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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 ——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

姜涛: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 ——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

(左起)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1921年3月摄于上海半淞园

文学评论2010.5
本文尝试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背景中,重新检讨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的言论与活动,以及对“社会学”与“文学”的译介,重点分析了他们的“志业”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潮流之间的对话关系,并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态度内在的历史张力。

将创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归因于"为人生"的启蒙立场,或仅从文学独立性的角度进行阐释,都有失笼统,并不能真正揭示"以文学为业"--这一"志业"态度,究竟发生于何种思想脉络之中,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关系,在其内部又交织着怎样的张力。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发起者,都曾投身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实践,他们后来对文学的参与以及理解,无疑也会携带着上述实践的痕迹。因此,稍稍将视线前移,重新考察文学研究会发起之前郑振铎等人的言论及活动,或许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再次从起点审视在"五四"与"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塑形性"关联。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所谓文学研究会的"前史",并不是什么崭新的话题,在描述该社团缘起时,一般论者都会提及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在1919年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以及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1。但单纯着眼于群体构成、组织形式、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延续性,还不足以呈现这段"前史"的重要性,与其孤立地描述社团、刊物的历史,不如将五四时期整体的社会思潮纳入到视野中。

《新社会》杂志依托的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本来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几个大学生,由于"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也"成了一个小单位"2。当这个"小单位"承担了《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在延续"社会服务"的思路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也获得了相当的反响,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3。终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劳动专号后,《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被禁,"小单位"的同人转而创办了《人道》月刊。

虽因"过激"之名遭到查禁,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社会》群体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十分激进。相反,他们自觉采取的倒是一条温和的改造路线。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就明确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渐进的"、"彻底的"、"慎重的"与"诚恳的",并请读者予以批评讨论4。在随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文中,郑振铎又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态度,并说明他们之所以要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做起,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5如果抽离了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在1919年底这一特定时刻,它却暗示出:当这个"小单位"形成并正式向社会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般性地表态,而是对自己的发言角度、立场,已经有所考虑、有所选择了。

出于对民国政治活动的普遍厌弃,从思想、伦理、文化入手的社会改造,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为青睐的方案,而在方法和手段上,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诸如"问题"与"主义"、"点滴的改造"与"根本的解决"之间的冲突,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内在的张力。《新社会》杂志创刊的1919年下半年,北京的知识界就爆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后来被叙述为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化的标志,但诚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冲突的双方其实不存在决然的对立,相互渗透的情况倒经常发生6。尤其是当新文化运动流于一种"纸上"的概念运动之时,出于对各种时髦"主义"的厌弃,对一点一滴实际运动的重视相当普遍。《新社会》群体最初选取的路线,似乎就呈现于这种背景中,与当时知识界的风气变动不无关联。比如,郑振铎多次指摘时人热衷的"纸上的事业",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7"纸上的事业"这一提法,并不是他的个人发明,此前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8在当时的报刊上,类似的说法也屡见不鲜。再有,上文提到的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全面阐发了《新社会》群体"点滴改造"的思路,该文恰恰是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后撰写的,其中的许多说法,也直接受到了陈的启发9。有意味的是,此文发表后,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也注意到了,还专门写了《现在的文化运动是否应得修正?》一文进行回应。对于郑振铎提出的方案,张东荪虽然颇多不满,但也不乏认同之处:"譬如郑君上头所说的第二条,说现在的文化运动多半是纸上的,这种见解便与我相同。"10张东荪的回应,让郑振铎非常兴奋,此后不断投稿《时事新报》,就文化运动的走向等问题,与张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权势网络中,《新社会》群体所占据的显然不是什么中心位置,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群体相比,他们在背景、学识、文化资本等方面,都处于某种劣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对文化讨论的参与,更多显现出一种位居"下游"的依附性。郑振铎与胡适、陈独秀、张东荪等人的对话关系,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在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他们主动选择的改造路线,是吻合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的,用张东荪的话来说,即:当新文化运动逐渐自我空洞化,甚至流于一场"纸上的事业"时,所谓"修正"的思路便应运而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新社会》群体不仅选取了相应的路线,而且这一路线也在"修正"中不断被再"修正",某种"分工"进行的专业意识,也随之浮现了出来。

