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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甘阳:任何模式都是危险的
    人文 2009/10/09 | 阅读: 2235
    我认为有必要保留“西学”、“中学”的提法。
  2. 张晴滟:莫谈国事、逼上梁山——试析国内戏剧演出与批评的隔阂
    戏剧 2011/08/08 | 阅读: 2235
    综述国内戏剧演出与批评情况:年轻的,新出道的剧评家,明明在体制内工作,却要在“剧评人”前加上“独立”二字,以示所感所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只与戏剧艺术有关。这样一来,“独立之精神”固然得到彰显,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剧评人画地为牢,无所依托,文章中牢骚满腹。
  3. 蓝博洲:谈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
    社会 2011/08/17 | 阅读: 2233
    石剑峰:您是作家,但在过去一二十年,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参与各类社会运动,甚至街头政治。在您看来,影响1949年以来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蓝博洲:我目前还是统一联盟副主席,因为太多社会事务,影响了写作,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写作。这几年我参与的最重要社会运动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历史的调查和平反。内战的悲剧、1950年朝鲜战争及其冷战格局,这些背景,决定了台湾1950年代后的发展,以及长期与大陆分离。"台独"派要搞分离,但结果肯定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包括战争危险,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大陆了解岛内的历史、百姓的感受,也能比较好地做两岸对话的工作。大陆对台湾不了解,经常做错一些事情,特别是经常会找错联系人,怎么对台湾做统战工作?比如文学上余光中,然后被"台独"派利用。其实台湾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民主运动,只是中间被"白色恐怖"割断了,但也绵延不绝反对国民党独裁,只是后来被民进党接收。在日据时代,台湾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已经有现代民主的观念。1895-1915年是二十年武装抗日,后来终归都不可能成功,殖民地台湾的有识之士开始用现代意义的社会运动反抗日本,也就是所谓文化斗争、议会斗争和工人运动,这也是民主运动,只是对抗的对象不同而已。这个时期有民主、民族运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因为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在组织上属于日本共产党支部,也属于第三国际,但实质上的关系和日共没有太多关系,反而和大陆的共产党关系更为密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对台湾殖民地相对宽松的政策转变为全面压制,这个黑暗期一直持续到《开罗宣言》,台湾反抗日本殖民运动就走向了光复运动,台湾知道战后它会回到祖国。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但紧接着就是"二二八"。"二二八"让一部分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产生扭曲,有些人开始对国民党及其代表的中国有一种反感的情绪。但还有部分人从对国民党白色祖国的失望中,发现还有一个红色祖国,很多重要的知识精英和学生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地下党。到了1949年,国民党就开始抓人了,一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蒋介石以后,他才敢全面肃清。而之前蒋介石只敢杀外省人。"白色恐怖"跟未来的两岸统一是有关的。今天的"台独派",也只有这个东西,在历史解释上跟统派作斗争。"白色恐怖"指的是1949年到1954年那个时期,也是在那个时期所谓"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协防条约,这也是两岸长期分离的历史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岛内来讲,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把台湾日据时期以来的现代意义思想观念运动,统统消灭。蒋介石一来,台湾成为一片荒土。1949年后只要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他们的书不能读,台湾以前的东西,也不能读。所以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人,除了那些所谓反动的材料和教条,很少有东西读。到了白先勇、陈映真一代,他们开始反叛。他们英文比较好,开始读西方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慢慢理解现代主义有问题,所以后来有了所谓乡土文学的论战。他们的反省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要关心历史和社会,要了解这块土地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对这段历史,民进党和"台独"派一直在制造一个说法,就是国民党外来政权对台湾本省人的迫害。这是似是而非,国民党对人民的迫害不只有台湾人,做历史研究你就会知道,国民党对所谓外省人的迫害更为严酷。石:但不少人会把"白色恐怖"与"二二八"混淆起来。蓝博洲: "二二八"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真刀真枪地干,和"白色恐怖"是不一样的,但很多人包括民进党故意混淆了二者。"二二八"被大批的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之后,台湾的政治气氛顿时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那些为特务利用,参加"治安维持队"的学生,首先遭到被屠杀的厄运。但光复初期台湾学运在经历了"二二八"后不得不暂时在校园里潜伏下来了,到了1949年春天,以台大和师范学院学生为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把光复以来的台湾学运推到高峰。但紧接着,"白色恐怖"就来了,"白色恐怖"是思想上的反动和肃清,许多人什么都没做就被国民党杀了。民进党为了"台独",片面解释历史,脱离历史,这样只能把台湾老百姓带上死路一条。事实上,"二二八"之前的台湾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始于1920年代,基本上,它是台湾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1921年10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其主要成员便是学生。以1922年2月爆发的台北师范学校第一次骚扰事件为开端,日据下的台湾学潮从此正式开始。"九一八"后,因为社会空间的压缩,学运也暂时中止。而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通过1930年的雾社事件而联系了原住民的抗日运动,并得到中国大陆人民的支持,它不再只是台湾一地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是纳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石:除了"白色恐怖",1949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大陆比较关注的还有台湾的社会民主运动。蓝博洲:1949年是白色恐怖,之后是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地上是"保钓运动",地下也有很多小的政治组织反对国民党,比如成功大学学生串联,后来都关起来有判死刑。"保钓运动"从海外到岛内,都有参与。再之后是"乡土文学"论战,是对"保钓运动"的延续。"乡土文学"论战影响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从西化转向认同本土、乡土。但"乡土文学"论战果实后来被国民党瓦解,被民进党利用。民进党人并没有参与"乡土文学"论战,因为这是要坐牢杀头的,后来他们把"乡土"扭转为狭隘的地域性排他性本土。再后来就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这其实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公开审判政治犯。公开审判的结果是制造了一群政治明星包括陈水扁等,紧接着就成为民进党的夺权运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美丽岛"也成为民进党后来执政的道德基础,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的功劳都归于这些"台独"派名下。石: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的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举个例子,龙应台《野火集》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国民党开明派看到社会已经这样,他们通过媒体支持这个论调。《野火集》里面的问题,大家早就都谈过了,没有新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但她就变成了名家,成为华人世界的代言人。殷海光他们的影响基本在知识界,他们当然也遭到国民党迫害,但同时别忘了他们也反共。我年轻时候也读他们的书,但影响不大。年轻时候受到李敖影响很大,给我一种勇气敢于反抗专制,但再后来呢?他也没有武器了,只有反抗而已。反抗的对象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由哪些人组成台湾社会?他的所谓不公平是如何组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所以我后来更推崇陈映真,因为他对台湾社会有分析。石: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是不是也随之衰弱了?蓝博洲:这是在所难免的。台湾在1990年代以前的各类蓬勃兴起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民主化运动,但后来各个阵线运动都被民进党收割了,转为民进党政治资源。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严,一直到陈水扁当选,台湾民间的民主社会运动被收编。既然成为民进党的工具,那么传统的社会运动萎缩就不可避免。而且像陈映真、南方朔等人,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不参与社会政治,所以在地方上并没有所谓代言人,自然而然噤声。只剩下零星个别的年轻的团体,我们老运动员也不能浇冷水,叫我们免费演讲可以,但没有那个劲,不像我们以前搞社会运动有一个很清楚的针对性。劳工运动都还有,但在两岸政治和全球资本的现实下,难以运作。比如你对郭台铭搞劳工运动,那他就把工厂迁到大陆去,这就马上又成为一个两岸议题。"台独"派就会马上吵起来,说大陆收买台湾资本家。所以台湾的独特性在于,目前的任何社会运动经常会归结到"统独"问题,这是最主要的矛盾。"统独"矛盾不解决,很多朝野问题没办法解决。这个时候你就会清楚看台湾问题。那些民间社会运动组织和个人被收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具有政治自主性,那么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方力量呢?这个第三方力量就是左翼传统。台湾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声音和政治诉求团体,最后把政治诉求都寄托在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上。为什么这样?台湾左翼传统完全断绝了,也就是白色恐怖时期,统统消灭,左翼彻底薄弱,只有陈映真他们维持了一点传统,这样的声音在台湾太弱小。只有这样的声音大了,才有真正的反对力量,因为两党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一个要"台独",一个要"独台"而已。而且在台湾的左翼运动中,内部也有分歧,有些人只谈左不谈"独统",像我们是既讲左又谈统,所以我们被说成北京的官府派,这是认识上不同。一般人甚至大陆的学者,对台湾民主有一种不实际的期待和幻想。那个选举就是金钱游戏。有一个财团支持我,我一定当选"立委",但我也一定要为财团服务。陈水扁参选,谁来支持他?长荣集团。支持你干嘛?政治为经济服务。但你坚持搞"台独",而长荣要做两岸航运,那肯定把你给抛弃。长荣一定是"台独"吗?不见得。-- 蓝博洲先生1960年出生,苗栗客家人,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等人触及社会思潮,原本想从事小说创作的他,在搜罗资料时读到"二二八"的相关文字,引发他寻访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台湾历史写作,致力于揭露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他耗费大量时间,亲身探访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亲历者,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资料中整理人物的命运线索,一步一脚印地建构起那些被历史遗漏的片段,接连发表了《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3-1945年》、《白色恐怖》、《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等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历史写作,用历史真相反驳"台独"派的历史合法性。写作之外同时拍摄相关的受难者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在调查写作的同时,蓝博洲还参与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甚至曾参选苗栗"立委"。 
