的理解,这或许是后“五四”时代在知识问题上一个根本性问题。此问题其实关涉着六艺之学的普遍性意义的开发,而此一开发又必须超出文化保守主义层次上对传统的储存与守护。六艺经学所揭示的中国的精神基础,具有一种向更高人性与天命的开放潜能。王国维曾经表达的集各种文明的智慧修治一身的“五四”理想,不正是六经精神的一个展布,但它在保守主义那里是否还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肯定? 
  18. 黄宗智、高原: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经济 2014/02/12 | 阅读: 1989
    在当前关于大豆的讨论中,有两点尚未得到争论双方的重视:一是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逻辑,二是中国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
  19. 里盖蒂谈里盖蒂
    音乐 2010/02/23 | 阅读: 1987
    匈牙利作曲家乔治•里盖蒂1986年访谈录。美国现代音乐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在作曲家抵达纽约领取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对谈。在追溯了作曲家的音乐"遗传密码"--从巴托克到施托克豪森以及外部政治事件(1968年匈牙利革命导致作曲家逃亡)之后,谈话逐渐转向更广阔的层面,前辈艾夫斯、南卡罗的复合节奏、非洲中部土著音乐带来的启迪。作曲家始终在强调自己的独创性,尤其是历经七十年代末创作危机后,他做的一些前无古人的音乐实验。他在访谈中顺便嘲笑了勋伯格对"首创"的执迷和"半人半神"施托克豪森。访谈译文曾在里盖蒂去世后不久,发表于《音乐爱好者》杂志。"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 ----乔治•里盖蒂采访时间:1986年11月5日 纽约采访人: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选自杜法罗于198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符轨迹--杜法罗与作曲家们交谈》(Trackings: Composers speak with Dufallo)里盖蒂1986年到访纽约,是为了出席当年他获颁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的庆典,届时一场音乐会将演奏他的《钢琴练习曲》和《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当我抵达他下榻的广场酒店套房时,他正倚坐在床沿。我们时间不多,一个小时后,他就要赶去艺术文学院。当时为下午三点。(理查•杜法罗题记)杜:你认为自己的"音乐遗传密码"是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拿美国来说,科普兰、卡特、皮斯通都觉得有必要去巴黎师从布朗热。在本地,库塞维茨基演出推广新音乐,影响深远,塑造了某种"音乐遗传密码"。在欧洲,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梅西安及其门徒形成的诸多中心。你来自匈牙利,能谈谈你的"音乐遗传密码"么?里:我来自匈牙利,学于布达佩斯,要说起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巴托克。所以我起步时,主要受巴托克影响。但很快,我觉得要搞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那是五十年代早期,在布达佩斯。匈牙利是个共产党国家,完全闭目塞听••••••今天情况好多了••••••五十年代,我对西方同龄人一无所知,从不知道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凯奇那些人的存在。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年代••••••现代音乐,现代艺术是绝对被封杀的。至于维也纳第二乐派••••••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从没听过他们的音乐。我听过一点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彼得鲁什卡》。曾通过广播听过一次《春之祭》,杂波干扰很厉害,印象不深,也没有机会接触总谱。那真是四面碰壁的绝境。对了,巴托克其实也是被禁的••••••我指那些主要作品。他初期的作品没有问题,但《第一四重奏》以后就不行了,几首晚期作品还有回旋余地,如《第三钢琴协奏曲》、《乐队协奏曲》,可是《为弦乐、打击乐和钟琴所写的音乐》就无法上演,尽管人人知道它是脱胎于前者。杜:因为它不符合官方教条。里:是的,它太现代了。你很清楚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遇到的麻烦。杜:如今,关于中欧的政治观重新出现在捷克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波兰作家亚当•米什尼克(Adam Michnik)的笔下,你对这种观念感兴趣吗?或者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篇随笔里表达的,《中欧的悲剧》?里:我很喜欢读昆德拉,可惜没有见过他本人。他书中探讨有关流亡者的问题,我都很赞同,我与昆德拉这类流亡者有深刻的内在一致。但是"中欧"这个观念,你要知道••••••过去这指古老的奥匈王朝,它早已不复存在,虽说还留有不少蛛丝马迹。你当然可以称之为"中欧",也可以拒绝••••••它不过是一种怀旧罢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把它毁了。还是回头谈谈我的"遗传密码"吧,起码它一开始是很清楚的,巴托克。但后来我成长了,想作一种具有"静态感"的音乐,我的观念也变了••••••从1956年之后的三十年里,我的变化真是太多了。杜:允许我和你一起梳理一下吧。里:好的。早期是巴托克,一丁点儿斯特拉文斯基,其他就没了。杜:你能回想一下巴托克这个人吗?里:我从未见过他。学生时期我就熟悉他的音乐。你知道巴托克一直在匈牙利呆到1940年,然后再流亡去了美国。杜:是的,45年他在那里逝世。里:但在40年,他就极其仇视纳粹,他不是被迫流亡的。犹太人不得不逃,巴托克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不是犹太人,但他十分憎恶希特勒。他和独裁政权不共戴天,无法继续留在匈牙利。至于我现在对巴托克音乐的想法么?年轻时,我认为他属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匈牙利人都这么想,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巴托克第一,科达伊第二,人人都可以排在他们后面。如今以我来看,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作曲家远为重要。杜:我记得读过一些讲你从匈牙利流亡的文章,写得很有戏剧味道。里:那不是流亡!是逃亡,徒步逃出来的!杜:你最后是到了科隆。里:1956年12月,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我先逃到维也纳,在那里接到了赫伯特•埃莫特(Herbert Eimert)邀请,让我去科隆。