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曹天予： ICT革命与非物质劳动--当代社会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上）

编者按：本文为上篇，作者认为最复杂、最值得注意的对文化左派哲学框架的分析，在下篇。

1.     引言

由图灵、申农和维纳在20世纪上半期奠定了概念基础^[1]，依托60-70年代获得突破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90年代风起云涌的网络联接热潮中的技术喷涌，在7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并迅速席卷全球的ICT革命（包含由此获得实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这一重大历史发展，向科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理论，提出了当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怎么理解当代社会形态的缘起、特征及可能走向。

面对这一问题，主流话语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 -- 肯定私有财产、有效市场、个人（及企业和贸易）自由、多元化和参与民主 -- 出发，认为ICT革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在于，由ICT革命引发的知识经济（经由知识社会化实现的学习-创新经济）和网络经济（经由网络实现的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的灵活自主协作，以及市场运作中的参与协作或民主化）带来了崭新的生产力，使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更重要地表现为，直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地位的提高和参与度的增加，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语境中，使每个劳动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全民创新"口号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由于这些变化，美国（西方，乃至 -- 通过全球化过程 --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经济"阶段，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资本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无危机）发展、未来繁荣、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世界和平的人类发展新阶段，如果不是历史终点的话。(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 Drucker, 2001; Florida, 2012)^[2]

这样的解读自九十年代起就受到西方文化左派的抨击。后者在深入分析技术-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所谓新范式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对抗依然主宰着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一群意大利自主派马克思主义者，^[3]还对当代社会形态做出了以认知资本主义和非物质劳动为核心概念的激进分析。这一分析，随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的出版（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 2009；Gorz, 2010），迅即成为全球学界左派讨论当代社会特征和走向的主导话语；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自主派解读据以展开的哲学框架尤为引人注目。借助斯宾诺莎基于情动（affect）和欲念（desire）的伦理本体论（Spinoza, 1994），和福柯基于生命权力观的主体建构论 (Foucault, 1978, 1980, 1982, 2008)，自主派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对当代社会分析的适用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历史，与时俱进，吸纳斯宾诺莎、福柯、以及(时隐时现的)哈贝马斯的真知灼见。面对自主派的理论创新，我们究竟应该把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概念送进思想史的博物馆呢，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探讨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下文将要指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斯宾诺莎-福柯式的理论建构）出发，才能对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形态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认真探讨新形势下的历史主体。

自主派的解读，在左翼内部不无争议。但多数异议局限于对个别概念的质疑，很少触动其理论基础和整体框架。对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更是争论中的盲点。本文认为，自主派在拒绝主流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凯歌行进的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化上的巨大压力，内化并分享了自由派的主要预设，特别是有关（作为资本主义建构原则和发展动因的）创造性个体作为历史主体的预设，进而认可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再推而广之，把这一个体建构原则认作未来社会建构的普遍原则。自主派从马克思倒退到斯宾诺莎、福柯和哈贝马斯，提出以诸众（multitude, 通过主要以网络为中介的理性交往而形成的异质自主个人的松散组合）取代无产阶级作为新的历史主体，皆源于此。

 在当前的经济政治实践中，自由主义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霸权；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却远远落后于文化左派的理论气势和吸引力。本文因此着重于后者，前者主要作为参照。第二节简短引入由ICT革命促成的新范式。第三、四两节梳理自主派的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观点的剖析。第五节讨论对当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不同构想间的异同：自由派的平台资本主义，自主派的公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社会主义。最后一节概括简评自主派话语体系的哲学框架。更深入的分析有待另文展开。

2.     ICT革命和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

ICT革命中的C (communication) 指通讯，但在讨论中，有时译为交往或沟通更合适。在人类学意义上，交往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劳动也好，各种各样其它的社会活动和组织也好，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人的类本质中的社会性从何而来？《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论证是，人们只有通过交往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劳动才有可能，社会组织才得以形成。因此，在最本源的意义上，交往是经济生活和一切社会现象的社会性的构成原则，其功能是相互理解、通向合作。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功能往往被异化为工具性的控制和操纵。然而吊诡的是，理解与合作不但可能，且是操控的前提。有学者（Fuchs, 2019）据此提出，去除交往的异化形式后，真正的交往社会就会出现，即基于社区和公地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虽好，但消除异化的主体不明，阻力和动力也不清楚；其中牵涉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后面再谈。

要理解ICT革命的社会意义，确切把握沟通与劳动互为建构的关系至关紧要。既然沟通是社会性，是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的构成原则，没有沟通就没有所有这些， 那么讨论劳动也就必须讨论沟通。当然首先是研究劳动，沟通首先是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活动过程中的沟通。

从这个视角，就很容易理解7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移动设备和网络出现为标志的ICT革命所带来的沟通的当代特点（特别是快速即时准确有效多渠道大范围的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主要表现在全球流通中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外包组装集成，把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多类劳动整合成灵活的网络状劳动组织，即所谓全球分工和产业链/价值链。新的流通手段刷新了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而后者对前者的强劲需求，也正是前者迅猛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支持。  

当代沟通手段的广泛应用，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开拓了新的空间。它要求劳动者有能力根据生产过程和质量要求的不断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评价反应，个别处理和集成整合并进。劳动者需要熟练运用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设备，即时与团队成员和其它团队沟通，形成灵活有效的协作。由此经由正负反馈不断调整，生产过程"自行"延续，避免了费时低效地上交问题、等候指令的旧模式，使生产成为一个几乎是自组织可持续的过程。

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是赋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或自主权。因此而产生的劳动组织，必然凸显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扩展劳动者自主创新的能动性，在客观上容纳甚至鼓励劳动者积累其自身（资本无法剥夺的）知识和智慧，包括自行组织管理和协调生产的能力。后果之一，表现在生产组织上，是从原有纵向的、集中统一的等级制的指令-执行管理模式，转为横向的、通过网络水平联结一系列分散而自我管理的较小功能单位，形成一系列反馈圈的网络分权模式。后者便于灵活高效地当场解决难题、及时应急协作，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力智慧的积累传播，能够促进集体智力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形成和提升，从而推动各类（特别是高科技）研发的高速涌现，实现向创新驱动型智能-网络经济的全球转型。