  4. 胡清雅:吴叡人〈贱民宣言〉批判的一点补充
    思想 2013/04/24 | 阅读: 2232
    〈贱民宣言〉看似以「弱小民族」作为立场,矛盾地既批判、又捍卫「民族」的「自决权」,其中的吊诡之处,是铲除了历史过程中的整个列宁的「民族自决」范畴与其历史意义,以及台湾反殖民运动当中的具体实践。应该说,〈贱民宣言〉既恨又爱、既撇嘴又想要的「民族自决」(以及与其共构的整套文明社会进步观的欺罔性)正是威尔逊原则在21世纪的具体实现。
  5. 沈松勤: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文学 2012/03/26 | 阅读: 2232
    明清之际词人群及其所谱写的词的中兴史,是不能运用朝代界线和政治分野的“尺度”来衡量和界分的。
  6. 王东宾:呵护全球互联网公共性
    社会 科技 2010/05/07 | 阅读: 2232
    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互联网正是在全球合作与共同努力下才得以最终形成。争取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国任重而道远。
  7. 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
    法律 2011/07/05 | 阅读: 2232
    导致当下我国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诉讼成本过低。法院目前采纳的诸多审判管理具体措施,固然有保证司法公正和便民利民的追求和效果,客观上也有刺激诉讼消费的作用,因此很难真正缓解“案多人少”,并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
  8. 巴赞:时代将肯定《摩登时代》
    影视 2013/04/26 | 阅读: 2231
    在《摩登时代》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技巧的余韵:当他轧扁了机械师傅的喷油壶时,他建议把它改作铲子。但整部电影都应当被看做对这种人与其创造的物体之间的冲突的搬移,这种冲突通过机器,被抬升到大写的历史和社会的高度。
  9. 钞晓鸿:明清社会“奢靡”研究史综述
    经济 2006/12/26 | 阅读: 2231
    作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该文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刊发,这里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
  10. 詹姆斯·克罗蒂:财政紧缩:赤字危机的根源以及谁应为此埋单
    经济 2011/10/10 | 阅读: 2231
    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计划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类似的斗争也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联合在一起,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重要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
  11. 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修订本)序言
    书评 2011/11/12 | 阅读: 2231
    本书自二00三年一月第一次出版后,即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兴趣及出版界的关注,购书者甚为踊跃,两岸三地的诸多学者及专家们就此书提供了精彩的书评。两年多内,本书在书市销售一空,陆续有很多读者询问何时会再版。本人因此于二00七年八月与三联书店接洽再版事宜,蒙三联书店欣然允诺,令本书得以顺利再版。再版书中,大部分的人名与地名经过重新核对,尽量改用现今的标准汉语翻译,同时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本书的笔述者张健飞与杨念群二位先生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三联书店编辑郑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及再版鼎力支持,始终如一,对此我一并致谢。出乎我的预料,远在欧美的读者亦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读者相继打电话来要求访问我,我一一谢绝了。其中有一位英国读者两次飞来洛杉矶登门拜访,其诚意令我无法拒绝。二00六年八月他初次登门拜访,告诉我他本人爱好西藏的宗教及文化,曾是黎吉生(H. E. Richardson)的学生。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八年我从西藏回南京参加中国边疆教育会议时,曾到当时英国驻拉萨商务处申请路经印度过境哲孟雄的签证,黎吉生即是当时英国商务处首席代表。他在西藏居住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是当时英国驻西藏政界的名人。他听说西藏拉萨小学办得很出色,希望和我这位校长见上一面。为此他专门设宴邀请我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官员参加。我们见了面,从此相识。他于1947年印度独立后退休。时至一九五九年我来到美国,他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以后回到英国继续教学工作。交谈中,这位英国读者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当年英国势力企图入侵西藏,你恨不恨?我说当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有志振兴边疆建设,故看到英国人有侵藏之心当然十分气愤。第二次来洛杉矶时,这位英国读者随身带来了很多他收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西藏照片给我看。我们谈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那是在一九四0年的二月七日和八日两天。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央政府特派主持坐床仪式的吴忠信委员长排在第一日参加,也就是大典的正日,而把英国驻锡金省长古德(sir Basil J. Gould)排在了第二日。事后这位英国代表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Report on the discovery,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14th Dalai Lama"中,流露出被西藏地方政府冷落安排之忿忿不平之鸣。更有趣的是这位英国读者还去访问了当年拉萨的英国商务处办的小学校长,这位校长依然健在,住在匹兹堡。当他们翻着泛黄的照片,回忆那段尘封的历史时,这位耄耋老人竟未能忘记当年他的竞争对手,他回忆说我当时"很年轻","学校办得很好",并委托这位读者在见到我时问上一句:恨不恨他?我听了抿嘴微笑。其实振兴边疆教育是我们办学的目的,而使英国人所办的学校关门,倒也并非我的本意!回顾历史兴衰,我对他强调:西藏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始,汉藏关系从未中断,盛清时代并设有驻藏大臣。尽管以后因满清衰落、中国革命,汉藏关系曾一度中断,但自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至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后便设立了中央驻藏办事处,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进入了新时代。英国读者听了我的这番话,频频地点头表示同意。今当本书再版之际,略书旧事,作为本书再版序。 后记震惊世界的驱汉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这批国民政府的官员,包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直属拉萨电台、教育部直属拉萨小学各机构一百多人被迫撤出了西藏。当时经印度撤出的这支队伍本来可以走岗拖,借道锡金,从那里乘吉普车沿着平坦的大道直达印度的噶伦堡。但印度的商务代表以岗拖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一批男女老少只能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几天艰苦的行程才抵达噶伦堡。在噶伦堡,我们受到了当地华侨团体的盛大欢迎,并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不久我们来到加尔各答,由当时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设法将我们从印度送回中国。蒋介石此时已经撤退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迁到了广州,由阎锡山主持内阁。这时逃亡到印度的国民党官员越来越多,由于在新疆的国军将领陶峙岳率部向解放军投诚,许多忠诚于国民党的官兵由南疆逃亡到了印度,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历尽种种艰难,有的为了保存住性命,甚至在荒山野岭将亲生儿女丢弃,其境遇比我们这些从西藏撤出的人更为悲惨。文摘童年记趣我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南京,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的父亲是个商人,在南京和宝应县城经商,母亲在家中操持家务。我的全家祖辈虔信佛教,父母亲常年拜佛,叔父也是出家人,在扬州平山堂大明寺担任方丈。小的时候母亲带了我去看望外祖父,外祖父见我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于是将我带在他的身边,就这样我跟随外祖父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外祖父的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只相隔几条街。外祖父姓沈,在宝应县城开了一间衣店,买卖旧衣服。那时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大部分的衣服来源于县里的当铺,当铺给顾客三个月的时间赎回所当的衣物,如果三个月过后顾客不来赎取,当铺还可以再延期三个月,到了六个月时还没有人来赎,当铺就可把衣服自行处理,卖给衣店,衣店把这些衣服转手零卖。因此每当宝应县城当铺中的衣服到期没有人赎回时,当铺就将这些衣服交给外祖父的衣店。这些衣服有不少是质地上等的货色,因为不好的和不值钱的衣服当铺是不会随便接受的。在我的记忆中,外祖父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思想非常保守,而且为人很固执。外祖母则为人和蔼,勤劳贤惠,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外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也就是我大舅,从小在家受尽了外祖父严厉的家教,终于有一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离家出走逃到了上海,从此不再回家。次子,即我的小舅舅,不是我外祖母所生养,而是外祖父早年在外面有外遇时的结果。他长得很英俊,但喜欢成日在外面游荡,或许是受不了外祖父的管教。大舅出走后,外祖父为了防止小儿子步老大的后尘,将一条铁链子拴在他的脚上,只让他在屋子里活动,不准出屋半步。