可我不得不等待德国签证下来,1957年1月头上,我到了科隆。杜:你在科隆不仅见了埃莫特,还有施托克豪森。里:是啊,这太重要了,是我生命的第二春,从科隆开始••••••在布达佩斯,我对电子音乐一无所知,仅仅有所耳闻。最终在革命期间,我通过电台听了一些。此前,一切外来事物都被阻隔,革命爆发期间,阻隔不复存在。1956年12月7日,苏联军队与匈牙利人在城中激战,幸亏电台还收得清楚。我听到电台首次播送《少年之歌》(Gesang der Jünglinge)。施托克豪森与我已有书信往来。他给我写信,我给他回了一封,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所以他不知道我听过这首曲子了。两个月后,我人已经在科隆了。在决定逃离匈牙利的那一刻,我就清楚自己要去科隆,那儿是电子音乐的中心。对我而言,电子音乐远远重于序列主义的概念,对后者我还不了解,仅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认为电子音乐是未来的媒介,我想全身心地拥抱它。在两年半时间了,我努力学习电子音乐,写了一些作品。杜:你在那里写出了《发声法》(Artikulation)。里:《发声法》以及较早写的一首《滑音》(Glissandi),接着是第三部作品••••••那时我偏爱法语标题,所以它被冠以《电子作品第三号》(Pièce électronique Nr.3)••••••后来我遇到了问题,录音室总归有局限,我醒悟到"电子"并不对我的胃口。杜:你能谈谈当时主要的音乐活动吗?特别在欧洲,人们的态度,举例说,对于规则、对于形式、对于林林总总的观念,我以为通过序列主义的思维,所有这些都历经了全面的考量。你感觉自己从这些四处弥漫的多样观点中吸取了些什么营养?里:这种音乐思维十分明确,又十分难解,结构极为复杂。早在匈牙利时,我就偏爱明确的结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序列技法,还从未写过序列音乐。我把布列兹的《结构Ia》(Structure Ia)彻底分析了一遍,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随后我给《规则》(Die Reihe)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在1957年到科隆后做的第一件正事。无论是电子录音室还是序列音乐,我都想彻底了解其中的技法。所以我着手分析布列兹的作品。原本我想拿《无主之锤》(Le Marteau sans maître)开刀,但很快我有了自知之明,它复杂了,我没法吃透。我要一首能彻底弄明白的曲子,布列兹的《结构Ia》大概是他唯一一首具备该条件的样本了。曲子里的一切都经过理性筹划。从序列音乐中,我学到了某种结构上的思维,但并不充分。我不是指它的方法,也许我从中摸到了规律,自认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的结构感很好,同时也不放弃情感和诗意,希望如此吧。可我从没有适应过老派序列主义的结构,如布列兹和施托克豪森的一些曲子。我之所以说"老派序列主义",是因为后来施托克豪森和布列兹都多少偏离了正统的序列主义。至于其他路子,譬如泽纳基斯那一套,我也敬而远之,他把音乐建筑在一定的运算法则和数学公式上。我对数学兴趣很浓,班诺瓦•门德尔布洛(Benoit Mandelbrot)那套奇妙的"不规则碎片形"(fractals)令我神往。例如我试图••••••不仅试图,我业已着手发展出一套并不直接依赖数学的音乐形式,但多少受到这种"有机发展"的影响,也许接近了门德尔布洛的运算法则。总之,我对数学虽然有兴趣,但从不直接或严格地运用于音乐。一向如此••••••首先考虑音乐,其次才是结构。想象力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愿意,还有情感。我对画谜、感知迷惑(paradoxes of perception)这类玩意很着迷,你会在我音乐的建构元素中找到这类结构的生长和变形,但它们始终受情感元素支配。杜:在欧洲和美洲,序列主义的思想让不少年轻作曲家感到幻灭,他们明白了,序列主义曾一度被认为就是这个世纪的道路,但这种想法再也走不通了。里:从未走通过。杜:布列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两个月来,采用序列主义的作曲家只有我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里:如果连他也这么说,情况就是这样了。杜:虽说有这种幻灭感,但作曲家还是能通过整体地学习序列主义,发现兴趣点并运用于心。对序列主义的研究是二十世纪音乐的重要成就,你同意吗?你难道不会从梅西安那里获得某些启发吗?特别是他的《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s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里:没错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不过,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这种思维,以及整个序列实验。我也在做音乐实验,但却是另一种特别的实验态度,这种态度里的一切都直接和约翰•凯奇相连••••••我对六十年代头上的一些序列实验的确曾非常感兴趣••••••而现在,我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那一切。杜:当时的一些争议焦点围绕着"确定性"和"非确定性"。里:对我来说,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问题••••••它们都作废了。不光是今天,也许在这二十年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杜:对你而言,以积极姿态所写的转折之作,是你的管弦乐作品。我曾指挥过,譬如《大气层》(Atmosphères)。里:第一首应该是《幽灵》(Apparitions),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了解。也许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告别之作,它很接近我们现在谈论的年代。里:是的。其实关于"静态"音乐的想法我早在布达佩斯时就有了:音乐可以建构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上,譬如复调网络。我甚至记得这个想法第一次抓住我的确切时间••••••那是1950年,可当时什么也没有写下来,我可以想象,但不知道如何去写。第一首纯"静态"的曲子是《幻象》(Visions),作于1956年夏天,布达佩斯。而后是《幽灵》第一乐章,前首曲子的第三个变体。第一个变体是56年冠以《幻象》标题的版本,第二个变体诞生于57年,在科隆和维也纳,标题为《幽灵》,第一乐章是相同的,但在科隆那时受了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科尼西(Koenig),卡格尔等人的影响之后,曲子变得更老到成熟了。最后是第三版的《幽灵》。我采用法语标题,英语里这个词的内涵不同,让人想到鬼魂,而法语就很明确。第一乐章完成于1958年,次年写完第二乐章,60年演出,它就是写于那个时期。顺便提一句,很有意思,有人也在那时与我不谋而合,他是弗雷德里希•采尔哈(Friedrich Cerha)••••••杜:是的••••••我认识他。