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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干部选拔、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左右。2011-2012年，几乎是个全球换届年。"选战刚刚启动。我们正在设立办公地点、取出筹款箱，与帮助我们走向胜利的支持者们启动对话。2012年从现在开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由此正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2012年11月，将选出美国新总统，俄罗斯、韩国新任领导人也将在此前后履新。届时，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全新出炉。这个从乡、县、市到省、中央的五级党委班子，任期五年，换届工作从今年1月开始，历时将近两年，涉及大陆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波及到的干部总规模达到3千万。中国的党委换届--接班行动，没有西方大选的轰轰烈烈，工程量却更为浩大、绵密。选人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票决制，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书记的用人权既要得到保证，又要有效监督，"辩证法"，这个马克思哲学中的经典术语，在大陆人事问题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一直以来，干部工作始终是党委最重视的工作，被认为是最不能出现问题和最不允许出差错的工作。由此而来的特殊性、保密性，使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部撩开。地方换届顺序中的大区组合在大陆，人事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为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考虑民意反应、现任领导升迁以及省与省之间搭配；科学性则要满足每层级党委的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目的是形成争优创先的战斗力。按照以往经验，这项工程量浩大的政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来完成。如在十七大换届那次，从2006年7月开始，到2007年7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其间，31个省市区分批进行，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而2011年正式开始的新一轮四级班子换届，时间要求更为集中。涉及31个省市区的换届秩序安排，外表乱象之下，有规律可循。回看上一轮换届，可以发现，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其中，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等6个地方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党委换届的省区；12月，内蒙古、江苏、湖南、河北、云南、广西、福建7个地方完成换届，12月江西省完成。这些省份换届顺序遵从了历史惯例。比如江西省委换届时间与上次2001年的换届时间相同，都是12月16日，其他省份也与此差别不大。总体来看，换届顺序，一般是西藏党委率先完成换届。十六大前，西藏是2001年9月10日换届，浙江最后完成换届，时间是2002年6月16日。十七大前，西藏最先完成换届，最后完成的是浙江、山东。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体现的一个特点是错落有序。背后的规律是按照华东、华南、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六大区来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如上一轮第一批次的两区四省换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均匀地分属于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中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一些地区设立的中央局，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知情人士介绍，划分换届地理顺序，其实是和中纪委、中组部的部门设置特点相结合。每当全国性换届，中纪委和中组部都需要抽调人员，分批次赴各地进行换届督导。在上一轮历时近两年的全国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先后派出20个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到31个省区市，在各省区市"两会"期间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同时，中纪委各巡视组也要启动运转。而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机构，是分片设置的。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中纪委六室即华北东北室，分管该室的中纪委副书记还分管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中纪委七室也即华东室，纪检监察工作管辖范围包括华东六省一市；中纪委八室则负责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中南六省区。"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就忙不过来了，中央的精神也就难以贯彻到位。"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中组部涉及干部管理的局有五个，其中的党政与外事干部局（干部二局）最为显赫，其下属各处，分片负责31个省市区的中管干部的考察、考核。党委换届之后，也就是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紧接着将开始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安排日程更紧。上轮换届，所有省区市政府、人大、政协都要在2008年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以便更好地为全国"两会"做准备。最后结束于2013年春天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全国政协层级的换届。十七大的换届模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2003年上一轮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时间跨度超过四个月。领导班子科学搭配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年度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正省部级任职门槛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干部交流去板结化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却不简单。据本刊记者了解，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分管中央人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今年换届的一份讲话中，大篇幅地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任人要五湖四海的话语复述了多次。如此做法，在习近平讲话风格中并不多见。"调整干部，看似简单，实际没有足够的能量，很难动它。人事方案最后很可能是几经修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在官场，一个普通干部往往都可能与一定级别的领导有家族、乡籍、学籍、工作等特殊关系。蜘蛛网般的复杂关系，限制了任人唯贤的空间。党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往往在正式出台前，已反复多次。干部平级或升迁式交流，成为纾解板结化的便捷手段。本次换届之初，2010年11月，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称，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是1984年提名制改革造成的。干部本地化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提名制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因此中组部的清单上不仅有省部级领导，还有部属司局级和省属厅级的领导，这些职位数目高达数千个。"下管两级"制度把同一职位放在两份不同的提名名单上，中央和省委都要参与选择，带来很多麻烦。