我那时只有四至五岁,不明白为什么小舅舅脚上要戴锁链。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小舅舅因为不听话到处跑,所以外公要把他锁起来。那时候还是军阀割据的旧时代,父母可以随便管教子女,没有任何法律的限制。到了小舅舅该结婚的年龄,外祖父为他迎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新娘子容貌漂亮,也十分贤惠。但尽管成了家,小舅舅却依然被外祖父强制锁在家里,没有活动的自由,只能与妻子相伴,终日生活在自己的小房间内。眼看着小舅舅被关在家中无所事事,外祖父便要他练习裁缝手艺,白天给人家缝制衣服,到了晚上就和妻子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我这位小舅母为小舅生了一个女儿,可是产后没有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就死在和小舅舅朝夕相处的房间里。那时我年纪还很小,记得小舅母去世的时候,我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向小舅舅住的屋里张望,只见小舅母很安详地躺在床上,邻居们来来往往,为她换上寿衣,准备装入棺材。发丧时小舅母的娘家没有任何人来,大概她是个穷困家庭的女子。小舅母去世以后,外祖父心里明白他再也拴不住小儿子的心了,于是主动去掉了小舅舅脚上的锁链。获得了自由,小舅舅如出笼之鸟,远走高飞,从此就杳无音信,留下了自己幼小的女儿与外祖父相依为命。当时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外祖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尽管外祖父对自己的儿子十分严厉,但对我这个外孙却非常宠爱。他教我认方块字,读百家姓,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的记性好,有时外祖父不记得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就来问我,我准能帮他找出来。自从外祖母去世,小舅舅出走以后,外祖父便不再做买卖,靠放债收利钱生活。附近做买卖、开饭店的人都喜欢向他借钱,于是外祖父每个礼拜就要出去转一圈到各家收债。靠着利钱的收入,我和外祖父生活过得相当不错。记得不少饭店欠外祖父的钱到期不还,外祖父收不到钱,于是就干脆带了我去这些饭店吃饭,爷孙俩吃完了也不用付钱,抹一抹嘴就走,饭钱从饭店欠的债里扣除。到了我八岁的那年,外祖父去世了,临终前他一把火烧掉了手上所有的债据,从此与乡亲们两不相欠。我童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我的家乡是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大约在我六岁那年,北伐军打到了江苏,与孙传芳的军队在运河一带激战。这一仗打下来,孙传芳大败,记得那时国民革命军使用的武器非常落后,不少士兵手里拿的是长矛或钩镰枪,全凭湖南人强悍勇猛的士气冲锋陷阵,打败了强敌。孙传芳曾经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懂得军事,占据了江南富庶之地,号称五省总司令,势力强大。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驻扎在宝应县,我和外祖父出门时常看到军队在操练。不久,孙传芳联合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力量反攻国民军,一直从徐州打到瓜州。这时南京的指挥官是白崇禧,指挥国民军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再次大败孙传芳的军队。这一次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潮水般地日夜兼程向北方落荒而逃,路过宝应时,我看到团长坐在轿子上被人抬着,士兵则是一路抢劫而来,可以说是遇店便抢。这天我父亲正好出门办事,劈面遇到一伙刚抢完布店的败兵,正在把抢来的布匹装在一辆黄包车上准备拖走,见到我父亲,不由分说便当场抓了壮丁,强迫他拉着载满布匹的黄包车随军撤退。父亲脑子机敏,没走多远就推说肚子痛要上厕所,乘机钻入一条小巷溜回家中,逃脱了与家人离散的命运。后来我听说有的乡亲被抓壮丁后,被迫拉着抢劫的钱财从上海随军一直到了山东。孙传芳经过这一次失败,再也无力东山再起,以后隐居在天津居士林学佛,最后被一位女子暗杀。 
  12. 莱斯格:在占领华尔街现场的讲话
    政治 2011/11/01 | 阅读: 2230
    哈佛法学院教授Lawrence Lessig认为这次运动有将左翼和右翼联合起来的潜力,因为左右都看到了这个系统的朋党资本主义,看到了华尔街的钞票是怎样买通审计机构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占领和茶党都要求从政治系统中剔除不当的大公司影响并让普通美国人能参与政治。
  13. 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
    政治 2011/08/21 | 阅读: 2230
    本文是J.Habermas教授于 2004年11月11日荣膺日本"京都奖"的答谢词, 原载《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2005, 第15 - 26页。)。 实话说, 让我用通俗易懂的话讲讲我人生道路上对诸位有启发的经验, 面对这样的要求, 我着实觉得有些尴尬。稻森泉( Inamori) 主席让获奖者"谈谈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 什么东西在指引着你。"一般说来, 哲学家与外在事件联系不多, 而外在事件更多见于大众传媒。因此, 请允许我从公私关系这个问题入手, 讲讲我在私人生活中所遇到的障碍。 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 可以让我讲得更清楚一些。在今天这样的传媒社会里, 公共领域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公开表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知名度。为了在大众传媒中引人注目, 明星们付出了混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代价。参与政治讨论、学术讨论或文学争论,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对一个主题的理解, 而不是为了展示自我。这里的公众不是由观众和听众构成的空间, 而是由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所构成的空间。他们关心的是交换彼此的理由, 而不是吸引目光。参与讨论的人关注的是同一件事情, 他们对私生活似乎漠不关心。他们不需要谈到自己。公私领域的界限不是模糊不清, 而是彼此互补。 以上所述或许可以说明, 作为哲学教授, 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康德时, 为什么对他们的生平介绍一般都会很简略, 只限于交代清楚他们的生卒年代和生活经历。哪怕是哲学家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插曲故事, 也都是隐藏在对他们观点和论证当中。哲学家的生平并非传奇故事的题材。他们所留下来的, 最多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和独特意义的思想, 其中的谜团让后人反复琢磨。在我们这个领域里, 我们把那些其著作在当代依旧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称为经典思想家。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犹如火山的灼热内核, 生平简历犹如层层累叠的火山灰。这就是昔日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形象, 他们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相反, 我们这些依然健在的哲学家--当然,我们或许不过是哲学教授而已---直都是我们时代的同行者。我们的思想越是缺乏原创性, 就越是依赖于思想发生的语境。有些时候, 它们甚至更多的只是表达了一种它们源于其中的生活历史。 在1999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的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 题为《理性的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理性》。这个标题选得很不错, 因为公共领域作为相互之间理性交往的空间, 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公共领域、话语和理性这三个概念, 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任何一种纠葛都有着个人经验的根源。就我的兴趣发展而言, 有四种人生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 出生不久, 还在孩提时期, 我就接受了不同的痛苦的外科手术治疗--当然, 很多哲学家一生都有这样那样的病痛经历。(2) 上学之后, 让我记忆犹新的经验是由于残疾而导致交往上的困难和折磨。(3) 1945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青年时代, 我深深受到了德国战后一代独特经验的影响。(4) 成年以后, 我一直都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经验而深感不安, 战后德国社会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慢慢才实现了自由化。请允许我按照上述顺序讲一讲我对于理论与生活历史之间联系的粗浅看法。 一 首先还是从我童年时期谈起。我出生后不久就接受了一次手术。我不认为这次手术会彻底动摇我对周围世界的信任。但这次手术 会唤发起依赖感, 也会让我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到后来, 人的社会性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了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有许多动物也是群居的。我们的近亲人猿就是生活在群体和家庭关系之中, 当然, 它们没有复杂的血缘系统, 因为只有智人才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并不是什么社会生活形式。要想辨认出人的社会属性的特殊性, 就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 zoon politikón) "仔细翻译一下: 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进而言之: 人是一种动物, 由于他天生就处于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因此逐渐形成了使他成为人的能力。如果从生理结构上比较一下新出生的哺乳动物, 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哪种动物比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加不成熟, 更加无助了; 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需要如此长时间地依赖家庭的庇护, 离不开与同类成员之间共同分享的公共文化。我们人类互相学习。但这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中才有可能。 我五岁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唇腭裂修复手术。这次手术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对他人的依赖。至少, 这种感受让我在思考人的社会属性的时候, 把我引向了一些强调人的精神的主体间性的哲学观点, 也就是说, 把我引向了解释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洪堡(W il.helm Humboldt) ; 引向了美国实用主义--可以追溯到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和米德(GeorgeHerbertMead) ; 引向了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符号形式理论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的语言哲学。 对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直觉意识, 集中体现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这样一幅图景之中。这些范式一方面决定我们日常的自我理解, 但有时也为所有的学科明确了发展方向。我脑子里浮现的是这样一种主体性图景: 我们必须把它想象成一只手套, 只有向外翻过来, 才能看清楚主体间编织而成的网络结构。外在的东西表现在个别主体的内部。因为, 主观精神获得意义和内容, 有赖于彻底社会化的主体所分享的主体间的客观精神。