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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原编者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写于2006年7月的一篇文章，部分内容曾在报刊上摘要发表。在“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十七大报告之际，应环保系统内外广大读者要求，现全文刊登。

金代皇帝经常用占卜来预测吉凶，金代由于占卜而引发的宫廷政治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其原因一方面是皇室想发动政变，另外一方面是皇帝想借此清除政敌。

站在今天中国农村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我们可以归纳出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我们必须要表达抵抗——大江健三郎在2011年9月19日“反核大集会”上的演说

一篇简介文章。

近代西方政治學已注意到一種現象，那就是由於媒體發達，選舉所產生的官吏已出現一種人格特質，那就是這種政治人物什麼重大前瞻的事也不敢做，他們一碰到麻煩就閃，不求有功，但求少被人罵，他們差不多的時間都用來做媚俗的表演，一到選舉時就在那個社會人們最怕的問題扮演起「恐懼販子」的角色。

近年来，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发达工业国家遭遇中产阶层问题，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也演变成一种挑战。传统上赋予中产阶层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沦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计算机蠕虫"震网"已渗入伊朗纳坦兹的离心机设施，导致设备在几周内自我毁灭，使伊朗10%的铀浓缩量提前耗尽。在它被公开披露（2010年9月）的几个月前，西方情报人员便宣称伊朗最早制成核弹的日期被推迟了数年。而直至蠕虫被发现并解析前，伊朗人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设备那么快就耗费殆尽了。

时间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时间是人们用以描述事件发生的过程长短和顺序的一种度量。可以说，没有"事件"，时间就没有意义。并且，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时间是不可逆的，所谓"逝者如斯夫"。然而，在物理学中，时间的概念则不是那么直观。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问世之后，人类在不同宇宙间进行时空旅行、时空旅行者可能回到过去的时点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能的。"虫洞"--科学家所设想的链接不同宇宙的时空细管，便是一种提供时间旅行可能性，由"现在"通往"过去"或"未来"的"时间隧道"。 李晓静的组图《蓝墨水》就仿佛是引领我们走进了时间隧道: 人们从成年走向少儿时代; 而亿万年前早已灭绝的恐龙的化石也会在未来的时间里还原为真实的庞然大物，就像《哆啦A梦》中大雄的恐龙一样。然而在时光倒流之外，《蓝墨水》似乎还展示了时间的常识性属性：由于石头的现在和它的未来或是过去是相对没有变化的（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一年，几年，几十年），因而对于石头来说时间也仿佛也虚无的。从《蓝墨水1》中时间的双向运动，到《蓝墨水2》的时光倒流，再到《蓝墨水3》的时间静止，李晓静是在诠释物理学中时间变化的理论可能？抑或在探讨时间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影响？在唯美的画面背后，富有哲理、引人遐想，这就是李晓静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一些地方》，我们又似乎看到了空间的多维性和事件的偶然性。《石头》的轮廓是不完整的，仿佛掉到了地下；《鲜花》从另一个空间的泥土中长出来，落到了画面中的花和叶子上；《河流》仿佛真是从"天上来"，又被无形的空间所阻挡；而在《草地》上，黑夜一片片降临，永不停歇的萤火虫则飞向了另外的空间。这些作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三维国的人，既挑战我们的空间想象力，又使我们思索这些画面多种的可能涵义。 李晓静似乎对已然不存在的远古生物情有独钟。恐龙和三叶虫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人们对这些曾经繁荣一时而又突然消失的动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它们即是时间存在的具象，又是生命脆弱的表征。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借助于这些动物的化石研究地球演变的历史和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史，并警示未来。然而这些远古生物真的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我们身边是否还有它们的影子？根据生物学家们的分析，寒武纪三叶虫的行为可能与今天的虾有点相似，而某些种类的恐龙竟和鸟类具有接近的亲缘关系。那么，李晓静的《古生物》上的投影，是否也是想象的翅膀呢？ 《节肢动物》与《羊》。节肢动物是无脊椎动物，属于动物的原始形态；而羊是哺乳动物，是动物发展的最高级阶段。节肢动物没有坚硬的能附着肌肉的内骨骼，但常有坚硬的外骨骼，用以附着肌肉及保护身体。因此我们在《节肢动物》中看到线条清晰、硬朗的外形。而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的最高等一类，其智力和感觉能力更发达，其皮肤，骨骼，肌肉，消化，呼吸，循环和排泄系统都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其生存条件。与《节肢动物》相比较，《羊》强调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即羊的骨骼是内骨骼，人们一眼是看不到的，只有通过一层层的剖析才能了解。看到这两幅画，不知为何头脑中竟闪现出有些怪异的联想：较原始形态的节肢动物似乎与我们人类钢筋水泥的城市有某种相同之处，而最高级形态的哺乳动物羊却与边界不整但有机的乡村有联系。也许这就是艺术作品把握和显示特殊性中的共性的能力予以我们的启示。李晓静的作品在给予我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使我们浮想联翩。                                                         崔之元　清华大学教授                                                        周小庄　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2007年1月发布《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该指数是由国家环保总局指导，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是国内首个环保指数。此次“民生指数2006”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中国7个地区、28个城市，样本量包括4482名普通居民。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更多对外资收购的关注和忧虑，这篇文章在《报告》发表数月后出炉，并不提供数据和资料，只是为外资收购辩护。题目有点艰涩，看完文章才明白：作者不仅认为外资收购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企业自己反省，中国目前给外资的优惠并不为过，认为国有企业才是垄断者，而且提出“中华民族”有“征服征服者”的“文化能力”来为继续坚持外资收购路线辩护。作者显然预期外资将“入主中原”，但是他毫不担心，他认为既然在历史上中华民族能够用灿烂文化 “反征服征服者”，那么外资企业也迟早会被征服、整合成为中国企业和财富的一部分。这个逻辑当然不正确，也不符合二十世纪的历史，更不符合经济史。作者是一个世界历史和现代历史的硕士生，提出这样的观点，缺乏学者应有的专业精神，后来学子应当以之为鉴。――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编辑小组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他与新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不同，思想要更复杂一些。徐复观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思想介乎于二者之间，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说：他“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且其一生著作等身，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儒家学说研究、中国人性论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以及大量时评。本文所论，是徐复观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徐复观对这一问题虽然缺乏像余英时那样系统的研究，他同梁漱溟一样，只是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在他的问题论域之中，却处处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又是比较丰富的。在他的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双重框架之中，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加以新的阐释的呢？”

面对1918年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山西鼠疫防治过程，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关于中国今后是否存在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在国内讨论过不止一次，而且是有争论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没有战略机遇期了，今后十年主要是战略危险期。他们这么认为不是没有道理，其理由和根据也很多。但是，我还是坚持中国未来十年存在战略机遇期的观点。

2011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社会科学报编写）

"书非书"面世十多年了，其间多有议论、褒贬不一，乃由书法从传统转入当代、人们的审视角度和美学观念多有错位之故。在此，我就自己熟稔的人物和局势谈谈感想，投砾引珠。此文为作者就"书非书"与当代艺术生活--2015杭州国际书法艺术节暨"书非书"文献展学术会议讨论纪要所做按语。

“发达的国家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其基本的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推行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政策，使得赶超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对市场竞争的直接抑制来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效率非常低，导致了各种危机。因此，两相比较特别容易使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引起，而接受了传统范式所作的各种政策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消除政府的干预，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一切问题就可以消弭。这种看法在我国的学界也普遍存在。”

文革与五四。评王尧的《“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该书为文集，收作者1970年代至21世纪文章，选读首章《新技术和家庭劳动》。

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