1984年"下管一级"后，中组部的提名清单总数减少至5000左右，意味着省级领导人及以下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本土干部或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干部比例开始普遍增加。其后，鉴于地方腐败大案往往以本土干部居多，中组部出台了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大对中直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调换，干部本土化现象得以改善。十六大前换届，本土化倾向得以制止；十七大后，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继续加速。从现有31个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结构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之前有多个地方任职的经历。这非常有利于省级班子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主要领导是交流而来的情况下，地方常委中本土籍或者在本省有相当长工作经历的干部，仍保持一定比例。不过也存在个别特例，比如山东省。2011年山东有两个新任省委常委：孙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空降到山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法泉从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一职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任因病去世的杨传升。这样，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委常委领导干部中，除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的籍贯未公布外，其余省委常委的省籍均为山东籍。干部选拔制度网换届年，往往也是党规频出的一年。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时间。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力图在21世纪的头十年，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由此，以往由党内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经验，开始了上升到党规的制度化进程。2002年7月23日，中共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堪称人事领域的"宪法"。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中共选拔每个干部需要走哪些程序。人事"宪法"毕竟笼统。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当时，中央党校党建部宋福范曾对本刊记者兴奋表示，"如此之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不曾有过的。"2006年8月，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在领导班子任届期满前，全面推广干部任期制，实现干部任期、换届的最优结合，既避免干部任届任期上的混乱，也有效回避了干部任职期间的大面积调配、交流问题。随着吏治整饬的文件增多，知情和参与权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外界对党内干部运转有了可窥探的路径。不过，人事工作尽管有了10个党内文件的约束，但一直缺乏对用人提名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也没有用人权的追究责任，如果这个源头不透明，一些观察人士感觉，后面的环节规定，就极易流于形式。2010年，中共一口气连发四个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一位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干部管理部门想追究，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据，不知"板子怎么打，打多重"。现在四项监督制度，责任到人，明确地给出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置等3种责任追究方式，弥补了制度系统性方面的缺漏。不过，2010年的四个文件只是打上了用人权责任追究这个补丁，以此倒逼干部提名的负责。干部初始提名环节和酝酿环节，还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缺乏《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试行办法》。"看票又不唯票"的复杂要求，各地尚处于探索落实阶段。"这将是下一步文件制定的重心，如果标准模糊，信息公开和考核体系不配套支持，用人制度的公信力还是欠缺。"前述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不过，条条框框多了，王长江担心有可能还是会被一把手绕开或架空。"我们把制度简单地理解成为规定或条例。那不执行又如何？"王长江称，所谓的规定、要求、条例都不叫制度，最多只能算做制度的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动其中一个点，整个网都动，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使得你各个方面都不舒服，不敢碰，这才是真正的制度。王长江表示，制度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这已经到头了，不能够再细了，但还是接连出现了问题。"中组部的应对之策是对市县乡三级的一二把手制定特殊法，管住权力源头。此前，2010年下发了《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年下发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二十条"。据悉，中组部正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市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重要岗位干部实行重点管理上，将形成组织系统的条条整合。

“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丹·克劳逊和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安·克劳逊合著的题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其复兴战略》一文，该文着重分析了导致战后美国工会运动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评述了美国两大工会集团复兴工运的不同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增长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过度涌向最高收人阶层。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创新改变了工会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义侵犯其权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谓战后劳资妥协时期，工会和雇主双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调控劳动关系的制度实行休战。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受到调节，经济受到管控，加上经济增长的所得分配相对均匀，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早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70年代，雇主就着手削弱和破坏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行动，如反对发展工会的组建工作和将工厂搬迁到对工会不友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里根就任总统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雇主进而采取攻势，多数工会被迫妥协退让，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会往往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对工会公然展开进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组减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劳动岗位，削弱了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会必须适应放松企业监管、劳务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临时工、短工的新环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虽然工会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却未能挽回颓势，更谈不上恢复30年前或50年前的实力。 