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俯览：螺旋式上升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在相同的题目下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焦躁情绪，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20年过去了，变化天翻地覆，问题似曾相识，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与1988年相比，社会没有那样不安和躁动，外部世界倒是变得更不可靠。居安思危，中国人是否已经走出了低中等收入国家动荡和停滞的发展陷井？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能否持续，有何变数，原因何在?今后30年的道路，有何选择，制约在哪儿？显然，这些是摆在今天中国人面前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回顾 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
中国奇迹：分享的经济持续高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着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人的选择自由和机会，无论对最偏僻和最草根的乡村农民还是多少得天独厚的各类精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阔，既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国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创造力勃发、财富空前涌流的基础和源泉。
原因的探寻与疑问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从而搞对了激励。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轮驱动的中国高速经济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愦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许多国家开放的程度比中国彻底得多，但结果往往是沦落为国际资本纵横捭阖的场所，目睹令人沮丧和难以缩短的差距，陷入无助的内部争斗和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溃散。因此，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的收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反思中国道路的实质与真实历程
以实践理性探索改革开放的彼岸
那么，基于以上几方面特点的中国道路的本质是什么？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存在的成功和证明，还是如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只是在已知西方彼岸下本来很简单的转轨，只因囿于中国国情因而变成不能或不便说明的曲折过渡？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政治上需要的口号，还是包含了实质性的内容？显然，这是我们总结和反思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7年开始批评两个凡是和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酝酿发端的。实际上，这里已经包含了改革开放的导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转折，这就是从毛泽东的文革模式和前30年先验设计的计划经济理想模式的固守和试验，转向实践出真知的试错探索。从认识论上说，就是从对未来经济社会模式的预知假定和设计理性转到实践后知和有限理性。后来的发展表明，实践标准打破的实际上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凡是，也打破对所有以前被奉为神明理论的凡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起点来看，除了一些大的目标，要实现现代化，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要实现中国仁人志士几百年的强国梦想，同时又能使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和对立以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并不是知道中国一定要具体怎么做，而是知道了中国一定不能再做什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在探索中逐步走向和提出改革开放的（如1978年11届3中全会还没有明确提到开放，讲改革也只是说到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但各种求实的探索则已陆续开始）。农村改革最初确实只是为了应对落后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建出口加工特区最初似乎也只是为了改变边民越境讨生活的窘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好像只是逼出来的权宜之计。但是1960年代更大的饥荒并未逼出改革开放，而1970年代末的似乎只是地方乃至基层自然理性的应对却引起了连锁性的重大制度变迁，这后面显然还有更深厚的背景和哲理。
应当指出，在这些似乎偶然事件的背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解放思想的开放态度和实践出真知的探索精神是这整个变革的认识论基础。在以开放的心态频繁出访学习考察西方世界（这在毛泽东时代是绝对没有的）之后，仍然坚持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错了就改的实践理性，这从改革开放以来曾被讥为实用主义和目光短浅而受到很多人批评。其实从理想主义的先知假定和设计理性到实践后知和有限理性是中国人在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这就是承认未来是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对未来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先验设计需要后验查正。前人的理论、别人的模式包含了多少真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自己和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正如什么样的鞋适合自己的脚，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真正知道。甚至人类已经称之为的科学，也只不过是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实践已经验证了的知识信息，它也有可能被新的实践或信息所修正。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或彼岸不是也变不成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源秉赋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美国，更不是许多国人自己也不以为然的其他某国，而是中国人世代追求的现代化加共同富裕。实现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更进一步，如何在中国这样历史遗产和包袱都很重的发展中大国实现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更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真正关切和必须面对的顶级挑战。从改革开放以来，不乏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抓住了真理，因而提出的方案就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但回过来看，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并不全面的一孔之见，因为还有太多的东西还有待搞清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实践标准论，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理念和认识论基础。