生产力中的这些深刻变化引发生产关系中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不外资本所有权与劳资雇佣关系。生产组织的网络化，导致产权（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形式的相应变化，包括衍生权利间的博弈及其法权表达，诸如层层外包所产生的逐级递传的承包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供应链上每个环节的供销权等等。即使单一的所有权从来并非封闭，也由此而加速分解为更为松散的权利束。由于名义上的所有权进一步弱化，重要的已不是法律上的归属，而是实际上获得对相关生产条件使用权和控制权的保证 (guaranteed access) 和途径。

相应地，劳动市场上的雇佣关系也在深刻变化，"灵活"意味着缺少稳定和保障。一方面，劳动者似乎享有极大的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随时跳槽，工薪社保之外很少硬性的约束。另一方面，资本家、平台、及包工头也有了更多的自由。终身雇佣变成定期合同，长期合同变为短期合同，甚至不签订任何正式合同。铁饭碗没有了，劳保福利逐项减少，最后只剩下现买现卖的临时打工关系，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与当代技术连带的灵活雇佣，在资方意味着利润最大化，责任最小化。而劳方的状况，则是实力加运气，经常朝不保夕。此外，当代的通讯技术还提供了一种所谓数字泰勒制的可能性（Carr, 2011）。泰勒制是资本控制大规模工厂劳动的一种严苛的管理形式。然而数字泰勒制更加严酷，比如用科学算法把劳动强度提高到生理极限。在环卫工人手腕上安装监控器，用警报器监督和限制休息时间，不过是其中一例。派送小哥在强大压力下紧张工作，以致不得不闯红灯才可能完成规定的任务是另一例。去年美国有本书叫《监控资本主义》，,揭露国家机器如何与大资本勾结，对社会实行全面监控 (Zuboff，2019)。当代技术的这类应用使剥削的方式和效果得到前所未有的升级，造成自由的恶性沦落和生活的全面异化。

ICT革命有两大后果对塑造当代社会形态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各地的生产，中国的，印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西欧北美日韩的，都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一部分。无论低端高端，都掌握在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手里。这里的资本，按照马克思的整体观，不是单个的资本，而是由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的资本整体。于是出现了康德式的问题：这样的资本整体何以可能？在芝加哥、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涌来涌去的海量资金，是怎样通过金融市场的操作，被整合成高度智能化的全球资本？它又如何通过一系列落实在计算机算法程序中的精致数学模型，几乎自动地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控制全球经济、剥削全世界的劳动者？答案是国家，地区，行业等等之间信息的快速保真传播。金融市场全球联网的基础是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它使金融一体化成为可能。而金融一体化又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征和工具。正因为当代信息流通是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基本条件和要素，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必定要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不松手。对此，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厢情愿的梦幻派不同。他们头脑冷静，十分明确对信息智能技术，包括传播媒体控制权的争夺，是一场革命性的生死斗争，而绝非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

ICT革命的另一后果，是借此更新了当代传媒（包括最为有效的互动型自媒体），把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辩护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公共文化的一切方面。辩护的主要理据是以下追求的合理性：第一，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发展主义。尽管其驱动力是资本追求无限积累的贪婪，但在传媒中，以GDP等为指标的增长，却长期被打造成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第二，消费主义。从高端时尚到低端实惠，从奢侈浪费到基本温饱，从物欲诱导到心灵鸡汤，当代传媒无时无刻不在有针对性地宣传和推动消费，使之成为麻醉劳动者、支撑发展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效药。第三，民主万灵。资本主义的问题通过选举早晚都能解决，不需要制度改变。对形式民主的迷信，正是迄今资本主义巍然不动的主要社会原因，也是当代传媒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似乎是，ICT革命催生了当代由网络支撑、金融资本控制、学习创新驱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组织管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智能经济。但技术决定论无法解释的是，新技术-经济范式兴起背后的深刻社会根源。这个范式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对凯恩斯主义失败的回应，是按新自由主义重组，从而巩固和加强资本全球统治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从70年代起日趋明显的北方国家中利润率下降和经济滞涨，在资本看来是福利国家具体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向有组织的劳工（要求高工资、高福利、充分就业）实行阶级妥协的失败。资本的直接反应是产业转移，造成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工会力量的削弱，同时南方国家的加速工业化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急剧增加。由此，资本维护并强化其对全球劳工统治剥削的战略核心集中在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发展和控制生产和流通中的关键科技（设计、自动化和网络）。这一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向创新驱动的新范式的转型。知识的权重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所有部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日益彰显 。(Castells, 1996; Unger, 2019)

这一新范式，在经济上，使资源、劳工和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各种好处，使生产率大为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同时， 它也为社会形态从局部到全球的全面转型提供了原型（智能化网络化）和转变的方向，从而揭示了时代的特征并提示其未来演变的方向。

在推动者眼里，这是个使各方受益的好范式：资本能灵活积累，劳动能自主参与，消费需求能得到个性化的满足，分享合作从此取代冲突对抗（Kelly，1998； Florida，2012）。它被欢呼为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多元民主）制度基础（Benkler，2006），使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欢呼者的盲点（看不到新范式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商品化，资本对劳动的全面监控，以及经济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受到西方左派的尖锐批评。新范式，在意大利自主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当前极为活跃的西方左派看来，只是资本主义继工业福特主义后出现的一个以信息-知识生产为主的新阶段，即认知资本主义阶段。认知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它只是通向后资本主义的一个中间站。

自主派对新范式的这一解读，内容丰富复杂，洞见与谬见并存。因其理论气势和在学界的深广影响，有必要对其主要理念作一剖析，以正视听。

3.     当代社会形态的基石：认知资本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 -- 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自主派从其工人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前述新范式的社会根源，有正确的认定；对其所依托和体现的制度架构，也有尖锐的抨击，指明其为资本权力新形式，概括为认知资本主义。但是，在讨论认知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种种洞见和谬见之前，有必要首先指出，自主派在批判自由派对新范式的解读的同时，也分享了后者的两个缺少根据的基本预设。第一个预设，即新范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当然，在自主派那里， 这指的主要是，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并积累增殖中的固定资本，以及经济管理的渐趋民主化。制度基础的这一变化，即劳资区别和劳资对抗的渐趋消失，为向后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必要甚至几乎充分的条件。第二，自主派认同自由派的基本预设，即创造性的自主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自主派哪里，这一主体在新范式的语境中以诸众的形式出现。 两个预设合在一起，构成了自主派分析当代社会形态的概念框架：劳动者这一历史主体，由于其内在本性^[4]，把资本主义从旧（工业）范式推到新（认知）范式，并将进一步推向后资本主义。