个人面对他的社会环境, 并不像单纯的有机体面对自然环境那样--作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他们渗透性地与陌生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抽象对立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 因为新出生的有机体只有在接受了社会互动之后才能成为人。只有当他进入了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 他才成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内部共同拥有的一种公共性, 它既是内在的, 也是外在的。 所以, 成长过程中的人要想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内在生活核心的话, 就必须把自己外化在通过交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当中。表面上的个人意识在他表达个人感受和内在冲动时也受到了公共思想中建立起来的文化网络的影响, 而这种公共思想是用符号表达并由主体相互之间所分享的。在今天的认知科学中, 笛卡尔式的单一意识观又一次复活了, 这一种单一意识是自我封闭的, 与其大脑和基因的有机基础保持着不透明的联系。这走上了一条歧途。 我始终不明白, 自我意识现象为何应当具有本原性。难道我们不是首先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吗? 你是第二人称, 我是第一人称, 我们相互说话, 在你的目光注视下, 我不仅意识到我是一个鲜活的主体, 同时也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他人带有主体性的目光, 具有一种个体化的力量。 二 以上对我的研究范式做了较多说明, 我的研究在此范式中展开。我在这个框架内所阐述的语言哲学命题和道德理论, 可能受到了我在读小学时形成的两种特殊经验的启发: 一种是其他人不了解我, 另一种是他们用拒绝来回应我。 第一, 我清楚地记得, 我在课上或课间让别人了解我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我鼻音很重, 吐词不清, 而对此我自己却毫无意识。我离开了家庭和熟悉的环境, 必须在陌生环境下证明自己。与人交流的失败, 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直不太受到关注的符号世界的现实性上--对待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像对待客观对象那样去加以把握。只有在失败的时候, 语言交往的媒介才会作为一个中间层面出现, 离开这样一个层面, 我们即便是作为个体也无法存在。我们始终都是处于语言元素当中。只有那些能说话的人, 才能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我们天生就与他人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才会个体化。 哲学家们对于语言所发挥的这种团结力量似乎并不十分关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 哲学家们就把语言作为一种表现的媒介。他们研究的是我们表达客体和事实的命题的逻辑形式。但语言首先还是用于交往的, 在交往过程中, 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求亮明"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我们使用语言, 更多地是出于交往目的, 而不是出于纯粹认知目的。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 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世界的大门。事实上, 语言早就让我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语言里面一直都是有着世界观的。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特定语言接受的前知识并非一成不变, 否则, 我们在面对世界时以及与他人讨论世界时就无法习得新知识。这既适用于科学理论语言, 同样也适用于日常语言: 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的经验, 来重新修正谓语或概念的意思。 此外, 我在口头表达上的障碍, 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一生都在坚信书面语言高于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掩盖了口头表达的瑕疵。我评价学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书面作业, 而不是根据他们在讨论课上的发言,虽然他们在讨论课上表现都很积极。正如你们看到的, 直到今天, 我依然回避在公众面前自由演讲, 因为我听力不好。我主要依靠书面表达, 应该说, 这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分。在交往行为中,我们的态度是朴素的, 而我们在话语中相互交换理由, 用来检验已经成为问题的有效性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找出更好的论据。 第二, 这种看法帮助我对其他的经验做了理论思考--许多孩子在学校或路上肯定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他们与众不同, 就会受到并无太多恶意的歧视, 从而造成一定伤害。今天, 全球化、大众旅游业、全球范围内的移民, 一句话, 随着世界观和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所有人都会切身具有这种作为外来者遭到排斥和作为少数群体遭到边缘化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出, 对于外国, 自己是外国人; 对于陌生人, 自己是陌生人; 对于他人, 自己是他人。这样一种境况激起了我们的道德敏感性, 因为道德是由无数交往手段构建起来的保护装置, 离开道德, 交往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个体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一个人的个体化越是向内在发展, 他向外似乎就越是深深地卷入相互承认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网络一方面非常紧密, 另一方面又比较脆弱。这样, 他也就面临着彼此拒绝承认的风险。平等尊重每个人的道德要求就是想消除这样一种风险。道德设计就是为了消除歧视和在相互认同的网络中包容被边缘化的人。共 同生活的规范在陌生人当中同样也可以建立起团结, 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普遍认可。要想发展这样一些规范, 我们就必须依靠话语, 因为道德话语允许所有相关者平等表达自己。它们督促所有参与者接受他人的视角。 三 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孩提时代的私人主题。直到1945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历才有很大的拓展, 要不然肯定不会走向哲学和社会理论。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帝国本来是很正常的, 忽然一夜之间被揭发是病态的, 而且还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 如何对待纳粹帝国的历史遗产, 就成了我长大后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这种面对未来的兴趣实际上来源于对过去的考察, 针对的是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做出错误选择的生活条件上。正如布莱希特所说, 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友好的"共同生活形式, 既没有错过现代社会分化的益处, 也没有否认主体之间相互依赖与独立。 我16岁生日前的几个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9年, 联邦德国成立。当年夏天, 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 这期间又是四年过去了, 这四年正是我最敏感的青春期阶段。我出生晚是一种幸福, 一方面已经到了道德敏感的年龄, 可以一同参与推进历史转型; 另一方面又比较年轻, 还无法承担起政治责任。我们从来没有参过军, 所以无须为错误的立场或后果严重的政治错误承担责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揭发之后, 一切都有了两面性。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原来多少还是正常的, 突然之间就被置于文明断裂的阴影之下。有我这样经历的人, 很容易就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纽伦堡审判过程中, 毫无保留地了解到战争的罪行。我们接受了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的观点, 区分了集体罪行和集体责任。 这种心性今天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 变得根本就不值得褒扬了。无论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同龄人, 还是左翼的同龄人, 他们的反应模式都具有一种必然性, 而且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时, 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道德和政治认识, 与对思想方式的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面向西方的文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了解魏玛时代, 我们是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 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媚俗文化和死亡崇拜。1945年之后, 大门被打开了, 我们知道了表现主义艺术、卡夫卡( Franz Kaf.ka) 、托马斯•曼( ThomasMann)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 知道了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国左翼天主教义, 知道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还有约翰•杜威( John Dewey) ,他的学生对德国的再教育影响深远。同时期的电影也传递给我们许多振奋人心的信息。现代主义的解放精神和革命精神通过孟德里安(Mondrian) 的建构主义绘画、包豪斯(Bauhaus) 建筑学派的几何风格和丝毫也不妥协的工业造型得到了充分的视觉展现。 对我来讲, "民主"是咒语, 而英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咒语。我在当时的日常读物中对理性法传统的构成已经很了解了, 它与现代性的爆发精神和解放诺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我们作为学生在战后社会这样一个依然带有权威色彩的环境里觉得越来越孤立。社会精英以及先见结构保持了连续性, 这是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为了赢得广泛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 但这种连续性具有麻痹作用。根本就没有什么断裂, 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的重新开始, 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性结构的转型--既没有道德更新, 也没有政治信念的回归。我和我在读书时结识的夫人一道, 都对政治彻底失望。20世纪50年代, 我们还能感受到德国大学带有精英主义和非政治色彩的自我理解, 以及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的反犹主义之间不幸的结合。而正是这些在1933年让我们的老师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抵抗, 甚至投入了纳粹的怀抱。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 我那偏左的政治信念与我的哲学学业几乎没有什么瓜葛, 这两种思想空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分开的。直到1953年夏季学期的一个周末, 它们才发生了碰撞。