解放思想的本质：解脱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报告的开篇之题，它也是伴随了改革开放30年直到今天的口号。但是，解放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至今并没有真正明白。从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解放思想首先是从两个凡是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反帝反修、闭关锁国中解放出来到对外开放，平等互利，从计划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中解放出来到也可以市场调节、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成份，其实也还包括从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化模式中解放出来搞适合中国国情、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总之，就是要一事当前，从先问姓资姓社、姓张姓李的意识形态化中解放出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不贴标签，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革命遗产中的精华，外国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文明成果，尽可以被我们拿来所用，不用自封门路，不必怕人扣帽子、打棍子、贴上什么主义、思想的标签。这样国家发展才如虎添翼。没有这种思想解放，凡事对本本条条，先贴标签，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因此，解脱贴标签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意识形态化包括宗教化是在人类社会信息成本很高的阶段上动员和组织民众和社会的一种形式。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贴标签的意识形态化代价越来越高，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必须摆脱的一种羁绊。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呼吁，面对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困局，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阻碍，使美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说明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不仅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它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当代世界和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因为意识形态化往往把人类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实现形式凝固化了，从而超越了这些目标和价值实现本身。中国改革中的许多困惑和悖论往往产生于此。我们过去长期宣传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就能平等和共同富裕，但结果却南辕北辙，平等并未真正实现相反却走到了共同贫困。邓小平之所以反对贴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化标签，就是因为过去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能导致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复杂形态，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模式，拉美模式，也有相当不同和比较平等的北欧模式。对于对象和自己的认识都还处在演变中的事物简单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只会封闭自己前进的道路。显然，没有解放思想和去意识形态化，自由价格和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雇工经营，国企股份化和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等等，这些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观念的历史性变迁，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广泛，政府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宽阔，从思想基础来说，就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绝非只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有深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的。现在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宽容，越来越远离过去人们熟悉的动辄搞政治运动和随意贴标签、搞批判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
当然，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重要性的下降，不等于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也下降了。信息时代仍然是价值竞争的时代。但价值理想不是靠空洞高调的口号实现的，而要通过适合本民族积累的知识存量、集体行动方式和组织制度资源的机制设计去实现。机制设计就是解决在去意识形态化下的桥或船的问题。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要不要改革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宣示，而是进行什么改革、如何改革的讨论和探究，进行不同改革模式和机制设计的批评与竞争。因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等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高调，而是取决于机制、路径即桥或船的设计。随便用改革反改革划线容易封闭对改革不同路径的讨论和批评，那样其实还是没有跳出意识形态化窠臼的表现。
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真正含义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不是说可以怀疑和否定一切，而是有边界和底线，这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让一些人很困惑和失望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明白解放思想是以且仅以解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为目标和边界。这样至少可以在经济和发展的领域甩掉包袱，实事求是，开拓前进。但一个社会要不因发散而失序，必须收敛于自己可以站立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框架。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全面改革，道理也在这里。其实，在一个发展中大国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认同和道德取向是自然状态。因此，有左派、右派、乃至极端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也完全正常，毫不奇怪。现在人们也慢慢地习惯、甚至开始学会尊重某些也许看似荒唐、出轨，但实际上也是看到或抓住了社会某个侧面、侧点的观点和价值诉求，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进步。但是一个国家要能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历史与人力资源、组织与制度资源，不是陷入纷争、内耗乃至对抗、动乱，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就必须考量和优先满足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形成集体赶超的凝聚力与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左冲右突、披荆斩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市场化、民营化、国企改造和加入世贸中的大刀阔斧，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都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轨迹。
由于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存在，集体行动与多数人的利益，在信息时代之前是个多少暖味的空间。不过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这个过去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开始并不沉默。尽管网络的声音并不总是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民意，但也不难看出，它和爱走极端或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往往并不相同，甚至经常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解放思想不是也不能是各路精英主导、自行其是。改革要形成集体行动力，就必须抵制两极的诉求干扰，特别是不让极端诉求挟持和葬送改革。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从改革伊始邓小平既提出了要破除对原苏式和毛泽东模式的迷信，对原先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又拒绝简单移植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践中并未成功的西方模式。