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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把哲学和科学、哲学和政治、戏剧和科学、戏剧和政治等同起来。而是必须在哲学中，如同在戏剧中，占据一个代表政治的位置。要想知道这个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在哪里，就必须知道哲学和戏剧如何发挥功能，以及政治 (和科学)如何在其中被代表。

出路在何方？人类在21世纪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宪法秩序？

戏剧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重要的文艺形式全面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摩登时代》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技巧的余韵：当他轧扁了机械师傅的喷油壶时，他建议把它改作铲子。但整部电影都应当被看做对这种人与其创造的物体之间的冲突的搬移，这种冲突通过机器，被抬升到大写的历史和社会的高度。

短篇小说。

S.2838《维摩诘经》是敦煌发现的一卷高昌王国写经。本文首先考释了题记中所说的“清信女”为高昌公主,“父王”为高昌王麹文泰,“太妃”为麹文泰之母张太妃,“王妃”为麹文泰之妻张氏。接着论述了麹氏王族、高昌张氏家族与敦煌张氏家族的关系。最后肯定此卷写经是高昌公主和丈夫至敦煌探亲和拜佛时施入敦煌某寺的。

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人民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因为本·阿里在1987年发动的推翻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不流血政变就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对于现时的突尼斯人来说，那次政变是一个讽刺，更是一种耻辱，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动称为“尊严革命”

石剑峰：您是作家，但在过去一二十年，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参与各类社会运动，甚至街头政治。在您看来，影响1949年以来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蓝博洲：我目前还是统一联盟副主席，因为太多社会事务，影响了写作，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写作。这几年我参与的最重要社会运动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历史的调查和平反。内战的悲剧、1950年朝鲜战争及其冷战格局，这些背景，决定了台湾1950年代后的发展，以及长期与大陆分离。"台独"派要搞分离，但结果肯定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包括战争危险，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大陆了解岛内的历史、百姓的感受，也能比较好地做两岸对话的工作。大陆对台湾不了解，经常做错一些事情，特别是经常会找错联系人，怎么对台湾做统战工作？比如文学上余光中，然后被"台独"派利用。其实台湾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民主运动，只是中间被"白色恐怖"割断了，但也绵延不绝反对国民党独裁，只是后来被民进党接收。在日据时代，台湾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已经有现代民主的观念。1895-1915年是二十年武装抗日，后来终归都不可能成功，殖民地台湾的有识之士开始用现代意义的社会运动反抗日本，也就是所谓文化斗争、议会斗争和工人运动，这也是民主运动，只是对抗的对象不同而已。这个时期有民主、民族运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因为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在组织上属于日本共产党支部，也属于第三国际，但实质上的关系和日共没有太多关系，反而和大陆的共产党关系更为密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对台湾殖民地相对宽松的政策转变为全面压制，这个黑暗期一直持续到《开罗宣言》，台湾反抗日本殖民运动就走向了光复运动，台湾知道战后它会回到祖国。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但紧接着就是"二二八"。"二二八"让一部分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产生扭曲，有些人开始对国民党及其代表的中国有一种反感的情绪。但还有部分人从对国民党白色祖国的失望中，发现还有一个红色祖国，很多重要的知识精英和学生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地下党。到了1949年，国民党就开始抓人了，一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蒋介石以后，他才敢全面肃清。而之前蒋介石只敢杀外省人。"白色恐怖"跟未来的两岸统一是有关的。今天的"台独派"，也只有这个东西，在历史解释上跟统派作斗争。"白色恐怖"指的是1949年到1954年那个时期，也是在那个时期所谓"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协防条约，这也是两岸长期分离的历史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岛内来讲，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把台湾日据时期以来的现代意义思想观念运动，统统消灭。蒋介石一来，台湾成为一片荒土。1949年后只要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他们的书不能读，台湾以前的东西，也不能读。所以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人，除了那些所谓反动的材料和教条，很少有东西读。到了白先勇、陈映真一代，他们开始反叛。他们英文比较好，开始读西方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慢慢理解现代主义有问题，所以后来有了所谓乡土文学的论战。他们的反省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要关心历史和社会，要了解这块土地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对这段历史，民进党和"台独"派一直在制造一个说法，就是国民党外来政权对台湾本省人的迫害。这是似是而非，国民党对人民的迫害不只有台湾人，做历史研究你就会知道，国民党对所谓外省人的迫害更为严酷。石：但不少人会把"白色恐怖"与"二二八"混淆起来。蓝博洲： "二二八"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真刀真枪地干，和"白色恐怖"是不一样的，但很多人包括民进党故意混淆了二者。"二二八"被大批的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之后，台湾的政治气氛顿时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那些为特务利用，参加"治安维持队"的学生，首先遭到被屠杀的厄运。但光复初期台湾学运在经历了"二二八"后不得不暂时在校园里潜伏下来了，到了1949年春天，以台大和师范学院学生为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把光复以来的台湾学运推到高峰。但紧接着，"白色恐怖"就来了，"白色恐怖"是思想上的反动和肃清，许多人什么都没做就被国民党杀了。民进党为了"台独"，片面解释历史，脱离历史，这样只能把台湾老百姓带上死路一条。事实上，"二二八"之前的台湾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始于1920年代，基本上，它是台湾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1921年10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其主要成员便是学生。以1922年2月爆发的台北师范学校第一次骚扰事件为开端，日据下的台湾学潮从此正式开始。"九一八"后，因为社会空间的压缩，学运也暂时中止。而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通过1930年的雾社事件而联系了原住民的抗日运动，并得到中国大陆人民的支持，它不再只是台湾一地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是纳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石：除了"白色恐怖"，1949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大陆比较关注的还有台湾的社会民主运动。蓝博洲:1949年是白色恐怖，之后是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地上是"保钓运动"，地下也有很多小的政治组织反对国民党，比如成功大学学生串联，后来都关起来有判死刑。"保钓运动"从海外到岛内，都有参与。再之后是"乡土文学"论战，是对"保钓运动"的延续。"乡土文学"论战影响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从西化转向认同本土、乡土。但"乡土文学"论战果实后来被国民党瓦解，被民进党利用。民进党人并没有参与"乡土文学"论战，因为这是要坐牢杀头的，后来他们把"乡土"扭转为狭隘的地域性排他性本土。再后来就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这其实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公开审判政治犯。公开审判的结果是制造了一群政治明星包括陈水扁等，紧接着就成为民进党的夺权运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美丽岛"也成为民进党后来执政的道德基础，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的功劳都归于这些"台独"派名下。石：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的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举个例子，龙应台《野火集》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国民党开明派看到社会已经这样，他们通过媒体支持这个论调。《野火集》里面的问题，大家早就都谈过了，没有新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但她就变成了名家，成为华人世界的代言人。殷海光他们的影响基本在知识界，他们当然也遭到国民党迫害，但同时别忘了他们也反共。我年轻时候也读他们的书，但影响不大。年轻时候受到李敖影响很大，给我一种勇气敢于反抗专制，但再后来呢？他也没有武器了，只有反抗而已。反抗的对象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由哪些人组成台湾社会？他的所谓不公平是如何组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所以我后来更推崇陈映真，因为他对台湾社会有分析。石：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是不是也随之衰弱了？蓝博洲:这是在所难免的。台湾在1990年代以前的各类蓬勃兴起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民主化运动，但后来各个阵线运动都被民进党收割了，转为民进党政治资源。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严，一直到陈水扁当选，台湾民间的民主社会运动被收编。既然成为民进党的工具，那么传统的社会运动萎缩就不可避免。而且像陈映真、南方朔等人，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不参与社会政治，所以在地方上并没有所谓代言人，自然而然噤声。只剩下零星个别的年轻的团体，我们老运动员也不能浇冷水，叫我们免费演讲可以，但没有那个劲，不像我们以前搞社会运动有一个很清楚的针对性。劳工运动都还有，但在两岸政治和全球资本的现实下，难以运作。比如你对郭台铭搞劳工运动，那他就把工厂迁到大陆去，这就马上又成为一个两岸议题。"台独"派就会马上吵起来，说大陆收买台湾资本家。所以台湾的独特性在于，目前的任何社会运动经常会归结到"统独"问题，这是最主要的矛盾。"统独"矛盾不解决，很多朝野问题没办法解决。这个时候你就会清楚看台湾问题。那些民间社会运动组织和个人被收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具有政治自主性，那么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方力量呢？这个第三方力量就是左翼传统。台湾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声音和政治诉求团体，最后把政治诉求都寄托在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上。为什么这样？台湾左翼传统完全断绝了，也就是白色恐怖时期，统统消灭，左翼彻底薄弱，只有陈映真他们维持了一点传统，这样的声音在台湾太弱小。只有这样的声音大了，才有真正的反对力量，因为两党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一个要"台独"，一个要"独台"而已。而且在台湾的左翼运动中，内部也有分歧，有些人只谈左不谈"独统"，像我们是既讲左又谈统，所以我们被说成北京的官府派，这是认识上不同。一般人甚至大陆的学者，对台湾民主有一种不实际的期待和幻想。那个选举就是金钱游戏。有一个财团支持我，我一定当选"立委"，但我也一定要为财团服务。陈水扁参选，谁来支持他？长荣集团。支持你干嘛？政治为经济服务。但你坚持搞"台独"，而长荣要做两岸航运，那肯定把你给抛弃。长荣一定是"台独"吗？不见得。-- 蓝博洲先生1960年出生，苗栗客家人，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等人触及社会思潮，原本想从事小说创作的他，在搜罗资料时读到"二二八"的相关文字，引发他寻访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台湾历史写作，致力于揭露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他耗费大量时间，亲身探访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亲历者，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资料中整理人物的命运线索，一步一脚印地建构起那些被历史遗漏的片段，接连发表了《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3-1945年》、《白色恐怖》、《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等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历史写作，用历史真相反驳"台独"派的历史合法性。写作之外同时拍摄相关的受难者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在调查写作的同时，蓝博洲还参与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甚至曾参选苗栗"立委"。 

一、蒋庆的"王道政治"在过去一些年里，蒋庆一直在大谈"政治儒学"、"王道政治"、"儒教宪政"，其目的据说是为了处理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他看来，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或"政道"问题。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被某些人奉为楷模的西方，这个问题都解决得不好，甚至存在严重危机。中国的问题据说是"合法性缺位"。为什么会出现"合法性缺位"问题呢？因为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固有文化崩溃，完全以外来文化--或自由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即僭越了儒家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正统主导地位，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 西方的问题则是"合法性失衡"。在蒋庆看来，"西方政治由于其文化的偏执性格，在解决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一重独大，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在近代以来是偏向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中世纪则是偏向神圣合法性一重独大"。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西式民主政治已变得"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2}有没有办法可以既解决中国的"合法性缺位"问题又解决西方的"合法性失衡"问题呢？蒋庆的答案是"有"，那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当然并不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因为如果进入"大同"世界，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免有耻，无讼去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远近大小若一"，根本不需要"王道政治"。然而，在依然存在权力支配的现实世界（"小康之世"），"王道政治"不失为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它应该成为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发展方向。{3}"王道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王"字。儒家经典采取"音训"和"形训"的方式来阐释这个字的意义。从发音看，《白虎通德论》解释说，"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从字形看，孔子指出"一贯三为王"；董仲舒则强调，"王道通三"，他的解释是"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书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4}正是依据儒家经典，蒋庆断言，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必须由三个组成部分，即天道合法性（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合法性（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人道合法性最容易理解，蒋庆把它定义为"以民意（人心归向）为根本"。