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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 "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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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并于1795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Horen )上。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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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的97岁老兵回忆抗日战争：豫中会战中，日军集中准备充分的精锐兵力（其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攻势猛烈；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对日军倾其全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且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且整体指挥混乱，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且发生豫西民变（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趁战乱截击、抢夺国军部队）。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免职。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方说法不一，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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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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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不仅为这一代人未来的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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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蒋的阵营，不下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尤特里女士可谓对蒋极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国最后的机会》一书中对清党一事也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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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背景中，重新检讨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的言论与活动，以及对“社会学”与“文学”的译介，重点分析了他们的“志业”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潮流之间的对话关系，并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态度内在的历史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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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特别不喜欢《1984》，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审判》相比。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1984》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小说自身成了极权精神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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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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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追问的是文艺和大众到底是什么？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是内在于这两个问题之中并以之为前提的。在30年代的讨论中，对文学是什么的认识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大众也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所指的群体，它在政党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叙述中都有具体的历史含义，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广大的文艺运动"的概念，则既是政党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自身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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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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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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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拟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用一些已经发表的数据，去看待美国力量变化问题，而不直接讨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更不把"美国是否衰落"作为一个主观偏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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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都是简单的布道，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不是都能用日常语表达出来的。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方式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地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便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能够看出语言的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把左翼的话题说清楚了。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这样的笔法同样是多的。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有着精神的伟力在。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三百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结果便是走向死地，讽刺是苛刻的。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都了解这种选择的深意，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他有与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还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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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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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死讯传出的时候，贾樟柯正在上海忙着拍纪录片《上海传奇》。他既不上网，也没看报，并不知道杰克逊死了，直到看到高晓松发来的短信：“迈克尔·杰克逊已于2009年6月25日下午在洛杉矶去世。这个人的去世让我感觉到，或许我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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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的集体对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论让我印象极其深刻，所有的观察都很敏锐。我非常同意你的如下几点：1.日本；2.科举制度——斯密肯定会批评这个考试制度需要太多的非实践性的学识；3.剥夺式积累；4. 你非常精彩地以“门槛”这个词提出来的“资本主义”认定标准问题，这一说法我以前从没有看过。至于5. 休克疗法，我想斯密对于它的反对表明了斯密的保守个性。在他一生中，他从逻辑上会支持的重大治疗是废除奴隶制，但从政治上来看，很明显他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将他理想化。至于5. 改革时代，我怀疑人们可以将你的“操作性门槛”的概念也用于思考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于分析改革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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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是第一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這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是第一個朝向祖國統一的壯麗事業、向著兩岸共同的「晴明底邊沿」而走去的台灣人。面向未來，以祖國統一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步伐是堅定的。但更需要大陸同胞的理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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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国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伊朗一直是被作为一个"不正常国家"来看待的。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伊朗，可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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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