在邓小平看来，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改革开放能够展开和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象很多人描述的那样是改革与反改革斗争、领导人最终一锤定音的单线条漫画史，那并不是中国改革真实完整的图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就指出的，改革起步就面临来自左的方面指责改革是离经叛道的压力，同时又面临来自右的方面根本否定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要求全盘拷贝移植西方模式的压力。改革的真实历史，是在实践、认识、舆论和政策的互动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而又不出轨、翻车，最高决策集团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过程和历史。改革开放的彼岸或终极目标是邓小平在他的全部讲话中反复宣示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允许先富后富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在路径上，邓小平则认定必须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否则只能死路一条。但过去"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是中国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因此，在今天全球化过程中面对西方的权益优势和话语霸权，保存自己的民族思考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邓小平积自己20世纪的全部经验深知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性，他确信移植照搬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制模式，国家经济命脉落入私人家族手中，中国必乱，不仅会两极分化，现代化也肯定搞不成。因此，邓小平的路线就是现代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要大胆尝试运用，私有经济可以允许存在发展，无碍大局，民主建设要适应国情，循序渐进，半个世纪后条件具备了，也可以搞普选（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20页）。
回过来看，既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守旧倒退，又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全面移植拷贝，沦为别人的跟差，而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和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贯穿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的几乎所有重要历程都是在抵制这两方面的拉力和冲击中走过来的。探索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就是既承认现状的历史继承性与合理性，又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既肯定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中国革命的遗产，坚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大众谋利益的旗帜，同时又与时俱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承认各类精英集团在任何制度安排中都会优先受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抑制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努力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强势和弱势群体都能在改革开放中不同程度上受益。这样，通过把馅饼做大和实践中的每一步成功来巩固改革的阵地，通过摸石头过河，试错探索，来认识和确定下一步前进的步骤，使中国人在实践中不断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同时改变着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时间的积累和代际的交替，使拥护改革而不是走两个极端的人在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够胜出，使改革既不被守旧者阻挠，又不被激进的移植拷贝者所半道截持。这期间，尽管也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乃至痛苦、失望和彷徨，尽管有许多发展或伴生品并不符合不同的人有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意、价值判断和追求，但最终内外的观察者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努力和民族的集体行动最成功的30年。因此，中国的改革路线，用邓小平自己的描述，就是既反左，又防右，但特别警惕左这样一条代表多数、不走极端的路线。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改革的特殊困难和困惑之处。革命成功了伟大，失败了壮烈，而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善和妥协。开放不能迷失自我，变革不能抛弃传统，学习模仿又不能抄袭而要自主创新。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就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它积累变迁的意义而言。就其行进的每一步而言，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有妥协的前进，是在承认保护和转化既得利益的同时，发展新生增量的双轨推进。这样改革从来就饱受两翼的批评：它既有旧体制的残迹，又有新体制的幼稚；既有变革中的失序，又有妥协中的痛苦，就是没有站在传统或现代的道德高地上的批评者们自己不必兑现的乌托邦期许。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由于丧权辱国、贫困落后，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以来，曾经创造了伟大历史文明的中国人最不习惯的变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但其实正因为如此，它在惊人的变革中避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撕裂和对抗，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总是以悲剧结束的宿命，也走出了过去总是在理想的憧憬中以暴力和革命摧毁社会、从头再来的历史循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伟大成功之处和奥妙所在。
互动型创新与链锁式制度变迁
改革既然是建设性的变革，就需要在全面开放和学习、借鉴别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与经验的同时，进行适合国情和能利用本土资源的制度创新和机制设计。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梯级对外开放，农村中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创造（分田单干可以是传统回归，但保持集体所有框架下的家庭土地承包则是制度模式创新），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路径选择，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与国有资产出资人框架的构造，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创新，依靠这些以及其它的制度遗产，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奇迹的经济制度基础。
因此，仔细考察中国这30年的制度变迁，既不是完全自发诱导的，又不是单纯政府强制推行的，而是往往或先自下而上的实践试错（如家庭承包，企业承包、股票市场），或先自上而下的政策试错（如经济特区、财政分级包干、国有股减持与股权分置改革），或二者兼有（如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国企股份制），总之是在试错过程中，实践、认识、舆论（其中理论后来包括网络扮演着积极角色）和政策的互动形成一定的改革气候与共识，产生体制变革创新的冲动或推力，由此激发和引致链锁式制度变迁。这样人们看到，路径依赖的实践，依实践而发展的认识，受他律与自律约束的舆论，政府内部博弈产生的政策，几者之间微妙的交叉作用，发酵变化，制约着利益博弈和信息交流导致的整体理性和决策主导潮流的演变，并最终产生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这种非正式的互动型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制度和社会变化的真实轨迹。显然，这种非正式互动型沟通向效率更高的正式沟通制度的转变将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当一个新的30年在严峻的内外挑战中开启的时候，怎样再次聚集改革的势能和动力、产生和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决定了中国奇迹能否延续的命运
--中国经济的内外挑战和增长瓶颈
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麻烦和中国的问题