地道合法性的基础是儒家的"大一统"说。蒋庆的解释是，各国的政治秩序必须遵循本国的文统、道统；在中国，就是必须遵循儒家的文统、道统。天道合法性最难理解。冯友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天"有五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5}在写作《政治儒学》时，蒋庆似乎同意冯友兰的说法，但只强调"天"有四义，即主宰之天、意志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6}不管是五义还是四义，"天"的内涵都不清楚，很容易引起歧义。也许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蒋庆在最近的文章中把天道这种"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解释为"道德"或"实质性道德"。{7}在2003年出版《政治儒学》时，蒋庆将人道合法性摆在首位，把它称为"王道政治第一义"。{8}不过在最近的文章中，蒋庆已将天道合法性移至首位，"其根本理据是：天与地和人相比，处在乾道'首出庶物'而为'百神大君'的主宰性优先地位，天与地和人之间不是平面化的对等关系或者说平等关系"。{9}"政道"层面的"王道政治"必须落实到"治道"层面上；否则它不免有点虚无缥缈。蒋庆建议，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乍听起来，这样的制度安排似乎与近世西方政治体制很相似。不过，蒋庆构思的议会却很不一样。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推举与委派的儒士构成，这些儒士必须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融会贯通。"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孔府衍圣公指定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议会权力，法案须三院或二院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司法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10}俞可平有句话现已传遍海内外，即"民主是个好东西"。{11}蒋庆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一定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蒋庆的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12}这篇评论将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二、病症：合法性危机？蒋庆之所以围绕合法性做文章，是因为他假设存在合法性危机。姑且把合法性是不是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制会受到所有人全心全意的拥戴。例如，共和取代帝制后，有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质疑民国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年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它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某些人质疑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并不构成合法性危机。那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蒋庆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都面临合法性危机呢？对合法性可以作两种理解。规范层面上的合法性涉及政治权力的来源是否正当（rightful，justifiable）；{13}实证层面上的合法性涉及政治制度是否有能力让人们相信现行体制对本国是最适当的体制。{14}很明显，实证层面上的合法性是个政治学问题。当人们普遍认为现行体制对本国不是最适当的体制时，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规范层面上的合法性则是个道德哲学问题。然而，如果道德哲学家（或以道德哲学家面目出现的政客）对某类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否定不能影响生活于其中人们的想法与行为，他们的判断只具有学术意义，并不构成合法性危机。因此，归根结底，一种体制是否面临合法性危机要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否认为其权力来源正当，是否相信现行体制对本国是最适当的体制。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判断是否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天下"是否"归往"。由是观之，中国存在合法性危机吗？蒋庆认为"中国政治合法性长期缺位"。无独有偶，西方主流舆论也一直坚称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这种说法反反复复说了几十年，现在几乎被当作铁板钉钉的事实。很多西方、港台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政客演讲都把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作为推演他们"理论"的出发点。久而久之，中国内部也有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采取规范层面的合法性作为衡量尺度，蒋庆当然有理由认为，中国"合法性缺位"问题很严重，因为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或"三重合法性"在当代都付诸阙如。问题是，蒋庆自己也承认，所谓"王道政治"是儒家以传说中三代圣王之治为原型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三代以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一直未能完全落实。换句话说，中国的"合法性缺位"问题由来久矣，至少已存在了两千多年。同样道理，如果在规范层面采用西方的合法性尺度，中国也一定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熊彼特的"民主"标准，没有竞争性选举。{15}然而，如果以"天下归往"为尺度，局面就大不一样。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中国出生、在西方工作的学者）就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很多次大型问卷调查。最初，当有研究发现中国"天下归往"的程度很高时，西方学者的普遍反应是：被调查者不敢说实话。因此，其后的调查都加入了防止被调查者说谎的机制（如允许他们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每次调查的结果仍然一样。{16}有一段时间，得出这样结论的论文很难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因为匿名评审人先入为主的偏见让他们毫不留情地"枪毙"了这些研究成果。{17}不过，铁一样的事实毕竟难以抵赖。现在，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相当高。{18}Bruce Gilley对72个国家在世纪之交的合法性进行了排序（见图1），这些国家共有51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3％。Bruce Gilley的合法性有两个维度：态度与行为。有关人民对政权态度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有关人民的行为是否显示对政权支持的数据由三个指标构成，选举投票率，公民抗议中使用暴力的频率，以及所得税、利得税、物业税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图１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只看态度维度，中国在72个国家中排列第二（8.5），大大高过美国（7.12）和印度（5.89）。应该说，Bruce Gilley设计的行为维度对中国不太公平，因为中国引入所得税的时间不长，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它进行五五分成；另外，中国还没有开征物业税；而这些制度安排与老百姓是否支持政权毫无关系。但即便如此，按照Bruce Gilley的行为指标，中国也在72个国家中排在第13位，大大高于许多所谓"民主国家"。{1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名是《东亚怎样看待民主》。{20}该书涵盖了东亚八个国家或地区，书中所有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全面的、严格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在所有问题中，有两个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相关，即人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21}依据该书提供的数据，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最接近"天下归往"的理想（见图2）。综上所述，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缺位"问题。蒋庆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是，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这种批评似乎意味着蒋庆接受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享有"民意合法性"。只不过，蒋庆认为仅有这一重合法性是偏颇的、失衡的。但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果真享有"民意合法性"吗？在欧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经常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满意民主的表现？"这些调查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在那些国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民众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22}由此，不少人得出结论，欧美国家享有"民意合法性"。不过，"您是否满意民主的表现"这种问题意义太含混，它可以被理解为第一，满意现任政府，第二，满意现行政治体制，第三，满意民主这种理想形态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满意上述三种选择的任意组合。因此，它实际上是个类似"垃圾桶"的问题，没有太大意义，不必认真对待。{23}如果改问"您对政府有多大信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90个有调查数据的国家中，越南与中国高居榜首，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最强，而大部分欧美国家就排到后一半去了，如美国排58，英国排68，法国排77，德国排87。{24}假如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对政府没有什么信心，这种政治体制能有多大"民意合法性"？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中，代表民意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所谓"民意代表"，即国会议员或议会议员。正如美国《新闻周刊》主编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无数个民意调查中，当美国人被问及他们最尊敬哪些公共机构时，三个机构总是名列前茅，即最高法院、军队和联邦储备银行。这三个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所谓民意代表机构。恰恰相反，正是那个所谓民意代表机构--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垫底的位置。{25}Fareed Zakaria说这番话是在2003年，而2010年4月18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美国人民与其政府：不信任、不满意、愤怒以及党派积怨》再次证实了这个观察。它发现只有24％的美国人对国会的所作所为持肯定态度，高达65％持否定态度；国会的声誉仅比因金融海啸而搞得臭名昭著的银行与金融机构略高一点。{26}不仅美国的民意代表机构没有多少"民意合法性"，在欧洲多数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图３依据"欧洲指标" （Eurobarometer） 2005调查数据绘制而成。{27}除了两个弹丸小国（只有50万人口的卢森堡和只有100万人口的塞浦路斯）以外，民众对象征暴力的警察比较信任，而对头戴"民主代议士"桂冠的所谓"民意代表"很不信任。在图中列举的29国中，对"民意代表"的信任度平均只有37％，虽然比美国要高一些，但还是十分低。而对警察与"民意代表"信任度的差距平均值为25.9％。在英国、法国、德国三大国，对两者信任度的差距更高达40％ ～ 50％。如果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被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代表民意，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任，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多大"民意合法性"，更不用说什么"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了。与蒋庆批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过于"民主"不同，我认为这种制度的问题是不够民主。近代以来，"民主"二字之前平添了不少修饰词，如"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民主。"自由"和"宪政"把大量与人们福祉息息相关的事物排挤到民主决策以外；"代议"将民主变成了几年一次的仪式，限制了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选举"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被选举权，使选举产生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寡头"色彩、{28}或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所说的"贵族"色彩；{29}"多元"则掩饰了经济、社会、政治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及其后果。总之，加上这一系列修饰词后的民主是异化的民主、去势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是更多代表强势集团的民主，而不是代表广大民意的民主。{30}看来，断言中国"合法性缺位"、西方"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并不准确。三、"处方"：王道政治？看病要对症下药。如果对病因诊断有误，所给出的药方难免效用不彰。这既有"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势"方面的原因。从"理"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问题不是"合法性缺位"、西方的问题不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王道政治还应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选择吗？还应"作为人类政治理想来追求的政治"吗？{31}理想只有在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才值得追求，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现实的乌托邦"。如果理想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能实现，那不过是空想而已。上面已经提到，儒家先贤讴歌的"王道政治"是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原型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而"三代"本身是东周时期生造出来的"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考古资料至今不能证明夏代的存在，只是传说而已。{32}且"三代"以后，按蒋庆的说法，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一直未能完全落实。再好的理想，如果两千多年都无法实现，人们都有理由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仅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想而已。人们更有理由质疑，如果这个理想在等级观念占主导的古代社会都实现不了，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中国怎么会有实现的可能？即使经过蒋庆的重新解读，以"三重合法性"为特征的蒋氏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也未必是值得追求的"现实的乌托邦"。体现在制度安排上，蒋庆的"儒教宪政"由儒教宪法制（司法形式）、虚君共和制（国体形式）、议会三院制（议会形式）、太学监国制（监督形式）、士人政府制（政府形式）构成，其中他关于议会三院制设想较为成熟。一言以蔽之，"儒教宪政"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构想；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精英主义，而是儒士精英主义，或以儒士为核心的精英主义。{33}倡导这种精英主义必然是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中国与西方现行体制都不够精英主义；否则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倡导精英主义了；第二，只有（儒士）精英才能洞悉"政道"，通晓"治道"，代表"天道"与"地道"；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能力洞悉"政道"，通晓"治道"，也没有能力代表"天道"与"地道"。但这两个假设都不能成立。