"固本培元"的"分工"之途

上文提到,当空谈"主义"成为一种风尚,对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进行"修正"的呼声四处传来,但具体的"修正"方式却各有不同。如果说《新社会》群体所鼓吹的从实际做起、从下层入手、着眼于小区域等,代表了一种"自下向上"的社会启蒙与社会重建思路;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颇为强劲,那就是强调应从学理的角度、乃至专业分工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1920年初,在给《少年中国》月刊编辑的信中,《学灯》编者宗白华曾不客气地指出:

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真正发阐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

他建议《少年中国》月刊以后发表的文字,"篇篇都有学理的价值",根本打破"一切主观直觉的思想"11。对于"杂志之学"的反感以及对系统研究的强调,宗白华不是第一次表露,在"杂志之学"的持续批判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分工"的重要性。在《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他采用一种生物进化的想象,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12

将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当作是修正"纸上的运动"的关键,这并不是宗白华的个人看法,类似见解也被当时相当多的人分享。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新潮"大将"罗家伦撰写了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此文以"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副题,目的在于全面反思一年来的学生运动,针对出现的弊病提出解决之道,以求"固本培元",以"养成真正永久的活动"。在罗家伦看来,导致五四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在现代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为了进行纠正,他提出的最终方案则是:"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显然,在罗家伦的眼里,只有系统的文化运动才能解决五四的内在危机,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进行的知识活动,也被当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

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取向,是现代知识生产不可避免的趋向。在著名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就谈到:"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13韦伯的问题框架当然不能随意挪用,五四时代中国的情境有相当的不同,但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专业化"的问题并不是某种"后设"的虚构。自晚清以降,随着"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化,以"分工"为前提的现代知识体系,已逐渐深入人心,对学术独立性、专业性的强调,也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一贯的思路。然而,五四之后出现的对"分工进行"、"系统研究"的渴望,并不简单呈现于现代学科、知识体制自然扩张的脉络之中,而是内涵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紧迫感。简单地说,突然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一代青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同时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怎样消化那些异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思想资源,使激进的"行"得以在一钟稳定的"知"的基础上展开,成为许多青年面对的问题,某种知识上的焦灼感因而也普遍存在。1920年11月,在湖南从事社会运动的毛泽东,致信身在法国的萧三,信中就专门谈到:

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为抱恨,望你有以教我。14

在五四后一两年里,毛泽东曾多次做出这样的表白,他也一直希望通过成立"自修大学"等方式,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与毛泽东所代表的边缘知识分子相比,宗白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更完备的现代知识结构,后来也都曾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因而在他们身上,能看出一种对学术生活本身的兴趣。他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通过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来确立文化运动的基础,这也就是"固本培元"的含义所在。依照某种阐释,他们努力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精英性的"学术社群",让潜心于各种专业的现代专家发挥指导性作用,逐渐使中国的文化、政治步入合理化的现代轨范15

值得提及的是,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还曾发起一次会员终身志业调查,理由是"夫个人不自知其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人必终无成就。团体若不自知其各分子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团体必无成就,可断言也"16。在这项调查中,"志业"的提法饶有意味,它不仅与韦伯的概念"Beruf"之汉译"志业"恰好重合,也体现了大致相似的诉求,即:在现代的社会分工中,去从事某项事业,应当以一种明确的专业意识为前提,它要求一种全身心的价值投入感。无独有偶,"终身的事业"这个提法也出现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这段高调的论述,不仅传达了"为人生"的理念,同时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专业意识。它虽然出自周作人之手,但未尝不可看作是文学研究会发起者的共同心声。就本文的话题而言,这种专业意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相关的线索已包含在他们《新社会》时期思路的转换之中。

从"向下的运动"到"根本的学问"

虽然从创刊之日起,《新社会》群体就试图与诸多"纸上的事业"区分开来,尝试一条"自下向上"的社会改造道路,但实际上,在他们后来展开的工作中,这种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1919年11月,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之时,陈曾建议《新社会》改变体裁,变成一种"通俗的报纸,记载本会附近地方的新闻,随事发挥议论,专卖给一个地方的人看"。这种建议无疑吻合于《新社会》"从小区域"做起的思路,但郑振铎等人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依然将刊物定位于"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至于通俗报纸的刊行,"则俟之将来另外组织"17