正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使中国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了一次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和政府监管的盲区。它充分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已经远远不是人们过去习惯认为的基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自发秩序，而是从人类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契约中生长和制造出来的一架精巧、复杂的机器。人们如果盲目崇拜自己的制造物，迷信这个人为设计和制造的市场会由逐利和避险动机自动平衡和解决问题，有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在实体经济中的外部性会导致一般所说的市场局部失灵或失败，而在错综复杂和高度相互依赖的金融信用体系中，更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则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休克和崩溃，而这一点是过去的教科书上完全空白的。显然，这是对崇尚无干预和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理念的巨大颠覆和重大修正。前沿的经济学家们现在需要去回答，在一般均衡架构的假定下，市场能够自动导致和谐的阿罗－迪布罗定理，在脱离金本位制以后，依赖现代人工操作的信用货币制度和金融创新体制是否还能继续成立。同时在另一方面，受到复杂利益结构制肘的政府干预，其成效和代价，也有待实践的考验。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还是反映了在美国霸主地位走进弱势后，原本依靠美元中心地位、美国人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新安排和组合，虽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难以改变。相应的，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是，尽管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而躲过了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国，却由于全球实体经济进入衰退而受到极大的冲击，以至需要火速扩张政府开支和基础建设增加内需，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和脆弱性，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靠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巨额顺差维持高速增长的隐患和不可持续性。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中国下一步路径选择，就有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双重含义。
两种观点的应对及局限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甚至破产，中国开始扮演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这说明了北京共识的正确性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21世纪是中国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过去中国也曾经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从容应对了。这次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可以长期持续。
另外一种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观点认为，在全球经济进入衰败、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内需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深化和大力推进改革来解决。许多人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这种观点的具体建议就是加速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进市场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这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可以称之为第三次改革思想大争论。这种观点一般反对《劳动合同法》对职工的保护和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主张恢复农民对其土地、房产的充分权利，最好是实行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私有化，使农民的财产资本化，进行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样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这种观点同时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典型的如公民的权利保护和腐败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因此进一步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等等。
不难看出，第一种观点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能简单比照历史就认为会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国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识的模式，同时这个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多美元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就宣称自己今后就可以给别人当榜样甚或引领世界经济的潮流，少说也是太不谨慎了。
主张用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观点从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就发展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上到下已经谈了多年，老生长谈而成效有限说明这不仅仅是个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点与约束，以及中国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如果不大大拓宽视野，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引入了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而且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创新，否则欲速则不达，改革可能早已出轨。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转的主张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随意动摇这个制度基石的含义和结果。简单一句相信农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调，并不能勾销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后的严酷后果。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就政治改革而言，当城市居民具有明显的强势，而占人口优势的乡村人口，在政治上（没有自由迁涉权，选举权只有城市居民的几分之一）和经济上（在城市就业也不能享受居民的保障待遇）都受到制度歧视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显然也不是一个径情直遂的路径。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爆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井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轮驱动的衰减和增长瓶颈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国社会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在19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这些战略性商品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是完全直接接轨，还是只是政府调控下的间接接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而是一个利弊的权衡问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涉及这些人们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着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多少积重难返的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只要放开财政预算或银行贷款限制，用以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制约也一定立竿见影。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沿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也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主因与城乡统筹的主线