先说他的第一个假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50年代后半期起，他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4}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5}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36}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 ～ 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37}"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想的途径。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38}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39}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然而，改革开放是以反对"平均主义"起步的。三十年过去后，亿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来政治上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他们也利用手中的资源与知识向政治领域渗透。现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40}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到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上。在毛泽东激烈主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后期，工农兵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工农代表超过一半。"文革"以后，工农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届人大的18.46％。2008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据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农代表具体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约占三分之二。{41}至于全国政协，那更是个各路"精英"的俱乐部，它的2237位委员分别代表34个界别。虽然全国政协里也有 "全国总工会"和"农业界"的代表，但他们多为专职工会干部和农业专家，几乎没有普通工农的代表。{42}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时，加塔诺·莫斯卡就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43}维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论"。他们预料，普选时代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成了统治阶级，但实际上，社会还是会由一批精英统治，而这批新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份子。{44}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提出"精英理论"，欧美各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证实了他们的预测。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而在选举时，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大量跨国历年数据表明：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换句话说，社会精英阶层比下层民众参与选举的频率高出很多。{45}不仅社会精英阶层投票更积极，绝大多数在选举中胜出的人也来自精英阶层。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435个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百万富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46}说这些是百万富翁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例如，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他的家庭资产达3.4亿美元。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团体。{47}除了积极参与选举影响决策者的挑选或亲自出马担任公职以外，社会精英阶层也会不遗余力地用游说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过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义"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个团体的存在使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牵制、避免任何团体独大，从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代表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众团体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48}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平等：精英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下层民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酣时，普林斯顿大学Larry M. Bartels教授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平等的民主》的专著。{49}当时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50}这本书分析了第101、102、103三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不同收入群体诉求的回应性。它发现，参议院对高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很显然，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为己任。{51}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过于精英主义，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如果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已经具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人们不禁要问，蒋庆倡导进一步强化精英主义到底是有助于实现"政道制衡"，还是会加剧他所担心的政治结构失衡呢？再看蒋庆的第二个假设。精英或大儒能够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吗？这首先要看"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的内涵是什么？如果它是指抽象的"实质性道德"，所谓"实质性道德"是普世价值吗？蒋庆似乎并不承认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那么它只能是"本土伦理"。{52}问题是，用蒋庆否定"全球伦理"的论证方式，人们也可以论证儒家伦理只是中国本土伦理的一支，而不能垄断本土伦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否则就犯了与"西方中心论"一样的"儒家中心论"的错误。如果儒教不能垄断本土伦理，成立一个"通儒院"来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本身似乎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哪怕接受本土伦理等同于儒家伦理，回顾中国儒学史，人们也会从另一个角度对大儒能否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产生疑问。蒋庆本人对"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新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做过区分。在他看来，未能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学"不过是"诱人玩赏的无谓光景"，而且它还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53}他对"政治化的儒学"的批评更严厉，指责它"完全放弃了对崇高价值理想与未来大同希望的终极关怀，丧失了批判现存体制与自我批判的能力，与现实统治秩序彻底一体化，异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沦为完全为现存体制与统治者利益辩护服务的政治工具"。{54}在儒学发展史中，汉代的儒生曾把儒学神学化，弄得儒学乌烟瘴气、鬼话连篇。魏晋期间，士人又"大畅玄风"，把儒学玄学化。隋大业年间引入科举考试制度，在随后的1300年间，儒学则成了一代又一代儒生出人头地、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汉语中流行的说法，如"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假道学"之类不就是基于对儒士们言行不一的观察吗？中国历代贪污猖獗，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不都曾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士吗？一部《儒林外史》让我们看到多少唯唯诺诺、蝇营狗苟的儒士？其实，大儒也概莫能外。野史中非议理学大师朱熹的记载未必完全没有依据。{55}而抗日战争期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三巨头"汉奸之一的王揖唐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他一边配合日本人在华北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和残害抗日民众，一边开办"国学院"，举办幼儿国学训练班，把国学当成奴化灌输的工具。以研究儒家出名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郑家栋大概也够得上"当代大儒"的称号，而2005年他却因涉嫌偷渡六位女子出国而被捕判刑。{56}虽然事后有人说，郑家栋犯罪与儒学无关，问题是事前人们如何能辨别哪些儒士是真儒士、哪些儒士是伪儒士呢？如果蒋庆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的批评成立，如果儒学确曾在很长的时间里步入歧途，如果相当多的儒生言行不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仅凭熟读《四书》、《五经》，儒士就有把握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呢？是不是有必要对儒士进行甄别，像以前区别真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真伪儒士进行考察？谁又有资格来实施这种甄别呢？如果未经筛选的儒士不能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他们与其他文化精英能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吗？这就涉及到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了。"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早在1952年就有两位学者收集了164个不同的定义。{57}蒋庆所说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指 "历史文化传统"，亦即世代相传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如果的确如此，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应该既包括经典记载的、由社会精英传承的"大传统"，也包括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口口相传的"小传统"。{58}这里我们不必去纠缠"大传统"与"小传统"到底哪一方决定另一方。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活的、随时代变化不断演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互动。不过，蒋庆似乎有将"历史文化传统""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趋向，好像它是一部先贤早已写就的"天书"，只有掌握"密码"的儒士和文化精英才能解读。但是，如果"历史文化传统"是活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总和，它的解读就应该有普通民众参与，不能成为儒士与文化精英的禁脔。上面从"理"的角度讨论王道政治"可欲性"，现在转向"势"的角度讨论王道政治的"可行性"。蒋庆很清楚，要在中国实现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最起码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配合：一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全面复兴，二是中国朝野自发形成具有共同儒学信仰与行动意识的规模巨大的"士群体"，三是'孔孟之道'入宪"。{59}他同时又乐观地断言，"这三个条件在将来的中国不是不可能实现的"。{60}这里，也许谈 "可能性"（possibility）不如谈"或然性"（probability）。当然，谁也不能完全排除实现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不过，儒教回到正统地位、成为"王官学"的几率似乎很低。贝淡宁（Daniel A. Bell） 对中国的观察是"几乎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61}如此说来，相信儒教应该是这种指导原则的人恐怕更少。我借助"百度指数"来支持这个判断，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的直觉。"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搜索为基础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用以反映不同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它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社会热点和网民兴趣。{62}图5（A）对比互联网用户对三个关键词"儒教思想"、"自由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度。它告诉我们，2006年以来，网民对"儒教思想"的关注度一直大大高于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度；而网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度又一直大大高于对"儒教思想"的关注度，这反映在对三个关键词搜索量的均值线上，三者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图5（B）换了三个相关的关键词"孔子"、"胡适"、"毛泽东"。从"用户关注度"的分布上看，图5（B）与图5（A）大同小异：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胡适"一直被压在底下（如果用"李慎之"换"胡适"，则会低到看不见的位置），儒家老祖宗"孔子"稳居第二，而"毛泽东"则高高在上。2010年初，"孔子"突然大热，一度超过"毛泽东"，这是因为电影《孔子》正在上映，而不是因为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用"Google搜索解析"分析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结果也是一样的。这说明，儒学的确复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实现王道政治或儒教宪政恐怕并不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四、结语：中华社会主义民主蒋庆主张精英政治、"圣贤政治"，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政治上人人平等。他确信，"人在现实的道德层面......差别非常大，有圣贤凡人与君子小人之别，并且这种道德的差别具有政治统治的意义"。{63}这意味着，他完全接受"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论断。大概任何论辩都不足以动摇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其他主张政治儒学的学者未必走得像蒋庆那么远。如在论证精英政治必要性时，白彤东似乎并不否认圣贤与凡人在参政潜能上的平等；他强调的则是一般民众（包括今天大多数的白领、"小资"、或中产阶级，比如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金融业人员、教师等等）没有时间、精力、兴趣或能力参与国家治理。{64}不过，如果是因为凡人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参政潜能，大可不必拥抱精英主义，更重要的事情是创造制度条件，让人民大众把参政潜能发挥出来。在我看来，"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实现"六亿（十三亿）神州尽舜尧"的制度条件。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尽地讨论什么是"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我只想指出，这里"社会主义"是中国在过去六十年实践里左一脚、右一脚不懈探索的那种社会主义，{65}是全球进步力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理论争辩中不懈探索的那种社会主义；{66}"民主"必须超越"选主"，用商议、抽签、现代电子互动技术促进广泛的大众参与，并把参与范围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在内的其它领域；{67}"中华"则意味着它比"儒家社会主义民主"更具包容性，在文化上植根于"多元一体"、革故鼎新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汉文明，更不仅仅是儒家思想）之上。"