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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服从、基本社保体系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上的强弱差异，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认证能力的差异。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福利国家制度"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民主，这种双重功效反过来将这项制度固化为一种国家治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开支的制度化，养老、疾病、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福利项目放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为政治家们带来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即使欧美最保守主义的政府也很难缩减社会保障开支，更别提"拆散福利国家"这种雄心壮志了。 在所有开支项目中，养老金的比例最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块开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尽管如此，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双重功效，养老金还是被普遍视为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没有谁敢得罪手握大把选票的老人群体。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损失了数千万成年生命之后，西方世界的老龄化速度看上去比较缓慢，1930年才只是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国中只有法国17.1%接近老龄社会，英国是15.9%，美国13.2%，还算年轻。 1990年，西方世界已经基本进入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8.6%，北欧的老龄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欧债危机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国20.3%、法国18.9，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意大利20.6%、英国20.8%，我们的近邻日本17.3%，美国16.6%，这个顺序也基本对应各国的"福利国家程度"。 十年前，发达世界在统计意义上普遍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五分之一，预计2050年达到三分之一。发展中世界的老龄人口比例均值只有8%，2050年达到发达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龄化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的这个判断，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体现更明显，又因为经济社会水平更低而更严重，很多没有财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没有太多时间建构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世界开始的国家协调机制。 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再次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现象：1998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历史性地超过年轻人口（15岁以下），世界范围内则是2050年实现这个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在没有发生国家解体、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悲剧的地方，中层及以上人群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水平、医保体系的提升则降低了死亡率。 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供养比也反映了这一趋势。1950-2000年间，世界平均的供养比从12：1升到了9：1，2050年将升至4：1。而西方发达世界1980年即达到5：1，2000年为4.5：1，2040年为3：1。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前文提到的国家协调机制，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养老保险。养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我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889年的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 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的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的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的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1910年的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 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反映的是养老保障的水平，这在西方发达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这个比例平均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前每个月工资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个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涨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涨到了平均62元，英国、德国、加拿大低于这一水平，分别为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国高于这个水平，分别为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养老金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渐攀升。一战后的1920年为1.2%，大萧条期间的1937年为1.9%，二战后的1960年为4.5%，保守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1980年还在继续上涨为8.4%，1990年为8.9%，1993年为9.6%。1993这一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12.3%、12.4%、14.5%，英国、美国等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7.3%、7.5%。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开支压力越来越大。 2011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大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这十八年当中，30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开支总量增加了15%，但是，这些国家的GDP却只增加了6.1-7%。养老金开支成为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平均值为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这项开支上，奥地利、法国和希腊约为12%，德国、波兰、葡萄牙约为11%，上述国家的政府开支中约有25-30%花在养老金上。这七个国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国家，即，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2011年的最新财政风险指数，则将欧洲大国及几个小国尽数列入财政风险高危国家，按照危险程度从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瑞典、德国、匈牙利、丹麦、澳大利亚、英国、芬兰、希腊，以及非欧非亚的日本。也就是说，"笨猪四国"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只爱尔兰加入，英国加入，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正在主权债务失控的大门外排队等候。 因此，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世界在处理老龄化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欧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走欧洲走过的老路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走向这充满未知恐惧的失控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结构稳定固化之前，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构一张可持续的老年"安全之网"？ 这些问题也正是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的意义所在。发挥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政治功能，让老年人可以随子女迁移户口，实现居家养老，从而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养育-反哺家庭关系和慈爱-敬孝的伦理秩序，将更有可能发挥老年人的稳定与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 毫无疑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户口政策的调整，还需要鼓励居家养老、三代共居的住房政策，保障有效、充分的就业及合理、适当的家庭工资政策，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认证制度及相应的增退税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机制安排，这些也都更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乃至顶层设计。 未来五年，大有可为。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综合发展指数意味着我们对单一GDP标准弊端的反思，对拿什么告别GDP崇拜的反思已经告一段落，反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也许考虑的是，整个反思与矫正的方向并不是用一个新的标准彻底取代GDP，GDP标准思维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需要坚持

1960年代后，美国的投票率一路下滑，徘徊在50-60%之间，迪昂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政治：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最终在美国催生了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人民成了不耐烦的大多数。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良好的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最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其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堪称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基础"。

在建构监控官员财产的基本制度时，也许有必要考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新考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新晋升的人执行严格的财产监控、任前公开，对于"老人"则在其申报、清退后予以宽免或允许其提前退休、以换上新人。

