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贺萧（Gail B. Hershatter，美国加州大学三塔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北大英语系韩敏中教授、社科院外文所盛宁教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对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差序格局”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尽管如此，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却很少为人所注意。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国法官的状况一直是我的一个关切。中国法官目前就总体而言其知识和专业素质都是很不足的，即使少数有较高学历的法官，但要适应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工商社会，也还有很大距离。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期转变，哪怕是对目前开始的统一司法考试我们也不可能指望过高。因为中国的法学教育本身就面临着一个急迫的知识转型问题。

通过不断面对问题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各种抽象理念中蕴含的多样元素，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条件将得以重新组合、创新，生成对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更有利的制度形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自由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未来图景的理由。

参加讨论的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年轻的学者。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

吕澎老师让我讲80年代以来的批评史和批评现状，这涉及到很多概念性的问题和一些历史问题。我想把中国现代艺术的实践与批评实践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谈。

科利奥兰纳斯，普鲁塔克笔下的罗马英雄，他的故事被人过中年的莎士比亚翻阅，拿来讲述贵族和平民各 自的哀叹：英雄并不是真英雄，小人也不是真小人。《科利奥兰纳斯》在莎剧中很特殊：没有枝蔓的情节和 无关的笔触，像是一次提纯了的思辨；主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面儿上不过是个传奇故事，底下交织的是 个人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两套话语。由林兆华和易立明共同执导的人艺版，同样六个字的名字：大将军寇流兰。清末民初春柳社演林纾改译的《黑奴吁天录》，以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来“冀我同胞 警醒”，主人公乔治唤作“哲而治”。从科利奥兰纳斯 到寇流兰，道出了文明戏以来外国经典中国化的历史， 搁在中国话剧百年庆典的尾巴上，有怀旧之感。民间故事 儿时有一部动画片，讲一个众人敬仰的大将军，原本闻鸡起舞、战功彪炳，后来居功自傲、胡吃海塞，连 报晓的公鸡也祭了五脏庙。敌兵再犯时，骄傲的将军成 了窝囊废。寇流兰的姓名不由让人想到宋代的寇准。依稀记得插图版的《中国通史》里“澶渊之盟”里，他伸出的三 个手指头。辽国侵略北宋，皇帝想弃城逃跑，寇准急 了：谁建议说“跑”，谁该杀头！苟且的皇帝这才想起江山社稷和春秋大义，硬着头皮率兵，居然打死了辽军主将，于是赶紧借机议和。寇准反对，然君意已决，只 好出下策。他伸出三个指头，威胁前去议和的人：赔款 高出三十万银绢，要你的命。使者不辱使命，真宗于是 载歌载舞。宋朝皇帝不光怕打仗，而且怕能打仗的将军——轻则监禁，重则斩首。中国皇帝实在是充满政治斗 争的智慧，莎士比亚弑君的麦将军是最好的佐证。《杨 家将》的故事里，真宗要杀杨六郎，寇准说，不碍事， 辽国一进犯中原，皇帝就得把杨六郎放了。过了几天， 辽国没有动静，八贤王着急地说：辽国怎么还不来进犯 中原啊？民间的戏曲故事里，皇帝总是胆小如鼠然而死要面 子，宫廷史总是由奸臣或良将共同书写。科利奥兰纳斯 是一位远在古罗马的骄傲的杨六郎。故事的背景是共和 制下的罗马，对英雄生杀予夺的不是皇帝，而是由无数 平民组成的群众。寇将军在战争中保卫了罗马，却因为辱骂平民而失去他们的选票。在罗马人和寇将军之间搬弄是非的是两个护民官。英雄不敌乌合之众，被迫离乡 背井。米尼涅斯这位罗马的八贤王只好巴望沃尔西人来 犯，好让大家想起寇六郎的好处来。故事前半部分情节的通俗版大致如上。演出开始于文本，有一处关节点早早流失在了翻译过程中。《科利奥 兰纳斯》中的贵族口吐亚历山大体韵诗，平民说的却是 后来被易卜生全剧采用的散文体。语言的差异不仅用作 人物身份的区分，更像是对历史胶片的一次洗印，使的 阶级话语显影于远古传奇中。英若诚先生的翻译抹去了 这一层，贵族和平民开口通通是口语。这么一来，台上 也就少了一张血色的天幕，多了一份说书的天马行空。 寇流兰不允许自己与恶臭的平民妥协。想让他撩起 衣服向群众秀一下二十七处伤疤？省省吧，他宁愿再挨一刀也不肯出这个洋相。 王朔有个调侃的词儿叫“俗人”。文明戏开山老祖汪笑侬改编过一出传统戏曲，说的是上古时期尧帝遍访群贤后游说许由，要把帝位禅让给他，许由逃至荒郊的 河边，洗耳去污。尧帝对于贵族阶层而言，许由对于贫 民阶层而言，都不是俗人。寇流兰宁可挨刀的台词其实 稍有自夸的嫌疑。虽然勉为其难，但为了一劳永逸地做 万人之上的执政，他还得跟群众讲两句话，因为：“既然他们需要的，只是我的脱帽致敬，不是我的 竭忠尽瘁，那么我可以学习一套卑躬屈膝的本领，尽量 向他们装腔作势。 ”（第二幕第三场） 这么一看，剧本里的寇流兰大将军撇开傲气不说，到底还是个俗人。个人悲剧 寇流兰对其他贵族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对群众采取了类似许由对尧帝的作法——跟你多说一句脏了我的嘴。可是，眼看着执政的位子像煮熟的鸭子摆在了眼 前，他还是妥协了。寇流兰：向你们讨一个执政做要多少价钱？市民甲：那价钱就是您必须好好地请求。（第二幕第三场） 平民对寇流兰的要求不过是最起码的尊重。寇流兰还是很火大，因为事情看来并不是简单地要他说个 “请”字，去河里刷刷牙就完事。“必须”二字侮辱的是他的人格，是挥过来打他的拳头，是妄图将他高贵的头颅摁向泥土的脏手！绝不！他的精神永远是独立完整 的不容玷污！一提到平民他就想起流氓、废物、该死的 东西、敬天畏上的叛徒、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多头的畜生⋯⋯如今这些贱民开始发号施令了，米尼涅斯还挡在他和那些畜生中间替他辩 护，说那些詈骂只是他一时气愤。他怎么能容忍这样的 诬蔑？于是他跳着脚说：“即使我像午夜的睡眠一样善于忍耐，凭着乔武起誓，我也不会改变我这种意思！”他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寇流兰：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政府将要失去 他所应有的健全，因为他被恶势力所统治，一切善政都 要无法推行。西西涅斯：他说的全然是叛徒的话，他必须受叛徒 的处分。（第三幕第一场） 拔去群众的舌头，除了处死护民官的引申义之外，字面意思再清楚不过。他在警告罗马贵族们，群众一旦夺权，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十分危险。寇流兰想从人民的 手里获得权力而不能，其原因恐怕并不只在两个护民官 的挑拨。护民官西西涅斯的眼睛是雪亮的：寇流兰若做 执政，必定成为罗马的第二个卡里古拉皇帝；把寇流兰 驱逐出境，则后患无穷。在这个结骨眼上，惟一可行的 办法似乎只有把他关起来。