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是实现"大同"，而不仅仅是"小康"。即使按蒋庆的说法，王道政治对"大同世界"也是不适用的。假设我们借用蒋庆的用语，这里"社会主义"是天道（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民主"是人道（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华"是地道（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这种具有三重合法性的模式是不是一个比王道政治"更现实的乌托邦"呢？【注释】 {1}蒋庆：《儒教宪政的义理问题与议会形式：回应贝淡宁教授对"议会三院制"的批评》，未刊稿，第3页。{2}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6页。{3}蒋庆：《王道图说："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2 ～ 13页。{4}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2 ～ 205页。{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页。{6}蒋庆：《政治儒学》，第206 ～ 207页。{7}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1页。{8}蒋庆：《政治儒学》，第205页。{9}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3页。{10}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4 ～ 16页。{11}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Keping Yu，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12}蒋庆：《"儒教宪政"主题参考文稿缘起》，未刊稿，第1页。{13}Rodney Barker，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p. 11.{14}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2nd ed.）London： Heinemann， 1983， p. 64.{1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民主，是与抽签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选举。不管是民主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变化发生在１９世纪。从１９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民主与选举联系起来。最终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连在一起，是1942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以后。 在这本书中，熊彼特辩称理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的民主就是两个或几个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他把竞争性选举称之为"民主"，其实与民主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理论能够被资产阶级接受。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包装，熊彼特的概念就变成当代西方社会所谓"民主"的根基。与此同时，这套东西也被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下来，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神物。{16}Jie Chen， Yang Zhong， Jan Hillard， "Assess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Citizen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No. 16 （November 1997）， pp. 551-566；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 （July， 2001）， 401-419； Tang Wenfa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the Post-Deng Urban China： Crisis or Sta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68 （2001）， pp. 890-909； Chen Jie，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Li Lianjiang，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Apr.， 2004）， pp. 228-258； Wang Zhengxu，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Forms and Causes"， in White， Lynn （ed.），Legitimacy： 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f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5； Tang Wenf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Joseph Fewsmith， "Assessing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Eve of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 （2007），1-24； Shi Tianjian，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9-237； Bruce Gilley，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3 （2008）， pp. 259-284； Bruce Gilley， The Right to Rule： 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如史天健一篇题为 "Establishing Evaluative Criteria： Measur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PRC"的论文从未公开发表。{18}Heike Holbig， Bruce Gilley，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nance Back In，" GIGA Working Papers， No. 127 （March 2010），p. 6.{19}Bruce Gilley，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of State Legitimacy： Results for 72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5（2006）， pp. 499-525.{20}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 View Democracy.{21}对于台湾地区，这是指对台湾当局与县市政府的信任度。{22}见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历次调查的数据，http：//www.umich.edu/~cses/resources/results/CSESresults_SatisfactionWithDemocracy.htm.{23}Damarys Canache， Jeffery J. Mondak，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5， No. 4 （Winter， 2001）， pp. 506-528.{24}http：//www.jdsurvey.net/jds/jdsurveyActualidad.jsp?Idioma=I&SeccionTexto=0404.{25}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 241. {26}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Distrust， Discontent， Anger and Partisan Rancor，" April 18， 2010，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606.pdf.{27}其网址是http：//essedunet.nsd.uib.no/。{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卷，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9页。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框架中，选举是寡头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毫无关系。{29}John P. McCormick， "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 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2 （May 2006）， pp. 149-150.{30}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载《读书》，2003年第4期。{31}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未刊稿，第11页。{3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33}其他倡导政治儒学的学者似乎都主张某种精英主义。见Daniel A.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52-179； 康晓光：《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第四章，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教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 ～ 65页。但贝淡宁（Daniel Bell）和白彤东似乎并不强力倡导儒士精英主义。{34}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 ～ 72页。{35}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版，第40 ～ 41页。{37}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38}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第413页。{39}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40}康晓光：《未来3 ～ 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1 ～15页。{41}孙承斌、田雨、邹声文：《更多新面孔"亮相"中国政治舞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特色评析》，新华社北京2008年2月28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8/content_7687622.htm。{42}全国政协官方网站：《中国政协的构成》，2008年12月19日，http：//www.cppcc.gov.cn/page.do?pa=402880631d247e3e011d24ad4ee60072&guid=4625e9e517e64bddac0d3ea06e09fb8f&og=402880631d2d90fd011d2de66e59027e。{43}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44}维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 ～ 59页。{45}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 233页。{46}Sean Loughlin and Robert Yoon， "Millionaires populate U.S. Senate： Kerry，Rockefeller， Kohl among the Wealthiest"， CNN Washington Bureau， June 13， 2003，http：//www.cnn.com/2003/ALLPOLITICS/06/13/senators.finances/； Paul Singer， Jennifer Yachnin and Casey Hynes， "The 50 Richest Members of Congress，" Roll & Call， September 22， 2008， http：//www.rollcall.com/features/Guide-to-Congress_2008/guide/28506-1.html?type=printer_friendly.{47}"Millionaires Fill US Congress Halls，" Agence France Presse， June 30， 2004，http：//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4/0630-05.htm.{48}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第241 ～ 242页。{49}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8.{50}Mark Murray， "Obama Blasts GOP for Ignoring Economy"， MSNBC， September 3， 2008，http：//firstread.msnbc.msn.com/archive/2008/09/03/1334964.aspx. {51}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pp. 260-270.{52}蒋庆：《政治儒学》，第341 ～ 358页。{53}蒋庆：《政治儒学》，第18 ～ 23页。{54}蒋庆：《政治儒学》，第109页。{55}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指责朱熹："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开门授徒，厚素来；四方馈赂，动以万计。" 其中"不孝其亲"是指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朱熹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说"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洪迈《夷坚志》也记录了朱熹的虚伪与小心眼儿。{56}龙灿：《"学者蛇头"郑家栋》，载《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5期。{57}Alfred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2.{58} "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见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59}蒋庆：《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关于"太学监国制"的思考》，未刊稿，第30页。{60}同上。{61}Daniel A.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62} "Google搜索解析"提供类似的服务。{63} 《王官学、政治保守与合法性重建：〈南都周刊〉蒋庆专访》，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25&ID=7051&page=1。{64}白彤东：《旧邦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一个儒教版本的有限民主：一个更现实的乌托邦》。{65}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66}例如"现实乌托邦项目"（The Real Utopias Project），http：//www.ssc.wisc.edu/~wright/RealUtopias.htm。{67}参见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近来，东方学的名声很糟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为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他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近东的作品，该地区经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争斗后落入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手中，但远东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远不至于成为欧洲的军事或宗教威胁，远东引起的不是恐惧或者厌恶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世纪18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而挑选出来的。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夸张赞美感到怀疑的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财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态度的戏剧性变化出现在19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中国当然热闹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蛮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警惕，中国狂热变成了中国恐惧症。到了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去镇压义和团叛乱时，" 黄祸"论调在媒体和政客间广泛传播，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类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国控制全世界的情景。仅仅几十年后，赛珍珠（Pearl Buck）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努力赢得西方民众对顽强抗击日本的中国的深刻同情，钟摆再次摆回来。