那天, 我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 Otto Apel) 给了我一本海德格尔新出版的《形而上学引论》。到当时为止, 海德格尔一直对我影响很大, 是我的一个榜样, 虽然只因为我是从遥远的角度来看他。我带着克尔凯郭尔的有色眼睛阅读了《存在与时间》。基础本体论包含着一种伦理学, 在我看来, 它所唤起的是个体的良知和实存的真实性。可是, 还是这个海德格尔, 未做任何修改, 也未做任何说明, 就出版了他在1935年的讲稿。从讲稿的用词当中, 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精神的偶像化。出人意料的是, "人民的此在"取代了每个个体的"此在"。这让我极为震惊。 "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 这是我之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标题, 从中可以看出, 我还是海德格尔的忠实信徒。今天, 我们从引文的选择上依然可以看到, 海德格尔文本中究竟是哪些内容让我觉得愤怒。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 把对"创造性暴力"的英勇呼吁与宗教献祭联系起来导致灾难性后果--"对最深刻最广泛的没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其次, 德国知识精英的柏拉图主义偏见也激怒了我: 用真正的思想贬低"理智", 想让少数人来垄断秘传真理。再次, 我也被反基督教和反西方的情绪所激怒, 它们真正反对的是西方启蒙思想所提出的平等的普遍主义。最后, 真正促使我提笔写下文章的, 还是因为纳粹哲学家否认和拒绝对集体屠杀的罪行承担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关于这一点, 当时还几乎没有人提及, 毕竟战争结束才八年。随后的争论中, 海德格尔把法西斯主义塑造为"存在的机缘", 而他的这一解释让我大跌眼镜。众所周知, 他把他那灾难性的政治错误当作是一种无法追究个人责任的"错误", 很轻巧地就抛到了一边。 四 后来的时间里, 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 把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 或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 这样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激情。在他们看来,对大众和庸常的蔑视与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对上帝选民的崇拜以及对超常的崇拜是联系在一起的, 与对闲言碎语、公共领域以及本真性的拒绝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调沉默, 反对对话; 强调命令和服从的秩序, 反对平等和自决。就这样, 青年保守主义思想与民主潮流势不两立, 而民主思潮在1945年以后恰恰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毕业以后, 我开始尝试从理论的角度对阐明为何人们对不断受到破坏的民主化进程会彻底失望, 我发现, 这种"魏玛综合症"成了一种否定的关节点。我对政治倒退的担忧,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是我写作的动因, 这集中体现在我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动笔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一书当中。 起初, 我是作为阿多诺的助手而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助教的。对我来说, 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视角, 有助于把美国、法国和英国民主制度的开端与民主在德国不断失败的过程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当中加以考察。当时, 我们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从外面移植过来的, 在当时根本还不可能在民众的头脑里扎下根来。很显然, 这样一种心性结构的转型无法在孤立的状态下完成, 也不可能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创造出来。只有通过一种异常活跃且带有话语特征的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 才能把这一过程推向前进。 所以, 我把我的理论兴趣集中到政治公共领域上。通过简单的互动就可以形成"公共空间",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它激起了我的兴趣, 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神秘力量: 它把不同的东西统一了起来, 但又不会让它们雷同。从公共空间当中, 我看到了社会一体化的结构。在公共空间观念中, 最初展示出来的是一个遭到压制的共同体的兴衰特征。在现在社会条件下, 对于社会一体化而言, 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公共领域特别具有一种症候性意义。也就是说, 复杂的社会从规范意义上讲只有通过公民之间抽象和合法的团结才能得到维持。相互并不认识的公民之间, 只有通过公共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 才能形成或重新形成一种脆弱的公共性。只要把握住政治公共领域的脉搏, 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民主政体的实际状况。当然, 教授们不仅仅是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研究政治公共领域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公民。偶尔,他们也会作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我本人在20世纪50 年代就参加了和平抗议运动, 在60年代, 则被迫要对学生运动公开表明立场。在20世纪80、90年代, 我参与了一系列争论, 包括有关纳粹历史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德国重新统一的形态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政治避难等。在过去十年间, 我主要就欧洲一体化和生命伦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自从美国不顾国际法公然入侵伊拉克之后, 我一直在探讨后民族格局, 思考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秩序的构想是否还有前途。我之所以提及这些事情, 是想由此进入我的结论: 我认为, 我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当中学会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 无论是作为哲学家或是作为作家, 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或是作为物理学家, 知识分子都应该公开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保持不偏不倚, 换而言之, 他们不能听命于任何一方。如果站在了某一方的立场上, 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出错。他们应该把自己严格限定在对重大论题的讨论上, 掌握丰富准确的信息和尽可能提供充足的论据; 假如公开讨论的话语还差强人意, 知识分子就应该对它加以改进, 提高话语的水平。即便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非常微妙的。假如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的职业身份与公共身份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就会在两个领域里显示出自己的权威。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用言语获得的影响当作获取权力的手段, 也就是说, 不能把"影响"同"权力"混为一谈。一旦进入公共行政部门, 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合格的, 这一点并非让人感到意外。但这不会对衡量标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知识分子, 总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斗争并宣布对方已经灭亡, 但有一点是决不允许的: 知识分子不能犬儒。 (翻译 符佳佳 校对 曹卫东 责任编辑 强乃社)
  14. 蒋宝麟:从买办到华商企业家的转变——刘鸿生煤炭经销策略探析(1910-30年代)
    历史 2009/04/02 | 阅读: 2229
    和许多著名的上海企业家一样,刘鸿生亦出身买办,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开滦矿务局的买办到华商企业家(或称「民族资本家」)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间的推销煤炭的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
  15. 张旭东:"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
    文学 2012/12/17 | 阅读: 2229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现代主义者,莫言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社会分析、道德批评、政治介入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的世界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
  16. 王希:美国宪法的历史发展随感——《原则与妥协》序言
    法律 2016/01/12 | 阅读: 2228
    在近四百年(从一六O七年第一个永久性英国殖民地在北美的建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讨美国宪政思想和原则的起源与变化,分析美国宪政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我以为,只有在我们清楚而准确地认识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后,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而有见地地评论其利弊,并最终把握其包含的历史启示。为了帮助读者把握美国宪政发展历史的特点,我将自己在写作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总结如下: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的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使它成为一种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通过宪法,政治变成了一种公共财产、公共责任和公共活动。这种公共(或共和)政治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专权政治来说,的确是一个开辟历史新纪元式的飞跃。美国宪法的另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在于它创立了一套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使共和政治成为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这些新的宪政原则(包括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等)和机制(包括联邦制、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和权利法案等)既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挥,更是美国人基于自己历史经验上的一种创新。这些原则和实践构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的核心内容,不仅为美国在过去两百年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乃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在肯定美国宪法的独创性和历史开拓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对于参加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的美国"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的政治途径。