里:那你应该也知道的••••••我记得事实上,在他的《镜子》(Spiegel)和《乐章》(Mouvements)之前,采尔哈所写第一首"静态"风格的作品是《饰带》(Fasce),这首作品杀青很晚,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动笔了。杜:我正想要提这一点,很高兴你先说了。当我在1975年首演《饰带》时,也在思索你提到的那两件作品。事实看来就是如此,他首先有了草稿和类似构思,但完成得比较晚。你和采尔哈是怎么不谋而合的?里:我刚才向你提到过,在56和57年,我已完成了《幽灵》的初稿。第一乐章截稿于58年,堪称第一首完整的"静态"音乐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认识了采尔哈,也了解了他的音乐,是一些早期作品,如一些为钢琴和小提琴写的音乐,后来是作于1956至57年间的《脆弱关系》(Relazioni fragili),为羽管键琴和室内乐团而作,外加无词人声(vocalise)。我们是好朋友,但我并不知道他那阵在忙什么。一天,我去拜访他,他给我看《饰带》的初稿。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在写我的音乐!"其实,当时我们一定是想到一块去了。还有,我今天才知道,贾钦托•谢尔西(Giacinto Scelsi)那时也在做同样的探索,从1959年起,他写出了《四段单音曲》(Quattro pezzi su una nota),这是我此前不了解的。从某个角度看,他的手法的我后来也运用了••••••构想一个音,从一个单音开始,就像我的《在远方》(Lontano)和《大提琴协奏曲》••••••谢尔西早在五十年代晚期就这么用了。所以,那时的气氛中一定有种共通的想法。杜:的确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你刚才提到一个单音,从它加以扩展;有段时间人们在争论究竟是谁率先写出了"滑音音簇"(glissandi-cluster)。里:是泽纳基斯。杜:我也认为是泽纳基斯。施托克豪森想要把功劳算在他头上,但我认为是泽纳基斯。里: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回答说是泽纳基斯,他的《停顿之后》(Metastasis),作于1953至54年。施托克豪森紧随其后,但晚了。我后来也运用这一手法。我们应该把首功记在泽纳基斯身上。里:我写完《幽灵》后,也认为自己搞了个大发明,全部弦乐组,你瞧,总谱包含63组系统。当时我压根不知道有《停顿之后》,大约在1960-61年,我才接触到。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要选出第一人,那就是泽纳基斯,他首先写出"滑音",发明了概念,我指的是"音群"(sound masses),而不是"静态音乐"。杜:我还可以举出更早的。听听查尔斯•艾夫斯的音乐。当然,环境大不一样,但他的《假日交响曲》,特别是《七月四日》里就出现了"滑音音簇",还有《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写于1909年至1916年间!里:我得说,艾夫斯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可在1962-63年前,我根本没听过他的音乐,只知其名。我听的第一个录音是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第四交响曲》••••••那是我首次接触艾夫斯的音乐,大概是六十年代早期。很快我听了他的其他作品,《七月四日》,《纪念日》和《新英格兰三地》。过去我未受他影响,可之后,他成了第一位的,还可以算上考埃尔(Henry Cowell),也许还有凯奇的音簇。杜:没错,凯奇和瓦雷兹。音簇概念当作一种音乐"噪音"。里:我此时的音乐,像五十年代末的《幽灵》和《大气》和噪音观念可没什么关系。回到你提过的"音乐遗传密码"上来吧,我是喜欢瓦雷兹,还喜欢很多作曲家。但瓦雷兹没有直接影响到我,凯奇也没有。我的概念可不是音簇,我甚至不太喜欢用这个字眼。我的概念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复调网络••••••我称之为"微复调"(micro-polyphony),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变化着的网络,从《幽灵》开始,其织体的内部结构就如乐思那样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像艾夫斯,也非凯奇和泽纳基斯,截然不同的东西,倒有点接近采尔哈。杜: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很像采尔哈,真是奇妙!里:和谢尔西也挺接近的,我是八十年代才发现了他。但我认为谁第一个吃螃蟹并不重要。当读到关于豪尔(Josef Hauer 奥地利作曲家,1919年独立地发明十二音体系)和勋伯格的争论,他们都吵着说自己才是第一个发明十二音体系的人,我不由哈哈大笑,真是太蠢了。这无法确定。勋伯格居然还去起诉托马斯•曼,因为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里没提他的名字。荒唐可笑!杜: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在谈的,重新抓住当年令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东西,小结一下你的观点吧。里:我往自己的遗传密码里添了点玩意儿。我刚才谈到我去了科隆,施托克豪森与布列兹的冲击,对当年科隆与达姆施塔特录音棚内的作曲家们来说,秩序的概念至关重要。有个人对我意义尤其重大,戈特弗里德•米盖尔•科尼西(Gottfried Michael Koenig),他不走运,名气不大。他教了我很多电子音乐的技术••••••我学会如何在录音棚里工作,就得益于他。他写过一个电子音乐作品《埃萨伊》(Essai),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只见过标题,从没听过。里:拿他的谱子来说,你哪怕边听音乐边读谱,也看不懂,因为谱子上只有一系列指示如何演奏的数字。他写于1957年,创作的时候我在录音室内,像个学徒工。他的思维是很正统的序列派,不过走的路很特别。后来我直接从施托克豪森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待我很好,我到科隆的头六周,就住在他的公寓里,每天我们都有交流。那时他还算不上个"伟人"。如今我可不太乐意和他一同起居了。当初他可是和蔼得无以复加,乐于助人。在音乐上,我也受益良多,57年我住在他那里时,他正在写《群》(Gruppen),我得以密切关注。你和他熟吗?杜:我第一次见他是1963年,他来布法罗参于《时段》(Momente)的美国首演。后来是1971年,我指挥海牙市民乐团(Redisentie Orchestra)在海牙和巴黎演出了《正方》(Carrè),施托克豪森也来了。还有一次是1972年在伦敦,我指挥BBC交响乐团。巴黎演出后,他的谈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里:你指挥过《正方》?那首曲子妙极了!我参加了这首曲子的汉堡首演,还有卡赫尔、马克夫斯基(Markowski)、吉伦(Michael Gielen),以及施托克豪森本人。那么你是了解他的••••••他会很和蔼,但也是个"大人物"。杜:令人生畏。里:一个精神偶像(guru),我可不喜欢偶像。我说实话,哪怕到今天,我个人对施托克豪森其人还是好恶参半。我喜爱尊敬他的音乐,但有保留。不过当初学到他的思路,他如何工作,对我很重要,影响也很大。杜:他总爱用"调和"(mediate)某物来形容他的手段。