然而1948年后，在又一次的迅速摆动中，红色中国成为西方更大恐惧和焦虑的焦点，成为比俄罗斯更邪恶的极权主义噩梦。如今，人民共和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再次扭转了西方人的态度，在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吸引更多人的兴奋和热情，诞生了新一拨时尚潮流和痴迷，让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恐惧症当然没有消失，但另一拨中国热正在形成中。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的标题就属于第一种吓唬文学的类型，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展示桌或者机场报摊吸引读者购买的商业宣传花招，该书本身是对第二种文学的重大贡献。该书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预测，按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在15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商，拥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如雅克说的，中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世界历史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中国前"（BC公元前）和"中国后"（AC公元后）。他论证的这个部分是直截了当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断强调未来数据以便让人明白，但并没有在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内容之外添加很多东西。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国际比赛成绩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关于规模而是关于差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他们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拥有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性的商业社会。仅仅因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和对海外资源进行的无情殖民掠夺，欧洲才得以在19世纪超越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它在社会方式上与西方工业化一样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今天的中国正再次返回到充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让美国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很快将取代它成为霸权，不仅在中国影响力辐射的传统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跨越从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如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昂贵的画家、多样的语言、古典医药等，更不要说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将向世界各地辐射中国影响力，正如当今美国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首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并非西方骄傲地推动的"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而是"民族国家间的民主"的前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以冷战为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全局性文化竞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霸权。在这个解放中，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独特现代性将引领世界前进。应该如何判断这种趋势呢？热情决不是歧视的替代品，不管它多么好心。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及其以前，但这并不能让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的"文明国家"，就像法兰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国的可比性说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讨论是为自我服务的，常随意性地划定文明的界限。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到来了，他非常绝望地发现，在包括非洲、拉美和东正教文明在内的八九个文明中，把这个装饰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什么也得不到。当代中国就像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国，是在帝国模式下经过整合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些。前现代中国的长期经济中心或者社会智慧等夸张的说法在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时也无法提供多大的帮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但即使在18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圣贤先知田园诗般的形象与其说关心大众的福祉倒不如说更关心后来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何炳棣的话说，"口头上的儒家和行动上的法家"---用道德话语包装起来的压迫。如果从学术标准的角度来评价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们都不会对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产生多大影响，本书不过是初步的民间故事，让读者先适应一下未来中国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并不需要总是代表过去全面发展的顶峰。更严肃的问题是该书的核心信息并不连贯。《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维的练习，称赞中国不仅是未来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种景象似乎成为最近英国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帮助成立的智库德莫斯（Demos）的预言家同行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为什么欧洲统治21世纪》（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此人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译注）那么荒谬，但《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还有和总体乐观的故事发生冲突的另一面。从国际上说，中国"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吗？不一定，因为虽然"西方世界终结了，至少下个世纪的新世界将不是像上世纪是西方世界那样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该书颠覆了它自己的题目，纯粹是拼凑出来增加销量的把戏。中国不会统治世界，未来不过是" 我们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独特的"中国现代性"赢得全球霸权竞争的观点并不比高速发展的中国推动"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更有说服力。该观点在书中的角色应该在考虑作者生平经历（cursus vitae）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雅克在其政党和杂志1990年代初期放弃这个幽灵后进入主流新闻界，他摆脱了过去的语言，如果不是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思想的话。冷战结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现在已经成为老古董。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市场---应该与此有关系吗？这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屑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属于本书竭力避免遇到的词汇。在500多页的篇幅中，"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但全球性竞争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边可能会胜利。简单地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在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类别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众多差异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类"现代性"中的。这个词汇变化的功能不难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巩固其成果的机会。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什么还要再去谈论它呢？相反，为什么不朝前看，欢迎一种现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运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国的执政党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为共产党。啊，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他所看到的另类现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结构上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典型的情况是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为这是对某个文化来说独特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最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无法普遍化的东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显示了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们已抓住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指出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认为中国现代性最终具有霸权特征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强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质，还忽略了中国对独特中华性的强烈坚持，这是任何到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当代文化有这么清醒的国际对比观，这么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把它夸大为接近种族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当然这是他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到崇拜中华性多么彻底地毁掉了他的想象，即未来的汉族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但它没有从无聊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任何说明，读者会发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过是昨天的亚洲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迟到结合而已，这并非不公平的指责。本书除了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外（中国共产党被看作它的直接继承人），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粗略几句话提到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说得更多些，关于党的段落模糊不清，对边疆地区的麻烦的思考非常谨慎，总之坚定地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中国30年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从那以后的实际社会风景会如何恐怕是读者最想了解的东西。当然，北京当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们仍然拥护它。在 1935年，韦伯夫妇给他们有关苏联的书起名为《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但在后来的修订版中把问号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国家"或许是用同样的精神来讨论的吧。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在其他地方。位于政治和思想光谱对立面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被当作现在的基点。从自由主义右派看，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本难得的杰作（tour de force），实证调查、概念清晰、思想独立。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增长方式的人都应该从阅读本书开始。黄的立场是典型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只有通过私有化、确立财产权、解放金融、拆除对经济交易的系统性管理规定才能实现可靠的发展。就靠这些。但本书的结论再次清晰地印证了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观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时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碍。通过对第一手证据的严格审查，首先是追踪银行的大量贷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简单依赖汇总起来的第二手统计数据，黄冲破了环绕在毛去世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周围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层层迷雾。他最重要发现是显然没有遭到破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上的。在1980年代，笼统放开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经济在农村繁荣起来，大量贷款流向农民创办的企业，它们许多带有让人产生误导的绰号"乡镇企业"。农村贫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着出现了198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以后，国家迅速改变路线，阻止信贷流向农村企业家，贷款资金转向庞大的重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大城市吸引外资的众多优惠措施。黄认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是城乡不平等而且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因为劳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和教育崩溃，农村文盲率实际上在增加。在猛烈攻击作为中国"超级现代性"橱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黄展示了该市普通市民家庭从炫目闪烁的高塔和一体化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形象工程，该词来自18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注），官员、开发商、外商在"大盗盛行的丛林"中大发横财，私有企业遭遇重重阻碍，普通家庭艰难度日。从全国范围看，在过去20年中，官僚群体在规模上翻了一番，他们的工资在1998年和2001年间连续四次十位数的增长。黄谨慎地表达了对当今胡温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乐观看法，认为这些是对1990年代江朱体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纠正，虽然评论说这些改革或许已经太迟了，农民的企业已经成为废墟，当今农村也因为人们外出打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最终对比了当今中国高耸入云的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东亚其他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对平等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内私有企业占的比重很轻的情况。他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持续下降。