      对新范式，与众多流行的称谓（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传播资本主义等等）不同，自主派从调节学派的理论立场出发，用认知资本主义为其定位。他们认为， 新范式的规定性特征，是资本增长积累和调节的主要对象已从传统的工业产品演进到广义的认知产品（Vercellone, 2007；Vercellone and Giuliani, 2019）。应该承认，这是迄今为止对新范式最贴切的定位。既指出了新旧范式间的资本主义连续性，透过表象揭露资本对劳动剥削监控统治的新形式；又把资本通过认知产品而增殖这一现实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推向前台，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这一重大变化开辟道路。

      认知资本主义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是非物质劳动（Lazzarato, 1996, Virno, 2003, Hardt and Negri, 2004, Vercellone, 2010）。这里，自主派最具洞见的突破，来自其早期成员Alquati对计算机工厂中劳动的研究 (1962, 63)。他发现，在工厂运行过程中流动的信息，由于活劳动的参与而不断增殖。此后，自主派从增殖信息（valorizing information）的概念中引申出两个重要的观察。一是有关参与信息增殖的活劳动的数量和范围，由于经济发展和网络的兴起而不断扩大，使增殖信息演变为大众智能（mass intelligence）。大众智能的概念被宣称为是对马克思在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Marx, 1993）提出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指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拥有的，体现或固化在机器和劳动组织中的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而自主派的概念突出了活劳动对一般智力的参与和贡献，从而是对一般智力的动态把握。 另一个观察是，通过其异质创造而使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增长的活劳动，比简单的体力劳动更重要，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而生长的、难以商品化也不应该商品化的、与机器不同的主观生产力 (Virno, 1996)。

       这些观察，在新范式的语境中，导致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这个概念有两个面向，经济面向和认知面向。在经济上，它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技术组成的改变。在马克思时代，或一般的工业范式中，一般智力的水平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是资本组织生产时必须投入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被资本雇佣的劳动，属于可变资本。在新范式中被雇佣的非物质劳动中，部分因参与信息增殖而直接进入动态一般智力的活劳动（劳动者的默认知识、技巧和能力），也能对提高生产效率做出积极贡献，因而也成为组织生产必须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其自我增殖，也可以看作是总资本自我增殖的一部分。可是，这部分不断增殖的随附在劳动者身上的固定资本，资本无法攫取，只归劳动者所有。此外，非物质劳动中包含的一般智力概念， 也为自主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分期原则。在前工业时期，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比体现一般智力的机器重要；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活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劳资矛盾往往表现为活劳动与机器（死劳动）的矛盾；在新范式中， 活劳动成为比机器更为能动、更具创造性的生产力，虽然它仍受控于资本，被资本所剥削和压榨。最后，当一般智力摆脱了资本的控制，真正社会化了，人类就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

      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认知面向：它继承了马克思对智力的理解，即智力是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和符号性重组。这就超越了申农对信息（局限于数字化的）的静态理解，认识到信息的活劳动起源及由此而来的动态增长本性。它认为智力可以通过形式化，数字化和机械化而转化为自动装置（其高级形式是以算法为核心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智能机）[5]， 但拒绝接受技术决定论。因为智能机中的智能（定向流动的自增信息）来源于活劳动，深藏于预定目标中的算法，其诞生和改写，更在在挂钩市场需求，绝不是纯智力的技术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主派所指称的非物质劳动呢？首先，描述上，非物质劳动不能作为一种活动来表征和概括，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必然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有体力和脑力的贡献。所以它只能用其产品来表征。

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有关信息和知识，牵涉语言、符号、图像乃至舆论等等。提供这类产品的劳动是非物质劳动。另外一类产品则更特殊，也更广泛，包括所有涉及人的情绪、感觉、人际关系的服务或产品。提供这类服务和产品的劳动也都是非物质劳动。

以哈特和奈格里（2000， 2004， 2009）为主要代表的自主派，挪用福柯"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思想 （1978, 1980, 1982, 2008），宣称可以用包含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其中第二类又可以扩展到涵盖一切文化、创意、牵动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了的人类活动）的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生产"这个概念来概括、表述当代社会的劳资关系，并用生命权力来表征资本对劳动的权力。他们认为，资本的生命权力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生产领域（如工厂），而且扩展到了一切生命政治生产领域，乃至全社会。换言之，资本以帝国的形式收编了（subsumes）整个社会。与此相应，在资本生命权力网络的每个节点，也必然有异质劳动者（诸众）的生命政治抗争。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诸众的抗争也无处不在。帝国与诸众的对抗，成了自主派分析当今时代的整体框架。这种福柯式的分析框架表面激进，但实质上有很大的问题。2012年一次华东师大的讨论会上，毛尖教授追问一位激进左派："如果抗争无处不在，那么主战场在哪里？"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其实极为严肃。对于福柯及其追随者，可以说是一剑封喉。这是因为主战场的问题，在"到处都在、都可以抗争"的口号之下已被消解。而没有主战场的抗争，对于现存秩序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福柯被公认为是激进左派，其实相当保守（Frazer, 1981）。

理论上，自主派强调非物质劳动的两大特点。第一，它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无法标准化或量化，因此无从测量。(Ross, 2003; Berardi, 2009; Marazzi, 2010) 对于脑力劳动和经济学中的所谓弹性人力资本，这一判断无可争议。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来，非物质劳动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就失去了联系，因为价值是由社会必要抽象劳动这样一个能够测定的量来表示的。既然无法量化的非物质劳动与量化的抽象指标无关，自主派据此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讨论非物质劳动没有关系，只能抛弃。由于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作为趋势，在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中会愈益重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分析，还是对未来的展望，都毫无用处。

逻辑上，如果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非物质劳动，那么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即使有价值，也不是劳动创造的。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产品，包括非物质劳动的产品，都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有市场就有价值，如影随身。那么非物质劳动产品的价值从何而来呢？自主派的回答是，来自不断提升的一般智力。其论证思路也很简明：一般智力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在当代还能对公共财富或公地（common）的增长做出特殊贡献。由于资本通过对公地的圈地和商品化获得租金，是当代资本摄取"利润"的主要来源，这一利润模式构成资本积累的新范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而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不过是此类租金的一种转化形式，源于一般智力。但是，在这种解释中涉及到的一般智力，由于其在自主派的框架中，有时（但不总是）解读为有活劳动参与的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而不总是只取其作为活劳动成果转形而成的脱离活劳动的静态条件，自主派的一般智力价值论，在这种正确的解读中，其实并没有真的跳出马克思的价值来源于活劳动这一基本框架。

