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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扎特:我爱茉莉花

伊扎特博客
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人民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因为本·阿里在1987年发动的推翻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不流血政变就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对于现时的突尼斯人来说,那次政变是一个讽刺,更是一种耻辱,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动称为“尊严革命”
阿拉伯革命

近一段时间以来,原本象征着洁白纯真的爱情的茉莉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让一部分人紧张,一部分人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还有一部分人感到莫名其妙。

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同样能够深刻理解茉莉花在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小学生的音乐教材上,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各种晚会和国际赛事上,茉莉花这首歌曲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或奏响。在胡锦涛访问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孔子学院时,当地学员集体为他演唱《茉莉花》,主席先生微笑应和,并对演唱的学生大加赞赏。尽管中国的搜索引擎已将部分带有茉莉花的搜索结果依照法规进行了过滤,在百度搜索包含茉莉花的条目仍然达到了19,700,000个,而作为中国国花的牡丹只有12,500,000个。

在我的祖国,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都是美好的化身,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我想世界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这种散发着芬香的植物具有天生的厌恶。这些事例无非想引出我个人的一些拙见,因为我看到了茉莉花被赋予了太多政治上的含义。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上个月访台途中,多次被当地民众以茉莉花相迎,由于现在不是茉莉花产季,民众用塑料茉莉花投向这位大陆官员。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Google搜索“茉莉花”一词的结果是“该页无法显示”,在一些网络社区上传茉莉花的照片也会立即被删除。

这些做法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杞人忧天,小题大做。这样一个找不出源头的消息很难在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一个典故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它的根源在于“水土异也”。每当提到这个故事,我常常想起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古训。

在我童年的时候,爷爷对我说,以后不管你去什么地方,你都要和当地人一样吃那里的洋葱。儿时的我并不能完全听懂老人的话,后来慢慢才懂得洋葱有杀菌的功效,而不同地域种植的洋葱所啥的病菌也不尽相同。后来我来中国学医,逐渐懂得了更多的道理。老人们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这些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训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爷爷活到一百多岁,现在想想,这些老话或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

任何事物都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孤立的消息无疑是空穴来风,然而却被一些人认真了。当然,把北非“绽放”的茉莉花移植到中国的想法,在让人贻笑大方之余,也无奈于中国人中庸无为的传统思想。革命复制的“创意”无非是鲁迅笔下的“拿来主义”的一种表现,但革命不是商品,不是像手机一样用别人的机器模仿着做出一个就能投入市场。革命因国而异,需要结合阶级矛盾的状况和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人喜欢模仿国外的高端手机,但模仿的同时,也损害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点上,“拿来主义”、“山寨文化”的盛行也不利于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不仅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更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责任。

有的时候,对于“拿来主义”使用不当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比如中国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修建的“哭墙”。南京的梦魇触痛所有中国人的神经,但哭墙也同样触痛了所有阿拉伯人的神经,中国人的灾难应该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别人的墙不能代表自己的历史。中国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一个为世界贡献出四大发明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言归正传。革命输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注定失败,伊朗的历史足以佐证,而在今天这也不过是某些人的一相情愿罢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爆发革命初期,西方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而对于中国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大部分西方媒体比中国民众表现得还要积极。某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的突然出现,更让我们担心原本不会引起波澜的一起事件成为被西方政客利用的工具。在这场嫌少有民众参与的“革命”中,王府井成了警察和媒体的战场,也成为了外国政客争取选票的工具。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点,无论是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伊拉克的紫色革命(Purple Revolution),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还是黎巴嫩的雪杉革命(Cedar Revolution),这些都只是西方媒体对于非西方阵营国家社会变革的叫法,当能够用来形容革命的颜色被用完之后,植物成为了革命的外衣。革命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自然的无规律的,没有必要提前把名字起好,这就如同婴儿要等分娩之后再根据性别起名字,革命也要根据特点、过程和结果来确定名称和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通过上面提到的这些具有一定共同点的革命我们发现,在你还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行动取名字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活动家或媒体,已经为你的革命处理好了革命的全部后勤工作,包括起名字。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人民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因为本·阿里在1987年发动的推翻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不流血政变就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对于现时的突尼斯人来说,那次政变是一个讽刺,更是一种耻辱,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动称为“尊严革命”(Dignity Revolution)。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民族性情不同,社会的各阶层的生存状况,面临的挑战和关心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面临不尽相同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时,用照搬别人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背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911事件之后我曾联合另外两家中东媒体的记者前往韩国,对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进行过一次专访。那天早上,总统从蓝宫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他谈了对我们三家媒体的感受,并对伊朗记者说,“我下来之前刚刚吃过一颗伊朗的石榴。”伊朗的记者英语稍逊,当时没明白总统的意思,倒是后来在飞机上又提起这件事,问我总统说吃了伊朗的什么,我告诉他是石榴。然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很玄妙,手榴弹和石榴有着近乎相同的发音,我说罢便引来了周围乘客惊恐的目光,他们紧张地看着我和我身边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伊朗记者,露出慌张而又无助的表情。我能想到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不希望类似的误解发生在中国,不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航班上,当我向乘务员提出需要一杯茉莉花茶的时候,被旁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花朵就是花朵,不要让政治的气息盖住她们原有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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