他似乎断定世上没有东西是不可"调和"的,只要你把它放入某种对立关系中,并理解对立两方的差异。里:这在古波斯宗教中是常理,"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二元论宗教思想都是如此。这仅仅是一条思路。你同样可以把万物设想为一个统一体,整体考虑的思路。你还可以用简化的思路,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帮助不大。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我不想探讨施托克豪森的哲学,仅仅想告诉你,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是这个层面上的,而是音乐学徒期最直接的层面--实践层面。他写下《群》的最后几个音符时,我就在他身边,那也许是他最主要的作品。接着我参加了许多次排练,准备1958年首演。首演《群》之后,又是《正方》的首演,那么多事件都和施托克豪森相关,对我意义重大。如今,我觉得较为接近布列兹,而在当时,另一批人则更吸引我••••••施托克豪森、科尼西、卡赫尔、还有伊万杰利斯蒂(Evangelisti),知道他的人不多••••••完全是一个小社会。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杜:你刚才提到了布列兹。有种看法认为他身上有条线索,综合了韦伯恩••••••里:与德彪西••••••杜:是的,德彪西与梅西安。你觉得这种综合观点如何?里:不怎么样。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我痛恨所有意识形态。我有的是音乐想象力和创意,当然不是懵懵懂懂地去写作。我想象着音乐的声响,非常实在真切。我用内耳去倾听。然后再去寻找某一个体系,一个结构。结构对我很重要,但我明白,它是第二位的,绝不是首要的。我从来不搞什么哲学名堂,也不弄音乐之外的玩意儿。杜:可以谈谈你现在的音乐吗?里:我告诉了你某些影响我的事情,某些方面。在七十年代末,也许是八十年代头上,我经历了一步步蜕变,开始弄些相当新鲜的东西,写了不少曲子,比我的早期作品来,知道人还真是不多••••••我还是原来那个作曲家,但音乐形式的概念变了;"封闭"(closed)的音乐形式和"开放"(open)的音乐形式相对应。我过去一向是"封闭"形式的坚定党羽。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虽然不缺诗意,但结构很重要••••••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依然坚持己见。但有些东西改变了,因为我不想老是重复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感受到一个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部分来自个人原因,我病了;部分来自音乐风格。林林总总关于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讨论。就像你在纽约这地方可以发现"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分••••••我自己身上也有"商业区"和"住宅区"。最终我现在写的音乐,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而是别有洞天。如《为圆号、小提琴和钢琴而写的三重奏》(1982)、《钢琴练习曲》(1983),下周会在此地首演;还有两周前在格拉茨演出的《钢琴协奏曲》(1985-86),另外有一组合唱组曲,都代表了我新的音乐想法。杜:你提到了危机,它是怎么爆发的?里:那一类我们谈到的现代音乐都是从科隆和达姆施塔特开始的,我觉察到它们对我来说已经作废了,我要做我自己••••••我一定要变。同时,我对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建筑上的还是音乐上的,都没有好感。我也不想退回到调性音乐和表现主义,以及那些冠以"新"(neo)帽子的逆流,如今到处都是。我要寻找到自己的道路,最后,我找到了。我不再写"静态"音乐了••••••不写了。我找到了一种节奏与和声上的可能性,相当复杂与新颖,既不是调性音乐,也不是无调性音乐。《六首钢琴练习曲》大概是最典型的了。杜:我能列举一下他们的标题吗?一,《无序》(Désorder);二,《开放弦》(Cordes vides);三,《滞键》(Touches bloquées);四,《花奏》(Fanfares);五,《彩虹》(Arc-en-ciel);六,《华沙之秋》(Automne á Varsovie)。你认为这些练习曲采用了新的节奏打击观念。你以往的节奏打击观念开始于叠置不同密度的节奏格式,譬如1962年的《为一百个节拍器而作的交响音诗》(Poéme symphonique for 100 metronomes);而后又发展出一种你叫做"错觉节奏"(illusionary rhythm)的观念。你能解释几句吗?里:好的。譬如1968年为羽管键琴写的《连续》(Continuum),演奏家弹快速、连续的音,但作为特定音产生的振荡频率结果,我们起先感知的那个较慢的节奏型,他不弹出来也能听见。这个创意在1976年为双钢琴写的《纪念碑》(Monument)中更进一步,两位钢琴家演奏同样的乐句,一个弹两拍子,一个弹三拍子。两个相对简单的乐句叠置起来,通过相似音的混合以及复杂扭曲的声部,达成了一种全新的整体节奏模式。这就是我称之为"错觉节奏"的典型样式。后来在八十年代,我首次听到了康伦•南卡罗(Conlon Nancarrow)的音乐,我一下子就迷上了。他写的复合节奏音乐(polyrhythmic music)具有微米般复杂的节奏,我被震住了。南卡罗显然得自于布鲁斯与爵士,美国的音乐传统,和我的音乐背景相去甚远。(你可以把我叫做"中欧人"!)不过我感觉,南卡罗所关注的音乐意念的核心和我很相近。我感兴趣的是复合节奏,同步进行的不同速度,我在南卡罗为机械钢琴所作的不凡音乐中也听到了相似之处,这促使我去探索许多道路和手段,能让"现场"的演奏者也能表演类似的复杂音乐。我自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譬如一位演奏家,就算是钢琴家吧,能同时演奏不同的速度?从另一方面看,我也受到了查尔斯•艾夫斯的影响,他总在考虑音乐的种种不同层面。杜:拼贴?是吗?里:还称不上拼贴。七十年代,在我的歌剧《大死亡》(Le Grand Macabre)中,有拼贴的元素。我新创的音乐不该被理解为"艾夫斯式"的不同层面的叠加。相反,同一类声音的融合才是最关键的。它更偏向南卡罗的方向,但其本质上又与之不同。杜:你认为在节奏研究和叠加这个相对更广泛的领域里,欧洲作曲家中有没有先行者?里:当然有了。舒曼和肖邦就写过依靠节拍的三对二节奏(hemiola)。三对二节奏来自于六拍子在度量上的两可局面,它可均分为三组两拍子,也可分为两组三拍子,究其根源,是中世纪音乐晚期的量化记谱。在这个独特的领域中,我加入了第二种独立的思维方法••••••撒哈拉以南非洲音乐中可叠加律动的原则。杜:你能确切说明是哪种非洲音乐的影响吗?里:尤其明显的是非洲中部的复调音乐,例如班达(Banda)复调音乐,二十至二十五人组成一支乐队。我听过以色列音乐学家希姆哈•阿罗姆(Simha Arom)录制的一个录音,其律动之游移复杂,令我吃惊。当然,这类音乐里没有欧洲人所谓的节拍的概念,但你能觉察到两种独立的节奏层面。基础层含有一个快速的律动,你无法确切数出来,但能感觉到;上面一个层面有时是均匀律动,但更多是不同时值的不均匀律动模式,但总有一个多重的基本律动。这样的音乐听上去是没有节拍的,我们不能视之为"含混不清"。它没有重音,只有一片平稳流动的律动。