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特点有关劳动者的自主性。自主派注意到前面讨论过的新范式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和提供的知识积累、扩张自主的空间。在强调这些特点时，自主派却忽略了这样的要求和空间只适用于特定的信息-知识类的非物质劳动，而不适用于其它类型的非物质劳动，如老弱病残的护理及各种服务性劳动。 即使在信息-知识类劳动里，其实也不适用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或管理人员之外的大量辅助人员。自主派把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和非物质劳动者内部的分层一笔勾销，然后选择性地夸大某一种类某一层级的劳动特点，用以概括和表征整体的非物质劳动和劳动者，乃至整个当今和未来社会。于是在理论讨论中，这些特点就成了下述一些一厢情愿的论断的依据，引发了一系列概念混乱。

很多分享自主派观点的学者（Rifkin, 1995, 2011, 2014; Mason, 2015, 2019; Unger, 2019）断言，非物质劳动本身有非异化的、自我实现的内在特性和潜力。既然非物质劳动者必然有一定的自主和裁量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己决定工作的方向和程序，以及跟谁合作、怎样合作，寻找灵活的合作方式；那么他在劳动中就不会感觉丧失自我。相反，他会觉得劳动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尽管目前条件下劳动异化并没有消失，劳动还不是乐生的第一需要，实现自我还更多地停留于理想。但只要是非物质劳动，它就内在地有摆脱异化、实现自我的规定、冲动和不可遏制的趋势。这个乐观主义的理论预设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是否为非物质劳动。这个预设或隐或显引出的结论是，只要顺（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而为，让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展开，劳动的本性就会发生根本转变，从人性的异化变成人性的实现。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就算没有明文取消，也已经退隐到模糊不清的背景里去了。

另外一个论断的含义则更为激进：非物质劳动内在地创造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就资本而言，由于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所具有的自组织特点，使得当代资本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资本，不再具有组织生产的功能，而只是外在于生产过程的食利者。这是自主派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观点。资本外在于生产过程意味着（1）资本是寄生、腐朽的，已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2）剥削主要不是通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而是依赖圈地和剥夺获取租金；因此（3）资本主义正在向封建主义蜕变，陷入其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与此相对照，就劳动而言，虽然受剥削，但非物质劳动中所需要的能力，其积累提升和不可抑制的自我增长, 使其成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组成部分，成为前述组织生产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由于这部分不断增殖的固定资本，属于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这就为劳动者从根本上颠覆资本统治提供了新的条件、途径和可能性。结论是，由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劳强资弱、劳动者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阶段。由此，四十年来资本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引导在全球化过程中高歌猛进，而劳动者节节败退乃至全线崩溃的历史悲剧，在层层虚幻的"内在"胜利或胜利愿景的安慰和麻醉下，竟然幻化为向着最终解放大势所趋的凯歌行进！这里，自主派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就是资本密集型的非物质生产，也势必并且尤其只能由资本来组织、经营和管理。所有的自由裁量和自主性，灵活协作和自组织，都由资本牢牢控制。有助于企业盈利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会被允许和鼓励；否则决无存在余地。只要不把少数特例嫁接到普通的非物质劳动者，并把它认作当代社会的整体特征，很难看不到这一点。

 自主派与此相连的另一个论点，有关ICT革命时代新历史主体的建构。把非物质劳动者的自我创造力和抗争能力的增强，这样一个整体性的特点，泛化到每一个别的劳动者，再从个人而不是阶级或集体的动向，宣称一个新型历史主体的形成，是很可疑的判断。其论证思路如下：非物质劳动内在地为劳动者的创造和抗争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基础。由于非物质劳动者的能力具有明确的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特殊性，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因此劳动者各有能力自我发展，独立抗争，虽然网络连通的集体抗争效果可能更好。这个新的历史和革命主体，就是前文提到的诸众。诸众由很多奇点（singularity）通过网络构成，每一个奇点都是独立的个人。诸众作为对抗资本统治的新型主体，是我们时代的新实在, 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时代。在马克思时代，只有内部同质的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内部异质的当代社会新技术-经济范式中的诸众（Nergi, 2008）。这套思路所忽视的，是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反抗资本主义只能是阶级的行为和任务。由于本来意义上的工厂无产阶级渐趋式微，如何重构革命主体确实是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自主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进路是否站得住脚，值得认真探讨。

4.     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

      自主派把新范式解读为认知资本主义，其中社会对抗（权力、统治和抗争）的建制形式则是帝国和诸众。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非物质劳动概念。它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提出的挑战，也是围绕着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而展开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应对的最佳进路，是在吸收自主派洞见的同时，对非物质劳动做出判析。出发点自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为了避免概念混乱，首先要注意，马克思看待劳动有三个视角。第一个是人类学视角，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1844年手稿。在那里，劳动是主体性建构的决定性要素，是主体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第二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经由 "认识论断裂"而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来说，人的类本质不是纯精神的，而是物质的存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劳动和经济因此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活动。第三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三个视角的共同点，是不把劳动简单理解为体力支出，而是从哲学层面上把握劳动在各方面的意义。

其次，必须明确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使用的价值概念指的是什么。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是沉淀或凝聚在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其中牵涉到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社会必要劳动如何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怎样确定和测量产品的价值？等等。深入讨论这些核心问题之前，需要先注意劳动价值论在方法论上的特征。

方法论上，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对劳动和资本作了整体的结构性的界定。从整体上界定，就不是以单个工人、单个资本家为分析单位，而是以社会为背景，涉及平均利润率，现在更牵涉到全球金融资本、全球价值链等等。因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并不是单个劳动者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是两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阶级作为整体，也不局限于某个民族国家。这是马克思的整体观，也是他国际主义的理论基础。从结构上来界定，指的是，从价值只能是劳动所创造这一点出发，强调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互相构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结构性关系。资本从哪里来？对马克思来说，它只能从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换而来。那么劳动呢？在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是雇佣劳动，它在资本那里就是可变资本。因此，有资本的地方就必然有劳动，而劳动也只有在资本存在时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造成统治和剥削；而被统治和剥削的劳动必然要反抗。剥削与反抗，压迫与反抗是一体两面，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就不能是自主派说的那样，资本的所有行为都只是对劳动者反抗的回应；同样，也不能认为劳动者只能被动地反抗。当然， 劳资关系的结构性界定，也蕴含着两者关系中，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 还有结构性依赖（相互依存、妥协合作）的一面。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夸大这一面当然不对；但否认这一面，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劳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就难以做出恰当的分析。