二、美国工会运动状况 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低得可怜的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经济内部各产业间的差别也很大，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会员率为24.9％，制造业为12.9％，发展最快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医务与法律等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及旅馆等行业均低于6％。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男女劳动者的会员率差别不大，男性为13.8％，女性为11.1％。不同族裔间的差别也不大，黑人为15.1％，白人为12.2％，亚洲裔为11.4％，拉美裔为10.1％。这两组数字既说明了工会不再只是白种男工人的专属领地，也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加大了组织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龄段工人间的会员率差别十分突出，25岁以下年轻工人加入工会的只有4.7％，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升至10.6％，4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为17％。这组数字最能说明美国工会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 工会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现在会员率的跌落。"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劳资谈判始终围绕劳方的要求而展开，1980年以来转为雇主夺回劳方以前的所得。变化的关键是资方进攻屡屡得手。罢工历来是美国工会的主要武器，资方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变了对罢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罢工的工人在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须回顾美国相关的劳动法。它在文字上对工人行使罢工权作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典型的集体合同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内禁止罢工；期满后工人罢工争取实现其要求为合法，但同时也允许雇主合法地无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于是，一方面从技术上讲不能解雇罢工的工人，但他们的工作又可以无限期地被人顶替。顶替者理所当然只服从雇主反对工会，工会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便被注销合法社团地位。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法被广泛用来破坏工会组织，这是制造"无工会"工作场所的一种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尝试使用工贼；时至今日，对于每一场重要的罢工斗争，即便这不是实际行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变化，特别是1981年里根总统使用工贼破坏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摧垮他们的工会，对公众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数成功的战役后，工会开始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中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但组织罢工仍然很困难而且有危险，工会很少贸然行事。 许多人认为，工会无力应对上述挑战是由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软弱(现在有两个中央联合会)。如在2005年分裂前，劳联一产联只掌控全国工会运动2％的收入，掌握实力的是地方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因此，劳联一产联缺乏贯彻决策的实力，只能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延缓行动，避免暴露内部分歧。有些全国性产业和行业工会相互合并以加强自身实力，20世纪90年代晚期劳联一产联下属的近70个工会合并为2006年的53个。但这种合并是跨行业和职业的，如一度曾有18个不同工会代表不同的护士群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仅代表汽车制造工人，还组织大学毕业生、作家、幼儿园员工、社会服务工作者。另外，还有少数工会独立于现有两个中央联合会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师的两个工会之一的全国教育协会，这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工会组织，它自称拥有320万会员。 三、政治的和经济的挑战 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更面临具有美国特色的劳动法与雇主攻势的挑战。 全球化与外来移民　雇主威胁或实际利用全球竞争进犯工会，这一战略收效显著。他们将生产设施外迁至亚洲和南半球，不断减少生产工人，而一线工人恰是"新政"劳动关系体制下工会力量的核心。有调查发现，雇主往往以关厂相威胁，破坏、干扰工会在基层单位的组建活动。在制造业中，雇主采用这种手段的次数占52％，而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只占38％。在服务业，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的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则为57％。然而在建筑业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产业，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急剧减少。还有，美国汽车制造工人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汽车制造业的衰落，那是因为日本在北美扩建生产设施时，成功地抵制了联合汽车工会的组建工作。 移民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关系工会运动前途的另一关键问题。美国现有3350万移民，其中2750万年龄在25岁以上。全体移民中，半数来自拉美(1750万)，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亚洲(910万)，无证或非法移民估计约有1000万人。另有约20多万持有临时签证或客籍工人签证，这种签证只有当移民有工作时才有效。无证移民和I临时签证移民是最易受伤害和受剥削的群体，雇主最愿雇用他们，这也促使布什政府扩大它的客籍工人计划。移民取得美国国籍需经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办过程中始终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形成另类工人的群体，致使数以百、千万计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数以百、千万计的新工人进入经济领域带来种族和民族间的关系紧张，这既发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间，也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从而也发生在工会运动内部。20年前美国工会被认为是敌视移民工的，其后工会设法克服这种歧视，劳联一产联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责，允许他们合法居留。--译者注)，这是工会立场令人瞩目的转变。移民工人自身的坚韧斗争也促成了工会立场的转变，他们积极加入工会并有数百万人参加规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节"游行(此次游行覆盖了洛杉矶、纽约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号是移民要维权)。 