你在我的音乐里听不到对非洲音乐的引用,但在我的节奏与律动模式思维里,非洲音乐的相关原则是决定性的。杜:成果呢?里:一项本质上全新的发现往往是结合了两种先前为人所知、但却彼此独立的领域。我的个案是结合两类独特的音乐思维方法,欧洲的三对二节奏和非洲的叠加律动原则。我将两者合二为一,发展出一套方法,使得钢琴家可同时演奏多个不同速度,一个很快的共同律动作为公分母。只要你仔细辨听,就可以跟得上不同的速度。这套方法是空前的,以前存在的任何一种音乐里都没有。杜:除开将两种不同音乐思维合二为一的影响之外,你前面还提到曾渴望发展出某种音乐形式,能体现"有机发展"的概念。里:是的。有关发展生长、有关音乐形式的衍生,是我兴趣的焦点,远离了"遗传密码"的概念。不管怎么变,在我的音乐里你找不到类似"科学"或"数学"的东西。只有一个依靠诗意和情感想象力的结构统一体。有两种音乐之外的影响,我可以谈一谈:其一,我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例如语言的不同层面。我很关注这个领域,极其钟爱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著作;第二个音乐之外的影响和有机发展的概念有关,来自几何学中的新领域--不规则碎片形,多半归功于班诺瓦•门德尔布洛,前面我已经提过他。我对复杂的花饰也是兴趣浓厚,如阿尔罕布拉宫的伊斯兰花饰,中世纪的爱尔兰艺术,凯尔斯福音饰本(Book of Kells)。不规则碎片形就是最为复杂的花饰。我想在自己的音乐中也追随这些完美的榜样。杜:我知道你急着要去艺术文学院,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年轻时,究竟是什么引导你投身音乐?里:哦••••••没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父母可不希望我干这行,尤其是父亲••••••他们不让我学乐器,我到了十四岁才说:"我现在要学钢琴!"家里压根没钢琴,我只能每天去外头练琴。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完)乔治•里盖蒂 Gyorgy Ligeti1923年5月28日生于特兰斯瓦尼亚2006年6月12日死于维也纳 
  20. 侯宜杰: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
    社会 历史 2010/01/13 | 阅读: 1985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幕。近年一些论著在谈及此次改革时,往往把袁世凯当作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代表;而把御史赵炳麟与瞿鸿机视为反对派的典型人物。笔者以为这种划分不太妥当,故略述浅见。某些论著作上述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因为在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极力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赵炳麟与瞿鸿机则加以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诚然是预备立宪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设立什么样的责任内阁,何时设立,却关系到立宪层次的高下乃至真假,关系到晚清的政局。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就不能不对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及其意图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看一看赵炳麟、瞿鸿机反对的目的何在,有无道理。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依靠各级政权的决策部署和贯彻执行,清廷决定首先改革官制,未尝不是抓住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中央机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无法适应预备立宪的要求,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问题在于是否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此次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确特别活跃,尤其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1906年8月下旬奉诏入京讨论实行立宪大计时,他即向慈禧面奏,必须先设责任内阁。参与官制改革之后,他马上控制了编制馆,一切改革官制的说帖均需经其阅定,然后向厘定官制大臣提出,并在编制馆中安插了许多亲信,负责起草修改方案,贯彻他的意图。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袁世凯等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有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第一,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阁部院官制节略》,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第二,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而资政院又是由原政务处改设的,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从王公大臣中特旨简派,议员也不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宫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不是国民代议机构。它没有什么职权,只不过是政府的“采取舆论之地”,议决对内阁毫无约束力量。袁世凯等关于设立资政院的说明,更将其用心暴露无遗,其中写道;“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同上书,《资政院节略》)。说穿了,其意图有二,一是藉资政院增加捐税,二是让资政院分谤,绝无扩大民权之意。不仅如此,他连唯——能够纠劾行政的都察院也主张取消。任何立法监督机关都不要,还谈什么预备立宪?不过是加强专制而已;第三,依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将来势必造成由昔日皇帝专制变为内阁专制的局面。因为方案规定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这就意味使皇帝处于无权的地位,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反过来,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便不发生效力。这样在名义上是内阁“辅弼君上”,“承旨施行”,实际却将皇帝的用人、行政大权转归内阁之手。