莎士比亚既是给都铎王朝编年的御用史官，也是茶 楼酒肆添油加醋的说书人。他喜欢用历史比照着故事， 向虚构举起真实的镜子。故事里有贵族和平民的不同视 角。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护民官的看法——寇流兰果然叛 国。文艺复兴的故事这才开始上演：个人主义者寇流兰 成了开山海关放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古人通常不会扯到 个性悲剧，而是“变节”二字。杨六郎如果投靠了萧太 后，宋真宗也不会央求八贤王去游说，因为总还有杨五 郎、张六郎可以上阵，这就是地广人多的好处。有一点 莎士比亚略去不说了：普鲁塔克的故事里，寇流兰死 后，罗马还是打败了包括沃尔西人在内的敌人，统一了 意大利。看来，意大利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性在历史 面前如此渺小，这是后话⋯⋯英雄成了叛徒，这中间的过程寇流兰有没有犹豫？ 普鲁塔克笔下没有所谓心灵的拷问，莎士比亚沿袭了这 一点。我想他们是在写实。叛徒有两种：一种是拷打出 来的，另一种是潜在的。寇流兰在投靠敌人时显然顺应 了他的天性，因为他自设了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局面， 总要求自己在社会责任和真实自我之间做抉择。在他的 价值观里，社会和个人是不可调和的。他的真实只有一 种。他即不关心“真实”有何前提条件，也不关心它对 其它任何人是否有害。他毕生追求的“真实”不过是 “真我”，只对自己负责，不顾任何他人的存在价值。 对“自我 ”的偏执成了寇流兰的心结。他的所 谓“高傲”与人无关，与社会无关，只与那个无限放大的自我 有关。普鲁塔克一度把他比喻为阿基琉斯，莎士比亚也用了类似荷马的语言赞美这位天神般的将军。在寇流兰 身上，我们看到与阿基琉斯相似的原则——至高无上的个人荣誉。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个人荣誉的看法。阿基琉斯懂得，在世为人，个人不该违背世俗的荣誉法 则。诸神只破坏了他与战友的关系，并没有蒙蔽他的心 智。即使对阿伽门农再不满，他只是不参加战斗，而没 有为了复仇倒向特洛伊那边。对寇流兰来说，战争只是 凸显个人荣誉的手段，个人荣誉与世俗荣誉是对立的。 报国即是屈从世俗荣誉。个人主义者无祖国。比如，当 他得知沃尔西人来犯时是欣喜若狂的，没有丝毫对于罗 马安危的担忧。使者：将军，沃尔西人起兵了。 马歇斯：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泄发泄我们积余的精力了。 人是万物的灵长，一切围绕“我”存在。在全军战略性撤退的时候，“我”孤军奋进。执政不是为了治 国，是为了从今往后“我”不再“必须”怎样怎样。贵族 拿“我 ”无可奈何，畜生一样的平民更没辙了。“我”对自我价值的设定只单纯是社会价值的对立物， 凸显了个人可以脱离本阶级，甚至人类社会而独活。所 以，寇流兰离开罗马时说：“⋯⋯我放逐了你们⋯⋯对于你们，我只有蔑视； 我离你们远去！这世界还有别的地方。”（第三幕第三 场 ）意大利并非只有罗马和科里奥利两个城池。但个人 主义者寇流兰为了体现他的孤绝，实现他的自我价 值，只有一处可去——敌首的怀抱。一切行为不过证 明了以下这个真理：“我”活着多么孤绝！证明的过 程本身导致了进一步的孤绝，循环往复，寇流兰用行 动 给“自我毁灭 ”这个词做了最好的示范：毁灭自 “我 ”开始。 接下的故事几乎完全属于普鲁塔克：罗马群众追悔 莫及，罗马贵族得意洋洋。白发苍苍的佘太君出马，携 媳妇二人跪求儿子。寇流兰本来只是为了出一口恶气， 看到老娘和娘子的泪眼，很快第二次变节。但收留他的 敌首奥迪乌斯和沃尔西人不干了。罗马感谢寇流兰替他 们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不过既然引兵入城的也是同一 个人，那么，双重叛徒寇流兰被杀是情理之中之事。罗 马和科里奥利双双遗弃了他，正如他曾遗弃它们一样。 寇流兰就这样结束了他辉煌、孤绝和悲剧的一生。莎翁 一笔浓墨给文艺复兴那高光的、大写的“人”画上了阴 影，印证了个人主义者的悲惨下场。 在伊丽莎白女皇那里，叛国罪是要砍头吊在伦敦塔 上的。文人叛国的蛛丝马迹通常从他的文字里找。剧作家在十几年写的某段台词可能成为最好的呈堂正供， “文字狱”是白纸黑字的历史真实。普鲁塔克的故事原样摆在那儿，莎士比亚下笔时想到阴森的伦敦塔多少会有些如履薄冰，所以未曾给寇流兰添上一段类似李尔王 在沙漠中的“雷电颂”。剧作法强调主要人物的性格应 该有发展，寇流兰是个例外。我同意布莱希特的看法， 寇流兰从一个与罗马血肉相连的真正的罗马人变为罗马 的死敌，其原因正在于他丝毫没有发生变化。[1]他是罕 见的不像主角的主角。似乎可以称呼他为贵族甲、乙或 丙，正如平民在剧中的称谓：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平民/ 贵族 由现实中的民工扮演罗马平民，舞台上的故事似乎多少有了现代语境。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把观众拉近莎士比亚的好想法。然而，这一忠于莎士比亚的锋芒恐怕 从提出那一刻就有些底气不足。气质很秀才的濮存昕演 起大将军平添了一些剧中人不该有的秀气，然而印证了 蓝血精英蛮不讲理背后必然存有高贵儒雅的气质。对贵 族的无端好感是集体无意识的症状之二。要塑造一个风 度翩翩的君子，最简单就是让对手显出小人之心。对护 民官的处理淡化了其为人民代言的一面，突出了流氓无 产阶级的一面。西西涅斯：去，叫民众来。我以人民的名义亲自逮 捕你，宣布你是一个企图政变的叛徒、公众幸福的敌 人。寇流兰：滚开，老山羊！众元老：我们可以替他担保。 考密涅斯：老人家，放了手。 寇流兰：滚开，坏东西！否则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摇下来。 西西涅斯：诸位市民，救命啊！（第三幕第三场） 剧本中，寥寥几句话，肢体冲突是可见的。考密涅 斯口中的老人家也许是西西涅斯，或者是从旁边冒出来 的某个不刷牙洗脸，貌似糟老头的“贱民”。台上的西 西涅斯由一个青壮年男演员扮演；考密涅斯的话不见 了；当寇流兰威胁说要打西西涅斯，后者像被气功攻 击，倒地佯装受伤，连喊救命。接下来的场面，平民冲 上台，呼喊“打倒”将寇流兰赶下场。这样一来，寇流 兰成了众口莫辩的杨六郎，从而与结尾英雄的末路高度 统一。 然而，该场面的历史意义使这处改动极不慎重。莎士比亚写这出剧前，舞台上打斗无数：情敌的、家族 的、世仇的、两个国家的⋯⋯平民暴动的场面偶有作为 背景提及，却从未作为中心事件展现过。“米尼涅斯在他的寓言里把罗马说成一具由五官四肢组成的人体，但科利奥兰纳斯和平民却彼此视为狼与羊。”[2]剧本里我 们看到最早的、立体的阶级斗争场面，而舞台上的寇流 兰单纯是暴民政治的受害者。莎士比亚的多重视角成了 寇流兰的单一视角。于是，现实里观众（由小资产阶 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将“贵族”作为主体认 同 ，“平民 ”在舞台上成 了“他者 ”。莎士比亚举起两面镜子让人物彼此对照。观众透过 寇流兰的视角理解台上的暴力，顺便认同了他的所谓 “孤绝”。平民眼中的寇流兰是什么样子？大幕打开后 不久，马歇斯（寇流兰在还未获得战功之前的名字）初 次登台带来了两个护民官被人民选举上台的消息，他话 音未落，传来了沃尔西人起兵的消息。伏尔斯人的入侵 与设立保民官，为何这两个重要情节要放在同时交待？ 寇流兰：在叛乱动荡的年代，权宜之计虽无合理却 也成为了法律，那时他们才被选为护民官。可是在正常 时期，就让一切按正理而行，把他们的权力推落尘埃吧。（第三幕第三场） 第三幕最后一场的这段话是对第一幕第一场的重要补充。莎士比亚通过寇流兰的台词说明了此间的联系， 而布莱希特在上世纪60年代排演该剧时强调了这点：贵族们之所以设立保民官，允许人民发出声音，是因为他 们需要人民冲锋陷阵，抵抗入侵。寇流兰的话佐证了这个事实。可是，人民并不想打仗。（号角声；沃尔西人败退，马歇斯追至城门口。 马歇斯：现在城门开了，大家出力！命运打开他们，是为了追赶的人，不是为了逃走的人⋯⋯跟我来吧 ！（进城门） 士兵甲：简直是蛮干！我可不来。 士兵乙：我也不 。（马歇斯被关在城内） 士兵丙：瞧，他们把他关在里面了。（号角声继续吹响） 众人：他这回准要把命送了 。