同样需要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论对理解历史主体和进行社会批判的重要性。劳动价值论确定了劳动者是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也就确定了其在经济活动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此外，劳动价值论，以及在这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摧毁了资本主义的道义基础：通过剥削剩余劳动进行的资本积累，没有天然的合理性。而这又蕴含着，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想象另类社会的可能性。比如说，根据劳动价值论，逻辑上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安排，其中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回归于劳动者所有（包括用于再生产）：或者根据公平原则统筹分配，消灭剥削；或者在劳动者自治的社会里按需分配。

现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硬核。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明确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价值以后，理解劳动价值论最困难的问题是：逻辑上，劳动怎么实现向价值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逻辑转换从来不是一个思辨的过程，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这就牵涉到转换的社会历史条件。这里，首先得澄清什么是社会必要。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社会必要指的是，劳动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并得到社会认可。不能直接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没有价值。并且，满足社会需要的指标是获得由市场需求表达的社会认可。社会不认可，再费劲再宏大或再精细再自我充实的劳动，也仍然毫无（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

其次需要澄清什么是抽象劳动中的"抽象"^[6] 抽象相对于具体以及具体的质的区别。所以在抽象劳动中不可能有质的区分，只能有纯粹的量。正因为是纯量，才能对之进行统一的测定和比较，并使等量交换成为可能。不同质的劳动无法比较，也就无从交换。酿酒和跳舞不能比较，从而无法交换。只有在把这些具体劳动的质的区分剥离掉以后，找出某种酒的生产中包含多少抽象劳动，某场舞蹈表演（非物质劳动）包含多少抽象劳动，才能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和交换。当然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再来看劳动抽象，或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换。这个转换不是纯哲学范畴，也不是自然范畴，而是经济学范畴。具体劳动及其创造出的（体现在使用价值中的）社会效用，特别是抽象劳动及体现它的交换价值，都是市场经济的范畴。本质上，劳动抽象是一个经济-社会-历史过程，不能用自然的尺度，如劳动所花费的体力脑力或时间来表征。自然量度，自然范畴无法用来表征社会历史现象，这是逻辑问题。因此，尽管马克思本人确曾有时把抽象劳动和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体力脑力的消耗）及其社会平均联系起来，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更着重的，更为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价值或劳动抽象中所体现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劳动抽象借以实现的社会历史过程^[7]。马克思的结论是，劳动抽象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劳动抽象的实现就是商品价值的确立，它只有在市场过程中才能完成。不进入市场，劳动产品永远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只有经过市场交换，这个具体的质、具体的使用价值，才会消融于转化为抽象的量，纯粹的量，或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市场，劳动抽象，或劳动向价值的转换，才能实现。劳动抽象就是市场评价，市场评价就是劳动向价值转换的实现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把市场评价作为建构和统一度量抽象劳动、测量具体劳动中的抽象劳动的一个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只要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就进入定价或测量过程，不管它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任何劳动，只要其产品有市场，在正常的市场运作中就能通过市场评价而得到相对精确的测量^[8]。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深远的理论影响。特别是，当代有关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非物质劳动的种种奇谈怪论，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马克思这一基本立场的偏离、误解或曲解。这些，后面还要谈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概括如下：本体论上，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认识论上，劳动产品的价值只有进入市场，经过市场评价或市场抽象，才能得到认识和衡量。或者说，人们只有通过波动的市场价格，^[9] 才能认识和把握价值。

出发点明确了，对自主派挑战的回应也就直截了当。他们否定劳动价值论对非物质劳动适用性的立论前提，是"非物质劳动由于无法测定其劳动强度和劳动量（'时间'），因而与价值创造无关"。但这个前提不能成立。首先，在劳动价值论中，无论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创造和价值确定有关的测量，所测的是体现在具体劳动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的量，而不是单个具体劳动中的什么量。因此，新范式中非物质劳动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的交叉混合，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生命政治生产"，从而任何具体的非物质劳动用自然尺度（如认知劳动的脑力消耗、强度和时间等）不可测量，在理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的正误毫无关系。其次，前面已经提到，从单个具体的认知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过渡，或对其中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量的确定，在市场条件下通过商品交换可以而且必定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其产品必然进入市场，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具体的非物质劳动中的抽象劳动的量，完全可以测定。因此，在理解非物质劳动时，劳动价值论依然是唯一自洽的、正确的概念框架

对于自主派用以替代劳动价值论的一般智力价值论，或者作为其退化形式的公地价值论和机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也十分明确。根据马克思的看法，[10] 一般智力是对工人总体劳动过程进行步骤分解、符号化和概念重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编码）的结果，是"集体工人（劳动）"的符号表达，是从劳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知识的结晶。它标志着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总体水平，体现在机器和劳动组织里，为人类在特定阶段进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前提。但是，一般智力本身不是劳动。为了使它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需要人的活劳动把它激活。即使是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机，也需要活劳动的训练和监控。这里的活劳动，包括不能编码的劳动者的默认（tacit）知识以及判断力想象力创新力的运用和发挥。同时，按照马克思的整体论理解，这里说的活劳动，指的不只是单个工人的活动及知识能力的发挥，而且还包括由团队协调合作和网络协调合作（如通过众包，crowd-sourcing）而产生的可以编码和不能编码的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ect）的发挥。强调后一点，在当代新的经济-技术范式语境中尤其重要。没有活劳动的激活，体现在机器和劳动组织中的一般智力本身，在生产中不可能起作用。所以从根本上讲，价值创造的来源是以智力武装了的人类活劳动，而不是作为物化外化了的劳动的一般智力本身。