暂时放弃下层的启蒙运动,或许与这项工作的难度及可行性的缺乏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郑振铎等人思路的转变。1920年4月,在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有修正的必要!前天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你的时评,也如此说。不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18他提到的时评,大概是张东荪在4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再答一苇君》,此文坦明了张的"修正"思路:"我所谓修正文化运动也是指此。将来果真人人不法这些直观的见解而埋头去研究一种学问,便是我们修正的效果。"这种说法与宗白华等人的相近,也是《时事新报》的基本论调,郑振铎的表态似乎又是在迎合这种风气。在这封书信中,郑振铎还反省了自己以前的"修正"方法,亦即《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提出的"自下向上"的点滴改造方案:"现在想起来,似乎过于具体,并且也已经过时;因为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向下的运动--来了!我想现在的修正应该从运动者的本身上着想。"具体说来,这里所说的运动者本身的"修正",说白了就是从所谓的"根本的学问"入手:"就是从前从事杂志事业的人,现在渐渐的有许多人觉着自己学问的不够,重又从根本上做工夫,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中国文明的再造,或者可以实现了!"19表面看,郑振铎重申的不外是"修正"的老调,但"此"修正已非"彼"修正了,它的重心已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启蒙转向了"实心实意"地研究学问。

过去的方案已然"过时","修正"的本身也需要及时调整,在郑振铎言论的转向里,仍不难看出上文言及的那种依附性。但"变"中也自有"不变":一方面,是反拨"纸上运动"的点滴渐进、自下而上的改造思路;另一方面,又保持着"传播社会学问"方案,仍回到"纸上的事业",二者看似有些矛盾,但实际上紧密关联。在《新社会》之后的《人道》杂志上,一位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了点滴改造与"分工"进行之间的关系。在《人道》创刊号上,陈其田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强调"社会越发展,职业就越复杂,分门别类,一界一界渐渐的自树一帜起来"20。而各"界"的分化,恰好与"零碎的社会事业"相关,因为这种事业的"手段不是'批发'的却是'零碎'的,不是空谈却是实行,看症下药,分门别类"21。在这位作者看来,在"批发"与"零碎"、"空谈"与"实行"的对峙中,"分工"似乎也成为点滴改造的具体手段。陈其田大谈各"界"的分化,目的无他,只是想强调当时"短了一个社会界",而这恰好是《新社会》、《人道》群体的强项,他们的"分工"意识也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学"的译介上。

"社会学"抑或"文学"

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视,本来就是《新社会》的一大特色,曾多次发表社会调查或研究,就"女佣"、"婚姻"、"犯罪"、"强奸"、"自杀"等问题展开讨论。1920年初,社会实进社还召开会议,决定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22。在谈及"书报介绍"的时候,他们也明确表示:"我们的介绍是以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书籍为限,而不涉旁的科学的"23。将刊物的重心设定于社会学一项,此承诺也基本得到实现。在《新社会》以及后来的《人道》上,有关社会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介绍,都占有相当的版面。在1920年4月社会实进会的会议上,还通过了瞿世英的提议,邀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演讲社会问题、社会学原理及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24

谈论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一般都要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群学"(社会学)的阐发讲起,自清末民初,包括早期的生物社会学、稍后的心理社会学,甚至处于萌芽阶段的文化社会学,都曾被引进中国,并渗透到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中25。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更是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26,《新社会》群体的译介工作,自然呈现于这样的背景中。但他们对社会学的这种"偏爱",似乎也与社会实进会的性质及资源有关。在社会学的历史展开中,教会因素的介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譬如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就依靠于一批热衷于社会改革的人士,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都是牧师的儿子,或本人当过牧师,或在神学院就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初几任会长,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都曾担任过新教牧师的职务27。社会学在中国的萌芽,在某种意义上,也离不开教会主办的教育事业。最早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学院,并专门培养这一类专业人才的,就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28。据郑振铎回忆,五四前一年,他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看书,由于那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很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并认识了青年会干事步济时。这个美国人步济时,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还曾一度担任过系主任。1918-1919年间,他与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这是我国都市社会调查的开端"29。正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在步济时的指点下,郑振铎等几个青年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单位",对社会学的兴趣被激发出来30