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各州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建立一种高于各自利益的公共利益和一个高于各自权威的公共权威来贯彻公共利益,宪法因此而得以建立。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妥协而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受到挑战,其内涵不断被重新界定,新的究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地加进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其结果是,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新,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a 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保证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动态的有意识形态和体制两方面的因素。美国宪法是一种政府设计,但它(通过它的设计)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这点在制宪会议的文件中有充分的反映。一七八七年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忠实地贯彻独立宣言宣示的美国立国的理想与原则(包括祟尚天赋人权、追求自由与平等等),但它提出了美国立宪的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证美国人永远"得享自由的恩赐")。无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对这些宣示的理念抱有多少诚意,或作如何狭隘的理解,这些理念却与独立宣言的理想一起,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换言之,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美国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那些在制宪时期被排除在政治"谈判"之外的群体,如黑人、妇女等--用来作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抗议不合理的宪政规则的思想武器。而每一次这样的抗争本身就是对美国宪法的原则和实践的一种重新界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宪法的历史也是不同美国人就美国宪法原始理念和原则的定义不断进行辩论和斗争、并把结果写入宪法的历史。在宪政机制上,权力制衡对利益集团间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联邦制的设计将联邦和州政府的权限分开,相互不得侵权,形成权力分配纵向上的数个权力源(制宪时是联邦政府加十三个州,而现在则是联邦政府加五十个州);三权分立的机制又对联邦政府本身的权力作了横向划分,形成四个权力源(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总统、最高法院);但纵向和横向划分的权力又不是截然分开或完全独立的,例如,州与联邦的关系通过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联结,但国会本身则又是联邦权力的一源,有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立宪之后出现的政党渗透贯穿于分权体制中。除繁琐细致的权力划分外,每一种权力源的内部还设有众多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其目的在于保证组成该权力源的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总统相对单纯一些)有比较平等的施加影响的机会。就联邦政府一级而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要想将自己的意志转换成政策或法律,必须以较大的优势较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政府的四个权力源;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该利益集团也还需要在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同时,有些权力源又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获得相对的独立。如联邦最高法院,它既是联邦政府三权的一部分,但又游离在联邦政府之外,在联邦与州政府、公民与政府发生权力争执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如此繁琐的分权,目的在于使决策层面多元化,防止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和垄断决策的过程,但这样的设计也使决策的产生异常困难,而由此产生的政策只能是妥协的结果。选举是另一项重要的"谈判"机制。因为选举是周期性的和广泛的(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地方行政长官),每次选举便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谈判"的机会,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尤其如此。为了赢得选举,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提出包容性广的政治诉求,以吸引最大范围内的同盟军,同时;还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源。扩大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吸收反对派的主张,将反对力量变成同盟军;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扩大选民队伍。后一种方式的采用往往是迫于形势,但却可成为扩展民主的历史机会。美国选举权的历史实际上是选举权从少部分人所享有的特权变成所有成年公民的公民权的历史。重要的是,新的选民力量一旦被纳入到政治"谈判"机制中,它们便要利用这种机制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改变政治利益集团的组合,最终影响政治本身。当选民的背景和利益变得愈加多元的时候,要赢得选举就不得不考虑使用能够集合最大多数的选民的政治主张,甚至不得不考虑吸收反对派的主张,这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定期的选举使竞选的主张变得具体而现实。所以,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但是,并非所有的"谈判"都遵循"正常的"宪政程序,仅凭中庸政治,不可能产生当今的美国宪政。相反,当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逐渐变成宪政改革的障碍时,"非正常"的"谈判"方式或渠道将被启用来废除或改正过时的原则和实践,但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在原则上并不与宪法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是对宪法原始精神的不同解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部蓄奴州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事实,退出联邦,导致了联邦的分裂,南北双方在战场上进行了四年的血腥谈判,南方战败;北方共和党人利用对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制定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地要求南部各州接受这些贯穿了北方意志的宪法改革,从而彻底否定了奴隶制,改变了联邦制的性质,在法律上将黑人从奴隶转化为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没有内战和重建,这种革命性的宪政变革是无法想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美国经济,罗斯福利用突然获得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强行建立了包括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强化了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再次改变了美国联邦制的内容,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再生开辟了新的政治潜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南部黑人通过大规模的直接街头抗议活动,公开蔑视南部的种族隔离法律,制造出一种危机性的政治压力,迫使国会通过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选举权法,彻底消除了法律上的种族歧视,使黑人成为了当今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运作在某种意义上都违反了美国宪政的"常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治运作,美国宪政才出现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由"非正常"的方式产生的宪政改革最终将被接纳,变为美国宪法的新的正常的原则和实践。破旧转化为立新。因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推动进步意义的改革十分困难。"谈判"在给予改革力量机会的同时,也给了反对改革的势力同样的机会来阻挠改革。即便是那些进步意义十分明显而且对美国整体发展甚为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并不是每个先占据了"谈判"位置的利益集团都会以大局为重,放弃自己的利益,照顾他人的利益,相反,只有当到了不改革自己的利益便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这些利益集团才会让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政机制的这种惰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美国历史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奴隶制要到独立宣言发表八十九年、联邦立宪七十八年之后才在宪法上予以废除,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美国联邦公民地位要到美国建国将近一百五十年后才得到承认,为什么美国妇女的选举权要等到宪法生效一百三十一年后才得到宪法的统一认可,为什么一八八二年通过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法令要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彻底得到改正,以及为什么主张男女公民拥有平等就业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至今还无法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宪政再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这里所指的利益集团也包括了种族、族裔和其他通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而获得政治上权力的群体)利益组合更为困难。因为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集团间的结合既不是永久性的也并不牢固,而且由于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得不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问题也在困扰美国宪政,如国会与总统在党派政治阴影下的权力之争,选举中的金钱因素,权势之间的利益交换(如总统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可利用手中的财权分化收买国会议员,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是少见的,因为总统当时并没有能力这样做),被称为联邦政府"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nment)的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和对民意的左右,普通选民对政治的无力感和厌恶感(近年来公民投票率持续下降),政治人物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宪政对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保护界限(莱温斯基绯闻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为轰动的一例,而对克林顿的弹劾本身更暴露了宪政机制上的种种缺陷)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宪法提出的新的挑战。在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宪法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应变能力,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任何宪政的进步和改革,都需要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社会、经济和道德上的资源来推动和支持,当这些资源出现短缺时,进一步的改革便会遇到困难。美国宪法也许还没有遭遇到改革饱和的临界点,但它的确到了一个需要再创新的时刻了。 
