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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裔:和安德森关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通信

《中国经济》8月号
你和你的集体对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论让我印象极其深刻,所有的观察都很敏锐。我非常同意你的如下几点:1.日本;2.科举制度——斯密肯定会批评这个考试制度需要太多的非实践性的学识;3.剥夺式积累;4. 你非常精彩地以“门槛”这个词提出来的“资本主义”认定标准问题,这一说法我以前从没有看过。至于5. 休克疗法,我想斯密对于它的反对表明了斯密的保守个性。在他一生中,他从逻辑上会支持的重大治疗是废除奴隶制,但从政治上来看,很明显他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将他理想化。至于5. 改革时代,我怀疑人们可以将你的“操作性门槛”的概念也用于思考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于分析改革整体。
通信人简介: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多年担任New Left Review刊物主编。

海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星期六, 2009年6月27日

亲爱的安德森教授:

几天之前,我听说阿里吉教授去世,甚为震惊。我当时正准备给他写一封邮件,讨论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现在,他再也不可能读我的信了。这是一个多大的遗憾!

前几天星期,我未能将我对于阿里吉的评论发给您,是因为我在等待我的读书小组对于《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讨论。上个星期,我们进行了讨论,我的朋友们逐句阅读了我对该书第十二章的翻译稿,并发表了意见。因而,我在这里的评论,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我们来说,这本书成功颠覆了对于亚当•斯密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这一流俗印象。作者将注意力放在斯密在“自然的发展路径”和“非自然的发展路径”之间的区分,并利用这一区分组织起一本关于世界市场经济历史的著作。他对西方数轮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是对斯密“非自然的发展路径”的观察的进一步展开;而他对东亚的发展的分析对应着斯密“自然的发展路径”的想法。对于阿里吉来说,东亚的模式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并不像西方的发展模式那样,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关联。对于全球南方来说,这一模式有可能提供一种可供模仿的典范,而西方模式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但我对他的分析还存在如下疑问:

第一, 我没有被他的“东亚模式”所说服。东亚不仅包括中国,也有日本等国家。但日本遵循的是一条“自然的发展路径”吗?我并不这样认为。日本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的赔款。后来,在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后,这两个地方在日本的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许有人说,日本在战后的发展和军国主义没有这样的关联吧?但是,日本二战之后的发展是在二战之前的工业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个基础显然不是“自然发展路径”的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阿里吉还能如此笼而统之地谈“东亚模式”吗?

第二, 将阿里吉的亚当•斯密解释和惯常的亚当•斯密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双方的侧重点不同。惯常的解释强调亚当•斯密对于自由贸易的赞成和对重商主义的反对,阿里吉试图超越这一解释,从亚当•斯密的“自然发展路径”中发掘更多的东西。自然的发展路径,是先从农业发展开始,再发展工业,最后再到海外贸易。而在这样一个视野中,重商主义构成对于这种“自然发展路径”的一种干扰。亚当•斯密在其论欧洲农业的一章中连篇累牍地论证,欧洲十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做法都错了,抑制了农业的发展。这里的问题是,贸易自由化和废除重商主义是否足以导致资本回流到农业领域,从而使得欧洲的经济发展路径回归到“自然发展路径”?如果不足够的话,是否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保护农业的做法,比如今天世界发达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 很遗憾,亚当•斯密似乎忙着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而阿里吉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阿里吉在分析清朝中期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没有提一项重要的制度设置:清朝仍然坚持了历代以来对于商人政治地位的限制。商人和他们的子弟不能考科举,不能成为政府官员,如果想当官,他们只能转为地主。在中国,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它鼓励资本回流到农业领域,而这正是亚当•斯密想要的效果。但亚当-斯密会支持这样一项制度吗?显然,他不是资本家的同盟军。他警告他的读者,要小心资本的使用者(capital holders)忽悠公众,将小集团的利益说成公共利益;他甚至建议,法律上必须抑制他们抱团搞垄断,甚至对他们搞慈善事业都要提防,因为一旦互通声气,就有搞垄断的可能。 但是,他会建议限制商人们获得政治权力吗?他会赞成让地主而非资本家来掌控政治权力吗?这点似乎并不明朗。

我的读书小组在这一点上意见并不一致。一位朋友认为,从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和地主的态度来看,他可能会赞成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力。阿里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概念似乎也支持这一点。阿里吉的“资本主义”观是布罗代尔式的:有资本家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关键是国家权力有没有被资本家所俘获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如果亚当•斯密所赞成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必然反对将国家政权变成资本家的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因而,对于资本家获取政治权力,必然有某些限制。而我在这一点上不大拿得准,因为斯密自身的思想似乎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清晰度。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亚当•斯密会支持中华帝国时期对于商人政治身份的限制。而他对于生产力的热衷以及对于地主乡绅治国才能的消极评论,指向的倒可能是相反的方向。

此外,阿里吉也没有明确认定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标准。他承认对于本届中国政府很难判断。首先是时间太短,资料不够。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他没有给出一个操作性的门槛标准(operational threshold),去认定一个政府是否已经被资本家所“俘获”。他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也比较简单。对于一个认定当今中国政府已经被资本家“俘获”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何尝不可以解释为资本家为了“可持续剥削”而采取的做法呢?

