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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堀真裕: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迟来的“再分配” 政治的走向

实践与文本

1,序

本文意在论述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笔者自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但是终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英国政治研究,所以谈论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免会有班门弄斧的感觉。因此,在文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学、历史学等本人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及相关的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念及本人知识的有限,予以海涵。
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进行一下简单的整理。所谓马克思主义,毋庸赘言,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创造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包含列宁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如果更加广义地考虑,从斯大林、卢卡奇到普兰查斯、杰瑟普等一批现代研究者的理论也可以包含于其中。与此相对,笔者此处所说的左翼,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意味着对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思想以及运动。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众所周知,原本的“左翼”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议会桌左侧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所以其定义本身就存在暧昧性。而且,在当今左翼一词的含义本身也在被重新审视。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末,左翼的特征基本表现为主张长期地对经济弱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近二十余年,比起“再分配”,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劳动党)开始更加倾向于推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视“市场”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欧洲,也在重新讨论左翼的定义。
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目前处于冷门阶段,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下降等原因,“再分配”、“贫困”等问题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日本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的支点本身正在转向左翼。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唱着“全世界的劳动者啊,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运动都处于需要再评价的阶段了。当然,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两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推行“再分配”政策的余力,关于“再分配”政策是否真正有效的批判也非常多。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在日本,为何这种“再分配”政策会被推行?此外,我还想再探讨一下在当今日本,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怎样的理论准备?
为了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补充一些历史知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来谈战后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第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2,战前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曾经出台过《治安维持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就被特高(以镇压左翼为主要任务的警察)逮捕并惨遭虐杀。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并被广泛研究,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曾出现了袭击天皇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研究者纷纷被处死。(注:也有人认为“大逆事件”是特高警察捏造出来的。)即便环境如此危险,20世纪20年代,在《改造》、《劳农》、《唯物论研究》等著名杂志上人们依然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东京大学的山田盛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同时,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写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白热化并且开始准备对美战争的大环境下,这些运动也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33年,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干部大批倒戈,共产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之中也不乏一些坚定的人,这个时期的积累也和战后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
3,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运动
随着日本的战败,之前一直被军国主义所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到1951年为止,日本一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期间倡导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被送上了审判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佃户;并于1946年颁布了承认思想信条自由、言论出版以及结社自由的《日本国宪法》。虽然占领军临时政府GHQ也曾有过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赤色分子”(开除公职)运动,但是和军国主义时期相比,还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大范围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1947年2月1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家们策划准备了一场全民大罢工。虽然这场罢工因GHQ的命令而最终流产,但是这预示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自战败以来开始走向一个高峰。在战后的大选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也得到了增加,1947年,少数派执政党片山内阁上台,社会党也参与其中。片山内阁作为少数派执政党,并且是和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内部纷争在上台的第二年即告失败。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低迷混乱的时期。但是,由于反对再次发动战争的人士的努力,整个政治运动才得以持续。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安保斗争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等此类和平运动。虽然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到1951年即告结束,但是没有军备的日本与想要继续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以保持其对东亚影响力的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于1960年进行了修订,日方希望发挥自卫队的作用,使《安保条约》成为双方更加对等条件下的自卫条约。由此,日本不再是单纯受到美国保护的一方,日美可以共同进行军事作战了。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劳动者、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政党方面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据说参与人数高达600万人。安保斗争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其根本在于国民心中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坚决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中也是可见一斑的。在日本,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被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每年的八月都会举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世界大会。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但直到现在这项活动也一直在举行。
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运动虽然活跃,但是主要的争执点基本上都是和平问题。与此相对,贫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京,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知事纷纷将治下的城市打造成为了革新自治体。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贫困以及分配问题上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开始推行老年人医疗免费的政策。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左翼运动中对于贫困以及分配问题的关注也就仅此而已。
此外,自1968年开始到1969年,针对全国大学的学费涨价和管理强化,大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在很多的大学里都出现了学生自己用路障围成基地和大学对峙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以社会党系和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同时东大和京大为首的很多大学,包含很多无党派的学生在其中,各种小的派系为了共同斗争建立起了联合学生组织,名噪一时。但是,这样的运动说到底终究是对大学体制的质疑和反对,和因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日本国内一面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东亚各国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因为战争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丧生,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伤者。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绝对不会允许悲剧重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反对建立自卫队和安保强化这些关于和平的问题,一直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如上面所述,在日本的政治中,贫困问题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问题。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除了革新自治体的尝试以外,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最重要的发力点。但这也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完全忽略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战后,日本首次制定了全民适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也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些方面相比战前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欧洲相比,无论质还是量,都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使其进一步获得提升。这种情况,在图1各国政府这方面支出与GDP的比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整个战后都处于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
关于收入的再分配,也没有成为什么重要的课题,但是可以说增加收入和就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于1960年上台的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复兴日本的产业,保障国民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实现增加国民收入,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增加,工资也获得持续增长,所以贫困的问题就算不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一样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减轻。
在此意义上,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是不需要福利制度建设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压缩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支出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也一直维持着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如图1所示,在诸多发达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资金支出多是用于道路、桥梁、机场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上,试图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福利保障实现财富再分配。与欧洲相比,日本的家庭需要自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日本就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工资的持续上涨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运动好像也没有看到认真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余地。
4,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十分兴盛。这是与战后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经济学学者美浓部亮吉在社会党、共产党的推荐之下,自1967年开始连续三届12年当选东京都知事。
在经济学领域,以东京大学的教授宇野弘蔵为中心的马克思经济学很有实力,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其门下弟子成为教授,这些人被称为“宇野派”。在社会党内,向坂逸郎等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并由此集结了一批社会党系的学者。另外,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劳农派学者们都集结在东大的大内兵卫周围,这一流派渗透到了美浓部的东京都政之中。共产党系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为中心集中到一起,但是由于围绕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分裂了,现在只残存下法律部会。政治学领域里,以名古屋大学的田口富久治为中心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在这诸多思想潮流之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论战。比如,在日本,《资本论》一书就被各个理论学派翻译成了各种版本。有社会党系的向坂逸郎译本,共产党系也在大月书店和新日本出版社发行了自己的版本。另外,如《经济学•哲学草稿》中马克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各位学者反复研究,论争不断。
其中有一个“主体性论争”,旨在通过仔细查证日本最终走向战争的整个过程,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对发动变革的主体的形成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主体性论争”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重要观点。
 