（第一幕第四场） 我们固然可以站在马歇斯的立场，诅咒“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不肯冲锋陷阵，穷人从来不愿送命，为了 保卫家园才不得不上战场。一战劫后余生的人们的眼 中，或是如今被派往伊拉克的美国平民子弟看来，士兵 甲乙丙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布莱希特最著名的演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不过道出同样的视角。战争开始时大胆妈妈觉得自己能靠战争吃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送了命，她才觉悟到：是战争反过来把她全家吃 掉了。布莱希特在剧中替那些枉死于帝国主义战争中的 平民发出了呼喊。莎士比亚指出了贵族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想强迫平民去当兵打仗；他还指出平民对贵族负债累累，因此起义在莎士比亚笔下并不是一种无理的举动。[3]如何塑造平民？莎士比亚只能凭着生活经验来写。 他目睹了伦敦人摩肩接踵，燃起火把，迎接埃塞克斯公 爵的到来，斗转星移，同一群人摩肩接踵，燃起火把， 观赏埃塞克斯公爵的死刑。对莎士比亚而言，历史舞台 上的人只是道具，不是演员。我们勾起了憎恶、同情、 热爱或者恐惧，但我们自己毫无力量。普鲁塔克写了一 个关于“不懂得反省”的英雄的悲剧，杨柯特说，莎士 比亚对普鲁塔克的修正在于，文本里没有群众，只有贵 族和平民。[4] 大幕打开，平民甲问：你们都下定了决 心，宁愿死，不愿挨饿吗？众人答是。米尼涅斯警告他 们说：你们不要活命了吗？平民甲答：先生，我们早就 没有命活了。在米尼涅斯看来，饥荒是天神，而不是贵 族造成的。人民只有屈膝哀求，不该举手反抗。在莎士 比亚的时代，这确实是贫民的绝境。文艺复兴的地基上 是血泪构筑的原始积累。莎士比亚透过罗马平民控诉着 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 颁布保护重高利贷的命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 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 文。我们要是不死在战争里，也会死在他们手里。（第一幕第一场） 莎士比亚笔下的贵族囤积谷子不卖给平民。他们的反抗只是迫于没有面包的饥饿，不是因为渴望复仇。一 出《科利奥兰纳斯》包含了两种悲剧：一是寇流兰，他在大幕拉上前死于敌手；二是平民，他们早在大幕打开前已经死于饥饿。莎士比亚身后的两百年，平民的悲剧 循环重演。对他们而言，跪求和揭竿都只有一个结局。 直到十八世纪末，他们的反抗才有了结果。我们试想， 目睹了史上第一次的阶级斗争——法国大革命的莎士比 亚，会写出什么样子的平民和贵族？布莱希特固然是战 后的莎士比亚。然而在布莱希特之前，为了驱散巴黎沙 龙里的乌烟瘴气，有一位法国人试图唤醒莎士比亚，重 新写作历史剧。在有关1789年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人道 主义者罗曼•罗兰得出这样的结论：“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尖锐批评和激烈攻讦对于 王权的倾覆，比一小撮没有头脑的人攻占巴士底狱，起 了更大的作用⋯⋯对于犯罪的政府，个人拒绝表示同意，拒绝给予协助，这是我们这时代个人所能完成的英雄行动。”[5]罗兰的话多么像写给寇流兰的忠告。他的剧本《爱 与死的考验》[6]写于1924年，是一出演出效果很好的佳 构剧，表现了人道主义英雄与为群氓代言的国民公会的 冲突，几乎可以看作是《科里奥来纳斯》跨越时空的互 文。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公会时期。国民公会 议员顾尔瓦西耶 [7]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同时他的 妻子苏菲正在家中会见她的情人：一个被通缉的吉伦特 派分子。苏菲被人告发。顾尔瓦西耶的朋友，政治委员 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要求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 度。顾尔瓦西耶拒绝。加尔便给予他两张事先准备好的 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顾尔瓦西耶 将护照留给苏菲和她的吉伦特情人，独自引颈就戮。苏 菲被他的抉择感化，二人遂相伴赴死。她的那位吉伦特 情人，为了爱情甘冒生命危险的政治受迫害者，眼见苏 菲与她那毫无感情基础、行将就木的丈夫送死而不顾， 拿起通行证就跑出了法国。苏菲为爱而自我牺牲的情节虽动人但不可信；同 样，吉伦特情人的行动前后矛盾，这并非作家编剧功力 不够，实在是他太直奔主题所致——呼唤知识分子的良 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该剧写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 久，通过描写法国革命的恐怖，矛头直指苏俄革命的红 色恐怖。历史的轮回使得经典的历史剧常演常新。《大将军 寇流兰》放置今日的意义并不是凌空蹈虚。裸露的后台 和非写实的布景试图提醒观众：不要把故事当作历史。 摇滚乐的运用可能出自票房的召唤，但多少有些布莱希 特式的间离效果。当摇滚乐盖过贵族的台词，演员举着 无线话筒，像唱摇滚一样说词，观众席有些窃笑声。想 象力丰富的人会意了：嗓门似乎直喻话语权，麦克风和 贝司都是夺权的武器。有些观众接受不了人艺的镜框舞 台演摇滚乐。在一篇访问中，林兆华面对批评，指出观 众没看懂他的用意。的确舞台版有一个忽强忽弱的能 指，不甚清晰地指向一个远去的时代——1788 年到1794年的法国是一个思想社会：它的目的不是行动，不 是授权，不是“代表”，而是表达意见。人们通过表达 意见，相互讨论捍卫一种共同的舆论，达成一种共识。 这与剧中的罗马城如此相似。每个舞台都是一个乌托 邦。我们看到正在上演的乌托邦中，是思想而不是资本 操控着意识形态——这曾经在两百年前实实在在改写了 人类历史。在这样一出戏中，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左右 派知识分子抢夺着话语权，通过与人民群众达成共识而 取得领导权，替革命决定着谁生谁死。罗伯斯庇尔作为第四等级的喉舌掌握着最革命的话语，他在真实历史中 扮演了护民官。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动力如大浪淘沙，洗 去了贵族、王政派、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吉伦特派、 丹东分子和艾贝尔派。透过历史真实，我们才清清楚楚 地看见了莎士比亚的寇流兰。他投胎到了大革命，成为 历史上的吉伦特派：勾结国外君主，出卖情报，跟着敌 人一起攻入法国，围剿国民公会，残杀同胞手足。莎士 比亚的剧本在前，预言了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 义者的命运。曾经的英雄成了历史的叛徒，正如罗曼• 罗兰笔下的那个叛逃的情人。1793年的法国与寇流兰的罗马相同，山岳派用话语权 换取了政权，建立了剧中的民主乌托邦。1793年的法国与 寇流兰的罗马的不同，真正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革命 者自己的鲜血。被称为人民喉舌的马拉被吉伦特党的同情 者科黛刺杀，平民组织起军队，击退了吉伦特派和他们的 外国主子，人类社会从此跨入了另一个时代。寇流兰之流的个人主义者在新时代中依然无力，只 能坐等卢那察尔斯基口中的“庸人哲学”[8] 的救赎。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 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法国大革命是向那个 理想国迈出的第一步。它给后人的启示在于：革命是否 采取暴力不是讨论出来的，决定历史的进程不是某一个 人的思想，而是历史趋势激荡的结果。