第三, 阿里吉对于斯密反对“休克疗法”强调甚多,这当然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但强调太多了,可能会错失重点。从根本的方法论上,斯密当然不像是个赞成“休克疗法”的人。在论殖民地的一章里,他尖锐地批评宗主国垄断殖民地贸易。但他建议贸易自由化要缓慢和逐步进行。休克疗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经济已经被重商主义绑架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突然放开限制并不能马上恢复经济的健康。不过,“休克疗法”只是个手段,关键是斯密赞成不赞成华盛顿共识所给出的理想图景,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有许多人可能完全赞成华盛顿共识所给出的理想图景,他们只是在做法上更为谨慎一点,不主张“休克疗法”而已。斯密不是新自由主义激进派,但他是新自由主义务实派吗?恐怕两者都不是,因为斯密对于“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非常重视。但如果把华盛顿共识的手段和目的混在一起,然后再把斯密对于它们的回应混在一起,就无法深入到这么一层,大家只得到一个“新自由主义务实派”的印象而已。

第四, 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第12章中,阿里吉对于“无剥夺积累”和剥夺式积累导致的社会骚乱的分析,并不能让人满意。这两种积累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还并没有清晰的分析。 他的叙事给人这样的印象,“乡镇企业”所体现的无剥夺积累是先发生的,而剥夺式积累是在90年代后期发生的。但这样一幅图景是误导性的。80年代当然是有剥夺式积累的。他没有分析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中国是怎么衰落的。这个步骤没解释清楚,就无法说明剥夺式积累何以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第五,阿里吉引用了汪晖对于文革的分析,但其实他完全可以进一步引用汪晖对于中国改革更为微妙的分析。改革从总体上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思路,但这是思想斗争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和实务界曾经是很有势力的,但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因而其主张没能马上转化为现实。如果把这一层给揭示出来,他对于中国改革的分析就会更有吸引力。但毕竟他对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不太熟悉,这个期望是有点苛求了。

请让我知道您对这些评论的看法。

祝好!

海裔



时间: 星期一, 2009年6月29日


亲爱的海裔:

非常感谢你关于阿里吉以及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论。他的死亡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损失。去年十月,他已经被诊断出重症不治,但仍然以超凡的激情和勇敢坚持斗争到底,坚持著述。很遗憾你没有机会和他会面。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我们成为朋友已达四十载。一个月之前,一个向他致敬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马德里举行,他本是要参加的。但动身前两天,他病魔缠身,无法旅行。最后,悲伤的一幕发生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你和你的集体对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论让我印象极其深刻,所有的观察都很敏锐。我非常同意你的如下几点:1.日本;2.科举制度——斯密肯定会批评这个考试制度需要太多的非实践性的学识;3.剥夺式积累;4. 你非常精彩地以“门槛”这个词提出来的“资本主义”认定标准问题,这一说法我以前从没有看过。至于5. 休克疗法,我想斯密对于它的反对表明了斯密的保守个性。在他一生中,他从逻辑上会支持的重大治疗是废除奴隶制,但从政治上来看,很明显他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将他理想化。至于5. 改革时代,我怀疑人们可以将你的“操作性门槛”的概念也用于思考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于分析改革整体。

等我来中国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一切。就现在来说,我想补充一点,是关于斯密自身的。在我看来,阿里吉对于斯密的思考有两个局限。第一,它绕开了几乎所有斯密直接描写中国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和阿里吉所建构起来的斯密形象并不是那么吻合。具体来说,他并没有提及或者处理那些段落,在其中,斯密反复描写中华帝国并不是他的“自然发展路径”的积极典范,而是一个比欧洲更为落后的社会的消极例子,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压迫性:第一,它抛弃海外贸易;第二,它的低工资;第三,贫富对立(参见《国富论》卷一,第8,9,11章;卷四,第9章;卷五,第1章)。当然,斯密的视野(以及知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我会认为如果250年之前,或者25年之前,斯密在北京醒过来,发现阿里吉暗示他会对中国的景象明显表示满意,他会感到非常惊讶的。

第二个困难是,斯密写作的世界是在工业革命或者现代公司(更不用说当代金融机构了)出现之前。而这些东西完全改变了斯密所认知的市场的性质。因而从对那个时候的市场的描述中引出对今天世界的建议,正如阿里吉(和其他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是一种知识上的冒险,我想对此阿里吉也是承认的。

如果你没有读到它们的话,我在此附上两篇New Left Review 上发表的对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论,Elvin写的第一篇提到一些你所提出的历史问题;Andreas写的第二篇考虑了门槛问题。第三个文本是我们在阿里吉逝世之前对他的长篇访谈,在其中他回顾了他的一生,回答了关于他的作品整体的一些重大问题。(安德森教授提到的三篇文章分别为Elvin, Mark. “The Historian As Haruspex.” New Left Review, Vol. 52,2008. Joel Andreas.“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New Left Review, No. 54,2008. Giovanni Arrighi: “The Winding Paths of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No.56,2009. —— 译者注)

非常期待与你再会!

祝好!

佩里•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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