工会运动对上述移民活动不冷不热的同情反映了其内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支持通过立法，允许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许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数(由雇主控制其签证)。但劳联一产联下属所有工会及大多数"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都反对此法案。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工会运动内部广泛承认，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头之一，工会应加强同移民结盟。 私有化、劳务外包和非规范就业越来越少的人有稳定、全时、长期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又以各种非规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临时、短期合同工却往往与长期、固定工并肩劳动干同样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务业和零售业雇主--麦当劳和沃尔玛率先实行的这种雇佣方式，已扩散到许多原先实施"标准工作关系"的大本营。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又如全美国40％以上的高等院校讲师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员，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他们全日制的同事。相对于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的工会力量是强大的，这里仍主要实行标准雇佣关系，主要仍由政府规定养老金和福利待遇标准。然而许多基层单位的公职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资低福利外包给不参加工会的雇员--往往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规范就业的雇员。非规范就业范围的扩大将劳动力分解为利害关系不相一致的许多群体，而且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 劳动法　美国劳动法规定，一个合法的集体谈判单位内的工人只能由一个工会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在理论上，一个企业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有30％的人提出申请，要求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组建工会；联邦政府的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并主持选举；如果多数工人投票决定选择某工会，该工会在被核准是该企业工人选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之谈判。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雇主的无情压力，结合千百件小范围的行政条令和法院裁决，已经在"事实上"修改了劳动法。通过逐步不断地削弱法律对工人的保护，而不是通过一次重大立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美国不同于他国之处。雇主拖延举行选举工会的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让劳工顾问(破坏工会的专业公司)开展大力度的反工会活动。雇主可以合法地无数次要求全体工人昕反工会演说和看反工会录像；工会组织员却不得进人雇主的产业地界，亲工会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时间同身边同事交谈。雇主还可以要求工人轮流去找监工个别谈话，后者要问他(她)是否赞成组织工会。理论上说，他(她)们在这种强制性的谈话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会而受惩戒，但无法逃脱因"粗暴无礼"或"不服从上级"而遭到制裁。 在这种法定的组建工会活动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机会解雇被甄别出来的最积极的亲工会活动分子。对此，工人和工会可向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雇主则会辩称解雇是事出有因，双方反复交手，相关的法律程序往往长达3年，大多数情况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工人"获胜"。但在此期间工人始终处于被解雇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雇主的这种"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惩罚十分轻微：让工人恢复原来的工作并补发其被解雇期间的工资，但须扣除这期间他(她)的其他收入。还有，雇主不会因再次违法而受惩罚。有鉴于此，雇主在组建工会的活动中解雇亲工会积极分子有得无失。 侵犯工人结社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减少享受集体谈判权的工人及其类别，特别是扩大界定监工的范围，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对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员和培训技术不够高的雇员。最高法院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裁决将许多类别的护士(这类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性强而且都参加了工会)排除在享有组织工会权利的职工行列之外。这种裁决的适用范围还将扩大到覆盖更多的类别和职业。 共和党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从1980年起，期间，除比尔·克林顿外，美国一直都由共和党人当总统，而且自1994年以来国会也一直由共和党人控制(本文脱稿于2006年。--译者注)。这段时期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共和党的立场，没有提出过明显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不存在拥有重大影响的左翼政党。工会对民主党的影响持续减弱，而企业界的捐赠人不仅控制着共和党的财源，而且给民主党的捐赠金额也相当于工会捐赠的7倍。然而，由于许多民主党人保持着同工会选民的重要联系，工会可以因2006年民主党人赢得国会多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总统掌握着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对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权，而且总统可以支持或否决亲劳工的法案。 沃尔玛　沃尔玛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会处境恶化的驱动者和实践者。根据行业分类，它不是物资生产商，但它通过其综合性供应网络控制了"从美国辛辛那提到中国深圳"全世界的生产商，规定它们产品的规格、生产标准和方法，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规定最低收购价。它不仅是零售业的庞然大物，也是制造业有实无名的巨人。它压低收购价实际上就是压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并将他们卷入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沃尔玛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顽固坚持低工资的零售业企业，以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将雇佣全日工换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压低劳动成本而臭名昭著。