为了掩饰问题的实质,消除慈禧疑虑,袁世凯等特在《资政院节略》中对内阁权限过重加以解释说:“言官交章弹奏,多以政府权重为词,不知东西各国内阁只总理大臣一人,从无专权之事,因有议院持其后,舆论所是者,政府不得尽非之,舆论所非者,政府不得尽是之。…安有前明阁臣自作威福之事乎!”此乃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之所以“从无专权之事”,并非由于畏惧“舆论”之故,而是由于国会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内阁不能专权。内阁如不执行国会通过的议案,或胡作非为,国会便对之进行弹劾,掀起倒阁风潮,迫使内阁辞职。袁世凯等却把国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故意歪曲为“舆论”,就是企图使人相信,不设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只成立供政府“采择舆论”的资政院,内阁也不会专权。这种偷梁换柱的说法当然是欺骗不了稍具立宪常识的人们的。袁世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刘厚生作了如下分析:他想“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是,“他见那拉氏年过七十,气体渐衰,深恐那拉氏忽然死了,他所出卖的光绪一旦恢复政权,东窗案发,他的首级难保。他想必须早早预备办法,必须身在北京方能预先布置,方能临机对付”,“假如他到北京,做了副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可以控制宫廷,唯所欲为”(刘厚生《张謇侍记》第135—136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官制草案拟出后,袁世凯即让其联姻不久的户部尚书张首熙具疏密保奕匡为总理,袁为副总理,就是十个明证。那么,假若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改组中央机构,并且按照他的意愿由他和奕助缉阁,中国是否就能顺利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袁世凯惯于搞政治投机,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志士,1901年清廷下诏变法,他奏陈的一套全是洋务派的主张;立宪思潮兴起后,他的投机面目再次得到充分表露。1904年,立宪派首领张謇致其一函,以日本之伊藤博文、坂垣退助相期,请其出面赞助立宪。他知道气候不到,怕冒风险,答以“尚须缓以俟时”(张謇《年谱》第12页,载《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加以敷衍。1905年立宪思潮高涨,张謇又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函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直到这时,袁世凯方看清立宪潮流不可阻挡,再不表明态度,就将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要消灭声势日渐强大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同时为了执立宪之牛耳,趋会时势,博取美名,夺取更大权力,他才决定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后又单独奏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法。所以,从一开始,袁世凯的赞成立宪就不是真诚的,而是在立宪派推动下,在时势潮流驱迫下的应变和投机行为。时隔两个多月,即同年9月,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轰击后,他又变得反复无常,非但不再象其他大臣那样积极,反而成了立宪的主要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阻挠立,宪者为谁,载泽即答称;“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于奏对时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他的奏陈一度大大动摇了慈禧的决心,以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行期迟迟准定。张謇说他此时“觇候风色不决”,实非妄言。而到了1906年7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同声奏请立宪后,他对立宪又表现得空前热心积极。8月下旬奉命进京讨论是否实行宪政,他极表赞成,对人扬言,“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陶湘《齐野东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28—29页)。“有欲梗其议”者,他就大扣其政治帽子,呼叫:“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越(樾)”,“即是革命党!”经其恐吓,“于是无敢言者”(孙宝碹《忘山庐日记》下,第914页)。袁世凯不仅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野心勃勃。他自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身兼八大要职,势力迅速膨胀。迨至1905年训练完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总头目,益发炙手可热。同时在此期间不断利用巨额公款贿买奕匡,与之结成死党。奕匡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于世,“不问政事,专事货贿”(魏元旷《尤宣佥载》第4页),倚袁为左右手,遇有要事,必然咨商,完全成为袁的傀儡。袁则以奕匡为奥援,拼命扩张势力,排斥异己,干预朝政。奕匡、袁世凯集团是清政府内部最大的实权派,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朋比为好,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既然袁世凯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与奕动结党营私,他们对立宪的态度及主张必然取决于是否对已有利,思想深处绝不会真正拥护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企望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时力主设立责任内阁,舍弃成立国会的原因之一。改革官制既是关系到要不要预备立宪,如何预备立宪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袁世凯设计了那样一个抛弃民主,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动出而组阁,操纵国柄,无疑也会遭致一些官员的反对。