体制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立足于上的地板，不要把它想象成天花板，尤其是不能把它想象成别人家的天花板。把一切归结为体制，导致我们方寸大乱、进退失据，失去了本该具备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我们也就彻底忘记了1300年前柳宗元的忠告：秦之失，在政不在制。

如果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结构层面反思刑事司法政策的导向，如果不是像美国这样过度依赖国家强制机器维持法律与秩序，国家认证制度能力的提升，完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实现真正俭省化的法治状态，这可能也是所谓“后发国家的落后优势”之一。

社保号码与身份证号码统一的意义，需要放在整个福利国家史背景下来理解。福利国家的历史在西方并不长，从普鲁士建设最早的福利国家算起，不过百余年。但是，建设福利国家，增强政府的再分配能力，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就一直是声势最为浩大、投入最多、社会呼声最高的国家大事。

为什么说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更为基础？这是因为，概言之，信访制度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有效解决现有信访问题，二是预防新的信访问题。

为什么税收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服从，在发展中国家一度遭遇偷、漏、逃、骗税现象困扰；为什么富人在发达国家能够有效"被征税"，而发展中国家却经常做不到；为什么减退税在发达国家能成为政策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善于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这本书是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力图理解中国政治变迁过程的极具价值的尝试之一，从宏观角度把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机制，梳理了现代化压力和各种危机下中国政府的理性化转型，实属英文世界难得的持平之论。

美国的罗马帝国化，欧洲联盟的不可能性，事实上已正将中国推为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支持者，这样的角色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承担的，在历史上，只有英、美在世界意义上曾如此。这就需要构想以光荣孤立为本、合作共赢为用的世界角色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