卢那查斯基将人 道主义者罗兰比作自己在稍早前写的一个剧本《解放了 的堂吉诃德》（1922）中那个慈悲相的武士。吉诃德对 被抓获的封建领主爪牙大发善心时，革命者德里戈说： 你看这把剑，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 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 没有人能够压迫。[9]以上这段话与《大将军寇流兰》中贵族将领考密涅斯对寇流兰的话如出一辙： “请不要见怪，要是你会对你自己动怒，那么我们要把你当作一个危险人物一样，给你加上镣铐再放胆跟你辩论。”（第一幕第九场） 结 语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处于宗教和人文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替。莎士比亚对各阶级的观众说着 他们想听的话语，从女皇到贩夫走卒都愿意掏钱进 剧场。他给英女皇写戏，若死而复生，看到法国革 命砍掉了皇帝的脑袋，惊慌之余，未尝不会替最终 窃取权力的拿破仑歌功颂德。但是，以拿破仑为代 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寇流兰们并不愿看到剧中的自我 毁灭。这未尝不是该剧不受欢迎，很少被演出的原 因之一。布莱希特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莎士比 亚，他为十月革命后当家作主的人民写戏。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给东柏林剧团排 演《科里奥来纳斯》 时，他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了多视角和章回结构， 运用了辩证法而非二元论的历史观，在史诗剧这一 领域一鸣惊人。《大将军寇流兰》的演出，本身就是一个比剧本 更庞杂，更值得研究的泛文本。试想市民甲、乙、 丙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而是说着各地方言的民工，台上的情形将会如何？可惜的是，台上的民工自始至终没有说话，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们 扮演罗马平民，扮演伊丽莎白时代被圈地运动夺去 土地，不得不进入大城市做工的“多数”，更扮演 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台上失语，一如他们在历史中 失语。这就是《大将军寇流兰》的震撼人心之处。 戏中没有让我们感慨唏嘘的古典英雄，甚至没有莎 士比亚笔下，被历史操纵如提线木偶般的人。台上 只剩一个跪求的斯巴达母亲，守卫着伦理和民族的 底线。 人艺版《大将军寇流兰》是一次能指递增，所指递减的翻译过程。统一性取代了原文本中的悖论，个 人话语取代了原作中阶级话语。观演感受类似小朋友 “跳天堂”。理解的程度取决于观众各自手中的那块石子，“理解”一不小心就扔到“表述”的外边。我们小心翼翼，左思右想，把一切时间浪费在往返途 中，始终不能跨入最远处的“天堂”——在那里，莎 士比亚是我们的同代人，遥远的经典奏响了我们所处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参考文献：《莎士比亚全集 》，译林出版社 Mestrius 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Translated by John Dryden (http://etext.library.adelaide.edu.au/p/plutarch/lives/)Jan Kott,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Routledge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 and Society,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弗朗索瓦•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 》，孟明译，三联书店 [ 1 ] 布莱希 特《戏剧辩证法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480 页[2 ]《莎士比亚全集6 》导言，译林出版社 [ 3 ] 布莱希特 ，《戏剧辩证法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469 页[4]Jan Kott,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Routledge, 1988 [5] 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第331、331页[6] 罗曼•罗兰，《爱与死的考验——自序》，莱蒂译，世界书 局，1927 [7] 这个虚构的人物脱胎于法国革命时期的两位科学家孔多塞和 拉瓦锡。两人不仅都献身科学事业，而且都参加了雅各宾派， 并最终双双被公安委员会送上断头台。[8] 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第538 页[9] 卢那察尔斯基，《解放的堂吉诃德》，瞿秋白译，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9 5 4（以下此剧引文均 见《解放的堂吉诃德 》）责任编辑：陆 华 ARTS CRITICISM艺术随笔

简单谈三个词的发音。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兴起了“打工潮”，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经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小农社会。除了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则是为了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由第一种原因向第二种原因转变具有必然性。

农民日常生活与价值观的转变是对当前社会的真实表述，如何描述进而解读这种转变是深层理解中国乡村的关键，也有助于农村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政策的制定，本文通过解读《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并以自杀为切入点，来理解当前农村价值观念的变迁对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度影响。当中国农民经历了免税的惊喜后，现代化的失业浪潮又掀翻了这支孤舟。当各界鼎力支持农村建设时，沉重的旱灾又冲击着农民返乡的喜悦。诸多的波澜使得“三农危机”的政治性话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各界再次把目光聚集于农村、农民、农业上，这次关注的意义俨然已不同于前。因为中国工业长期对农业的提取，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巨大差异已经迫使我们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殊不知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就把目光转移至农村，以村民自治、诱民致富等为主导话语的民主政治与经济优先的逻辑占据了当时的舞台。时过境迁，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诸多主导性思路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鉴于此，宏大关怀下的拓荒开路者开始落脚于底层，去农村深处寻找农村、农民的现实出路。