详尽讨论《新社会》群体对社会学的译介,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是在同时,他们也开始着手于另外的工作。在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里,不仅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丰富,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也最多,而那个美国人步济时,"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31。在这个图书馆里,郑振铎等人不仅接触到了社会学,文学之门也向他们敞开了。就在《新社会》大力向读者推介"社会学"的同时,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工作也热烈地展开。耿匡、瞿秋白在《新中国》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大量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郑振铎相继撰写了《俄罗斯文学底特质及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等论文32,《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也于1920年7月由《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他们的译介工作,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后来该群体成员参与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丛书",进而得以与商务印书馆接洽,乃至文学研究会的创立,都肇始于1920年间他们对俄国文学的"极力介绍"。

从类型上看,"社会学"与"文学"肯定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在《新社会》群体这里,介绍社会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这两项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冲突33,它们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共同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自我修正方案中--社会改造运动应从运动者本身的改造着想,最终都服务于"中国文明的再造"34。从他们的角度看,在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构架中,"文学"和"社会学"一样,不单是自我情感、经验的表达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有用的"学问",需要以"工作"的方式来推进,而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们除致力于翻译、批评等工作外,也十分重视"文学"知识的普及,思路与《新社会》时期大力译介"社会学",似乎也并无二致。

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

无论是大力介绍社会学,还是翻译俄罗斯文学,从文学研究会的这段"前史"中可以看出,"以文学为业"的态度,不是抽象提出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到五四社会改造思潮的脉络之中,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修正"意识紧密相关。这种"起点"决定了文学在郑振铎等人那里,作为一种工作,或作为一种"志业",一方面发生于"固本培元"、"分工"进行的思路之中;另一方面,它又绝非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场域,而是关联着社会改造、伦理革命等诸多命题。换句话说,知识传播与社会改造、专业分工与互助联合,在他们的眼中,还不是彼此冲突的领域,而是能够相互沟通、相互推动35。从某个角度说,正是这种内在的开放性和有机性,而非"为人生"的笼统理念,或许才是郑振铎等人文学"志业"态度的历史独特性所在。

如果扩展来看,这种态度也并非孤立,它发生于"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之间有机关联的总体想象之中。依照五四时期的思想逻辑,文化、伦理的变革最终导致社会的变革,不同的"场域"不仅交错重叠,而且应该呈现出"一元化"状态,用陈独秀的话来讲:文学、政治、伦理本是"一家眷属"36。1920年初,郑振铎曾有所针对地称:"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37这里,他强调的是下层启蒙的重要性。一年多以后,他又有这样的表述:"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38这两段话的表述方式十分相似,社会革命的发生要追溯更根本的动因,只不过"由下向上"的社会启蒙,被替换为"悲壮、写实"的文学。

然而,文化与政治的有机贯通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特性,但某种内在的紧张也一直存在,五四之后激进思潮的分化线索或许就包含其中。以《新青年》为例,在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就明确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9日后,《新青年》的重心的确落在思想、伦理、文学之改造上,但对于时事政治,也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关注,有关"孔教"等问题的批判,也指向共和与帝制的纷争。在文学研究会的"前史"中,类似的紧张也同样存在。瞿秋白曾言《新社会》停刊后,《人道》的倾向已有所转变:"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40。对此,郑振铎也有追述,他谈到《人道》月刊定名时,瞿秋白当时表示了反对,原因是"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41。《人道》之名引发的这场小小的争论,经常为后人提及,以表明五四之后该群体的分化。但事实上,即使是在《新社会》的时期,瞿秋白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对于当时热闹的社会改造思潮,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思意识,明确地将文化运动、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区分开来,暗示从文学运动到社会运动尚有很大的距离42

瞿秋白的相关言论,暗含了某种忧虑和抵拒。在五四之后激变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在各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实践纷纷挫败之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自动关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本持"一家眷属"看法的陈独秀,在1920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还专门谈到:"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43。到了1921年,他却特意撰文指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虽然承认文化运动的价值,但已指出了有机性的迂阔,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44。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郑振铎等人选择的显然是文化运动,但两种运动之间的有机性想象并没有改变。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先有了"托尔斯泰","列宁们"自然会随之产生。但问题是,"分工并进"的知识活动与社会改造的总体抱负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郑振铎等人的尴尬在于: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仍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有机关联为前提;另一方面,当文学作为独立的"场域"分化出来,他们的努力其实也暗中加剧了有机性的分化。20年代初,伴随了新文学的扩张,"研究文学和享受文学逐渐成为多数人的欲望"45,文学青年大量涌现,感伤的诗歌与小说风行一时,文学不仅独立了出来,而且进一步实体化了、甚至消费化了。"为人生"文学的倡导者们,自然对于这种状况不满,开始呼吁"血与泪"的文学,希望能借此挽回文学工作的历史现实性。但"血与泪"的呼吁不免又被吸纳到文学"场域"的内部,成为一种风尚化的符号游戏。