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官员,约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为封建顽固守旧派,一类为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御史刘汝冀,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态,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坚决予以反对。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改革,主张保留旧制(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3、427、429、430、410、433,419 页)。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说: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限制君权,只能使国家“速其祸”;改革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为大臣“藉以自便其私也”,“实阴以夺朝廷之权也”(同上书,第152—157页)。内阁学士文海也指斥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立即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这些人不仅坚决反对改革官制,并反对立宪,是十足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御史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却是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赵炳麟特别突出。赵炳麟,广西全州人,18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补授御史。他于拜命御史的隔日上折指出:君主立宪国的君主“所以巩固其权力者,在有下议院以监督其行政诸臣,而军政、财政议院不承认,政府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者,群策群力有以制之”。今“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各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此乃 “大臣专制政体”,“流弊必至凌君”。“故今日而言立宪必自地方自治始,使地方议会组织完密,逐渐而组织下议院,一面就内外官制因名核实,各定办事之权限,无事过为纷更也”(同上书,第123—125页)。他觉得此折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四天后又上折剖析了奕、袁所拟内阁官制的危害,说;内阁官制取法日本,但比日本内阁权力更大。“夫各国政府权力之重,原过于君主,故名之曰责任政府”。“然各国政党虽纷,而其君臣上下固相安于无事,君主虽不负责任,而常定于一尊,未闻其有跋扈之臣,致起萧墙之祸者,则以其有议院为之监督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富贵所在,即声气所通,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绝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行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西方各国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而国以安”;从内阁官制方案看,总理大臣非特代替君主有行政全权,实际兼操了立法和司法大权,此等威势权力是古今中外所无的。“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最后提出;无论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与否,“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一俟上下议院成立之日,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如此,则“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同上书,第438—443页)。赵启霖评论说,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君遂以名谏官闻天下”(赵启霖《滑园集》第4卷18页)。慈禧最终否定了责任内阁,仍然保留军机处,赵炳麟的奏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赵炳麟坚决反对建立责任内阁,然而他并不属于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这是因为:首先,他与前述的王宝田、文海等人有原则区别。王宝田、文海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是为了抵制立宪,而赵炳麟则是积极主张实行立宪的。早在1902年8月,他在进呈御览曲《防乱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昔人云,泰西以法立国,其国祚多延至于余年,盖恃此耳。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今律例既奉旨参用西法矣,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赵炳麟《文存》第l卷36—39页)在所有官员中,赵炳麟是义和团运动后仅次于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而明确建议朝廷实行立宪的第二人。其次,他不是因为责任内阁制度不好而加以反对,而是认为不到时候,不同意立即设立。他强调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只有待国会成立时才能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惟有先成立国会,后设责任内阁,至少是二者同时成立,国会才会尽可能地摆脱行政强权干预,制定出一部民主程度较高的宪法,才能够实施立法和监督权,将内阁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以内,顺利实行立宪。否则,内阁就会利用代替君主负责任和本身的职权颁布压抑民主的宪法,对国会进行种种限制,”甚至藉口人民文明程度不足,无限期拖延国会成立,厉行独裁专制。再次,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当是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18页)正因看透了袁的用心,他才尖锐地予以揭露,阐明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改革皇帝光绪执掌国家大政,也不让袁的野心实现。因此,他是一个主张以正确方法推进预备立宪的改革派。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是改革派内部筹划预备立宪不同方法的分歧,就其同袁世凯的争论看,则是真假立宪的斗争。