它也以同样顽固地反工会而闻名，它旗下几家连锁店的肉禽部组建了工会，它宁愿关闭包括这几家店在内的全系统的肉禽部，也不允许出现 任何一个工会组织，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工会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1950年，20世纪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不含奖金、津贴等福利)相当于其装配线生产工人(工会会员)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在内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会的革新步伐 自从约翰·斯威尼及以其为首的"新声音"团队赢得1995年劳联一产联领导职务竞选的胜利以后(这是劳联一产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的领导班子)，工会运动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创新是同其他社会运动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而同时改变"工会"的定义和内涵，并坚持"工会运动"必须代表包括工会或工会会员在内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劳联-产联的分裂　在长达50年的时期内，美国所有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受单独一家中央联合会即劳联一产联的控制，这种状况没有因最大的教师工会始终置身其外，以及诸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大工会几度与它或分或合而发生变化。它在2005年发生大分裂，拥有600万会员的7个大工会分裂出去，组成新的联合会"变革谋胜利"，但劳联一产联仍拥有53个工会、共900万会员。当时"变革谋胜利"的支持者预计它将迈出大胆革新的步伐，反对者则威胁要同它进行破坏性的阋墙之战。一年多过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新联合会的会员有楼房守门员、医疗保健工、旅馆女工、食品杂货店售货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他们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国外竞争的影响，尽管他们的雇主有些是总部设在美国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员中包括大量来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务部门就业，他(她)们在"变革谋胜利"会员中的比例高于劳联一产联。 新的联合会，包括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都十分强调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基本上说到做到。留在劳联一产联中的有些工会，诸如主要组织电话系统工人的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也重视工会的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国要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特别困难，而且大多数工会既无意也无力大举开展组建运动。 两个联合会的区别有二："变革谋胜利"所属工会的基础更多地是在国内，因而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它们宣称在自己的工作重点中组建工作优先于参加政治。但两个联合会的观念形态并无二致，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劳资政三方协作的原则，即赞成劳资合作、反对劳资对抗。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新联合会"变革谋胜利"的缔造者安德鲁·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体(CNBC)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会运动是远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会奉行一种阶级斗争的方针。但立足于当代经济的工人不指望工会制造问题，他们指望工会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工人的劳动给予回报，就需要把美国组成为一个各方切实协力共事的团队......"他最后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过政治恢复实力　劳联一产联及其成员工会投入过量的资源参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它们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同时急剧压缩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对待国会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只不过投入的资源略少而已。它们极少在促进自己的工运事业上采取攻势。 在最近几次大选中，它们有效地动员了其会员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当时会员率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则戈尔和克里两人都会以得票大幅领先而当选。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男性白人是选民中最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之中62％-37％的票投给了布什，克里则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会会员的选票。如果戈尔和克里两人中即使只有一人当选，也可以说工会投资于选举是一种高明的决策，但两个人都落选了，工会在候选人上投入巨额金钱却一无所获。但许多工会仍坚持认为，如果不改变政治环境，工会就不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必须继续投入大量资源选举民主党人。 在劳联一产联的那次分裂中，双方的分歧在于劳联一产联当时的领导层强调参与全国一级的选举政治，理由是如不改变立法一政治气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党人重新执政，才能改变这种气候。为此，劳联一产联积极支持一项劳动法修改案--"雇员自由选举法案"，它认可采用"凭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组建工会、加大对触犯劳动法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并规定在新组建的工会被批准成立一年后，如劳资双方仍不能就集体合同达成协议时，得进行强制仲裁。劳联一产联认为，只要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优势，而且又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这样的法案就会被通过成为法律，工会组建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就成为可能。诚然，对劳动法作出这般的变动势必使局势大为改观，但要注意，1978年尽管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而且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最后一次修改劳动法的努力依然被挫败。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根据有关当局和法院对现行劳动法的解释，工会要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体制内组织工人极为困难，因为法律限制工会的行动--在实践中不提供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给工人的各种保护，因此，今天吸收进工会的人，80％以上不是通过官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劳动委员会"或"凭卡核定取向"的组建运动加入工会的。 在这种形式的组建活动中，工会绕开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程序，利用社区或政治压力，通过"凭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认该单位工人认可的工会代表他们同雇主谈判并签定集体合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劳委会主持的选举，由工会经自己征集到足够55％的工人签名、要求组织工会的卡片，交由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实这些卡片的有效性。单靠社区领导人的支持还不足以赢得卡片核实式组建活动的胜利，工会还要在公司老板和董事会董事们住宅周围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基金和工会养老金基金)和民选公职官员施加的压力。工会要同社区结盟并承担社区义务。通过这些策略和战术，工会的组建工作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在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几乎将全市旅馆工人都组织进了工会。 服务业雇员工会组织"家庭护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来工会众多成功组建工作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次。