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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 ICT革命与非物质劳动--当代社会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上)

作者授权;发表于《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一期
半个世纪以来的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促成了以创新驱动,经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的相应变化。与这些变化有关 的理论问题十分重要。西方文化左派在批评自由主义主流解读的同时,其自身的解读实践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资本主义自由派的攻击和西方文化左派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把话语斗争深入到话语框架基本预设的分析。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对国内学界影响深广的西方文化左派,实际上分享了自由派的预设,并为后者的话语霸权提供了学术理据和舆论铺垫。因此有必要予以反思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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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天予
现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曾是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的Research Fellow,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的Visiting Fellow,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史学所(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y) 和自然科学所(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 的Joint Member。著有Conceptual Developments of 20th Century Field Theories (CUP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From Current Algebra to Quantum Chromodynamics(CUP,2010)中译本《从流代数到量子色动力学》中国科技出版社,2015年;编有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Quantum Field Theories(CUP,1999)中译本《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和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X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Documentation Center, 2001)等书。

编者按:本文为上篇,作者认为最复杂、最值得注意的对文化左派哲学框架的分析,在下篇

1.     引言

由图灵、申农和维纳在20世纪上半期奠定了概念基础[1],依托60-70年代获得突破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90年代风起云涌的网络联接热潮中的技术喷涌,在7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并迅速席卷全球的ICT革命(包含由此获得实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这一重大历史发展,向科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理论,提出了当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怎么理解当代社会形态的缘起、特征及可能走向。

面对这一问题,主流话语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 -- 肯定私有财产、有效市场、个人(及企业和贸易)自由、多元化和参与民主 -- 出发,认为ICT革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在于,由ICT革命引发的知识经济(经由知识社会化实现的学习-创新经济)和网络经济(经由网络实现的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的灵活自主协作,以及市场运作中的参与协作或民主化)带来了崭新的生产力,使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更重要地表现为,直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地位的提高和参与度的增加,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语境中,使每个劳动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全民创新"口号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由于这些变化,美国(西方,乃至 -- 通过全球化过程 --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经济"阶段,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资本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无危机)发展、未来繁荣、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世界和平的人类发展新阶段,如果不是历史终点的话。(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 Drucker, 2001; Florida, 2012)[2]

这样的解读自九十年代起就受到西方文化左派的抨击。后者在深入分析技术-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所谓新范式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对抗依然主宰着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一群意大利自主派马克思主义者,[3]还对当代社会形态做出了以认知资本主义和非物质劳动为核心概念的激进分析。这一分析,随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的出版(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 2009;Gorz, 2010),迅即成为全球学界左派讨论当代社会特征和走向的主导话语;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自主派解读据以展开的哲学框架尤为引人注目。借助斯宾诺莎基于情动(affect)和欲念(desire)的伦理本体论(Spinoza, 1994),和福柯基于生命权力观的主体建构论 (Foucault, 1978, 1980, 1982, 2008),自主派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对当代社会分析的适用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历史,与时俱进,吸纳斯宾诺莎、福柯、以及(时隐时现的)哈贝马斯的真知灼见。面对自主派的理论创新,我们究竟应该把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概念送进思想史的博物馆呢,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探讨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下文将要指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斯宾诺莎-福柯式的理论建构)出发,才能对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形态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认真探讨新形势下的历史主体。

自主派的解读,在左翼内部不无争议。但多数异议局限于对个别概念的质疑,很少触动其理论基础和整体框架。对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更是争论中的盲点。本文认为,自主派在拒绝主流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凯歌行进的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化上的巨大压力,内化并分享了自由派的主要预设,特别是有关(作为资本主义建构原则和发展动因的)创造性个体作为历史主体的预设,进而认可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再推而广之,把这一个体建构原则认作未来社会建构的普遍原则。自主派从马克思倒退到斯宾诺莎、福柯和哈贝马斯,提出以诸众(multitude, 通过主要以网络为中介的理性交往而形成的异质自主个人的松散组合)取代无产阶级作为新的历史主体,皆源于此。

 在当前的经济政治实践中,自由主义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霸权;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却远远落后于文化左派的理论气势和吸引力。本文因此着重于后者,前者主要作为参照。第二节简短引入由ICT革命促成的新范式。第三、四两节梳理自主派的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观点的剖析。第五节讨论对当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不同构想间的异同:自由派的平台资本主义,自主派的公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社会主义。最后一节概括简评自主派话语体系的哲学框架。更深入的分析有待另文展开。

2.     ICT革命和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

 

ICT革命中的C (communication) 指通讯,但在讨论中,有时译为交往或沟通更合适。在人类学意义上,交往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劳动也好,各种各样其它的社会活动和组织也好,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人的类本质中的社会性从何而来?《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论证是,人们只有通过交往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劳动才有可能,社会组织才得以形成。因此,在最本源的意义上,交往是经济生活和一切社会现象的社会性的构成原则,其功能是相互理解、通向合作。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功能往往被异化为工具性的控制和操纵。然而吊诡的是,理解与合作不但可能,且是操控的前提。有学者(Fuchs, 2019)据此提出,去除交往的异化形式后,真正的交往社会就会出现,即基于社区和公地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虽好,但消除异化的主体不明,阻力和动力也不清楚;其中牵涉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后面再谈。

要理解ICT革命的社会意义,确切把握沟通与劳动互为建构的关系至关紧要。既然沟通是社会性,是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的构成原则,没有沟通就没有所有这些, 那么讨论劳动也就必须讨论沟通。当然首先是研究劳动,沟通首先是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活动过程中的沟通。

从这个视角,就很容易理解7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移动设备和网络出现为标志的ICT革命所带来的沟通的当代特点(特别是快速即时准确有效多渠道大范围的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主要表现在全球流通中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外包组装集成,把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多类劳动整合成灵活的网络状劳动组织,即所谓全球分工和产业链/价值链。新的流通手段刷新了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而后者对前者的强劲需求,也正是前者迅猛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支持。  

当代沟通手段的广泛应用,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开拓了新的空间。它要求劳动者有能力根据生产过程和质量要求的不断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评价反应,个别处理和集成整合并进。劳动者需要熟练运用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设备,即时与团队成员和其它团队沟通,形成灵活有效的协作。由此经由正负反馈不断调整,生产过程"自行"延续,避免了费时低效地上交问题、等候指令的旧模式,使生产成为一个几乎是自组织可持续的过程。

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是赋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或自主权。因此而产生的劳动组织,必然凸显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扩展劳动者自主创新的能动性,在客观上容纳甚至鼓励劳动者积累其自身(资本无法剥夺的)知识和智慧,包括自行组织管理和协调生产的能力。后果之一,表现在生产组织上,是从原有纵向的、集中统一的等级制的指令-执行管理模式,转为横向的、通过网络水平联结一系列分散而自我管理的较小功能单位,形成一系列反馈圈的网络分权模式。后者便于灵活高效地当场解决难题、及时应急协作,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力智慧的积累传播,能够促进集体智力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形成和提升,从而推动各类(特别是高科技)研发的高速涌现,实现向创新驱动型智能-网络经济的全球转型。

生产力中的这些深刻变化引发生产关系中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不外资本所有权与劳资雇佣关系。生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