第一部分--分析各国动机：Distinct interests sparked the European involvement in Libya

九十年代实现民主化转型以来，台湾岛上基层的黑金政治一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这个问题不仅让今天的台湾人倍感头痛，对于其它正在走向社会转型地区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借鉴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民风在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中，与中国大陆是最为接近的。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村民直选，正在就要不要进一步推动和扩大基层民主进行讨论之际，台湾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绝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文化缺席：一半意义的中产阶级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二战后的产物，能作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阶层出现，其基础是婴儿潮（baby boom）1。大量的婴儿在那个时候出生，他们成长后，有大致相同的教育结构、价值观念，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审美理想；另外，冷战时代的成长环境，也参与塑造了中产阶级共同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中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就是同质化。 同质化的中产阶级建构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而非仅仅代表一个阶层。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中产阶级，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判断的产物，它不像中国，大概多少收入、有房有车，有稳定的白领工作，就算中产阶级了。后者这样的经济生活指标当然是界定中产阶级指标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更非绝对。因此在界定中产阶级时，中国的指标放到美国也是适用的，但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东西，比如说文化教育程度、价值观的同质化趋向等，放到中国来就不一定适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一半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我们欠缺的另一半是什么？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美国，它根本不需要界定，就天然的解决了。相同时代的人，同时诞生，同时成长，然后又经历冷战，大致相同的教育水平，听差不多的歌、读差不多的书、看差不多的电影、穿差不多的衣服、开一样的车。现代性给人的规定就是工作差不多、工资也差不多，相应的文化形态也差不多，所以造就了占美国人口75%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个经济数据和行为转型后的产物，文化趣味、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互联网的一代，听“walkman”的一代，“超女”的一代，“粉丝”的一代等等，都不是由中国的中产阶级独享的，而是包括了中国的富二代和中产阶级的这一代人，以及下层、底层那些人，他们享有相同的时尚。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完全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社会认同，甚至包括价值观、审美趣味。 中国形成的共同文化是用“代”区分的，一代又一代。“代”这个概念，在中国是超越底层、中层和上层，其实是超越社会结构的，这与传播方式有关。媒体依靠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引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注意力，包括审美消费的趣味、文化认同，还包括想象力的塑造。流行文化，它们指向的特定受众是全社会，而不是按照阶层来划分。媒体是针对所有阶层的人，因为媒体的成本很低，一份报纸能卖几个钱，电视同样如此，底层、中层、上层都看得起，只是说你家的电视大一点，我的电视小一点，你的新一点，我的旧一点。手机大家都可以买，只是说你买一部上万的、几千的，我买不起，我买部几百的，一两百也可以买一部手机。那么剩下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汽车。 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象征。底层社会的人一定买不起汽车，他们只能坐公共交通。美国的汽车文化是专属中产阶级的，汽车里面的音响设备、导航系统，驾驶过程中从换挡、无级变速，到自动变速、自动档，这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发明。为什么要自动档呢？中产阶级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没有地方去，可以哪儿都不去，就坐在汽车里。和情人开车谈恋爱，第一你得把座位弄得很舒服，里面要有CD，播放我们都喜欢的音乐。然后你还得腾出一只手去搂情人的腰，搂着搂着，突然要抽出来换挡，于是，就很不方便了。为了腾出一只手，汽车的换挡就变成了全自动，这是汽车文化的一个产物，这是中产阶级的文化——有审美、又有享受，最后才是物质——汽车。那么中国呢？汽车就是汽车。 中国的汽车主要用于炫耀，讲究个牌子什么的，虽然也有一点点中产阶级文化，但这是表面的，譬如对牌照、款式的追求，顶多属于消费文化，更不要说是为了腾出一只手来进行有交流、有爱情、有什么故事的汽车文化。当然，汽车作为理性运输工具的特点正慢慢出现。至于文化，远未形成。在中国还很奇怪，汽车作为身份象征，它不是中产阶级的玩意，而是上层阶级的，他要买最好的车，买几百万、上千万的，豪华车在中国卖得特别好，因为它是奢侈品，而不是与人的生活融在一起的文化。汽车和房子，这两样有可能把阶层划分出来的工具，在中国，都不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而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划分界限的东西，要么被上层阶级拿走了，要么就变成跟人性没有关系的一个工具，冰冷冷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如何促进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这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二、底层当垫背：以非中产为代价的中产生活 美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就是美国社会的低层，75%的中产阶级，从最低层到中层，从年薪3万美金到20万，都叫中产阶级，这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它下面还有一个广大的底层社会作为垫背和支撑，包括整个农村，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以大量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个基础有多大？七八亿是最起码的。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占到社会结构的70%，能占20%~30%就不错了。在中国，中产阶级首先是一个城市概念，在我们这个半城市半乡村的国家里，整个乡村都是中产阶级的垫背。不仅如此，即使城市里面大量的人口也不是中产阶级，比如说民工，民工这个阶层就是服务阶层，它不是中产阶级。它不像美国，美国的服务阶层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美国当然也有一些垫背的，就是比中产阶级还低一点的，主要是移民中的一些赤贫的人，但是非常少。 在美国，只要有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你就可以有车有房，你可以有信用、可以贷款，可以享受所有中产阶级的好处。在中国不一定，譬如说保安这份工作，你能说你是中产阶级吗？不可能。包括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人，他能立即踏入中产阶级吗？但在美国，只要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了。虽然也是先租房，没关系啊；得贷款买房，也没关系啊，中产阶级买房95%都是贷款的。