组织这类工人加入工会，除同组织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一样强调用社会组织结盟，并争取工作场所以外各界民众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改变他们的法律身份，使他们能够加入工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护理"工工资主要由各种公共基金资助，这类工人不能集体地同州政府谈判，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各种州级以下的地方机构甚至是一些单个残疾人的雇员。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许多残疾人团体的联盟，终于使洛杉矶成为法定的"备案雇主"，从而使家庭护理工成为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公共雇员。这样就得以让分散的家庭护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相互见过面--都能投票赞成组织工会，并使工会能代表他们谈判增加工资。通过这种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服务业雇员工会有一次在工会选举中一举吸纳了75000名洛杉矶的家庭护理工，随后在其他地区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走出工作场所：工会的创举　现行美国劳动法和绝大多数工会都把工作对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工作稳定、全日制、受厂纪店规约束、非监工类的工人(他们之中多数人主张组建工会)，但现在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民意调查表明，5000多万工人要求参加工会，但其中绝大多数不可能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工会改而不在工作场所组建工会，而且也不按传统工会的模式建立新基层组织。其主要方式有二：开展政治运动以提高底层工人的工资；试行组建各种工人组织--但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得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批准和雇主承认的集体谈判单位。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要求为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反映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名不符实。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水平，必须每周工作72小时、全年工作52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会开始在有的地方开展政治运动，要求当地政府颁发维持生存工资的条令，将"维持生存工资"规定为一个工资收入者为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水平所需的工资(2005年为每小时9.28美元，比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80％多)。早期的维持生存工资运动只以少数几种类别的工人为解困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雇员、与这两级政府签约的合同工和领取其补贴的雇员。虽然早期胜利的覆盖面较小，这种运动却提高了劳务外包的费用，为后来扩大战果提供了经验。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中，维持生存工资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要求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两个州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全州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这次由一些社区团体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同盟所发动的全民公决。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且明文规定以后工资将自动随通货膨胀同幅上调。这两场举行全民公决的创举不仅以压倒多数获胜，而且提高了公众的觉悟、建立起了社区一工会联盟，它还促使其他各州也组织公民票决运动，对各自的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这种运动同时显示，由于联邦政府坚持僵硬立场，斗争的阵地已转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级地方。 通过组织维持生存工资运动以提高工资，这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选择。另外一种创举就是试验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维权的战略。以社区为基础的一些工人中心，将各行各业的低工资工人聚集起来--这样也往往将不同族裔和不同阶层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联结起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开发领导人才，并处理扣发工资等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工人中心的活动经费依靠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经济上不能自立，这是它们不同于工会之处。20年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发展到100多个，说明它具有深入社区的潜力，这是一般工会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创新性举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实践中被拒于工会之外的、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的个人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维权。如劳联一产联设立的"劳动的美国"同非会员工人签约，将他们组织到以工会为导向的政治网络中。还有如专门将某类工作场所或某类职业的工人组织进各种工人协会等等。以上这些组织代表了不同单位和场所的不到半数的工人，但它们将存在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存在下去，使这些工人能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建立积极分子网络、自主开展集体活动并同其他工人组织互相声援。 沃尔玛：教育、政治和社区多管齐下　沃尔玛是工会最需要从各条战线动员起来与之斗争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它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反工会势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其自身业务范围。虽然它的所作所为使它易于受到来自政治和社区方面的压力，但它拥有巨大的资源使人难以与之对抗。然而，沃尔玛却以一定方式与几乎所有它在其境内营业的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易，这说明当今美国工会的处境既是美国工会在政治上易受伤害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也同样标志着沃尔玛独特的劳工战略行之有效。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工会应对沃尔玛的策略是既不展开全国规模的组建运动，也不在其分店逐个地组建工会，而是在各地动员形成地方性反沃尔玛联盟并提高公众觉悟。 工会在政治上多次发动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强制其接受某些条件的运动。如仅以微弱差额未获通过的芝加哥市条例，原本规定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实际是针对沃尔玛)付给雇员的工资必须每小时为最低工资的两倍，并且外加每小时3美元福利费。工会还有其他举措：沃尔玛利用由公众基金设立的扶贫济困计划中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医疗扶贫款来补贴它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雇员和低工资、无福利雇员，这激起了民众公愤，工会借机倡议通过法律强制沃尔玛增加其向医疗保险缴费的份额。 