那么，中国社会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同的人当然各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不同的回答。但是，无疑中国人作为整体和一个民族，最需要的仍然是现代化发展。因为我们在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刚刚走了个好的开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是抓住了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这个民族的整体心理。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不期而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一个事实：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财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非常办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价的。同时，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不可能再靠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额贸易顺差来长期扩充自己的需求。
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其家属所短缺的这若干万亿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属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又还相对差距不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则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个严重分配不均的地步，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倍到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失衡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偏差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将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主体结构失衡导致的连锁扭曲
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人民币外需缺口的任何萎缩。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从而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
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秉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韩国、台湾、香港乃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两个主要的思想障碍
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被排上议事日程，也相当程度地处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存在两个主要的思想或潜意识障碍。一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没有能力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他们的归属现阶段还只能在农村。但问题是农民工实际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多年，而且不可逆转，这不是任何人的设计，而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们的就业岗位是自己找到的，他们的归属不是由我们任何人去人为限定的。至于说城市的安置能力问题，其实100多年前首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在城市居留下来，中国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几乎全都是农民转化而来，到了国家空前繁荣、富足和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说我们反而没有能力让已经进城和有了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安居下来，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就业就能安居，这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通例。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不能安居，完全是制度阻隔的结果，而不是城市负担能力问题。二是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提高劳动成本。问题在于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不能靠制度歧视和剥夺大部分劳动人口的公民权利来维持和实现。况且劳动者随经济成长，其必要的收入提高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增加，是人力资本积累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本身的内涵和要义。况且人的权利不光是财产权，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包括平等的就业、教育和安居保障的权利，越来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应当看到，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和社会的很大关注，但这里的认识并不统一。比如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强烈反弹，除了其中包含了合理的批评和建议的成分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市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应当尊重市场规律，长期维持中国这个最自由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农民能够进城打工，无论怎样缺乏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障，已经是经济和福利状况的很大提高和改善。然而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农民工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市场自然发育和权利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对公民权利歧视和分级的产物。这个制度的形成无论有何历史原因，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与经济起飞起过何种第一级火箭的推动作用，它的缺陷和负面性已经日益明显，不仅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推动力，相反已成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高速度成长的严重桎梏和制度性障碍。试图长期维持甚至美化这个歧视性的制度，不用说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违反了这些人自己推崇的自由主义的信条。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降低城市化成本
那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土地经营权流转、城乡统筹、逐步吸纳农民在中小城市、镇落户的政策，是否能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呢？应当看到，中央提出的目标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30年已经形成的制度框架和路径依赖的制约下，进行正确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寻找下一个30年中国保持高速发展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的大国，现代化的步伐几乎可以用其真实城市化的程度来标尺。因此，在已经有1亿多农民工进城和还将有几亿人转移进城的中国下一个3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化的经济社会整体收益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速度的核心问题。