与此同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出现了发展方向上的多层争论，有让位于市场之说，有倡导农民合作者，有强调基层政权建设者，这些思路仍然定位于农村政治与经济建设，或许我们经历了“三农危机”与免税的起落后，可以换一种思路理解农村、农民问题。陈柏峰、郭俊霞新著《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并没有延续过往的逻辑思路，其对受现代性影响的农民价值世界进行了深度思考，开始定位于农民的价值体系与生活世界，从村庄深处寻找社会转型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关联①。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前30年建设的基础上，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使得现代性的因素不断渗入农民生活世界中，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也因此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之前的诸多变化难以企及的。而这一冲击对农民的价值世界影响最为深远，而又最不易为人察知，正是缘于此，本书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免税之后，我们会感觉农村进入了平静期，税费收取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逐渐消失，或许我们会质问：这一时期还有能够激起研究者兴趣的敏感性问题么？这也是学者们所极力思索的。其实回顾过往的研究，诸多思考都关注了经济与政治性问题，却没有把握住沉浸在底层的文化与指涉农民生存本质的价值体系，这种遗漏有些遗憾，正是这种遗漏使我们很难理解农村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将往何处。同时也给我们很好的研究契机，在农村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进入微观的生活世界有助于把握住宏观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因此从农民负担、村级债务、干群关系转入到农村家庭关系、农民自杀、村庄“气”的生成等农民的价值体系中。研究农民的价值世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因为之前曾阅读过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他对中国农民自杀的哲理性解读让我们感知了农民自杀的深层问题。我希望以自杀为引子来理解农民的价值世界，这样更为深刻、也更为敏锐。我们都知道每个活着的人都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即使对死去的人也会当成“活”的幽灵去祭奠。因此，吴飞认为农民的自杀是为了在死后获得尊严，获得一种承认②。这种农民的自杀仍然有自己的价值归宿，为获得另外一种“活”着的意义而自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挣回面子，使憋着的“气”可以有尊严的咽下。然而《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价值失序的村庄，是价值世界混乱与缺失的农民群体。那么价值失序时代的农民自杀是因为什么？农民是为了寻找“活”的意义还是其它？这个时代的农村正在经历快速变革，农民的流动性增强、村庄的边界在扩大甚至消亡。现代性的因子史无前例的进入到乡村社会中，冲击着农民原有的生活世界。这个时代的农村却安于平静，干群冲突、农民集体行为都在减少，农民也在沉默。然而这种平静多少让我们难以安心，因为农民的平静代表的是对农村的叛离，是对乡村平静的无奈。在我们调查的很多村庄，自杀好像越来越少，少却暗含着更多的可怕。当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乡村传统规范与文化解体后，农民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农民的交往减少、公共生活不复存在，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逐步减低，与之同时农民的自杀在减少。其实与之相似的村庄纠纷也在减少，纠纷减少是因为农民的流动性强、交往不多减少了摩擦，同时农民对村庄生活的预期降低，代际关系弱化，核心家庭增多。齐美尔认为关系越紧密冲突就会越多，而陌生人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度低③。这同样说明村民之间、家庭之间的密切度在降低，这暂时会导致自杀、纠纷的减少。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就指出：社会的整合程度与自杀率的高低成反比④，我们担忧的地方也正在此处，这种“少”是村民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淡化为代价的，这说明村庄的整合程度在降低，村庄潜藏着不可捉摸的危机。   这在李圩村则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李圩村走得相对较快，很多村庄还沉寂在平静中时，李圩村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李圩村的村民关系日渐淡薄，孝道衰落、价值观念变化，自杀在经历了平静期后，由于缺乏感情的维系、地方性规则的约束而走入前台，自杀率也因为村庄整合程度的降低而升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具有西方理论中的一种共性，同时中国村庄经验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的自杀需要回归到经验的现实中。在之前的传统乡村中，农民有祖先崇拜的认同，人们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在传宗接代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使香火不断，生命不止，自己不过是祖先和子孙之间的连接点，个人有限的生命，因融入到祖宗和子孙的链条中而成为永恒。这样，中国农民就在世俗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找到宗教信仰一般的价值感。在西方，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人与上帝的联系中获得，而在中国农村，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个人与祖先之间的联系中获得，这就是农民生存的本体性价值。按照贺雪峰的界定，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而社会性价值是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⑤。然而，在李圩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正在消失。人们越来越缺乏历史感和当地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推而广之，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邻居和同村人。利益是大家首先追求的目标，为了利益，残忍地对待父母和兄弟；大家虽然还讲面子，但这种面子已经与本体性价值无关了，而是为了在气势上将自己的邻居压倒，村庄面子竞争由此异常激烈，这就是当前李圩村的状况。在这种异化的面子竞争下，温情脉脉的村庄正在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人们的攀比非常激烈，而互助严重不足。在李圩村，村民之间的传统互助机制几乎彻底瓦解，村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市场化了，一切依靠市场的计算来进行。