  17. 黎虎:怎样读《后汉书》
    历史 2010/06/07 | 阅读: 2228
    《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它与《史记》《汉书》在唐代并称为"三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  《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人范晔(398-445),字蔚宗,宋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学问之家。家世环境对范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卷69《范晔传》。以下凡引此传均不另注),堪称多才多艺。  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图谋推翻宋文帝,拥立刘义康,事情败露,范晔及其同党均被处死。范晔时年四十八岁。  在学术上,范晔并没有像当时一般学者那样走上儒学的路子,而是走上了治史的道路。元嘉九年(432)他因忤刘义康而被贬宣城,悒悒不得志,于是开始潜心史学,"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在范晔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无虑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官修的《东观汉记》,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范晔为什么还要另写一部后汉史呢?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他对于这众多的后汉史书,均不满意,于是,"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范晔原定的计划,是要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范晔生前已完成十纪和八十列传,但十志尚未完成。范晔对于修志非常重视,自称"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可见他对修志自有周密的考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后汉书·皇后纪》引沈约《谢俨传》),即将完成之时,适值范晔被害,谢俨亦受牵连被杀,所撰志因之散佚。现在附于《后汉书》的八志,是晋人司马彪所撰。司马彪曾作《续汉书》83卷,其中八志共30卷。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因范晔"及语八志,颇褒其美"(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便将司马彪八志以补范晔《后汉书》之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附于《后汉书》之后的八志。  范晔《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晔之前的数十家后汉书已逐渐湮没,范晔之后,梁人萧子显所撰《后汉书》100卷,王韶所撰《后汉林》200卷,也都先后被淘汰,唯有范书风行天下。到唐朝时刘知几已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晔)、袁(宏)二家而已"(《史通·古今正史》),首推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  为什么范晔的《后汉书》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战胜在他前后的众家后汉书而独领风骚呢?这是由于范书从编撰体例到史学思想,从史料价值到文学价值,都有它的过人之处和突出之点。范晔自诩"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这话大体还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在编撰体例上,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本纪部分,除了记述从光武帝到献帝的历代皇帝以外,又立皇后纪以记历代后妃。在范晔之前,《史记》和《汉书》虽然以吕后为本纪,但对于其余的皇后,《史记》列入《外戚世家》,《汉书》列入《外戚传》而置于全书之末。《后汉书》却将皇后升格为本纪,与皇帝本纪并列于书首。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空前的。刘知几对此曾提出诟病,后世如晁公武、陈振孙、洪迈等人,也"援引《史通》所指摘一二事,过相菲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实,范晔将皇后立为本纪,是正确地反映了东汉历史的实际。东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皇帝多短寿而孱弱,皇后和外戚的势力空前膨胀。皇后临朝与外戚专权,正是东汉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范晔以皇后为本纪,就能较好地反映东汉政治的演进过程,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安排。这一点何焯已经看到了,他说:"东京皇后,窦、邓、阎、梁、窦、何,临朝者六,其间殇帝、北乡侯、冲帝、质帝,皆未尝亲政,邓氏既立安帝,复临朝者十六年,遂终身称制。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然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变,未可议也。"(《义门读书记·后汉书》)由于皇后本纪并不能包括外戚之事迹,于是范晔将其"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后汉书·皇后纪序》),另以列传记载外戚,弥补了皇后纪的不足。《后汉书》的八十列传是以朝代顺序和以类相从的方法进行编撰的。列传一至三,是两汉之际起义领袖和割据领袖人物;四至十二,是光武时的宗室王侯和二十八将;十三至四十二的传首人物,都是明、章、和帝时人,而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四十三至五十三的传首人物,是安、顺帝时人,也多分别有合传的人物或子孙;五十四至六十五,都是桓、灵、献帝时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是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九杂传;最后六篇是边族的列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铅印本)。  这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所创立的众多类传。《后汉书》的类传有十个,其中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七个类传是范晔的首创。范晔的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东汉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面貌。类传的形式司马迁、班固等人已经使用,并非范晔的首创,但是类传之广泛多样却是前所未有的。  宦官势力在东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与外戚交替专权,成为东汉中期以后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范晔立《宦者列传》以反映宦官势力的发展状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范晔在这里揭露了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贪赃枉法,败乱朝政的罪行和"东都缘阉尹倾国"(《宦者列传》)的历史真相,使后人得以深刻了解东汉腐朽政治及其衰灭的缘由。  《党锢列传》是《后汉书》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类传。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尤其是宦官集团的黑暗政治,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制造舆论,抨击朝政,被宦官集团诬为"党人"。宦官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禁锢党人,"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同黑暗势力的斗争。范晔对于党人寄予满腔的同情,将"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详尽地记录了党人的事迹,有血有肉地反映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全貌,使我们今天得以充分了解东汉这场政治斗争的实况。  《文苑列传》是记文学之士的类传。重德轻文是古代的传统观念,《史记》《汉书》都曾为儒学家立《儒林传》,但没有为文学家立类传。《后汉书》首创此例,专为文学之士立一类传。这首先与东汉文学的发展有关,章学诚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史通义·书教中》)道出了范晔创立文苑传的客观原因。汉魏以后,文学独立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到南朝时,文集风行,文学兴盛,文苑传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  《列女传》是《后汉书》中又一别具特色的类传。过去的史家很少注意记载妇女的事迹,范晔是第一个重视妇女问题的史家。他除了将后妃记于皇后本纪,梁嫕、李姬等人各附家传以外,又将其余"才行尤高秀者"另归类而立列女传。范晔这一创举对后世影响颇大,以后不少史书也辟专传记述妇女事迹,有的史家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专记恪守"三从四德"的贞女节妇,已与范晔立"列女传"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方术列传》记载医巫卜筮、神仙怪异的方术之士。刘知几对《方术列传》提出批评说:"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珪之玷,惜哉。"(《史通·书事》)不过,近人刘咸炘另有所见,他说:"东汉谶纬学盛,经生多精术数,而民间禨祥禁忌之俗亦多,巫祝形法方士神仙之说,后世所行者,皆自东汉而盛,故此传不得不立。"(《后汉书知意》)从东汉方术之盛的时代特征而言,此传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客观反映。  范晔在《后汉书》中,贯穿着进步的历史观点。他说他写《后汉书》"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正一代得失",这是范晔明确提出的写史目的,他要通过写史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史家对此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司马迁说他写史是要"究天人之际",班固说要"穷人理,该万方",提法都是比较模糊的。只有范晔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所谓"就卷内发论",指的是他在纪传中所作的序、论、赞,而"正一代得失",就是通过这些序、论、赞体现出来的。范晔在修《后汉书》时,非常着意于序、论、赞的写作,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对此他颇为自得,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刘知几对于范晔的论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史家作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史通·论赞》)。