在目前开展的城乡统筹和土地流转中，由于利益的自然导向作用，人们关注和地方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的往往是城郊的土地流转和城乡统筹问题，试行让农民用土地包括宅基地换取城市住宅和城镇福利保障，用节省和调剂出来的土地去进行工业和城市化开发。问题是城郊毕竟只居住了很少量的农民，要按照这样的路径去实现城市化，我们必须把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变成城市，才能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这显然是荒唐的。一部分信奉自由市场主义或维权意识强烈的学者，对地方政府这种着眼于城郊土地的巨大级差收益的行为颇多批评，他们主张应允许农民自己去处置土地并得到相应的收益。但他们忽略了城郊农民近年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城市化扩张而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相当多的城镇，郊区农民的收入和境况已经优于一般城镇居民，他们或者已经利用所谓集体建设用地甚至农田建造了许多被称之为的"小产权房"出租出售，许多人或者已经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集住家、旅馆、饭店、娱乐和商务的大住宅，大量的农民工实际上都是租住在这些也是农民的房东那里。外来打工仔与以食利为生的本地房东已经俨然是利益悬殊的两个阶级。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土地级差收益如果进一步从地方政府转入城郊农民手中，一方面会造成完全不是因为自己努力而生成的巨大食利阶层，另一方面显然会急剧增加城市化的成本。因为地方政府征地，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其土地收益的相当大部分还是用于城市公共建设本身。如果允许城郊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或者将宅基地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工商资本，在规划和执法管理能力极为薄弱的郊区乡村，那只不过是给少数人营造因城市化而获益的天堂。同时由于土地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用途管制，级差收益归己的做法必然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和因用途管制而产生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
因此，所有这些举措，无论是以整理调剂土地、规模经营、集约使用土地为由，还是以农民，其实是城郊农民的权利诉求为名，背后都不能摆脱强烈的利益驱动。而他们共同的实质，就是将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排斥在城市化的视野之外。而这一点，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轨迹沿着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畸形发展、城市住宅越来越贵、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城乡隔绝的二元管理体制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柱石之一。没有前30年改革开放的丰硕结果，我们不可能去触动这个计划经济的基础和堡垒。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今天进行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隔绝体制的制度创新，平稳地疏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国今后保证内需增长、矫正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振兴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
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后30年经济发展的引擎
如果说作为改革起点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人身和公民权利的解放，从而这个最初只是为了解决简单的农民温饱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激发和导致了一系列人们最初没有想到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变迁。那么，中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
这个枢纽，我们认为，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会能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链索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我们建议，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从国家层面全面规划和启动这样一个横跨今后30年的核心工程，首先是基于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进城农民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化，本来是任何民族现代化发展中的自然过程。农民工的产生和这个词本身，完全是中国特色的身份歧视称谓。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起步，被城乡二元体制隔离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越积越高的堰塞湖，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最大隐患，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急于求成，但立即开启疏导这个不断增高的堰塞湖，已经是紧迫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任务。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抓住了城乡统筹的龙头。由于城市的强势地位和现行利益结构下的自然导向，现在各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集中关注的往往是城市本身的升级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其实，城郊农民和其它因土地征用的失地农民只是城市化的被动参加者，而农民工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动参加和主要推动者。从历史和逻辑上说，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都是从农民转为工人和城镇居民开始的。农民工率先开始市民化是市场和农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既准确抓住了城市化的本质和核心，又是启动农村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的枢纽。因为只有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了，进城安居农民的土地流转和转让才可以大规模展开而没有任何流民泛滥之忧。同时，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离开乡村，会改变现有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老幼病残留守农村的现状。农民工举家的迁出和农村规模经济的空间扩大，将会吸引一批有志有才的中青年在农村扎根发展，这样新农村建设才有真正坚实的基础和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切入点，也是长短结合，解决内需问题的紧迫要求。亿万农民工提供了廉价劳动和产出的供给却不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缺乏城市现代文明所提供的最基本住房、市民待遇和保障，这是最大最现实最持续的内需。启动内需的方向转向这方面的投入将是综合回报最高的投入。同时，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逐步市民化，会产生对公共设施、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从而矫正产业结构，使第三产业这个吸收就业的主要产业的份额恢复和上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会排挤新的就业岗位，相反是创造和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
