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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企改革"整装待发"之际，国企与国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国企与国资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任继愈专著、主编、学术论文、序跋、随笔等目录。

对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差序格局”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尽管如此，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却很少为人所注意。

原编者按:此文以《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刊登于天涯6期，但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纽约双子楼，导致3000余人死亡，该事件被称为美国本土自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外敌入侵。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曾经喧嚣一时，美国从此成了全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制度、文化、法律和生活方式都成为衡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和国家、地区的唯一标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权，势力盛极一时。几乎在这个星球上所有有人类的地方，都被宣布为与美国的利益相关，应当处于美国的武力"保护"之下。 但如此强大的美国换来的并不是世界和平之后的天堂般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美国本土遭遇了入侵。而且，入侵者不是军队，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恐怖组织。更有趣的是，这个恐怖组织曾经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恐怖袭击方式，也是按照由美国编印的教材进行培训。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第一时间宣布，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战争行为，同时宣布将倾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的十年里，众所周知，美国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将萨达姆经审判后处死。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这两场"愚蠢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今天的困境，数十万美军至今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维持秩序，无法脱身，两国战争中死伤的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十万人。 虽然美国曾经提出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构想，但这两场战争显然并不那么轻松。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几千名阵亡美军官兵外，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苏联解体后，在体量上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已经所剩无几，俄罗斯深陷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无法自拔，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围堵中国。因此，1990年代，中国周边的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都纷纷出现危机，多次剑拔弩张，走到战争边缘。1999年，空袭南联盟的北约轰炸机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对中国的侦察又在南海上空引发了"撞机事件"。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从竞争者变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压力从此明显减轻，中美双方合作也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巨大潜力，加上1978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积累的市场经验，顿时转化为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 这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也迅速提高，中国的出口盈余逐年猛增，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近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外贸盈余中，相当一部分又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的两场对外战争。因此，有人将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结构称为"中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扫荡全球之后，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才养成了美国人借钱消费的坏习惯，同时也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了金融业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十年之后的2011年，本•拉登终于被击毙。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过的，9•11之后，本•拉登东躲西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基地组织的控制，而基地组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也已逐步本土化，本•拉登更多的只是精神领袖。因此，本•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打败了恐怖主义。 但本•拉登之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中美紧密合作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重新回到亚洲。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大幅提高，对台军售也有增强之势。 在这个意义上，9•11以来的国际体系可以被称之为"9•11结构"，而本•拉登之死则意味着这个结构已经接近尾声，竞争会成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关键词。 但经过这十年来的发展，中美实力对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有了长足进步，荒废多年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重建起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按照多个机构及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早已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的资本正在世界各地大展拳脚。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即使遥远的非洲和拉美，中国商人也正雄心万丈地跑马圈地，以至于老牌帝国主义欧美各国今天不惜利用一切场合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行为。但在中国与欧美传统强国之间，非洲国家显然更多地站在中国这边。毕竟，中国没有强行干预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投资没有附加条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也更适应非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更加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幅增强。空军试飞了第四代战机，海军的第一艘航母也已下水试航，高铁布局所带来的国内军事力量快速集结能力提升。而且，中国的军费支出还在逐年增长，军事装备的研发能力明显提高，等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具备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资格和能力。 但有资格和能力是一回事，主观上是否已经意识到，或者说有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无疑是中国的重要机遇。但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在对外关系上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唯一成功的是，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两次大型活动，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给人的贫穷落后的印象，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最近的则是，虽然中国在欧洲大把撒钱，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并未赢得欧洲的尊重。最拙劣的是，在夏季达沃斯峰会上，中国试图以购买意大利国债来换取欧洲在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让步，结果遭到了拒绝。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中国的邻居都对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垂涎欲滴，一方面又深怕强大之后的中国会对自身形成更大的压力。朝鲜半岛局势阴晴不定，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屡屡制造摩擦，东南亚的邻国也不安分，越南、印度甚至经常出现要准备和中国打仗的言论，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小动作不断，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渗入新疆。可以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就内部而言，中国还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日趋复杂的边疆问题，台海问题，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益递减，贫富差距，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等等。 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也已经不是一个对将来的预测，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只不过，中国显然不可能满足于此，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承认，在国际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不出现意外，在可预测的未来，这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革命年代的伟大抱负，14亿人的生活改善所需要的资源，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一个更自由的国际空间。 如果说"9•11结构"是中美相互合作，但相对优势变化开始有利于中国，那么，"后9•11结构"的重点则是中美角力成为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主题。十年前，乔治•布什曾经说过，要么站在美国这边，否则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未来的十年则是，要么站在中国这边，要么站在美国那边。   