在黄看来，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效率和平等总是依靠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它几乎被掐死了。那里当然是资本主义，但它因为腐败和自我扩权的政府而扭曲变形，政府拒绝给予自己的国民管理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无法创造出实现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国就能告诉像黄一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问题在哪里。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但作者用极端认真和流畅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确实无可辩驳，文字背后隐藏的作者对冷漠麻木和不公不义的愤怒也显而易见。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献给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村民和被处决的家庭妇女的。黄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命运，正如他正确坚持的，农村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劳工的命运是李静君《对抗法律》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研究都曾经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今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许只有在法国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现。李从激进左派的立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模式和规模上与其他著作不同，但本书的力量是自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以来的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事实上，它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取消和再生》。本书是作者七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种学和严谨分析的杰作。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锈带，另一部分用来分析广东的阳光带。前一半研究的是对解放后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的破坏，因为东北大型国有企业被抛弃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岗，常常沦落到几乎一贫如洗的地步，而官员和获利者在改制过程中把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难以忘怀的掠夺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为《对抗法律》非常合适的补充。王兵九个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West of the Tracks）(2003)是本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该片是在沈阳拍摄的，而李也在同一个城市进行的研究。李静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的新工人阶级的出现。其中一半是妇女，他们没有集体身份或者政治记忆。他们在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工资很低，没有安全感，常常在恶劣工作条件下每周工作70或80小时，普遍遭受虐待和伤害。工人在锈带遭遇抛弃，在阳光带遭遇超级剥削，中国劳工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待遇都极其悲惨。工人们的反应如何呢？在没有行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的体制下，他们曾经通过屈服换来微薄的安全感和尊严的社会协议已经遭到抛弃，法律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求助的资源，不管它是多么专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动都面临遭遇警察镇压的风险，抗议活动只能进入法院，希望雇主和当地官员公然违反法律的行径能得到一些纠正，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坏的话，会采取措施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民众相信党的领袖英明的观念或许可以看作传统俄国人信仰沙皇是没有意识到官员和地主胡作非为的"小父亲"的观念的中国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不该为下面的非法行径负责。这给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议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介入的空间。实际上，正如李静君清楚说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遗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橡皮图章。但在少数案例中，劳工纠纷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得到裁决，这仍然让人有一丝希望，期待法律还能提供一些保护，即使它遭到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猎人》中描述的18世纪英国，即法治的概念成为战场，下层民众对判决的愤怒企图与上层人士对判决的玩世不恭对决，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李显示，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常常失败却没有爆发更加激烈抗争形式的理由是物质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在锈带，工人失去了几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数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了作为安全网。在阳光带，打工者作为退路还有权返回家乡种地，老家村子的土地还没有被私有化。尽管各自的命运都很悲惨，但任何一种工人都不是赤贫者：都还有些东西。这些冷静和现实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对抗法律》中描述的人们希望被出卖、生活遭到毁坏的悲剧。李抓住了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采访是本书最大的成就。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有痛苦、无奈和绝望，但口吻中也显示了勇气、愤怒、坚韧甚至幽默。很少有社会学著作像本书一样结合了结构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这么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任何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在19世纪，欧洲把美国当作未来，虽然可能还有点遥远。在21世纪，西方以一种类似的眼光看待中国。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东方的托克维尔。人们能够复制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吗？现在有很多时间，但人们在任何一本《中国的现代性》中找到《论美国的民主》后继者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找到

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生日也是忌日。生与死被安排在同一天，上天仿佛要为他的生命涂抹上浓重的东方色彩，一如佛教所说的轮回，一如小津电影中的宿命。这个圆圈的时间是60年，小津在他刚满60岁的那一天去世，正好一个甲子，刚满一辈子。生与死如此传奇，小津的电影却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终生未婚的导演，却用一生的时间重复一个题材--家庭。在拍摄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之余，小津始终讲述着一个主题--家庭关系的崩溃。小津找到了他观察日本人生活的最佳角度，家庭是东方人构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小津的53部长片中，崩溃中的日本家庭都是影片所要表现的主要部分。不要走太远，原来日本就在榻榻米上，世界也在榻榻米上。在这样的电影之旅中，小津用他连绵不断的讲述，创造了黑泽明所讲的日本电影之美，直到成为所谓东方电影美学的典范，让侯孝贤回味，让维姆·文德斯顶礼膜拜，让一代又一代导演获得精神力量。扎根世俗生活，表现普遍经验190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出生在东京深川一户中等人家，父亲是做肥料生意的商人，在10岁的时候小津随母亲搬到父亲遥远的故乡，在乡下接受教育。他的父亲却留在东京做生意。可以说，在小津10岁到20岁的成长中，父亲一直是缺席的。在母亲的袒护下他可以为所欲为，小津称自己的母亲为"理想的母亲"。但当他到了创作的成熟期又将父亲的形象理想化，如《晚春》、《东京物语》等。拍摄于1949年的《晚春》是我最喜欢的小津电影。故事讲述一个已经过了婚龄的老姑娘和年迈的父亲一起住在镰仓。她没有婚姻的打算，觉得能照顾孤苦的父亲，和他相依为命就好。父亲觉得自己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考虑要续弦。女儿知道父亲要再婚就决定嫁人离家。结婚后，家里只留下了根本没有打算要续弦的父亲。从这部影片开始，小津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平衡的灵韵，极少的人物构成，简洁有力的场面调度，使小津的电影具有了某种抽象色彩，极度具体又极度抽象，这是小津电影的奇迹。公认最能完整表现小津电影美学的作品是拍摄于1953年的《东京物语》。故事讲一对住在外地的年迈的夫妇到东京看各自成家的儿女。孩子们太忙，没时间招待老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将两位老人送到热海玩，表面上是在尽孝，实际上是打发老人。老母亲去世后，孩子们回来奔丧像是在完成任务，匆匆来匆匆去，只留下孤独的老父。小津在《东京物语》获得《电影旬报》10大佳片第二名后说："我试图通过孩子的变化来描绘日本家庭制度的崩溃"，接着他说这是他最通俗的一部作品。小津的影片扎根世俗生活，始终表现人的普遍经验。摄影小工出身的高产导演1921年，小津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当了1年小学代教，然后回到东京。他的叔叔介绍他和松竹公司的经理认识，这样小津很快进了著名的松竹电影公司工作，一干就是45年。小津是典型的片厂培养的导演，他从搬器材的摄影小工干起，1年后就升为助理导演，又过了1年升为导演。这中间有他付出的努力，也可见他的编导才华。小津的处女作是1927年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1部古装戏《忏悔之剑》，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过该片，只是在电影杂志上读到了这一故事。今天这部黑白默片的底片、拷贝和剧本都已不在，我们无法了解影片的具体情况。总之小津从此踏上了导演之路。不可想象，小津在1928年拍了5部电影，1929年拍了6部电影，1930年拍了7部电影。这比法斯宾德还要"猛"很多。从1929年的《突惯小僧》（《小顽童》）开始，小津已经找到了他日后一惯的主题--家庭，以及家庭的社会性延续，如学校、单位、公司等。从1930年开始，小津的电影语言越来越简朴，他放弃了当时默片惯用的技巧性剪接，如溶、淡等，在商业性的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方法。1932年，小津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杰作《我出生，但......》。这部黑白默片表现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中的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发现他们敬爱的父亲竟然在老板面前点头哈腰，但在学校里，老板的儿子在哥俩面前连鬼都不如。哥俩绝食抗议，但最终觉得老板好像真的很牛。这部影片结合了小津电影美学的各个要素，通过小孩子的视角阅读了日本社会森严的阶级结构。在两个小孩儿失去纯真的时候，电影不再是单纯的喜剧。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电影旬报》10大佳片的第一名。1936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1958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片《彼岸花》。他是那种见证了电影技术成长的导演，在漫长的电影生涯中不会被技术征服，也不会被技术淘汰。他始终专注于自我电影世界的建立，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用以表达他对世人的看法。以极简模式成就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电影的高贵品格在于他从不夸张和扭曲人物的处境，而扭曲和夸张人物的处境直到今天都是大多数电影的通病。和他的日本同行相比，他既不像老年的木下惠介那样对家庭抱有浪漫的幻想，也不像成濑已喜男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家庭。小津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观察而非简单的情绪性批判。小津的立场是审慎客观的，因此会有人不喜欢他的作品，说他太温和、太中产阶级。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克制、真正宁静的民族，但这些美学品格依然是小津的诚实理想。小津在整个导演生涯中，都热衷于使用一种镜头--一个人坐在榻榻米上的高度所摄得的镜头。不论室内或室外，小津的摄影机总是离地高约3尺，很少移动。但他用很少的移动突然间穿过他在此之前营造好的静止世界，产生一种神秘不安的气息。这些都是小津招牌式的镜头语言，他的中国追随者侯孝贤其后也一样，两位大师的电影语言都来自他们的人生哲学--静止中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倾听的态度，是一种尊重对象的态度。画框也是小津最重视的形式依托，他在拍片之前，都要用铅笔画出每一个分镜的草图。小津的机位很低，这些都显示小津想获得一种绘画意义上的平衡感。小津给他的电影方法以严格的自我限定，一种极简的模式。他绝不变化，坚定地重复着自己的主题和电影方法。这形成了小津电影的外观，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写作，成为日本民族的记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克制、在形式上的自我限定却也是大多数东方人的生活态度，于是有了小津电影之美，有了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的电影方法不煽情，而是敏锐地捕捉感情，他限制他的视野，但能看得更多；他局限他的世界，以便超越。比起普通的电影，小津电影中的故事要少得多。而所谓故事，看起来往往只是一些闲情散景。小津的53部影片中有25部是著名编剧野田高悟和小津合作的，《早春》之后的8部作品都是在野田乡下的寓所里，在两人一起散步、喝酒、争论中完成的。小津的电影世界，给你极少，又给你极多。196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因癌症而死。他在去世后多年才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他的墓碑上无名无姓，只刻有一个大大的"无"字，他早参透了人生。1999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我的监制市山尚三带我去镰仓丹觉寺看小津的墓。我们点了香，敬了酒，送上花。鞠躬的时候闻到淡淡的香味，我相信空中缭绕的一定是所谓小津的精神。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记录片《铁西区》拍摄的城市沈阳从1934年开始在日军占领期间开始发展工业。铁西区是沈阳重工业中心，军工企业林立，曾经是沈阳最富裕的地方。90年代后计划经济消退，军工需要降低，铁西区开始衰落。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于2008年8月1日生效，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由于美元贬值大量缩水，在美投资公司濒临破产，就在7月，国内外财经界广泛关注的凯雷徐工并购案历时三年之久，终告结束，并购告吹。《2004年中国美容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大宝以26%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护肤品市场前列。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2月27日，国有控股企业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整体转让，挂牌价格为23亿元，转让标的则包括北京三露厂持有的83.42%的国有股和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持有的16.58%的股份。7月31日，强生公司宣布已经完成对大宝的收购。

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

经济篇

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