有人认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的自由流转甚或私有化是解决城乡统筹的抓手。他们聚焦于今天农民不能完全摆脱农村集体经济，不能自由买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他们浪漫主义的宣称，如果给农民以把自己土地资本化的权利，相信农民会最合理地处置这个因资本化而大大增值的财产。这种第三次土地革命会产生极大的财富效应和改革动力。这种观点忽视了非郊区的中国广大农民的农用土地价值很低，而土地用途管制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实施的。同时农民无论在知识、信息还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无法与工商资本乃至富裕的市民抗衡。非郊区农民的一点小块土地根本不能给他们的资本化经营和转移提供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帮助，但确实是他们避免被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兼并和保证他们不至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的唯一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其实是一个陷井，其经济后果有极大的社会外部性，不是单个农户甚或村庄自己能够摆脱的。农民真正被忽略的权利是他们进城打工就业后成为市民的天然权利，是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和保障体制对公民权利的分割和歧视。目前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同时市民也不能占有农民的土地，尽管是并不平等和公平的权利安排，但多少也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告别二元体制首先要打破的是对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屏障和歧视，逐步提供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农民成为市民，是土地能自由流转和转让的先决条件，否则，失地的农民只能成为流民。随着进城农民的不断市民化，农村土地的不断释放，土地的自由转让乃至城镇居民下乡购租土地才有现实可能。
农民工的市民化，才能使农民能够真正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潮流，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从而新农村建设的枢纽。启动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基础上，破解城乡收入悬殊这个当今中国贫富差别悬殊的主要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基尼系数高达近0.5，主要是城乡差距带来的。世界银行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分析认为，如果过渡到完全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保障制度，而现有的其它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中国整体以及农村、城市各自的基尼系数会分别下降到0.29、0.27、0.28的水平，从而达到收入相当平等、总体上共同富裕的境界。真能如此，这将是后30年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所取得的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总体上的相对均等，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大幅持续增加，季节性大规模人口移动的交通、安全与社会问题，计划生育在乡村和流动人口中的失控和人口的平均素质难以提高甚或恶化的问题，等等，都能逐一随之化解。
顺便指出，消除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歧视，实现城乡人民的公民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机会的均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它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否则，当公民权利在城乡人民当中分割和撕裂的时候，简单移植别人的投票模式，只会导致扭曲的结果。这一点，在许多也是实现了民主投票的东亚国家中，已经有太多的案例。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形式或标榜，而是在权利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人群中解决公共问题大家都能接受的途径或制度安排。因此，权利的均等化是其自然前提。
当然，农民工市民制是一个横跨20-30年的宏伟工程。它需要谨慎启动、整体规划、精心设计、分步实施。对这样一项关系到城乡人民利益的重大调整和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伟大变革，细节往往也决定成败，和农村土地承包制一样，它需要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和结合国情的制度设计。
农民工市民制行动纲要
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制，是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巨大的社会工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制订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以降低城市化成本为主线，统筹规划、试点推进、分步实施。其核心是稳步安排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安居，同时有序退出农村。应象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试行推进一样，允许各地采用不同模式，鼓励地方竞争和横向协作。因此，这样一个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应当至少包括以下若干关键的制度设计。
在我国现在约13.2亿人口中，城镇户籍人口约3.7亿，农村户籍人口约9.5亿，有2亿多已经进入城镇工作但未能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3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到达15亿左右的峰值，即使按照67％左右的城市化率的低线，城镇落户人口应达到10亿左右，也就是说将新增6亿多农村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平均每年在20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党的十六大中央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率超过50％的目标，中国在今后12年内将要解决新增3亿人口的城镇化落户问题，每年需安居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将达到2500万人左右，任务更加紧迫。
因此，现在就需要综合考虑补欠账和新进人口的常住人口模型，进行城市化不同变量的计算机动态模拟，重新审视和全面规划我国的城镇规模布局和空间分布。
根据农民工市民制的需要，分年有步骤地以千万套的规模兴建福利性住房，同时根据各地财政负担能力，显着降低和重新修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标准，将分期分批市民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建设规划和福利保障计划。参照资源秉赋与中国相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应在40至50平方米以下，廉租房的标准应在30平方米左右。当前，可以结合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地调整支出结构，将相当大一部分投入转移到农民工市民制安居这个综合经济社会收益最高的方向上来，集中偿还一批欠账。这样也会相应产生巨大的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和城镇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等需求，拉动一系列的巨量投资和消费支出。
更重要的是，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由于城乡隔离的制度屏障，中国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为东亚类似国家的4倍，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10倍）。同时，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制纳入视野和城市规划，可以有效改变目前城市发展中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等不利于农民进城安居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畴形发展倾向，扭转目前城市和城郊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高城市化成本和房地产价格的势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够健康、扎实和可持续的发展，为下一个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经久不息的强大动力。
制订和实行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上，与时俱进，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战略的延续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有力的支持，也是对城乡现有既得利益在保护存量的同时，从增量开始的重大利益调整。国家要根据农民工市民制和举家迁出农村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进程，大规模增加城市的土地供给和保障性住宅用房供给，大幅度降低城市化成本和农民工及其家属安居的门槛。借鉴韩国等与我国人均占有可耕地资源等相类似的国家成功实现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成功经验，这也需要一系列立法推动，如"城镇发展法"、"住宅建设促进法"、"安居工程保障法"、"农民工职业培训法"和"城市布局规划法"等，以适应农民工市民制转变的需要。