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军机大臣瞿鸿机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与赵炳麟取同一立场,目的类似,而更侧重于同奕匡、袁世凯集团的斗争。瞿鸿机过去当然是个封建官僚,但在1904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他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同意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是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而是另有原因。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颇负清望,亦受慈禧信赖,对于奕勖的昏庸贪婪、袁世凯的植势跋扈,及其二人的结党营私深恶痛绝,时刻想裁抑袁的权力,议事常与奕匡争持,与奕、袁交恶已非一日。袁初曾着意拉拢瞿,均为瞿婉辞。改革官制时瞿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隐操可否之权,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密请瞿先示意旨,并有意推瞿为内阁副大臣,与奕匡共同组阁。瞿不愿与奕、袁同流合污,同时预料组阁以后一己之力难与相抗,朝政必为之把持,心中并不同意。但其城府甚深,表面不置可否,而暗中向慈禧进言,卒使军机处保留,“世凯大失望,益衔鸿机”(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8页,1938年版)。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斗法”,故亦不应将瞿鸿机划归反对改革的顽固守旧派。1906年官制改革以后至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开缺之前,赵炳麟与袁世凯仍有几次交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真假立宪的斗争。1907年,在“丁未政潮”中奕匡、袁世凯利用诬陷和指使侍读学土恽毓鼎参劫手段,将政敌瞿鸿机和粤督岑春煊赶出政治舞台。赵炳政洞烛其奸,7月7日上《请销党见疏》,以“消党祸而延国运”,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3卷7—11页),打击所向直指奕袁集团。在赵炳麟等官员的参劾下,袁世凯内不自安,7月25日上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并陈述政见十条,再次强调必须早建责任内阁,认为“立宪关键,此其先务”,并设资政院,“为采纳舆论之地”(《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珠批档),以掩盖其内阁专政的诡谋。赵炳麟知其故技重演,也于8月11日上折,针锋相对地提出,“组织内阁,宜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以杜专权流弊”。具体意见有五:1.“政权,兵权不可混台”,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不得兼任海陆军及参谋本部之职。2.资玫院应实有议院性质,在国会未成立之前,凡资政院通过的议案,“政府不得拒绝”,如政府违法失政,遭资政院弹劾,“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资政院必须先内阁而建。3.同时设立审计院和行政裁判院,监督财政和行政,“以制行政之专横”。4.整顿都察院,“以备君上之耳目’,国会成立前不得裁撤。5.定内阁大臣任期年限,皆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实行以上五条,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513页)。不久,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对这种以官员代替议员的荒唐至极的建议,袁世凯竟欣然支持。赵炳麟得悉,认为此举“大失立宪精义”,立即上疏加以驳斥。赵炳麟始终认为,袁世凯只要内阁,不要国会和以都察院冒充下议院的主张,抽掉了立宪的主要精神;国会——民主,搞的绝不是真正的预备立宪,而是内阁专权。赵炳麟对袁世凯的为人及其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招认识深刻,入木三分,揭露击中要害。的确,袁在预备立宪后除了处心积虑地想成立责任内阁以达其操揽朝政的私欲外,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民权反而极尽摧抑之能事。1907年9月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他完全不顾江浙人民的强烈愿望,竭力压制收回路权的运动,1908年各省人民进行国会请愿时,他阳为赞成,而阴阻都察院代奏,并怂恿张之洞 “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挑唆慈禧解散了立宪团体政闻社。对此,立宪派是心明眼亮的。1909年1月袁世凯的党羽广造袁被开缺系“因首倡立宪获咎”(《时报》1909年1月5日),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赵炳麟《诔院奏事录》第5卷13页)的谣言,蛊惑人心。立宪派立即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回击,指出:袁世凯当初赞成立宪,设立责任内阁纯然出于卑污的个人动机;入军机以后,从未“建一谋,行一政,促立宪之进步”(《时报》1909年1月5日一6日),且用事实阐明“其所深恶痛绝,除之惟恐不力者,则在民权”“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蛮之手段”(《大公报》1909年1 月8日),嫉视热心立宪的人士,“认为大仇巨敌”,袁实“非真正主张立宪者”(《时报》1909年1月14日)。同时告诫人们:若此等人果能盘踞政界耶,则内阁不知为何等责任,国会不知有何等权力,名为立宪,实则较之专制尤为惨酷”。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预备立宪,因此,毫无疑问,衡量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属于改革派或反对派,也只能以其对预备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然而,历史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与立场各种各样,所以要对各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做出正确的评忙,绝不能单纯局限于其对立完的表面态度。不然,势必混淆问题的性质,得出不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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