杰伊 • 维克斯勒（Jay Wexler）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篇文章是他在“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介绍了美国国会关于宗教立法的缺陷和弯路。－－人文与社会

中国历代刑律，自汉唐而后，无不以礼教为其核心。正因为如此，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争论中，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就成为最重大、也最敏感的论题。

有两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种是当代国际社会所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由之引起的地区性民族冲突；另一种是某种普遍主义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

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专栏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对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在很多时候自觉成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人，只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因而在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上侧重点不同，但尊重则始终如一。中共在抗战爆发之初就提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全面抗战原则，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府要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手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中共愿意继承的三民主义只是孙中山后来改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共产党之所以同意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作为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反映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需要，并不存在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然而由此反观国民党，他们在抗战时期除了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坚持对日抗战外，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体现实在太少。因此，"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们自始至终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者。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毛泽东在这里所批评的实际上是指国民党中的右派。    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们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有不同。蒋介石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时说："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他，但三者之中各有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    不过实质性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不放，是因为他的政治统治实在需要这面旗帜来进行粉饰。而且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在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解释时，实在是引申发展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对此周恩来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有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二     出于其自身的政治需要，蒋介石将三民主义解释成服务于自己独裁统治的一种学说。蒋表示，他曾仔细研究过孙中山三民主义，并根据孙中山的论述，拟定了一个"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内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所需要的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程序包括无遗。而这个体系包括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    事实上，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只是竭力发挥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完全抛弃了孙中山思想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与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原则相差甚远，因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虽然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当抗战胜利在望时，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又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论争。1943年，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于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细读这些文件可以看出，主要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认为，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蒋介石的论调理所当然地为共产党人反对，即便是国民党内部清醒之士也不以此为然。张治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可见国民党方面对《中国之命运》中的某些提法并不是完全赞同。    当时针对蒋介石所谓"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的说法，陈伯达撰文指出："但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这是当年对蒋反共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种共识。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认为，他们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的是接受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和建构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方面似乎始终不承认有一个什么"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承认孙中山在晚年对三民主义进行过什么新的建构和创造性解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个整体，是个"连环"，是个一以贯之不容分割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合乎现实不合乎历史的所谓消极东西。    国民党的坚持当然有其意识形态的考量，而这种坚持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愿意继承和接受的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晚年提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博大而欠精深"的学说，有其不易克服的内在缺陷。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抗战时期同意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但这丝毫不影响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也决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或短暂或长久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原则。在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显然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不会妨碍中共去拥护三民主义，而且正像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正是马列主义使中共坚决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能坚持的为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因为，中共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历来同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立场而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相吻合，与中共的政治纲领相一致。所以张闻天说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即是为这类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就是承认它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的合理性和有用性。    不过这层理论在当年却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疑虑。张君劢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中问道："共产党之特点与其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这里张君劢是不能够明白中共政治主张的，故而他要求中共暂时搁置马克思主义。    而另一方面，曾对中共理论有过研究后沦为国民党御用文人、专职研究三民主义的叶青，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    对于叶青等人的攻击，中共给予了坚决痛击，对于那些误解和疑虑，中共思想界也给予耐心解释，"共产主义是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     当年，中国共产党对于三民主义的相关解释有助于化解那些误会，但决非是要从根本上弥缝共产主义与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不同阐述，则为两党抗战胜利后的政治选择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上的支持和依据。 

流言和谣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系列传播者行为累加或“群体贡献”的结果。

在地区政治中，教派主义则是宗教在国际政治中惯常会发挥的作用的缩微反映。但是，正如冷战范式从来未能完全决定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未能解释其复杂性一样，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既不能忽视，但也毋需高估。如果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得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编者作风低调，少长咸认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未收入废名的书信、日记而放弃“全集”的名称。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程度是由于东京电力公司声称的自然灾害超过了"可预见的假设可能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还是日本核电行业的内在矛盾放大了自然灾害冲击的程度。然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一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以使它在应对极端冲击时更稳健、更具创新？

我讲三个问题：一是司法纠纷解决的机制；二是现代社会中司法制度的变迁引起了哪些变化；三是中国当代有哪些司法工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robert bly因鲁米的影响，写了一首英文的ghazal

在推行民營化政策方面，陳水扁案讓整個社會目睹，毫無禁忌的政商往來，可能如何瓜分國家全民資產。

关于“共相”(理念、普遍性、同一性概念)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自从柏拉图最早提出 “理念”说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在传统哲学中大体上有实在论与唯名 论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概念论三种观点。

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