1960年,关于在将来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发动革命,还是只需要进行改良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名为“构造改革论争”的大讨论。这里所说的“构造改革”,是指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来改良体制。这一论调首先是由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安东仁兵卫和经济学家井汲卓一提出,其后遭到共产党系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的批判进而展开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围绕着尼克斯•普兰查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想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日本学者们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展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系列论战,可以理解为是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革命的理论还是灵活的将其解释为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方法,是否认可和其他理论混同等基本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此外,在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论战,这可以说是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节点。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事件之后,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5,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塌以后
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崩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界开始式微。当然,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完全消失了。包括东大和京大在内的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当今的经济学原论的课程当中基本上都必然会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本人所在的立命馆大学也是一样。但是曾在80年代作为经济学两大潮流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衰落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淡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法律学等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学的思想,是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还涉及到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到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学问的一种潮流,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支撑。也正因为如此,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给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以说即便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潮流还有值得肯定的余地,但是在其他诸多的学问领域里,影响力已经非常地小了。
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称呼也是被各种文献引用。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在各种学问研究中就开始很难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些名词的身影了。当然,我自身也认为,将这种现象单纯的归结为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一定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问题。
比如,拿政治学来举例,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的文献。虽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法兰西内战》是十分优秀的分析报告,但还是不能算作理论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虽属于理论分析,但只以政治运动的一少部分为对象。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仅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流传下来的著作而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潮流,还是有些难度的。在八十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学家中,也出现了想要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人,这些人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延伸。但是,这些延伸的结果是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学术讨论和政党的方针本就截然不同,学术讨论自身因为政党的批判而停滞不前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我认为,即便包含着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根本上讲和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性质的研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发展而是想要将作为构造主义的要素照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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