工会通过其反沃尔玛的网站和影视纪录片，以及通过在社区与工人双方利益交汇点上结成的同盟，举办一轮又一轮的公众教育运动来组织上述各项政治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揭露沃尔玛有恃无恐地侵犯职工结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种种劣行，阻滞它的发展，改善它现有职工的生活条件及劳动条件，从而为将来开展组建工作打下基础。这些活动无疑改变了公众对沃尔玛的看法，并有损它的公众形象，但未能将沃尔玛现有以及原有的职工发动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或像其他地方那样，组织某种非传统工会模式的工人维权团体，不过这些活动发展成一种组建"准工会"运动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沃尔玛工人协会"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维护工间休息权，交流有关工资以及反对强制加班加点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组建官方核准的工会组织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体维权。 前景 美国工会运动要扭转40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多个方面采取主动，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这就是：提升组织工作能力；进行政治动员；同社区及社会各界团体联合行动或结盟；创新工人活动方式。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困难而繁重的工作，这些任务合在一起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带动其他几个方面，从而彼此间相互促进，这十分重要。 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往多次挫败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情况下的综合产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触发产生结构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42％的美国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获得某种集体代表权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在产生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安。工会能否针对群众的关切采取切实行动，并将群众动员起来将是工会能否自我改造的关键。 编译：郭懋安 (责任编辑　刘　振)  

普米族村庄玉狮场，这里有上千年的大树，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土风计划”普米族传承小组追求的是“活化传承”，他们是农民，从山里来，还要回山里去。陈哲从喧嚷的流行乐坛走向了寂寞的民间。他的经历和思考或许告诉我们：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乡村建设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英国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在2011年11月1日出版的一期上刊载了肖恩•劳伦斯•奥托（Shawn Lawrence Otto）的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在美国的衰败》（"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读过之后，我很同情这位科学记者：他关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他的水平并不足以对此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

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程度是由于东京电力公司声称的自然灾害超过了"可预见的假设可能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还是日本核电行业的内在矛盾放大了自然灾害冲击的程度。然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一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以使它在应对极端冲击时更稳健、更具创新？

"潮尔"一词本身就有多种不同涵义: (1)在蒙古语中,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同时鸣响之意,取意于自然界的共鸣、回响之声; (2)蒙古族多种带持续低音的复音音乐的统称为潮尔,泛指浩林潮尔(呼麦)、潮林哆(合唱)、冒顿潮尔(胡笳)、托布秀儿(二弦弹拨潮尔)、乌塔顺潮尔(二弦弓弦潮尔)等; (3)专指各类潮尔音乐的持续低音; (4)专指弓弦乐器乌塔顺潮尔,简称"潮尔"。

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命运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对所有学科的挑战，要求超越现有的学科藩篱而进行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但合作的起点必须建立在对各学科研究现状的客观认识之上。本文以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为中心，对各学科的关注重点、主要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研究的特征和主要缺陷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评析，以期为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伊格尔顿2003年书中两章，指出文化理论的动力在911和美对伊战争后已经丧失。

"对于这些细密的街区的消失的悲恸已经成为一种类似陈词滥调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些有灭绝危险的街区的保护问题很难和中国人无关。而错误在于，将问题简单地简化为保护，仅将这些形式视为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物。当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激进地去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复原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形态学基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营养。"

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 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

杨荣文，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现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2003年于纽约建立的eVolo建筑论坛主要推广方法之一就是举办建筑设计比赛，从06－08年比赛中心都是摩天楼设计，奖金很低，一等奖也就2000美元，网站也不是那么多人访问，但其褒扬的设计风格与贵阳花溪CBD风一脉相承，乍看某些渲染成暮色的电脑绘画，略有人与机器发生战斗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人文与社会

中国曾被指责“厌恶数字计算”。然而数字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robert bly因鲁米的影响，写了一首英文的ghazal

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有一碑铭，名为《来复铭》，作者是明嘉靖七年（1528）该寺世袭掌教陈思。铭文全篇仅155个字，宣传的是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而其所用主要的理论根据是北宋理学家张载关于天道心性的定义

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媒体习惯于将农民上访与农民维权联系起来，认为农民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受到了基层政府权力的损害。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且通过乡村体制改革极大地约束和弱化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农民权利受到损害的现象理应大量减少，但令人意外的是，农民上访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长。

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