将城镇和工业征用农用地的使用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制的指标挂钩，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内在约束机制，是抑制农地占用、调节地方竞争方向的关键一环。目前由于土地征用出让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具有不断扩张非农土地占用的强烈冲动。用行政办法控制土地占用和审批，费时费力，效果很差。因为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常发展占地和过度扩张占地的界限，因而没有控制和审批各地土地占用增长的客观标准。把增加非农占地与农民工市民制挂钩，可以使城镇扩张与城市化的真实成本建立起对应关系，遏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无成本约束的土地无限扩张冲动，同时改变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无偿使用廉价劳工而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状况。
根据城市对农民工的依存度，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制义务，使地方政府从仅仅对户籍人口负责转为对常住人口负责，并最终使二者统一。这样可以引导目前地方之间的GDP竞争转为经济发展和常住人口的就业和社会服务竞争并重，从而既发挥我国地方政府的独特作用，又引导地方政府向公共财政和服务性政府的方向转变。
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核心环节之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拨出巨额专项基金，长期用于求职和失业农民工的免费并带有一定生活资助补贴的职业培训，兴办职工培训学校或委托代培，使求职和具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失业农民工都能转移到职业培训学校或代培院校，得到长时期的学习培训和半工半读机会，并责成农民工就业城市全面规划和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保证他们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条件。
和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在初期的试点推开一样，要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制的方法、步骤、内容上展开不同形式的探索和竞争。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依据农民工的就业时限、教育和职业技术能力等分步安排自己的农民工市民制计划，或区分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的不同侧面，分步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制的进程。这样，由于有财政负担能力的内在约束，可以使农民工市民制的进程既积极进取、又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探索、交流和竞争，可以降低这个过程的总体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行政资源和制度资源。
农民工市民制与征用农用地、农民工依存度等指标挂钩，会自然引导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向城市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镇倾斜。同时中央和省级政府可以使用优惠性或限制性的政策包括土地和财政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在新兴城市群带、低于最优规模的城市和中小城镇就业落户，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空间和规模布局的目标。
农民工市民制纲要分步实施，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可无后顾之忧的大踏步开展。应允许和鼓励进入市民制程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让和出售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举家永久迁入城镇定居。国家及各地政府应对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市民时退出农村制定具体操作办法，作出农民可选择的制度安排。由于城市对土地的集约使用效果，同等数量农民在乡村占用的非农用地一般大大超过他们移居为市民后的占用土地面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整体市民化一方面会提高农村农用地的规模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反增的同时，给城市扩展释放出大量的土地。
因此，中央财政应对农民从土地退出，在就业城镇举家落户提供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和地区与农民工迁出的省区开展横向协作和谈判，建立农民迁移的水平交流和协作机制与渠道。这样，与中央政府垂直的资助和引导相结合，形成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安居、发展城镇、减少农民、繁荣农村的立体推动机制和良性循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在农民大大减少的背景和预期下，进行科学的布局与规划，改变在目前人口现状下进行新农村规划和建设的短视和浪费。新农村建设在现阶段的重点应放在教育、卫生等保障事业和伴随农村人口的流出，持续扩大土地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方面。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到目前为止的3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就是打破了中国人特别是占人口主体农民的人身依附，中国人的选择空间急剧扩大，中国人自由择业和创造能力的迸发，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涌流。这个阶段所打下的物质基础和制度资源，使中国改革有可能和有条件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对人口主体农民的身份歧视，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化。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制变革将是这个社会改革的主线，与之相配合的是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住宅保障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使这些过去只是主要为少部分人口服务，或主要向少部分人口倾斜的社会服务，转向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使城乡居民拥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权利。在基本实现这样的目标或者至少实现这种权利平等的过程已经进入轨道之后，中国改革就有基础和条件进入其第三阶段，这就是以政治改革来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在那样一个阶段上，就可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伟大理想的实现形式：国家是社会的公仆，官吏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
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可以来自自己刚刚走过的30年，因为它确实是中国人成功地实现自己现代化梦想的30年，是中国的经济成长开始几乎让所有人羡慕乃至有些嫉妒的30年。中国的问题当然众多，中国的不足当然巨大，但中国这30年的步伐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现代化努力最成功的30年。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否认或贬低这个伟大的成功变革，因而使自己的批评，无论听起来如何犀利，但都不免流于肤浅或片面。
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担心和埋怨自己变化的太慢了，而是如何能够保持而不中断这个在现代化赶超道路上的迅跑。这就需要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特别是其先驱农民工纳入现代化、城市化的版图，从而延续自己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奇迹，那时的中国就会真正成为睡醒的雄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人的整体理性，需要社会和各种主要利益集团的交往理性，需要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当年我们纪念改革10年文章的结束语似乎更加适用于今天："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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