自主派或许争辩，我们说的一般智力不是马克思的作为活劳动成果凝结的静态条件，而是一个信息不断增殖的动态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价值。但是，只要信息增殖的动因仍然是活劳动的参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就仍然不可突破。[11] 何况，一般智力的进步所带来的是使用价值（社会财富）的增长，理论上并不涉及作为社会必要抽象劳动的价值的生产。[12]
      此外， 从自主派"机器价值论"延伸出的对一般智力的拜物教，还派生出一种新异化论：人类虽然创造了机器和人工智能，却最终不免被后者控制，成为其附庸乃至奴隶。当前由人工智能助推运行的全球金融资本，似乎是其前奏：人工智能实体正在摆脱社会控制，反而要控制人类，包括全球的劳动者、投资者及其服务集团，迫使他们的行为服从其最优化或短期/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算法的制约。

问题的复杂在于，它牵涉到认知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即人工智能是否能穷尽和超越人类智能？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得明确，人工智能具有严格的界定。它必须是个可以形式化的体系，可以编码，有一定的程序和算法；它的一切运行都受算法的严格控制，不可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会犯错误。不会犯错误，只是不能超越既有的形式体系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即使是（具有尝试-纠错机制的）深度学习型的神经网路模型，也受人工智能这一构成原则的制约，其纠错和调试也还是不能违背其统摄算法（master algorithm）。对这个特点的不同理解，引起一场很大的辩论。辩论首现于数学哲学领域，但它要解决的，其实是认知哲学，特别是人工智能中的根本问题，即人类智能是否能被形式体系所穷尽？

第一轮辩论出现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两个数学大师的隔空过招。一位是人工智能的开山祖图灵（Turing, 1937, 1950），另一位是发现（任何形式化体系都必然服从的）不完备定理的哥德尔（Gödel, 1931, 1951）。图灵认为，一切智能都可以形式化，表现为图灵机（图灵机不是机器，是数学模型或算法），在数字计算机中实现。数字化算法系统可以无限扩张，从而远超人类神经元的总和，完成人所承担不了的任务。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体现可以无限扩张系统的人工智能，必将超越人类智能、控制人类？很多人被这一前景震慑，但哥德尔不同意。与霍金一起证明奇点定理的，数学大师彭罗斯（Penrose, 1989, 1994）也不同意。

哥德尔的关键论点是，人类的某些能力，特别是直觉，因为不能形式化或纳入任何形式体系，任何人工智能都无可企及。比如，形式体系的自洽性并不能被该系统本身所看到或证明。这是哥德尔定理的主要内容，它摧毁了希尔伯特开创的形式主义数学哲学，影响深远。但图灵说，我可以把那个形式体系扩大，在那个扩大了的体系里，原体系的自洽性很容易证明。哥德尔的回复是，你那扩大了的体系的自洽性，又不是该体系自身所能证明。图灵的再扩大和哥德尔的再回复，可以往复以至无穷。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图灵的洋葱比喻，使他引领主流思潮几十年。针对每个图灵机都只是对人类智能的近似模拟，而非智能本身的说法，图灵说这就像每一层洋葱皮都不是洋葱本身一样荒谬。因为如果你一层层地剥，最后除了一堆"洋葱皮"以外，根本找不到洋葱。可见洋葱皮就是洋葱，图灵机(人工智能)就是智能！

哥德尔派坚守的信念，是人类的洞见、判断和智慧，包括扩大形式体系以证明原体系自洽性的能力，是机器永远不可企及的。但人工智能派总是信心满满，人类的每一项成就，早晚会被形式化、数字化、编码化、自动化，而这正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伟大使命。形式体系的扩大，原则上可以通过由机器完成的大数据的采集和机器学习而完成（generative learning）。（Goodfellow et. el. 2014）从原则上说，他们可能不错。但彭罗斯和牛津哲学家卢卡斯（Lucas, 1961）反对，说即使在原则上这个说法也不成立。他们宣称人脑的某些能力机器永远达不到。可惜Penrose-Lucas立论的种种证明和努力，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至今没有结案。不过在支持他们的阵营里，最近有新的思路：人类智能依托的是大脑神经结构，人工智能依托的是机械元件。大脑结构内化了亿万年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种种约束，这是任何机器无法通过编码-形式化所复制的：你不可能知道以往出现过哪些约束，更无从发现这些约束的内在成因及与外部环境间的交互作用。没有这些知识，用编码和形式化复制出导致人脑出现的宇观进化如何可能？并且，两类智能基础设施之间的优劣差别，也决定了它们的功能差别，直觉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回过头来看新异化论。与黑格尔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异化，只是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运动趋势的概念表达，而不是能到处套用的目的论式的既定框架，据此可以推测尚未出现的社会现象。在人工智能能否超越摆脱独立化于人类智能尚未论定之前，新异化论并无内在理据支撑；而以人工智能形式运作的全球金融资本，作为异化的一种表现，只是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劳动异化（为资本），而不是人类智能异化为人工智能。归根到底，其中算法的设定和改写，并不是人工智能自行运作的结果，而是全球金融资本经由其雇佣的人类活劳动而完成的。

自主派从对非物质劳动的独特解读，得出了与自由派平行的结论，即新范式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在自主派眼里，非物质劳动者在新范式中享有自主地位，拥有并积累增殖中的（以自己的进入一般智力的能力形式出现的）固定资本，参与经济管理，意味着劳资区别和劳资对抗的渐趋消失，新的劳动形态的出现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形成。自主派有关制度基础变化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智能-网络经济新范式中兴起的）平台经济而展开。他们声称，在平台经济中，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权不如开放的（对平台基础设施的）使用权重要， 雇佣合同渐趋灵活乃至彻底消失，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是一种新型的劳动，一种（非异化的）自我实现的活动。

这些断言的最有说服力的实例，也许是脸书这一类非常独特但据说是引领潮流的平台企业。那里，利润来自作为商品打包出售的数据^[13]，后者源自使用者进入平台交流信息展示自我的消费活动。消费者在享受生活。但同时也留下了痕迹：何时上网、什么频率刷脸书? 有多少交流或频繁或稀松的朋友圈？等等。这些痕迹形成数据，可供脸书这类公司打包出售获取暴利。

对于这样的盈利模式，有人试图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数据本身只是原料，没有价值。但经过整理，分类，打包等一系列劳动，创造出凝聚在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特定购买对象的数据包，使公司从雇员的数据处理等劳动中攫取剩余价值，获得利润。然而，用少量雇员的劳动来解释企业的巨额收益毕竟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数据作为原料，像矿石一样，本身具有价值。这个价值又是从何而来呢？