同时农民的流动性增强，进城的农民期盼获取更多的货币，生活得更为体面，然而他们由于在城市没有住房，没有感情归宿，也缺少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找不到继续生活的意义，感知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将往何处？他们的本体性价值也因此逐步瓦解，甚至可以说正在消亡。更为罕见的是，申端锋在江西农村调查发现，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村民认为“发财就是有本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本事”，针对这种现实，他曾提出过“农村的伦理性危机”一说⑥。虽然这略显得严重，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价值世界异化的现实。与之相比传统乡村虽然有自杀，但是这种自杀有着很好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整合力量，农民有着正确的价值归宿与情感寄托，可以很好的避免自杀。例如在宗族村庄，有时能使人避免自杀，不是因为它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道德禁令来劝告人们珍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而是因为宗族构成了一个具有整合能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信仰和生活习惯。它们越牢固，村庄的整合能力便越强，也就越具有预防自杀的功效，因为这些观念、信仰和习惯能够维持足够强大和良性的村庄集体生活。①对中国农民而言，当前的普遍现象是缺少宗族性质的集体生活，这样人和生命之间的纽带就松弛了，因为将人和村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至于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那些直接引起自杀的事件，常常被人当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其实不过是偶然事件。个人之所以在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冲突面前选择自杀，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牺牲品。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从观念上，宗族在大多村庄已经不存在，集体性生活也逐渐消失，农民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也已不存在，人们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崩溃，村庄无法再成为自杀的避风港。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直接根源，而缺乏本体性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直接根源。因为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本身就有利于老年人，老年人可以据此获得人们的尊重。在祖先崇拜盛行和宗族制度完善的村庄中，长老统治模式尚未终结，老年人地位高，人们非常尊重他们，老年人也更能从中获取人生意义。而在当前村庄社会中，老年人已经丧失或正在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不可能从更广泛的地方获取人生意义和生活成功感，相反由于缺乏照顾精神极为空虚，这成为老年人自杀的主因。农民的整合机制消失后，农民的感情连接纽带、主体地位与归宿感也在消失，农民的自杀就不再是对“活”的一种渴求，而仅是对死的一种“期盼”，没有感情链条的连接，农民不再是为了获得一种承认，而是一种“无所顾忌”的解脱，背后展示的则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农村社会向来是整合如一的，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合作社会，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农民价值世界的混乱与异化同时也标示着波澜不惊的表面埋藏着深层的危机，其不仅是无规制的农民自杀，更是指涉农民的生存意义、终极价值以及农村发展前途的问题。本书的出版使我们深知，在关注农村发展之时更需介入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中，去感知农民的生活与价值世界，去理解村庄背后的深层问题。参考文献：①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②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③[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④[法]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⑤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⑥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老区建设》2007年第7期。 

1950年，原四川省艺专（四川音乐学院前身）组织学生深入实地调查、采风，并将民歌带进了课堂用于教学，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对羌族民歌进行的调研

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在“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由朱希祖等人记录，记录稿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本质之为共相与本质之为殊相( 使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 两者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质”是如何由共相发展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殊相的呢? 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中共干部选拔、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左右。2011-2012年，几乎是个全球换届年。"选战刚刚启动。我们正在设立办公地点、取出筹款箱，与帮助我们走向胜利的支持者们启动对话。2012年从现在开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由此正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2012年11月，将选出美国新总统，俄罗斯、韩国新任领导人也将在此前后履新。届时，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全新出炉。这个从乡、县、市到省、中央的五级党委班子，任期五年，换届工作从今年1月开始，历时将近两年，涉及大陆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波及到的干部总规模达到3千万。中国的党委换届--接班行动，没有西方大选的轰轰烈烈，工程量却更为浩大、绵密。