范晔在他的序论中,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主张,这在《史记》这样一部通史著作中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在断代史中就比较困难了,班固的《汉书》在这方面表现了明显的缺陷。范晔则通过序论,打破朝代的断限,探求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例如在《宦者列传序》里,论述了宦官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指出"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由周奏而两汉,着重论述东汉宦官势力发展的原因,围绕着女主、宦官、外戚、朝臣间的关系和矛盾而展开分析。  范晔在《后汉书》中,表现出倾向进步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王鸣盛评论道:"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十七史商榷》)  一般来说,过去的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范晔的《后汉书》也并不例外,但是,在他的纪传中,却贯穿着对于公卿宰相和奸雄的贬黜和批判精神,例如对于"历事五帝"而长期高居于公台的胡广,揭露了他保持高官厚禄的诀窍--"温柔谨素,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引京师民谣"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加以辛辣的嘲讽。在后"赞"中画龙点睛:"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后汉书·胡广传》)一个圆滑老练的官僚政客的嘴脸跃然纸上。  对于外戚宦官为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范晔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充溢着愤懑不平之气。例如外戚梁冀,尽情揭露其专权乱国、骄奢淫佚、割剥天下,及其徒党"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后汉书·梁冀传》)的凶残面目;对于宦官,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寒明贤,专树党类"(《宦者列传序》)的滔天罪行。  《后汉书》揭露权势的丑恶与对节义的褒扬是相互结合的。他批评班固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班固传论》)他以对待节义的态度作为区分史家高下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他自己写作《后汉书》的态度。  范晔反对佛教鬼神的思想,是他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南朝时,佛教在统治者的推动之下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思想领域围绕因果报应的有无和神灭神不灭的论争形成两军对垒。范晔是站在反佛鬼的阵线上的。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临刑前"又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在《西域传论》里,他在论述佛教东渐的历史时,指出佛教所说的神怪在张骞、班超时代并没有,而是后起之事,他提出疑问:"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这是从佛教发展过程去揭露佛教宣扬的神怪的虚妄,认为"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公开对神不灭和因果报应论提出怀疑。  《后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虽然范晔距东汉已有二百余年,但他是删众家后汉书而作《后汉书》的,当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非常丰富,例如《东观汉记》,这是东汉时学者奉命在"东观"修撰的国史,先后有班固等多人参与修成。此书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范晔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后汉书》的。此外可供参考的关于后汉史籍,不啻数十家之多。范晔以过人的史才加以去粗取精,删烦补略,才写成这部巨著。刘知几对此评论道:"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史通·书事》)又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今天,众家后汉书均已失传,唯有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仍存。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史书,他所容纳的史料与纪传体是有距离的。而袁书中的精华和重要史料,大都被范书所吸取。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东汉的历史,主要就是依靠范晔的《后汉书》。 《后汉书》的史料价值还在于它记载史事的详赡和广泛,他不仅记述了统治者的事迹,也记录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事迹,而十个类传反映当时政治大事和社会生活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他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比《史记》《汉书》更为丰富,在这些传中保存着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例如《西域列传》中所记的材料,都是自"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取材于经略西域二十年之久的名将"班勇所记"(《西域传序》)。  在《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录载了许多人物的奏疏和文章,如《崔寔传》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载其《陈时政》一疏,《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三篇,《张衡传》载其《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谶》一篇,《刘陶传》载其《论民饥疏》,《左雄传》载其《陈政事疏》等,都是有关时政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也是非常高的。范晔从小便"善为文章",中年以后"文章转进",有了更大的提高。他对于写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追求,在骈偶文章发展到形式主义的南朝时期,范晔大力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的进步的文学主张。范晔在《后汉书》的写作中,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后汉书》以优美的文笔,质直翔实地记载了万千史事,条分缕析,雁行有序,娓娓动人。许多列传就是优美的历史散文。他的序、论虽然也采用了姘偶的形式,但是,其句法之灵活,辞采之精美,音调之谐和,故实的征用,都比《史记》《汉书》的论赞前进了一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阶段,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范晔不仅立《文苑传》以记文学之士,而且在其他许多人物列传中,著录了他们的诗赋和文章,都是文学优赡、辞采壮丽之篇。通过范晔的著录,东汉一代文章诗赋得以保全不少,为后世研究东汉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由于范晔过于重视史书的文采,在记载史实上不免有所影响。清人顾栋高说,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物削去十之四五......其中遗美实多......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矣"(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序》)。有些传记,为了文字上的简炼,损害了对史实的记载,产生了概念化的弊病。以《虞诩传》为例,司马彪《续汉书》记"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归还,户数万,人给家足,一郡无事"。而范书改为"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续汉书》中具体的数字增减,在范书中成了一个泛泛的概念。这对研究当时经济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不过,总的来看这种情况不算太多,美玉之瑕在所难免。  《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对它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对范书的注解,最早给范书作注的是南朝梁人刘昭。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世称博悉"(《梁书·刘昭传》)。当时各家后汉书仍存,所以他可以对照以注范书,主要从史实方面进行补注,可惜他的注后来散佚,只剩下"八志注"了。到了唐朝,李贤又为《后汉书》作注,协助他作注的有张大安、刘纳言、格希玄等人。李贤注以训诂为主,史实上也作了些补充。今天通行的《后汉书》即采用李贤注。后代比较著名的注,有清人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援据博而考核精"(顾栋高序)。王先谦在惠栋补注的基础上,又作了《后汉书集解》,广泛网罗众家的研究成果,注释翔实,很便于参考。  其次,历代学者对《后汉书》作了一些补充和考订。范晔只完成《后汉书》的纪、传,所拟十志未能完成。最早为范书补志的,还是梁朝的刘昭。他在注《后汉书》时,见范晔推崇司马彪的《续汉书志》,便将其八志三十篇补入范书,并为之作了注。八志注现在已不完全,其中《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已佚。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请朝廷将司马彪八志与范晔《后汉书》合刻,从此两书合而为一,这是我们今天所见通行的《后汉书》本子。由于司马彪八志不够全面,后来有的学者又为它补志,如清人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此外,也有学者为它补表,最早补表的是宋代的熊方,他作《补后汉书年表》十卷。清代学者所补最多,如褚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以及万斯同所补诸表等。  现存《后汉书》的古本,以南宋绍兴本为最完整而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标点本即以绍兴本为底本,又与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作了反复对校,并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是我们阅读《后汉书》最理想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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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2013/06/18 | 阅读: 2227
    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和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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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田雷:美国宪法(学)这十年——9·11事件与美国宪法理论的转向
    政治 法律 2012/06/29 | 阅读: 2226
    出路在何方?人类在21世纪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宪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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