一些信守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企图用从生命政治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中引申出来的新型劳动者（使用生产者，produsers，或消费生产者，prosumers)，来解释平台经济。（Fuchs，2010， 2012a, b）。他们认为，含有价值的数据，是新型劳动者的新型劳动（消费劳动，使用劳动）的产物。在平台经济中，给你免费使用平台是变相的工资，而你使用平台产出的数据得统归公司所有，则是变相的合同。因此这实际上是变相的雇佣劳动。其中，生产抵消使用费的数据的那部分劳动，是必要劳动；而其余则是剩余劳动，是公司利润的来源。

这样的回答，逻辑上好像能把数据生产纳入雇佣劳动的范畴，但理论上却难以成立。关键在于，使用脸书这类平台的活动，作为个体意向性的活动，是消费享受，是某种自我实现，而不是为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劳动。此外，所产生的数据与活动者的意向无关，只是不能纳入市场范畴的活动痕迹或外部性，是属于社会必须对其负责、因而只能归社会所有的公地（公共知识公共财富）的一部分。

本真的自主派同意，产出数据的活动是生命政治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Avidsson, 2005, 2009）。但从其否定劳动价值论鼓吹一般智力（属于公地）价值论的立场出发，他们认为，数据价值不直接来自非物质劳动，而只是间接地来自对非物质劳动对公地的贡献的非法占有或圈地。^[14]应该承认，自主派这里对平台企业暴利来源的分析并不错。经由数据垄断占有并商品化而摄取的是真正的租金^[15]。他们的错误在别处。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产生数据的使用平台的活动，按其性质，不是（非物质）劳动。不能因为其产品进入市场作为商品出卖，就认定它是劳动。一般说来，公地商品化与劳动社会化没有直接联系。比如，把海滩某位置一封，说谁来游泳，按时收费。这是把公共海滩商品化了，典型的圈地，与劳动毫无关系。但是，第二，基于一般智力价值论的租金论，却回避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租金的实质，即它是剩余价值的转移，是整体资本剥削整体劳动的一种形式^[16]，从而掩盖了平台经济最终的雇佣劳动基础。平台经济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模式，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本质，因而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从批判理论和解放话语的视角来看，自主派从非物质劳动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最激进的含义，莫过于其有关新的革命主体诸众的断言。自主派声称，在新范式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因其享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具有强韧的日渐增长的（反抗资本的）异质抗争能力。这些作为奇点的异质抗争者，通过网络联结而成的诸众，正是推动当代社会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主体。不同于马克思依托的工业时代的同质无产阶级，异质诸众是当代的新现实，应当用其取代无产阶级作为批评理论解放话语的新框架。（Negri, 2008）

这一看法，由于经济网络化带来的工厂无产阶级的式微和非正式经济中灵活打工者的急剧增长，更由于福柯的（弥散无中心的网络）权力观和生命政治（微碎）抗争的政治理论的影响，吸引了不少人。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却必须拒绝。首先，它的立论前提不合实际， 极度夸大了非物质劳动者的自主性，却无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结构弱势及其它制度性的内在的不可逾越的局限。况且，技术精英之外，大多数非物质劳动者面对的，是受数字泰勒制严格监控的深度无产阶级化，甚至飘零无根（precarious）的严峻现实。其次，过分强调异质的微碎的生命政治抗争（如身份政治），在劳资两大阶级的搏斗中，使抗争者失去了最有力的武器， 即阶级认同和团结。最后，当代传媒在主体建构中集零为整的作用也被极度夸大了。^[17]

      在新范式中工厂无产阶级日渐退出历史舞台^[18]的情况下，如何建构新的革命主体，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阶级意识的形成（这又取决于客观形势尤其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发展）、革命目标的确定和表述（因而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大量的理论工作），以及动员、教育和组织等等^[19]，最后还有最为困难的领导权问题，包括怎么形成，采用什么机制和形式，等等。但探讨这些问题的适当语境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阶级、革命和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自主派的框架（异质个人的微碎抗争）。当然， 自主派强调网络通讯技术提供了革命主体建构的组织手段，不无洞见^[20]；但是，用奇点-诸众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重新建构，却是个极大的错误。

自主派基于奇点的新革命主体诸众，以及作为其政治基础的（基于激进个人主义微碎抗争的）泛抗争主义，哲学上源于对福柯后结构主义的斯宾诺莎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哲学思潮的走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是70年代出现但迅即横扫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汹涌大潮的哲学表达。新自由主义的正面表达，如万众创业互联网加等，预设人人都有机会，努力就能成功！整个时代意识，社会心态，都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倾斜，几乎俘获所有社会阶层。资本家固然是唯利是图，打工仔梦想的也是有朝一日当老板。自主派的抗争个人，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利己个人的镜像：每个人都在抗争，都是潜在的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奇点，奇点间通过网络联结就成了革命主体，成了新的实在，能推动历史走向共产主义。但实际上，镜像两面的角色，本是同根生，都来自自由至上主义。就个人本位而言，毫无二致。这一点，Nancy Frazer（2009）看得很清楚：70年代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出发点，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做了心理上的铺垫。女权主义、自主派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派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这一极右思潮，实际上秘密联体、暗通款曲，分享理路、互为铺垫，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值得研究。

[1] 图灵提出了信息处理的形式化、程序化，从而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Turing, 1937, 1950）。申农对信息形式的数学处理（数字编码），为电子通讯提供了理论基础（Shannon, 1948）。维纳指出，体系内部通讯回路形成的正负反馈，制约了体系的稳定性和/或演变走向,从而为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的网络化奠定了概念基础（Wiener,1948）。

[2]主流话语有关美国"新经济"的神话，到本世纪初的ICT高科技股市泡沫破裂就已基本退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即使在西方偶尔出场，也是遮遮掩掩，不敢张扬。但在经济界和政界，在全球化话语的掩护下，自由派对新范式的上述解读仍然是霸权话语。

[3] 自主派是原意共内部出现于六十年代、活跃于七十年代的一个信奉"工人主义"的激进派别，其在当代理论领域活跃的代表人物有A. Fumagalli, M. Hardt, M. Lazzaroto, C. Marazzi, A. Negri, C. Vercellone, P. Virno 等。有关这个派别（在文献中有时也称为后自主派或后工人主义）的历史、理论、演变等情况，可参看 Virno and Hardt (1996), Cleaver (2000), Wright (2002)等书。工人主义拒绝传统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目的论解释，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资本回应工人抗争、做出阶段性战略策略调整的结果。