78级神话也只是个神话。因为即使在学术传统之内，仅仅同前人相比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知识转型，还有建国和“文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此，必须寻求其他的标准。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古有之，但粮食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常常超出贸易范畴，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也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粮食贸易开始于19世纪。当时的俄罗斯和北美还都是英国新兴工业城市的主要小麦供应者。工业革命直接造成英国农村人口的锐减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英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养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而导致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急剧发展。俄罗斯的农民和美洲的农民，将粮食装载进牛车和商船运往粮食紧缺的英国都市。逐渐全球化的市场成就了全球粮食贸易。在此之后，粮食贸易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年穿越国境、横渡海洋的粮食还很少超过3 000万吨，但到了1975年就已经达到了1.6万吨。　　美苏两国也无法逃脱世界粮食贸易发展的大趋势。1970年代，两国处于短暂的缓和时期，贸 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因粮食在国民安全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两国贸易中处于最关键地位的仍是粮食贸易。因此，对于美苏两国之间粮食贸易的考察，为当时美苏之间双边关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视角。而关于1970年代的美苏粮食贸易，学者们多使用新闻纪实手法或是历史研究方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1970年代发生在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进行系统的整理，在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罗伯特·D·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事件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且对后来美苏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一　美苏粮食贸易的背景　　基于供求理论，粮食贸易的发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前提——即美国有余粮可供出售，苏联有需求购买粮食，且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　　对美国来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立国以来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世界大战的战火从未燃烧到美国的土地上)、先进的科技研发所带来的优良品种、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农业设备以及充满活力的市场制度，这些因素互相配合，最终成就了美国的农业奇迹。到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农业工人就可以供养50个人了[1]。粮食的生产过剩 并非是一件好事，最终粮食过剩酿成了美国持久的农业危机。危机对农场主打击巨大：一方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农业危机期间(1948~1972年)，在农产品价格维持在1948年的低水平的同时，工业品价格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2]。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库存大幅度增加，粮食过剩使大量农场主在危机中破产。　　一直以来，粮食都属于价格弹性小但在国民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商品，因此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来应对国内的农业危机：(1)限制农业生产，实行政府向农场补贴的土地休耕制；(2)政府以规定的“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并由国家银行发放低利信贷以保证农场主利润收入；(3)建立农产品的政府囤储；(4)主要由政府资助出口商向国外倾销及政府以援助名义扩大农产品的输出。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及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政府财政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逐渐放弃了由政府大量囤储农产品和规定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办法，改由依靠市场价格变动来调节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因此，美国的农业现实及相关政策使得美国不仅有余粮可卖，而且充满了向外销售余粮的冲动。　　政策方面，美苏之间进行贸易的障碍也在日 渐打破。1954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480号公法，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推销剩余粮食的完美工具。480号公法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允许外国政府用从美国借来的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外国通过和粮食公司签订协议从而实现交易。因为冷战的需要，苏联一开始并不是480号公法的对象。1963年，肯尼迪总统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开启了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大门。但不幸的是，因为粮食贸易背后所带来的政治风波，两国间的贸易不久后重新归于沉寂。1971年6月，美苏粮食贸易间的障碍再次被跨越，尼克松总统迈开了允许和苏联进行大宗粮食贸易的步子，在取消了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船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　　此时的苏联农业，在二战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苏联，生产效率还很低下，一个农业工人只能供养7个人[3]。这跟苏联长期以来的国家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关，僵化的制度束缚着农业的活力，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生产结构并不合理，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和科技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不仅耕地非常匮乏，而且60%以上的商品粮生产集中在东部干旱地区，旱、涝灾害一直是苏联粮食生产的最大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很大。饮食结构的变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造成了粮食构成的变化，肉食品的增加使苏联对于粮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巨大的供需缺口，再加上政治上的诉求[4]，强化了苏联的购粮动机。国内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粮食饥荒，使苏联比其他国家更懂得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国内，它一面高唱“缓和”，一面扩军备战，增加战备粮食囤储是苏联增加进口粮食的原因之一。对外，苏联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粮食方面的对外援助一直以来都是苏联沉重的负担。此外，苏联还企图通过向美国买粮以达到同美国“缓和”关系，借以麻痹美国的目的，从而便于从美国输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并争取美国的贸易和信贷优惠，以全面推动美苏经贸关系。　　70年代初，苏联在粮食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1971年，苏联保证向东欧、古巴、朝鲜、北越和埃及提供8百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为此苏联政府感到左右为难：要么履行自己对那些国家的际诺，要么执行旨在改善苏联人民粮食供应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纲领。粮食供需的巨大缺口不仅变成苏联对外扩张的障碍，而且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国内的混乱。人民要求达到与工业和军力发展相称的生活水平使苏联领导人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此，粮食进口成为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一条可行之路。二　1972、1973年——第一个粮食贸易高潮　　　　　1972年，世界许多国家遭遇旱灾，而苏联所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年7月，除了在赫鲁晓夫指导下1953年开垦的处女地——亚洲的哈萨克草原以外，苏联的农场普遍缺雨，旱风劲吹，把农田变成了沙丘，小麦奄奄一息[5]。面临这种局面，苏联派出“全苏粮谷出口公司”作为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的各大粮食公司进行交涉。据初步估计，“大陆”至少卖了550万吨，“达孚”225万吨，“卡吉尔”200万吨，“库克”90万吨，“合义”60万吨，“加纳克”55万吨。这些数据是缩减了的，但总计已经达到了1 170万吨，约4.3亿蒲式耳[6]。1972年上半年，美国的小麦库存量约为2350万吨，而一年多后，库存量就急速下降到低于700万吨。　　1972年的购粮风波刚过，1973年年初，苏联开始进一步在美国采购粮食。1973年的春秋两季，“全苏粮谷出口公司”再次起到“进口粮谷”急先锋的作用。其他一些长期以来出口小麦的国 家，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还处于干旱的袭击之下，不得不谢绝他们的主顾。于是，苏联将眼睛盯住北美，把它看成是大规模谷物供应的唯一来源。　　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农业部和粮食公司里，主张扩大市场的人就期待着这样的局势：所有的小麦价格很快超过了支持价格，市场最终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同时国际市场饱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争相购买美国的粮食。　　但是购粮高潮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调控，对部分商品实行禁运。虽然短时期内物价的上涨被遏制，但很快还是超越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随着粮食贸易的日益增加，在国内市场波动的巨大压力之下，国会要求农业部拿出反映粮食贸易的资料。这时候，福特政府在这种粮食供应不足的形势下，于1974年10月，加强了管理制度，要求一日之内超过5万吨或一周之内超过10万吨的粮食贸易，美国公司都必须事先申报。三　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及对美国的影响　　1975年的粮食贸易是继1972~1973年美苏粮食贸易后的第二个高潮。而早有迹象表明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大规模的粮食收购。1974年夏季，美国派往苏联视察春小麦的小组，被拒绝深入该小麦生产的关键区域。1974~1975年冬季，苏联气候十分反常，一些地区根本没有下雪，冬小麦的收成势必会受此影响。1975年2月1日，苏联人又一次在瑞士大规模抛售黄金，正如1972年苏联利用南非的黄金销售量大大减少之机抛售硬通货向美国购买粮食一样。这一切都在预示着新一轮粮食贸易即将开始。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最初进展得非常顺利。1975年3月，在美国，粮食事先申请批准的制度被取消了[7]。1975年春季，美国农业部向美国公司声明，不足1 000万吨的交易不会受到政府方面的阻碍。而且苏联此次向美国购买粮食所采用的手段比1972年那一次更为隐蔽，更为精妙。苏联购买了几乎1 000万吨的粮食，并已租好了载运这些粮食的船只。　　但7月24日，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以及苏联购粮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考虑，要求美国公司同意停止一切新的销售；8月11日，又下定决心，终止了包括先前美苏所达成的一切粮食贸易。苏联只得向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增购粮食并被迫在国内大量宰杀牲畜。在美国的粮食禁运开始不久，美苏两国开始谈判。9月29日的谈判中，苏联人要求定出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最低数量，美国人则要定出最高数量。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让了。但是对于美国提出的石油方面的诉求[8]，苏联则毫不相让。时间一天天过去，美苏两国在谈判桌上却毫无办法把小麦协议和石油方面的让步联系起来。在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将苏联购粮与苏联向美国出售廉价石油相挂钩的想法。1975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来到苏联。通过他的斡旋，两国最终达成粮食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每年购买美国粮食不少于600万吨，但不超过800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半，在此限额内不受禁运的影响；如果任何一方想扩大贸易额，必须事先与对方协商[9]。两国间完全中断的粮食贸易重新恢复并稳定下来，而石油问题则不再被提起。　　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输出大量的谷物确实有助于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平衡国际收支和加强美元地位等。尤其是美苏粮食贸易关系的增强，带动了两国贸易、信贷关系的全面发展，对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1971~1975年间，美国的粮食出口为美国增加了136亿美元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石油价格上涨的费用。　　但是，粮食贸易对于美国来说是利弊共存，1973年之后，粮食的价格上涨，饲料上涨，导致肉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花同样的钱所能买到的食品越来越少，家庭主妇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首当 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贫苦人家和获得固定收入的人。粮食利益驱动下的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又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农产品价格暴涨的诱惑下，人们推土拔树，开荒造田，大面积种植世人所需要的作物。环保专家揭露说，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四处扩散使得鱼类和沿海河流的天然平衡受到了危害，因为那些毒物必然会随着雨水排入河道[10]。　　作为协调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粮食贸易的监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联邦粮食检察署，来负责监督粮食出口。与此同时，五大粮食公司都在后来的时间里，因为贪污或是虚假账目的问题，受到一定的冲击，美国 政府对于跨国粮食公司的控制力增强。但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阻止苏联人继续秘密地和跨国粮食公司进行交易，大量购买小麦。美国政府对这些交易的唯一控制，就靠1975年美苏协议的条款，其中规定：当苏联人的购粮超过800万吨时，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至于粮食公司，它们一如既往地秘密活动，虽然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它们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四　双层博弈分析　　198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提出了双层博弈理论，从而将对外决策过程中，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把国际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层次或称国际层次的谈判阶段以及第二层次或称国内层次的批准阶段。第一层次形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二层次的批准才能真正实施，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时间顺序又不是绝对的。在多回合的国际谈判中，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层次并行的。“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建构这些集团间的联盟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一国领导人力图使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地满足国内压力，同时也使不利的外交发展结果最小化。”[11]双层博弈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的这些理论对于解释1970年代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　　(一)国内层次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粮食贸易同石油挂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最终既能销售掉粮食又能得到石油利益上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同石油挂钩还是影响了粮食贸易。首先，向苏联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就需要一定的粮食禁运为前提，在粮食禁运期间粮食销售同石油利益之间就是一对矛盾。其次，以粮食换取石油存在风险，谈判失败之后，很可能带来粮食贸易的终止。再次，即使双方谈判顺利，为了石油利益，美国必然会让渡一部分粮食利益，从而给粮食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这一对利益矛盾基础上，在国内层次方面，美国各种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美国政府的观点可以由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来代表。