选人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票决制，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书记的用人权既要得到保证，又要有效监督，"辩证法"，这个马克思哲学中的经典术语，在大陆人事问题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一直以来，干部工作始终是党委最重视的工作，被认为是最不能出现问题和最不允许出差错的工作。由此而来的特殊性、保密性，使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部撩开。地方换届顺序中的大区组合在大陆，人事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为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考虑民意反应、现任领导升迁以及省与省之间搭配；科学性则要满足每层级党委的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目的是形成争优创先的战斗力。按照以往经验，这项工程量浩大的政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来完成。如在十七大换届那次，从2006年7月开始，到2007年7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其间，31个省市区分批进行，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而2011年正式开始的新一轮四级班子换届，时间要求更为集中。涉及31个省市区的换届秩序安排，外表乱象之下，有规律可循。回看上一轮换届，可以发现，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其中，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等6个地方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党委换届的省区；12月，内蒙古、江苏、湖南、河北、云南、广西、福建7个地方完成换届，12月江西省完成。这些省份换届顺序遵从了历史惯例。比如江西省委换届时间与上次2001年的换届时间相同，都是12月16日，其他省份也与此差别不大。总体来看，换届顺序，一般是西藏党委率先完成换届。十六大前，西藏是2001年9月10日换届，浙江最后完成换届，时间是2002年6月16日。十七大前，西藏最先完成换届，最后完成的是浙江、山东。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体现的一个特点是错落有序。背后的规律是按照华东、华南、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六大区来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如上一轮第一批次的两区四省换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均匀地分属于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中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一些地区设立的中央局，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知情人士介绍，划分换届地理顺序，其实是和中纪委、中组部的部门设置特点相结合。每当全国性换届，中纪委和中组部都需要抽调人员，分批次赴各地进行换届督导。在上一轮历时近两年的全国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先后派出20个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到31个省区市，在各省区市"两会"期间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同时，中纪委各巡视组也要启动运转。而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机构，是分片设置的。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中纪委六室即华北东北室，分管该室的中纪委副书记还分管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中纪委七室也即华东室，纪检监察工作管辖范围包括华东六省一市；中纪委八室则负责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中南六省区。"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就忙不过来了，中央的精神也就难以贯彻到位。"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中组部涉及干部管理的局有五个，其中的党政与外事干部局（干部二局）最为显赫，其下属各处，分片负责31个省市区的中管干部的考察、考核。党委换届之后，也就是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紧接着将开始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安排日程更紧。上轮换届，所有省区市政府、人大、政协都要在2008年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以便更好地为全国"两会"做准备。最后结束于2013年春天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全国政协层级的换届。十七大的换届模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2003年上一轮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时间跨度超过四个月。领导班子科学搭配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年度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正省部级任职门槛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干部交流去板结化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却不简单。据本刊记者了解，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分管中央人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今年换届的一份讲话中，大篇幅地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任人要五湖四海的话语复述了多次。如此做法，在习近平讲话风格中并不多见。"调整干部，看似简单，实际没有足够的能量，很难动它。人事方案最后很可能是几经修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在官场，一个普通干部往往都可能与一定级别的领导有家族、乡籍、学籍、工作等特殊关系。蜘蛛网般的复杂关系，限制了任人唯贤的空间。党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往往在正式出台前，已反复多次。干部平级或升迁式交流，成为纾解板结化的便捷手段。本次换届之初，2010年11月，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称，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是1984年提名制改革造成的。