[4]自主派的内在论立场，通过对斯宾诺莎伦理本体论的征用，成为其话语框架的主轴。第6节中对此会有更多的讨论，

[5] 高级机器的核心是算法（图林机或软件）。算法是在（数字化）编码基础上通过机械程序实现符码流动（信息转换）的手段，是把意义转化为行为的脚本。人工智能设备中的算法，具有采集数据、积累信息、执行智能任务的功能；可以用于生产的组织管控，资源分配的优化，甚至潜在地可以用于，有些信奉者声称，社会的组装和管理。（Pasquinelli, 2015）

[6]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参见Sohn-Rethel (1978)和Postone（1993）。

[7] 详细的文本依据，参见 Postone (1993)。

[8] 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和逐底竞争等不正常的市场行为也是题中必有之义，但这只是对测量过程的扭曲，而不是否定。并且，扭曲本身也以测量过程本身的存在为前提。

[9] 在产品的市场评价中，偏离价值的价格波动，通常用价格的供需决定论来解释。细致一点的，还会提到（涉及历史形成的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的）具有社会约定论色彩的产品效用的替代结构，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干预。但这些新古典经济学讨论的有关市场评价具体机制的议题，在这里只是讨论政治经济学大框架中不涉及何为价值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细节（还曾被不甚恰当地贬为"庸俗经济学"）。

[10] 这里转述的马克思的看法，得到新近对马克思（1857-58）原始文本的历史研究的支持。细节参见Pasquinelli (2019)。

[11] 马克思从《机器论》（1857-58年手稿中的一节）中表面上静态的一般智力（机器）价值论，到1864年《资本论》中明确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的演变，作为思想历程，是走向成熟，还是别有原因的表面倒退？相对于持成熟论的一批德国学者，持表面倒退的自主派认为，《机器论》中描述的并不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理想的未来经济形态。在那里，主要体现在机器里、但也体现在劳动组织里的一般智力，是直接和最主要的生产力，它使物质财富极大涌现。与之相比，体力劳动可以忽略不计。《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对象却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因此劳动价值论是其分析工具（参见Pitts, 2017）。两派的看法都有道理，但成熟派可能更符合实际。自主派的牵强之处在于，他们的未来社会是没有市场的，是只讲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否定抽象的一般等价物，因而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有关后资本主义社会更成熟的看法首次发表于《哥达纲领批判》（1875）（参见Cao, 2019），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对资本主义作出详尽剖析的《资本论》（1864年）之前。

[12] 吊诡的是，使用价值的增加导致单位使用价值中价值量的相应降低。规模生产降低产品价格，根源就在于此。

[13] Smythe （1977）有关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论也可归到这一类。

[14] 这一立场的自由派变形，即预设使用者拥有对个人数据的所有权，认为这里的圈地是对个人数据产权的侵犯。从私有产权立场出发，他们认为，使用平台，得付租用平台的使用费，这没有问题。这种租用关系的变异形态是，平台免费使用，但你使用时留下的痕迹、数据统归公司所有，这就有了圈地问题。公司暴利的根源在于，每个使用者留下的数据，其价值远远超出其应付的平台使用费，其超出部分统统被公司圈走了。平台公司使用的这种租用模式（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圈地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地合法推行，是因为大公司成功地劫持了国家机器，特别是立法机构，为其服务。Zuboff （2019）详细记录了脸书等大公司如何一步步地做到这一点。这一立场的问题在于，个人数据只有当它们汇合成大数据时，才对大数据的社会价值作出贡献；其本身（作为分散的数据）并没有价值，因而不能用来支付平台使用费。根据这一立场出发，有些社会力量要求保护个人数据，不许平台公司使用，或者必须对数据拥有者作出补偿后才能使用。这一诉求意味着摧毁平台企业的存在依据，因而遭到平台企业的顽强抵制，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它使本来可以经由平台而形成的公地，从视野中彻底消失，不属于进步话语。真正的出路，应该是改变平台的资本主义性质。（参见下一节的讨论）。

[15] 自主派一般地把资本剥削非物质劳动所得的利润，混同于这里对公地（一般智力）圈地取得的租金，是概念错误：那里涉及的一般智力，由于已被非物质劳动激活而进入生产过程，成为活劳动的构成要素，不可能再被另行圈走；而从非物质劳动创造、在市场中实现的价值中攫取的剩余价值，是利润而不是租金。

[16] 平台租金通过出卖数据包而实现。购买数据包的花费，只能由使用数据包的经济（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支付。参见《资本论》第三卷。

[17] 说当代传媒对革命主体的建构起决定作用，一个反复引用的实例，就是脸书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埃及革命"中所起的联络、动员和组织作用。那场革命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社交媒体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当代通讯技术绝不是革命主体生成的条件。就生产过程中的沟通而言，它只能为资本主义企业盈利服务，与主体建构无关。即使是当代传播给相关行业劳动者带来的最重要的好处，如更多自主（其代价往往是没有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更大的创造性空间等， 一旦用于任何革命目的，必定立即被资本及其代理人所压制阻挡。禁用断网就是随时可用的有效选项。

[18] 无产阶级是否还存在？由于经济形态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在工厂劳动和聚居的传统无产阶级的生存外貌渐趋消失。现在最大的人群是没有长期固定工作和收入的劳动者，有些临时工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没有保障（所谓飘零者，precariat）。但是，与资本相对的劳工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消失。尤其在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包括亿万在采矿制造铁路建筑等行业工作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劳工中的其它部分，改变的也只是存在形式，而不是其阶级地位。

[19]现在很多打工仔打工妹，被新自由主义所俘获，心里想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怎么挣钱发财、怎么炫耀消费让人羡慕等；但从客观的阶级地位来看，仍然是是无产阶级。困难在于，怎么能使现象上的新自由主义散沙回归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使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这就需要在阶级斗争中浴火重生。没有阶级意识，散沙不成其为阶级；而没有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有阶级意识？对老板感恩还来不及呢。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老板能趾高气扬地教训：你们能996（每周卖命6天早9点到晚6点9个小时）是你们的福气！

[20] 不同地方从事不同活动的人们由媒体和自媒体联系起来，比如利用几乎人人都有的手机，组成各种各样的群（每个群实际上是一股能动的活跃的社会力量），有助于革命主体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