福特总统的选区，同其他地区相比，多为农业区，因此福特在成为总统之后，非常重视来自农民和农场主的意见与建议[12]。1975年的上半年，福特总统面临着选举期，而其选举中较占优势的地区中，农民占多数。此时同苏联之间的贸易不啻为上帝的福音。其国务卿基辛格也因为一直以来持美苏缓和的观点，所以也常为粮食贸易辩护。他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尽可能多的 经济关系，进而使苏联领导人发现继续同美国对话和交往的长远利益。　　但是，他们的想法会随时局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动而变动。1975年7月下旬，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数额不断增大，最终超出了1972年苏联购粮数的总和，这使得福特和基辛格都分外警醒。加之1975年的美国处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压力之下。在中东，美苏之间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争取埃及-以色列停战协定的签订，打乱苏联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如果苏联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需要粮食，它最后就会同意以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石油。而这同 时就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同时坚信，与苏联在粮食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就越有可能得到苏联在石油问题上的让步。　　福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在市场上必须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苏联人，农民应该得到大量收入，海运公司应该得到合理的运输份额，还必须利用苏联对其依赖性来得到其他间接的好处。在福特等人看来，粮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不能放弃给交易机构或贸易公司的。因此，以福特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主张粮食贸易同石油利益挂钩。并且，他们倾向于将粮食置于政府的主导之下。　　出于部门利益考虑，美国农业部的政策一直以来都保持连贯与统一。它主要是对农民负责，只要赢得美国农民的感激，就可以赢得选票。作为美国时任农业部长的巴兹，他的政治哲学是供求规律可以使市场自然平衡，并认为，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农产品支持价应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防止农民的生产超出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应该尽量促进出口。巴兹既不为美国消费者操心，也不为外国着想，他只希望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得更贵些。1972年苏联的大规模采购同农业部的这种立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巴兹所领导的农业部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并不好。1974年，财政部和白宫贸易处的代表，终止了两笔卖粮给苏联的大交易。基于1972年的前车之鉴，在1975年召开的多次美苏粮食贸易会议，都没有邀请巴兹参加。然而，在粮食贸易问题上，农业部同其他部门的不合，并没有改变农业部以及巴兹的立场和看法。　　而作为美苏粮食贸易的直接实施者，粮食公司在美苏之间的谈判中，立场也是明显的。此时支配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粮食公司共有五家：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邦奇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其中卡吉尔和康迪南特被看成是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不在交易所挂牌的公 司，而邦奇则是世界第一流的公司之一[13]。意识形态方面，这五大公司都保持中立，依他们看，粮食和种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供求法则和顾客的支付能力。正因为他们中立，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带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点上，他们同美国政府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总是在追逐着利益的最大化，最为期待的是自由的粮食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粮食价格才能超过支持价格，最后市场才能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14]。另外这些大公司能够成功地藏身于阴暗之中，躲避在鲜为人知的远处；且属于跨国公司，经营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分配和加工。这 两点影响了政府对其的控制力。它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虽然美国政府可以限制它们在美国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可以充分地利用欧洲子公司来实施掩护，进行活动。以1972年的交易为例，粮食公司之间执行严格的保密政策，彼此之间并不知情，甚至在那段时间公司也显然欺骗了某些政府部门[15]。　　另外，苏联也倾向于利用跨国公司进行交易。这可以在苏联政府和美国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苏联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购买粮食，就会引起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冒犯民众，因为广大公众尚不习惯于向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如此大额的 粮食，因而会向苏联提出除粮食之外的其他请求。但苏联如若交给粮食公司办理，则只是粮食数量和粮食价格的问题。　　与美苏粮食贸易利益相关的美国农场主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选择中，更为关注的还是个人利益和现实利益。当美国政府尝试利用粮食禁运来与苏联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农场主们的愤怒成为在美苏谈判中，美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在美国的农业州里，爆发了不满情绪。参议员、国会代表和一切关心农业的人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结束这些谈判，并让粮食在苏联人还愿意买的时候，销售出去。农场主们的诉求是简单明确的，那就是要求出售粮食。　　而美国消费组织和工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较为灵活和可变动的。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是反苏的，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苏联?他们为了取得军事优势，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军备，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弥补他们的失败，喂养他们的人民。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相对简单的，就是防止物价上升，创造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想要为美国海员创造就业机会和得到防止苏联购粮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保证[16]。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粮食贸易的控制，从而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二)国际层次　　美国同苏联之间能进行谈判的基础就是苏联对美国粮食贸易的依赖。为了能够在谈判中处于优势，苏联在世界上四处搜集一切可能出售的多余粮食。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本国的粮食出口，但对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却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将其他国家的粮食卖给苏联人。福特政府强令停止销售，不是出于公开的政治原因，而是担心粮食方面新的通货膨胀压力。粮食公司继续为苏联人到处购粮，它们替苏联人向欧洲共同体市场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后来又买了75万吨，接着它们又向加拿大购买了5万吨燕麦。　　因此，美国不仅在石油贸易上处于劣势，而且美国在粮食贸易上也没有占到上风。国内的粮食过剩决定了美国不能超然事外，最终还需要苏联的购买，所以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先谈到了二战期间美苏的联盟，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懂得，在新的缓和时代里相互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感到“卡住了脖子”。这一席话是很清楚的：“苏联在农业方面受到了灾难，他们可用，也可不用美国的粮食来对付这样的灾难。苏联人曾经历过饥饿，也见过自己的城市被围困。如果美国人认为苏联人会为了几船粮食 而出卖自己的政治原则，出卖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支持，那他们应该重新去读一下历史”[17]。　　(三)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将国内层次的“获胜集合”定义为“投票中所有可能获胜(即获得多数票)的国际层次协议的集合”[18]，也就是指国内选民对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在国际谈判理论中用“议价空间”表达同一概念)。　　虽然，谈判代表国内预计的“获胜集合”越大，他在国际层次的行动就越容易受制于对手，而国内“获胜集合”较小则成为一种议价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国际层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最强有力的就是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冲突。因此，美国政府总是试图将跨国公司收进自己的“获胜集合”之中。跨国公司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富于效率，超脱于民族主义之上，是沟通不同意识形态的桥梁。但没有政府的干预，国家的利益就会有受到忽视的危险。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左右它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反对国家利益，但它们的目的与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吻，这也就使得美国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调，成为1970年代美苏之间粮食贸易进行过程，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国际层次上的议价，也会影响国内的获胜集合。以1975年为例，正是因为苏联人在石油问题上毫不妥协，导致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一致意见又发生了分歧。而苏联也正是因为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而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人通过跨国公司拉拢了五大粮食公司，刺激了美国的农场主，就这样通过分化瓦解美国的内部力量，从而获得胜利。　　因此，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并不能相互割裂，它们在彼此影响之下，形成有机互动。只有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占有优势，才能在最终的谈判中获胜。余　论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并不单单是一场粮食贸易，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的较量。在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战略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永恒不变的只有国家利益。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并不相同。能不能获取国家利益，就需要在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这种力量对比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家实力，也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上力量的变化，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变化。　　美苏之间1970年代的粮食贸易是建立在美苏均势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美苏之间的贸易形势也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相对较为平等的粮食贸易到80年代之后，势必无法维持。1980年代，美苏的经济关系越来越有利于美国，越来越不利于苏联。苏联鉴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经济日趋陷于停滞，单方面越来越有求于美国，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时19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失去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双重权衡之下，美国向苏联提出一系列诉求，涉及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诸如核武器、人权、德国、东欧问题。虽然这时美国农场主仍反对人权与贸易挂钩，主张积极拓展对苏贸易， 但美国政府在此方面更倾向于国内的鹰派，主张贸易与人权挂钩，来迫使苏联让步。而戈尔巴乔夫为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开始主动与美国合作，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一系列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苏联在与美国冷战的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2]据徐更生的《美国农业》一书显示，此期间工业品生产价格上涨了53.3%，其中农业机械价格上涨了105%，从而使农场的生产费用大幅增长。参见徐更生《美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3]James Trager，Amber Waves of Grain， New York：Ar-thur Fields Books， Inc.，1973， p.80.　　[4]稳定国内、国外的政治，都需要苏联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　　[5]James Trager， Amber Waves of Grain， p.43.　　[6]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第54页。　　[7]丹·摩根：《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8]面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以及对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美国试图通过粮食贸易获得苏联廉价的石油，而苏联仅仅只想从美国购粮，反对将二者挂钩。　　[9]W.Klatt，Reflections on the1975Soviet Harvest， Soviet Studies ， Vol.28， No.4 (Oct.，1976)， p.487.　　[10]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2页。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No·3(Summer 1988)， p.434　　[12]Thomas M.Defrank，Write it when I’m gone：Remarkable off-the-record Conversations with Gerald R.Ford， New York：G.P.Putnam’s Sons， Inc.， 2007， p.55.　　[13]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4页。　　[14]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一书中，将这种隐秘的倾向解释为，害怕人民在缺粮和饥荒的时候会把他们看做苦难的根源，从而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迫害，最终毁坏其事业。　　[15]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进行粮食期货贸易的公司都应该把交易情况告知农业部的管理部门。后来，康迪南特公司、邦奇、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的分公司也都受到了指控。　　[16]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86页。　　[17]同上，第201页。　　[18]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Robert Putnam，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