干部本地化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提名制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因此中组部的清单上不仅有省部级领导，还有部属司局级和省属厅级的领导，这些职位数目高达数千个。"下管两级"制度把同一职位放在两份不同的提名名单上，中央和省委都要参与选择，带来很多麻烦。1984年"下管一级"后，中组部的提名清单总数减少至5000左右，意味着省级领导人及以下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本土干部或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干部比例开始普遍增加。其后，鉴于地方腐败大案往往以本土干部居多，中组部出台了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大对中直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调换，干部本土化现象得以改善。十六大前换届，本土化倾向得以制止；十七大后，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继续加速。从现有31个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结构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之前有多个地方任职的经历。这非常有利于省级班子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主要领导是交流而来的情况下，地方常委中本土籍或者在本省有相当长工作经历的干部，仍保持一定比例。不过也存在个别特例，比如山东省。2011年山东有两个新任省委常委：孙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空降到山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法泉从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一职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任因病去世的杨传升。这样，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委常委领导干部中，除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的籍贯未公布外，其余省委常委的省籍均为山东籍。干部选拔制度网换届年，往往也是党规频出的一年。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时间。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力图在21世纪的头十年，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由此，以往由党内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经验，开始了上升到党规的制度化进程。2002年7月23日，中共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堪称人事领域的"宪法"。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中共选拔每个干部需要走哪些程序。人事"宪法"毕竟笼统。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当时，中央党校党建部宋福范曾对本刊记者兴奋表示，"如此之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不曾有过的。"2006年8月，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在领导班子任届期满前，全面推广干部任期制，实现干部任期、换届的最优结合，既避免干部任届任期上的混乱，也有效回避了干部任职期间的大面积调配、交流问题。随着吏治整饬的文件增多，知情和参与权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外界对党内干部运转有了可窥探的路径。不过，人事工作尽管有了10个党内文件的约束，但一直缺乏对用人提名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也没有用人权的追究责任，如果这个源头不透明，一些观察人士感觉，后面的环节规定，就极易流于形式。2010年，中共一口气连发四个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一位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干部管理部门想追究，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据，不知"板子怎么打，打多重"。现在四项监督制度，责任到人，明确地给出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置等3种责任追究方式，弥补了制度系统性方面的缺漏。不过，2010年的四个文件只是打上了用人权责任追究这个补丁，以此倒逼干部提名的负责。干部初始提名环节和酝酿环节，还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缺乏《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试行办法》。"看票又不唯票"的复杂要求，各地尚处于探索落实阶段。"这将是下一步文件制定的重心，如果标准模糊，信息公开和考核体系不配套支持，用人制度的公信力还是欠缺。"前述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不过，条条框框多了，王长江担心有可能还是会被一把手绕开或架空。"我们把制度简单地理解成为规定或条例。那不执行又如何？"王长江称，所谓的规定、要求、条例都不叫制度，最多只能算做制度的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动其中一个点，整个网都动，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使得你各个方面都不舒服，不敢碰，这才是真正的制度。王长江表示，制度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这已经到头了，不能够再细了，但还是接连出现了问题。"中组部的应对之策是对市县乡三级的一二把手制定特殊法，管住权力源头。此前，2010年下发了《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年下发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二十条"。据悉，中组部正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市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重要岗位干部实行重点管理上，将形成组织系统的条条整合。

《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处何去》结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法律移植论事实上在创造一种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意识形态，从而推动立法中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但一些立法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造成对国家利益和国民道德声望的损害。这种陷阱尤其体现在知识产权立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