概言之,在社会改造的总体视野中,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应呈现出一种彼此连带又彼此区分的动态关系,但在五四之后"分化"与激变的语境中,上述关系一旦丧失了"动态"特征,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化的区分被接受下来,郑振铎等人的尴尬之处就显露了出来。1923年底,《中国青年》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的文章,集中火力对当时兴盛的文学运动展开批判。在发难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作者秋士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对于这些"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作者的态度是":我很抱歉地说,实在他们只是'有意'罢了!"46。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但早有学者推测,"秋士"可能就是瞿秋白的笔名47。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他的话显然是针对他的老朋友们的,他明确呼吁激进的青年们要在"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中做出选择,二者的对峙表明了五四时期整体性方案的进一步分化。

更有意味的是,在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青年》上,当"文学"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提倡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的文章、通讯发表了多篇,"《中国青年》是提倡社会科学之研究的",也成为杂志明确提出的口号48。当然,此时他们倡导的已不是资产阶级"孔德系"的社会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重要的不是社会学内容、性质的变化,而是某种知识有机性的彻底分裂。文学批判与社会科学的提倡同步进行表明:在峻急的历史现实面前,不同的知识之间是有轻重缓急的区分的,"什么样的知识更为紧迫"的提问,已取代了五四时期分工合作的温和方案。

 

 

1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2郑振铎:《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2卷,第63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3此种评断出自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发给北洋政府的密电,见《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第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4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创刊号,1919年11月1日。

5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6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郑振铎:《纸上的改造事业》,《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8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

9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10东荪:《现在的文化运动是否应得修正?》,《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6日。

11宗白华:《致〈少年中国〉编辑诸君书》,《少年中国》1卷3期,1919年9月15日。

12宗白华:《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

13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第138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14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一文中有关五四前后所谓"新学术运动"的叙述,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及反思》,第221-2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6此项调查由少年中国学会欧洲同人提议,引文出自《致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2卷4期,1920年10月15日。

17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18郑振铎《:通讯》,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19同上。

20陈其田:《短了一个社会界!》,《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1陈其田:《零碎的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2《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新社会》8号,1920年1月11日。

23郑振铎:《书报介绍》(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新社会》11号,1920年2月11日。

24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5有关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见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三联书店,2006年。

26社会学家孙本文曾言:"欧美新文化思潮,源源输入,社会科学思想,渐受知识分子的重视,而尤以五四运动以后为盛。社会学的译著,亦渐见增多,各大学中添设社会学课程,并进而创办专系,造就人才。"(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0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

27王康主编《:社会学史》,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该校于1913年设置了社会学系,由美国教授授课,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第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ll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

30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郑振铎全集》第2卷,第580页。

31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郑振铎全集》第2卷,625页。

32上述几文分别发表于《新学报》第2期,《新中国》2卷7期-8期,《改造》第3卷4期。

33直至1921年6月,郑振铎在一篇随感中仍强调:"文学与科学与哲学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郑振铎:《随感录》,《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8日)

34郑振铎:《通讯》,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35事实上,《新社会》同人在社会学、文学译介之外,并没有放弃其他社会活动,仅以"小单位"中最活跃的郑振铎为例,他的身影也常现于其他的小组织之中。

36陈独秀:《答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

37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38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39记者(陈独秀):《答王庸工》《青年杂志》l卷l号,1915年9月15日。

40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4页。

41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2卷,第632-633页。

42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8号,1920年1月11日;《文化运动--新社会》,《新社会》15号,1920年3月21日。

4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44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45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资料》(中),第7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6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5期,1923年11月17日。

47张毕来:《1923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8页,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

48启修:《俄国的社会科学》(编者前言),《中国青年》22期,192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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