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概念比较狭隘，主要是一个经济数据，收入多少，有车有房，车和房到底是全款买的，还是贷款的，这些在现实中都是不太容易统计的，由此谁是中产在中国通常也就很模糊。 无论怎么界定，也无论如何比较，中国的中产阶级跟全世界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不一样，它下面存在着一个垫背的基础的底层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更具体点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立在农民以及城市低工资收入者以及民工这个阶层之上的一个阶级，由于其下面的阶级人口巨大，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和待遇、生活质量是远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举个例子，比如你在英国一年赚10万英镑，税收去掉以后，你可能只剩6万了。6万你能干什么呢？一个月5000英镑，拿到中国来算，5000英镑就是7万块钱人民币，应该是很高的工资了，而且是税后的。但是拿这点钱在英国远不可能过上中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在中国即使是月收入6000块钱人民币的人，他的日子过得肯定比前者好许多。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庞大底层的存在，他们的收入很低很低，他们的人力资源非常廉价，你可以享受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比如说一个6000块钱一个月的人，你每星期看一部电影，很正常，假如两口子工作，现在给小孩雇一个全职保姆，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在英国想都不要想，这种收入的人是没有任何可雇的，即使是雇一个保姆。因为中产阶级本身就是最低的社会阶层了，在中产阶级之下的庞大的底层社会在全世界都不存在，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是一个一半意义上的贵族了，因为他享受的生活品质是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根本不能享受的。 中国中产阶级的日子比较好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在西方，中产阶级是全社会福利化的基础，税收极高，他们赚的钱中有30%甚至到40%被税收拿走。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这么高的税收压力，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钱不多，但却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过得都舒服，秘密就这儿。 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水平，生活品质很高，但奇怪的是他们当中相当数量的人却仍然不满，总觉得自己活得很累，而且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根源何在呢？这是由于缺乏中产阶级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国的中产阶级心态不够成熟，还很容易被混杂其中的扭曲价值观所扰乱，对秩序和稳定缺乏信心，成功文化的泛滥成灾，就是一个例子。 三、“暴富”成功学：中产阶级文化的畸胎 中产阶级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在中国是同步的。暴富阶层只是由于他占有更多的资源，有权钱交易，再加上很多原罪的东西混在一起，一下子从中产阶级里面暴富起来，成为中产阶级里面最成功的、钱赚得最多、最能投机、最没有廉耻感的一批人。在中产阶级还未形成文化认同时，这些超越中产阶级的成功者，却将成功学炮制出来，弥漫于整个中产阶级。成功学把中产阶级变成了成功阶级和成功文化的基础和垫背，这很难说是健康的中产阶级文化。 数字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这也与数码时代有关。怎样界定政治上的成功？从西方民主来讲，两个人选总统，谁得票数多谁就当，选议员也是一样，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人比，谁得票数多，谁就赢，至于一张选票后面代表的是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还是一个思想家，仅代表一票而已，没有区别。选票把人简化为数字，否定你数字后面思想的深刻，否定一切创造力、想象力，反正一人一票就是民主了。怎样界定经济上的成功呢，比谁赚的钱多，什么福布斯榜、胡润榜等，这就是成功文化。有数字，自然就会有竞技。体育竞技谁跑得快谁就是冠军，永远只有一个胜利者，电视有收视率，电影有上座率，作家有发行量，只要上市场的，永远都有一个统计，统计学作为一种成功者的语言，是一个量化的东西，它衡量成功永远用数字——否定思想，否定心灵，否定想象力，只承认统计的纯粹数字。 中产阶级里少数特别成功的人变成暴富阶层，其过程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社会公平的问题，资源的转换、享受和用于生产以及分配的不公平等，有很多灰色的成分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反过来制约人们形成健康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观。 真正的中产阶级文化远未成熟，不过在网络上已经慢慢存在了，时装设计文化，电影文化、影视文化等等也会逐步加入进来。网络交友习惯，比如像MSN，你不能说它专属中产阶级但是大量在使用的是中产阶级，因为电脑对真正的下层来讲，很可能仍然是一个奢侈品。即使他们有电脑，但也没有太多时间去交友，为什么？因为那是个有闲阶级，上班时间一半都泡在MSN上，所以说MSN这种交友方式，可能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雏形。网络、短信、MSN这种文化，比如网民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由这些关注带出来的讨论，比如说公民社会的一些意识和价值判断，比如说无论对国际大事、对法律、对文学、对民心、对八卦、对社会新闻的关注等等，正在构成所谓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主体部分。然后这些东西跟媒体的、官方的，比如说主流媒体，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等，还有交叉，但是比它来得更自我、更随意，以及更多一些个人的东西。 中产阶级文化与小资情调完全不同，小资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品位，一种生活趣味，中产阶级文化外延比它大得多，它包括社会公共意识、价值观、社会正义感，还有责任，以及愤怒，就是那种反小资的东西。因为小资情调是没有愤怒以后的产物，或者把愤怒本身也变成一种优雅的东西。但是中产阶级文化里面，尤其网络那一部分，可以允许愤怒的存在。所以说连愤青的意识，都可以被纳入中产阶级的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中国中产阶级生长及其文化形成的浑沌状，有人急于对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进行文化、政治以及价值观、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界定。但至少在目前，强加或强行发明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它的遂行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当然，不急于命名并非不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产阶级文化心态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要关注底层；第二要关注从中产阶级里面成功跃入到富裕阶层的人及此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反差，参照比它更成功和比它更底层的两种不同文化。富裕层、底层、中层是连在一起的，而非断层，我们必须做平行思考。 最后想要说的是，由于中国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教育、他们的“代”、文化趣味、地区差异，等等，可以推测，日后成形的中国中产阶级文化将不同于西方中产文化的同质性，表现出相当差异性。其实这从中国中产阶级文化当下正在进行的宽泛式、混乱式形塑中已经可窥端倪。 （责任编辑：汪毓楠*） ● 欧阳江河，诗人。 1“婴儿潮”现象主要指美国从1946年至1964年，18年间婴儿出生人口高达7800万。 * 本文据汪毓楠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